朱镕基去世引热议 其晚年与习近平关系很微妙
2026 年 8 月 13 日
写在前面 今天整个微博首页几乎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情，就是防疫政策的变化，你说它是讨论也好，争吵也好，都没法否认我们在慢慢走向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自然不好妄议和定义什么，只是觉得“今天”在日后回忆起来，或许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像是一个阶段的将要结束的哨响，时代的晚上。 这样的日子，我们总觉得适合整理，记录，写点属于个人的日记。 所以今晚不写电影了，写日记，我们编辑部的部分成员，把过去3年我们所经历而后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整合成了一篇日记形式的长文，它们大部分都是每个普通人都在经历的一些小事，但对于这三年来说，小事就是历史。 一、检票小哥 2022年11月5日，打车 今天打网约车，司机让我扫一下健康码，我照做，给他看，他问我为啥核酸过期了，我说因为刚做还没那么快显示，他有点微怒，但也只是一边启动车子一边嘟囔，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核酸啊，没核酸不能坐车知道吗？ 我也嘟囔了一句，那那些核酸过期的都不能打车了，是不是再远都只能走路去核酸啊？ 司机突然暴怒，把车直接停在了路中央，朝我喊了一句，对啊！这不是正常的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看我，而是抬头直直盯着后视镜里的我，我吓了一跳，没再敢讲话。 司机当然没错，但我觉得大家都要疯了。 2022年6月27日，被隔离 北京回来，没有去中高风险，但还是被居家隔离了，街道要求物业给我封门，然后物业在我门口贴了个巨大的福字，把门封住了。一种不知道该说温暖还是荒诞的时刻。 2022年6月23日，在北京看电影。 今天去影院看片，结果被电影院赶出来了，原因是我只有在杭州做的24小时内核酸证明，没有在北京做的72小时内核酸，他们只要北京的72小时核酸，不要杭州的24小时核酸，虽然时间更短，但也没有用，不可以进电影院。 我表示不解，因为北京的规定是抵京后24小时后，72小时内，需要再做一次核酸，我理解这个政策，可我此刻才刚出差到北京不到3小时，距离我上一次核酸报告出来刚过13个小时。 我问影院的工作人员，我这样如此短时间重复去做核酸的意义是什么？ 她苦笑了一下，拿着上面发下来的文件对我说，她也不知道，但这就是规定。 2022年3月12日，杭州顺丰短信 今晚写不出稿子的时候，开始翻最近的相册。 有一张西湖的照片，是一周前拍的，当时去了趟杭州的儿童公园，坐了一次只要4块钱的儿童摩天轮，到顶上的时候发现居然能看到西湖，我因为恐高一边抱着中间的柱子，一边举着手机拍远处被太阳照得泛金的湖面。 还有一张牛肉饭的照片，是我看完一部很喜欢的电影后去吃的，那部电影是在日本拍的，出现了好几次日式牛肉饭，看得我很馋很馋，从影院出来就钻进了街拐角的居酒屋，吃得特别香。 还有几张电影院空荡荡的大厅的照片，我拍了发给行业内的朋友，说感觉真的已经没多少人来看电影了，配了一个哭哭的表情。 最后就是一个短信截图，提示我的快递经过了杭州那个有疫情的顺丰快递点，快递有感染风险，让我尽快去核酸。 后面就是一些附近核酸点的地址、电话截图。 然后，就没了。 2021年12月8日，常去的理发店 昨晚半夜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微信，是公司隔壁一家我常去的理发店的理发小哥，发的是一张核酸阴性的截图，后面跟了一句，“最近来过店里的不用担心了，全店阴性”。 我最近一次看到他们店的名字，是在杭州那个最新确诊病例的行程路径表里。 这条微信应该是群发的，我是在那个人到店之前去的，本身也不会有接触，但他还是给我发了，而且自己的名字，年龄，病历号都没打码，看得出慌张。 我问他你们是不是吓坏了，他就回了一个“唉”。 2021年8月3日，疫情航班 昨晚，我回杭州的飞机上出现了一例疑似阳性的病例，就和我隔了两排。 当然，这些信息都是我在今天早上的新闻里才知道的，昨晚被禁止下飞机的那7个小时里，我大概想了有五六种可能，以及对应的五六种结果。 杭州疾控反应很快，我们运气也很好，后半夜的时候空姐声音微颤地在广播里通知我们，两次核酸后，那个人是阴性。全场掌声雷动。 那是我们在飞机上静坐的第7个小时，等来了我想的五六种可能里最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那7个小时依旧还是成为了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次等待，不是病毒如何让我恐惧，而是当疫情第一次离得那么近的无措，以及整架飞机暂时成为隔离区的时候，那种孤岛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短暂重构的恍然。 每个人都不一样，乐观的人像在等开奖，悲观的人像是在等审判。 即使接近凌晨，我周围几乎还是没有人睡觉，大家生怕错过什么消息，反倒是紧挨着那个疑似病例坐的大叔，从头到尾都在闭着眼睛养神，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后排有一个大哥大概是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一直解释说“疫情检查比较严格，放心，结束了我就回来”，但他其实比我离那个疑似病例得更近。 我前排的两个阿姨倒是全程在交流二胎养育经验，顺便还一起吐槽了下家里的男人都不顶用，爷爷和爸爸都不管孩子。 凌晨我困到不行的时候，也是靠着他们中间那个男孩读课文的声音才醒过神来，醒来看到我爸消息，问我到家了吗，我就回了一句“嗯嗯”，而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还有那个引发了这一切的人。 他站起来被疾控带走的时候，眼神没有和任何人相交，就是低头一直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这几百双眼睛里混杂着同情，责备和单纯的目送。 空姐一直在安慰我们没事的，问题不大，但是他们突然多出来的两层口罩和护目镜都在说明这次并不寻常。 出来的时候，我和门口的空姐说了声你们辛苦了，她也回了我一句，你们也辛苦了。那是昨晚最让我想落泪的一段对话。 二、猹 2022年11月3号，被取消的婚礼。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翻开我的计划单，最近停留的一条是11月3日要去山东参加朋友的婚礼。它已经被划了红线，后面标注着：因为疫情取消。 放在整个时代来说，我好像是一个挺幸运的人，我完整地度过了没有疫情的本科四年，经历过周末也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身边没有人被感染过、哪怕只是因为密接被拉到方舱；我喜欢吃的几家店还在，每年假期回去最常约的理发师也在，好像这一切对我的基础生活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我开始计算时间，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还好，这些东西还在。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好像仅仅活在这些具体而简短的时间累积里，已经不敢再做任何长期的计划了，忘记在哪看到的：疫情对个人带来的最大精神伤害是你不再拥有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你不敢对未来有任何确定性的期待。 2022年9月12日，地铁里跳舞的男孩。 这时候深圳还在疫情中，我看着整个深圳的新增人数递增，但我们区已经趋于平稳，于是我买上回学校的动车票提前一天做好核酸结果因为缺失了一天的核酸记录导致我无法进入车站，我在车站外面从中午十一点等到下午三点，记录迟迟不出，没办法，我只能坐地铁回家。 从深圳北站到红岭站的地铁车厢几乎空无一人，途经车站封了好几个，我坐上车，身体前倾趴在行李箱上，整个车厢里只有我和另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生。 车行驶起来，男生站在车厢里突然练起了芭蕾舞步，我趴在行李箱上看着他，报站声、列车的哐当声在舞步里变得遥远而空灵，下车后我发了条朋友圈：此刻，我因为核酸结果迟迟不出被遣回家，而地铁上有个男生在空旷的车厢里练习芭蕾舞步，城市，仅在一个车厢里具象了悲与欢。 那一刻再回忆起来像是动漫场景一样在我眼前浮现，或许可以说它浪漫，但我当时只是感叹，我们的悲欢无人知，它隐藏在这辆行驶在地下的列车里，行驶过漫漫时间。 三、灰白 2022年11月13日，你核酸了吗？ 昨天和朋友约了顿晚饭，聊了些无关紧要的生活闲事，菜还可以，顶上橙绒绒的灯光打在身上，肚腹饱暖，万物涣散，也算惬意。 然后他接了个电话说，可能要出省出一趟差，“明天就要走”，开始说起要如何收拾行李，怎么安排行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脱口说了句，那你做核酸了吗。 也是那一刻我明白，疫情对于我，就是这样一件事物：素日里未必如何剧烈地发生影响，却始终是静静蛰伏的一根刺。甩不脱，拔不去，化成一种共呼吸的默认存在。 这三年就是如此，因为所在的城市防疫氛围还算“正常”，我一直活在一种被保护的侥幸里，还不至于被真实的动乱所击溃。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在屏幕前，对着外面的讯息隔空愤怒。除了关注，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更多的可以做。 我常常会想，大约我的愤怒和悲伤也都没有实际价值，就像我期盼一切能慢慢恢复，如同被上帝拨弄的弹簧终会复位，但眼看各行各业都在以一种缓慢的节奏向灰，向下，远远背离疫情前的预期，这样的期盼似乎也只显出我的虚妄。弹簧原来并不是被拨弄，而是遭了无可逆转的损毁。 在这样的时日里，本就消极的我很少有期待，我能记住的大宗事情也变得异常少，大部分的感受和情绪都被切割成碎片，仅限于当时当刻，这应该也算一个比较大的失去了吧。 2022年6月28日，黄码 我因为买了感冒药而忘了24小时内去核酸，变成黄码，在公司惊慌了一下，想着要马上找地方做，发现打车被限制，最近的核酸点是4公里左右的医院，于是请求朋友帮打了车。 因为我不认路，在医院路标指示的核酸点转了下，没找到地方，因为问路而被保安指引到另一所玻璃房子前。那上面赫然贴着，里面是发烧感冒人群，若进入，须等待核酸结果出才可离开。 无论是理智还是直觉，都没能在此刻指示我该进，还是不。 不进，我是黄码。进，我没有也不该付出时间等待结果。 还是朋友打来电话说，有另一地点可做，还强调了下“最好还是不问医院”。于是我又经过3公里的颠簸，顺利做了核酸，最终在朋友的第3次帮忙下返回公司。 时隔已久，我已无法确切形容当天的心境。能形容的三个词或许是，无措，无依，无所抵抗。 2022年10月29日，回家吧，不用扫了 那晚我心情低落，在回小区的出租车上都不愿看消息，锁了屏，看了一个小时窗外的树。 我住的小区一向管理挺正式，进去刷门禁时，一定要扫码且让保安看过，包括在管控较严时，小区不允许外卖进门，只能一趟趟出门口在桌子上扒拉。保安也盯谁都严，偶尔我进门时口罩没戴齐整，都能听到他轻咳一声，说句“戴好了啊”。 那晚我下车时拎了些东西，手机在包里充电，有些不方便拿，但顾及到这些前情，还是打算拿出来，打开扫码页面。 保安和我隔了好几步，却好像知道了我的举止用意，他摆摆手，替我开了门：“回家吧，就不用扫了。” 我沉默地点头，没有坚持。 我该怎么概括这两件事？我该怎么形容我遇到的突发的动乱，突遭的理解？我不知道。我或许该感激截止目前我依旧活在一种平静之中，不至于太狼狈或太流离。 我或许，该感激。就是这样。 四、芋泥 2022年11月12日，流浪北京。 今天北京的风很大，我居家隔离在室内，感受不到风吹，四面的墙挡住了风，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生命很模糊，关乎个人的快乐与哀愁，变得极其缥缈，且不重要。 这种挫败感，也许归咎于风，也许归咎于墙。答案也不重要。 我正在一位朋友家借宿。这已经是秋天以来我第三次住到朋友家去了，因为回不去宿舍。每次恰在校外的时候，在学校群里看到通报——校内出现阳性病例，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我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请大家保持镇定，不要恐慌。 收到消息后要做什么，也已经形成了一套惯性，联系室友将我的必要用品从学校栏杆处扔出，询问朋友是否可以借住，然后搬去后向社区报备，再居家静等流调电话。 等通知的过程就是在等审判，看落在自己头上的是弹窗还是黄码，是居家还是三天三检，或是被带走集中隔离。 疫情三年，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行程会被取消，住所会突然回不去，想吃的店会突然关闭。 和不确定性相对的，是感官异常的麻木。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不会愤怒了，因为愤怒变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愤怒在萌芽之初便枯萎了。 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会如何变得更糟，无论有多么荒唐，都能戏谑说上一句“倒也正常”。头脑意识似乎已经自动开启了防御机制，被迫学会了幽默意识，就当自己置身于一个规则荒诞的游戏，无法与开发者较真，玩家无论作出什么操作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就只能让自己保持精神稳定，不要以悲壮或难堪的姿态出局。 挨吧，万一能挨得到新天地。 五、黑曜石 2022年年中，县城乌托邦的消失。 我老家在南方，一个长江边上的小县城。早年的唯一交通方式，是轮渡，大桥建成后，汽车又接下交接棒，成了如今唯一的交通方式。 这种会被“城市化”衡量为相对闭塞和落后的地理特点，竟然在21世纪意外地变成一种优势，让这县城成为这几年来一个乌托邦的存在。 而实不相瞒，已经离开那里蜷缩在大城市长达十年的我，头一次带着“县城青年”的身份认同，以近乎骄傲的口吻向外地朋友炫耀着我的乌托邦。 比如，在县城戴口罩出行的人一定会招致路人异样的眼光；即使当地只有稍微大型的两个医院具备核酸检测点，但测核酸也从来不用排队，因为核酸只是离开这里前往大城市的通行证而已；甚至在那时候，社区还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毫不妥协的某些病征还是找着了城池的缝隙，悄悄渗透进来，让我逐渐接受，流感和应激都是会传染的，只是时间快慢问题。父母开始频繁电话让我减少出行，当地八十岁老人也成为接种群体，核酸点的增设，原本就是个位数的电影院开始走向“清零”， “死亡”开始从一种相互慰藉的情绪，变成某种“多亏提醒”的谈资。 2021年4月28日，奶奶去世。 奶奶离世是在凌晨快结束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抵达老家，则是一天快结束的时间。老屋客厅燃着的烛火是在场唯一的光源，在昏暗的环境里，最亮的莫过于家人头顶的粗白布，而我身上最亮的地方，则是还没来得及取下的蓝色口罩。 按照老家习俗，老人在出殡前要在家里停放三天，后辈要连续换守三天三夜，有时两人一起，时而三人。在奶奶的冰棺前，所有人都难得默契地安静坐在一块儿，发愣，回想，沉思。等到老人刚离世时的沉重逐渐平缓成一种空落，我们开始低声谈及奶奶生前的事情，交流彼此两三年没见面的空缺。 但因为永恒的失去而留下的记忆和情绪也是永恒的，三天后的“出殡”就像一场仪式唤醒了所有人的情绪。 奶奶是因为长期的疾病离开的，在此之前一直都由爷爷照顾。在葬礼上，我爷爷一直都头顶白布，来回张罗，还时不时和亲戚念叨，属于他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看到，出殡那天，我爷从奶奶房间里拿出一套崭新的睡衣，按照道士的要求，平整地裹放在奶奶的身体旁边，一边放一边说：“新买的睡衣洗了还没来得及…”，那“来得及”三个字已经呜咽得快听不清了，以至于最后一个“穿”字只剩下口型，我爷连忙抽身转过去擦拭眼睛，因为道士之前说，生人的眼泪不能落在逝者的脸上。 而这些向内向外都能感知到的“沉重的失去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铸就成了一把锁，让我有一份下沉的力量，就更能察觉当下的一种轻飘和虚渺。 “入土为安”早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比起死亡仪式的消失，更糟糕的是，我们好像对“死亡”的整体感知力越来越低下，这三年在一种不明所以的状态力加速乃至省略了对于“生命逝去”原本该有的感情。 人本是由生死组合而成的一体，但现在好像两者被强行拨开了，为了“生”而剥离“死”的做法未免也是一种残忍，这已经不是对于死亡的忌讳了，而是对于生命的漠然。那些数字和事件背后被隐没的“失去感”，其实我们需要的，经由“死亡”而对于生命本身最虔诚的感知。 这至少是我需要的，那把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 ）
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日被架离场，原因众说纷纭，官方声称“身体不适”，一般人则觉得早有预谋，旨在羞辱胡。今天我看到西班牙语媒体ABC International发布的四张照片，觉得差不多真相大白了。 ABC的记者Pablo M. Díez直接以“展示胡锦涛被逐的照片系列 （la secuencia de fotografías que muestra la expulsión de Hu Jintao）”为题，图文并茂记录了胡锦涛被赶走的前因后果，首四张照片捕捉到的画面（四张照片，见链结的网站），更出现于法新社影片拍摄之前。Pablo M. Díez在首两张照片下写了说明文字，极有史料价值，拙译如下： 图一：“习近平左边的胡锦涛，几次触摸一个文件夹。他身旁是政权的三号人物栗战书。（Hu Jintao, a la izquierda de Xi Jinping, toquetea una carpeta con documentos. A su lado está Li Zhanshu, número tres del régimen. ）”照片所示，似是栗战书出手制止胡锦涛翻阅文件夹。但记者用了“toquetea”一字，在西班牙文中，此字不仅含有“触摸（tocar）”意思，更表示“（他）用手反复触摸”，即是说，记者目击胡曾多次触碰面前的文件夹，意味着栗战书曾多次阻止。 图二：“栗战书意图捉紧他的手时，习近平轻轻转身，召唤一名助手。（Mientras Li Zhanshu intenta sujetarle las manos, Xi Jinping se vuelve ligeramente hacia atrás y llama a uno de sus asistentes. ”这句话无比清晰地表明，架走胡锦涛的人员是习近平召来的，而原因并非“身体不适”，而是胡锦涛要从栗战书手上，取回自己的文件夹。 第三、四张照片，显示栗战书已把胡的文件夹抢了过来，用手按在桌面上，不让胡翻开，同时习近平正用手势向工作人员发号施令。 诚然，这四张照片仍留下未解疑团，例如：红色文件夹里面究竟有什么，导致栗战书要阻止他触摸或翻阅呢？如果胡锦涛不能翻看那文件夹，为什么又要刻意摆在他面前？ 然而根据这几张照片，中共官方宣称的“身体不适论”，显然不攻自破。这组照片也解释了法新社影片一些奇怪的细节。片中胡锦涛尝试拿习近平的文件，被习制止，很多人因此认为胡是老糊涂，甚至老人痴呆，错拿了习近平的文件。 但看了ABC记者这几张照片，便知道胡根本不是老人痴呆，只因为他自己的文件夹被栗战书hold住，胡锦涛情急之下，才想夺走习的文件夹看个究竟。胡这下“突袭”是否出乎习的意料之外，不得而知，但“禁止胡锦涛翻看面前的文件夹”，则似乎是栗战书早已收到的“秘密命令”，在场众官，相信不少已心中有数。 尽管有些细节还不清楚，但随着四张照片曝光，我们已越来越有理由相信，这是“习家军”精心设计的表演。想起早前有些“听床师”KOL不停散播胡锦涛把习近平软禁的故事，习近平今次给海外媒体做这场压轴戏，已毫不含糊把各种谣言粉碎了。 习近平大胜，我认为是好事。未来中国，习家军再无制衡力量，也不会有李克强这类开口闭口讲钱钱钱的官，给习近平的中国梦泼冷水。从今以后，中国人一边核酸一边吃草，再一边高谈“理想”，多好！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不要被标题吓着了。 不过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这个词，确实和砸它有关。 那是2005年的3月，我到成都商报实习，顺便也来了解接下来自己将要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某天晚上，和带我的编辑老师一起去温江泡温泉。大家光着身子在那聊天，突然老师们兴奋起来，他们得到一个消息——伊藤被砸了。 一位编辑老师当场说了一个新闻标题出来，“伊藤，伊疼我不疼。” 这个标题当然没有印在报纸上，但是它的确表达了这家商场和成都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1997年，伊藤春熙路店开业，这家日本百货公司正式进驻成都，据说这也是成都第一家外资商场。 过去25年，伊藤始终坚持它的服务理念，保持一个日本商场的标准，坦白说，它始终高于成都人的生活，也引领着成都。 不信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卫生间。现在的IFS和太古里，卫生间装修得都很高级，设施当然没得说，但是却显得高冷——它只彰显自己的财力，而并不真的以人为中心，走进去我常常担心会摔跤或者撞墙。而伊藤的卫生间，考虑的更多是细节，包括小孩和老人的需求。 不久前成都静默的时候，伊藤也是保供企业之一。那些收到来自伊藤蔬菜包的市民，明显更自豪。物品更丰富不说，包装也更好，还有贴心的小纸条。 成都人对伊藤有着复杂的情感。附近有伊藤商场的居民，生活会相对幸福一些。毫无疑问，成都人是喜欢、追捧伊藤的，它也不断开出新店。“逛伊藤”不仅意味买东西，还代表着某种中产身份认同，因为它超市的货物比一般的要贵。 伊藤在中国多个城市有生意，但是成都伊藤的利润是最好的，据说比日本本部还要好。就像它公司注册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它深度融入了成都这个城市。 但是，春熙路的伊藤，又是日资、外资乃至“外部生活”的象征，在2005、2010和2012年，它都曾被爱国人士包围。2005年，我听说是“真砸”了。一位朋友说，2010年的时候他在现场，爱国青年看到伊藤受到警方良好的保护，砸烂了对面一家韩国烧烤的招牌。 现在春熙路店要关门了，它隔壁的伊势丹百货也要关张。一位好友发圈说，她未来一段时间会经常去吃饭，希望大家能够在那里偶遇。她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多人的情感，至少有一部分，发自内心地热爱着日式百货带来的精致生活。 这家店的关门，引发一些过渡的猜测，人们把它和外资撤离中国联系起来。其实，伊藤并没有变，它和百货业整体上一样陷入经营困难，但是撤离春熙路就只是春熙路而已，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它不会撤离成都。 伊藤撤离通告。（网络图片） 换句话说，不是伊藤变了，而是春熙路变了。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城市更新问题。百年商圈春熙路，其实已经凋敝了，这是成都人必须认识的现实。 那里依然是“市中心”，不过真正的中心稍稍往东偏移了一点，现在太古里和IFS，勉强维持了某种繁华。而以伊藤为代表的传统春熙路商圈，风光不再。 你去看一下，那些爱摄影的油腻中年男，都埋伏在太古里，而在春熙路，连一个打望的人都没有。 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总爱这么说，那么，结束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认为过去25年，是成都人学会过“现代生活”的时代。 1997年的成都，其实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城市，但是在盐市口、春熙路一代，必胜客、星巴克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创造了一个“国际生活”场域，而伊藤和伊势丹所代表的日式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现代生活”，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空话。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一位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在某市打拼送外卖，孩子在送进幼儿园之前，她时常把孩子放在麦当劳——相互信任带来的安全感，是都市的本质，而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不是什么供销社，而是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外资企业。 如果选一个商场作为这种价值的代表，在成都无疑就是伊藤洋华堂。就这个意义上说，过去25年伊藤教会了成都人很多，而那些去打砸抢的人，也从反向证明了伊藤的价值：它是一个“中心”，也是某种价值观的代表，伊藤撤离了，以后你们还去哪里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滇池湖畔，景色秀丽的融创文旅城内，有栋用于接待贵宾的会所，名叫国宾府。规格最高的包厢，家具陈设都是意大利品牌，并装配了六七个麦克风。 2020年末，心情低落的乡村教师马老师重回云南。这间包厢内，他和好朋友、融创老板孙宏斌喝酒唱歌到深夜，老泪纵横： 悔不当初。 除了两位老板，包厢当时还有位陪酒人，融创西南区域副总裁、昆明城市总经理王志刚。 王志刚出生在辽宁，顺驰时代就在天津跟着老孙打天下了。2016年，升任重庆嘉德庄园项目总经理的老王，空降春城，担任融创昆明一把手。 融创昆明公司当时刚成立，一穷二白。四年后，王志刚创造了奇迹，融创以241亿元的销售额，成为云南第二大房企。 2020年也是融创西南区域的巅峰，卖掉1000多亿的房子，超越华北，成为融创集团第二大区域。西南区域总裁商羽甚至为接下来的2021年，设下一个雄心勃勃的销售目标： 3000亿。 当时，中国只有8家房企销售额超过了3000亿。 1 今年年初，融创集团第二大区域西南被分为三部分。川渝、云贵单独成立区域，王志刚升任云贵区首。 但他没能像过去那样，再次创造奇迹。 10月25日，融创集团高级副总裁时宇跟随执行总裁马志霞前往昆明。在那里，他接过了云贵区域头把交椅。王志刚随后会调任北京，协助马志霞在集团工作。 今年前九个月，融创整个集团的销售额是1433亿，同比下降了8成多。这其中，曾经要冲3000亿的西南区域，川渝区域销售额60来亿，云贵区域的销售额是30来亿。 云贵山沟里的文旅项目太难卖了。员工们的工资发不出来，且这些项目大都是合作项目，王志刚背负巨大压力。 集团这时派来了时宇，稳定军心，处理问题。 许多人认为，融创的滑铁卢是百亿收购彰泰。但我之前就写过，收购彰泰的资金大头来自境外财团华平，对融创自身现金流伤害很小。 融创真正的隐患，在2019年底，从云南城投手中接手环球时，就埋下了。 2019年创造了百亿销售额的昆明融创文旅城，是老孙从王健林那里摘来的果实。吃到了文旅甜头的老孙，开始往文旅行业大踏步地前进了。收购的成都环球世纪和成都环球会展2390万方的可售货值，都分布在西南区域。 百亿交易之外，融创也在加强和当地民企合作。这里有在大理、昆明有大量土地的云南实力集团；有云南最有名的土地一级开发商云安，仅双方在普洱合作开发的国际健康城项目，就占地八千多亩；还有红河州的项目合作方，公司老板号称： 红河半山。 很多人都好奇过，为什么老孙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找到当地最好的资源。这离不开孙宏斌的个人魅力。 融创员工说，董事长每到一地见领导，不管职位大小都是亲自出面接见。随后才是商羽、王志刚等高管负责签订协议。 西安朋友讲过一个更典型的故事。孙宏斌去西安考察项目时，曾亲自陪当地村长喝酒。手下有点看不过去，提醒他只需要见这位村长一次，以后应该都见不到了，没必要那么给面子。孙宏斌回答： 正因为只见一次，才要这样。 2 2020年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之前的几个月，王志刚陪着马老师、老孙以及邓鸿在云南见了很多村长，看了很多项目。 在滇池西岸，融创打算用湖畔大学勾下近两万亩的小镇土地。在弥勒市，融创签约了太平湖和甸溪河两个文旅项目…… 原本这份投资计划规模高达数百亿，如果最后成功，融创增加土储的计量单位，要从平方米换成平方公里。 孙宏斌在西南倾注了很多心血。整个2020年，老孙在西南区域： 待了91天，去了70多次。 随着马老师一场“醉话”，这些都变成负担。老马重回云南后，在昆明大醉三天。 现在回看融创并购环球那份价值152亿的收购方案，除了近2400万方的可售面积，还有大约3600万方已签订协议，还未履行正式土地出让手续的潜在货值。 这些土地加起来，大概相当于72个故宫。 邓鸿拿地秘诀简单。就是对当地城府承诺大规模配建：博物馆、商业、产业园等等。融创接手后发现，很多项目住宅已经卖光了，就剩下这些不计成本的承诺了。 市场上行时，这些问题或许不太大。但一旦下行，文旅游戏基本玩不下去了。 2021年4月，云南置地公司总经理吕锋在昆明召开了一次季度营销会。会上他拿出了一堆困难项目，让大家做头脑风暴。 打开名单一看，基本都是合作的文旅项目。很多土地稀里糊涂，甚至连规划都有问题。 更直接的成本，是规划问题带来的环保风暴。云南城投的领导评价，邓鸿的项目都在风景很好的地方，容易出问题。 后来的滇池南湾五渔邨小镇、黑龙滩项目、三岔湖项目，都出了一些问题。融创地方大员们，怨声载道很久。孙宏斌去和当地官员沟通，甚至在酒桌上跟对方吵起来了。 后来，云南一位融创高管给我描述过手中的项目： 拆了一个，剩下的都可以扔进垃圾桶。 据说西南区域拆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个区域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文旅项目。 坑总要一步步填下去。最近两三个月，融创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梳理邓鸿的项目，将其剥离出融创西南，挪进邓鸿担任董事长的环球融创。 3 融创暴雷后，这半年很少听到孙宏斌的消息了。 连在东直门集团总部工作的员工，也极少能见到他。每个月只有个把次见到一楼有一台电梯不开了，保安从两个变成三个。大家才知道，老板来了。 这个月12号，很久未现踪迹的孙宏斌出现集团总部。他和华融、中信信托、上海浦发银行签订框架协议，要拯救融创箱底最好资产之一： 上海董家渡项目。 董家渡在外滩最好的位置，还有几乎三分之二没有资金开发，项目二手房已涨到25万一平了。 一旦外滩壹号院能开发，融创肯定能获得一大笔资金。不过协议过后，进展一般。融创的几家合作方，正就利益分配问题扯皮。 融创另一个箱底资产，就是东四环的泛海国际一号地了。大概有10万方的住宅，传说开盘单价不会超过13万。 现在泛海国际最差的二手房源，都能卖到12万。项目一旦开盘，应该会秒光。 但项目开盘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售楼处和样板间都建好了。北京的房地产项目现在有施工许可就能很快拿到预售许可。但泛海的问题，就卡在项目签约的施工方身上。 据说融创在其他项目还拖欠这家央企施工方数十亿款项，对方要求融创直接用泛海项目的房子抵债。急于获取现金流的融创，不同意。 虽然中央不断有楼市的利好政策出来，保交付不保房企的方针，让融创和其他暴雷房企一样，自救举步维艰。 现在，融创账上一堆烂尾项目。只有有后续土地或货值可以抵押，才能得到国开行的低息贷款，且只能各地政府向上申报。 放款后，也要受项目、银行、政府平台、施工单位等五方监督，每一分钱都不可能被挪用。 其他质地比较差的项目，只能慢慢等待。 最近，华融信托发现，自己和融创共同保管，存放武汉塔子湖项目章证照等物品的保险柜打不开了。芯锁被换，监管账户11.4亿资金被划走。 中融信托是项目资金方，拥有项目公司9成股份。他们马上报警，查封了融创10%的股权和项目剩余的一千多套房子。 其实11.4亿监管资金，有11.2亿多都划转进了武汉政府设立的项目专户，融创只转给了自己1343万。 为了这1000多万，曾经“不知道钱从哪来”的融创，亲自动手换锁芯了。 国产商战剧中常用的情节是窃听、争夺股权、官商勾结。实际上商战到最后只有一种： 抢公章。 4 2021年初，融创集团总部向孙宏斌提交了一份市场预期研判，整体基调谨慎且悲观。 看完研判后，孙宏斌要求将2021年的年度目标定到7000亿，并将这一点写进内部报告。 内部都知道，7000亿是老孙的保守数字，内部最激进的目标是一万亿。而之前一年，融创销售额是5753亿。 所以孙宏斌当时前往上海区域开会时，直接告诉下属： 拿地、拿地、拿地…… 所以后来才有了西南、华北在去年首批次集中供地时的疯狂。 融创危机爆发后，老孙将责任归咎于西南区首商羽和华北区域的迟迅。俩人一位被老孙当众指责，一位离开了西南区首的职位。 商羽后来在集团的头衔是负责投资工作的执行总裁，只不过他一天也没有去过。 这位跟了孙宏斌20多年的老兄弟，去了美国。本来融创内部认为，只有43岁的他，是有可能要当接班人的。 这一年，融创的多元化板块也陷入停滞。 去年，融创集团人力负责人薛雯被调往康养板块，当时康养板块大概有44个项目，其中30个是政府要求或项目配套，真正的产业布局很少，基本都是为拿地而存在的。 薛雯去年招了七八个手下。但今年这些人很多都离开了，现在融创内部通讯录已经查不到康养部门了。 文化板块投资的《四海》、《长空之王》先后亏损和撤档，融创文化集团不得不从原先的办公地点融科望京中心退租，搬到了融创总部工作。老孙的儿子孙喆一基本每天都去上班。 经历了暴雷前一年多的冲突、质疑和决裂，在这忽然销匿的半年里，孙宏斌修行到了什么，可能永远只有自己知道。 以前闲下来的时候，这位传奇商人喜欢跟大家一块追热播剧，夜宵，喝酒到天明。 暴雷后，老孙也努力过，他基本绕开汪孟德领导的投发部门，自己在谈引进战投。 很多国央企开发商和融创谈过，都没什么后续。上一次季度会，老孙告诉大家会有一家非地产主业的国企要进来： 用大约200亿资金收购融创部分股权。 这只是一种可能。因为直到今天，地产股还没有跌到底。半年前四块的旭辉，现在每股五毛。上个月股价还接近三十块的龙湖，今天只值13块。 2020年的前四十强房企，今年已经有23家违约，32家失去了融资能力。27家民企只剩两家还能正常融资，连金地、绿地这种半国企都负面缠身了。 孙宏斌能做的就是通过这点希望，把大家团结起来，人心不能散。调高层的时宇去云贵，也有给员工打打气的意思。 这半年，他似乎和手下和解，和自己和解，就像顺驰的后期。 融创正打算从东南区域开始，尝试做代建业务。目的不是为赚多少钱，而是要给还留下的老人们找点事情做。团队不能散了。 前段时间，沉寂很久的迟迅突然活跃起来，号召华北的手下们管管事。 商羽也出现在了国庆节前重庆一场美术展览上。他跟在邓鸿身边，头衔是四川壹号坊公司总裁。 这家公司属于融创西南公司，负责卖老孙喜欢的恒昌烧坊酒。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虽然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好的方面更多，比如总有网友能发现不同的内幕，从而可以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比如就在前两天，又有网友发现了前苏联在芯片方面落败的内幕了。 历史已经证明，在芯片方面，前苏联完败于美国，由此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沿着这个问题，网友开始寻根问底了。 其实说起来，在芯片方面，前苏联的起步优势比美国要大。 前苏联之所以有起步优势，是因为有美英等国科学家的帮助。 结果前苏联搞出的第一台电脑比美国要强多了。 但在关键的一着棋上，前苏联走岔了，他们着力于军用，而没有考虑民用。 更何况，还有赫氏的指示。 这个决定在前苏联的科研人员中，有广泛的支持者基础。 而前苏联的科研人员是有私心的。 明知道前方是死胡同，也只能先顾眼下。 在这一点上，其实美国当初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他们避开了。 美国的芯片科研界必须为市场和普通消费者服务。 于是美国人们最先拥有了晶体管收音机。 一年就卖了十万台。 这样一来，晶体管的研究算是在美国站稳脚根，并且站上风口了。 于是就因为这一步，美国在芯片方面开始慢慢与前苏联拉开距离了。 不过前苏联的科研人员也不在乎这个，因为发工资的人不同。 事实上，前苏联方面也不是没有能人，比如勃氏。 心意是好的，但没想到事与愿违。 由此前苏联的芯片科研人员走上了一条歪门邪道的路。 甚至出现了这样荒唐的事情。 而且前苏联的芯片行业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无解的。 美国的芯片是有着足够应用场景的，而苏联缺乏这方面的条件，因为消费能力不足。 于是前苏联又走上了另一条路。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 当然，前苏联科研人员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比如三进制电脑。 可是研发出来后，没人用，于是最后也只能束之高阁。 说到底，造成这一切的差别就是市场，美国有这个，而前苏联没有这个。 是否有市场，这个差别就太大了，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大。 而在是否尊重市场这个问题上，背后还是那个根本性问题：是否尊重人的本身需求。 只有消费者能自由选择了，市场才是有活力的。 研究者才能自由的去思考，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思维。 技术才能更快被催熟，因为大多数人的需要，就是最强劲的动力。 这才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正确的方向。 顺其自然，不去强求，尊重人们本身的需求，那一切技术都是大有可为的。 我相信，前苏联在芯片方面的落败历史，应该能给现在的我们一切启发，从而让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也少做一些无用功。 毕竟芯片是很耗钱的事，能够尊重客观规律，能够少交一些学费，都是对历史对后人的最好交待。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些思考，与朋友们分享一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联时空”，作者：晖思）
鹤岗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网红小城市，一个乌托邦式的泡沫，或者自我欺骗。 最新靠这个城市走红的是一个年轻女孩。花一万五买一套房，4万块装修，每个月花一千块请一个保姆，过上了“理想生活”。 对生活在北上广深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生活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核心是“真正拥有了自己”——一套房，完全不用做家务，只需要花很少的钱。 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个女孩表达了她的自豪：自己本来就是“社恐”，平常也不喜欢和人玩，工作是画画，目前靠画画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多。在鹤岗的小房子里，她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阿姨会过来做家务。 在视频网站上，“生活在鹤岗”已经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他们全部都很幸福，当然都是在视频中，而且是在短视频中。“短”是关键，我猜，没有谁可以真正在当地生活下去，过上一两年。 鹤岗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花一点点钱，就实现北上广不能实现的买房梦想；不受资本家剥削，也没有996，因为根本不用上班；远离父母和原生家庭，也没有社交带来的困扰，真正治好了内耗。 当然，这样的生活，并非没有代价。不管如何，你得有10万块钱，花几万块钱买房，再花几万块钱在那里生活。那里没有真正的就业机会，因为当地人连一个月3000块都挣不到，年轻人都跑到外地去打工。 有迹象表明，那里正在创造出某种“新经济”。鹤岗没有星巴克，但是已经有一家咖啡馆，美式咖啡和拿铁都卖到30元一杯，这不是为当地人服务的，而是瞄准了带着10万元来鹤岗的年轻人。 这有点像20年前的大理和丽江。所不同的是，大理丽江提供的是“美好的大自然”（苍山洱海、玉龙雪山），是古城这样的异域风情，而鹤岗则是“工业废墟”，那里曾经是一个工业城市，现在则从繁华跌落了。 大城市的青年当然不可能消费或者拥有当地的工业遗产，他们去到那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它房价最便宜。 网络图片 在房地产经济的语境下，房价最便宜几乎等于“毫无希望”。或许这正是鹤岗真正的意义所在。 我们无法用当下的主流眼光来看那些“逃到鹤岗”的人。在那里买房，有没有升值空间？小孩读书怎么办？有没有好的医疗资源？——这种“世界观”，是过去二十年城市化塑造出来的，把生命看成一种资源，把自我看成商品，期待“自我”升值，其内核是一种连续性的时间观。 他们去鹤岗，恰恰是想从这种价值观中逃离出来，要逃得干干净净，什么新一线、准一线城市，都不够彻底，而是要逃到“城市之外”。当然，他们不会逃往不适宜人生活的荒漠或者高原，他们离不开“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需要电、网络和马桶，甚至需要保姆。 他们渴望的，仍然是都市。 现实中的都市，已经高不可攀，而鹤岗则满足了这种想象：它是反都市的“都市”，它既是城市（过去的工业繁荣），又不是城市（没有发展和希望），它甚至不像大理那样可以成为“诗和远方”。大理式的梦想，是属于文艺青年的，说到底它依然是一种“梦想”，而鹤岗则是“反梦想”，只有物理意义的“远方”，没有诗。 它是一个“治疗中心”。人们带着在大城市受的伤，花几万块钱去鹤岗住上一段时间，而且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在最初的视频里，人们尽情表达自己的幸福，但这个幸福可能和鹤岗无关，而是和“逃离”有关。 只有活在一种对比中，鹤岗才是有价值的。“鹤岗式”生活的悖论在于，你在那里，不能产生“世俗的”希望。你想房子升值，想找一个好工作，想“融入社会”，想去创造，鹤岗的魅力就消失殆尽。你只有保持着绝望感，带着对大城市和自己过往生活的批判，才能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真的根除希望、困惑、欲望、压力和挫折，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鹤岗不是庇护所，也不是现实的飞地。想一想，它可能就是另一个汝州——一个14岁女孩被隔离后发烧无法送医而死亡，家长也无法发出声音的小城——它也会有种种小城市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01 一些老外离开了中国，国内的奢华酒店公寓出现了大片空置。 最近，“公寓界天花板“上海宝格丽公寓开始寻求转让，据港股公司华侨城（亚洲）披露，该公司旗下非全资附属公司华侨城上海置地计划于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出售上海首驰企业51%股权。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首驰企业旗下最值钱的物业就是上海闸北区苏河湾区域的133套宝格丽公寓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此公寓为中国首家宝格丽公寓，华侨城（亚洲）为其标底价约5.85亿元。 对于此次出售，华侨城董事会官方说法是出售可令集团实现较好的投资收益，盘活集团的存量资产及加速集团的资本周转。 但从实际操作来看，虽然账上不差钱，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这半年华侨城一直在寻求将旗下一些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及时“变现“。 根据华侨城亚洲发布的消息，持有上海宝格丽公寓的上海首驰 2020 年、2021 年以及2022 年前八月除税后亏损分别为5071.9 万元、5235.1万元及3695.3 万元，累计亏损超过1.4亿元。 如果从上海宝格丽公寓目前的出租率来看，今年上半年，宝格丽公寓月均出租率为57%，大概有一半是空着的。 华侨城2019年为上海宝格丽公寓剪彩时，恐怕也没有预料到烫金地段如此低的入住率以及开业后的连年亏损。 毕竟如果你不太了解上海宝格丽公寓，只需要记住几个关键词：月租金6.5-15万元，意大利国家级珠宝设计师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设计，与明星、世界500强外籍高管为邻。 但遗憾的是，继米兰、巴厘岛、伦敦之后，宝格丽在全球第四家宝格丽公寓的光环也没能让上海宝格丽公寓的经营业绩增色。 不仅上海宝格丽公寓，第一太平戴维斯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上海一手高端酒店公寓市场无新增供应入市，一手高端酒店公寓租赁环比下跌66.0%，同比下降66.5%。 其中高净值、外籍人士受近期封控及经济形势影响较大，因而高端酒店公寓住宅市场波动较大。 此种背景下，华侨城选择将上海首驰51%的股权出让。在转让后，华侨城持有上海首驰的股权将仅剩 49%，其将不再是华侨城附属公司。 02 国内高端品牌酒店公寓遇冷与外籍人士在国内的减少有关。 2000年初，品牌服务公寓跟着外企来到中国，其本质是酒店性质的物业，但却融合了家庭特色，随后嘉里、奥克伍德、雅诗阁等集团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纷纷布局，受到外籍高管、使馆高阶人员青睐，迅速成为酒店行业的新型增长点。 旅界不完全统计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品牌公寓，从 1992年至今，14 个城市 12 个品牌陆续建了上海宝格丽公寓、北京紫檀万豪行政公寓、北京阿玛尼城市公寓、丽江瑞吉别墅等 42 座间品牌酒店公寓，其中 24 座在过去数年内建成。 与高端品牌酒店公寓快速发展同步的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外企数量进入 1990 年代以后开始快速增长，到 2005 年达到高点。之后数量没有增加，但雇佣的人数翻了翻了五六倍，1999 年外企从业人员 306 万人，到 2013 年达到顶峰 1566 万人。 那个时候酒店公寓主要是给外派来的外企员工居住，多家 500 强公司已经能给外派到北京的外籍高管开出每月 2-5 万元住房补贴。 北京东直门、国贸等核心段的雅诗阁公寓、瑞吉公寓、凯宾斯基等早期几乎都是外企人员居住。也不只是高管待遇，被微软从外地挖来亚洲研究院的软件工程师，很多都在雅诗阁开在海淀的盛捷服务公寓住过一个月过渡。 但外企在中国已经大不如前。 外企人力资源机构万宝盛华的雇佣前景调查报告显示，从 2010 年开始外企的就业景气指数不断下降。2010 年第四季度时，外企的雇佣前景指数是 50% 以上，到 2018 年一季时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 9%。 受近三年疫情影响，公开资料显示，去年非中国籍人员出入境人次相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降低了95.4%，众多外籍高管因为隔离等诸多原因不再愿意前往中国。 据中国欧盟商会的估计，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半数在华外国人离开中国，该商会的调查还显示，74%受访者认为新冠清零影响人员招聘，难以留住外籍高技能员工，33%受访者表示高级经理和关键人员拒绝在中国的工作机会。 另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认为封城使中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像苹果这样曾经在中国市场所向披靡的公司也预计中国销售额将大幅下降，一些欧美公司开始考虑将部分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 在华外国人这波“返乡”潮的出现，以及国企反腐、私企开源节流，导致国内高端品牌酒店公寓丧失了一部分重要客源群体。 以上海宝格丽公寓为例，即使费用涵盖了物业管理费、每周三次客房打扫、每周二次布草换洗、无线高速网络、数字电视、全套定制家具、全套Miele电器、全屋新风系统、全屋软水净化系统、高端酒店床品等服务，单纯依赖本土客群也很难支撑起如此高昂租金的品牌公寓。 上海宝格丽公寓欲寻到优质“接盘侠“，或许还需等到国内出入境政策限制进一步放开以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旅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