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榮光聯誼會第二十二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暨餐會圓滿舉行
2026 年 8 月 6 日
近日，有讀者向《近代學術》反映，由朝華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全套120冊、定價108000元的《中國近代各地小報彙刊續編（第一輯）》所收錄的近代文獻影本，存在著多處令人觸目驚心的挖空現象。 網路圖片 有證據顯示，這些挖空現象並非該書主編所為，而是出自出版社編輯及統、審稿人員之手。在該書校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報有關內容旁，由紅、黑色水筆多處標註著「內容低俗，須虛化處理！」「有教唆讀者之嫌，建議刪！請復、終審重點審閱！」「刪！」等字樣，在《陸小鳳》一文旁則批註著「認為未成年妓女，是否保留，請復、終審…」「刪！」等，而在該書正式出版時，這些內容不僅大多都被挖空，而且為了掩人耳目，在每個版面的左下角或右下角，新添了「原稿殘破」一行文字，製造出因原報殘損而致影印空白的假象。 網路圖片 這一做法，也與該書責任編輯所描述的編輯出版原則之間，形成了明顯的衝突。後者撰寫的《編輯手記》不僅詳細交待了該書的編審出版流程、責任人等，還宣稱：「我們編纂（的）歷史文獻，要從文獻的學術價值方面考慮，對文獻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文獻，編輯時要謹慎，妄改是最要杜絕的問題，要尊重文獻的時代背景是首要原則，尤其對於一些關於政治時局和歷史人物的評述，要考慮當時的特定的歷史環境和辦報人的主觀立場，此外，還要考慮當今的學術價值，盡量保留歷史資料的原貌，每一處修改都要做到有理有據，不能確證的地方不亂改，不妄改。」 網路圖片 多位專家學者受《近代學術》之邀，就此事發表了自己的專業判斷。長期從事新詩、影劇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學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楊新宇教授表示：「這種開天窗式的影印，還不算特別嚴重的問題。有研究佛教文學的青年學者發現，一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佛教期刊里，目錄上的某些政治性文章，在正文裡面一概沒有，相應的位置也被貼上了廣告。」 網路圖片 目前正在成都講學的著名文獻學家、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子善教授則指出：「影印清末民初以來的大小報紙，目的是什麼？竊以為主要是為了學界研究。那麼，保持影印報紙的原貌，也即原汁原味地呈現，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認為內容有某種不妥（其實這樣那樣的所謂不妥或低俗，不正是那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真實反映嗎？不正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嗎），就加以這樣那樣的刪節和『虛化』處理，就十分令人驚訝了。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希望能引以為戒。」 中華文學史料學會近現代史料分會理事、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王賀副教授也認為：「這些大小叢書，號稱原始文獻影印，其實並不原始。類似現象在古籍、近代文獻影印出版、數字化過程中，頗為常見（詳情請點擊：杜澤遜 | 張元濟先生主持商務印書館影印古籍工作之我見）。拙著《數字人文與中國現代文學》就專門討論過近代文獻數字化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當然，不同時期挖空、刪改、虛化、塗抹程度不同，原因也不盡相同。今天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圖書審查制度，但各地、各社審查尺度有緊有松，有些期刊社、出版社有權任性，神經過敏，慣於自我閹割，槍口不能抬高一寸，或是造成此類現象泛濫的直接原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近代學術
能否接待老外，酒店人還是很困惑。 01 沒有涉外經營許可證，酒店能接待外賓嗎？關於這件事，上周末在酒店圈引來熱議。 梳理事情前，我們先來回顧下引發酒店人大討論的引子： 近期，由於來自奈及利亞、英國、巴基斯坦等國的外國網民留言反映，酒店以「不具備涉外資格」「不知道如何將信息錄入系統」為由拒絕其入住，「在小城市，或入住快捷酒店更是如此」，造成外國人諸多不便。 公安部、商務部、國家移民局收到中國政府網轉去的網民留言後，作出如下答覆： 針對網民反映的境外人員住宿不便問題，要求旅館業不得以無涉外資質為由拒絕接待境外人員，指導監督旅館業進一步改進涉外接待服務能力，提升從業人員服務水平。 中國政府網公眾號截圖 這條官方回應一出，不少酒店人一臉懵圈，畢竟這幾十年大家也一直默默遵從當地公安的規定，大多以「有無涉外經營資質」作為能否接待外賓的標準，在攜程等OTA的「政策服務」頁面也可以清晰看到酒店能否接待外賓。 網路圖片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政」，一些酒店從業者在旅界搭建的行業社群紛紛交流接下來如何應對。 湖南酒店從業者A君擔心的是，若沒有涉外資質接待了外賓，到時候酒店不會被查處嗎？ 他的理由是接待外賓需要去當地公安局領取涉外經營許可證，這幾乎是每家酒店開業前的常識。 安徽合肥的酒店加盟商B君則懷疑稱，如果酒店有沒有涉外資質都能接待外賓，那這個涉外資質還有什麼用？ 他同時感慨，「早就該取消這個涉外資質了，都是幾十年前的政策產物了，酒店的經營範圍、資質條條框框太多，有的時候想想都頭大。」 另有河南的酒店經營者C君抱著虛心求教的態度詢問了當地派出所，得到如下答案： 網路圖片 C君並不意外，他認為國家政策落地需要時間，如果北京的酒店都能貫徹執行這個新政策，河南大部分城市也會跟進，否則不會冒頭。 也有一些國內城市走在了前面，雲南大理一位酒店業者告訴旅界，「官方通知取消涉外資質規定，其實也就是去年的事情，而我們之前不接待外賓，現在正常接待外賓，當地派出所沒說啥。」 不難看出，與「酒店取消刷臉入住」政策剛下達時類似，關於酒店接待外賓是否需要涉外經營許可證，各地還屬於觀望狀態，官方回應後的各地執行力度與標準也有待統一。 02 說起來，酒店涉外經營資質這件事確實年代比較久遠，屬於塵封回憶。 據有據可查的條例，1988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定》第7項曾對旅遊（涉外）營業許可證曾做出如下規定： 網路圖片 雖然是36年前的「老政策」，只是現行依然有效，但旅界此前也曾報道當下大量的國內酒店不願意「評星」，尤其文旅部統計去年四季度的一星級酒店更是只有可憐的7家，呈現逐年縮水的態勢。 那麼，對於這些尚未評星的酒店能否不辦涉外經營許可證，其實相關政策並沒有統一答案。 從各地酒店業者的實際經營情況來看，旅界獲悉，國內各地酒店為了經營安全，往往選擇和當地公安申請「涉外經營資質」，以確保酒店有資質接待外賓。 當然，一些原本經濟型酒店一年到頭也接待不了幾個外賓，索性不願給自己攬事，也就不去申請這個資質，相對應的，這些酒店也不接待外賓，只做國內客人的酒店生意。 大量的廉價、經濟型酒店不接待外賓，這顯然對於當下提倡入境游，老外入境消費形成了掣肘。 從去年年底開始，我國對泰國、瑞士、愛爾蘭、匈牙利、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等多個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陸續試行免簽政策。 多國免簽後，上海街頭再現老外摩肩接踵，吉林等邊境省市也迎來大量的跨境遊客，入境游沉寂了幾年時間，終於盼來了一些好的苗頭。 說實話，我們不能把老外想的太有錢，就像國外越是奢華的酒店國人身影越多，很多老外，尤其是歐美日韓客人「背包窮游」理念盛行，若經濟型酒店不接待，確實給很多希望來中國旅行的外籍遊客造成困擾。 早在去年夏天，坐擁25.5萬粉絲的韓國博主No mad Shaun將自己的中國之旅拍成了Vlog，他指出了一些在中國旅遊不太便利的地方，引發兩國網友熱議。 他將中國之旅比喻成「西天取經」，比如視頻里他說外國人打車難，還有在中國只能住四星及以上的酒店，但他覺得作為年輕人來講太貴了。 網路圖片 回看這件事，其實就是大量的經濟型酒店不具備「涉外資質」造成的影響。 放眼全球，東南亞、歐洲、美國、日韓、澳洲等國內入境遊客群的目的地也均不存在需要獲取「涉外經營資質」才能經營酒店的條文，難怪外籍旅客入華後會有如此不適感。 由此，無論縱向來看這條舊政策對於當下入境游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還是橫向對比其他國家對於酒店是否涉外的管理規定，取消酒店「涉外經營資質」這件事應該說並無不妥。 03 官方發文，酒店可以接待外籍遊客，意味著收入來源增加了，事情肯定是好事情，為什麼一些酒店人寧可有生意不做，也不想接待外國人？ 從一些酒店業者的反饋來看，主要還是怕麻煩，A君依稀記得當年在酒店前台幹活，大家把錄入外籍遊客信息當成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皆因信息繁雜，對接也很麻煩，很容易錯漏。」 關於這一點，有河北滄州的酒店加盟商D總稱，去年開始，自從國家鼓勵入境游產業，很多事情有了一定好轉，「比如沒有涉外資質，也沒有境外錄入系統的酒店可以通過手工台帳跟地方派出所提前報備就可以接外籍遊客，不再那麼排斥了。」 另有北京的酒店從業者E君披露，現在一般沒辦涉外資質的酒店通常是把外籍旅客護照給派出所對接的負責人拍照片發過去，「留個備案，就不用走前台核驗條手續。」 可以看出，早在官方回應之前，接待外籍旅客的新政已經在國內部分城市逐步改善推進，而現在有了多部門的聯合聲明，未來有望進一步優化、擴大政策落地範圍。 今年3月底，上海市就出台了外籍旅客入住規定 其次，一些中小酒店業者不願意接待外籍旅客還是怕罰款。 E君回憶自己的酒店曾因為將外籍旅客信息錄錯，而遭到高額罰款，「如果多錄錯幾次，酒店就要等著停業整頓，直接懷疑人生了。」 一些酒店同業對此感同身受，均希望在入境游政策調整期，官方部門能保證一定程度的「政策柔軟彈性」。 「畢竟大家適應、消化起來新政策肯定需要一定時間，且當下官方發文與地方政策又有些相悖的地方，業者左右為難再被高額罰款有些說不過去了。」D總直言。 事實上，這也引申出一個同業倍加關切的核心問題： 酒店能否接待外籍遊客的最終解釋權到底歸誰所有？搞清楚這一點，中小酒店從業者才能安心接待外籍旅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旅界
劉強東似乎又翻車了。 據說，劉強東最近發表了內部狼性訓話，重新定義了兄弟： 凡是長期業績不好、從來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其實這是兩段話的總結。 一段話是： 我也知道每個人生活的選擇不一樣。我們也有員工更多享受生活，生活第一，事業 / 工作第二，不想拼，我能理解，這沒有錯。 但我只能說，你不是我們的兄弟，是路人。什麼叫路人？就是，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敵人。我們不應該在一起共事，因為你的存在，會讓我們在拼搏的兄弟們的利益嚴重受損，對他們嚴重不公平。 另一段是： 如果你業績好，你可以永遠不需要去加班加點，公司永遠是愛你，永遠是給你非常好的收入待遇。 如果你業績假設沒那麼好，只達到了平均水平，你只要拼搏，公司永遠不會辭退你。 但是業績不好，又從來不拼搏的人，這家公司永遠不能容忍，一個不能容忍，都會逐步通過各種手段全部淘汰出局。 當然，劉強東說了狠話，也做了實事，在這次線上講話中，劉強東首先宣布為全體采銷員工漲薪20%—100%，線上會議室里充滿了歡呼和掌聲。 劉強東對「兄弟」好，已經成為坊間美談，如今突然對「兄弟」動刀子，卻是我沒想到的。 遙想2018年，劉強東放出豪言，「京東永遠不會開除任何一個兄弟」，眾人紛紛誇讚義氣。 2022年，劉強東又動情地說，「所有成功都離不開兄弟們的努力和堅持」，「我一直在思考應該為兄弟們做點什麼」。 2023年，劉強東說，「我不會躺平，也希望兄弟們絕不躺平」，好像就已經有點變味了。 而到了2024年，劉強東又說，「凡是長期業績不好、從來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了。 人家都說好兄弟一輩子，匆匆數年，就今非昔比，我不知道這是劉強東的兄弟保質期太短了，還是「兄弟」這個詞在瘋狂貶值。 在理上，我是站劉強東的。我不是在鼓吹拼搏，而是在說自洽。想要生活第一，享受生活，確實不合適去競爭大的企業。渾水摸魚，卻夢想著拿高工資，也無異於緣木求魚。 就比如我，現在一點都不想為了生存出賣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所以就干寫公眾號的活兒，這個活兒對我來說相對輕鬆，可以不用像上一份工作那樣加班到死。而我也接受了每個月只掙幾千塊的事實，且從不羨慕別人年薪百萬。 總之，你的慾望，應該和你的付出相匹配。 但我不喜歡劉強東張嘴閉嘴說「兄弟」。 劉強東不喜歡享受生活的員工，卻用生活化的「兄弟」一詞稱呼自己（認可）的員工，這真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劉強東口中的「兄弟」，是一個鄉土中國的概念，是一種基於血緣的關係，更確切地說，是血緣關係的延伸。 兄弟關係的維護，靠的是婚姻，是人情，是義氣。這種血緣關係，只能存在於熟人社會，它允許欠人情，但最怕「明算賬」。 社會越發達，人與人之間的往來越多越疏離，人情往來就越難以發揮作用，而陌生人之間的當場清算就越來越頻繁。所以費孝通說，在親密的血緣社會中商業是不能存在的，他們的交易是以人情來維持的，是相互饋贈的方式，商業是在血緣之外發展的。 在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裡，講的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契約精神。費孝通又說： 在訂定契約時，各人有選擇的自由，在契約進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個同意的權力去支持。契約的完成是權利義務的清算，須要精密的計算，確當的單位，可靠的媒介。在這裡是冷靜的考慮，不是感情，於是理性支配著人們的活動——這一切是現代社會的特性，也正是鄉土社會所缺的。 這也就是我不喜歡劉強東張嘴閉嘴都是「兄弟」的原因。 都2024年了，我們國家最負盛名的公司之一的創始人，在職場中，不講法律，不講權利義務，不講信用和契約，反而還在血緣關係的泥坑中裹足不前。我們頂級的企業家只是這個水平，讓人心生悲觀。 企業家跟員工稱兄道弟，這是一種巨大的錯位，也是一種觀念的滯後，它可能在一家公司發揮實戰的作用，但對建立現代社會正常的商業倫理，卻有害無益。 現代企業不存在兄弟，也不需要兄弟，只需要遵守契約、遵守法律的員工和老闆。 兄弟這樣親密的稱呼，人家大老闆客氣地說兩句，咱可別當真。 做劉強東的兄弟，您也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1900年8月15日早上6點，天還沒有亮，葉赫那拉帶著1000來人，要逃離北京了。 兩個月前，葉赫那拉向11個國家宣戰。隨後，以瓦德西為統帥的八國聯軍2萬多人，從天津勢如破竹般突破幾十萬人的防線打到北京。事實上開戰後八國把很多時間用於等待部隊集結，進入北京相當於觀光。 8月15日凌晨，八國聯軍已在攻打皇城，皇宮裡能聽到激戰的槍聲。 葉赫那拉把服飾髮型換成漢人婦女裝扮，她摘下金鑲石珠指甲套，剪了她精心呵護的長指甲，叫上光緒、皇后、小主格格們，哭了一場，由景山出地安門，取道西直門，往昌平方向逃去。 那時，如果有人說「對抗洋人、守國門是葉赫那拉氏的宿命」，你猜會怎麼著？ 自然是被投到井裡。 臨行前珍妃就說，皇帝不能走，要留在京師維持大局。葉赫拉那懶得和她掰扯，叫人把她扔到井裡涼快去，還蓋上大石塊。 對外是打不過洋人，但對內，哪容得下你一個奴才多嘴。 守國門這個念頭，壓根就沒在葉赫那拉心裡出現過。當出現戰或和、守或逃這樣的重大決策時，當然也包括其他諸多決策時，重要性排序是這樣的：她自己、愛新覺羅家族（葉赫那拉家族）、八旗、大清、屁民。 比如，她作妖一般宣戰，主要原因是多國公使要求她還政於光緒帝（唐德剛說這其實是蔣干偷書般的烏龍，還政要求只是一家報紙的社論）。她明明知道義和團所謂刀槍不入只是把戲，但毫不猶豫地把他們當成炮灰給八國聯軍送人頭；她明明知道大清是打不過的，但如果最高權力不在她手裡，那麼大清如何發展，於她又有何意義？她也知道當形勢不可挽回，光緒留在北京是更好的選擇，但這麼多年下來她所做一切不就是為了權力不旁落給光緒？ 可笑的是義和團們相信葉赫那拉是為大清和大清子民，他們更相信他們的「扶清滅洋」是在救大清。想到這個崇高的使命，他們就覺得頭巾更鮮艷了。 清軍傷亡2萬、義和團傷亡15萬、賠償合計9.8億兩白銀的結果，是葉赫那拉還是大權在握，大清還在原點，大清子民的劫數也還沒結束，但義和團們不明白，這個劫數是他們給自己種下的。 很多年後，有幾個洋人來到《我是歌手2024》，她們對內娛歌手的碾壓程度，可能不亞於100多年前「庚子事變」。 《我是歌手2024》採用了直播的方式，你唱什麼樣，觀眾聽到的就什麼樣。而以往的歌唱綜藝，在後期可以修音。 這是一場真實的比賽。 真實，本來應該是所有事情的底線，但在一個神奇的地方，真實是一種奢侈。 比如武術，作為一種運動最應該是以真實為基，但我們看到武術界各種造假橫行，無數人以為，武術是什麼了不起的國技。 很多事情一旦加了一個國字，事情就變得複雜起來，造假也就變得容易，並且具有正當性。 運動是比較容易打假的，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進行一場真實的比賽就行了。曾經有個洋人穆斯里穆來到中國，用武術的方式連挫若干中國頂尖武林高手。曾經有一個本土拳擊教練，以打假之名挑落了若干武術大家。 洋人是打不過，但屁民還治不了你？ 那個對武術展開打假的人，已經在簡中網上被消失了。 一些人說他賣國、辱華，至少是不愛國。就如百年前不信義和團神功的人，被葉赫拉那說是不愛大清。在《走向共和》里，葉赫拉那問一個殺了洋人的義和團，這樣的人應該怎麼辦？那個義和團懂了她的意思，說應該亂刀砍死。 如今，洋人吊打內娛歌手，被無數人上升到「國」的層次，說什麼「五旬老太守國門，對抗洋人是葉赫那拉的宿命」，呼籲那英崛起。 這位葉赫那拉不能把人投到井裡，她只能說：你行你上啊！ 如果這位葉赫那拉發出「向英吉利開戰、向美利堅開戰、向義大利開戰，保衛內娛」的宣言，毫無疑問她講被捧為新時期的民族英雄。 這位葉赫那拉沒有這樣做，但想這樣做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申請出戰」的歌手們，已經獲得了類似的榮譽，比如「硬剛」日本的香飄飄奶茶，已經獲得了大量訂單，比如那些「硬剛」美國的大V，已經獲得了流量和講課費。 裝神弄鬼的狹隘民族主義仍然行之有效，仍然在被利用，仍然在反噬自身。 如果那一位葉赫那拉看到這個情形，想必會感嘆一聲：原來一切都還沒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慢慢
京東創始人劉強東再次定義了「兄弟」。他在5月24日的一次線上講話中，說到一些員工選擇「生活第一，工作第二」： 不想拼，我能理解，每個人選擇都是不一樣的，你沒有錯，但我只能說，你不是我們的兄弟，你是路人。什麼叫路人？就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敵人，我們不是一路人，我們不是一家人，我們不應該在一起共事。因為你的存在，會讓我們在拼搏的兄弟們，他們的利益嚴重受損，對他們嚴重不公平。 有人根據他多年來對「兄弟」的發言，總結了「京東的兄弟宇宙」： 2018年：「京東永遠不會開除任何一個兄弟。」 2022年：「所有成功都離不開兄弟們的努力支持」，「我一直在思考應該為兄弟們做點什麼。」 2023年：「我不會躺平，我希望兄弟們絕不躺平。」 2024年：「凡是長期業績不好、從來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當他說「京東永遠不會開除任何一個兄弟」時，隱含的意思是「京東的每個員工都是我的兄弟」，也就是說，這家企業的文化帶有濃厚的傳統倫理色彩，員工們不僅是受勞動報酬的激勵，還受到這種（不花錢的）情感激勵。然而，這種含義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哪怕是去年的發言里，「東哥」仍然像是一個大家長：他強調了拼搏努力，而且他本人就是兄弟們的表率；但到如今，「兄弟」變成了一種有條件的資格——並非「加入京東就是兄弟」，而是「一起拼搏才是兄弟」，否則，你就被開除「兄弟」資格了。 最妙的是，這還沒有打破原有的諾言：京東的確永遠不會開除任何一個兄弟，但根據新的定義，你不再是兄弟，那開除當然就不算違背承諾，並且過錯在你。東哥保留對兄弟的最終解釋權。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本質上來說，這就是道德綁架：你必須拼盡全力符合我的期待，才能得到我的認可，不然就接受我的絕罰。 像這樣的邏輯，盛行於中國家庭內部，許多人可以說無師自通，早已習以為常，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起作用的關鍵所在。不少人都曾有過這樣受傷害的經歷：你做了什麼達不到父母期許的事，無論是考得不好，還是找了個他們不喜歡的戀人，爸媽就來一句「你不是我兒子/女兒」了。 有的家長倒是沒祭出這樣殺傷力巨大的話，但僅僅是為了避免讓父母失望，就驅使多少人努力去取悅家長，因為他們太想得到父母的認可，不惜拼盡全力去「掙得」那一份資格。 我們這個社會的運作邏輯就是這樣：很多看似生來就有的身份、權利，你都得努力才能得到——好比說「人民」，乍看起來我們都是其中一分子，然而，那前提是你遵循一系列規則，不然你就是「人民公敵」了。當然，最經典的是那句「不轉不是中國人」。 網路圖片 本來，「兄弟」還帶著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這個說辭掩蓋了勞資雙方的剝削關係，提供了一種必要的幻覺，彷彿所有人都在這個溫暖的共同體內為著共同的目標努力付出，也得到肯定。然而現在，「不拼博不是兄弟」的說法，打破了這一幻覺。 「兄弟」不再是一個紐帶、一份歸屬感，而成了實現企業利潤目標的工具，一種達摩克里斯之劍般懸在頭頂的威脅：去為大哥努力工作，至於努力到什麼程度才能被算作是「兄弟」，由他說了算，並且他隨時可以將你不再看作兄弟，而一旦失去這一資格，你將被隨意處置。 這也暴露出「兄弟」說辭的虛偽：它看似平等，但其實是不允許互換的施恩手段，要不然，你覺得不拼搏就不算自己兄弟？我還覺得你這樣的嘴臉很不夠「兄弟」意思呢！ 「兄弟」資格還真是值很多錢：雖然被稱作兄弟也不會身上多塊肉，但你最好努力去保持這一身份，不然代價將相當不小。這與其說是提供激勵，不如說是以懲罰為後盾來驅使人拼搏。 除了企業文化使然，這種圖窮匕見的說辭，大概也反映出京東正面臨拼多多的強大競爭：今年第一季度，據稱拼多多的凈利潤同比增長246%，高達280億元，而京東是71億，僅有其1/4。在經濟下行之際，便宜才是王道，長此以往，京東的前景不問可知。 如果是這樣，那麼劉強東的這番表態，意味著他想不出什麼新模式來應對這種此消彼長的競爭壓力，轉而想進行內部動員，驅使所有人強化內卷，將舊模式運用到極致。且不說這能否「卷」得過一向以低價策略主導的拼多多，關鍵在於：劉強東將個人的領導力無能，轉嫁為員工責任，那言下之意無非是「企業要是經營失敗，不能怪我，怪你們不夠努力」。 成為「東哥的兄弟」到底有什麼吸引力？你要努力也是為自己努力。「生活第一，工作第二」沒什麼過錯，錯的是現在的商界精英無法適應新的工作倫理，提出新的激勵機制和創新模式，在試圖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的同時，還歸罪於小人物沒拼搏。 中國人真是受夠了這樣的PUA。老舍在《駱駝祥子》中就寫過：「祥子一直以為努力拉車，就會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黃包車，而祥子到死都認為他未能過上好日子，是因為拉車不夠努力。」 周慕姿在《羞辱創傷》一書中指出，這和我們的社會文化、習慣有關，那就是認定「懲罰，才會進步」： 事實上，我們的社會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文化習慣，使得「自我批評／自我怪罪」被餵養、幾乎存在於每個受過創傷的人心中，那就是——做錯事就要受到懲罰，不夠好，也應該要被懲罰；只有把自己批評、罵到一文不值，才能痛到記取這樣的教訓，不會再犯，或是，才會更進步。 這種意識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將一種罪責意識植入到了人們內心，利用了人們的自省，那些老實的孩子真的會去不斷自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哪裡做得還不夠好。更可怕的是，一旦這麼做，很容易導向自我厭惡和自我懲罰，為了得到權威的承認而不斷自我逼迫，還將之視為「進步」和獎勵。異化的大門就此洞開。 我當然知道，當下的困局遠不那麼容易面對，遑論破局，但正如日前網易上一條評論犀利指出的：「輿論正在千方百計地把大時代的坍塌，歸咎於小人物的不努力！」 我也是小人物，也因此格外警惕和反感這種論調，一個良好社會應當容許每個人發揮出自己的最佳潛力，而不是利用各種名義驅使人們為某個未必符合自身利益的宏大目標努力，誰也不能讓我承擔超出我個人責任之外的責任。我們是時候擺脫這些思想的枷鎖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看了兩段視頻，都和城管有關。他們的離譜程度，自然已不必置疑，可恰恰是這種「不正常」，以一種「正常」的姿態接二連三的出現，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先來說事情。 第一件來自湖北孝感，一名城管與一名70歲的賣菜老人發生爭執，隨後路人拍下了視頻，該城管脫下外套、摘掉帽子，衝上前去猛的一腳就把老人踹翻在了地上。 我看到視頻里被踹倒的老人始終「保護」著手裡的一把菜，那可能是他自家地里的收成，那可能也是他被城管狠踹一腳的「源頭」。 沒有人可以為那名城管辯解，你可以看到當地城管局的回應，但凡有一點點借口他們都能拒絕承認是城管的錯，但他們說得是「執法人員行為明顯不當」，令我感到反感的是後面那一句「已介入調查」。 這是「癥結」，是他們仗著最小的權力最大程度上為難、甚至傷害普通老百姓的最大原因。永遠的「辭退」，就好像辭退是什麼了不起的懲罰一樣，不知道的還以為「辭退」兩個字，同樣寫在刑法里。 網路圖片 每次城管「暴起傷人」，必然也有奇怪的生物幫他們解釋，理由大致雷同，現在的老人很壞很無賴，城管們這樣做無可厚非云云。 可這樣思考問題的人，疏漏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連路上的老人都不敢扶，而城管卻敢於對他們下如此狠手，是何邏輯？ 很簡單，罪惡只能在良善之上獲得勝利，而無法贏下比它更大的罪惡。 換言之，如果被城管毆打的老人是「惡」，那不必擔心後果的城管，必然得是「更大的惡」。只有那樣他才可能最終勝利，他才敢於「下手」。 否則，連「扶」都不敢的我們，何故敢於「踹」？ 如果你說「踹」是行善（攤販是流氓），所以敢於。那麼邏輯必然是不通的，難道「扶」不是行善？ 每個人心裡都有答案，區別在於「扶」之中沒有權力的參與，而「踹」有了權力的兜底。說得淺一點，這種兜底最少也代表著：你放心踹，踹完最多被辭退，而不必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這才是「扶」需要忐忐忑忑，而「踹」可以下盡死手的真正原因。 權力兜底，區區輿論不足為慮。 第二件事不遑多讓，同樣也是一家正規媒體發出來的。山東臨沂一名城管吹著口哨，無緣無故對著別人家的門就是猛踹一腳。 網路圖片 他們的「腳」是有病嗎？ 不，是腳裡面包裹著一股子「權力」的氣味，膨脹欲出，而找不到發泄的缺口。門，其實和被踹的老人區別不是很大。 若說「現在的老人很流氓」，是否「現在的門也壞得很？」 河北廣播電視台說，當事人家的門栓被他一腳踹壞了，同事提醒他有監控，他趕緊上車離開。 這城管，頗有點土匪的影子。我其實並不篤定「土匪」是何等模樣，只在電視劇里的世道中見過，但想來和這些城管們也差不了太多。 可，現在是什麼世道呢？ 「監控」趕走了踹門的城管。從被辭退的角度來說，「監督的人」也趕走了踹人的城管，問題在於，城管們受到了什麼損失？ 失去了工作？ 如果「辭退」也算一種對違法犯罪的懲罰，我不知道那些下崗工人們有什麼違法犯罪的之處，也需要受到同等「懲罰」。而如果「辭退」不算行政或者刑事處罰，那麼屢次三番、三番屢次的城管傷人事件，為何每每能夠無疾而終。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知道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論是清退餘額，還是廣大用戶吐槽的註銷難，運營商謹慎處理沒有錯，但不能給用戶層層設限、讓人進退不得。若明明可以靈活處理，非要死守規則，那就是刁難人。 據華商報報道，遼寧瀋陽殘障人士朱先生前往中國移動營業廳給去世父親註銷手機號，因為卡上有194元餘額，營業廳要求老人健在的兄弟姐妹子女全部到場，簽署證明放棄繼承該號，否則無法辦理業務。 朱先生表示，把親屬召集到營業廳很不現實。移動客服表示，不是刁難，這是中國移動統一要求。這樣規定是怕出現財產糾紛。 視頻截圖 輿論普遍非常反感營業廳的做法。 據朱先生所說，父親的手機號本來就是他辦理的，平常也是由他交錢，他父親去年7月去世以後，他們經常接到騷擾電話，出於安全考慮，才由他來營業廳辦理註銷手續。 而且他還是殘疾人，腿上裝著假肢，自己跑一趟不算，還得把老人的其他親屬都叫到營業廳來，就為了這190塊錢，如此興師動眾，很難不讓人對營業廳的做法心裡有氣。 當然，對於移動營業廳的要求，也有人認為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畢竟手機號還有剩餘話費，不管多少，都是機主的個人財產，營業廳如果不管不問就給朱先生辦理了註銷，把手機號里的餘額都退給了他，日後其他有繼承權的直系親屬以此為由，來質問營業廳，營業廳又該如何處理？ 雖然這次僅有190元，那如果錢再多一點，甚至像視頻里營業員說的「要是餘額有19萬」呢？其他子女真的沒有意見嗎？ 不過，營業廳雖然有苦衷，但根子上還是怕承擔責任。 正常人誰會在手機里充好幾萬呢？橫豎不過幾百元的事，就算繼承人之間有糾紛，有幾個人會為了這麼點錢揪著營業廳不放？ 只要站在用戶的立場，少一點免責的意識，多為用戶創造方便，這種問題就迎刃而解。 比如可以借鑒銀行的做法，2021年出台的《關於簡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額存款相關事宜的通知》，取消了第一順序繼承人、公證遺囑指定的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提取已故存款人1萬元以內存款的公證要求。 也就是說，根據這個要求，只要在1萬元以內，第一順序繼承人申請提取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時，不用再提供公證書。 這個制度大大簡化了繼承人提取已故親屬存款的流程，為人們提供了便利。 相比手機號餘額，銀行存款涉及的金額顯然更大。連銀行都能出台這樣的制度方便儲戶，手機運營商還用所謂的繼承權糾紛來為難用戶，實在說不過去。 網路圖片 事實上，不僅是朱先生要回餘額難，新聞評論區也有很多網友吐槽手機號註銷難。前兩年，跨省註銷手機號必須得回註冊地的新聞經常見諸報端。 一些消費者反映，哪怕是找熟人代辦都困難重重，而自己為了註銷個手機號，單獨跑一趟又實在不划算。 當時手機運營商也是用保護消費者數據安全等看似為你好的理由來回應，但其實這背後是運營商本身因為數據系統「劃地自守」、難以互聯以及迫於考核壓力，沒有積極為用戶提供便利的主觀意願。 就算不涉及跨省辦理和餘額清退問題，很多人反映，線下銷戶也很不方便，比如不是所有營業廳都能辦理銷戶，只有直營的營業廳才能辦理，加盟的就不行。 如果不提前問清楚，用戶要想線下銷戶，很大概率得白跑一趟。 在輿論千呼萬喚之後，運營商的「線上銷號」服務終於姍姍來遲。然而據人們觀察，如今並非全部地方都能享受到這項服務，而且就算有這項服務的地方，還是有各種障礙。 比如朱先生如果想「線上銷號」，必須要視頻認證，而他父親已經去世，人臉識別這一關就過不去。 現在手機號都是實名制，如果不及時銷戶，很有可能牽扯到用戶徵信以及數據金融安全等種種問題。 朱先生線上銷號辦不了，線下親戚又湊不齊，如果營業廳固執己見，這190元的餘額要麼個人想辦法花掉，要麼就只能放棄，便宜運營商。 總之，無論是清退餘額，還是廣大用戶吐槽的註銷難，運營商謹慎處理沒有錯，但不能給用戶層層設限、讓人進退不得。 若明明可以靈活處理，非要死守規則，那就是刁難人。 用戶種種堵點痛點背後的根本原因，不管是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題，或是其他的利益考量，還是出於僵化的規則，運營商都該完善服務，不該一味讓用戶承擔不合理的成本，表面上還打著為用戶考慮的旗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四環青年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中國房地產政策迎來巨變，多家媒體用「史詩級」來形容近幾日接連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經下調至15%，公積金利率下調0.25%，並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陶玲宣布，央行將設立3000億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支持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預計將帶動銀行貸款5000億元。 這意味著國企將直接進入房地產收購房屋，保障房市場將迎來大發展。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儘管關於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個人都能說上幾句（比如說住房自有率超過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價而精美的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徵以及背後的基本機制是什麼，卻沒有多少人深入細究過。 此時正值中國房地產政策巨變之際，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遠比你想的複雜 粗略地說，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給，並由政府制定價格。 新加坡房地產的主要供給是由政府建屋發展局（HDB）開發的保障性的組屋，覆蓋了大約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則主要面向沒有資格購買組屋的外國人和少數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組屋的供給做到了「應需而建、供給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發展局宣布建屋計劃，在申請期內如果申請購買的人數達到計劃的65％-70％，就動工建房，如果達不到則修改計劃，所以新加坡人申請組屋基本上幾乎沒有排隊輪候期。一經購買，組屋的產權就屬於購買者所有。此外還有供租賃用的組屋（相當於中國的「廉租房」），佔比不到5％。 定價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礎，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三房組屋價格，7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四房組屋價格為標準。一般來說，新開發組屋一般比二手組屋市場的價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標是保證新開發組屋的房價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價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補貼，例如在2015至2020年間，政府補貼平均佔到組屋銷售收入的31.8％。 2、嚴格的購買資格限制和內部流轉限制。 組屋僅限新加坡公民購買，且申請者必須在國內外沒有房產；單身人士得到35歲才能申請；兩居室申請者的月收入不能超過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請者收入不超過1.2萬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購買二手組屋的資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數量也相當有限。 新加坡對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為主」，限制居民購買、出售組屋的次數。法律明確規定，新的組屋在購買5年之內不得轉售，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如果實在需要5年內出售，必須到政府機構登記，不得自行在市場上出售，而且組屋也只能出售給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虛報收入「佔便宜」，在買房子的時候提供虛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將會被處以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判處最高6個月的監禁，或者二者兼罰。 3、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公積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撐保障性住房，摒棄土地財政。 房地產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規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業或工業區開發」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歸國有，當然後者需要付出一定補償，但是徵收價格一直壓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為參照土地被徵收時的市場價格，但是那時新加坡國有土地佔比已經從1960年時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時，新加坡的土地出讓金是以政府儲備資金的形式繳納到國庫，並需由總理和總統共同簽署方可使用的，這就限制了政府通過大規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財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財政」，房地產業也不是新加坡支柱產業。 其次是稅收制度。買賣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稅。對公民，第一套組屋不徵收，第二套稅率為12％，第三套及以上則為15％；對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時徵收15％。對外國人購房的印花稅長期高達30％，2022年為了抑制市場過熱，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還有針對房地產的財產稅，稅基為測算的房屋年租金，稅率按照0％-20％的累進位，且自住房屋遠低於非自住房屋，如一個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況下適用的財產稅稅率為4％，出租的情況下適用稅率為15.5％。 網路圖片 再次是公積金制度。新加坡建國以來一直推行強制性的公積金制度，上個世紀70 年代開始逐步提高了繳存率，此後繳存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公積金總繳存比例甚至一度達到了50％，目前為37％（其中僱員繳納收入的20％，僱主繳納17％）。不過，新加坡的公積金，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五險一金」，而不僅僅是住房公積金。這樣，在購房組屋的時候，就可以用公積金支付首付。 這種「強制儲蓄」除了使人們有積蓄去支付首付之外，還給政府建設組屋提供了資金支持（因為大部分公積金用於購買政府債券，再由政府將出售債券所得資金以專項資金支持計劃的形式提供給建屋發展局），同時公積金的投資收益又支撐了為購房者提供的優惠貸款利率。 4、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質很高，且由政府維護。 組屋配有劃好車位的停車場，擁有游泳池、兒童遊樂場所等公共設施；中小學、社區醫院，診療所和商業及社會服務網點，都圍繞組屋布點，因此不論住在哪裡，居民都不會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業園區附近一般也會有配套的組屋區。 特別是近年來針對中高收入人群開發的大戶型組屋的品質，已經不亞於私人公寓。此外還出現了EC公寓，專門用於改善夾心層的住房，其價格大體上相當於私人住宅價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會重新粉刷組屋，並制定更新計劃，更換損耗的設備。 02 核心問題：如何避免有錢人套取保障房獲利？ 許多人經常用香港來襯托新加坡模式的優越性。它們是亞洲相互輝映的兩顆明珠，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都通過低稅率環境和優秀的法治、社會服務等營商環境吸引外資打造總部經濟，而且面積和人口也相差不遠。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房地產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積從建國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現在超過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積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了50％。 至於房價差距——用房價收入比來衡量——就更明顯：香港的房價收入比超過了47，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數量佔比高達82％的組屋只有4.8，甚至只針對外國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場的房價收入比也只有21（低於中國大陸所有一線城市和許多二線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歸結為新加坡採用了保障房制度，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標；而香港則採用了簡單地將住房視為商品和投資品的制度，結果政府大搞土地財政、開發商大發其財、中下收入群體無房棲身。然而，這種看法仍然流於表面，因為沒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徵和背後的機制。 從根本上說，保障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給無力按市場價格購買住房的居民。由於住房是一種特殊的稀缺資源，涉及基本公民權，因此當今世界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崇尚市場，都必定會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實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著，保障房的「價格」必定低於其市場價值。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面對這種誘惑，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有一定權力或關係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強的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騙取」保障房。 中國前幾年廣受詬病的「開寶馬車住經濟適用房」怪象就源於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也有非常強的激勵通過保障房去尋租。這樣一來，雖然政府會設置嚴格的保障房的申請標準（收入情況、現有住房條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仍然經常會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權力部門的默許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經濟適用房幾乎蛻變成了專供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的一種福利，而且地段、面積也與「經濟」完全挨不上邊，原因就在這裡。 因此，為了保證保障房的非市場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規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條件欠佳者才能申請之外，通常還會設計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購買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的激勵的機制。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通過設計適當的機制，實現分離均衡，即，讓高收入家庭覺得，直接到市場上購買商品房比偽裝成低收入家庭申請保障房對它們自己更加有利，從而達到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目標。 實現這個目標通常有以下兩種機制。 第一，截斷人們在獲得保障房後通過轉讓來套利的路徑，也就是說，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產權賦予購買者，讓他們無法在公開的市場交易中實現「財富升級」。中國以前規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後可以出售，就沒有做到這一點，結果導致尋租的大量出現。 第二，像一部電視劇中說的，「往賑災的米里滲沙子」，也就是說，有意將保障房從地段、面積、裝修標準、周邊配套等方面與商品房嚴格地區分開來，讓高收入家庭從一開始就不想去申請保障房。曾經有人建議保障房不要建單獨的廁所，這樣高收入家庭沒有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了。 以上兩點，可以進一步總結為，通過產權市場上和住房品質上的嚴格隔離，來保證保障與市場的分離。 這是通常的經濟學分析的結論，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採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細觀察可見，新加坡似乎並沒有這樣做。首先，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後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組屋的品質也相當高，與商品房相差不遠。 網路圖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核心特徵，或許恰恰就在於 「分離而不隔離」，即在上述兩種隔離不嚴格的情況下，實現了保障與市場的分離。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關鍵：高效政府與尊重市場 上面的討論意味著，新加坡必定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機制，來實現保障和市場的分離。從大的方面說，這與新加坡的國家體制有關。 新加坡是一個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潔的國家，而且這種高效和廉潔與它作為一個由執政黨控制的法治國家的特點分不開。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律師出身，畢業於劍橋大學，要求任何行動都必須有法律依據，而且特彆強調貿易和商業法律的公平和國際化。 不過，在新加坡採用的由大選中勝出的多數黨組閣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壟斷了議會90％以上的席位，於是擁有了完全的立法權，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進行「依法治國」的基礎。 有個笑話稱，新加坡政府想進行拆遷，原來的法律規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現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麼辦？議會就連夜開會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於是政府就可以馬上「依法拆遷」了。當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體制（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奉行議會至上原則的議會民主制），然後才是威權控制，因為有了前者才能保證執政黨一直擁有保持廉潔的意志（不然會被反對黨取代），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強有力的全面控制，與這種控制相對應的是民眾對政府的高度服從以及相應的對違規者的嚴厲懲罰。 當然，新加坡容易實現全面控制也與它的「小國寡民」的特點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加坡整個國家，在一定意義上類似於一個在內部管理中採用了市場原則的巨型家族企業。一方面，在應該運用權力的時候絕不遲疑，另一方面，對市場原則的利用又是非常徹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把市場機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相應地，新加坡的官員的薪酬是完全與市場接軌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員的高薪，以及相對應的民眾的高度服從及對受到嚴厲懲罰的戒懼，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機制。這一方面保證了從征地到組屋分配的整個過程的極低成本，另一方面則通過直接增大官員和民眾違規的機會成本，使得擁有公權力的官員和民眾都沒有太大的動力去尋租。 當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個跡象是，近幾年來，新加坡二手組屋的價格出現了非常迅猛的上漲勢頭，甚至有人認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這也許會對原來有效的機製造成巨大的壓力。 在當前的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場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聲相當強烈。確實，大規模啟動保障房建議，除了保障民眾的基本居住權之外，對推動經濟復甦可能也有很大益處。不過，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獨特性，不可以貿然照搬。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好消息：中國傳媒大學又火了。 壞消息：物理意義上的。 網路圖片 就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陰冷的雨天的凌晨，一股濃煙再次在中國傳媒大學升起。半年以來，中傳已經燃氣了三把大火。整部《三國演義》，也不過烏巢赤壁夷陵三把火，你傳的風水確實遠在其他211之上。 迴旋鏢紀元三年，你傳終於發布了官方通告。無愧於中國傳媒大學之名，其筆法之水準堪比重慶警方。就像殖乎刪掉胖貓的內容一樣，你傳在小紅書上的相關話題更是難尋蹤跡。張雪峰臨近高考隨便說兩句話，不僅把梨31送進了新聞學院，也讓新聞學的魅力更加發揚光大。 網路圖片 住在八十年代的復古式公寓里，六到八個人聚居在不如大多數四人間大的商務空間里，火災想必是必然會有的事情。不過學校給食堂外面加裝3D大屏，在平地上建橋，修建現代化的新辦公樓，安裝孫悟空都想鑽進去的大石頭，想必對於宿舍的翻新也早已提上了日程。想到自己等到通知就能住進21世紀水準的宿舍，不由得在自由的空氣和土地中感謝領導。 有人批判道，這種事情在出人命之前永遠沒有人管。但見識過寶雞市新晉名校（疊個甲，說的不是我的高中母校）之後他就會明白，大多數時候出了人命也沒有人會管。相比之下，中傳在二把火之後能夠貼兩張禁煙海報，我覺得已經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 網路圖片 除了中傳對於大火的熱愛之外，似乎還存在著諸多坊間傳言。比如說空殼公司亂收租金之類的，不過這種東西已經司空見慣，學校里的人也已經習慣了高額的食堂價格。就像是房地產現在開始援神啟動了一樣，對於我們平民老百姓來講，大多數好事是輪不到我們的。對於這種東西也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當然，我們用答歷史題的術語來講，從一定程度上講——尤其是對於新聞人而言——這種事情還是有著豐富的啟示與意義。我們看到了在這種惡性事件下，熟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傳媒領導們是如何運用無形的大手讓學校全身而退，讓我們這些初入新聞行業的小登知道了新聞學的魅力所在，以及新聞學應當如何服務於該服務的人。偉大，無需多言。唯一的遺憾便是，這件事如果寫成深度報道會相當精彩，可惜期末作業沒辦法寫這個。 網路圖片 相較於絕大多數人的尖銳批判，我似乎沒有太多想要去批判的。還是那句話，我們是平民老百姓，那些好事是輪不到我們的。在迴旋鏢紀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獨善其身，在迴旋鏢一次次打來的時候，我們會看見某些群體被撕下人皮後的模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李三一的零碎理論
看到一則新聞，著實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發布的2023年總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認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驚呼「世界最低」。考慮到韓國事實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與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爾京畿地區，上海新統計錄得的0.6應該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紀錄。 網路圖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個全球現象。即使在被認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來也面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人類作為地球生物物種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長達百萬年的叢林演化平衡的結果。但是，現代醫學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現代醫學所賜，嬰兒死亡率和出生後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極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的不斷提高，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買成立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國1983年加入該組織。 在IPPF試圖通過呼籲和倡導有計劃的生育節制來緩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長趨勢的同時，全球性的人類生育意願確實也呈現出降低趨勢。 不過，與其說是像IPPF這樣的組織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和倡導生育節制產生了影響，毋寧說是現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類的生育意願。 「二戰」結束後，人類社會才算是進入現代。現代生活方式的特點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娛樂方式豐富而多元，生養子女的成本越來越高。這裡講的「成本」可不僅僅是經濟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為生養子女而導致的職場損失，性和愛情機會損失，娛樂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換生活方式變得異常艱難。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養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職場期待、社交期待、娛樂期待、愛情與性期待都將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現代生活伴隨生育率下降的還包括初婚年齡的不斷延後。像上海發布去年統計的生育率數據，同時也報告了初婚統計數據，上海平均初婚年齡為31.66歲，相當於本科畢業後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圖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會》書中引的一張圖。圖中標出了1980～2020年各國的生育率曲線，從上到下依次是法國、美國、泰國、芬蘭、德國、日本、韓國。 網路圖片 從圖中不難看出，從1990年開始，各國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來，多國更是降低到1.5，韓國更是降低到1.0以下。 雖然世界各國都面臨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東亞社會尤為嚴重。日本、韓國的生育率低於美國和歐洲。不僅日、韓如此、台灣、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新加坡也與此類似。 網路圖片 東亞國家和地區，除了北朝鮮沒有數據可以比較，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現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 東亞社會之所以普遍錄得比歐美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東亞社會的文化高度重視子女教育，導致生養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歐美更甚。東亞社會的特點是人口密度大，資源或優質相對稀缺，重視子女教育的結果就導致生養孩子對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對很多東亞夫婦來講，生養孩子意味著自己人生將付出巨大的犧牲。 相對而言，日本反而是東亞相對來說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地區。下面是中日兩國1990～2022年總和生育率的對比圖。由於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國在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都遠高於日本（2.51:1.54），高出62.9%。 網路圖片 中國社會的總和生育率拐點發生在2016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數據斷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國政府開放二胎政策發布，結果第二年開始生育率就斷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個拐點，中國社會的生育率開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國生育率數據明顯低於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點很難用前述現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東亞教育內捲來解釋，它具有中國社會的特異性。低工資、低福利、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高醫療成本的「兩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終反映在生育率數據上。 2016年前後，90後年輕人開始進入婚育期。前輩80後一代的高離婚率，高槓桿房貸、高強度教育內卷給90後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範。伴隨生育率的斷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結婚率也在絲滑地一路「滑翔」沖底。 網路圖片 上海不過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疊加：現代都市生活方式、東亞式教育內卷、中國式「兩低三高」，0.6的總和生育率就是這樣煉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唐師三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