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2026 年 8 月 12 日
「逆空心化」 近期回了一次老家。跟以往年頭不同，發現不少村民都呆在家，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還挺熱鬧。好似困擾鄉村多年的空心化開始好轉。 當然不是。 分析下來，原因大致分幾方面： 一面是經過多年發展，本土縣鄉級工業園區，對青壯年的吸附力在提升。對比傳統外出打工，青壯年寧願選擇在家鄉就業。因為，全國範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已基本形成，同樣普工，在沿海打工跟在家鄉就業，收入其實差不多。因此，許多青壯年選擇返鄉就業。 二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大量60後，年滿55歲以上，幾乎很難找到正規企業的穩定工作。以往，他們還可以耗在溫州、福建等沿海地區（多在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但隨著沿海就業形勢的同步惡化，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鄉。 三是，近年整體就業形勢問題。「穩定就業」日益壓縮，大量勞動力從「穩定就業」轉向「靈活就業」，而「靈活就業」轉向打零工，打零工則活計越來越不好找。一層層卷下來，退回來，在家窩著的人，越來越多…… 挨家挨戶細究起來，更發現不少問題。研究一個村莊，或足以管中窺豹。 速描 家鄉小村，屬於我經常說的「80%的大多數」——地處江西省中西部，不是山區，但離城市也不近因而遠離城市化，缺乏資源和稟賦，人均土地1畝多，不窮也不富，日子不至於過不下去（不會自然淘汰），但也看不到什麼希望。 村莊有36戶人家，人口數為160多，曆數下來，大概可以分以下幾類： 第一種，城市化人口，標準是進城買房落戶。 算上我家在內，有7戶，佔比19%。除我之外，一位80後同齡人A在外打工，跟對老闆，在廣東惠州買房安家；一位70後末期的族親B，通過讀書-教書-考軍校-分配工作，落戶廣州；一位同齡人C，在杭州開飯館，後來參與炒幣賺到錢，安家杭州。 其餘三戶，都在附近縣城。其中一戶人家D，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裝修小包工頭，由於工作環境因素，長年累月下，患上血液病，情況很麻煩，全家陷入困境，將來可能要退回鄉村。 除我們7戶人家外，還有3戶在90年代陸續搬到縣城，因為缺乏專業技能、生病或後人不爭氣（如賭博、在縣城做小混混之類），都城市化失敗，舉家搬回老家，因此不列入此類。 第二類，有能（希）力（望）城市化的家庭。 這類人家，這些年日子過得還算不錯，屬於「鄉村中產」，再努努力，有希望躍升進城（縣城）。有兩戶，佔比5.5%。 其中一戶是我堂兄，近年跑長途客運。他買了輛二手小轎車和麵包車，在微信群接單，專跑老家到廣州、深圳、東莞一帶，跑一趟可賺上千元，平均算下來，月入七八千不是問題。 另一戶人家是我鄰居E，一位同齡人，在溫州打工多年，在一家鞋廠從打工人做到管理層，進入當地圈層。有進城實力，但寧願選擇在家建一棟四層的小樓房，小日子過得不錯，不思城市化。 第三類，既看不到什麼希望，日子又勉強過得下去。混日子。 這類人家占絕大多數。本地縣城房價7000左右（新城區更是破萬），一套房動輒七八十萬上百萬。且農民一般沒有社保、銀行信用（甚至工資條都沒有），也沒有抵押物，貸不到款，所以要買房只能全款。這些人家，大致進城無望。 所以不是農民不想城市化，而是此前還沒有城市化的大多數中國農民，依然缺乏主動城市化的能力——這裡講的城市化，應當以買房、社保、安家落戶為標準，而非僅僅在城市打工、「常住人口」，將來退回鄉村——你去問問農民、市民，進城打個工謀個生，就算城市化了？因此寬口徑的城市化率，現實指導意義並沒有那麼強。 可想而知，中國的城市化，同步中國經濟降速，必然也會同步降速，後面每提升一個點，困難程度都將超過以往。 因此，大量人口還將留在鄉村，鄉村必然長期、客觀存在，鄉村振興亦勢在必行。 第四類，生活困難群體。 這類人家，只有2戶了。一戶是前面所述的包工頭D，因為患病，處境堪憂。城市生活壓力大，他們家可能會退回鄉村。 另一戶是前面提到的，90年代進城的村民F。這戶人家孤兒寡母，由於缺乏專業技能和背景，在城市生活困難。兩個兒子又走上歪路，大兒子偷竊小兒子做小混混還染上毒癮，城市無法安身，繼而退回老家。好在故鄉房子還在，村民們也很包容。 後來，這戶人家的大兒子在溫州打工，醉酒後與人打架，被打破頭渾然不知，半夜死在這座城市的某間出租屋。不久，其老母親患上癌症去世，兩個兒子家庭都支離破碎，只剩下小兒子一人孑然一身。因此這一戶，其實只剩一人，他無所事事、有一天混一天，倒活成了一道無牽無掛的閃電。 所以，困難群眾，在鄉下也很少了。 就業 綜上，順利逃離鄉村（城市化）的村民佔19%，他們的就業狀況反映在城市。我們來談剩下的80%。 他們的就業狀況，大體可以分以下五類： 第一類，鄉村小老闆。 其中有三戶村民創業。一戶是70年代生人G，創業較早，現在在外地開鋸板廠，還算穩定。兩戶是80後同齡人：其中一戶H開了個養雞場，雖問題不斷，但還在勉力支撐，以進城買房標準看，離成功相距甚遠； 另一戶 I ，在上述落戶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原來在溫州鞋廠的管理經驗，在老家鎮上開了家鞋料加工廠。 沿海的鞋廠都舉步維艱，I 的工廠可想而知。上游貨款遲遲拿不到，而本地工人的工資、各項支出又必須實打實地按時支付。因此，這兩年，他都是在循環刷信用卡中撐過來的。還能刷多久？誰也不知道。 第二類，鄉村個體。 本地經商氛圍不強。搞個體，主要是買貨車跑貨運。他們屬於鄉村領域的專業技術崗，相當於城市中產。 五年前，開大貨車還是鄉村高薪職業之一，即便給人打工，月入也可輕鬆過萬，更不用說自己買車，村裡70、80後兩代人里，有十餘人從事過這個職業。但是，大貨車一開就是七八個小時，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又容易出交通事故，屬於高強度、高危行業（村裡就有一位年輕人車禍去世），因而堅持下來的很少。 更根本的，還是經濟衝擊。貨車司機，可能是近年就業衝擊最慘、落差最大的群體。 中國造車能力實在太強，汽車金融又發達、買車「創業」門檻越來越低，迅速導致供過於求。 另一端，2018年以來，中國製造業、房地產出現困局，需求端日益萎縮。此時，物流互聯網平台迅速發展，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時，不斷壓制貨車司機們的議價能力，司機們逐漸從有獨立個體演變成「平台打工者」。 算上前面一戶安家縣城的村民，本村只剩貨車司機6人（戶），依然佔全村就業1/6。其中三戶自己買車，三戶給別人開。 三戶自購車輛的人家，一戶掛靠較大型物流公司，可以與快遞公司合作，還有一些穩定生意，但油價、高速費、保險費、平台費、掛靠費等各項費用不斷高漲，而貨運費日益走低，兩相擠壓，出車利潤微薄，只能勉力維持。剩下兩戶獨立個體，通過互聯網平台獲取訂單，基本呈現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局面，以至於村民哪天沒看到他們，都為他們慶幸——XX終於出車去了。 另一種個體，是種糧承包戶。據抽樣調查，本地每畝雙季稻純收入約470元，單季稻約750元——對種植戶來說，由於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傾向於種單季稻。按國家權威部門指導的小農家庭作業種植面積10公頃（150畝）算，收入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種，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還有其他成本，實際上到不了），相當於進城打工。 收入低，風吹日晒，勞心勞力，鄉下人自然覺得不划算。還好有農業補貼，本地政策，種植50畝以上，每畝補貼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畝合22500元，這就相當於「激勵因子」。 此外還有各種農機補貼，但補貼存在較大區間，其中存在大量「關係」因素——比如，購買一台收割機，上面有關係的，可以頂格補貼，沒有關係，只能獲得最低補貼，中間相差數萬元。 另外，近兩年許多地方財政困難，補貼並不好拿，大戶們的積極性迅速下降，地租一路從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近年來，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給村民J承包。而他之所以願意承包，是因為其有一個遠親是縣財政局局長，補貼不怕拿不到手。不料去年底，該局長被抓，這項補貼要拿到手，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所以今年他也比較發愁。 多少年過去了，在鄉村創點業、做點事，依然還得靠「關係」。 第三類，穩定就業者。 主要是打工。如前文所述，全國範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已初步形成，同樣是打工，沿海城市和家鄉，收入本質上沒什麼差別。 本地人，基本上都去過溫州、福建等地打工，以幾十人的鞋廠、服飾廠、金屬製品廠為主。這些工廠的特點是按勞分配、相對自由，往往有活乾的時候，加班加點，一個月能賺七八千、上萬元，但訂單少的時候，大半個月呆在出租屋，賺的錢房租、吃飯都不夠。 這幾年，訂單少成為常態，在外打工收入銳減。大致調研下來，（普工）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刨除租房、生活等費用，再怎麼節儉，也只能存個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正好是家鄉鞋廠、服飾廠的工資水平（上4000元，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級別）。很多打工人一算，上有老下有小，不如回家打工。因此，農民工返鄉，成為近年中國就業市場一大趨勢。 但這些廠子之所以願意遷到內地小縣，看重的還是當地的勞動力便宜、容許不規範用工，自然不願意給打工人漲工資、交社保。由於缺乏歸屬感，且年輕人越來越耐不住性子，因此流動率特別高。所以，家鄉工業園各種小廠，雖然生意說不上怎麼好，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 可見，對鄉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來說，是有相對穩定的就業市場的。只是，這些就業質量不高，越來越吸引不了青壯年穩定就業。 第四類，「靈活就業」。 說白了，就是打零工。這類群體，主要是從「穩定就業」中淘汰下來的中老年群體。 除了北京、上海、蘇南等少數區域，中國農民沒有社保、養老金（家鄉農保為每月100多元），即便過了退休年齡，也必須努力就業以支撐自身的養老保障。但是正規就業市場已經不招，怎麼辦？ 一種是繼續耗在打工地，非正規就業。一方面，城市就業也很難，可想而知他們的境遇。另一方面，只有在所在城市駐紮了很久的「常住人口」（最終還要返鄉），才會選擇這種方式。 另一種是回鄉，家門口附近區域打打零工，建築工地、修路、鋸板廠、農民建房之類。本地零工，每天在120元左右，而再遠離縣城的鄉鎮，則在80-100元。只是，隨著近年來房地產、基礎設施投資的萎縮，用工量大減。 可見的是，中國鄉村勞動力市場嚴重供過於求，地方用工企業也越來越「挑」。10年前，不收55歲以上年紀的群體，今年，不少企業直接打出35歲年齡的界限。因此，這類半就業、半失業的「靈活用工」群體，基數還在不斷擴大。更要命的是，隨著1962-1975年中國史上最大「嬰兒潮」變「退休潮」，這個問題正日趨嚴重。 鄉村「靈活就業」的底線是做髮夾、扎彩燈之類的來料加工——我們見過的一串串彩燈，就是他們手工一個個裝起來的，並沒有什麼科技含量——一天可賺二三十元，夫妻二人五六十元，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 進無希望，退也不至於活不下去，村裡多數50歲以上中老年人，心態日趨大同，「反正每個月再怎麼搞，也能賺個千把塊，餓不死就行了」…… 第五類，失業人口。 按政府統計口徑算，除70歲以上完全老年人，本村失業只有2人。 一位是上述F家的「閃電兄」，因不願就業，另一位是今年剛畢業的大學生K，他讀的是一所職業高校，考不了研，而應屆大學生就業的情況，大家都很清楚。 小結 綜上，從數據上看，小村的就業並沒有很差，畢竟，真正的失業人口只有2人。但從質量上看，肯定不能算好： 一是，隨著製造業整體困局，鄉村「穩定就業」的基數在下降，勞動力不斷從「穩定就業」向「靈活就業」，再向「打零工」擠壓，內卷也很厲害，且越來越不穩定； 二是，「靈活就業」市場不斷萎縮，哪怕打零工，也找不到新的就業增長點； 三是，鄉村難再提供實現「階（進）層（城）躍升」的高質量就業，比如，裝修小包工頭D，以及還沒有進城的另外五位貨車司機； 四是，市場經濟多少年了，鄉村「創業」（包含搞個體）環境依然不樂觀，營商環境長年缺乏改善，「關係」依然是創業的核心考量點…… 管中窺豹，我們在討論城市就業的同時，也不可忽視鄉村就業形勢的衰退。譬如，各界在統計、研究失業問題時，只研究「城鎮就業數據」「城鎮失業人口」，而基本不研究鄉村。 我們的穩就業工作，還要做得更踏實。 作者：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著有《煥新——劉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書。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
在這樣的爛尾樓事件中，如果徵信成了逼迫購房者為開發商、銀行的失信埋單的工具，那麼顯然有失促進社會信用體系發育的作用。 房子爛尾，遲遲拿不到房，可是按揭還不能停，這公平嗎？ 廣西南寧藍光雍錦瀾灣業主王琦（化名）起訴中國農業銀行南寧分行（以下簡稱南寧分行）案，引發了媒體和輿論的關注。 01 「爛尾樓」是怎麼造成的 《北京青年報》報道了該案件的來龍去脈： 2019 年 4 月，王琦的媽媽購買了「雍錦瀾灣」的一套商品房，同年 5 月23日，購房者、開發商、南寧分行簽訂《個人購房擔保借款合同》。主貸人為王琦媽媽，王琦作為擔保人，貸款金額 57.5 萬元，期限 30 年。 合同規定，房子應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 2021年8月，業主看到開發商寫給住建局的關於使用監管資金的信函里提到，樓盤銷售資金全部被開發商總部轉走佔用，總部無任何資金返回南寧項目繼續建設。同年 11 月，開發商發布了交房時間順延的告知函。至今房子仍未完成施工。 王琦發現，房屋的貸款沒有劃入《南寧市商品房買賣合同》中約定的預售資金監管賬戶，取而代之的是開發商的另一個賬戶。 她認為，農業銀行南寧分行違規放貸，也沒有履行對開發商挪用賬戶資金的監管義務，應該為工程項目爛尾、房子延期交付承擔責任。 於是，在 2022 年 7 月 18 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在交房之前，銀行停貸停息，不增加任何額外費用。 2023 年 6 月 2 日，王琦收到開庭通知。7 月 3 日，農業銀行南寧分行的代理律師在庭上回應稱，銀行將貸款支付至非監管賬戶，與房屋能否按期交付，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房屋不能如期交付責任也並不在銀行。 庭審從上午 9 點半開始，歷時2小時，法院未當庭宣判。 根據報道所述，這個案子的基本情況並不複雜。購房者貸款買的是期房，進入銀行專項賬戶的錢，在銀行眼皮底下被轉入非監管賬戶，然後被開發商總部佔用。 項目沒錢了，房子就爛尾了。購房者拿不到房，因此提出銀行監管責任，要求銀行在交房前停貸停息。 專項賬戶形同虛設，開發商轉移佔用購房款「盡享絲滑」，是標準的爛尾樓製造流程。這種事，在今天的中國樓市裡，屢有發生。這位南寧購房者應該感到「慶幸」的是，事件性質還算單純，沒有「一房多賣」之類的坑中坑。 購房款被房地產商挪用了，銀行監管的專項賬戶變成了「轉向賬戶」，購房者卻要為遙遙無期的「期房」承擔房貸，否則就會被銀行列為「失信人」。 拿錢不造房的沒失信，該監管的不監管沒失信，花錢買了個空氣的卻失信了。這是對「信用」二字的莫大諷刺。而這恰恰是預售制的弊端——所有交易風險都被轉嫁到了購房者的頭上。 02 購房者的風險局 熟悉房地產的朋友都知道，我們的預售制學的是香港的「賣樓花」。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的預售制是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創造性學習」。 香港房地產交易的「樓花」，相當於這邊預售制的「首付」。然而，香港購房者繳完「樓花」後，在整個預售階段都不用付款，也就不必向銀行申請貸款，當然也不用還按揭了。直到項目開發收尾，開發商向政府繳清地價後交房，購房者再拿著房契向銀行申請貸款。 在交房前，銀行向開發商發放的開發貸、購地貸，和購房者的按揭貸款無關。如果項目爛尾了，銀行要承擔相應的風險。而我們這邊的預售制，購房者按揭貸款被前置到項目開發階段。 等於房子沒造好，開發商就拿到了全部購房款。購房者的債務包和開發商的錢袋子，只隔了層「專項賬戶」的牛皮紙。 這個「專項賬戶」的監管實際上也就是一張紙。這張「紙」可以是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不可撤銷申請並授權貸款直接劃扣入以下賬戶」的陷阱條款。說白話就是在借款合同中，借款者（購房者）同意把貸款打入指定的非監管賬戶中——當然，合同條款是不會明示那是「非監管賬戶」，作為簽約一方的銀行對此視而不見。 這次南寧藍光雍錦瀾灣訴訟就涉及這種情況，「借貸人自願打款非監管賬戶」是銀行代理律師的辯護依據。能把明顯誤導欺騙的合同條款說得如此堂而皇之、理直氣壯，讓人想起了唐國強老師的經典表情包「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這張讓購房者資金脫離的監管的「紙」，還可以是住建部門的文件指示。這也是我國預售制資金監管的一大特色，行政監管部門的強勢存在。 只要開發商提出的資金使用申請，通過了住建局進行審核認定，一紙文件就可以繞過銀行的監管機制。也就是本案中銀行代理律師所說的，「即使將貸款資金真正存放到預售資金監管賬戶，開發商也有可能通過虛假材料申請使用監管資金」。 名義上為嚴格監管設立的專項賬戶，實際操作的「行業慣例」卻是四處漏風的「轉向賬戶」。這套預售制的機制設計、資金監管流程，簡直成了為購房者量身定做的風險局。 本來是預付款性質的「樓花」，在我們預售制中，成了全款購買還沒有造出來的「空氣房」。本來應該嚴格監管的專項賬戶，成了權責不清、四面漏風的灰色錢袋子。 所有的信用風險都由購房者承擔。房子爛尾了，名義上的監管者不會因為監管不力承擔任何損失。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早就拿到手了，銀行照收按揭、本息一分錢不少。只有購房者倒霉認栽，如果不乖乖為「空氣房」按月還貸，就要上徵信黑名單。 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徵信」，有何信用可言？ 在這起訴訟中，購房者選擇了不埋單。媒體報道中寫道：停貸三個月後，王琦的媽媽發現自己上了徵信黑名單，但比起「每個月花幾千元買一個徵信」，王琦和媽媽都覺得「停貸」值得，「老百姓是為一口飯而活，不是為徵信。」 在這樣的爛尾樓事件中，如果徵信成了逼迫購房者為開發商、銀行的失信埋單的工具，那麼顯然有失促進社會信用體系發育的作用。 制度工具不應該成為壓迫弱勢者的工具，否則將會造成連鎖反應。房地產領域頻發的司法訴訟升級，已經有了這樣的跡象。最高人民檢察院5月9日公布數據顯示，2023年一季度共辦理房屋買賣合同類民事訴訟監督案件800餘件。 03 誰來埋單？ 中國房地產的很多問題都出在不合理的預售制設計上。本來付個定金減少開發商資金壓力的「賣樓花」，卻成了坑害購房者的風險轉嫁機制。 放貸的銀行不承擔相應的交易風險，風險卻甩給了購房者。 這套乾坤大挪移的玩法，在房地產市場繁榮、房企資金渠道豐富時，還能保持脆弱的平衡。房子爛尾了，房地產商還有渠道借錢填坑，地方政府拿出一點土地收入騰挪填坑。就算爛尾一段時間，購房者還抱有希望，不會輕易選擇停貸。因此，很多矛盾還能遮掩過去。 然而，在房地產市場走弱、房企流動性乾涸的退潮期，上游無力填坑，下游不願背鍋，矛盾就會放大、激化。這類官司打到法院，法院也很為難。很多不利於購房者陳規陋法執行多年，「依法審判」很難還購房者一個公道。 社會輿論影響下的「人情判」，也不是司法審判的應有之義。再加上一些「法外因素」，增加了訴訟的困難。因此造成了受理難、審判難。 在南寧的這場訴訟中，購房者從2022 年 7 月 18 日提起訴訟，直到將近一年後才第一次庭審，至今沒有判決。購房者發出「什麼辦法都用完了」的聲音，令人唏噓。 中國房地產到了今天的局面，很多問題都需要檢討反思。既需要制度設計、法律法規的治本，也需要化解當前矛盾的治標。從制度設計上治本，涉及產權等深層次問題，現在談為時太早，先過了「治標」的這一關再說吧。 地方行政部門和銀行至少應該為自己的失職埋單，而不是一味把鍋甩給購房者和社會。 去年8月，南寧市設立了以「平穩房地產」為目的的房地產私募投資基金，首期規模 30 億元，看上去有模有樣。但是，以南寧房地產的現狀，能夠指望私募投資基金解決爛尾樓問題嗎？ 吃土地財政的飯時是真香，解決爛尾問題時，財政怎麼扭捏起來了呢？ 至於農業銀行南寧分行，既然「出台了延遲還本付息的紓困政策」，那就大大方方和借款人共度時艱，還留個變相收利息的「資金占用費」，仍然是太雞賊了。 「上黑名單」之類的做法，對退無可退的購房者會越來越沒有震懾力了，有關方面該承擔的風險，還是大大方方地承擔吧。隨便拿捏購房者的好日子已經到頭了，是該直面困境的時候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微博有心人@俊也娥 先於媒體，搜集了齊齊哈爾34中罹難師生的的碎片信息，公布了她們的姓名。死於體育館屋頂坍塌的11位校女排成員是：丁微娜（教練）、崔莫萱、林虹宇、聶雨菲、魏羽馨、於添琦、李美嬌、於薈馨、梁鈺、郭禹彤、王梓薇。 願高僧大德、有法力的道友及一眾仁慈信徒，能夠以各自擅長的方式，撫慰她們飄搖的亡靈，離苦得樂，抵達蔭庇她們的安樂之所，適彼樂土。這兩天的34中校門口，鋪滿了紀念的花束與她們那代人喜愛的黃桃罐頭，那是全中國最大的露天悼念儀式。 對於10名花季女生來說，她們在物理世界的生命已經終結，她們將以記憶的形式繼續活在父母和親友腦海。她們的父母親會更艱難，因為女兒的驟然離世，預示他們的苦難才開始。他們被迫練習，努力成為一名言行得體、情緒穩定的父母親。 在重症病房的走廊里，這些突然喪女的中年人無法及時得見孩子的遺容，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被標記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被環繞在可以料想的注視中。這些父母親心裡明白，所以他們強忍悲痛，表現出不可思議的冷靜，那合理卻又奇怪的剋制。 事實一再證明，失去女兒，沒了孩子，並不是試煉的全部。這些不幸的父母親還得打起精神，去爭取看似普通卻已經無法正常的權利。從含糊接到孩子死訊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經分裂為「悲傷」與「不能太悲傷」的矛盾體，被置於麻煩與否的評估中。 如果他們任由喪女之痛將自個吞沒，袒露人之常情，這些父母親會被視作不可靠的協商者，以及後事處置中可疑的合作者。但他們又不可以表現得無動於衷，否則會被另外一群人理解成不疼愛孩子的罪證，他們同樣得在網暴中存活下去。 有的母親在喪子之後，沒能活下去，她自殺的原因成謎。但在她冷靜陳述，爭取基本權利時，整潔、體面的衣著打扮被看成她的缺陷，成了被挑剔和攻擊的證據。這位女士憑藉最後的決絕，退出「成為一名合格的喪子母親」的冷酷考驗。 在搶救室門口據理力爭的父親，想要找到一個願意聽他說話、願意被這些父母親說服的官員，來替他建立溝通管道，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辨認女兒的遺體。在這個過程中，他有太多被抓住「把柄」的可能，僥倖的是他通過了當時的煎熬，擴散了實況。 這就是當下的現實，要成為一名失去孩子的父母親，需要非常流暢的表達能力，不能咄咄逼人，又不能示弱取巧，否則就會被環伺的禿鷲啄死或啄傷。他們的傷口尚未止血，卻又要在沉淪於痛楚時確保清醒，成為講道理、明事理的完美受害者。 於是，在天人相隔的死亡面前，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親，情緒穩定到無法穩定成為舔舐傷口的真實之人。就好像，他們為人父母的身份被猛然降臨的死神剝除，然後在人間，他們竟還要溫順地爭取這個破碎的身份，證明自己配得上這個角色。 從屋頂坍塌的那天開始，這些失去女兒的父母親，就卷進了兩種可怕力量的撕扯中。一種力量說，為人父母的身份象徵承諾，哪怕孩子早亡，但身份需要存續。另一種力量則暗示，他們在對抗毫無意義的事，乃至於他們履行父母的職責也很有破壞力。 如何避免自我崩潰？失去孩子的這個事實，足已讓他們的世界分崩離析，但為人父母的慣性讓他們無法自我放逐，也不能中途放棄。所以，料理女兒未完的身後事宜，成了羞愧與自我證明的時刻，哪怕虛無與現實混雜在一起沖他們嘶吼。 總而言之，低聲哭泣是他們的權利，他們自證是不具威脅的家長，冷靜是他們的對外面貌；他們澄清自己不是麻煩製造者，避過任何刁鑽的網暴角度……他們有愛但很適宜，有恨但不外溢，有聲音但不激烈，做到這些，他們就可蛻變成失去孩子的父母親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01 我很少看見一個人在因為別人的過失導致自己失去至愛親人的時候，能夠保持如此的冷靜和剋制。 這位齊齊哈爾父親，在醫院的走廊里，用一種極其清晰的口吻，以近乎標準新聞通報格式的句子來闡述這一起悲劇。當他說完「樓頂坍塌事故」這六個字的時候，我清楚地看見，他猛烈地皺起了眉頭，停頓了一秒鐘。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皺眉，也知道他為什麼要停頓一秒鐘。 因為不皺眉，就要落淚；不停頓，就會有哭腔。 他怕自己情緒崩潰，影響自己表達的完整和準確。 02 在說到自己身處醫院有多少正在搶救和治療的孩子的時候，身邊人一直在說「九個」。 但是他不為所動，他堅持讓在場的家長舉手方便他統計，最後他認可了自己統計的結果，「至少五個」。 這是一種很多職業新聞人都做不到的嚴謹，能夠在自己極度悲痛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著高度的理智和剋制，不採用自己哪怕是在現場聽到的數字，而堅持重新統計。 我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他怕自己這段視頻被指責「誇大了事實」，給人落下口實。 03 他在說到孩子走了以後一個小時自己都沒能去看一眼的時候，情緒非常激動，連珠炮一般地發出了很多質問。 但是說完這一段之後，他立刻轉頭看著現場一個人（我們不知道身份，但是他知道）問：「領導，你在幹什麼？」 問完這句話之後，他又連續問了兩遍：」我有沒有一句是無理取鬧？「 他是在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很在理嗎？ 其實不是的，他是害怕別人認為他是在「無理取鬧」。 04 他說希望能夠有人向醫生轉達一下他們這些家長的訴求，希望即便看不到孩子，也有人能來隨時跟他們溝通孩子搶救和治療的最新進展。 他說他看見一個政府的女同志走進了某個房間（也許是醫生辦公室或者治療室），「她不是去幫助我跟溝通的，她看到我們（這些家長）要幹什麼，把情況隨時要向領導反饋。」 儘管他也認為這樣的結果跟他的訴求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他依然馬上找補了一句：「這也沒錯。」 然後用「但是」把自己的要求再說了一遍。 「這也沒錯」，這四個字，像一把重鎚打在我的心上。 05 整整6分25秒的視頻，他一直不停在說話，但是哪怕是在情緒偶爾失控、音量提高的情況下，他也從頭到尾沒有說一句粗話，沒有帶一個髒字。 我不知道這位父親是什麼職業，也不知道他是什麼語言習慣。 我不是認為說粗話正確，但是捫心自問，如果我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做不到，是真做不到。 哪怕不是為了罵人，只是為了表達一種情緒，或者一種不經意間的語言習慣，他也沒有說過一個髒字。 這種素質、這種自制力，讓我敬佩。 但是說實話，真的是讓我覺得很心酸。 多麼好的人民。 06 不說了，我懂。 相信你也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讀宋史的趙大胖）
今天，本來計劃寫一些別的。 但是昨晚臨睡前，在朋友圈裡，卻刷到了齊齊哈爾34中學排球隊的照片。她們中的大多數，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都已經消逝在人海之中。 我不忍心談論別的事情。 她們青春靚麗，英姿颯爽，笑容純潔美好得如同仙子。如果我們這個世界真的有可以羨慕的仙子的話，那麼在她們這個年紀，是我們惟一可以模擬的呀。 可是她們就如此地被封印在照片里，從此之後沒有生命，沒有笑容，沒有歡呼雀躍，沒有了生命體征，如同被孫悟空施了神法一樣定在那裡，永遠。 網路圖片 她們留在這個世間，供人憑弔的，倒真的是永遠靚麗美好。對於她們這也許未必真的是一件壞事，因為在未來的漫長人生中，她們也許將會遭受無窮的悲戚，愛情的創痛，人生的坎坷，事業的跌蹉，還更加可能有未知的、無知的，來自於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惡意。我們這裡，常常對美好有著惡向膽邊生的莫名的戾氣。 只是我代入到她們肝腸寸斷的父母的時候，卻只能悲從中來。我美好的孩子啊，你去了哪裡？想起這句話，眼淚就會止不住。 她們離去，在一個沒有戰爭，沒有地震，沒有洪水，沒有歹徒，沒有任何猝不及防的災禍的時候。空中有蒙蒙的細雨，她們在同樣慈愛的老師的帶領下，歡天喜地地來集訓。她們是這個學校，乃至黑龍江最為令人驕傲的佼佼者，因為她們即將遠赴湖北打比賽。這是多少人都羨慕乃至嫉妒的優秀的孩子們啊。 她們是這個城市中的競爭優勝者的孩子們，是優越者。她們不是易小荷《鹽鎮》中那些如同野草的生命，她們不是劉學州那樣孤苦無依的野孩子，她們也不是成都廢棄公園裡的自我放棄者。 她們乃是這個城市乃至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的孩子們，她們原本備受寵愛，備受保護，備受關懷，有良好的條件，和優渥的生活。悲劇本來不應當砸落在她們的頭上。 可是為什麼還是發生了？ 因為這是一起「意外」的悲劇。 真心誠意地說，沒有人願意發生這樣的事情。施工公司不願意，因為意味著巨額的賠償，與必然的刑罰；學校不願意，因為它將成為學校的恥辱並且有許多人要承擔責任乃至罪責，一生的努力毀於一旦；education and municipal兩套班子不願意，因為這樣的事故將極大折損他們的evaluation乃至影響他們的升遷；黑龍江也不願意，因為他們將承擔來自上面的問責，與公眾的羞辱。 但是在沒有一個人願意的情況下，那些奪命的珍珠岩，還是神秘地出現在了體育館的棚頂，奪走了十一條美好鮮活的生命。 儘管所有人都知道安全生產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但是人們還是，永遠，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施工公司可能因為曾經多次這樣做了，沒有意外；可能為了趕工期；可能為了節省成本。最關鍵的，是沒有人告訴他們不可以，沒人聲色俱厲地勒令他們不可以。 學校可能因為要儘快完成新大樓的建設，交付使用緩解教學樓短缺的壓力；可能為了儘快讓領導們驗收；可能因為和施工公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就算知道有風險，但是時間也不長。校長很忙的，有升學率要考慮，有教育局的會議要參加，有各類的關節要打通。更關鍵的，是他可能還有前程要爭取。施工這樣的小事，不應該他來操心。他可能一無所知。 政府可能早就三令五申要安全生產，並且曾經嚴格要求監管部門和各個施工單位要嚴防死守。但是任務太多了，有極其重要的學習任務，有GDP增長的壓力，有碳達峰的要求，有河汛環境招商維穩等等種種繁重的任務。安全生產是一件在政府的工作中排位並不靠前的工作。在所有的考核指標中，它是一個減分項，而不是一個加分項。必須先保障加分項，才能顧及減分項。一個學校的建設安全，怎麼可能排得上政府的議事日程呢？ 城市的領導大概會在這個時候想起崇禎的那句話：大臣誤我。那些安監，消防，教育的人，都是吃屎的嗎？為什麼給我捅了這麼大的簍子？！ 所有的人，都兜兜轉轉在這些龐大而細屑的事務之中，如同熱鍋上的螞蟻，無法自拔。在一個星期，在一個月，在一年之後，當所有的一切塵埃落定，一切都會像事故發生之前一樣，他們如同熱鍋上的螞蟻，無法自拔。而安全生產的排序，依然在施工公司的成本之後，學校的升學率之後，政府的學習和GDP之後。 無非是另外一場或幾場「意外」的悲劇。有人要坐牢，有人要罰款，有人要丟烏紗帽。但是這個社會照常運轉下去，人們，永遠，都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這幾乎是這個國家，660個市，1636個縣的宿命和常態。因為生命倏忽來去，幾條生命的喪失，在這個龐大的country上，幾乎連太湖中的一片漣漪都算不上，只是一朵小水花。 有太多宏大的命題，遠比保障一個體育館的安全更加重要。樓市的價格，晶元的戰爭，地緣政治的站位，失業的年輕人，造謠生事的自媒體，彼岸的叫囂，非洲的搖尾乞憐…… 在這一個個宏大的命題之下，那些珍珠岩的走向成了整個國家和世紀最大的謎題：當所有的人都三令五申，所有的人都煞有介事，所有的人都睜眼閉眼的流水作業中，宿命地砸在了青春美好，前途無限，夢想瑰麗的十一個少女的頭上。她們死去的時候並不美麗，灰頭土臉，身上混著血污，肢體殘缺，靈魂劇痛。 鄭州雨衣爸爸曾經有這樣的傷痛，武漢絲襪媽媽曾經有這樣的傷痛，克拉瑪依曾經有這樣的傷痛，北京紅黃藍幼兒園的父母曾經有這樣的傷痛……有沒有能告訴我，這樣潮水般一浪勝過一浪的傷痛何時能夠停止？ 這是一個宿命。宿命是無從消解的。 我已經說過了。這個國家，這個城市，這個學校，永遠，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因為保障每一個幼小生命所付出的努力，極其巨大。需要人力，物力，法規，巡視，專註，職業，技術，時間，責任，問責，預算，監測，專業……它要求的是，包含整個社會對此每個細節，每個流程，每個時段的戰戰兢兢，一絲不苟的專註投入。 它要求的是一整個社會的規則的轉變。 這是不是宿命？ 回到了前面所說的一個命題。這些孩子，他們都是這個城市中的優勝者的孩子，但這並不改變她們在糟糕的時間裡出現了糟糕的地點上的命運。因為這個糟糕的時間和糟糕的地點，對除了極少數人之外，絕大多數人，都同樣生效。 宿命的無差別攻擊。別以為你有了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更精良的教育資源，你就能逃出升天。在宏大敘事面前，你同樣一文不值。 倖存下來的一個排球隊隊員，在微博中說道：我最好的朋友都沒了。 她這輩子都將生活在這樣的陰影之下。她會有創傷應激。她未來的人生中，常常會莫名地哭泣，成為背負在她身上沉重的枷鎖。但是她畢竟活下來了。 至於那些體面的、成功的父母們，他們一輩子都無從逃脫。許多家庭會因此而支離破碎，生命變得無依無靠，悲傷跟隨他們一生。他們許多人，都走不出這個陰影。 她們的孩子，就膠著在這如花的歲月之中，永遠面容姣好，永遠青春常駐。他們會容顏老去，而牆上的照片，依舊笑顏如花，不曾更改。 但是現在，他們必須情緒穩定，去接受這宿命殘忍的安排。在所有宿命摧毀的地方，怯懦的父母們，都必須情緒穩定，接受安排。 這也是一種宿命。 我美好的孩子們啊，你們都去了哪裡？她們如此美好，怎能遭遇這樣的悲傷？ 這樣絕望的呼號，能動搖一些堅如磐石的心臟嗎？ 不，他們也堅信，這是宿命的鐵拳。在漫天宏圖偉業的巨浪之中，這微弱的聲音，終將消弭於無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哥倫布碎碎報）
齊齊哈爾的悲劇發生之後，人們買來菊花放到校門口祭奠，於是花越堆越多……這一幕何其眼熟，前年鄭州大暴雨之後，人們也在地鐵口擺下了花束。 只是沒過多久，這獻花的行為，成了居心不良，成了境外勢力，成了故意帶節奏，於是花束被擋板圈了起來。 極目新聞報導說，願天堂沒有洪水，月台擺滿鮮花。 是送行，亦是祭奠。是悲哀，亦是同為人類的共情。 那麼這次呢？學校門口擺滿鮮花，「境外勢力」會不會再次如期而至？ 我想，會的。他們存不存在我不確定，但每一起悲劇之後，只要有人緬懷，他們就一定會出現。 「看這些花束多整齊劃一，都是一模一樣的，為了搞點什麼，看來背後的組織又花了不少錢……」 我彷彿看到一條猥瑣的狗在搖尾乞憐，如若不是，那便只能是低智到了極點。 國旗要是知道這樣的人用它來當做頭像，恐怕都會覺得晦氣。 他根本不明白，哀悼只是人間共情。而追責更不是什麼「境外勢力」，追責的家屬源自內心的悲痛和憤怒，追責的群眾是為了降低下一次災難發生的概率。 只有真正的愚者，和卑劣的壞人，才會在這種事情發生之後，唆使冷靜，勸阻談論，偃旗息鼓，儼然一副美好盛世的模樣。 你用形式主義偽裝外皮，可誰來承受下一次的傷害？ 他說，他想問問這些花束有多少是學校的家長們、學生們自己買的。 他甚至無法想像，路人也會為此而買一束花，並非一定要是學校里的其他學生、或者其他家屬。 一名網友表示，自己也想給學校遇難的孩子們買一束花，正常來說，菊花三四塊錢一朵就可以了，買一束三四十塊錢。但打開網購的軟體，商家把一束花的價格賣到了90，100多。 有些錢，不是這種賺法。當然，我承認賺錢很重要，可人多少要有一點底線和信仰。否則便像阿奎那說的那樣，如果理性中不存在一絲一毫底線與信仰，那麼這理性就是空洞的；可如果信仰中沒有理性，那麼這信仰就是盲目的。 正常的價格賣花，因這起悲劇而稍微多賺到一些，很合理，因為信仰中也要理性，人應當高尚，但需要吃飯。 趁機提價，則屬於理性中完全失去了底線。動物世界裡是這樣的，它們能夠互相蠶食，而我們這是人類的世界。 我想說的是，即便如此無底線的商家，亦不如那些動輒「境外勢力」的傢伙們可惡。最起碼商家不曾用拙劣的謊言，去粉飾其他東西，最起碼商家卑劣的漲價，並不會促使下一次悲劇的發生。可後者的行為，卻會。 在黑龍江齊齊哈爾這起事故發生的3天前，當地市剛剛發布安全生產「20萬人大培訓」百日行動效果顯著的通報…… 形式主義有什麼用呢？它只不過披上了一身漂亮的外皮而已。看到花束就喊境外勢力的人，就像刀郎所說的「未曾開言先轉腚」，不過是一種另類的怯懦與勾結罷了。 如果每次悲劇發生之後，都任由有些人把「境外勢力」拉出來溜兩圈，恫嚇和呼籲人們知曉「大義」而熄風停浪，那麼這對下一次悲劇出現，百害而無一利。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走讀新生」）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因為窮人在中國拼不了經濟，所以偷渡去別的國家當非法移民可能活得比較有尊嚴，至少打非法的黑工可以賺一口飯吃，因為每一個國家的工作機會和缺工狀況，比中國內部的缺職位好，畢竟中國是一個你要付錢才能找到工作的國家，換言之你今天要去找工作，是你要付錢給公司求他給你一份工作，而且可能今天你買到一份工作，明天又沒有了。 當台灣各個品牌企業，到中小企業在炒缺工的時候，中國是人多到沒有職位可以安插，連個溫飽都沒有辦法。 有錢的富豪或者土豪當然想盡辦法移民出去，因為習近平動不動就可能對你開刀，把你的財富變成他的財富不說，你的命也隨時可以變成他中南海下的奠基石，成為增強風水的人牆之一。 而中國人之所以會這樣，最主要還是中國本身過去的業力引爆。我們過去都認為中國那一套先讓一部分人有錢，用這些方式撐住中國的經濟成長可以餵飽14億人口是一個高明的手段，但這種方法本質上的問題就是有錢的那一批人根本就不樂見後面的人也變有錢，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一方面當總體經濟量不變的時候，後面的人財富逐漸變高相對前面的就會縮水，且當後面的人越窮時，前面的人也會有越多的當然性勞工可以奴役，且中國無意改變自己的經濟環境，因為中國如果真的讓自己的經濟環境改善成為真正已開發國家的狀態，那這就等於變相助長公民社會的成形，對中國政府來說中國社會最好處在餓不死但吃不飽的生活，最有利於中國的統治。 其實原本這樣的無限循環可以相安無事，但2012年以後出現了變化，習近平上台以後已經不想要繼續當個韜光養晦的中國，而是希望當蘇聯2.0甚至取代美國為首的全球秩序，但習近平會這樣做極有可能是知道他不這樣做中國會走向別的問題，包含中共是否可以繼續生存，從中國的歷史上來看，中國是否為一強盛的國家和中國人的民生經濟好壞完全無關，甚至呈現反比。宋朝被批評危機若不振，但宋朝以前的所有強盛帝國，主要城市都是軍事功能，百姓過得反而比宋朝還要苦，因此習近平這種做法是先救中共，中國擺後面。 這種方式會讓中國的財富往外跑，誰想要待在一個沒希望的國家？那貧窮的人就只能偷渡了，所以前一陣子突然發生中南美洲一堆中國難民往北美跑，那些基本上就是以跑船捕魚的名義，從阿根廷或秘魯上岸之後，沿路一邊打黑工一邊北上的偷渡者，之所以現在突然大規模出現，是因為有人又在充當非法移民的掮客而已，這種現象早就存在。 （※作者為台灣輔大歷史學系碩士，全文轉自上報）
2016年年底，幾位普華永道審計師到達恆大某省公司。 熟悉四大的人都知道，審計師大都很年輕。這幾個審計師也是如此，20歲出頭，剛從重點大學畢業，他們受到了省公司級高管親自出面的高規格招待，晚餐喝的是茅台酒： 還去劉老根大舞台看了場表演。 普華永道一直是恆大繫上市公司的審計機構。這年7月，恆大憑藉211億美元的營收，首次躋身世界500強。他們來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確認下恆大的結轉收入。 地產業的朋友們都知道，開發商收到售樓款後不能算收入，只能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為合同負債。只有房子交付給業主後，才能結轉為收入，這個周期要兩到三年。 恆大領導帶著年輕人們挨個轉項目，年輕人也很懂事，從不進建築內部審查，只遠遠看一眼，發現樓棟外立面完工了，就會記個標記，確認收入。 年輕的審計師們忽略了，他們眼前外立面完工的項目，是要精裝交付的。30層左右的高樓，從外立面完工到精裝交付： 至少還有12個月的工期。 他們參與的，是一個比1040陽光工程，更宏大的項目。 1 前天深夜，恆大一口氣公布了2021年年報、2022年中報和2022年報三份財務報告。 外界對恆大境況早有心裡預期。其在3月份公布的境外債重組方案公告中，曾透露截止2021年底凈資產為-1990億。 但眼前的財報，還是嚇了所有人一跳。大家都記得許總說過，願意把恆大交給國家。沒想到，這哥們還真的是說到做到。 今年年初剛接替普華永道擔任恆大集團核數師的上會柏城會計師事務所，在財報中坦然，恆大凈資產已經從2020年底3504億，下滑到2021年底的﹣4731億，又下滑到2022年底的： -5991億。 從2020年到2021年，一年時間，恆大蒸發了8000多億資產。更重要的是8000億資產中，有6643億巨額會計金額，為以前年度收入集中調減體現，理由是輕飄飄的十二個字： 企業自身會計處理方式變更。 這十二個字，每個字價值553億。 恆大的解釋是，2021年他們更改了收入確認政策——由客戶接受物業時點改為，項目獲得竣工證書或者業主佔用。 獸爺說，他從來沒見過這麼荒誕的理由： 誰交了房還不去驗收，是在等甲醛散味嗎？ 但就是小小的標準改動，恆大的合約負債，一下子從1857億，猛增到了9743億元。 去年在各地政府支持下，恆大保交樓了大約2000億合約負債的房子。現在不僅一夜回到解放前，剩下的負債，還比初值暴增近四倍。 這場賭氣式的曝光，讓恆大家底第一次清晰地展示在大家面前——總負債2.43萬億。 在最後一刻，一輩子大手筆的許總又做了一個國家級的項目。2.43萬億，幾乎趕上了如今發展勢頭迅猛的越南2022年的GDP了。廣東拿出兩年的財政收入，才能還完恆大的債。 獸爺說，兩萬多億，上墳燒這麼多錢，陰間都得通貨膨脹。 一家頭部民營房企老闆說，這等於是給金融機構發了信號，恆大資不抵債的情況比想像中還嚴重。大家降低預期，該買單就買單吧： 為最後一步抓人做輿論準備。 一切虛假的根源，還要從恆大多年來建立的一種確認收入體系說起。 首先聲明，包叔不是結巴，這種體系名為： 重重點工程。 2 恆大重重點工程內存在一種手續交樓的方式：即只要外立面完工，就算確認收入。 但恆大項目多數為精裝交付。外立面交樓後，其實至少一年的工期要進行。提前結轉收入，是將尚有大量工程且未交付的樓盤，提前計提應付工程成本，同時確認存貨成本。 這麼做的好處，就是在項目工程還未完工的情況下，完成了會計報表的處理。賬面上看來，收入高、成本低，利潤遠超競品。 曾有恆大項目因提前確認收入，7個億的工程費都沒有列入報表，賬面凈利潤一下子超過三億元，把合作方嚇得不敢接受分紅。 恆大的朋友說，低成本、高收入造成的怪相，就是對比同類房企，在銷售差不多的情況下，恆大要多交大約三成的稅。 可以舉例的是2016年的恆大和萬科，那年恆大以3733億銷售額登頂宇宙第一房企，萬科以不足百億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據當年財報，萬科總營收2405億，利潤總額392億，扣所得稅109億後，得凈利潤283億元。 恆大在2016年總營收2114億，利潤總額368億，凈利潤176億。兩家房企在營收相差無幾的情況下，所得稅扣除高於萬科近百億，為： 192億。 負責編製恆大重重點工程的機構，是恆大管監中心。他們會倒排工期，到年底統計主體完工情況達標的項目，比如主體完工過10層，這些項目將成為第二年的重重點項目，要求在第二年年底前完成外立面完工。 如果全國過10層的項目加起來，也不能完成提前結轉收入的指標，管監中心就會下調標準，比如將完工7層的項目也納入計劃。 這麼做的代價，就是恆大年年都要壓縮工期，以備確認收入。 其中繞不開的一個環節，就是審計機構。每年12月，恆大都會將重重點項目名單交給普華永道，普華永道隨即會派遣審計師核驗。 本該最嚴謹的上市公司審計環節，被恆大找到了漏洞。 恆大想了很多辦法考驗年輕的審計師們。比如對審計師安排一條龍接待服務，比如恆大有眾多分期入市的大型項目，後期沒有完工，則帶領審計師參觀已經完工的前期項目，再具體點也不難辦，假如要確認的10號樓沒完工，恆大的人會帶領他們審查1號樓： 他們從不進去看。 3 一位親歷過恆大提前確認收入的員工，今天和包叔感嘆，他當時就發現，這個雷早晚要爆： 後續跟滾雪球一樣，要用更大量的銷售才能覆蓋。 在涉嫌收入造假的前提下，恆大經營一直保持著賬面上的繁榮。從2011年到2020年的近九年時間裡，恆大毛利潤率長期穩定在25%到30%。 這也讓大量金融機構紛紛伸出橄欖枝。 據21財經統計，從2011年到2015年，恆大負債率一直保持在75%左右，但從2016年開始，集團跟隨著「三高」戰略猛烈擴張資產負債規模，到2016年總負債就達到了1.16萬億，比前一年末增加了5434億。 僅2016年一年，就因和多家銀行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銀行借款比前一年猛增1284億。 除了龐氏騙局，沒人敢這麼干。因為恆大調減的6643億涉嫌造假收入，大致相當於2018年到2020年累計營收的一半。 但恆大已經沒有辦法停下來了。一旦無法用新一年的提前確認收入，覆蓋上一年的收入，那這場騙局就會立時被戳破。 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分紅都建立在這份業績基礎上。 據統計，2016年到2020年，恆大累計分紅939億。收益最多的，是持股恆大約75%股份的許老闆。比如2018年恆大分紅186億： 許老闆自己分了140億。 包叔記得，就在2021年7月的暴雷前夜，恆大還在發布公告，試圖討論分紅計劃。在把恆大上交給國家之前，許總還是很戀戀不捨的。 2020年底，那封著名的求助信曝光後，恆大便立即決定出售資產。這場行動早於後來被大家熟知的，和金茂、世茂等房企的洽談，對象是一家萬億金融集團，恆大由一位副總裁負責執行，計划出售資產大約千億。 談判中，金融集團已經深深感覺到了恆大的艱難。但在吃飯的時候，恆大為招待他們還是拿出了： 50年的茅台。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是普華永道。最終，這筆交易被金融機構否決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包郵區）
以官方信息為準，上個月的青年失業率是21%。創下2018年有這項調查以來的最高值。 財新發了一位學者的研究成果，估計可能超過40%。 網路圖片 一位河南老家朋友告訴我，當地縣城的青年失業率可能超過60%。 這也是有可能的，因為縣城除了公務員，沒有多少新增工作崗位。 現在河南縣城年輕人絕大部分都可以到外地讀大學，只不過學校好壞不同而已。他們畢業後無法在大學所在城市工作，除了送外賣暫住，只有回老家先待著。在老家縣城，當然也沒什麼工作機會。 不管這個數字是多少，有大量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是事實。網上傳的「在鹹魚上賣東西」也算就業，很可能是假的。但是，註冊一個自媒體搞直播，現在一定會被統計到就業中。 我認為，年輕人就業問題，主要是大學生群體。 春節回農村老家，見到一些24歲以下年輕人。他們過完年就回到城市謀生，不在乎做什麼工作，也不在乎社保，坦白說他們其實活在「統計之外」。 他們當然也會遇到找不到工作的問題，但是很少返回鄉村，因為無老可啃，也沒法種地。老家的耕地，現在是由「種田大戶」承包。 這些人不管多難都會留在城市，成為城市真正的底層，徹底的底層——既不在統計中，也不在媒體的視野中。 這種「看不見」當然意味著某種危險。過去幾個月，有三起集體自殺的新聞，就很能說明問題。 現在人們談到的「青年失業者」其實比上述的「農村青年」處境要好。他們要麼是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農村考上大學找不到工作的一定會去送外賣），要麼是「不急於就業」，他們住在家裡，和父母住在一起。 事實上，他們重塑了和父母的關係。按照前些年的觀念，他們應該從家裡搬出去，「成為自己」，獨立生活，在父母幫助下買房。 現在他們要和父母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單位」。 他們的父母可能是60後、70後，是社會的中堅，在城市立足，現在可以養著這些年輕人。這也算是一種「再分配」，大家一起消耗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 這是中國社會最特別的地方。按照美國、歐洲的理解，青年失業率到了10%就得有社會動蕩，但是中國的青年卻很有一種神奇的安靜。 這種新的家庭狀態，其實意味著我們的「現代進程」到了一個階段後又退回去了。現代社會的一個進程，就是社會主體從「家庭」到「個體」的轉變。 在中國，這個進程就是房地產的內在邏輯，也是過去20年城市化的動力。現在它開始退潮，人們重新以家庭為單位團結起來，共渡難關，共同抵抗風險。 這種狀態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