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2026 年 8 月 12 日
怎麼可以把孩子教育這麼嚴肅這麼干係一輩子的事情，置於一個充滿疑問和風險性的討論中。這是一種負責任的人生規劃么？ 今天，又看到一則留學斷供的非虛構文章：《破產家庭的留學生，看到真實世界》。 我轉到一個小群里，好友幽幽地來了一句：每日負能量。 幾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孩子們並未做好自立的準備，便被拋入真實的世界」。 加大聖迭戈分校大二女生曾經和閨蜜四處度假，不計金錢，只為體驗感，「900多刀一晚的酒店連續住一周，窗外是望不到頭的花園，客廳內放一台古典鋼琴，每天的下午茶送到卧室」，經營K12教育的母親破產後，她每天晚上都在哭，「掐著下午兩點只吃一頓飯，餓了就去星巴克門口聞聞咖啡味兒，也在學校領過快要過期的蔬菜」。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大二女生陳婕曾經每個月都要買2-3個新款名牌包，有時碰到喜歡的會all in，母親參與的投資項目崩盤後，學費也虧完了，陳婕被迫選擇了回國，還去了趟奢侈品回收店，賣掉了十幾個包包，湊了20多萬元維持日常生活。 何野的父親曾經有4個工廠，現在只有一家在盈利，疫情三年虧掉的錢夠他在波士頓讀十多年書，但他還是選擇繼續在美國讀二碩，現在他剔除一切額外開銷，全部自己做飯，從線上輔導老師到亞馬遜代購他都干過，最終在一家美國中餐廳找到了生存之道。 01 留學斷供，不是一個新話題，這一年多，已經來回在社交媒體上熱議了很多次。 但現在的新問題有兩個： 其一，留學斷供不再是一個曇花一現的現象，大有成為一個長盛不衰「元話題」的趨勢； 其二，留學斷供曾經是小概率事件，多少可以滿足大眾的獵奇心理，哪怕對留學生家庭而言，也是一個與己無關的話題，但現今留學斷供正在蔓延中，成為「全民話題」。 以上那篇文章提到的三個「破產」家庭，基本都沒有犯下什麼過於離譜的失誤，不是賭博，不是吸毒，不是犯罪；要麼是所處行業爆雷，要麼是投資失誤，要麼是行業為疫情所累，都是這些年高級中產或准富豪家庭的常規踩雷處，每個案例背後都是無數近似的家庭悲劇。 留學斷供不再是段子，不再是小概率，不再需要家庭犯下愚蠢的錯誤。可以這麼說，很多家庭都嚴重低估了留學斷供的風險。 現今，在城市的中產以上有娃家庭，基本都有留學的規劃。中國這麼多年波瀾壯闊的經濟擴張期，以及以往的經驗，都讓他們將孩子留學越來越當作一種「常規消費」。 但風險卻在暗流涌動。 02 中國式留學的特殊性在於，它的砸錢周期在這些年間越拉越長。 二十年前，中國人自費留學也就是一個研究生，美國兩年，英國一年，多快好省，準備一兩年的錢即可；退一步說，就算事到臨頭到時候沒錢了，也是個本科畢業，可以隨時就業，沒有多少沉沒的機會成本。 但現在的問題是，留學成為中國教育競爭中最卷的一部分。最誇張的一群人是，從幼兒園階段就開始接受月均一萬元左右的國際教育，一路卷到雙語小學雙語初中；到了高中階段，有條件的直接出國，條件不成熟的本科再出去。 你可以算算，這一路要花多少錢，至少幾百萬元吧，至於究竟是「幾」，豐儉由人。 有人說了，為啥不能之前都上著免費的公立教育，到了本科階段直接出國不就行了。這當然行，但之所以有「卷」這個字，就意味著競爭無限前移，在此種拼刺刀的邏輯中：只有上了好的雙語幼兒園，才能上好的雙語小學，才能好的雙語初中… 更富貴的邏輯是：只有早點去國外讀當地一流私立初中，才可以取得進入一流私立高中的先發優勢，才可以取得國外一流大學的先發優勢…… 這邏輯對不對，如果不考慮錢的話，太對了。而問題就是這邏輯太對了，才引得無數家庭一擲千金。這就好比你找了起步價六位數的留學規劃師，錢花了，效果基本比不找更好，所以很多人找了。 所謂的留學卷國際教育卷，恰恰不是因為交智商稅的問題，而是花大錢卷是有效果，甚至有奇效的。 也因此，留學競爭基本是一條單行道，你上了這條船，就很難中途下船，如果錢花完了被迫下船，不僅之前花的錢都打水漂了，更痛苦的在於，你會發現被迫下船重回公立教育的孩子，在應試教育上遠不如一直在公立教育卷的新同學。 很多慣於紙上談兵的人又會說了：「國外不是有獎學金嗎？孩子留學家裡不一定花錢啊？」這樣的認知根本就不配參與這場討論，請不要把這種小概率的事納入公共討論。 還有人會說：「我家有幾套房，到時候沒錢大不了賣房!」我先給你扣個大帽子：房住不炒。 你怎麼知道，等你孩子要花大錢時，你的房子跌不跌價，賣不賣得出去，有沒有流動性？另外，房產稅了解下。 當然，我這裡不想對房價作出任何預測，房價也不是一定會跌。這裡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你怎麼可以把孩子教育這麼嚴肅這麼干係一輩子的事情，置於一個充滿疑問和風險性的討論中。這是一種負責任的人生規劃嗎？ 你總不能說，孩子讀了一半雙語學校或留了一半學，交下年學費時，你的房子沒賣掉，就不讀了？這是不是太兒戲了。 問題是，很多口口聲聲重視教育的中產家長，在留學這個事情上，就是這麼兒戲。 03 留學好不好，非常好，甚至可以這麼說，不考慮錢的話，這個時代的留學必要性迫切性只會更強。 在這個問題上，我非常同意那些心心念念要讓孩子留學的家長。 但你們可以不要那麼兒戲，更有前瞻性，做得準備更充分一些么？以及，降低一些預期。 我沒有任何勸人不留學的意思，但我想提一系列相互纏繞的「改良」方案，聽不聽，在你。 第一，重新評估自己的收入與資產狀況。 你現在的收入或許不錯，但你可以根據自己行業的特性評估下，未來你降薪或失業的可能性大不？ 如果家裡就你一人上班，而且所處行業符合35歲收入遞減定律，我至少可以勸你，你們家不適用於低齡留學或從小接受國際教育。 如果你覺得可以，你可以一個人瘋，別害了配偶和孩子，真的。 至於房子，國內的房子，之前說了，不能成為你自信的來源。 或者這麼說，中國式留學不是一個可以單純依靠「即期收入」說事的特殊領域，沒有良好的資產結構，只依賴於你曾經或現在的高收入，來為周期動輒十年的留學規劃買單，在投資專業上，這近似於「短債長投」，誰能保證你將來降不降薪，失不失業。 第二，重新評估留學費用。 這個問題不適合展開，但你做規劃時，特別是孩子還小做長期規劃時，可不可以把匯率的空間算大一點。我不是說人民幣一定會跌，但如果人民幣貶值到某個幅度，你就負擔不了這筆留學支出，我勸你重新規劃，要麼縮短留學時長，要麼挑個更便宜的國家，別拿孩子的明天賭匯率。 一個更現實的費用風險是，很多國家，比如美國和英國，學費都是年年漲的，五年後或十年後學費多少錢，大致空間可以預估出來。如果你不願意預估，只能說你怕，怕面對根本沒做好準備的自己。 第三，改善資產結構。 什麼是適合留學規劃的資產結構？ 請注意，我沒說「好「，只說「適合留學」。 這個問題過於複雜，我只能說一個基礎的，你可以每年把國家給予你的外匯額度用足，存到國內外銀行里。 至於存多少錢，存上你打算的留學周期一半的學費生活費。這話可能有些複雜，簡單說就是，你打算上四年本科，就存上兩年學費生活費，打算高中和碩士也在國外上，再加上個兩三年。 有人又說了，我的人民幣存在國內可以理財可以炒股啊，幹嘛要換成外匯放在銀行里生灰？ 你既然這麼愛賺錢，就繼續賺吧，賺錢了讓孩子繼續留學，虧錢了讓孩子留學一半回國就業，你覺得這樣可以接受就行。 第四，節省子彈，降低預期。 這是最關鍵最關鍵的一點。 什麼叫降低預期？首先你得想清楚，上英國G5上美國常青藤這些國際名校是需要高額成本的，如果你沒有此等實力，趁早收起妄念，停止留學卷。 如果只是想留學，又缺乏高確定性的資產做支撐，我勸你還是立足於本科留學吧。上個公立幼兒園小學中學，平日多補點英文課，到時候能申請到啥學校就啥學校吧。 提前卷很有效，但你首先得接受這種「不公平」，誰讓你錢不夠呢；其次是，先力保留學再說，上什麼學校倒是其次了。 如果你子彈有限，留到最關鍵的時候再發射吧。最荒誕的是什麼：你中學階段就把子彈打光了，又發現後勤跟不上（賺不到更多的錢），就只能被迫放棄留學了。 提前卷，只適合極少數的家庭。坦白說，這並不適合大部分中產。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賭博行為。 04 可以做點總結。 如果現在你家已經在上國內高中，恭喜你，你的留學規劃已成功了一大半，提前準備兩年大學學費即可。 風險最大的是現在孩子正在上小學，上初中的家庭，真的要好重新評估教育路線了。 武斷地說幾句吧，如果孩子即將上小學，只是家裡沒礦的高級中產，千萬別走雙語教育路線，好好的上公立吧，子彈留給未來。提前卷只適合富豪家庭；同理，如果孩子正在上公立小學，打算上雙語初中，趁早打消念頭。 如果孩子已經上了雙語小學或初中，那也只有頂硬上了。能不參加的夏令營特別是去國外的夏令營就別去，一些高價的課外補課趁早停止，總之一句話：省錢，來日方長。 更不要說，留學不等於英美澳加，還有法國德國這些廉價留學地。 千萬別倒在黎明前的一刻。 收入預期在變，匯率預期在變，資產預期在變，什麼都在變，你憑什麼認為：動輒十年的留學規劃不用變呢？ 曾幾何時，一兩代人無意中抓住了時代的風口，將風險變成了我們的朋友，但這是運氣這是時代的饋贈，如果你不想把這份饋贈連本帶利的還給時代，請調整人生規劃。 別讓留學夢和孩子成為代價。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突然被拋入殘酷的世界 當被問到為什麼需要這份時薪18刀的辦公室助理兼職時，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大二學生鄭靈璐沒有猶豫，回答，「My mom got a bankruptcy, so I do need money to support my life.」（我的母親破產了，我需要這些錢來支撐我的生活）這是第三輪面試了，她必須要得到這份工作。 一整個月，她都在反覆面試學校里的兼職。受挫是家常便飯，一次她在圖書館的研討室裡面試，預定的半小時結束後，後面的人敲門把她趕了出來，她只能抱著電腦向外走，走廊很吵，她什麼也聽不見，只能胡亂應付，對面的人皺了下眉，後面的細節她記不清了，「反正最後這份工作黃了」。 之前的生活彷彿一個漫長的夢。母親的生意遭受危機前，鄭靈璐最享受的就是和閨蜜四處度假，不計金錢，只為體驗感。洛杉磯大熊湖旁租的小木屋，圍在壁爐前過聖誕，900多刀一晚的酒店連續住一周，窗外是望不到頭的花園，客廳內放一台古典鋼琴，每天的下午茶送到卧室。當然，母親每次都會給額外報銷。 現在，她必須拒絕好友的出遊邀請，「大概存一年的錢才能和她出去玩一次吧」。 對一些留學生而言，「斷供」來得猝不及防。他們的父母大多乘著時代紅利白手起家，邁入中產。他們的子女得以走出國門，接受教育——當然，不必像早年留學生那樣勤工儉學，永遠為生計發愁。他們的賬戶上會每個月定期出現不菲的生活費，就連留學的目的也說得沒那麼功利性，「出去看看，開闊視野。」近幾年，他們的父母在時代的浪潮中頻頻遇險，賬戶上的金錢變少了，甚至沒有了，而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孩子們並未做好自立的準備，便被拋入真實的世界。 鄭靈璐的母親曾在一座二線城市經營5所K12教育（被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採用，涵蓋幼兒園到高中全年級的教育體系）學校。疫情初始，禁止線下聚集，很多家長選擇退課，但工資房租得照付，家裡開始虧錢，母親讓她別擔心，「等到疫情結束會好的」。第二年，「沒給任何緩衝時間」，教培行業風向變了。母親做了備選，投資了一些實體餐飲，「但你知道的，又賠了很多錢」。 之前，母親曾給她存下幾百萬留學和創業的錢，最初是「創業的錢沒了，但留學錢應該還有」，直到有一天，母親打電話來大哭，「所有的店必須關掉」，並向她解釋，如果申請破產，未來可能坐飛機都不行，母親選擇註銷企業，所有損失由個人承擔，包括賠付許多十幾年的老員工。一眨眼，供她讀書可能需要賣掉最後一套自住的老房子以及動用養老金。掛下電話，這個20歲的女孩手指在顫抖，加州的小木屋再也不會有了，家裡尚能承擔學費，生活費砍半。 破產似乎是一夜之間的事，但若仔細回想，一切早有預兆。去年年初，英國格拉斯哥的大二下學期剛剛開始，陳婕例行和母親通話，電話那端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家裡的經濟不行了，要有個心理準備」，她感覺自己頭腦空白，無法思考，掛電話後愣了一會兒，完全無法接受。 母親做金融諮詢，平常也會炒點股，在陳婕印象中生意一直不錯，還專門給她開了200萬的留學賬戶。但問題出在投資失誤，抱著試試的心態，母親被熟人拉進了資金盤，結果越投越多，甚至把留學的錢也投進去了。崩盤那一刻，以傳銷定罪，所有的錢上繳，國內抓到3個人，剩下的全跑緬甸，受害者都只能自認倒霉，家裡破產了。 有段時間，陳婕感覺母親賺得特別多，生活費也高了，但她不懂金融，以為只是投資的產品回報率高，現在想想，「哪有這麼容易賺的錢呢？」 何野家裡的四個工廠主要做加工，通常是先付定金，交貨後付清尾款，因此要墊付很多材料費。去年疫情期間遭遇限電，規定只能特定時間開工，或者乾脆不給開工，從5月份起，很多訂單只能退款，出現負支出，現金流收緊，但還能負擔他即將開始的研究生學費和生活費。 八月初，他同時準備國內秋招，收到第一份工作offer。父親說，「你不是還要再讀書嗎？那就拒掉唄」，沒過兩天，又對何野說，「你要不把它接了？工作還挺好的」，他解釋已經拒了，父親的語氣變了，「你這是想留美國不回來了？我這輩子都學不會英語去不了美國，國內有份穩定的工作多好」，現在回想起來，這大概是家裡出事的最初信號。 等到9、10月份，他陸續收到多個研究生offer。第一個錄取通知來自波士頓大學，父親看了眼預算開銷，一年60多萬，直接給了兩個字，「沒錢」。他才知道，家裡已經完全沒有訂單了。 何野的父親一直致力於做「偉大的實業家」，用他的話來說，「一切房地產、同金融掛鉤的產品都是投機倒把行為」，堅決貫徹「房住不炒」（因此沒有任何房地產投資）——當然，雞蛋都在同一個籃子，抗風險能力會比較差。為了墊付材料費，最糟的時候抵押了一半的房子給銀行。母親後來算賬給他聽，一共四個廠，只有一個還在盈利，有一個從疫情開始就虧錢，拖到現在已經是天文數字，「三年虧的錢大概夠我在波士頓讀十多年吧」。 本科填志願時，出於對金融的警惕，父親沒讓何野學商科，而是選擇了「好專業」電子科學與技術。畢業後，何野選擇出國的主要目的是玩玩，正好家裡又有點錢，聽說某個學長去的大學不需要語言成績，他想都沒想，隨便申請了光學碩士。如今的斷供，發生在他準備讀二碩前。 至於讀二碩的原因，是他後來才發現，自己隨便申的大學排名只能擠進QS1000，因此得換回電子方向，把一碩的學歷「洗」一下。他長嘆一聲，「但凡我本科不是華科就接受了。」言下之意，這QS1000的學校實在是給985的母校丟臉了。講到這兒，何野的語氣仍然輕鬆，帶著點玩味和好笑，放在如今的社交網路上，這可能就是人們苦尋的「鬆弛感」吧。 沒錢就過沒錢的生活 走，還是留，是橫亘在每個斷供的留學生面前的難題。鄭靈璐選擇留下繼續讀書。她家裡仍能支付學費和大部分房租，剩下的就要靠自己了。最初，為了控制開銷，她每天掐著下午兩點只吃一頓飯，餓了就去星巴克門口聞聞咖啡味兒，也在學校領過快要過期的蔬菜，「口感一般」，她說。節假日，她去蹭學校社團定點發放的免費飯，人群擠滿了整條路，她排了兩個小時，最後拿到了一份盒飯，如今已經記不清味道，「只是想盡辦法薅點羊毛」。 那段時間，美國物價瘋漲，鄭靈璐搬了家，同朋友合租，3000刀只有一間卧室和客廳，她們用窗帘隔出房間，每人只剩一張床墊的位置，每天就坐在上面吃飯。她時常會想起之前寄宿時住的別墅，有自己單獨的卧室和衛生間，寬敞明亮，夏天沒事時就能泡在院子里的泳池裡。 她每天晚上都在哭。最好的朋友知道後，經常會安慰她，但她會偶爾感到害怕，「還能同她們社交和出去玩嗎？」生平第一次，她體會到貧窮帶來的窘迫。如果和朋友下館子，即使是最普通的飯館，也意味著之後餓上兩天。曾經她們很少AA，輪流請客，每個項目一人付錢，現在她會敏感地察覺到誰多付了點，誰少付了點，吃飯和打車的錢明顯不匹配，這點差異非常刺眼，她會在默認請客時出聲，「我跟你AA吧」。其他人投來視線，也許沒有任何意思，她仍然在那一刻喘不上氣。吃過飯後，朋友們打算去打保齡球，她找了個理由走掉，繃緊了脊背，努力裝作從容的樣子打車回家，在車上心疼這額外10刀的開銷， 「好像成為自己從沒想過的人了」。 大二的陳婕選擇了回國，如果要讀下去，每年至少要40多萬，家裡拿不出錢。她將要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未來。她想過轉學，相對便宜的東南亞學校沒有校際合作。回國讀，大部分學校要求高考成績，只有一所不要求的，又是和她不對口的工科專業。她無處可去。如果兩年內她無法回到英國，那邊的學籍也將被取消。 過去一整年，她經歷了漫長的心態調整期。得知破產的消息是在春節前，幾個熟識的朋友約在家裡做飯，她對著剛洗好的菜掉眼淚，只能告訴朋友，「最近心情不太好」。電話里，她調侃式地告訴我，學校旁邊有一條河，挺深，也挺湍急，「要是當時身邊沒人開導，我可能真就跳了」。後來，朋友們始終保證她能身處團體活動，聊聊八卦和日常，男朋友也一直陪著她，「沒什麼大不了，沒錢就過沒錢的生活」。 家裡破產前，陳婕最大的愛好就是購物，情緒一上頭就給自己「反向限額」，兩天必須花完5000塊錢買衣服，不花光不回家。每個月都要買2-3個新款包，有時碰到喜歡的會all in，母親後來限額一個月最多一個。回國後，她去了趟奢侈品回收店，賣掉了十幾個包包。在那她才知道，她喜歡的那些花花綠綠的秀款並不保值，3w2的香奈兒只能賣1w6，而經典款至少能有兩萬多。糾結再三，她留下了Burberry的牛皮包和香奈兒的mini，「能搭配很多場合，也捨不得」。最後共湊了二十多萬，能夠維持日常生活。 回國後，陳婕的外婆突然去世，她的母親也患了急性腎衰竭，直到今年指標才正常一點。她察覺到母親的愧疚，要不是投資失誤，她還夠順利在國外讀完大學。這個20歲的女孩知道自己必須要迅速長大，「如果我崩潰了，媽媽也就崩潰了」。通電話時，她的心態已經趨於平和，「反正死也死不掉，身邊有人攔著，那就活唄」。 面對劇變，何野會反覆想，「為什麼是我呢？」看到朋友都在環球旅遊，「也會有世界不公平的情緒」。但總的來說，這個年輕人對生活抱有很強的「順其自然」心態，從未徹底崩潰過。這很大程度源於他是個「差一點」的人，「什麼都會做一點，但什麼都差一點」。大學時他在b站做遊戲解說視頻，積累了幾萬粉絲，視頻最高有幾十萬播放量，賺了大幾千，出國後沒法打遊戲，說棄號也就棄了。考GRE時，身邊備考的朋友貼著「兩個月考不出來就去死」的口號，他不會，兩個月不行就四個月，低分有低分的去處，再不行就去不要GRE的地方。後來他果真四個月考了四次GRE，睡覺、看漫畫、健身、刷短視頻一點沒落，「最後也考出來了」。家裡斷供後，他不滿，但也就這樣接受了，「窮有窮的過法，反正之前家裡離大富大貴也差一點。」 何野最終選擇出國讀二碩，靠打工支撐生活。雖然也可以在家躺著，讓父母養，但QS1000這事他有點不能接受。其實還有個原因，他有一個本碩完全相同的學長，回國找到了年薪30w的工作，「我想總不能比他低吧」，他下定決心，只要找到30w就留下工作，最後一份工作薪資差個一兩萬，他不想妥協，出國了。 賺錢的感覺是興奮得發暈 若選擇留下，節流遠不夠，還需開源。以美國公立大學（私立大學更貴）為例，每年學費大概15000-40000刀，食宿費合計在12000-20000刀，書本費1200刀，其餘日常開銷2000-3000刀，合計至少準備30000刀以上——這只是非常理想的估計，實際不同州、不同項目之間的差異極大。何野一直在美國中部讀書，開銷相對比較低，第一個碩士兩年共花了60萬左右；鄭靈璐在加州燒錢，從美高到美本，陸陸續續投了幾百萬進去。 錢從哪來？何野開始尋找和嘗試任何可能的方式。過去他花錢隨意， 150刀的電動牙刷，買，很帥的鞋子，買，耳機出新款，買，每周規律去餐廳改善伙食，還買了輛不錯的車，每個月算上房租水電一共花銷3000刀左右。現在他剔除一切額外開銷，全部自己做飯。他想想自己二十多雙鞋子，成櫃的衣服，但永遠只穿那麼一雙一件，「好像不買也行啊」。買菜常去中超，價格低，牛肉6刀一磅，20刀3袋能吃六餐，蔬菜一袋3刀能管兩餐，有時晚飯做多了，還能打包當第二天中飯。他偶爾想想之前吃的40刀自助，很快釋懷，「我可以自己在家做啊」。 隨著Offer陸續下來，他開始聯繫學校，充分發揮「問一下不會少塊肉」的厚臉皮精神，給七個學校發郵件哭窮，把破產寫的跌宕起伏，「能不能給點獎學金」。然後上學校官網，對著研究方向，依次發郵件給5-10位老師，詢問「願不願意幫忙找助教」。這時候哭窮就不管用了，得強調自己多牛、和老師研究方向多匹配、進組就能幹活。 他給一位半導體ADC方向的教授寫郵件，自己履歷里唯一沾點邊的是上過兩門信號處理的課，那就強調自己基礎紮實、造詣深厚。沒做過比賽項目沒關係，他室友做過，他大概看懂了流程，面試時直接套上去用，宛如讀論文只看摘要、引用和結論。50多封郵件，每天發五封，花兩三個小時修改措辭，有時頭暈眼花，免不了鬧出烏龍——在羅徹斯特大學官網上複製粘貼名字時，兩位教授靠在一起，沒注意複製錯了，「後來教授都沒理我」。 他在boss直聘上找兼職，憑藉「好歹是個985本」幹線上輔導老師，周末時補小學數學，時薪100人民幣，如果用英語教學，課時費能多50%，雖然杯水車薪，但課程簡單，最難就到方程式，閉著眼都能講出來，備課只要幾十分鐘， 「還蠻享受好為人師的感覺」。也做過亞馬遜代購，報酬同樣聊勝於無。 最終，他在美國的中餐廳找到了生財之道。厚臉皮又發揮了作用，某天在一家中餐廳吃完飯後，他覺得味道不錯，直接問「這裡能招學生嗎」，老闆爽快地同意了。「沒錢什麼都幹得出來」，他說。 不愉快的事常有。一位大哥進來就嫌桌子不幹凈，但這是昨晚兼職的人擦的，何野低頭說「對不起」，沒有辯解，趕緊再擦了一遍。後來大哥點菜選了「mixed vegetables」，大哥是位常客，喜歡洋蔥和胡蘿蔔，其他服務生都默認，但何野不知道，最後端上來四季豆、西蘭花等，大哥臉色立刻就變了，不爽地拉開凳子，「老子不吃了」，直接出去了。何野非常懵，還有點委屈，惴惴不安地想「如果他以後不來了怎麼辦」，老闆安慰他是第一次見熟客才出問題，別擔心。 一位白人來點餐，雙方battle數回合，對方氣憤地喊「you are not fucking listening to me」，讓他叫經理來，後來終於弄懂了。對方點「干煸四季豆」，只說要「干煸豆」，何野重複「干煸黃豆、綠豆、還是四季豆？」數次循環，各說各話。 但總的來說，何野很享受這份工作，「沒辦法，給的實在太多了，時薪能有20多刀啊」。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錢，「當孫子算什麼」。之前碰到有人不給小費，他不會像同事一樣「忍忍算了」，而是直接去問，「我有哪裡做得不好的地方嗎？」，對方擺出一幅「你做得很好，但我很窮」的耍賴樣，他也不忍氣吞聲，直接諷刺「您下次沒錢就別來點服務了呢」。面子不值錢，之前有一次開順風車，200多刀給同學送到奧蘭多，他會幫忙拎包開車門，「給500刀的話，踩著我下車都行」。 在餐廳打工的第一天，何野就賺了200多刀，現金，握在手中的美元有了實感，他興奮地頭腦發暈。他算了算，上兩天班再省省，就能湊夠一個月的伙食費。也是從這時開始，一切都在向好的地方發展。沒過幾天，海量投放的郵件終於在無數拒信後有了迴音，一位教授願意幫他找TA，第二年可以轉為RA（研究助理，同樣有工資代付學費）。教授的五個博士生在今年要畢業四個，相當於「坑位」全空了， 「6年才畢業一個博士啊，一下走了4個，百年難得一遇的盛況，恰好給我遇上了。」好運終於眷顧了他。 寧願當個沒有故事的小孩 回國後，陳婕四處打聽，甚至撥打了市長熱線，最後得知她可以作為社會考生的身份參加今年高考，不論成績如何，至少有個出路。高中時的朋友已經快大四了，英國的好朋友們也在繼續學業，還有的人已經上班了，只有她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高考。 她常聽見有人用遺憾和關心的語氣對她說，「你就不應該去英國，你該踏踏實實在國內讀書」，大概覺得那一百萬白花了。但她並不後悔這兩年的「彎路」，她知道，有些東西悄無聲息地發生變化了。她曾以為人生就是畢業、結婚、生子，出國後才第一次覺知女性能夠自由地選擇，她也常常為穿國內女裝的M或L碼身材焦慮，來到這兒竟然發現能穿很多XS，英國的同學會大聲告訴她，「你這也能叫胖？多正常啊。」如果一開始就留在國內，「可能會覺得如果考不上本科，這輩子就完蛋了」。現在，她早已沒有這種執念，她的目標是今年能考上一個專科院校，選個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專業，當個普通人就好了。 出事後，鄭靈璐一直對父母非常愧疚，她才大一，什麼也做不了，她也有點後悔，如果當初沒出國，「留著幾百萬家裡至少生活會好一點」。 提到母親，她帶著一點哭腔，斷斷續續地說，「50多歲的人，辛苦經營了幾十年換來的東西，一下子全部化為烏有，沒有辦法，想要跨過這個檻真的很難。」去年母親重新創業，有時她發過去十幾條信息，過了快一天那頭也沒有回復。父母也不知道她的生活狀態，開銷花費瞞著往低報，「他們都覺得每月1000多刀可以生活得很好，但在加州房租經常就這個價格了」。 她想起之前申請美本時，要寫個人陳述和經歷，比如「證明自己具備領導力」「記憶中最深刻的東西」，她寫不出來，對母親大哭，「我活了十八年為什麼一個精彩的故事都沒有？」母親笑了笑，「那是因為你過得太幸福了呀，所以沒有什麼坎坷」。最後，她寫了「第一次來美國，如何努力學習與適應」的俗套故事。僅僅一年之後，泡沫破碎，「我寧願永遠當個沒有故事的小孩，至少爸媽不會遭遇這些事情了」。 她現在考慮未來畢業後直接工作，攢夠錢再來讀研，「有錢才有選擇的底氣，不想再給他們負擔了」。 或許，斷供對於他們來說，也不算是一件完全的壞事。在很多西方國家，一些本地學生讀本科靠的是銀行提供的助學貸款，畢業後再打工還錢。至於鄭靈璐想的靠自己讀研，或許本就該如此。一切正如《老友記》第一集中富家女Rachel剪掉了所有父親的信用卡，朋友們擁抱她，祝賀她，Monica對她說，「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 but you’re gonna love it.」（歡迎來到真實世界，它很糟，但你會愛上它。） 那份辦公室助理的兼職她最終得到了，如今已經快一年半，她早已駕輕就熟，每個月能多出近2000刀的收入，生活逐漸寬裕，可以自由選購有機蔬菜，也可以偶爾和朋友們一起旅行。最近學期結束，她每天基本要主持16個左右關於學術誠信的會議， 「很累，但這大概是給錢多的原因吧」。 何野已經完全迷戀上掙錢和存錢的感覺。存到第一個1000美金的瞬間，簡直飄飄欲仙不可置信，好像自己真能養活自己，「當時感覺所有的東西都沒有這1000刀來的有安全感」。對他來說，這意味著3個月的伙食費。自從打工之後，他只用現金生活，每天回家，先將拿到的工資碼在桌上，感受現金堆滿帶來的爽感，爽完了就把錢藏起來，衣服里塞一百，錢包里夾一百，筋膜槍的盒子里丟五十，記在備忘錄上，「萬一哪天家被偷了」，之後定期去銀行里存錢，把備忘錄清空，再開始新一輪循環。 何野的日子變得有盼頭起來，雖然父親賣掉了一直虧損的廠，但其他工廠的效益仍然不明朗，萬一之後再有什麼變故，至少他能有應對風險的能力。他已經很少想起曾經的生活。去餐廳打工的路上，能看見亮堂的柏油馬路和連綿的樹蔭，低矮的房子分散在大片平原上，有時下班能看見紫紅色的天空。他也很享受自己做飯的快樂，最近，他正通過短視頻研究如何把吸油蔬菜做成好吃的減脂健康菜。 ◦ 文中所有人物均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這幾個月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消費的人多了，但花的錢少了，「消費降級」這個說法已經成為現實。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鍍金時代已經結束，也許我們很快就會進入「低慾望社會」，這種低慾望會持續很長時間。 在低慾望社會，整個社會的運行邏輯會發生很大變化，人們的消費模式也會有很大不同，這種變化將影響數以百計的行業和數以萬計的企業。 我們先看統計數據，防疫三年，人們的消費需求被壓制，疫情一結束，三年被壓制的需求集中釋放，給人一種繁榮的景象，這從五一的出遊人次就能看出。 今年五一，出遊人次不僅遠高於2022年，與2019年相比，也增長12.41%，但在人次大幅增長的同時，旅遊收入僅增長0.66%，人均消費只有2019年的90%。這一趨勢在端午期間更為明顯，端午期間，國內旅遊收入僅為2019年的94.9%，人均旅遊消費水平僅為2019年的83%。 我們再看消費結構。今年央行發布了三份報告，報告顯示當下仍有58%的銀行儲戶選擇「更多儲蓄」，而選擇「更多消費」的只有23.2%，人們仍然不敢花錢。結構上看，2023年一季度，出行類、飲食類的消費復甦較快，但汽車、電子、家電等耐用消費品表現疲軟，教育、養老、醫療等服務性消費更是停滯不前。 也就是吃吃喝喝的經濟恢復了，但是真正支撐消費總量的耐用消費品和服務性消費一直沒能恢復。 這說明，隨著被壓抑的需求逐漸釋放完畢，人們的消費水平也在迅速走低，比2019年的數字低，表明當下社會的整體消費慾望，並沒有恢復到疫前的水平，人們的信心並沒有恢復。 除了宏觀數據，從近期興起的現象，我們也可以發現確實存在著某種「消費降級」。在旅遊方面，體現為境內游多，出境游少，五一期間，出入境人次僅為2019年的59.2%，與疫前相去甚遠，《2023年抖音旅遊內容體驗調研》也顯示，97%的受訪者表示今年會增加國內游，85%稱會增加周邊游，而只有16%表示會增加出境游。 如果觀察出境游的目的地，我們會發現，去往歐美等高消費地區的出境游少了，去東南亞的變多了。在國內，去三四線城市和鄉村的比例增加了，對一二線的熱衷沒那麼高了。 今年大火的熱搜，也都體現著「廉價」的味道，比如大火的城市是淄博，吃的是性價比和煙火氣，還有小紅書上流行的Citywalk，實際上就是「文藝」點的壓馬路，還有特種兵游，主打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走完旅遊景點，本質都是用最低的成本滿足自己的娛樂需要。 除了旅遊，甚至吃飯都開始變得廉價，比如最近流行的「小飯桌」，一些全職婦女，和待業人員在家裡做飯，給周邊的學生送去，主打性價比和健康，經營成本和售價都比較低。現在小飯桌越來越火，很多打工人都參與了進來，他們吃小飯桌也是為了性價比，想少花點錢。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那就是房市長期的不景氣，三四線普遍出現了下跌，就算是一二線城市，也出現局部下跌的情況，比如深圳的房價相對於2021年的峰值下跌了17.7%，杭州下跌了5.4%。 雖然房地產本身屬於固定資產投資，但不能忽視購房對消費的拉動作用，購房後要裝修、買家電和傢具，在一線城市，一個120平米的房子，裝修就要花30萬元，還要買大量的家電，這其中帶動的消費不能低估。而且在中國購房往往和婚姻聯繫在一起，結婚了就要生小孩，生小孩就帶動母嬰、教育類的支出，這又是一大筆錢。 現在房市的問題是，中年人不敢買，年輕人不上車，中年人不敢買是因為預期變了，以前預期自己的收入會越來越高，就敢上高槓桿買房，現在很可能遭遇降薪或裁員，不敢上槓桿了。 年輕人呢？現在本來就就業難，加上觀念的轉變，對結婚的需求變低了，既然不結婚就沒必要買房，而且現在的房價對年輕人來說太高了，年輕人普遍不願通過降低生活質量去做長期的投資。 今年北京的小陽春就反映了房市的困境，作為房價最堅挺的地區，小陽春仍然持續兩個月就結束了，而且都是存量資金在交易，都是改善性置業，表明沒有新的年輕人上車，房市的資金池只會越來越小。 不買房不結婚，導致新一代人的耐用消費品支出、未來的服務消費（比如裝修、教育、醫療、托幼）都會比較低。這也是我不看好95後、00後消費能力能超過80後、70後的原因。 當代年輕人的消費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會停留在吃吃喝喝和買一些日用品，最多去個KTV或者玩個劇本殺，這些東西的價格平均也就100-200元，小額高頻的模式並不能支撐消費升級。 從國際上看，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居民消費中非耐用品消費就從1965年的36%下降到2019年的20%，而服務消費佔比則從1965年的48%上升到2019年的68%。服務消費才是大頭。 之前很多企業過度高估了95後、00後的消費潛力，2019年有一份報告甚至聲稱95後、00後消費能佔到總體的40%。這種樂觀的預估今年被扭轉。 比如21世紀經濟研究院的《Z世代青年線上消費洞察報告》，就顯示70%的年輕人目前最看重性價比，比如21世紀經濟研究院的《Z世代青年線上消費洞察報告》，就顯示70%的年輕人目前最看重性價比，《Z世代信用卡金融科技創新發展與趨勢報告》更顯示，2021年是年輕人理性消費和儲蓄意識覺醒的一年，年輕人開始轉變超前消費的思維，消費模式變為小額高頻。 還有同城研究院《2022年Z世代青年在線旅行消費洞察報告》顯示，95後、00後旅遊住宿最大的偏好是民宿，達到38.2%，選擇星級酒店的只有10%左右，其中人均住宿消費大概是175元，遠低於80後和70後。 很多人的思維存在兩個盲點：一是95後、00後大部分無法實現經濟獨立，他們的消費源於父母的資助。經濟好的時候，父母給的零花錢多，年輕人消費就多，現在經濟不好了，給的少了，加上年輕人就業難，自然花得少了。 今年年輕人流行的消費，全是Citywalk、特種兵游，淄博燒烤等花錢少的項目，這表明年輕人消費的伸縮性很強，也是高度受經濟環境影響。拼多多、銷售額的增加在我看來不是消費總量多了，而更有可能反映「消費降級」。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年輕人不結婚不買房，導致後續的消費跟不上。 其實這種情況，日本已經經歷，比如2016年日本統計局就做了一個《全國消費實態調查》，就發現29歲以下年輕人的消費與他們的父輩比明顯降低，還發現，曾被視為年輕人走向獨立的「三件神器」，對車、酒和海外旅行有興趣的消費者比例，從5年前的七成銳減至五成。銳減的主要是年輕人。 日本的年輕人很多甘願過一種極簡生活，成為食草族，現在部分中國青年的心態與之類似。 總之，消費降級已經成為現實，中國正走出奢侈的鍍金時代，進入一個慾望更低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人們將更加關注「性價比」，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滿足個性化的需求將成為時代主流，「低慾望」下，耐用消費品、固定資產的投資以及服務消費都會停滯不前，甚至有所降低。 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經營策略必須要發生變化，我這裡舉一個例子，就是呷哺呷哺，呷哺呷哺這兩年虧損嚴重，2021年虧損達到1.57億元，關掉了229家門店，就在於企業高層誤判了形勢。 以前呷哺呷哺是做單人火鍋，主打性價比，人均消費不過40-50元，這其實很適合當下的時代，2017-2019年，呷哺呷哺的利潤都超過了5億元，結果2020年開始，呷哺呷哺決定進行品牌升級，打算轉成輕正餐，開始升級裝修，客單價從40-50元一口氣飆到60-80元，正好撞上了社會消費降級。很快消費者懲罰了呷哺呷哺，企業直接陷入困境。 網路圖片 當然，一些大企業家觀察到了這種趨勢，比如馬雲在會上就表示，流量傾斜要從天貓（品牌店）到淘寶，這反映阿里也意識到消費降級已經發生。 總之，未來一切昂貴的，低性價比的商品和服務，都會變得不受歡迎，任何廉價的，高性價比的都會得到顧客的青睞，在低價的基礎上做一些個性化的創新將是未來的制勝法寶。未來的中國人，最大的需求將會是如何用較低的成本「悅己」，能滿足這一需求的企業，將會迅速崛起。 時代變了，經營的思維也要跟著變，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迎接一個更加低慾望，更加個性化的時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沉思的托克維爾）
「我私下算了一筆賬，全家不吃不喝也要到85歲才能還清這些債……」 暑氣熏蒸，若翊卻全身冒著冷汗。她冷漠地瞥了一眼震動的手機，又是一通未知來電，這已是今天的第23個了。陌生號碼可能意味著催收與威脅，多的時候會接收到上百通。 與老一輩「存錢防老」的消費觀不同，對當下許多年輕人來說，「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已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諸多網貸平台應運而生，相比銀行等傳統貸款渠道，它們的門檻更低、可貸額度更高，為超前消費提供了便利，也慢慢「吞噬」著年輕人。 「這家餐廳看起來不錯，這個裙子好適合你！」剛上大學不久的若翊為了追隨所謂的「潮流」與光鮮的生活，家境本就不富裕的她一次次地管家裡要錢。這點錢怎麼會夠用呢？」若翊告訴刺蝟公社，她和朋友吃了一頓日料，買了一件新裙子，就花了整整1000元，是若翊一個月的生活費。 漸漸的，在物慾的驅使下，若翊開始接觸網貸。先後開通了花唄、白條、360借條。「受眾人追捧的感覺真的很有面子，正中下懷。」 她深陷網貸，以貸養貸成為她的選擇。可預支未來，又何嘗不是預支自己的青春？ 負債，已然成為一些年輕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 深陷泥潭的負債者 與若翊的遭遇相似，來自河南的小賈也身陷「網貸」困境，今年才剛步入而立之年，卻已是滿頭白髮、消瘦憔悴，貌若一位老者。 小賈六年前開始通過朋友介紹接觸網貸，先後在7、8個網貸平台借款，總金額達到260多萬元。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生活尚且勉強，更別談還錢了。他說著嘆了口氣，從兜里摸出一支煙點燃，深吸一口，又無奈地搖了搖頭。「誰不知道網貸有風險？但當時年輕氣盛，總覺得自己多干點零工肯定能還上。」 2017年，小賈來到北京打工，月薪5000。北京物價高加上自己沒有節約意識，剛到手的工資一下子就被揮霍完了。 這時，初中同學向小賈借錢，小賈礙於情面又不好意思袒露自己的難處，便動了網貸的心思，想著等同學還錢了，再還給網貸平台也是一樣的。 此後陸陸續續管小賈借錢的還有5、6個人，小賈也是一口答應。其中的一些人沒有還上，小賈也毫不擔心，覺得這些人都是仗義人兒，肯定不會不還錢的。 熊熊是一名18年畢業的大學生，本來準備先租房子後找工作，但剛畢業就陷入了擇業迷茫期，不知道該往什麼方向發展，加上人們都說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一直拖著想碰碰更好的機會。 工作沒著落但房租還要繼續交，熊熊沒辦法了，主動開始在網上借錢，先是花唄和信用卡，慢慢地，這些常規渠道不夠熊熊花了，她選擇了網貸，一個平台用完了就開另一個平台，短短兩年就借了十幾個平台。 「最開始借錢的時候根本沒想那麼多，就想著先把房租交上，要不下個月都沒地方住。誰知道雪球越滾越大，到了如今這步田地！」熊熊說。 自尊心作祟，使得熊熊不敢和父母分享自己的遭遇。畢了業，也不好意思再管父母要錢。這就是熊熊陷入網貸的開端。 他們一開始借貸的原因可能是為了一件漂亮裙子、可能是為了讓父母放心，也可能只是因為講義氣。但最後無一例外，貸款買來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此前發布的《中國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在3000餘名被調查的18歲至29歲的人群中，信貸產品滲透率為86.6%，使用互聯網分期消費產品的比例達61%。 肉眼可見的是，網貸已成為了大多數年輕人的選擇。 尖銳的電話鈴聲不斷地刺激著若翊的耳膜，眼見著利息從最初的300元到現在的1000元，她有些煩躁。下周還行不行？略帶乞求的聲音並沒有讓借貸公司產生惻隱之心，「我司會繼續按照相應標準計收罰息，必要的時候將向您的親友催收貸款。」到此刻，若翊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掉進了深淵。 這時，媽媽打來的電話驚動了沉思的若翊，「閨女，最近過得怎麼樣？上海物價挺貴的吧，錢不夠一定要和我說……」若翊勉強應付著，一掛電話眼淚就不受控制地流了下來，「父母這麼辛苦，我感覺很對不起他們。」 自此，若翊把自己關在宿舍，任何活動都不參加了。 《全國大學生信用認知調研報告》表明，將近10%的大學生會使用貸款，其中網路貸款將近一半。也就是每十個學生就可能有一個會貸款，每二十個大學生就可能有一個會網貸。 除了大學生，一些已經工作的年輕人也飽受負債折磨。 2018年的那個冬天讓小賈終生難忘，僅在6月這一個月，他就貸款了5次，分別為1萬元、2.2萬元、4.5萬元、3萬元、7000元。貸借款期限僅有8天，小賈深知自己根本還不上。 最近幾年，小賈所在的公司業務規模縮減，小賈因沒有一技之長而遭遇裁員。沒有工作後的小賈一面欠著諸多錢款，一面沒有了收入，只能以貸養貸。很快，他發現相對正規、安全的借貸渠道都被借了個遍，利息高的也不敢借。自己怕丟臉也不敢回家，小賈陷入了深深的焦慮與痛苦中。 如果有一個人使用了網貸，或是打開了網貸平台，那麼他的貸款額度和聯繫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內，就會有各種各樣的網貸平台「雪中送炭」。小賈的個人隱私被各大貸主徵集，前後共計10餘人給他打電話、加微信。不斷地騷擾恐嚇他。 他回憶道：當時債主電話都打到村長那裡了，村長為了我的面子也沒和家裡人說，我每天都在想怎麼才能還錢，一天只吃中午一頓飯，晚上也睡不著覺，頭髮大把大把地掉，簡直活在地獄裡。 實在過不下去了，他決定回老家。翻了兜里兜外，50塊錢都沒有。 現在小賈在河南跑運輸，一個月4000元。用自己賺的錢養活一家老小，剩下的錢還貸款。「這輩子算是沒啥盼頭了，真是悔不當初。」小賈說。 據小賈介紹，回鄉後哥兒幾個聊天的時候發現很多人都在借貸。原因也非常一致：孩子上學沒錢，大人需要生存。 「最痛苦的時候我吃了安眠藥才能入睡。」熊熊說。當時我的房租是一個季度一交，也就是9000元，網貸利息是2100。借貸人明明要求她一個月之內還清，但不到一周就有一個客服機器人給她打電話，熊熊不以為然，想拖著解決問題。 但到還款日期的債主們可沒那麼「善良」。他們在一天之內就能讓熊熊崩潰，給熊熊發簡訊、打電話無數。威脅她如果不還錢就去家訪。 熊熊無奈地說：「他們很會抓住我的弱點，並強硬地利用各種收集到的個人隱私攻擊我甚至我的家人。在他們眼裡錢是至高無上的，人是沒有尊嚴的。」 網貸者如何「上岸」 在微博、豆瓣中有不少「負債者聯盟」，無數少男少女們在這裡祈禱著自己能夠「上岸」，群里的故事每一個都觸目驚心，令人唏噓。 室友很快就發現了若翊的不正常，在他們耐心的詢問下，她小心翼翼地道出了實情。 幸好若翊借的不多，合計共一萬元。室友建議若翊將每個月的生活費用來還貸款，吃飯先刷室友的錢，等貸款補償清後再還室友錢。 上岸之路，道阻且長。和若翊不同的是，熊熊選擇了向家人「求救」。 22：35，看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熊熊終於下定決心撥通了熟悉的電話號。 「今晚怎麼有空打電話回來？」因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熊熊已經兩個月沒給家裡打電話了。 「我有點事情想和你說……」之後是長達一分鐘的沉默。電話另一頭的咆哮聲刺耳，「你到底幹什麼了？你可別嚇我啊！你怎麼變成這樣？」 在媽媽的壓迫下，熊熊小聲地說了出來。媽媽聽完先是「哼」地冷笑了一聲，「早就跟你說不能借網貸了，借了多少？算過沒有？」「借了很多。」「到底多少？」「17、8。」熊熊甚至說不出「萬」字來。「別讓爺爺奶奶知道，他們年紀大了。」在一聲聲辱罵中。熊熊解脫了。 熊熊說，超前消費真的很害人，也怪自己自控力不夠。安逸花、花唄、信用卡……雖然你不會因為這些欠一身巨債，但是他們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你的消費習慣，讓你學會超前消費、享受超前消費。然而當你享受到特權時，離網貸也就不遠了。 被全家人圍著說了兩晚上後，熊熊決定回家找工作，工資雖然沒有那麼高，但能讓家裡人幫忙監督自己。 網路借貸門檻低、鋪天蓋地的廣告使得大學生們想不貸款都難。 「白條、花唄會在我每次要付款和付款結束後跳出來，付款的時候也會默認變成花唄優先。」若翊認為，網貸平台為了利潤，會刻意培養用戶的超前消費習慣，尤其是年輕用戶以信用為擔保透支個人賬戶。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消費金融信貸課題組開展的中國消費金融主體評估發現，選擇消費信貸的客戶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90後群體佔比接近50%。 今年2月，熊熊在家人的幫助下還清了最後一筆欠款。最近她正在積極面試，這次，熊熊準備從頭來過。若翊則取消了所有的網貸平台，除了父母給的生活費，她還會在周末做一些兼職補貼自己的花銷。 相比於她們，小賈就不那麼幸運了，他私下算了一筆賬，「就算我們全家不吃不喝，也要55年才能還清我的欠款，那時候我已經85歲了……」 （文中若翊、小賈、熊熊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刺蝟公社）
昨天，一位老哥給我分享了一張圖。我定眼一看，喲，這不是著名網評人司馬南嗎？ 網頁截圖 但問題關鍵在於，這照片的拍攝地點可不一般，U.S.Embassy Beijing就是美國大使館，司馬南這是去參加活動了。 這活動名為「2023年獨立日慶祝活動」，眾所周知「獨立日」指的是美國從英國殖民地獨立的時刻，等同於美國的國慶節。 好傢夥，司馬南這是給美國慶生去了？而且攝像機對臉門子上，絲毫不避諱，還專門拿了把寫著「自由」倆字的紅扇子應景！ 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這照片是美國大使館官方活動鏈接上扒的，上面有二維碼和網路地址，請您掃碼查證。 這是網頁網址： https://as.alltuu.com/album/1120416042/?from=link&menu=live 其實，活動本身沒問題，只要美使館不侵害中方利益，辦什麼活動是他自由。中國人參與也無妨，兩國現在雖關係緊張，但交流還是必要的。 但是司馬南老師不一樣！他是反美先鋒、反美鬥士，是最受網民支持的正能量、愛國大V之一，他去給美國慶生，這合適嗎？ 當然，司馬南翻車也不止這一回了。從出道以來，自己打臉無數次，B站甚至有人將司馬南打臉的視頻做了一個合訂本，這些視頻都是可以隨處搜到的： B站搜索關鍵詞：司馬南：我的雙面人生｜嗶哩嗶哩 bilibili 在被質疑反美國是工作，去美國是生活時。司馬南表示：「越反對美國才應該去美國…..更何況，我什麼時候反對過美國？」 而在另一檔公開節目中，司馬南又直白地表示：「我確實反美！」 在被問及是否在美國有房產時，司馬南斬釘截鐵地表示：「這是造謠！」 而在被美國華人曝光後（美國地產信息非常透明），司馬南在視頻採訪里不情願地承認了這件事。 後來，司馬南頂不住輿論壓力，又錄了一個節目，解釋自己雖然在海外買了房，但是家裡沒人在海外生活，告誡大家不要聽信造謠！ 於是又有美國華人爆料司馬南子女在美國留學，在對談節目中，司馬南又表示：「就算我有家人在美國生活又怎麼樣呢？」 在最近的關於俄烏戰爭的「合訂本」中，司馬南對俄烏走勢的分析可謂句句打臉： B站搜索關鍵詞：合訂本：司馬南，俄羅斯摧枯拉朽，烏克蘭潰不成軍，峰哥好兄弟 ｜嗶哩嗶哩 bilibili 他說：「澤連斯基一個戲子根本不敢直視普京的眼睛，嚇都嚇跑了！」 結果澤連斯基不僅留在了基輔，並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完成逆轉。 他說：「俄羅斯軍隊必定摧枯拉朽，烏克蘭軍隊一觸即潰！」 結果俄羅斯打下一個小鎮巴赫穆特用了一年多，從基輔殲擊戰打成了莫斯科保衛戰。 他說：「紹一古將軍的領導下，俄羅斯必勢如破竹！澤連斯基一個戲子，能抵擋的了嗎？ 結果，紹一古被打成了笑話，甚至被自己人「清君側」。演員成了硬漢，硬漢成了演員。 還有司馬南評價馬斯克的合訂本，五月底還說馬斯克被國內這些無聊媒體過度關注，其實就是個美國陰謀家。然後六月初大讚馬斯克是企業家的表率，中國企業家應該向他學習： B站搜索關鍵詞：司馬南評馬斯克合訂本｜嗶哩嗶哩 bilibili 關於司馬南打臉的梗實在太多太多，我再寫一篇文章也總結不完。他雖早已臭名遠揚，但在全平台依然擁有千萬粉絲。我好奇的是，他的粉絲，到底是些什麼人？ 粉愛國、反美、正能量大V是正常的，但說真話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底線。能接受一個人反覆說謊、反覆打臉，而一直關注跟隨的這些「夾頭粉」，到底是怎樣的人？ 他們有著怎樣的經歷、成長環境、智力水平、生活狀態，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社科研究者、心理學愛好者，我真的非常好奇。 是什麼人可以持續不斷的靠虛假信息和謊話為精神食糧，可以不顧任何事實，只聽喜歡聽的東西？為什麼中國早已普及了義務教育，依然有上千萬這樣的「土鱉」？ 想到這裡，我居然有一絲理解，以至於敬佩司馬南。他的真正工作不是學者、不是媒體人，甚至不是正能量大V。 他是草原上的禿鷲、是大海里的清道夫，是物競天擇法則下的執行者，司馬南的作用就是：讓愚蠢無德之人，獲得他們應該有的結局，讓他們一輩子被人戲耍、玩樂，踩在腳下。 所以，我不會同情「夾頭粉」們，他們一切因認知而造成的苦難都是罪有應得。司馬南之所以可以無數次撒謊而毫無心理負擔，只因那些讀者經歷了上千年的基因選拔，到現在無論被投喂什麼大便，他們都能欣然接受。 這樣的人只有越慘、越少、越被人踩在腳下，這個民族才會有希望。而司馬南的財富，則是他履行物競天擇法則的報償，即使司馬南也會有別人，因為草原上的死屍還是太多了。 對於這次參加美國大使館國慶活動的行為，我幫司馬南想到了一個辯解方法，他完全可以對「夾頭粉」們這麼說： 「去美國大使館給美國慶生的是於力，和我司馬南有什麼關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麟閣經略）
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對電動車「下手」了。 3年前，我買了人生中的第一輛車，那時候不管去哪都會開著車。因為當時還沒有像今天這般堵，油價也只有五塊出頭。後來，城市越來越堵，油價漲到八九塊，車子被我放在車庫，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是真的不願意開車。 再後來，我高高興興地買了一輛電動車。電動車雖然不能像汽車那樣為我遮風擋雨，但在城市裡它起碼幫我省去了堵車的煩惱，最主要的是，電動車比開車划算很多。 包括我在內，有很多人上下班都靠著電動車，尤其是快遞和外賣行業，電動車已經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我不敢想像，如果哪天沒了電動車我們的生活該變得多麼麻煩；我更不敢想像，如果去哪都需要走路或者坐公交，我們的生活會憑空增加多少不便。 之前，各地出台了針對電動車的規定，要求騎車必須戴頭盔，必須走非機動車道，我覺得這個規定是有必要的，這是為了我們的安全。 但我沒想到，現在這規定變得越來越嚴格，甚至有些地方直接把電動車給禁了。 就比如最近廣州就出台了公告，對電動車實行分路段分時段限行。其中，廣州全城不少路段被列入限行，限行時間包括全天限行、白天早7點半到晚7點半限行和早晚高峰限行。 為什麼要限行電動車？有人說是因為太堵了，但堵車和電動車好像也沒有太大關係，因為堵車真正的根源在於汽車。 還有人說是電動車太危險了，經常出事。可仔細想想，電動車固然危險，但和汽車的危險性相比，電動車好像也不算什麼。畢竟真實的數據擺在眼前，每年因為汽車車禍導致的傷亡人數，和因電動車車禍導致的傷亡人數，哪個更多一些，一目了然。 對於這個規定，我感覺多少有點荒唐。電動車禁止以後，人們總得選擇一種交通工具，不可能就不出門了吧，很顯然我們還沒富裕到人人都買得起汽車的地步，就算買得起也不一定養得起，出行需求又擺在那裡，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坐公交車？走路？騎自行車？ 可公交車的數量又擺在那裡，現在的公交車已經夠擠了，難道還嫌擠公交的人不夠多嗎？ 個人覺得，有問題要管理，但絕不是一限了之。電動車完全可以從規範生產、使用、上牌、道路切分和報廢等方面來管理，一禁了之是一種明目張胆的懶政行為。 還有一個新聞，說是從7月1日開始，電動車充電器和頭盔都要強制執行新國標。這個新國標確實是為我們的安全考慮，因為劣質的頭盔和充電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安全隱患。 但這個規定很明顯的又存在一些問題，就是典型的一刀切。我在寫這篇文章時，上網搜了半天才搜到新國標是什麼意思，而且這個新國標一大段文字，冗長又複雜。我們年輕人還好一點，那些文化水平有限的人怎麼辦？他們怎麼去定義自己的頭盔和充電器是否符合標準？ 如果真的想把事情辦好，真的是為老百姓考慮，就應該從源頭抓起，比如不合法不達標的頭盔和充電器直接禁止出售，我們在購買時隨便選擇哪一家買到的都是符合標準的。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網上和線下到處都是不符合標準的頭盔和充電器，我們普通人又沒有分辨能力，買到了不符合標準的，又要莫名其妙被罰款，你說冤不冤？到頭來問題還是沒解決掉。 還有，你只顧著要求騎車的人要有新國標頭盔和充電器，但卻沒考慮到賣電動車的商家願不願意給。我記得我買電動車那會，為了一個頭盔和商家軟磨硬泡好久，最後商家是同意送個頭盔了，結果送的頭盔就像紙殼做得一樣。 多說無益，我覺得既然要整治，就要一視同仁。比如食品安全也要搞新國標，8小時工作制也要強制執行，工資最好也要新國標統一，而且還要和查電動車一樣，隔三差五去下面抽查，不按規定執行的就罰款。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顧禮先生）
關於「初代農民工」的問題，今天算是來了一個總爆發。 安徽師範大學的仇鳳仙老師，訪談了200多位超齡農民工，做了一個問卷，有70個問題，發放了2500份。 正面鏈接有一個報道，翔實的數據，也有冷靜的文風，被多個公號轉發，然後又紛紛消失。 但是正是這種前赴後繼和不斷消失，讓真正的問題浮現出來：你無法忽視初代農民工的問題，只好屏蔽。而屏蔽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確認。 站在「城市人的立場」，初代農民工（估計有8000萬人）的處境非常悲慘：76.1%的農民工60歲後不願回家休息，想繼續留在城市掙錢，想干到死為止。他們建造了城市，但是在城市裡沒有任何自己的位置，大部分沒有社保，或者每個月只能領幾十塊。 他們就像是阿甘本所說的那種「赤裸生命」。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但是在今年得到很多人的關注。這是因為上海等地都在清退超齡農民工，有人把年齡改小去工地掙錢，結果被抓到後拘留。他們想謀生想賣命，但是卻不得不以這種「鋌而走險」的形式。他們不但證明自己是貧窮的、卑微的，似乎道德也成了問題。 另一個悖論是，大城市清退「超齡農民工」，打的是尊重生命的旗號，因為超過一定年齡再干那些重體力勞動，危險會增加。但是，這種「愛護」，卻又實實在在傷害了他們，他們被剝奪勞動權，也就被剝奪了在大城市生存的可能。 實際上，這種清退的深層邏輯，是逃脫責任。因為人累死在工地上，會成為一個事件，也會影響城市形象。這成為農民工命運的寫照：沒有人為他們負責，甚至社會也不為他們負責（沒有社保），從始至終他們都是自己承擔完全責任。 今天刷屏的文章，冰冷地寫出了他們和城市的關係。人們都在問這些人的出路在什麼地方？仇鳳仙老師的建議是鄉村振興，可以在鄉村提供更多像城市一樣的勞動機會——這其實是另一種烏托邦。 初代農民工的真正悲劇是，他們不屬於城市，也不再屬於鄉村。他們無法回到鄉村，也無法再像上一代老人一樣，靠子女養老（儘管大部分初代農民工一生所得都奉獻給了子女）。 鄉村的問題在於，儘管農業連年增長，鄉村環境也在改善，實際上鄉村卻萎縮了，不再需要那麼多人。過去100畝土地，份屬於七八十個人（人均一畝多），現在一個人可以種兩百畝地——鄉村的萎縮，指的是這種社會和機會的減少。 現在農村的本質就是，鄉村只有人變少，才能「發展」。初代農民工繼被城市拋棄之後，會再次面臨被鄉村拋棄的局面。 所謂「鄉村振興」，其實指的是鄉村的城市化。城市中的產業可以延續到鄉村，電商也開到了村鎮。鄉村繁榮，是城市繁榮的產物。很多人幻想，城市衰退後鄉村會有發展，這完全是想當然。如果中國經濟衰退，不但是初代農民工要返鄉，年輕的務工者也要返鄉，這不會給鄉村帶來繁榮，而是新的社會問題。 真正的出路，仍然是政府出錢來給他們基本的養老。比如8000萬人，每人一年1萬元，也就是8000億。這仍然和城市人的養老待遇不能比，但是也多少改善了一下他們的處境。 這當然是一筆不小的錢，但是現在國家掏出個幾萬億，似乎也不再是嚇人的數字？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個人奮鬥有用嗎？在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之後，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處境，決定命運的主要是社會因素。 我家小區的保潔老趙，來北京打工了23年，60歲時卻沒法退休。他未來的養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歲為止。 他這代農民工，也是我國「第一代農民工」，生於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進城打工，不少人務工超過30年。但這8600萬餘人到晚年，情況和老趙大致相同。 老趙是河南駐馬店人，2000年來到北京，那年他32歲，看過門，做過綠化，2007年來到我們小區做保安。如此又過了10年，49歲了，還沒攢夠錢結婚，一個人住在冬天沒暖氣、夏天潮濕發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當時在報社實習，需要出一篇農民工的稿子，而老趙是離我最近的農民工。 「我7年沒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2700。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情況，大家都是這樣的。」臨走他叮囑，「這幾句話你千萬不能刪」。 不止這幾句，關於老趙的整個部分都被刪掉了，原因是「負能量」。老趙不符合我們對於農民工生活的美好願景，但這個人群的實際處境，比我們能想到的還要更糟。 安徽師範大學的副教授仇鳳仙做了一項研究。她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農民工老去後如何維生。我在報告的字裡行間看到了無數老趙—— 當我們熱議「延遲退休」，擔心60歲不能休息，他們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動為止」； 當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領到3000元退休金，他們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 他們都打工超過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還不到5萬元； 他們掙到錢都寄回家裡，供孩子上學，但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我們更容易忽視的一點是，他們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們在本該退休的年紀不得不繼續努力工作，但結果是，他們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諾他們的，譬如天倫之樂和醫療保障，也得不到工人應有的回報和尊嚴。 1993到2005，全國城鎮職工的月工資提高了1260元，而農民工的增長幅度是：68元。 他們並非不努力，但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命運。仇鳳仙最後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的處境，即這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排斥性政策的影響，遠非個人能決定。 他們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臨的困境驚人地相似，這或許是一個社會中，弱者們常見的命運。 「退休」不存在 現實中的老趙，已經整整兩年沒有領到過一分錢工資了。4年後，小區取消了保安崗位，於是他就轉去做保潔，不料又過3個月，保潔崗位也不給發錢了。 老趙仍然在堅持給小區做保潔，他每天早6點來清理兩個垃圾桶，7點垃圾站開門時「永遠第一個到」，然後回去清掃6棟樓。為了掙出飯錢，收垃圾時他自己分類去賣廢品，每月能賣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錢他都不給你咋整呢？」他說要耗到拿回工資。 他不是沒考慮過勞動仲裁，那是在他沒領到工資的第21個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這份14年的工作從來都沒有勞動合同。 因此，這份工作的狀態，處在一個薛定諤貓的狀態，如果最後他能領到工資，它就是，如果領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趙眼裡，這個「工作」仍然「來之不易」，因為他已經55歲了，在勞務市場，這個年齡只能去做更不穩定的日結工。由於「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將連去工地搬磚也失去資格——政策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工地。 老趙不是孤例，站在60歲前後這個坎上，好多農民工為了能有份工作，想盡了辦法。 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歲的農民工辦了張假身份證，把年齡改小7歲，結果剛上工兩天，就在檢查時被抓獲。他被罰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歲的保潔員想跳槽，但總因年齡被拒。她也花300元辦假證，把年齡改小11歲，最後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難找，即便冒風險，第一代農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調研的農民工里，76.1%決定60歲以後繼續在城市裡打工。 他們並不具備退休享福的條件。城市裡的老人有養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農民工群體里，這個數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領到。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輕時顧不上考慮晚年，只能把工資用在當下。2009年養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這項政策如何與自己的未來有關，於是沒有參保。他們60歲後只能領基礎養老金，每月僅100多元。 參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養老金是「多繳多得」的。一位45歲工人已繳了11年養老金，但其實一直按低檔繳費，60歲後每月只能領195元。他在得知這個數字後問，這有什麼用？第二句：我交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一個月就拿這點錢？ 為了領到較高的養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歲時一次性補齊此前15年的保險費，共8萬元。她湊不出這筆錢。她每月只掙幾千元。「都讓我交養老保險，我吃什麼呢？」她決定放棄，繼續做環衛工人。 這些農民工也沒有什麼存款。接受調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過20年，但是超過一半（55.2%）存款不到5萬元。 他們只能繼續工作。但市場和政策限制，卻讓他們隨年齡增長，越來越掙不到錢。 50來歲的農民工還可以在建築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兒。雖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聲讓拎泥桶、搬木頭，就要立刻去幫忙，很多人還會自願加班多掙些錢。一位山東56歲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時，有時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還能繼續干。 當年紀超過60歲，他們連掙這份辛苦錢也失去資格。近兩年，各地出台「清退令」，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建築工地。他們只能轉去做綠化、保潔、倉庫管理員，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過70歲，他們在城市幾無生路了。一位農民工71歲被迫回鄉，在村裡幫忙蓋房子，工錢一天100元。75歲時，一家勞務中介下鄉招保潔員，工資一天110元。雖然只多10元，他還是去了，69歲的老伴剛做完膽結石手術3個月，好在也能幹活，兩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從此他帶著老伴，每天早6點坐1小時車進城，到一處工地上倒垃圾、掃地，下午4點再坐車回鄉，一周干7天。他說：「能動是福氣，不能動就可憐了。」 工作、收入被時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錢 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進城打工。他們最能掙錢的青壯年時代，恰好是城市發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時代紅利為什麼沒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打工半輩子，為什麼還是沒能存下錢？ 我們來看看這三四十年間發生了什麼： 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進城，在1989年創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開始清退農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萬人，所有單位、企業都要每月填表報進度。那時，「民工潮」衝擊了城市管理，同時城市正面臨下崗潮，城裡人也要再就業。農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煩」。 三四年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城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又被允許進城了。兩三年後，他們再一次遭清退，因為城市又面臨大規模下崗。 但他們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過，只知道有天被開除後就很難再找到活。一位89年開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記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橋洞住了一個月，自己帶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對農民工可以參與的工種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類工作中，只有一類「允許考慮」使用外地勞動力，前提是招不滿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個行業、103個工種，都不許僱用外地勞動力； 在青島，市屬企業每招一個外地人，還要交50塊錢； 他們甚至無法像後來的農民工那樣進入工廠做流水線（很多工廠也僅限本地戶籍），他們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願乾的，建築業和人力裝卸。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們中21%遭遇過欠薪等權益侵害。 漲薪更無從提起。在改革帶來紅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而全國城鎮職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相當於他們在黃金年齡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農民工的遭遇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但他們總是處在被動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納他們，不需要了，就清退他們。他們在自己的青壯年時期，始終無法連續、穩定地工作，一直在城鄉間來回搖擺。 近20年來，賺錢的機會多了，但他們也老了，競爭不過年輕工人；同時他們還要負擔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禮，僅存的一點錢也要掏空了。 錢都給了孩子 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說老趙一無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萬，高於調研中90%的人。但這基於一個特殊原因，與多數受訪者不同，老趙沒有子女。 第一代農民工花錢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農村，孩子結婚的開銷在30到50萬。兒子結婚這一年，一位農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萬元，支出卻高達32萬元。他不得不借錢。 事後他們再還全部的債。因為女方通常要求「婚後不還債」。安徽一對夫婦有3個兒子，為前兩個結婚已耗盡存款，也無錢可借了，只好給三媳婦打欠條，許諾蓋房錢。此後夫妻倆一起外出撿破爛，10年沒回家，只源源不斷給小兒子匯錢。 他們的孩子會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孫輩會努力成為城市人，但第一代農民工還在堅持為家庭輸血。2009年的一項調研顯示，在廣東，65%—70%的新生代農民工把收入用於個人消費，但80%—90%的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把工資匯回家。 為了能穩定供給家庭，第一代農民工會主動放棄個人發展的機會——比如先投些錢，就可能做個小包工頭——因為他們不敢冒險，怕失敗了會傾家蕩產。他們也會放棄為自己儲蓄。要到60歲，完成對子代的任務了，才開始為自己攢錢。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讓他們不再重複打工的命運。 但結果，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輟學了，讀到大專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為了下一代農民工。進入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僅5.1%，自己創業的僅2.9%。 與第一代農民工對應，他們的孩子或許可以被稱為第一代留守兒童。這兩代人都沒有什麼選擇，父母為了生計只能外出務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農村。訪談中聊到孩子，第一代農民工大都說自己認了命，「孩子不是讀書的料」。 研究顯示，由於缺乏父母的引導和情感支持，留守兒童在學業上處於劣勢。一項基於3500人的調研顯示，比起同齡人，留守兒童長大後更難適應高強度的異化勞動。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過著一種「三拋」的生活——拋棄家庭，拋棄社會，最後拋棄自己——他們中很多都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 像一種循環，他們的孩子在生子後，也進入了父輩的模式。很多人為孩子上學在縣城買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於是孩子成為又一代留守兒童。 一位農民工A曾嘗試打破這種循環。他1989年到上海乾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為避免留守，他讓孩子小學二年級就到上海上學，每年5000元借讀費，「抵普通人家三四個小孩」，交完就攢不下一點錢。但在孩子初二時，他得知外地戶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讓孩子獨自回老家。 最開始，他覺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還是讓孩子和老家的同齡人不一樣，但這種區別沒能維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沒人管，學的好壞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後來大專畢業，去常州打工，再後來有了自己的孩子，這個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農村留守。 因為那些年交了借讀費，A沒有存款，沒買房，2020年疫情爆發後回到家鄉，臨走時最後一份工還欠他4萬元不給。他也不懂養老保險要「多繳多得」，將來每月只能領200多元。訪談時他56歲，在蕪湖開了一個小門臉收垃圾。他說，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後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裡的人，也沒什麼差別。 不能看病，傷病只能隨打工累積 第一代農民工中最年輕的也有50多歲了，他們面臨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問題。不同於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醫院開藥，他們極少看病。 一位蕪湖的大廈保潔員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請了一天假，等回去幹活時，公司就不要她了，說有人頂上了。 從此她再不敢請病假。她64歲，腿腳不便，每天要負責把6層樓拖兩遍，還要做其他區域的保潔。她月工資1800元。訪談時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層，都要停下來喘氣。但她說沒辦法，只要不是當時要命的病，她都會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調研中，對於最擔心的問題，61.4%的第一代農民工認為是「身體健康」，但—— 僅有35%曾參加過體檢； 63.4%在務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則忍」，僅有11.8%選擇去當地大醫院看病。 在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八九十年代，農村還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看病是「裸奔」狀態，多數人不願把辛苦掙來的錢用於醫療。 2010年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覆蓋全國，但不能異地攜帶。他們打工時生了病，必須先回戶籍所在地的醫院，確認不能診治，辦轉診手續，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報銷，但還要自己先墊錢。 他們看病要麼自費，要麼回老家報銷，但要承擔路費、時間成本、失業的風險。 但當問到對新農合的態度，他們中一半以上選擇「滿意」，說這很好了，從前看病都不給報銷。他們只跟過去的自己比，卻不會橫向比，因為他們不知道城市裡醫療報銷比例有多高。 不論病痛還是看病難，他們都選擇忍受。職業傷害給他們造成的腰酸背痛，遠比城市老人更嚴重，但他們不會像城市老人一樣去做按摩、理療、針灸，只忍著，貼虎皮膏藥。 他們認為去醫院沒用，因為沒法遵醫囑。一位50多歲的女工因長期幹活，手腕形成囊腫後不能彎曲，還很疼。醫生建議她回家休息，說這就是幹活累的，不能再幹了。可是她覺得，不讓她幹活她就沒法活。 問題隨時間不斷累積，到晚年，他們看上去普遍比實際年齡老十多歲，身體各部位疼痛，一些人還患有工作環境污染引起的塵肺病、紅斑狼瘡……相比工作超過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評「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體可能越差。 一位農民工年輕時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個大包100多斤，扛一個掙10塊錢，他一天要扛十幾個，不時閃到腰，疼得直掉汗。訪談時他54歲，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醫院診斷是肌肉勞損。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鏟水泥的工作，晝夜都接單，天天被水泥嗆得咳嗽。50歲，他開始不時感覺喘不上氣，但沒去看病也不請假，「自己歇歇就能幹了」，幾年後越喘越厲害，到醫院確診了肺氣腫。 訪談時他57歲，一走路就喘得厲害，走幾步就要歇歇，返鄉在家，什麼都不能幹了。「聽說這個病哪裡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藥，還是孩子在淘寶上給買的。「實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醫院吊兩天水。」 仇鳳仙覺得，對於第一代農民工，城市留給他們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問題，「他們帶著一身傷病，回到鄉村，回到那個原點，但那個原點已經不是當時那個原點了」。 個人奮鬥有用嗎？ 一些詞語經常被用來形容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農意識」、窮人思維，似乎他們是被自己的頭腦限制住了，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們可能確實缺乏魄力和開拓性，不敢投資、把握不住機會，但這並不是他們生活艱辛的原因，而是結果。他們沒有存款，沒有保險，也沒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願冒險。仇鳳仙覺得，是社會排斥造成了他們沒有抗風險能力，卻把責任轉嫁給農民自身。 在調研之前，仇鳳仙曾預設這些農民工的命運，和社會因素、個人因素都有關。經過問卷和訪談，她發現，這些人的個人情況都差不多。絕大多數人初中都沒有讀完（83.85%）、沒學過技能（67.4%），家裡貧困到沒錢支持他們在城裡擺攤，也沒有人脈。 他們並非不努力。直到60歲退休年齡之後，他們依然謀求打工的機會。工地進不去，他們就去做日結工，凌晨4點在路邊等招工的麵包車。但是努力好像是無用的。 仇鳳仙最後在報告中，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面臨的困境，即他們的處境和未來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政策的排斥性影響，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被遺忘的一代人 人們很難真的理解第一代農民工的處境。仇鳳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籲，要給農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機會。一位專家批評她「沒有人文情懷」，認為應該讓老人休息。仇鳳仙覺得，這其實是不了解農村。不讓他們工作，誰來負擔他們的生活開支呢？ 他們沒有意識和能力為自己發聲，爭取權利。他們沒有學歷，不會運用媒體，只會忍受。訪談中他們很少抱怨累，只會說「哪有活不累呢」；身體壞了，他們也覺得正常，「一輩子幹活，怎麼可能還有好身體呢」。問他們將來有什麼打算，他們說「看世道走」，意思是看這個時代會怎麼發展。最後他們默默回到家鄉。 仇鳳仙1979年生，父親、哥哥、妹妹都外出打過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農民工。」後來她成了家裡唯一上大學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歲，16歲外出打工，掙錢給她交學費。2003年仇鳳仙大學畢業，去上海一個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沒有夫妻房，他們倆和十來個人一起住一個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個單獨的房間。成為學者後，她本能地想關注第一代農民工。 開始調研後，她發現他們很渴望傾訴。只要問了一個人，馬上會有一堆人圍上來，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難單獨跟一個人訪談。他們講自己找不到工作、沒錢回家，要麼再加上家人生病，問題幾乎都一樣。 他們說，這些事沒法跟家人講，沒出來的親人聽不懂；也沒法跟工友講，總換地方打工，其實很難有朋友；他們更不可能跟城裡人講，儘管這些人真正有替他們發聲的渠道——一位農民工長年在工地，那其實是個和城市隔絕的封閉空間，他說一直不清楚城裡人在過什麼樣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見。 他們也確實正在一步步離開我們的視野，從我們雖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漸漸退到我們更不會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們也許會退到你的小區，拖樓道的地、擦電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廈旁，平整樓前的草地、澆花草。但你每天進進出出也不會留意到他們。 你甚至不會像路過工地時一樣，好歹能聯想起他們共同的身份。他們老去後像是一塊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風吹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於是你不再能看到石頭。 仇鳳仙曾悲觀地想，「農民工老去後怎麼辦」可能永遠不會進入城市人的頭腦。一個人是農村人，老了就回到農村，似乎是天經地義。只有細究了他們的每一點付出和代價才會想到，他們和城市人一樣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後卻一無所有，這並不正常。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原文已被刪除）
過去的一周，全球聚焦發生在俄羅斯的一場流產兵變，國內外華語社交平台更不例外。這場由普京私人僱傭軍軍頭，普京曾經的密友普利戈津向克里姆林宮發起的兵變，被大陸網友戲稱為「清君側」，網評如潮。有網友用上世紀毛澤東曾經的密友林彪叛變事件一語雙關地發帖說：九一三林氏沒能成功，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九一三發生了。九一三一旦發生，則無論成功與否，都是對那位人間上帝的致命一擊， 其信用和威嚴就都徹底破產了。垮掉是遲早的事，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都淪為植物人、剩下的時間就都是垃圾時間。 今天普涼麵對的情況完全一樣， 瓦格納兵變看起來半途而廢，莫斯可暫告解圍。但作為獨裁者，普大帝所必須依仗的信用、威嚴在俄羅斯軍政界及俄羅斯人民面前掃地以盡，正在淪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植物人；只是，給他的垃圾時間不可能那麼多了。倒計時己經開始。 所以，從全局講瓦格納兵變並非半途而廢，表面上的半途而廢只是製造了更多懸念，更多峰迴路轉， 結局已經註定，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改變。 網友@劉耘博士發帖說：普利戈津武裝「清君側」，標誌著俄羅斯國內危機總爆發，俄烏戰爭結束進入倒計時。 網友@老子198808發帖說：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20年，眼看他樓塌了，眼看他兔死狐悲吧！ 網友@馮崇義發帖說：普京竊國集團與習近平竊國集團一樣，是犯罪黑幫。犯罪黑幫的命根子，是黑幫頭子的權威和黑幫核心圈穩定的主僕關係。普里戈津率瓦格納發動兵變，在普京犯罪黑幫核心圈撕開了再也無法彌合的一道裂縫，這個黑幫已經進入不可逆的內訌軌道，儘管這會是曲折離奇而非筆直的軌道。 網友@王學宗發帖說：大俄必有內亂，普大帝，一人玩俄羅斯二十幾年於股掌之間，悍然對鄰國發動侵略戰爭，解決自己的執政危機。這個國家，其歷史地盤來自於侵略，當然也會因為侵略而被解散。 網友@北部灣表哥發帖說：希望他能看看大鵝的下場！不要輕啟戰端！ 網友@徒步的騎手發帖說：普京是個蹩腳演員加賭徒。從他的行為方式上看，他不是瘋子，每次干一票之前都精打細算，只是這次算錯了。最大的誤判是以為歐美不會團結成真刀真槍的同一陣線，把他往死里整。這一百來年，獨裁分子在台上呆長了產生的最大幻覺就是民主國家軟弱。普京會繼續表演，雖然早就演漏了，但八成會換賭的籌碼。 網友@吳文行發帖說：人民幣正式跌破7.25，央行已經停止了俄羅斯用人民幣結算，中國外匯大量被俄羅斯套取，為了維持匯率，中國一年至少要消耗3000億美元。這段時間沒人吹人民幣國際化了。另有網友發帖說：一夜之間盧布對美元歐元斷崖式的下跌，而我們在與大鵝的本幣互換之下，手裡握著巨量的盧布只能默默承受，過去幾年，中俄一直在推動雙邊貿易本幣結算，目的是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據粗略統計，中俄雙邊貿易本幣結算率已達80％， 中俄貿易兩千多億美元，拿成盧布砸手裡可就慘了！ 由於俄羅斯受到西方經濟制裁，我國手裡的盧布只能用於俄羅斯本國，因此盧布跳水，我國作為手握大量盧布的一方或損失慘重！ 網友@環球旅遊投資老頑童發帖說：凡是和我們互換貨幣的國家都成了最大人民幣空頭，他們通過互換回來的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市場拋售人民幣，做空人民幣，兌換成美元歐元等高息貨幣，存款一年後賺了利息，再低位買回人民幣，而且由於這些國家本幣也在貶值，所以一年後只需要原來80％人民幣就能換回全部本幣。這一進一出起碼白賺25％以上，那到底誰虧 了？肯定是擁有最多人民幣資產的廣大民眾了，所以和弱勢貨幣國家互換貨幣是最愚蠢的行為。 網友@佛瑞德里希4th發帖說：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普京，在手頭擁有的籌碼越來越少的情況下，都不會象外界一些仍然將他們看成理性決策者的分析者們期望的那樣，在危機面前改弦易轍。因為改弦易轍，既需要比「一條道走到黑」更大的勇氣，也需要更強的執行力。所以普京不能不繼續打烏克蘭，習近平也不能不繼續準備打台灣。普京如果不繼續打烏克蘭，他就無法對俄羅斯已經在這場侵略戰爭中付出的巨量成本作交代，也無法保持那些因戰爭而崛起的新派系的忠誠。在獨裁者的權力體系中，一個已經膨脹到佔據相當比例資源的「項目組」，是無法象企業裁員那樣簡單的「裁撤」掉的。唯一能讓獨裁者平安「裁撤」掉已成型「項目組」的辦法，就是組建新的項目組，使之壯大到超過自己想放棄的那個。而那需要很多資源。因此資源越少，本身越趨於弱勢，獨裁者越難改變在自己手中生成的弊政。——這是能力局限，不是意願問題。但反過來，能力的局限，常常是可以改變意願、改變思路的。獨裁者也是人，身在局中，他們常常是無法以清醒、理智的態度，分析自己當前面臨的困境的。對自身能力的局限，尤其難以客觀認知。因此，許多獨裁者都會為自己的「不順」、「不如意」，找其他的解釋，為維持弊政，找能說服自己的理由。普京會說服自己，一切困難都是為了維護大俄羅斯的榮光，他是為國為民，犧牲著自己……越是國窮民困，他就越會自我感動。越是下屬離心，他就越會覺得不服從者統統是私心過重之輩，只有他自己大公無私，只有他自己是試圖拯救國家的孤膽英雄。這，就是獨裁者在自我感動中，越來越脫離現實，最終走向瘋狂的心路歷程。 習近平也會是一樣。從習近平登基以來，中共國內外交困，內部的經濟困局，和外部的國際關係困局，都在習近平的各種瞎指揮之下，日趨深重。但這是習近平的責任嗎？在他心中，當然不是。內政可怨「諸臣誤我」，外交可怨「責任都在美方」。總之他習近平自己，是永遠英明的偉大領袖。習近平在近期，反覆強調外部困難，強調極端情境，從心理層面分析，是一種自我辯護。由自我辯護引出的，則是對自己原定路線的堅持。他不會改。他沒有足夠的勇氣改，沒有足夠的智慧改，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更沒有足夠靈活的手腕，去改變早已確定的「中美脫鉤、武統台灣、偉大復興」大戰略。他在這個項目里砸的本錢已經太多了，多到不論獲利的希望多麼渺茫，他都只能繼續把「會賺」當成信仰。在把無數普通民眾套進了爛尾房騙局、P2P騙局之後，習近平自己也即將成為爛尾工程的受害者。 網友@周燕妮發帖說: 最終打敗大鵝的，一定是他們自己。 （全文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