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怎么可以把孩子教育这么严肃这么干系一辈子的事情，置于一个充满疑问和风险性的讨论中。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人生规划么？ 今天，又看到一则留学断供的非虚构文章：《破产家庭的留学生，看到真实世界》。 我转到一个小群里，好友幽幽地来了一句：每日负能量。 几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们并未做好自立的准备，便被抛入真实的世界”。 加大圣迭戈分校大二女生曾经和闺蜜四处度假，不计金钱，只为体验感，“900多刀一晚的酒店连续住一周，窗外是望不到头的花园，客厅内放一台古典钢琴，每天的下午茶送到卧室”，经营K12教育的母亲破产后，她每天晚上都在哭，“掐着下午两点只吃一顿饭，饿了就去星巴克门口闻闻咖啡味儿，也在学校领过快要过期的蔬菜”。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大二女生陈婕曾经每个月都要买2-3个新款名牌包，有时碰到喜欢的会all in，母亲参与的投资项目崩盘后，学费也亏完了，陈婕被迫选择了回国，还去了趟奢侈品回收店，卖掉了十几个包包，凑了20多万元维持日常生活。 何野的父亲曾经有4个工厂，现在只有一家在盈利，疫情三年亏掉的钱够他在波士顿读十多年书，但他还是选择继续在美国读二硕，现在他剔除一切额外开销，全部自己做饭，从线上辅导老师到亚马逊代购他都干过，最终在一家美国中餐厅找到了生存之道。 01 留学断供，不是一个新话题，这一年多，已经来回在社交媒体上热议了很多次。 但现在的新问题有两个： 其一，留学断供不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现象，大有成为一个长盛不衰“元话题”的趋势； 其二，留学断供曾经是小概率事件，多少可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哪怕对留学生家庭而言，也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话题，但现今留学断供正在蔓延中，成为“全民话题”。 以上那篇文章提到的三个“破产”家庭，基本都没有犯下什么过于离谱的失误，不是赌博，不是吸毒，不是犯罪；要么是所处行业爆雷，要么是投资失误，要么是行业为疫情所累，都是这些年高级中产或准富豪家庭的常规踩雷处，每个案例背后都是无数近似的家庭悲剧。 留学断供不再是段子，不再是小概率，不再需要家庭犯下愚蠢的错误。可以这么说，很多家庭都严重低估了留学断供的风险。 现今，在城市的中产以上有娃家庭，基本都有留学的规划。中国这么多年波澜壮阔的经济扩张期，以及以往的经验，都让他们将孩子留学越来越当作一种“常规消费”。 但风险却在暗流涌动。 02 中国式留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砸钱周期在这些年间越拉越长。 二十年前，中国人自费留学也就是一个研究生，美国两年，英国一年，多快好省，准备一两年的钱即可；退一步说，就算事到临头到时候没钱了，也是个本科毕业，可以随时就业，没有多少沉没的机会成本。 但现在的问题是，留学成为中国教育竞争中最卷的一部分。最夸张的一群人是，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接受月均一万元左右的国际教育，一路卷到双语小学双语初中；到了高中阶段，有条件的直接出国，条件不成熟的本科再出去。 你可以算算，这一路要花多少钱，至少几百万元吧，至于究竟是“几”，丰俭由人。 有人说了，为啥不能之前都上着免费的公立教育，到了本科阶段直接出国不就行了。这当然行，但之所以有“卷”这个字，就意味着竞争无限前移，在此种拼刺刀的逻辑中：只有上了好的双语幼儿园，才能上好的双语小学，才能好的双语初中… 更富贵的逻辑是：只有早点去国外读当地一流私立初中，才可以取得进入一流私立高中的先发优势，才可以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的先发优势…… 这逻辑对不对，如果不考虑钱的话，太对了。而问题就是这逻辑太对了，才引得无数家庭一掷千金。这就好比你找了起步价六位数的留学规划师，钱花了，效果基本比不找更好，所以很多人找了。 所谓的留学卷国际教育卷，恰恰不是因为交智商税的问题，而是花大钱卷是有效果，甚至有奇效的。 也因此，留学竞争基本是一条单行道，你上了这条船，就很难中途下船，如果钱花完了被迫下船，不仅之前花的钱都打水漂了，更痛苦的在于，你会发现被迫下船重回公立教育的孩子，在应试教育上远不如一直在公立教育卷的新同学。 很多惯于纸上谈兵的人又会说了：“国外不是有奖学金吗？孩子留学家里不一定花钱啊？”这样的认知根本就不配参与这场讨论，请不要把这种小概率的事纳入公共讨论。 还有人会说：“我家有几套房，到时候没钱大不了卖房!”我先给你扣个大帽子：房住不炒。 你怎么知道，等你孩子要花大钱时，你的房子跌不跌价，卖不卖得出去，有没有流动性？另外，房产税了解下。 当然，我这里不想对房价作出任何预测，房价也不是一定会跌。这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可以把孩子教育这么严肃这么干系一辈子的事情，置于一个充满疑问和风险性的讨论中。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人生规划吗？ 你总不能说，孩子读了一半双语学校或留了一半学，交下年学费时，你的房子没卖掉，就不读了？这是不是太儿戏了。 问题是，很多口口声声重视教育的中产家长，在留学这个事情上，就是这么儿戏。 03 留学好不好，非常好，甚至可以这么说，不考虑钱的话，这个时代的留学必要性迫切性只会更强。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同意那些心心念念要让孩子留学的家长。 但你们可以不要那么儿戏，更有前瞻性，做得准备更充分一些么？以及，降低一些预期。 我没有任何劝人不留学的意思，但我想提一系列相互缠绕的“改良”方案，听不听，在你。 第一，重新评估自己的收入与资产状况。 你现在的收入或许不错，但你可以根据自己行业的特性评估下，未来你降薪或失业的可能性大不？ 如果家里就你一人上班，而且所处行业符合35岁收入递减定律，我至少可以劝你，你们家不适用于低龄留学或从小接受国际教育。 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可以一个人疯，别害了配偶和孩子，真的。 至于房子，国内的房子，之前说了，不能成为你自信的来源。 或者这么说，中国式留学不是一个可以单纯依靠“即期收入”说事的特殊领域，没有良好的资产结构，只依赖于你曾经或现在的高收入，来为周期动辄十年的留学规划买单，在投资专业上，这近似于“短债长投”，谁能保证你将来降不降薪，失不失业。 第二，重新评估留学费用。 这个问题不适合展开，但你做规划时，特别是孩子还小做长期规划时，可不可以把汇率的空间算大一点。我不是说人民币一定会跌，但如果人民币贬值到某个幅度，你就负担不了这笔留学支出，我劝你重新规划，要么缩短留学时长，要么挑个更便宜的国家，别拿孩子的明天赌汇率。 一个更现实的费用风险是，很多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学费都是年年涨的，五年后或十年后学费多少钱，大致空间可以预估出来。如果你不愿意预估，只能说你怕，怕面对根本没做好准备的自己。 第三，改善资产结构。 什么是适合留学规划的资产结构？ 请注意，我没说“好“，只说“适合留学”。 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只能说一个基础的，你可以每年把国家给予你的外汇额度用足，存到国内外银行里。 至于存多少钱，存上你打算的留学周期一半的学费生活费。这话可能有些复杂，简单说就是，你打算上四年本科，就存上两年学费生活费，打算高中和硕士也在国外上，再加上个两三年。 有人又说了，我的人民币存在国内可以理财可以炒股啊，干嘛要换成外汇放在银行里生灰？ 你既然这么爱赚钱，就继续赚吧，赚钱了让孩子继续留学，亏钱了让孩子留学一半回国就业，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就行。 第四，节省子弹，降低预期。 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 什么叫降低预期？首先你得想清楚，上英国G5上美国常青藤这些国际名校是需要高额成本的，如果你没有此等实力，趁早收起妄念，停止留学卷。 如果只是想留学，又缺乏高确定性的资产做支撑，我劝你还是立足于本科留学吧。上个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平日多补点英文课，到时候能申请到啥学校就啥学校吧。 提前卷很有效，但你首先得接受这种“不公平”，谁让你钱不够呢；其次是，先力保留学再说，上什么学校倒是其次了。 如果你子弹有限，留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发射吧。最荒诞的是什么：你中学阶段就把子弹打光了，又发现后勤跟不上（赚不到更多的钱），就只能被迫放弃留学了。 提前卷，只适合极少数的家庭。坦白说，这并不适合大部分中产。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赌博行为。 04 可以做点总结。 如果现在你家已经在上国内高中，恭喜你，你的留学规划已成功了一大半，提前准备两年大学学费即可。 风险最大的是现在孩子正在上小学，上初中的家庭，真的要好重新评估教育路线了。 武断地说几句吧，如果孩子即将上小学，只是家里没矿的高级中产，千万别走双语教育路线，好好的上公立吧，子弹留给未来。提前卷只适合富豪家庭；同理，如果孩子正在上公立小学，打算上双语初中，趁早打消念头。 如果孩子已经上了双语小学或初中，那也只有顶硬上了。能不参加的夏令营特别是去国外的夏令营就别去，一些高价的课外补课趁早停止，总之一句话：省钱，来日方长。 更不要说，留学不等于英美澳加，还有法国德国这些廉价留学地。 千万别倒在黎明前的一刻。 收入预期在变，汇率预期在变，资产预期在变，什么都在变，你凭什么认为：动辄十年的留学规划不用变呢？ 曾几何时，一两代人无意中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将风险变成了我们的朋友，但这是运气这是时代的馈赠，如果你不想把这份馈赠连本带利的还给时代，请调整人生规划。 别让留学梦和孩子成为代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突然被抛入残酷的世界 当被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份时薪18刀的办公室助理兼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大二学生郑灵璐没有犹豫，回答，“My mom got a bankruptcy, so I do need money to support my life.”（我的母亲破产了，我需要这些钱来支撑我的生活）这是第三轮面试了，她必须要得到这份工作。 一整个月，她都在反复面试学校里的兼职。受挫是家常便饭，一次她在图书馆的研讨室里面试，预定的半小时结束后，后面的人敲门把她赶了出来，她只能抱着电脑向外走，走廊很吵，她什么也听不见，只能胡乱应付，对面的人皱了下眉，后面的细节她记不清了，“反正最后这份工作黄了”。 之前的生活仿佛一个漫长的梦。母亲的生意遭受危机前，郑灵璐最享受的就是和闺蜜四处度假，不计金钱，只为体验感。洛杉矶大熊湖旁租的小木屋，围在壁炉前过圣诞，900多刀一晚的酒店连续住一周，窗外是望不到头的花园，客厅内放一台古典钢琴，每天的下午茶送到卧室。当然，母亲每次都会给额外报销。 现在，她必须拒绝好友的出游邀请，“大概存一年的钱才能和她出去玩一次吧”。 对一些留学生而言，“断供”来得猝不及防。他们的父母大多乘着时代红利白手起家，迈入中产。他们的子女得以走出国门，接受教育——当然，不必像早年留学生那样勤工俭学，永远为生计发愁。他们的账户上会每个月定期出现不菲的生活费，就连留学的目的也说得没那么功利性，“出去看看，开阔视野。”近几年，他们的父母在时代的浪潮中频频遇险，账户上的金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们并未做好自立的准备，便被抛入真实的世界。 郑灵璐的母亲曾在一座二线城市经营5所K12教育（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用，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年级的教育体系）学校。疫情初始，禁止线下聚集，很多家长选择退课，但工资房租得照付，家里开始亏钱，母亲让她别担心，“等到疫情结束会好的”。第二年，“没给任何缓冲时间”，教培行业风向变了。母亲做了备选，投资了一些实体餐饮，“但你知道的，又赔了很多钱”。 之前，母亲曾给她存下几百万留学和创业的钱，最初是“创业的钱没了，但留学钱应该还有”，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大哭，“所有的店必须关掉”，并向她解释，如果申请破产，未来可能坐飞机都不行，母亲选择注销企业，所有损失由个人承担，包括赔付许多十几年的老员工。一眨眼，供她读书可能需要卖掉最后一套自住的老房子以及动用养老金。挂下电话，这个20岁的女孩手指在颤抖，加州的小木屋再也不会有了，家里尚能承担学费，生活费砍半。 破产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但若仔细回想，一切早有预兆。去年年初，英国格拉斯哥的大二下学期刚刚开始，陈婕例行和母亲通话，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家里的经济不行了，要有个心理准备”，她感觉自己头脑空白，无法思考，挂电话后愣了一会儿，完全无法接受。 母亲做金融咨询，平常也会炒点股，在陈婕印象中生意一直不错，还专门给她开了200万的留学账户。但问题出在投资失误，抱着试试的心态，母亲被熟人拉进了资金盘，结果越投越多，甚至把留学的钱也投进去了。崩盘那一刻，以传销定罪，所有的钱上缴，国内抓到3个人，剩下的全跑缅甸，受害者都只能自认倒霉，家里破产了。 有段时间，陈婕感觉母亲赚得特别多，生活费也高了，但她不懂金融，以为只是投资的产品回报率高，现在想想，“哪有这么容易赚的钱呢？” 何野家里的四个工厂主要做加工，通常是先付定金，交货后付清尾款，因此要垫付很多材料费。去年疫情期间遭遇限电，规定只能特定时间开工，或者干脆不给开工，从5月份起，很多订单只能退款，出现负支出，现金流收紧，但还能负担他即将开始的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 八月初，他同时准备国内秋招，收到第一份工作offer。父亲说，“你不是还要再读书吗？那就拒掉呗”，没过两天，又对何野说，“你要不把它接了？工作还挺好的”，他解释已经拒了，父亲的语气变了，“你这是想留美国不回来了？我这辈子都学不会英语去不了美国，国内有份稳定的工作多好”，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家里出事的最初信号。 等到9、10月份，他陆续收到多个研究生offer。第一个录取通知来自波士顿大学，父亲看了眼预算开销，一年60多万，直接给了两个字，“没钱”。他才知道，家里已经完全没有订单了。 何野的父亲一直致力于做“伟大的实业家”，用他的话来说，“一切房地产、同金融挂钩的产品都是投机倒把行为”，坚决贯彻“房住不炒”（因此没有任何房地产投资）——当然，鸡蛋都在同一个篮子，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差。为了垫付材料费，最糟的时候抵押了一半的房子给银行。母亲后来算账给他听，一共四个厂，只有一个还在盈利，有一个从疫情开始就亏钱，拖到现在已经是天文数字，“三年亏的钱大概够我在波士顿读十多年吧”。 本科填志愿时，出于对金融的警惕，父亲没让何野学商科，而是选择了“好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毕业后，何野选择出国的主要目的是玩玩，正好家里又有点钱，听说某个学长去的大学不需要语言成绩，他想都没想，随便申请了光学硕士。如今的断供，发生在他准备读二硕前。 至于读二硕的原因，是他后来才发现，自己随便申的大学排名只能挤进QS1000，因此得换回电子方向，把一硕的学历“洗”一下。他长叹一声，“但凡我本科不是华科就接受了。”言下之意，这QS1000的学校实在是给985的母校丢脸了。讲到这儿，何野的语气仍然轻松，带着点玩味和好笑，放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这可能就是人们苦寻的“松弛感”吧。 没钱就过没钱的生活 走，还是留，是横亘在每个断供的留学生面前的难题。郑灵璐选择留下继续读书。她家里仍能支付学费和大部分房租，剩下的就要靠自己了。最初，为了控制开销，她每天掐着下午两点只吃一顿饭，饿了就去星巴克门口闻闻咖啡味儿，也在学校领过快要过期的蔬菜，“口感一般”，她说。节假日，她去蹭学校社团定点发放的免费饭，人群挤满了整条路，她排了两个小时，最后拿到了一份盒饭，如今已经记不清味道，“只是想尽办法薅点羊毛”。 那段时间，美国物价疯涨，郑灵璐搬了家，同朋友合租，3000刀只有一间卧室和客厅，她们用窗帘隔出房间，每人只剩一张床垫的位置，每天就坐在上面吃饭。她时常会想起之前寄宿时住的别墅，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和卫生间，宽敞明亮，夏天没事时就能泡在院子里的泳池里。 她每天晚上都在哭。最好的朋友知道后，经常会安慰她，但她会偶尔感到害怕，“还能同她们社交和出去玩吗？”生平第一次，她体会到贫穷带来的窘迫。如果和朋友下馆子，即使是最普通的饭馆，也意味着之后饿上两天。曾经她们很少AA，轮流请客，每个项目一人付钱，现在她会敏感地察觉到谁多付了点，谁少付了点，吃饭和打车的钱明显不匹配，这点差异非常刺眼，她会在默认请客时出声，“我跟你AA吧”。其他人投来视线，也许没有任何意思，她仍然在那一刻喘不上气。吃过饭后，朋友们打算去打保龄球，她找了个理由走掉，绷紧了脊背，努力装作从容的样子打车回家，在车上心疼这额外10刀的开销， “好像成为自己从没想过的人了”。 大二的陈婕选择了回国，如果要读下去，每年至少要40多万，家里拿不出钱。她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未来。她想过转学，相对便宜的东南亚学校没有校际合作。回国读，大部分学校要求高考成绩，只有一所不要求的，又是和她不对口的工科专业。她无处可去。如果两年内她无法回到英国，那边的学籍也将被取消。 过去一整年，她经历了漫长的心态调整期。得知破产的消息是在春节前，几个熟识的朋友约在家里做饭，她对着刚洗好的菜掉眼泪，只能告诉朋友，“最近心情不太好”。电话里，她调侃式地告诉我，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挺深，也挺湍急，“要是当时身边没人开导，我可能真就跳了”。后来，朋友们始终保证她能身处团体活动，聊聊八卦和日常，男朋友也一直陪着她，“没什么大不了，没钱就过没钱的生活”。 家里破产前，陈婕最大的爱好就是购物，情绪一上头就给自己“反向限额”，两天必须花完5000块钱买衣服，不花光不回家。每个月都要买2-3个新款包，有时碰到喜欢的会all in，母亲后来限额一个月最多一个。回国后，她去了趟奢侈品回收店，卖掉了十几个包包。在那她才知道，她喜欢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秀款并不保值，3w2的香奈儿只能卖1w6，而经典款至少能有两万多。纠结再三，她留下了Burberry的牛皮包和香奈儿的mini，“能搭配很多场合，也舍不得”。最后共凑了二十多万，能够维持日常生活。 回国后，陈婕的外婆突然去世，她的母亲也患了急性肾衰竭，直到今年指标才正常一点。她察觉到母亲的愧疚，要不是投资失误，她还够顺利在国外读完大学。这个20岁的女孩知道自己必须要迅速长大，“如果我崩溃了，妈妈也就崩溃了”。通电话时，她的心态已经趋于平和，“反正死也死不掉，身边有人拦着，那就活呗”。 面对剧变，何野会反复想，“为什么是我呢？”看到朋友都在环球旅游，“也会有世界不公平的情绪”。但总的来说，这个年轻人对生活抱有很强的“顺其自然”心态，从未彻底崩溃过。这很大程度源于他是个“差一点”的人，“什么都会做一点，但什么都差一点”。大学时他在b站做游戏解说视频，积累了几万粉丝，视频最高有几十万播放量，赚了大几千，出国后没法打游戏，说弃号也就弃了。考GRE时，身边备考的朋友贴着“两个月考不出来就去死”的口号，他不会，两个月不行就四个月，低分有低分的去处，再不行就去不要GRE的地方。后来他果真四个月考了四次GRE，睡觉、看漫画、健身、刷短视频一点没落，“最后也考出来了”。家里断供后，他不满，但也就这样接受了，“穷有穷的过法，反正之前家里离大富大贵也差一点。” 何野最终选择出国读二硕，靠打工支撑生活。虽然也可以在家躺着，让父母养，但QS1000这事他有点不能接受。其实还有个原因，他有一个本硕完全相同的学长，回国找到了年薪30w的工作，“我想总不能比他低吧”，他下定决心，只要找到30w就留下工作，最后一份工作薪资差个一两万，他不想妥协，出国了。 赚钱的感觉是兴奋得发晕 若选择留下，节流远不够，还需开源。以美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更贵）为例，每年学费大概15000-40000刀，食宿费合计在12000-20000刀，书本费1200刀，其余日常开销2000-3000刀，合计至少准备30000刀以上——这只是非常理想的估计，实际不同州、不同项目之间的差异极大。何野一直在美国中部读书，开销相对比较低，第一个硕士两年共花了60万左右；郑灵璐在加州烧钱，从美高到美本，陆陆续续投了几百万进去。 钱从哪来？何野开始寻找和尝试任何可能的方式。过去他花钱随意， 150刀的电动牙刷，买，很帅的鞋子，买，耳机出新款，买，每周规律去餐厅改善伙食，还买了辆不错的车，每个月算上房租水电一共花销3000刀左右。现在他剔除一切额外开销，全部自己做饭。他想想自己二十多双鞋子，成柜的衣服，但永远只穿那么一双一件，“好像不买也行啊”。买菜常去中超，价格低，牛肉6刀一磅，20刀3袋能吃六餐，蔬菜一袋3刀能管两餐，有时晚饭做多了，还能打包当第二天中饭。他偶尔想想之前吃的40刀自助，很快释怀，“我可以自己在家做啊”。 随着Offer陆续下来，他开始联系学校，充分发挥“问一下不会少块肉”的厚脸皮精神，给七个学校发邮件哭穷，把破产写的跌宕起伏，“能不能给点奖学金”。然后上学校官网，对着研究方向，依次发邮件给5-10位老师，询问“愿不愿意帮忙找助教”。这时候哭穷就不管用了，得强调自己多牛、和老师研究方向多匹配、进组就能干活。 他给一位半导体ADC方向的教授写邮件，自己履历里唯一沾点边的是上过两门信号处理的课，那就强调自己基础扎实、造诣深厚。没做过比赛项目没关系，他室友做过，他大概看懂了流程，面试时直接套上去用，宛如读论文只看摘要、引用和结论。50多封邮件，每天发五封，花两三个小时修改措辞，有时头晕眼花，免不了闹出乌龙——在罗彻斯特大学官网上复制粘贴名字时，两位教授靠在一起，没注意复制错了，“后来教授都没理我”。 他在boss直聘上找兼职，凭借“好歹是个985本”干线上辅导老师，周末时补小学数学，时薪100人民币，如果用英语教学，课时费能多50%，虽然杯水车薪，但课程简单，最难就到方程式，闭着眼都能讲出来，备课只要几十分钟， “还蛮享受好为人师的感觉”。也做过亚马逊代购，报酬同样聊胜于无。 最终，他在美国的中餐厅找到了生财之道。厚脸皮又发挥了作用，某天在一家中餐厅吃完饭后，他觉得味道不错，直接问“这里能招学生吗”，老板爽快地同意了。“没钱什么都干得出来”，他说。 不愉快的事常有。一位大哥进来就嫌桌子不干净，但这是昨晚兼职的人擦的，何野低头说“对不起”，没有辩解，赶紧再擦了一遍。后来大哥点菜选了“mixed vegetables”，大哥是位常客，喜欢洋葱和胡萝卜，其他服务生都默认，但何野不知道，最后端上来四季豆、西兰花等，大哥脸色立刻就变了，不爽地拉开凳子，“老子不吃了”，直接出去了。何野非常懵，还有点委屈，惴惴不安地想“如果他以后不来了怎么办”，老板安慰他是第一次见熟客才出问题，别担心。 一位白人来点餐，双方battle数回合，对方气愤地喊“you are not fucking listening to me”，让他叫经理来，后来终于弄懂了。对方点“干煸四季豆”，只说要“干煸豆”，何野重复“干煸黄豆、绿豆、还是四季豆？”数次循环，各说各话。 但总的来说，何野很享受这份工作，“没办法，给的实在太多了，时薪能有20多刀啊”。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钱，“当孙子算什么”。之前碰到有人不给小费，他不会像同事一样“忍忍算了”，而是直接去问，“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吗？”，对方摆出一幅“你做得很好，但我很穷”的耍赖样，他也不忍气吞声，直接讽刺“您下次没钱就别来点服务了呢”。面子不值钱，之前有一次开顺风车，200多刀给同学送到奥兰多，他会帮忙拎包开车门，“给500刀的话，踩着我下车都行”。 在餐厅打工的第一天，何野就赚了200多刀，现金，握在手中的美元有了实感，他兴奋地头脑发晕。他算了算，上两天班再省省，就能凑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是从这时开始，一切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没过几天，海量投放的邮件终于在无数拒信后有了回音，一位教授愿意帮他找TA，第二年可以转为RA（研究助理，同样有工资代付学费）。教授的五个博士生在今年要毕业四个，相当于“坑位”全空了， “6年才毕业一个博士啊，一下走了4个，百年难得一遇的盛况，恰好给我遇上了。”好运终于眷顾了他。 宁愿当个没有故事的小孩 回国后，陈婕四处打听，甚至拨打了市长热线，最后得知她可以作为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今年高考，不论成绩如何，至少有个出路。高中时的朋友已经快大四了，英国的好朋友们也在继续学业，还有的人已经上班了，只有她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高考。 她常听见有人用遗憾和关心的语气对她说，“你就不应该去英国，你该踏踏实实在国内读书”，大概觉得那一百万白花了。但她并不后悔这两年的“弯路”，她知道，有些东西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了。她曾以为人生就是毕业、结婚、生子，出国后才第一次觉知女性能够自由地选择，她也常常为穿国内女装的M或L码身材焦虑，来到这儿竟然发现能穿很多XS，英国的同学会大声告诉她，“你这也能叫胖？多正常啊。”如果一开始就留在国内，“可能会觉得如果考不上本科，这辈子就完蛋了”。现在，她早已没有这种执念，她的目标是今年能考上一个专科院校，选个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当个普通人就好了。 出事后，郑灵璐一直对父母非常愧疚，她才大一，什么也做不了，她也有点后悔，如果当初没出国，“留着几百万家里至少生活会好一点”。 提到母亲，她带着一点哭腔，断断续续地说，“50多岁的人，辛苦经营了几十年换来的东西，一下子全部化为乌有，没有办法，想要跨过这个槛真的很难。”去年母亲重新创业，有时她发过去十几条信息，过了快一天那头也没有回复。父母也不知道她的生活状态，开销花费瞒着往低报，“他们都觉得每月1000多刀可以生活得很好，但在加州房租经常就这个价格了”。 她想起之前申请美本时，要写个人陈述和经历，比如“证明自己具备领导力”“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她写不出来，对母亲大哭，“我活了十八年为什么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没有？”母亲笑了笑，“那是因为你过得太幸福了呀，所以没有什么坎坷”。最后，她写了“第一次来美国，如何努力学习与适应”的俗套故事。仅仅一年之后，泡沫破碎，“我宁愿永远当个没有故事的小孩，至少爸妈不会遭遇这些事情了”。 她现在考虑未来毕业后直接工作，攒够钱再来读研，“有钱才有选择的底气，不想再给他们负担了”。 或许，断供对于他们来说，也不算是一件完全的坏事。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本地学生读本科靠的是银行提供的助学贷款，毕业后再打工还钱。至于郑灵璐想的靠自己读研，或许本就该如此。一切正如《老友记》第一集中富家女Rachel剪掉了所有父亲的信用卡，朋友们拥抱她，祝贺她，Monica对她说，“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 but you’re gonna love it.”（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它很糟，但你会爱上它。） 那份办公室助理的兼职她最终得到了，如今已经快一年半，她早已驾轻就熟，每个月能多出近2000刀的收入，生活逐渐宽裕，可以自由选购有机蔬菜，也可以偶尔和朋友们一起旅行。最近学期结束，她每天基本要主持16个左右关于学术诚信的会议， “很累，但这大概是给钱多的原因吧”。 何野已经完全迷恋上挣钱和存钱的感觉。存到第一个1000美金的瞬间，简直飘飘欲仙不可置信，好像自己真能养活自己，“当时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1000刀来的有安全感”。对他来说，这意味着3个月的伙食费。自从打工之后，他只用现金生活，每天回家，先将拿到的工资码在桌上，感受现金堆满带来的爽感，爽完了就把钱藏起来，衣服里塞一百，钱包里夹一百，筋膜枪的盒子里丢五十，记在备忘录上，“万一哪天家被偷了”，之后定期去银行里存钱，把备忘录清空，再开始新一轮循环。 何野的日子变得有盼头起来，虽然父亲卖掉了一直亏损的厂，但其他工厂的效益仍然不明朗，万一之后再有什么变故，至少他能有应对风险的能力。他已经很少想起曾经的生活。去餐厅打工的路上，能看见亮堂的柏油马路和连绵的树荫，低矮的房子分散在大片平原上，有时下班能看见紫红色的天空。他也很享受自己做饭的快乐，最近，他正通过短视频研究如何把吸油蔬菜做成好吃的减脂健康菜。 ◦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这几个月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消费的人多了，但花的钱少了，“消费降级”这个说法已经成为现实。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镀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低欲望社会”，这种低欲望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低欲望社会，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会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的消费模式也会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将影响数以百计的行业和数以万计的企业。 我们先看统计数据，防疫三年，人们的消费需求被压制，疫情一结束，三年被压制的需求集中释放，给人一种繁荣的景象，这从五一的出游人次就能看出。 今年五一，出游人次不仅远高于2022年，与2019年相比，也增长12.41%，但在人次大幅增长的同时，旅游收入仅增长0.66%，人均消费只有2019年的90%。这一趋势在端午期间更为明显，端午期间，国内旅游收入仅为2019年的94.9%，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仅为2019年的83%。 我们再看消费结构。今年央行发布了三份报告，报告显示当下仍有58%的银行储户选择“更多储蓄”，而选择“更多消费”的只有23.2%，人们仍然不敢花钱。结构上看，2023年一季度，出行类、饮食类的消费复苏较快，但汽车、电子、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表现疲软，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性消费更是停滞不前。 也就是吃吃喝喝的经济恢复了，但是真正支撑消费总量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性消费一直没能恢复。 这说明，随着被压抑的需求逐渐释放完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走低，比2019年的数字低，表明当下社会的整体消费欲望，并没有恢复到疫前的水平，人们的信心并没有恢复。 除了宏观数据，从近期兴起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发现确实存在着某种“消费降级”。在旅游方面，体现为境内游多，出境游少，五一期间，出入境人次仅为2019年的59.2%，与疫前相去甚远，《2023年抖音旅游内容体验调研》也显示，97%的受访者表示今年会增加国内游，85%称会增加周边游，而只有16%表示会增加出境游。 如果观察出境游的目的地，我们会发现，去往欧美等高消费地区的出境游少了，去东南亚的变多了。在国内，去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的比例增加了，对一二线的热衷没那么高了。 今年大火的热搜，也都体现着“廉价”的味道，比如大火的城市是淄博，吃的是性价比和烟火气，还有小红书上流行的Citywalk，实际上就是“文艺”点的压马路，还有特种兵游，主打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走完旅游景点，本质都是用最低的成本满足自己的娱乐需要。 除了旅游，甚至吃饭都开始变得廉价，比如最近流行的“小饭桌”，一些全职妇女，和待业人员在家里做饭，给周边的学生送去，主打性价比和健康，经营成本和售价都比较低。现在小饭桌越来越火，很多打工人都参与了进来，他们吃小饭桌也是为了性价比，想少花点钱。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房市长期的不景气，三四线普遍出现了下跌，就算是一二线城市，也出现局部下跌的情况，比如深圳的房价相对于2021年的峰值下跌了17.7%，杭州下跌了5.4%。 虽然房地产本身属于固定资产投资，但不能忽视购房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购房后要装修、买家电和家具，在一线城市，一个120平米的房子，装修就要花30万元，还要买大量的家电，这其中带动的消费不能低估。而且在中国购房往往和婚姻联系在一起，结婚了就要生小孩，生小孩就带动母婴、教育类的支出，这又是一大笔钱。 现在房市的问题是，中年人不敢买，年轻人不上车，中年人不敢买是因为预期变了，以前预期自己的收入会越来越高，就敢上高杠杆买房，现在很可能遭遇降薪或裁员，不敢上杠杆了。 年轻人呢？现在本来就就业难，加上观念的转变，对结婚的需求变低了，既然不结婚就没必要买房，而且现在的房价对年轻人来说太高了，年轻人普遍不愿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去做长期的投资。 今年北京的小阳春就反映了房市的困境，作为房价最坚挺的地区，小阳春仍然持续两个月就结束了，而且都是存量资金在交易，都是改善性置业，表明没有新的年轻人上车，房市的资金池只会越来越小。 不买房不结婚，导致新一代人的耐用消费品支出、未来的服务消费（比如装修、教育、医疗、托幼）都会比较低。这也是我不看好95后、00后消费能力能超过80后、70后的原因。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会停留在吃吃喝喝和买一些日用品，最多去个KTV或者玩个剧本杀，这些东西的价格平均也就100-200元，小额高频的模式并不能支撑消费升级。 从国际上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居民消费中非耐用品消费就从1965年的36%下降到2019年的20%，而服务消费占比则从1965年的48%上升到2019年的68%。服务消费才是大头。 之前很多企业过度高估了95后、00后的消费潜力，2019年有一份报告甚至声称95后、00后消费能占到总体的40%。这种乐观的预估今年被扭转。 比如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Z世代青年线上消费洞察报告》，就显示70%的年轻人目前最看重性价比，比如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Z世代青年线上消费洞察报告》，就显示70%的年轻人目前最看重性价比，《Z世代信用卡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与趋势报告》更显示，2021年是年轻人理性消费和储蓄意识觉醒的一年，年轻人开始转变超前消费的思维，消费模式变为小额高频。 还有同城研究院《2022年Z世代青年在线旅行消费洞察报告》显示，95后、00后旅游住宿最大的偏好是民宿，达到38.2%，选择星级酒店的只有10%左右，其中人均住宿消费大概是175元，远低于80后和70后。 很多人的思维存在两个盲点：一是95后、00后大部分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他们的消费源于父母的资助。经济好的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多，年轻人消费就多，现在经济不好了，给的少了，加上年轻人就业难，自然花得少了。 今年年轻人流行的消费，全是Citywalk、特种兵游，淄博烧烤等花钱少的项目，这表明年轻人消费的伸缩性很强，也是高度受经济环境影响。拼多多、销售额的增加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总量多了，而更有可能反映“消费降级”。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年轻人不结婚不买房，导致后续的消费跟不上。 其实这种情况，日本已经经历，比如2016年日本统计局就做了一个《全国消费实态调查》，就发现29岁以下年轻人的消费与他们的父辈比明显降低，还发现，曾被视为年轻人走向独立的“三件神器”，对车、酒和海外旅行有兴趣的消费者比例，从5年前的七成锐减至五成。锐减的主要是年轻人。 日本的年轻人很多甘愿过一种极简生活，成为食草族，现在部分中国青年的心态与之类似。 总之，消费降级已经成为现实，中国正走出奢侈的镀金时代，进入一个欲望更低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性价比”，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将成为时代主流，“低欲望”下，耐用消费品、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及服务消费都会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降低。 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策略必须要发生变化，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呷哺呷哺，呷哺呷哺这两年亏损严重，2021年亏损达到1.57亿元，关掉了229家门店，就在于企业高层误判了形势。 以前呷哺呷哺是做单人火锅，主打性价比，人均消费不过40-50元，这其实很适合当下的时代，2017-2019年，呷哺呷哺的利润都超过了5亿元，结果2020年开始，呷哺呷哺决定进行品牌升级，打算转成轻正餐，开始升级装修，客单价从40-50元一口气飙到60-80元，正好撞上了社会消费降级。很快消费者惩罚了呷哺呷哺，企业直接陷入困境。 网络图片 当然，一些大企业家观察到了这种趋势，比如马云在会上就表示，流量倾斜要从天猫（品牌店）到淘宝，这反映阿里也意识到消费降级已经发生。 总之，未来一切昂贵的，低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变得不受欢迎，任何廉价的，高性价比的都会得到顾客的青睐，在低价的基础上做一些个性化的创新将是未来的制胜法宝。未来的中国人，最大的需求将会是如何用较低的成本“悦己”，能满足这一需求的企业，将会迅速崛起。 时代变了，经营的思维也要跟着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更加低欲望，更加个性化的时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沉思的托克维尔）
“我私下算了一笔账，全家不吃不喝也要到85岁才能还清这些债……” 暑气熏蒸，若翊却全身冒着冷汗。她冷漠地瞥了一眼震动的手机，又是一通未知来电，这已是今天的第23个了。陌生号码可能意味着催收与威胁，多的时候会接收到上百通。 与老一辈“存钱防老”的消费观不同，对当下许多年轻人来说，“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多网贷平台应运而生，相比银行等传统贷款渠道，它们的门槛更低、可贷额度更高，为超前消费提供了便利，也慢慢“吞噬”着年轻人。 “这家餐厅看起来不错，这个裙子好适合你！”刚上大学不久的若翊为了追随所谓的“潮流”与光鲜的生活，家境本就不富裕的她一次次地管家里要钱。这点钱怎么会够用呢？”若翊告诉刺猬公社，她和朋友吃了一顿日料，买了一件新裙子，就花了整整1000元，是若翊一个月的生活费。 渐渐的，在物欲的驱使下，若翊开始接触网贷。先后开通了花呗、白条、360借条。“受众人追捧的感觉真的很有面子，正中下怀。” 她深陷网贷，以贷养贷成为她的选择。可预支未来，又何尝不是预支自己的青春？ 负债，已然成为一些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 深陷泥潭的负债者 与若翊的遭遇相似，来自河南的小贾也身陷“网贷”困境，今年才刚步入而立之年，却已是满头白发、消瘦憔悴，貌若一位老者。 小贾六年前开始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网贷，先后在7、8个网贷平台借款，总金额达到260多万元。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生活尚且勉强，更别谈还钱了。他说着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深吸一口，又无奈地摇了摇头。“谁不知道网贷有风险？但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多干点零工肯定能还上。” 2017年，小贾来到北京打工，月薪5000。北京物价高加上自己没有节约意识，刚到手的工资一下子就被挥霍完了。 这时，初中同学向小贾借钱，小贾碍于情面又不好意思袒露自己的难处，便动了网贷的心思，想着等同学还钱了，再还给网贷平台也是一样的。 此后陆陆续续管小贾借钱的还有5、6个人，小贾也是一口答应。其中的一些人没有还上，小贾也毫不担心，觉得这些人都是仗义人儿，肯定不会不还钱的。 熊熊是一名18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准备先租房子后找工作，但刚毕业就陷入了择业迷茫期，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加上人们都说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一直拖着想碰碰更好的机会。 工作没着落但房租还要继续交，熊熊没办法了，主动开始在网上借钱，先是花呗和信用卡，慢慢地，这些常规渠道不够熊熊花了，她选择了网贷，一个平台用完了就开另一个平台，短短两年就借了十几个平台。 “最开始借钱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先把房租交上，要不下个月都没地方住。谁知道雪球越滚越大，到了如今这步田地！”熊熊说。 自尊心作祟，使得熊熊不敢和父母分享自己的遭遇。毕了业，也不好意思再管父母要钱。这就是熊熊陷入网贷的开端。 他们一开始借贷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一件漂亮裙子、可能是为了让父母放心，也可能只是因为讲义气。但最后无一例外，贷款买来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此前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在3000余名被调查的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信贷产品渗透率为86.6%，使用互联网分期消费产品的比例达61%。 肉眼可见的是，网贷已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 尖锐的电话铃声不断地刺激着若翊的耳膜，眼见着利息从最初的300元到现在的1000元，她有些烦躁。下周还行不行？略带乞求的声音并没有让借贷公司产生恻隐之心，“我司会继续按照相应标准计收罚息，必要的时候将向您的亲友催收贷款。”到此刻，若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深渊。 这时，妈妈打来的电话惊动了沉思的若翊，“闺女，最近过得怎么样？上海物价挺贵的吧，钱不够一定要和我说……”若翊勉强应付着，一挂电话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父母这么辛苦，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自此，若翊把自己关在宿舍，任何活动都不参加了。 《全国大学生信用认知调研报告》表明，将近10%的大学生会使用贷款，其中网络贷款将近一半。也就是每十个学生就可能有一个会贷款，每二十个大学生就可能有一个会网贷。 除了大学生，一些已经工作的年轻人也饱受负债折磨。 2018年的那个冬天让小贾终生难忘，仅在6月这一个月，他就贷款了5次，分别为1万元、2.2万元、4.5万元、3万元、7000元。贷借款期限仅有8天，小贾深知自己根本还不上。 最近几年，小贾所在的公司业务规模缩减，小贾因没有一技之长而遭遇裁员。没有工作后的小贾一面欠着诸多钱款，一面没有了收入，只能以贷养贷。很快，他发现相对正规、安全的借贷渠道都被借了个遍，利息高的也不敢借。自己怕丢脸也不敢回家，小贾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与痛苦中。 如果有一个人使用了网贷，或是打开了网贷平台，那么他的贷款额度和联系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内，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平台“雪中送炭”。小贾的个人隐私被各大贷主征集，前后共计10余人给他打电话、加微信。不断地骚扰恐吓他。 他回忆道：当时债主电话都打到村长那里了，村长为了我的面子也没和家里人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还钱，一天只吃中午一顿饭，晚上也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简直活在地狱里。 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决定回老家。翻了兜里兜外，50块钱都没有。 现在小贾在河南跑运输，一个月4000元。用自己赚的钱养活一家老小，剩下的钱还贷款。“这辈子算是没啥盼头了，真是悔不当初。”小贾说。 据小贾介绍，回乡后哥儿几个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在借贷。原因也非常一致：孩子上学没钱，大人需要生存。 “最痛苦的时候我吃了安眠药才能入睡。”熊熊说。当时我的房租是一个季度一交，也就是9000元，网贷利息是2100。借贷人明明要求她一个月之内还清，但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客服机器人给她打电话，熊熊不以为然，想拖着解决问题。 但到还款日期的债主们可没那么“善良”。他们在一天之内就能让熊熊崩溃，给熊熊发短信、打电话无数。威胁她如果不还钱就去家访。 熊熊无奈地说：“他们很会抓住我的弱点，并强硬地利用各种收集到的个人隐私攻击我甚至我的家人。在他们眼里钱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网贷者如何“上岸” 在微博、豆瓣中有不少“负债者联盟”，无数少男少女们在这里祈祷着自己能够“上岸”，群里的故事每一个都触目惊心，令人唏嘘。 室友很快就发现了若翊的不正常，在他们耐心的询问下，她小心翼翼地道出了实情。 幸好若翊借的不多，合计共一万元。室友建议若翊将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来还贷款，吃饭先刷室友的钱，等贷款补偿清后再还室友钱。 上岸之路，道阻且长。和若翊不同的是，熊熊选择了向家人“求救”。 22：35，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熊熊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熟悉的电话号。 “今晚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因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熊熊已经两个月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说……”之后是长达一分钟的沉默。电话另一头的咆哮声刺耳，“你到底干什么了？你可别吓我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在妈妈的压迫下，熊熊小声地说了出来。妈妈听完先是“哼”地冷笑了一声，“早就跟你说不能借网贷了，借了多少？算过没有？”“借了很多。”“到底多少？”“17、8。”熊熊甚至说不出“万”字来。“别让爷爷奶奶知道，他们年纪大了。”在一声声辱骂中。熊熊解脱了。 熊熊说，超前消费真的很害人，也怪自己自控力不够。安逸花、花呗、信用卡……虽然你不会因为这些欠一身巨债，但是他们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你的消费习惯，让你学会超前消费、享受超前消费。然而当你享受到特权时，离网贷也就不远了。 被全家人围着说了两晚上后，熊熊决定回家找工作，工资虽然没有那么高，但能让家里人帮忙监督自己。 网络借贷门槛低、铺天盖地的广告使得大学生们想不贷款都难。 “白条、花呗会在我每次要付款和付款结束后跳出来，付款的时候也会默认变成花呗优先。”若翊认为，网贷平台为了利润，会刻意培养用户的超前消费习惯，尤其是年轻用户以信用为担保透支个人账户。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消费金融信贷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消费金融主体评估发现，选择消费信贷的客户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90后群体占比接近50%。 今年2月，熊熊在家人的帮助下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最近她正在积极面试，这次，熊熊准备从头来过。若翊则取消了所有的网贷平台，除了父母给的生活费，她还会在周末做一些兼职补贴自己的花销。 相比于她们，小贾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私下算了一笔账，“就算我们全家不吃不喝，也要55年才能还清我的欠款，那时候我已经85岁了……” （文中若翊、小贾、熊熊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
昨天，一位老哥给我分享了一张图。我定眼一看，哟，这不是著名网评人司马南吗？ 网页截图 但问题关键在于，这照片的拍摄地点可不一般，U.S.Embassy Beijing就是美国大使馆，司马南这是去参加活动了。 这活动名为“2023年独立日庆祝活动”，众所周知“独立日”指的是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的时刻，等同于美国的国庆节。 好家伙，司马南这是给美国庆生去了？而且摄像机对脸门子上，丝毫不避讳，还专门拿了把写着“自由”俩字的红扇子应景！ 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照片是美国大使馆官方活动链接上扒的，上面有二维码和网络地址，请您扫码查证。 这是网页网址： https://as.alltuu.com/album/1120416042/?from=link&menu=live 其实，活动本身没问题，只要美使馆不侵害中方利益，办什么活动是他自由。中国人参与也无妨，两国现在虽关系紧张，但交流还是必要的。 但是司马南老师不一样！他是反美先锋、反美斗士，是最受网民支持的正能量、爱国大V之一，他去给美国庆生，这合适吗？ 当然，司马南翻车也不止这一回了。从出道以来，自己打脸无数次，B站甚至有人将司马南打脸的视频做了一个合订本，这些视频都是可以随处搜到的： B站搜索关键词：司马南：我的双面人生｜哔哩哔哩 bilibili 在被质疑反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时。司马南表示：“越反对美国才应该去美国…..更何况，我什么时候反对过美国？” 而在另一档公开节目中，司马南又直白地表示：“我确实反美！” 在被问及是否在美国有房产时，司马南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是造谣！” 而在被美国华人曝光后（美国地产信息非常透明），司马南在视频采访里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件事。 后来，司马南顶不住舆论压力，又录了一个节目，解释自己虽然在海外买了房，但是家里没人在海外生活，告诫大家不要听信造谣！ 于是又有美国华人爆料司马南子女在美国留学，在对谈节目中，司马南又表示：“就算我有家人在美国生活又怎么样呢？” 在最近的关于俄乌战争的“合订本”中，司马南对俄乌走势的分析可谓句句打脸： B站搜索关键词：合订本：司马南，俄罗斯摧枯拉朽，乌克兰溃不成军，峰哥好兄弟 ｜哔哩哔哩 bilibili 他说：“泽连斯基一个戏子根本不敢直视普京的眼睛，吓都吓跑了！” 结果泽连斯基不仅留在了基辅，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完成逆转。 他说：“俄罗斯军队必定摧枯拉朽，乌克兰军队一触即溃！” 结果俄罗斯打下一个小镇巴赫穆特用了一年多，从基辅歼击战打成了莫斯科保卫战。 他说：“绍一古将军的领导下，俄罗斯必势如破竹！泽连斯基一个戏子，能抵挡的了吗？ 结果，绍一古被打成了笑话，甚至被自己人“清君侧”。演员成了硬汉，硬汉成了演员。 还有司马南评价马斯克的合订本，五月底还说马斯克被国内这些无聊媒体过度关注，其实就是个美国阴谋家。然后六月初大赞马斯克是企业家的表率，中国企业家应该向他学习： B站搜索关键词：司马南评马斯克合订本｜哔哩哔哩 bilibili 关于司马南打脸的梗实在太多太多，我再写一篇文章也总结不完。他虽早已臭名远扬，但在全平台依然拥有千万粉丝。我好奇的是，他的粉丝，到底是些什么人？ 粉爱国、反美、正能量大V是正常的，但说真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底线。能接受一个人反复说谎、反复打脸，而一直关注跟随的这些“夹头粉”，到底是怎样的人？ 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成长环境、智力水平、生活状态，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社科研究者、心理学爱好者，我真的非常好奇。 是什么人可以持续不断的靠虚假信息和谎话为精神食粮，可以不顾任何事实，只听喜欢听的东西？为什么中国早已普及了义务教育，依然有上千万这样的“土鳖”？ 想到这里，我居然有一丝理解，以至于敬佩司马南。他的真正工作不是学者、不是媒体人，甚至不是正能量大V。 他是草原上的秃鹫、是大海里的清道夫，是物竞天择法则下的执行者，司马南的作用就是：让愚蠢无德之人，获得他们应该有的结局，让他们一辈子被人戏耍、玩乐，踩在脚下。 所以，我不会同情“夹头粉”们，他们一切因认知而造成的苦难都是罪有应得。司马南之所以可以无数次撒谎而毫无心理负担，只因那些读者经历了上千年的基因选拔，到现在无论被投喂什么大便，他们都能欣然接受。 这样的人只有越惨、越少、越被人踩在脚下，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而司马南的财富，则是他履行物竞天择法则的报偿，即使司马南也会有别人，因为草原上的死尸还是太多了。 对于这次参加美国大使馆国庆活动的行为，我帮司马南想到了一个辩解方法，他完全可以对“夹头粉”们这么说： “去美国大使馆给美国庆生的是于力，和我司马南有什么关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对电动车“下手”了。 3年前，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那时候不管去哪都会开着车。因为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般堵，油价也只有五块出头。后来，城市越来越堵，油价涨到八九块，车子被我放在车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是真的不愿意开车。 再后来，我高高兴兴地买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虽然不能像汽车那样为我遮风挡雨，但在城市里它起码帮我省去了堵车的烦恼，最主要的是，电动车比开车划算很多。 包括我在内，有很多人上下班都靠着电动车，尤其是快递和外卖行业，电动车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我不敢想象，如果哪天没了电动车我们的生活该变得多么麻烦；我更不敢想象，如果去哪都需要走路或者坐公交，我们的生活会凭空增加多少不便。 之前，各地出台了针对电动车的规定，要求骑车必须戴头盔，必须走非机动车道，我觉得这个规定是有必要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但我没想到，现在这规定变得越来越严格，甚至有些地方直接把电动车给禁了。 就比如最近广州就出台了公告，对电动车实行分路段分时段限行。其中，广州全城不少路段被列入限行，限行时间包括全天限行、白天早7点半到晚7点半限行和早晚高峰限行。 为什么要限行电动车？有人说是因为太堵了，但堵车和电动车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堵车真正的根源在于汽车。 还有人说是电动车太危险了，经常出事。可仔细想想，电动车固然危险，但和汽车的危险性相比，电动车好像也不算什么。毕竟真实的数据摆在眼前，每年因为汽车车祸导致的伤亡人数，和因电动车车祸导致的伤亡人数，哪个更多一些，一目了然。 对于这个规定，我感觉多少有点荒唐。电动车禁止以后，人们总得选择一种交通工具，不可能就不出门了吧，很显然我们还没富裕到人人都买得起汽车的地步，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出行需求又摆在那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坐公交车？走路？骑自行车？ 可公交车的数量又摆在那里，现在的公交车已经够挤了，难道还嫌挤公交的人不够多吗？ 个人觉得，有问题要管理，但绝不是一限了之。电动车完全可以从规范生产、使用、上牌、道路切分和报废等方面来管理，一禁了之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懒政行为。 还有一个新闻，说是从7月1日开始，电动车充电器和头盔都要强制执行新国标。这个新国标确实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因为劣质的头盔和充电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但这个规定很明显的又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典型的一刀切。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上网搜了半天才搜到新国标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新国标一大段文字，冗长又复杂。我们年轻人还好一点，那些文化水平有限的人怎么办？他们怎么去定义自己的头盔和充电器是否符合标准？ 如果真的想把事情办好，真的是为老百姓考虑，就应该从源头抓起，比如不合法不达标的头盔和充电器直接禁止出售，我们在购买时随便选择哪一家买到的都是符合标准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网上和线下到处都是不符合标准的头盔和充电器，我们普通人又没有分辨能力，买到了不符合标准的，又要莫名其妙被罚款，你说冤不冤？到头来问题还是没解决掉。 还有，你只顾着要求骑车的人要有新国标头盔和充电器，但却没考虑到卖电动车的商家愿不愿意给。我记得我买电动车那会，为了一个头盔和商家软磨硬泡好久，最后商家是同意送个头盔了，结果送的头盔就像纸壳做得一样。 多说无益，我觉得既然要整治，就要一视同仁。比如食品安全也要搞新国标，8小时工作制也要强制执行，工资最好也要新国标统一，而且还要和查电动车一样，隔三差五去下面抽查，不按规定执行的就罚款。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顾礼先生）
关于“初代农民工”的问题，今天算是来了一个总爆发。 安徽师范大学的仇凤仙老师，访谈了200多位超龄农民工，做了一个问卷，有70个问题，发放了2500份。 正面链接有一个报道，翔实的数据，也有冷静的文风，被多个公号转发，然后又纷纷消失。 但是正是这种前赴后继和不断消失，让真正的问题浮现出来：你无法忽视初代农民工的问题，只好屏蔽。而屏蔽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确认。 站在“城市人的立场”，初代农民工（估计有8000万人）的处境非常悲惨：76.1%的农民工60岁后不愿回家休息，想继续留在城市挣钱，想干到死为止。他们建造了城市，但是在城市里没有任何自己的位置，大部分没有社保，或者每个月只能领几十块。 他们就像是阿甘本所说的那种“赤裸生命”。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在今年得到很多人的关注。这是因为上海等地都在清退超龄农民工，有人把年龄改小去工地挣钱，结果被抓到后拘留。他们想谋生想卖命，但是却不得不以这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他们不但证明自己是贫穷的、卑微的，似乎道德也成了问题。 另一个悖论是，大城市清退“超龄农民工”，打的是尊重生命的旗号，因为超过一定年龄再干那些重体力劳动，危险会增加。但是，这种“爱护”，却又实实在在伤害了他们，他们被剥夺劳动权，也就被剥夺了在大城市生存的可能。 实际上，这种清退的深层逻辑，是逃脱责任。因为人累死在工地上，会成为一个事件，也会影响城市形象。这成为农民工命运的写照：没有人为他们负责，甚至社会也不为他们负责（没有社保），从始至终他们都是自己承担完全责任。 今天刷屏的文章，冰冷地写出了他们和城市的关系。人们都在问这些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仇凤仙老师的建议是乡村振兴，可以在乡村提供更多像城市一样的劳动机会——这其实是另一种乌托邦。 初代农民工的真正悲剧是，他们不属于城市，也不再属于乡村。他们无法回到乡村，也无法再像上一代老人一样，靠子女养老（尽管大部分初代农民工一生所得都奉献给了子女）。 乡村的问题在于，尽管农业连年增长，乡村环境也在改善，实际上乡村却萎缩了，不再需要那么多人。过去100亩土地，份属于七八十个人（人均一亩多），现在一个人可以种两百亩地——乡村的萎缩，指的是这种社会和机会的减少。 现在农村的本质就是，乡村只有人变少，才能“发展”。初代农民工继被城市抛弃之后，会再次面临被乡村抛弃的局面。 所谓“乡村振兴”，其实指的是乡村的城市化。城市中的产业可以延续到乡村，电商也开到了村镇。乡村繁荣，是城市繁荣的产物。很多人幻想，城市衰退后乡村会有发展，这完全是想当然。如果中国经济衰退，不但是初代农民工要返乡，年轻的务工者也要返乡，这不会给乡村带来繁荣，而是新的社会问题。 真正的出路，仍然是政府出钱来给他们基本的养老。比如8000万人，每人一年1万元，也就是8000亿。这仍然和城市人的养老待遇不能比，但是也多少改善了一下他们的处境。 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是现在国家掏出个几万亿，似乎也不再是吓人的数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个人奋斗有用吗？在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之后，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我家小区的保洁老赵，来北京打工了23年，60岁时却没法退休。他未来的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为止。 他这代农民工，也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生于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但这8600万余人到晚年，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是河南驻马店人，2000年来到北京，那年他32岁，看过门，做过绿化，2007年来到我们小区做保安。如此又过了10年，49岁了，还没攒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暖气、夏天潮湿发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当时在报社实习，需要出一篇农民工的稿子，而老赵是离我最近的农民工。 “我7年没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2700。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临走他叮嘱，“这几句话你千万不能删”。 不止这几句，关于老赵的整个部分都被删掉了，原因是“负能量”。老赵不符合我们对于农民工生活的美好愿景，但这个人群的实际处境，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更糟。 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了一项研究。她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后如何维生。我在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无数老赵—— 当我们热议“延迟退休”，担心60岁不能休息，他们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当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领到3000元退休金，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 他们都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还不到5万元； 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上学，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他们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不得不继续努力工作，但结果是，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1993到2005，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工资提高了1260元，而农民工的增长幅度是：68元。 他们并非不努力，但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仇凤仙最后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他们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临的困境惊人地相似，这或许是一个社会中，弱者们常见的命运。 “退休”不存在 现实中的老赵，已经整整两年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了。4年后，小区取消了保安岗位，于是他就转去做保洁，不料又过3个月，保洁岗位也不给发钱了。 老赵仍然在坚持给小区做保洁，他每天早6点来清理两个垃圾桶，7点垃圾站开门时“永远第一个到”，然后回去清扫6栋楼。为了挣出饭钱，收垃圾时他自己分类去卖废品，每月能卖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钱他都不给你咋整呢？”他说要耗到拿回工资。 他不是没考虑过劳动仲裁，那是在他没领到工资的第21个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这份14年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劳动合同。 因此，这份工作的状态，处在一个薛定谔猫的状态，如果最后他能领到工资，它就是，如果领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赵眼里，这个“工作”仍然“来之不易”，因为他已经55岁了，在劳务市场，这个年龄只能去做更不稳定的日结工。由于“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将连去工地搬砖也失去资格——政策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工地。 老赵不是孤例，站在60岁前后这个坎上，好多农民工为了能有份工作，想尽了办法。 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岁的农民工办了张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7岁，结果刚上工两天，就在检查时被抓获。他被罚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岁的保洁员想跳槽，但总因年龄被拒。她也花300元办假证，把年龄改小11岁，最后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难找，即便冒风险，第一代农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调研的农民工里，76.1%决定60岁以后继续在城市里打工。 他们并不具备退休享福的条件。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这个数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领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顾不上考虑晚年，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2009年养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这项政策如何与自己的未来有关，于是没有参保。他们60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月仅100多元。 参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一位45岁工人已缴了11年养老金，但其实一直按低档缴费，60岁后每月只能领195元。他在得知这个数字后问，这有什么用？第二句：我交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个月就拿这点钱？ 为了领到较高的养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岁时一次性补齐此前15年的保险费，共8万元。她凑不出这笔钱。她每月只挣几千元。“都让我交养老保险，我吃什么呢？”她决定放弃，继续做环卫工人。 这些农民工也没有什么存款。接受调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过20年，但是超过一半（55.2%）存款不到5万元。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儿。虽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过70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71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100元。75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110元。虽然只多10元，他还是去了，69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3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6点坐1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4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7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89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始终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20年来，赚钱的机会多了，但他们也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工人；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钱都给了孩子 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万，高于调研中90%的人。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与多数受访者不同，老赵没有子女。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农村，孩子结婚的开销在30到50万。儿子结婚这一年，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万元，支出却高达32万元。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因为女方通常要求“婚后不还债”。安徽一对夫妇有3个儿子，为前两个结婚已耗尽存款，也无钱可借了，只好给三媳妇打欠条，许诺盖房钱。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10年没回家，只源源不断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广东，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但80%—90%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个人发展的机会——比如先投些钱，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因为他们不敢冒险，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要到60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访谈中聊到孩子，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说自己认了命，“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一项基于3500人的调研显示，比起同龄人，留守儿童长大后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过着一种“三抛”的生活——抛弃家庭，抛弃社会，最后抛弃自己——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像一种循环，他们的孩子在生子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很多人为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于是孩子成为又一代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A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为避免留守，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上学，每年5000元借读费，“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交完就攒不下一点钱。但在孩子初二时，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让孩子独自回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没人管，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去常州打工，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因为那些年交了借读费，A没有存款，没买房，2020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临走时最后一份工还欠他4万元不给。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多缴多得”，将来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访谈时他56岁，在芜湖开了一个小门脸收垃圾。他说，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后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能看病，伤病只能随打工累积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64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6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1800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身体健康”，但—— 仅有35%曾参加过体检； 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则忍”，仅有11.8%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是“裸奔”状态，多数人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但不能异地携带。他们打工时生了病，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确认不能诊治，办转诊手续，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报销，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要么回老家报销，但要承担路费、时间成本、失业的风险。 但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满意”，说这很好了，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却不会横向比，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不论病痛还是看病难，他们都选择忍受。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去做按摩、理疗、针灸，只忍着，贴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因为没法遵医嘱。一位50多岁的女工因长期干活，手腕形成囊肿后不能弯曲，还很疼。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说这就是干活累的，不能再干了。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她就没法活。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到晚年，他们看上去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身体各部位疼痛，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污染引起的尘肺病、红斑狼疮……相比工作超过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评“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个大包100多斤，扛一个挣10块钱，他一天要扛十几个，不时闪到腰，疼得直掉汗。访谈时他54岁，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铲水泥的工作，昼夜都接单，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50岁，他开始不时感觉喘不上气，但没去看病也不请假，“自己歇歇就能干了”，几年后越喘越厉害，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他57岁，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返乡在家，什么都不能干了。“听说这个病哪里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药，还是孩子在淘宝上给买的。“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医院吊两天水。”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一些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农意识”、穷人思维，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限制住了，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魄力和开拓性，不敢投资、把握不住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艰辛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们没有存款，没有保险，也没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愿冒险。仇凤仙觉得，是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没有抗风险能力，却把责任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有读完（83.85%）、没学过技能（67.4%），家里贫困到没钱支持他们在城里摆摊，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4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仇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一位专家批评她“没有人文情怀”，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仇凤仙觉得，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不让他们工作，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他们没有学历，不会运用媒体，只会忍受。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只会说“哪有活不累呢”；身体坏了，他们也觉得正常，“一辈子干活，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看世道走”，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最后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仇凤仙1979年生，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后来她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岁，16岁外出打工，挣钱给她交学费。2003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去上海一个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没有夫妻房，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成为学者后，她本能地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她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只要问了一个人，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跟家人讲，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也没法跟工友讲，总换地方打工，其实很难有朋友；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声的渠道——一位农民工长年在工地，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他说一直不清楚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从我们虽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拖楼道的地、擦电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平整楼前的草地、浇花草。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老去后像是一块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仇凤仙曾悲观地想，“农民工老去后怎么办”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一个人是农村人，老了就回到农村，似乎是天经地义。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才会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并不正常。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原文已被删除）
过去的一周，全球聚焦发生在俄罗斯的一场流产兵变，国内外华语社交平台更不例外。这场由普京私人雇佣军军头，普京曾经的密友普利戈津向克里姆林宫发起的兵变，被大陆网友戏称为“清君侧”，网评如潮。有网友用上世纪毛泽东曾经的密友林彪叛变事件一语双关地发帖说：九一三林氏没能成功，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九一三发生了。九一三一旦发生，则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对那位人间上帝的致命一击， 其信用和威严就都彻底破产了。垮掉是迟早的事，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都沦为植物人、剩下的时间就都是垃圾时间。 今天普凉面对的情况完全一样， 瓦格纳兵变看起来半途而废，莫斯可暂告解围。但作为独裁者，普大帝所必须依仗的信用、威严在俄罗斯军政界及俄罗斯人民面前扫地以尽，正在沦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植物人；只是，给他的垃圾时间不可能那么多了。倒计时己经开始。 所以，从全局讲瓦格纳兵变并非半途而废，表面上的半途而废只是制造了更多悬念，更多峰回路转， 结局已经注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 网友@刘耘博士发帖说：普利戈津武装“清君侧”，标志着俄罗斯国内危机总爆发，俄乌战争结束进入倒计时。 网友@老子198808发帖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20年，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兔死狐悲吧！ 网友@冯崇义发帖说：普京窃国集团与习近平窃国集团一样，是犯罪黑帮。犯罪黑帮的命根子，是黑帮头子的权威和黑帮核心圈稳定的主仆关系。普里戈津率瓦格纳发动兵变，在普京犯罪黑帮核心圈撕开了再也无法弥合的一道裂缝，这个黑帮已经进入不可逆的内讧轨道，尽管这会是曲折离奇而非笔直的轨道。 网友@王学宗发帖说：大俄必有内乱，普大帝，一人玩俄罗斯二十几年于股掌之间，悍然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解决自己的执政危机。这个国家，其历史地盘来自于侵略，当然也会因为侵略而被解散。 网友@北部湾表哥发帖说：希望他能看看大鹅的下场！不要轻启战端！ 网友@徒步的骑手发帖说：普京是个蹩脚演员加赌徒。从他的行为方式上看，他不是疯子，每次干一票之前都精打细算，只是这次算错了。最大的误判是以为欧美不会团结成真刀真枪的同一阵线，把他往死里整。这一百来年，独裁分子在台上呆长了产生的最大幻觉就是民主国家软弱。普京会继续表演，虽然早就演漏了，但八成会换赌的筹码。 网友@吴文行发帖说：人民币正式跌破7.25，央行已经停止了俄罗斯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外汇大量被俄罗斯套取，为了维持汇率，中国一年至少要消耗3000亿美元。这段时间没人吹人民币国际化了。另有网友发帖说：一夜之间卢布对美元欧元断崖式的下跌，而我们在与大鹅的本币互换之下，手里握着巨量的卢布只能默默承受，过去几年，中俄一直在推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目的是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据粗略统计，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80％， 中俄贸易两千多亿美元，拿成卢布砸手里可就惨了！ 由于俄罗斯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我国手里的卢布只能用于俄罗斯本国，因此卢布跳水，我国作为手握大量卢布的一方或损失惨重！ 网友@环球旅游投资老顽童发帖说：凡是和我们互换货币的国家都成了最大人民币空头，他们通过互换回来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抛售人民币，做空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欧元等高息货币，存款一年后赚了利息，再低位买回人民币，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本币也在贬值，所以一年后只需要原来80％人民币就能换回全部本币。这一进一出起码白赚25％以上，那到底谁亏 了？肯定是拥有最多人民币资产的广大民众了，所以和弱势货币国家互换货币是最愚蠢的行为。 网友@佛瑞德里希4th发帖说：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普京，在手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都不会象外界一些仍然将他们看成理性决策者的分析者们期望的那样，在危机面前改弦易辙。因为改弦易辙，既需要比“一条道走到黑”更大的勇气，也需要更强的执行力。所以普京不能不继续打乌克兰，习近平也不能不继续准备打台湾。普京如果不继续打乌克兰，他就无法对俄罗斯已经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付出的巨量成本作交代，也无法保持那些因战争而崛起的新派系的忠诚。在独裁者的权力体系中，一个已经膨胀到占据相当比例资源的“项目组”，是无法象企业裁员那样简单的“裁撤”掉的。唯一能让独裁者平安“裁撤”掉已成型“项目组”的办法，就是组建新的项目组，使之壮大到超过自己想放弃的那个。而那需要很多资源。因此资源越少，本身越趋于弱势，独裁者越难改变在自己手中生成的弊政。——这是能力局限，不是意愿问题。但反过来，能力的局限，常常是可以改变意愿、改变思路的。独裁者也是人，身在局中，他们常常是无法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分析自己当前面临的困境的。对自身能力的局限，尤其难以客观认知。因此，许多独裁者都会为自己的“不顺”、“不如意”，找其他的解释，为维持弊政，找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普京会说服自己，一切困难都是为了维护大俄罗斯的荣光，他是为国为民，牺牲着自己……越是国穷民困，他就越会自我感动。越是下属离心，他就越会觉得不服从者统统是私心过重之辈，只有他自己大公无私，只有他自己是试图拯救国家的孤胆英雄。这，就是独裁者在自我感动中，越来越脱离现实，最终走向疯狂的心路历程。 习近平也会是一样。从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共国内外交困，内部的经济困局，和外部的国际关系困局，都在习近平的各种瞎指挥之下，日趋深重。但这是习近平的责任吗？在他心中，当然不是。内政可怨“诸臣误我”，外交可怨“责任都在美方”。总之他习近平自己，是永远英明的伟大领袖。习近平在近期，反复强调外部困难，强调极端情境，从心理层面分析，是一种自我辩护。由自我辩护引出的，则是对自己原定路线的坚持。他不会改。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改，没有足够的智慧改，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更没有足够灵活的手腕，去改变早已确定的“中美脱钩、武统台湾、伟大复兴”大战略。他在这个项目里砸的本钱已经太多了，多到不论获利的希望多么渺茫，他都只能继续把“会赚”当成信仰。在把无数普通民众套进了烂尾房骗局、P2P骗局之后，习近平自己也即将成为烂尾工程的受害者。 网友@周燕妮发帖说: 最终打败大鹅的，一定是他们自己。 （全文转自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