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逆空心化” 近期回了一次老家。跟以往年头不同，发现不少村民都呆在家，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还挺热闹。好似困扰乡村多年的空心化开始好转。 当然不是。 分析下来，原因大致分几方面： 一面是经过多年发展，本土县乡级工业园区，对青壮年的吸附力在提升。对比传统外出打工，青壮年宁愿选择在家乡就业。因为，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形成，同样普工，在沿海打工跟在家乡就业，收入其实差不多。因此，许多青壮年选择返乡就业。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大量60后，年满55岁以上，几乎很难找到正规企业的稳定工作。以往，他们还可以耗在温州、福建等沿海地区（多在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但随着沿海就业形势的同步恶化，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乡。 三是，近年整体就业形势问题。“稳定就业”日益压缩，大量劳动力从“稳定就业”转向“灵活就业”，而“灵活就业”转向打零工，打零工则活计越来越不好找。一层层卷下来，退回来，在家窝着的人，越来越多…… 挨家挨户细究起来，更发现不少问题。研究一个村庄，或足以管中窥豹。 速描 家乡小村，属于我经常说的“80%的大多数”——地处江西省中西部，不是山区，但离城市也不近因而远离城市化，缺乏资源和禀赋，人均土地1亩多，不穷也不富，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不会自然淘汰），但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村庄有36户人家，人口数为160多，历数下来，大概可以分以下几类： 第一种，城市化人口，标准是进城买房落户。 算上我家在内，有7户，占比19%。除我之外，一位80后同龄人A在外打工，跟对老板，在广东惠州买房安家；一位70后末期的族亲B，通过读书-教书-考军校-分配工作，落户广州；一位同龄人C，在杭州开饭馆，后来参与炒币赚到钱，安家杭州。 其余三户，都在附近县城。其中一户人家D，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装修小包工头，由于工作环境因素，长年累月下，患上血液病，情况很麻烦，全家陷入困境，将来可能要退回乡村。 除我们7户人家外，还有3户在90年代陆续搬到县城，因为缺乏专业技能、生病或后人不争气（如赌博、在县城做小混混之类），都城市化失败，举家搬回老家，因此不列入此类。 第二类，有能（希）力（望）城市化的家庭。 这类人家，这些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属于“乡村中产”，再努努力，有希望跃升进城（县城）。有两户，占比5.5%。 其中一户是我堂兄，近年跑长途客运。他买了辆二手小轿车和面包车，在微信群接单，专跑老家到广州、深圳、东莞一带，跑一趟可赚上千元，平均算下来，月入七八千不是问题。 另一户人家是我邻居E，一位同龄人，在温州打工多年，在一家鞋厂从打工人做到管理层，进入当地圈层。有进城实力，但宁愿选择在家建一栋四层的小楼房，小日子过得不错，不思城市化。 第三类，既看不到什么希望，日子又勉强过得下去。混日子。 这类人家占绝大多数。本地县城房价7000左右（新城区更是破万），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上百万。且农民一般没有社保、银行信用（甚至工资条都没有），也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所以要买房只能全款。这些人家，大致进城无望。 所以不是农民不想城市化，而是此前还没有城市化的大多数中国农民，依然缺乏主动城市化的能力——这里讲的城市化，应当以买房、社保、安家落户为标准，而非仅仅在城市打工、“常住人口”，将来退回乡村——你去问问农民、市民，进城打个工谋个生，就算城市化了？因此宽口径的城市化率，现实指导意义并没有那么强。 可想而知，中国的城市化，同步中国经济降速，必然也会同步降速，后面每提升一个点，困难程度都将超过以往。 因此，大量人口还将留在乡村，乡村必然长期、客观存在，乡村振兴亦势在必行。 第四类，生活困难群体。 这类人家，只有2户了。一户是前面所述的包工头D，因为患病，处境堪忧。城市生活压力大，他们家可能会退回乡村。 另一户是前面提到的，90年代进城的村民F。这户人家孤儿寡母，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和背景，在城市生活困难。两个儿子又走上歪路，大儿子偷窃小儿子做小混混还染上毒瘾，城市无法安身，继而退回老家。好在故乡房子还在，村民们也很包容。 后来，这户人家的大儿子在温州打工，醉酒后与人打架，被打破头浑然不知，半夜死在这座城市的某间出租屋。不久，其老母亲患上癌症去世，两个儿子家庭都支离破碎，只剩下小儿子一人孑然一身。因此这一户，其实只剩一人，他无所事事、有一天混一天，倒活成了一道无牵无挂的闪电。 所以，困难群众，在乡下也很少了。 就业 综上，顺利逃离乡村（城市化）的村民占19%，他们的就业状况反映在城市。我们来谈剩下的80%。 他们的就业状况，大体可以分以下五类： 第一类，乡村小老板。 其中有三户村民创业。一户是70年代生人G，创业较早，现在在外地开锯板厂，还算稳定。两户是80后同龄人：其中一户H开了个养鸡场，虽问题不断，但还在勉力支撑，以进城买房标准看，离成功相距甚远； 另一户 I ，在上述落户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原来在温州鞋厂的管理经验，在老家镇上开了家鞋料加工厂。 沿海的鞋厂都举步维艰，I 的工厂可想而知。上游货款迟迟拿不到，而本地工人的工资、各项支出又必须实打实地按时支付。因此，这两年，他都是在循环刷信用卡中撑过来的。还能刷多久？谁也不知道。 第二类，乡村个体。 本地经商氛围不强。搞个体，主要是买货车跑货运。他们属于乡村领域的专业技术岗，相当于城市中产。 五年前，开大货车还是乡村高薪职业之一，即便给人打工，月入也可轻松过万，更不用说自己买车，村里70、80后两代人里，有十余人从事过这个职业。但是，大货车一开就是七八个小时，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又容易出交通事故，属于高强度、高危行业（村里就有一位年轻人车祸去世），因而坚持下来的很少。 更根本的，还是经济冲击。货车司机，可能是近年就业冲击最惨、落差最大的群体。 中国造车能力实在太强，汽车金融又发达、买车“创业”门槛越来越低，迅速导致供过于求。 另一端，201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房地产出现困局，需求端日益萎缩。此时，物流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时，不断压制货车司机们的议价能力，司机们逐渐从有独立个体演变成“平台打工者”。 算上前面一户安家县城的村民，本村只剩货车司机6人（户），依然占全村就业1/6。其中三户自己买车，三户给别人开。 三户自购车辆的人家，一户挂靠较大型物流公司，可以与快递公司合作，还有一些稳定生意，但油价、高速费、保险费、平台费、挂靠费等各项费用不断高涨，而货运费日益走低，两相挤压，出车利润微薄，只能勉力维持。剩下两户独立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订单，基本呈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局面，以至于村民哪天没看到他们，都为他们庆幸——XX终于出车去了。 另一种个体，是种粮承包户。据抽样调查，本地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约750元——对种植户来说，由于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倾向于种单季稻。按国家权威部门指导的小农家庭作业种植面积10公顷（150亩）算，收入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种，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还有其他成本，实际上到不了），相当于进城打工。 收入低，风吹日晒，劳心劳力，乡下人自然觉得不划算。还好有农业补贴，本地政策，种植50亩以上，每亩补贴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亩合22500元，这就相当于“激励因子”。 此外还有各种农机补贴，但补贴存在较大区间，其中存在大量“关系”因素——比如，购买一台收割机，上面有关系的，可以顶格补贴，没有关系，只能获得最低补贴，中间相差数万元。 另外，近两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补贴并不好拿，大户们的积极性迅速下降，地租一路从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近年来，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给村民J承包。而他之所以愿意承包，是因为其有一个远亲是县财政局局长，补贴不怕拿不到手。不料去年底，该局长被抓，这项补贴要拿到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今年他也比较发愁。 多少年过去了，在乡村创点业、做点事，依然还得靠“关系”。 第三类，稳定就业者。 主要是打工。如前文所述，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同样是打工，沿海城市和家乡，收入本质上没什么差别。 本地人，基本上都去过温州、福建等地打工，以几十人的鞋厂、服饰厂、金属制品厂为主。这些工厂的特点是按劳分配、相对自由，往往有活干的时候，加班加点，一个月能赚七八千、上万元，但订单少的时候，大半个月呆在出租屋，赚的钱房租、吃饭都不够。 这几年，订单少成为常态，在外打工收入锐减。大致调研下来，（普工）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刨除租房、生活等费用，再怎么节俭，也只能存个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正好是家乡鞋厂、服饰厂的工资水平（上4000元，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级别）。很多打工人一算，上有老下有小，不如回家打工。因此，农民工返乡，成为近年中国就业市场一大趋势。 但这些厂子之所以愿意迁到内地小县，看重的还是当地的劳动力便宜、容许不规范用工，自然不愿意给打工人涨工资、交社保。由于缺乏归属感，且年轻人越来越耐不住性子，因此流动率特别高。所以，家乡工业园各种小厂，虽然生意说不上怎么好，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 可见，对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是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市场的。只是，这些就业质量不高，越来越吸引不了青壮年稳定就业。 第四类，“灵活就业”。 说白了，就是打零工。这类群体，主要是从“稳定就业”中淘汰下来的中老年群体。 除了北京、上海、苏南等少数区域，中国农民没有社保、养老金（家乡农保为每月100多元），即便过了退休年龄，也必须努力就业以支撑自身的养老保障。但是正规就业市场已经不招，怎么办？ 一种是继续耗在打工地，非正规就业。一方面，城市就业也很难，可想而知他们的境遇。另一方面，只有在所在城市驻扎了很久的“常住人口”（最终还要返乡），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回乡，家门口附近区域打打零工，建筑工地、修路、锯板厂、农民建房之类。本地零工，每天在120元左右，而再远离县城的乡镇，则在80-100元。只是，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的萎缩，用工量大减。 可见的是，中国乡村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地方用工企业也越来越“挑”。10年前，不收55岁以上年纪的群体，今年，不少企业直接打出35岁年龄的界限。因此，这类半就业、半失业的“灵活用工”群体，基数还在不断扩大。更要命的是，随着1962-1975年中国史上最大“婴儿潮”变“退休潮”，这个问题正日趋严重。 乡村“灵活就业”的底线是做发夹、扎彩灯之类的来料加工——我们见过的一串串彩灯，就是他们手工一个个装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一天可赚二三十元，夫妻二人五六十元，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 进无希望，退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村里多数50岁以上中老年人，心态日趋大同，“反正每个月再怎么搞，也能赚个千把块，饿不死就行了”…… 第五类，失业人口。 按政府统计口径算，除70岁以上完全老年人，本村失业只有2人。 一位是上述F家的“闪电兄”，因不愿就业，另一位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K，他读的是一所职业高校，考不了研，而应届大学生就业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 小结 综上，从数据上看，小村的就业并没有很差，毕竟，真正的失业人口只有2人。但从质量上看，肯定不能算好： 一是，随着制造业整体困局，乡村“稳定就业”的基数在下降，劳动力不断从“稳定就业”向“灵活就业”，再向“打零工”挤压，内卷也很厉害，且越来越不稳定； 二是，“灵活就业”市场不断萎缩，哪怕打零工，也找不到新的就业增长点； 三是，乡村难再提供实现“阶（进）层（城）跃升”的高质量就业，比如，装修小包工头D，以及还没有进城的另外五位货车司机； 四是，市场经济多少年了，乡村“创业”（包含搞个体）环境依然不乐观，营商环境长年缺乏改善，“关系”依然是创业的核心考量点…… 管中窥豹，我们在讨论城市就业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乡村就业形势的衰退。譬如，各界在统计、研究失业问题时，只研究“城镇就业数据”“城镇失业人口”，而基本不研究乡村。 我们的稳就业工作，还要做得更踏实。 作者：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在这样的烂尾楼事件中，如果征信成了逼迫购房者为开发商、银行的失信埋单的工具，那么显然有失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育的作用。 房子烂尾，迟迟拿不到房，可是按揭还不能停，这公平吗？ 广西南宁蓝光雍锦澜湾业主王琦（化名）起诉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分行（以下简称南宁分行）案，引发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 01 “烂尾楼”是怎么造成的 《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该案件的来龙去脉： 2019 年 4 月，王琦的妈妈购买了“雍锦澜湾”的一套商品房，同年 5 月23日，购房者、开发商、南宁分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主贷人为王琦妈妈，王琦作为担保人，贷款金额 57.5 万元，期限 30 年。 合同规定，房子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 2021年8月，业主看到开发商写给住建局的关于使用监管资金的信函里提到，楼盘销售资金全部被开发商总部转走占用，总部无任何资金返回南宁项目继续建设。同年 11 月，开发商发布了交房时间顺延的告知函。至今房子仍未完成施工。 王琦发现，房屋的贷款没有划入《南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取而代之的是开发商的另一个账户。 她认为，农业银行南宁分行违规放贷，也没有履行对开发商挪用账户资金的监管义务，应该为工程项目烂尾、房子延期交付承担责任。 于是，在 2022 年 7 月 18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交房之前，银行停贷停息，不增加任何额外费用。 2023 年 6 月 2 日，王琦收到开庭通知。7 月 3 日，农业银行南宁分行的代理律师在庭上回应称，银行将贷款支付至非监管账户，与房屋能否按期交付，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房屋不能如期交付责任也并不在银行。 庭审从上午 9 点半开始，历时2小时，法院未当庭宣判。 根据报道所述，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并不复杂。购房者贷款买的是期房，进入银行专项账户的钱，在银行眼皮底下被转入非监管账户，然后被开发商总部占用。 项目没钱了，房子就烂尾了。购房者拿不到房，因此提出银行监管责任，要求银行在交房前停贷停息。 专项账户形同虚设，开发商转移占用购房款“尽享丝滑”，是标准的烂尾楼制造流程。这种事，在今天的中国楼市里，屡有发生。这位南宁购房者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事件性质还算单纯，没有“一房多卖”之类的坑中坑。 购房款被房地产商挪用了，银行监管的专项账户变成了“转向账户”，购房者却要为遥遥无期的“期房”承担房贷，否则就会被银行列为“失信人”。 拿钱不造房的没失信，该监管的不监管没失信，花钱买了个空气的却失信了。这是对“信用”二字的莫大讽刺。而这恰恰是预售制的弊端——所有交易风险都被转嫁到了购房者的头上。 02 购房者的风险局 熟悉房地产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预售制学的是香港的“卖楼花”。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预售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创造性学习”。 香港房地产交易的“楼花”，相当于这边预售制的“首付”。然而，香港购房者缴完“楼花”后，在整个预售阶段都不用付款，也就不必向银行申请贷款，当然也不用还按揭了。直到项目开发收尾，开发商向政府缴清地价后交房，购房者再拿着房契向银行申请贷款。 在交房前，银行向开发商发放的开发贷、购地贷，和购房者的按揭贷款无关。如果项目烂尾了，银行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我们这边的预售制，购房者按揭贷款被前置到项目开发阶段。 等于房子没造好，开发商就拿到了全部购房款。购房者的债务包和开发商的钱袋子，只隔了层“专项账户”的牛皮纸。 这个“专项账户”的监管实际上也就是一张纸。这张“纸”可以是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不可撤销申请并授权贷款直接划扣入以下账户”的陷阱条款。说白话就是在借款合同中，借款者（购房者）同意把贷款打入指定的非监管账户中——当然，合同条款是不会明示那是“非监管账户”，作为签约一方的银行对此视而不见。 这次南宁蓝光雍锦澜湾诉讼就涉及这种情况，“借贷人自愿打款非监管账户”是银行代理律师的辩护依据。能把明显误导欺骗的合同条款说得如此堂而皇之、理直气壮，让人想起了唐国强老师的经典表情包“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张让购房者资金脱离的监管的“纸”，还可以是住建部门的文件指示。这也是我国预售制资金监管的一大特色，行政监管部门的强势存在。 只要开发商提出的资金使用申请，通过了住建局进行审核认定，一纸文件就可以绕过银行的监管机制。也就是本案中银行代理律师所说的，“即使将贷款资金真正存放到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开发商也有可能通过虚假材料申请使用监管资金”。 名义上为严格监管设立的专项账户，实际操作的“行业惯例”却是四处漏风的“转向账户”。这套预售制的机制设计、资金监管流程，简直成了为购房者量身定做的风险局。 本来是预付款性质的“楼花”，在我们预售制中，成了全款购买还没有造出来的“空气房”。本来应该严格监管的专项账户，成了权责不清、四面漏风的灰色钱袋子。 所有的信用风险都由购房者承担。房子烂尾了，名义上的监管者不会因为监管不力承担任何损失。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早就拿到手了，银行照收按揭、本息一分钱不少。只有购房者倒霉认栽，如果不乖乖为“空气房”按月还贷，就要上征信黑名单。 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征信”，有何信用可言？ 在这起诉讼中，购房者选择了不埋单。媒体报道中写道：停贷三个月后，王琦的妈妈发现自己上了征信黑名单，但比起“每个月花几千元买一个征信”，王琦和妈妈都觉得“停贷”值得，“老百姓是为一口饭而活，不是为征信。” 在这样的烂尾楼事件中，如果征信成了逼迫购房者为开发商、银行的失信埋单的工具，那么显然有失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育的作用。 制度工具不应该成为压迫弱势者的工具，否则将会造成连锁反应。房地产领域频发的司法诉讼升级，已经有了这样的迹象。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9日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共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类民事诉讼监督案件800余件。 03 谁来埋单？ 中国房地产的很多问题都出在不合理的预售制设计上。本来付个定金减少开发商资金压力的“卖楼花”，却成了坑害购房者的风险转嫁机制。 放贷的银行不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风险却甩给了购房者。 这套乾坤大挪移的玩法，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房企资金渠道丰富时，还能保持脆弱的平衡。房子烂尾了，房地产商还有渠道借钱填坑，地方政府拿出一点土地收入腾挪填坑。就算烂尾一段时间，购房者还抱有希望，不会轻易选择停贷。因此，很多矛盾还能遮掩过去。 然而，在房地产市场走弱、房企流动性干涸的退潮期，上游无力填坑，下游不愿背锅，矛盾就会放大、激化。这类官司打到法院，法院也很为难。很多不利于购房者陈规陋法执行多年，“依法审判”很难还购房者一个公道。 社会舆论影响下的“人情判”，也不是司法审判的应有之义。再加上一些“法外因素”，增加了诉讼的困难。因此造成了受理难、审判难。 在南宁的这场诉讼中，购房者从2022 年 7 月 18 日提起诉讼，直到将近一年后才第一次庭审，至今没有判决。购房者发出“什么办法都用完了”的声音，令人唏嘘。 中国房地产到了今天的局面，很多问题都需要检讨反思。既需要制度设计、法律法规的治本，也需要化解当前矛盾的治标。从制度设计上治本，涉及产权等深层次问题，现在谈为时太早，先过了“治标”的这一关再说吧。 地方行政部门和银行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失职埋单，而不是一味把锅甩给购房者和社会。 去年8月，南宁市设立了以“平稳房地产”为目的的房地产私募投资基金，首期规模 30 亿元，看上去有模有样。但是，以南宁房地产的现状，能够指望私募投资基金解决烂尾楼问题吗？ 吃土地财政的饭时是真香，解决烂尾问题时，财政怎么扭捏起来了呢？ 至于农业银行南宁分行，既然“出台了延迟还本付息的纾困政策”，那就大大方方和借款人共度时艰，还留个变相收利息的“资金占用费”，仍然是太鸡贼了。 “上黑名单”之类的做法，对退无可退的购房者会越来越没有震慑力了，有关方面该承担的风险，还是大大方方地承担吧。随便拿捏购房者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是该直面困境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微博有心人@俊也娥 先于媒体，搜集了齐齐哈尔34中罹难师生的的碎片信息，公布了她们的姓名。死于体育馆屋顶坍塌的11位校女排成员是：丁微娜（教练）、崔莫萱、林虹宇、聂雨菲、魏羽馨、于添琦、李美娇、于荟馨、梁钰、郭禹彤、王梓薇。 愿高僧大德、有法力的道友及一众仁慈信徒，能够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抚慰她们飘摇的亡灵，离苦得乐，抵达荫庇她们的安乐之所，适彼乐土。这两天的34中校门口，铺满了纪念的花束与她们那代人喜爱的黄桃罐头，那是全中国最大的露天悼念仪式。 对于10名花季女生来说，她们在物理世界的生命已经终结，她们将以记忆的形式继续活在父母和亲友脑海。她们的父母亲会更艰难，因为女儿的骤然离世，预示他们的苦难才开始。他们被迫练习，努力成为一名言行得体、情绪稳定的父母亲。 在重症病房的走廊里，这些突然丧女的中年人无法及时得见孩子的遗容，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被标记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被环绕在可以料想的注视中。这些父母亲心里明白，所以他们强忍悲痛，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冷静，那合理却又奇怪的克制。 事实一再证明，失去女儿，没了孩子，并不是试炼的全部。这些不幸的父母亲还得打起精神，去争取看似普通却已经无法正常的权利。从含糊接到孩子死讯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分裂为“悲伤”与“不能太悲伤”的矛盾体，被置于麻烦与否的评估中。 如果他们任由丧女之痛将自个吞没，袒露人之常情，这些父母亲会被视作不可靠的协商者，以及后事处置中可疑的合作者。但他们又不可以表现得无动于衷，否则会被另外一群人理解成不疼爱孩子的罪证，他们同样得在网暴中存活下去。 有的母亲在丧子之后，没能活下去，她自杀的原因成谜。但在她冷静陈述，争取基本权利时，整洁、体面的衣着打扮被看成她的缺陷，成了被挑剔和攻击的证据。这位女士凭借最后的决绝，退出“成为一名合格的丧子母亲”的冷酷考验。 在抢救室门口据理力争的父亲，想要找到一个愿意听他说话、愿意被这些父母亲说服的官员，来替他建立沟通管道，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辨认女儿的遗体。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太多被抓住“把柄”的可能，侥幸的是他通过了当时的煎熬，扩散了实况。 这就是当下的现实，要成为一名失去孩子的父母亲，需要非常流畅的表达能力，不能咄咄逼人，又不能示弱取巧，否则就会被环伺的秃鹫啄死或啄伤。他们的伤口尚未止血，却又要在沉沦于痛楚时确保清醒，成为讲道理、明事理的完美受害者。 于是，在天人相隔的死亡面前，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情绪稳定到无法稳定成为舔舐伤口的真实之人。就好像，他们为人父母的身份被猛然降临的死神剥除，然后在人间，他们竟还要温顺地争取这个破碎的身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 从屋顶坍塌的那天开始，这些失去女儿的父母亲，就卷进了两种可怕力量的撕扯中。一种力量说，为人父母的身份象征承诺，哪怕孩子早亡，但身份需要存续。另一种力量则暗示，他们在对抗毫无意义的事，乃至于他们履行父母的职责也很有破坏力。 如何避免自我崩溃？失去孩子的这个事实，足已让他们的世界分崩离析，但为人父母的惯性让他们无法自我放逐，也不能中途放弃。所以，料理女儿未完的身后事宜，成了羞愧与自我证明的时刻，哪怕虚无与现实混杂在一起冲他们嘶吼。 总而言之，低声哭泣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自证是不具威胁的家长，冷静是他们的对外面貌；他们澄清自己不是麻烦制造者，避过任何刁钻的网暴角度……他们有爱但很适宜，有恨但不外溢，有声音但不激烈，做到这些，他们就可蜕变成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01 我很少看见一个人在因为别人的过失导致自己失去至爱亲人的时候，能够保持如此的冷静和克制。 这位齐齐哈尔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用一种极其清晰的口吻，以近乎标准新闻通报格式的句子来阐述这一起悲剧。当他说完“楼顶坍塌事故”这六个字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猛烈地皱起了眉头，停顿了一秒钟。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皱眉，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停顿一秒钟。 因为不皱眉，就要落泪；不停顿，就会有哭腔。 他怕自己情绪崩溃，影响自己表达的完整和准确。 02 在说到自己身处医院有多少正在抢救和治疗的孩子的时候，身边人一直在说“九个”。 但是他不为所动，他坚持让在场的家长举手方便他统计，最后他认可了自己统计的结果，“至少五个”。 这是一种很多职业新闻人都做不到的严谨，能够在自己极度悲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理智和克制，不采用自己哪怕是在现场听到的数字，而坚持重新统计。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怕自己这段视频被指责“夸大了事实”，给人落下口实。 03 他在说到孩子走了以后一个小时自己都没能去看一眼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连珠炮一般地发出了很多质问。 但是说完这一段之后，他立刻转头看着现场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身份，但是他知道）问：“领导，你在干什么？” 问完这句话之后，他又连续问了两遍：”我有没有一句是无理取闹？“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很在理吗？ 其实不是的，他是害怕别人认为他是在“无理取闹”。 04 他说希望能够有人向医生转达一下他们这些家长的诉求，希望即便看不到孩子，也有人能来随时跟他们沟通孩子抢救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他说他看见一个政府的女同志走进了某个房间（也许是医生办公室或者治疗室），“她不是去帮助我跟沟通的，她看到我们（这些家长）要干什么，把情况随时要向领导反馈。” 尽管他也认为这样的结果跟他的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依然马上找补了一句：“这也没错。” 然后用“但是”把自己的要求再说了一遍。 “这也没错”，这四个字，像一把重锤打在我的心上。 05 整整6分25秒的视频，他一直不停在说话，但是哪怕是在情绪偶尔失控、音量提高的情况下，他也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粗话，没有带一个脏字。 我不知道这位父亲是什么职业，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语言习惯。 我不是认为说粗话正确，但是扪心自问，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做不到，是真做不到。 哪怕不是为了骂人，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情绪，或者一种不经意间的语言习惯，他也没有说过一个脏字。 这种素质、这种自制力，让我敬佩。 但是说实话，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心酸。 多么好的人民。 06 不说了，我懂。 相信你也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今天，本来计划写一些别的。 但是昨晚临睡前，在朋友圈里，却刷到了齐齐哈尔34中学排球队的照片。她们中的大多数，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都已经消逝在人海之中。 我不忍心谈论别的事情。 她们青春靓丽，英姿飒爽，笑容纯洁美好得如同仙子。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有可以羡慕的仙子的话，那么在她们这个年纪，是我们惟一可以模拟的呀。 可是她们就如此地被封印在照片里，从此之后没有生命，没有笑容，没有欢呼雀跃，没有了生命体征，如同被孙悟空施了神法一样定在那里，永远。 网络图片 她们留在这个世间，供人凭吊的，倒真的是永远靓丽美好。对于她们这也许未必真的是一件坏事，因为在未来的漫长人生中，她们也许将会遭受无穷的悲戚，爱情的创痛，人生的坎坷，事业的跌蹉，还更加可能有未知的、无知的，来自于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恶意。我们这里，常常对美好有着恶向胆边生的莫名的戾气。 只是我代入到她们肝肠寸断的父母的时候，却只能悲从中来。我美好的孩子啊，你去了哪里？想起这句话，眼泪就会止不住。 她们离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地震，没有洪水，没有歹徒，没有任何猝不及防的灾祸的时候。空中有蒙蒙的细雨，她们在同样慈爱的老师的带领下，欢天喜地地来集训。她们是这个学校，乃至黑龙江最为令人骄傲的佼佼者，因为她们即将远赴湖北打比赛。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乃至嫉妒的优秀的孩子们啊。 她们是这个城市中的竞争优胜者的孩子们，是优越者。她们不是易小荷《盐镇》中那些如同野草的生命，她们不是刘学州那样孤苦无依的野孩子，她们也不是成都废弃公园里的自我放弃者。 她们乃是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孩子们，她们原本备受宠爱，备受保护，备受关怀，有良好的条件，和优渥的生活。悲剧本来不应当砸落在她们的头上。 可是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因为这是一起“意外”的悲剧。 真心诚意地说，没有人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施工公司不愿意，因为意味着巨额的赔偿，与必然的刑罚；学校不愿意，因为它将成为学校的耻辱并且有许多人要承担责任乃至罪责，一生的努力毁于一旦；education and municipal两套班子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事故将极大折损他们的evaluation乃至影响他们的升迁；黑龙江也不愿意，因为他们将承担来自上面的问责，与公众的羞辱。 但是在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情况下，那些夺命的珍珠岩，还是神秘地出现在了体育馆的棚顶，夺走了十一条美好鲜活的生命。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安全生产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但是人们还是，永远，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施工公司可能因为曾经多次这样做了，没有意外；可能为了赶工期；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最关键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不可以，没人声色俱厉地勒令他们不可以。 学校可能因为要尽快完成新大楼的建设，交付使用缓解教学楼短缺的压力；可能为了尽快让领导们验收；可能因为和施工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就算知道有风险，但是时间也不长。校长很忙的，有升学率要考虑，有教育局的会议要参加，有各类的关节要打通。更关键的，是他可能还有前程要争取。施工这样的小事，不应该他来操心。他可能一无所知。 政府可能早就三令五申要安全生产，并且曾经严格要求监管部门和各个施工单位要严防死守。但是任务太多了，有极其重要的学习任务，有GDP增长的压力，有碳达峰的要求，有河汛环境招商维稳等等种种繁重的任务。安全生产是一件在政府的工作中排位并不靠前的工作。在所有的考核指标中，它是一个减分项，而不是一个加分项。必须先保障加分项，才能顾及减分项。一个学校的建设安全，怎么可能排得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呢？ 城市的领导大概会在这个时候想起崇祯的那句话：大臣误我。那些安监，消防，教育的人，都是吃屎的吗？为什么给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所有的人，都兜兜转转在这些庞大而细屑的事务之中，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法自拔。在一个星期，在一个月，在一年之后，当所有的一切尘埃落定，一切都会像事故发生之前一样，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法自拔。而安全生产的排序，依然在施工公司的成本之后，学校的升学率之后，政府的学习和GDP之后。 无非是另外一场或几场“意外”的悲剧。有人要坐牢，有人要罚款，有人要丢乌纱帽。但是这个社会照常运转下去，人们，永远，都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几乎是这个国家，660个市，1636个县的宿命和常态。因为生命倏忽来去，几条生命的丧失，在这个庞大的country上，几乎连太湖中的一片涟漪都算不上，只是一朵小水花。 有太多宏大的命题，远比保障一个体育馆的安全更加重要。楼市的价格，芯片的战争，地缘政治的站位，失业的年轻人，造谣生事的自媒体，彼岸的叫嚣，非洲的摇尾乞怜…… 在这一个个宏大的命题之下，那些珍珠岩的走向成了整个国家和世纪最大的谜题：当所有的人都三令五申，所有的人都煞有介事，所有的人都睁眼闭眼的流水作业中，宿命地砸在了青春美好，前途无限，梦想瑰丽的十一个少女的头上。她们死去的时候并不美丽，灰头土脸，身上混着血污，肢体残缺，灵魂剧痛。 郑州雨衣爸爸曾经有这样的伤痛，武汉丝袜妈妈曾经有这样的伤痛，克拉玛依曾经有这样的伤痛，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父母曾经有这样的伤痛……有没有能告诉我，这样潮水般一浪胜过一浪的伤痛何时能够停止？ 这是一个宿命。宿命是无从消解的。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学校，永远，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因为保障每一个幼小生命所付出的努力，极其巨大。需要人力，物力，法规，巡视，专注，职业，技术，时间，责任，问责，预算，监测，专业……它要求的是，包含整个社会对此每个细节，每个流程，每个时段的战战兢兢，一丝不苟的专注投入。 它要求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规则的转变。 这是不是宿命？ 回到了前面所说的一个命题。这些孩子，他们都是这个城市中的优胜者的孩子，但这并不改变她们在糟糕的时间里出现了糟糕的地点上的命运。因为这个糟糕的时间和糟糕的地点，对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同样生效。 宿命的无差别攻击。别以为你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更精良的教育资源，你就能逃出升天。在宏大叙事面前，你同样一文不值。 幸存下来的一个排球队队员，在微博中说道：我最好的朋友都没了。 她这辈子都将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她会有创伤应激。她未来的人生中，常常会莫名地哭泣，成为背负在她身上沉重的枷锁。但是她毕竟活下来了。 至于那些体面的、成功的父母们，他们一辈子都无从逃脱。许多家庭会因此而支离破碎，生命变得无依无靠，悲伤跟随他们一生。他们许多人，都走不出这个阴影。 她们的孩子，就胶着在这如花的岁月之中，永远面容姣好，永远青春常驻。他们会容颜老去，而墙上的照片，依旧笑颜如花，不曾更改。 但是现在，他们必须情绪稳定，去接受这宿命残忍的安排。在所有宿命摧毁的地方，怯懦的父母们，都必须情绪稳定，接受安排。 这也是一种宿命。 我美好的孩子们啊，你们都去了哪里？她们如此美好，怎能遭遇这样的悲伤？ 这样绝望的呼号，能动摇一些坚如磐石的心脏吗？ 不，他们也坚信，这是宿命的铁拳。在漫天宏图伟业的巨浪之中，这微弱的声音，终将消弭于无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哥伦布碎碎报）
齐齐哈尔的悲剧发生之后，人们买来菊花放到校门口祭奠，于是花越堆越多……这一幕何其眼熟，前年郑州大暴雨之后，人们也在地铁口摆下了花束。 只是没过多久，这献花的行为，成了居心不良，成了境外势力，成了故意带节奏，于是花束被挡板圈了起来。 极目新闻报导说，愿天堂没有洪水，月台摆满鲜花。 是送行，亦是祭奠。是悲哀，亦是同为人类的共情。 那么这次呢？学校门口摆满鲜花，“境外势力”会不会再次如期而至？ 我想，会的。他们存不存在我不确定，但每一起悲剧之后，只要有人缅怀，他们就一定会出现。 “看这些花束多整齐划一，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了搞点什么，看来背后的组织又花了不少钱……” 我仿佛看到一条猥琐的狗在摇尾乞怜，如若不是，那便只能是低智到了极点。 国旗要是知道这样的人用它来当做头像，恐怕都会觉得晦气。 他根本不明白，哀悼只是人间共情。而追责更不是什么“境外势力”，追责的家属源自内心的悲痛和愤怒，追责的群众是为了降低下一次灾难发生的概率。 只有真正的愚者，和卑劣的坏人，才会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唆使冷静，劝阻谈论，偃旗息鼓，俨然一副美好盛世的模样。 你用形式主义伪装外皮，可谁来承受下一次的伤害？ 他说，他想问问这些花束有多少是学校的家长们、学生们自己买的。 他甚至无法想像，路人也会为此而买一束花，并非一定要是学校里的其他学生、或者其他家属。 一名网友表示，自己也想给学校遇难的孩子们买一束花，正常来说，菊花三四块钱一朵就可以了，买一束三四十块钱。但打开网购的软体，商家把一束花的价格卖到了90，100多。 有些钱，不是这种赚法。当然，我承认赚钱很重要，可人多少要有一点底线和信仰。否则便像阿奎那说的那样，如果理性中不存在一丝一毫底线与信仰，那么这理性就是空洞的；可如果信仰中没有理性，那么这信仰就是盲目的。 正常的价格卖花，因这起悲剧而稍微多赚到一些，很合理，因为信仰中也要理性，人应当高尚，但需要吃饭。 趁机提价，则属于理性中完全失去了底线。动物世界里是这样的，它们能够互相蚕食，而我们这是人类的世界。 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无底线的商家，亦不如那些动辄“境外势力”的家伙们可恶。最起码商家不曾用拙劣的谎言，去粉饰其他东西，最起码商家卑劣的涨价，并不会促使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可后者的行为，却会。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这起事故发生的3天前，当地市刚刚发布安全生产“20万人大培训”百日行动效果显著的通报…… 形式主义有什么用呢？它只不过披上了一身漂亮的外皮而已。看到花束就喊境外势力的人，就像刀郎所说的“未曾开言先转腚”，不过是一种另类的怯懦与勾结罢了。 如果每次悲剧发生之后，都任由有些人把“境外势力”拉出来溜两圈，恫吓和呼吁人们知晓“大义”而熄风停浪，那么这对下一次悲剧出现，百害而无一利。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因为穷人在中国拼不了经济，所以偷渡去别的国家当非法移民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至少打非法的黑工可以赚一口饭吃，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工作机会和缺工状况，比中国内部的缺职位好，毕竟中国是一个你要付钱才能找到工作的国家，换言之你今天要去找工作，是你要付钱给公司求他给你一份工作，而且可能今天你买到一份工作，明天又没有了。 当台湾各个品牌企业，到中小企业在炒缺工的时候，中国是人多到没有职位可以安插，连个温饱都没有办法。 有钱的富豪或者土豪当然想尽办法移民出去，因为习近平动不动就可能对你开刀，把你的财富变成他的财富不说，你的命也随时可以变成他中南海下的奠基石，成为增强风水的人墙之一。 而中国人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还是中国本身过去的业力引爆。我们过去都认为中国那一套先让一部分人有钱，用这些方式撑住中国的经济成长可以喂饱14亿人口是一个高明的手段，但这种方法本质上的问题就是有钱的那一批人根本就不乐见后面的人也变有钱，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一方面当总体经济量不变的时候，后面的人财富逐渐变高相对前面的就会缩水，且当后面的人越穷时，前面的人也会有越多的当然性劳工可以奴役，且中国无意改变自己的经济环境，因为中国如果真的让自己的经济环境改善成为真正已开发国家的状态，那这就等于变相助长公民社会的成形，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社会最好处在饿不死但吃不饱的生活，最有利于中国的统治。 其实原本这样的无限循环可以相安无事，但2012年以后出现了变化，习近平上台以后已经不想要继续当个韬光养晦的中国，而是希望当苏联2.0甚至取代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但习近平会这样做极有可能是知道他不这样做中国会走向别的问题，包含中共是否可以继续生存，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否为一强盛的国家和中国人的民生经济好坏完全无关，甚至呈现反比。宋朝被批评危机若不振，但宋朝以前的所有强盛帝国，主要城市都是军事功能，百姓过得反而比宋朝还要苦，因此习近平这种做法是先救中共，中国摆后面。 这种方式会让中国的财富往外跑，谁想要待在一个没希望的国家？那贫穷的人就只能偷渡了，所以前一阵子突然发生中南美洲一堆中国难民往北美跑，那些基本上就是以跑船捕鱼的名义，从阿根廷或秘鲁上岸之后，沿路一边打黑工一边北上的偷渡者，之所以现在突然大规模出现，是因为有人又在充当非法移民的掮客而已，这种现象早就存在。 （※作者为台湾辅大历史学系硕士，全文转自上报）
2016年年底，几位普华永道审计师到达恒大某省公司。 熟悉四大的人都知道，审计师大都很年轻。这几个审计师也是如此，20岁出头，刚从重点大学毕业，他们受到了省公司级高管亲自出面的高规格招待，晚餐喝的是茅台酒： 还去刘老根大舞台看了场表演。 普华永道一直是恒大系上市公司的审计机构。这年7月，恒大凭借211亿美元的营收，首次跻身世界500强。他们来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确认下恒大的结转收入。 地产业的朋友们都知道，开发商收到售楼款后不能算收入，只能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为合同负债。只有房子交付给业主后，才能结转为收入，这个周期要两到三年。 恒大领导带着年轻人们挨个转项目，年轻人也很懂事，从不进建筑内部审查，只远远看一眼，发现楼栋外立面完工了，就会记个标记，确认收入。 年轻的审计师们忽略了，他们眼前外立面完工的项目，是要精装交付的。30层左右的高楼，从外立面完工到精装交付： 至少还有12个月的工期。 他们参与的，是一个比1040阳光工程，更宏大的项目。 1 前天深夜，恒大一口气公布了2021年年报、2022年中报和2022年报三份财务报告。 外界对恒大境况早有心里预期。其在3月份公布的境外债重组方案公告中，曾透露截止2021年底净资产为-1990亿。 但眼前的财报，还是吓了所有人一跳。大家都记得许总说过，愿意把恒大交给国家。没想到，这哥们还真的是说到做到。 今年年初刚接替普华永道担任恒大集团核数师的上会柏城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报中坦然，恒大净资产已经从2020年底3504亿，下滑到2021年底的﹣4731亿，又下滑到2022年底的： -5991亿。 从2020年到2021年，一年时间，恒大蒸发了8000多亿资产。更重要的是8000亿资产中，有6643亿巨额会计金额，为以前年度收入集中调减体现，理由是轻飘飘的十二个字： 企业自身会计处理方式变更。 这十二个字，每个字价值553亿。 恒大的解释是，2021年他们更改了收入确认政策——由客户接受物业时点改为，项目获得竣工证书或者业主占用。 兽爷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荒诞的理由： 谁交了房还不去验收，是在等甲醛散味吗？ 但就是小小的标准改动，恒大的合约负债，一下子从1857亿，猛增到了9743亿元。 去年在各地政府支持下，恒大保交楼了大约2000亿合约负债的房子。现在不仅一夜回到解放前，剩下的负债，还比初值暴增近四倍。 这场赌气式的曝光，让恒大家底第一次清晰地展示在大家面前——总负债2.43万亿。 在最后一刻，一辈子大手笔的许总又做了一个国家级的项目。2.43万亿，几乎赶上了如今发展势头迅猛的越南2022年的GDP了。广东拿出两年的财政收入，才能还完恒大的债。 兽爷说，两万多亿，上坟烧这么多钱，阴间都得通货膨胀。 一家头部民营房企老板说，这等于是给金融机构发了信号，恒大资不抵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严重。大家降低预期，该买单就买单吧： 为最后一步抓人做舆论准备。 一切虚假的根源，还要从恒大多年来建立的一种确认收入体系说起。 首先声明，包叔不是结巴，这种体系名为： 重重点工程。 2 恒大重重点工程内存在一种手续交楼的方式：即只要外立面完工，就算确认收入。 但恒大项目多数为精装交付。外立面交楼后，其实至少一年的工期要进行。提前结转收入，是将尚有大量工程且未交付的楼盘，提前计提应付工程成本，同时确认存货成本。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在项目工程还未完工的情况下，完成了会计报表的处理。账面上看来，收入高、成本低，利润远超竞品。 曾有恒大项目因提前确认收入，7个亿的工程费都没有列入报表，账面净利润一下子超过三亿元，把合作方吓得不敢接受分红。 恒大的朋友说，低成本、高收入造成的怪相，就是对比同类房企，在销售差不多的情况下，恒大要多交大约三成的税。 可以举例的是2016年的恒大和万科，那年恒大以3733亿销售额登顶宇宙第一房企，万科以不足百亿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据当年财报，万科总营收2405亿，利润总额392亿，扣所得税109亿后，得净利润283亿元。 恒大在2016年总营收2114亿，利润总额368亿，净利润176亿。两家房企在营收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所得税扣除高于万科近百亿，为： 192亿。 负责编制恒大重重点工程的机构，是恒大管监中心。他们会倒排工期，到年底统计主体完工情况达标的项目，比如主体完工过10层，这些项目将成为第二年的重重点项目，要求在第二年年底前完成外立面完工。 如果全国过10层的项目加起来，也不能完成提前结转收入的指标，管监中心就会下调标准，比如将完工7层的项目也纳入计划。 这么做的代价，就是恒大年年都要压缩工期，以备确认收入。 其中绕不开的一个环节，就是审计机构。每年12月，恒大都会将重重点项目名单交给普华永道，普华永道随即会派遣审计师核验。 本该最严谨的上市公司审计环节，被恒大找到了漏洞。 恒大想了很多办法考验年轻的审计师们。比如对审计师安排一条龙接待服务，比如恒大有众多分期入市的大型项目，后期没有完工，则带领审计师参观已经完工的前期项目，再具体点也不难办，假如要确认的10号楼没完工，恒大的人会带领他们审查1号楼： 他们从不进去看。 3 一位亲历过恒大提前确认收入的员工，今天和包叔感叹，他当时就发现，这个雷早晚要爆： 后续跟滚雪球一样，要用更大量的销售才能覆盖。 在涉嫌收入造假的前提下，恒大经营一直保持着账面上的繁荣。从2011年到2020年的近九年时间里，恒大毛利润率长期稳定在25%到30%。 这也让大量金融机构纷纷伸出橄榄枝。 据21财经统计，从2011年到2015年，恒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75%左右，但从2016年开始，集团跟随着“三高”战略猛烈扩张资产负债规模，到2016年总负债就达到了1.16万亿，比前一年末增加了5434亿。 仅2016年一年，就因和多家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银行借款比前一年猛增1284亿。 除了庞氏骗局，没人敢这么干。因为恒大调减的6643亿涉嫌造假收入，大致相当于2018年到2020年累计营收的一半。 但恒大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了。一旦无法用新一年的提前确认收入，覆盖上一年的收入，那这场骗局就会立时被戳破。 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分红都建立在这份业绩基础上。 据统计，2016年到2020年，恒大累计分红939亿。收益最多的，是持股恒大约75%股份的许老板。比如2018年恒大分红186亿： 许老板自己分了140亿。 包叔记得，就在2021年7月的暴雷前夜，恒大还在发布公告，试图讨论分红计划。在把恒大上交给国家之前，许总还是很恋恋不舍的。 2020年底，那封著名的求助信曝光后，恒大便立即决定出售资产。这场行动早于后来被大家熟知的，和金茂、世茂等房企的洽谈，对象是一家万亿金融集团，恒大由一位副总裁负责执行，计划出售资产大约千亿。 谈判中，金融集团已经深深感觉到了恒大的艰难。但在吃饭的时候，恒大为招待他们还是拿出了： 50年的茅台。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是普华永道。最终，这笔交易被金融机构否决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包邮区）
以官方信息为准，上个月的青年失业率是21%。创下2018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财新发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估计可能超过40%。 网络图片 一位河南老家朋友告诉我，当地县城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60%。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县城除了公务员，没有多少新增工作岗位。 现在河南县城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可以到外地读大学，只不过学校好坏不同而已。他们毕业后无法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除了送外卖暂住，只有回老家先待着。在老家县城，当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有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是事实。网上传的“在咸鱼上卖东西”也算就业，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注册一个自媒体搞直播，现在一定会被统计到就业中。 我认为，年轻人就业问题，主要是大学生群体。 春节回农村老家，见到一些24岁以下年轻人。他们过完年就回到城市谋生，不在乎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社保，坦白说他们其实活在“统计之外”。 他们当然也会遇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是很少返回乡村，因为无老可啃，也没法种地。老家的耕地，现在是由“种田大户”承包。 这些人不管多难都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底层，彻底的底层——既不在统计中，也不在媒体的视野中。 这种“看不见”当然意味着某种危险。过去几个月，有三起集体自杀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人们谈到的“青年失业者”其实比上述的“农村青年”处境要好。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农村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一定会去送外卖），要么是“不急于就业”，他们住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 事实上，他们重塑了和父母的关系。按照前些年的观念，他们应该从家里搬出去，“成为自己”，独立生活，在父母帮助下买房。 现在他们要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单位”。 他们的父母可能是60后、70后，是社会的中坚，在城市立足，现在可以养着这些年轻人。这也算是一种“再分配”，大家一起消耗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是中国社会最特别的地方。按照美国、欧洲的理解，青年失业率到了10%就得有社会动荡，但是中国的青年却很有一种神奇的安静。 这种新的家庭状态，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进程”到了一个阶段后又退回去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进程，就是社会主体从“家庭”到“个体”的转变。 在中国，这个进程就是房地产的内在逻辑，也是过去20年城市化的动力。现在它开始退潮，人们重新以家庭为单位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共同抵抗风险。 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