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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話談

兒童節|朝氣蓬勃老年人和垂頭喪氣年輕人

大周末的,我們今天不談宏觀,不談數據,就聊聊天,說說直觀感受,好不好?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老友在繡球公園遛彎,給我發來一組照片: 網路圖片 嗯,看到的是興高采烈的老年人。 以及他回家的時候,10點半吧,看到一個年輕人點了外賣正在拿著回家: 網路圖片 垂頭喪氣的年輕人。 就是那個段子說的: 滿大街都是超期蓬勃的老年人,死氣沉沉的年輕人和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時而神經,時而精神,學的像個傻x的小朋友。 繼續聊大天哈。 前兩天去看父母,那個小區是20年前造的,我還住過幾年。我住的時候,自己家孩子還小,整天在小區里瘋,那會小孩是真得多。前兩天去,又是在晚飯後,正是小朋友出來玩的時間,結果我溜達遍小區,就看到大約5、6個小朋友,爺奶帶著外面玩,以前是多少呢?是幾十個。 小朋友少的小區,明顯感覺冷清了許多。 然后街上果然有這個趨勢,一個開了很久的針對兒童的培訓結構,關門了: 網路圖片 至於今天早晨,在樓下一家咖啡廳坐了一個多小時,除了店員就是我。難得來了個小夥子,我以為是客人,結果是來找工作的咖啡師。 網路圖片 坐這裡跟店員聊天的時候,偶爾瞅一眼手機,就看到這個圖: 網路圖片 這倒是能嚇阻,嚇阻不了,下去刮到絕對沒救,倒也一了百了。 群里聊了幾句這個話題,有朋友說這也是代際矛盾,而且大城市裡老人退休金高,也能讓年輕人啃老,也有部分合理性。 或曰,現在是年輕人辛苦,老年人幸福。 沒有失業的煩惱,收入穩定,且不用繳納什麼個稅和社保,這些都有年輕人承擔。 所以能啃老的年輕人,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代際轉移。因此退休金高一點也是合理的,沒有這部分代際轉移,許多大城市的中青年也撐不住的。 結果就有來自農村的朋友反對了,說留守兒童是誰在帶呢?那些農村老人怎麼說? 網路圖片 他們村這周就有兩個老年人自我了斷,因為查出了癌症,不想拖累家人。 今天他去新加坡的飛機上,看到的是老年旅遊團。 所以,說是代際矛盾,也不確切。拿著100塊退休金的和5000的,不是一個人生,拿著5000的跟一年躺高級病房一年花數十甚至數百萬的,更不是一個人生。說代際矛盾,輕浮且孟浪。就像男女對立一樣,真的是性別的對立嗎? 同樣是老人,命運大不同。或者,就這是命運了。 現在有個跟以前不一樣的現象,以前在公共交通設施上,給老人讓座的還是有的,還有些不肯讓的,大家都會指責一下。 這10年我見到這樣的都少了。滿臉疲憊的年輕人,好像也沒這麼多愛心可以往外付了。想想也是,社保已經付了那麼多,為啥還要給身體比自己好的讓座呢? 有一定合理性,也說明某些價值體系的崩塌。 社科院曾經出過一個養老精算報告,我買了也認真看過,但我今天不想聊這個。 數據再真實,也替代不了直觀的感受。 直觀感受給我的結論是什麼呢?是兒童在減少,年輕人眼裡沒光,中年人則很疲憊,老年人還挺幸福——僅限大都市。 現象就是這麼個現象。建議沒有,人微言輕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很多事,也只能自我調節以及為自己很可能不太幸福的老年做些可能沒啥用的準備罷了。 下面是去杭州的時候西湖邊上拍的,講真我挺羨慕的。你羨慕嗎?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鳳羽財經

兒童節成「兒童劫」:當代孩子的快樂,早就被獻祭了

在這個大人小孩都開心的日子,澆一盆冷水,好像有點不合時宜。但是真的,「六一「越來越變味,變得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我們在這一天努力製造兒童快樂的氛圍,然後在這一天之外的時間大肆扼殺兒童的快樂——從而實現對兒童世界「快樂」的精準控制。孩子們用一天的快樂,來交換一年的不快樂,實在太諷刺了。 好像只要這一天兒童集體按要求快樂了,大家都以為兒童快樂了,因此大家都快樂了。而事實是,兒童節早已變成「兒童劫」,當代孩子的快樂,早就被獻祭了。 不要忘記,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也不要忘記,小時候的你,長大後想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網路圖片 01 變味的「六一」 「六一」越來越變味,變得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節日年年沒落下,落下的是兒童的生死疲勞和成長幻影,是孩子們心中的快樂和眼中的神光,在一年年一天天一點點地耗盡。 諷刺不在於是否快樂本身。而是兒童節,它一開始的確不是用來慶祝的,它是用來銘記的。 就像「三八節」不是為追捧什麼「女神」而設立,而是為了提醒女性權利的缺位和被長久踐踏;「五一節」不是為了表彰什麼勞模,而是提醒曾經賤如螻蟻的勞工用鮮血抗爭換來的生存權利。 兒童節,是為了提醒人們銘記二戰中被無情抹殺的近百位幼小生命,銘記人類的恥辱,保障兒童權利。提醒人們,強者對弱者製造的災難有多麼可怕,將隨時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 所以這些節日,它的源頭不是快樂,而是悲傷。 但每年的這一天,你不難發現,中、小學、幼兒園,大家都在編排節目、載歌載舞,於這一個沉重的日子,讓孩子們去快樂! 可怕的是,我不相信那些佔領制高點的教育產業鏈完全不知道,我不相信號稱雞娃世界無敵的家長們完全不知道。 網路圖片 兒童節,它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又無比重要。它帶給你兩種完全衝突的體驗: 微不足道的是對兒童節源頭的忽視,無比重要的是對兒童世界「快樂」的精準控制——大家在這一天努力製造兒童快樂的氛圍到底為了什麼,如同在這一天之外的時間大肆扼殺兒童的快樂一樣,都讓人費解。 這不值得深思嗎?這一天,我們對待兒童節的態度,與整個社會與教育與兒童的關係,到底有多少誠意? 網路圖片 這代兒童自上學始,接到的不可違抗的指令,全是不計後果、不計傷亡、不管代價的衝鋒:「學海無涯苦作舟」、「決戰起跑線」、「頭懸樑錐刺股」、「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孩子們化身為一個個祭品,為了那些虛無縹緲、不切實際、毫無意義的目標,獻祭一切,不惜一切。快樂,早就獻祭出去了。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關鍵還來一個,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幼小的心靈不斷被催眠、被自我暗示。 世界上最殘忍的事莫過於,孩子們最終被催眠成功了,累了傷了病了麻木了,再也快樂不起了。成人贏了,然而快樂的、不容置疑的兒童節到了。 這不是對兒童節的諷刺,也不是對兒童的諷刺,而是對成人世界的諷刺。 02 用一天的快樂 來交換一年的不快樂 「我都做一整天題了,出去玩會行嗎?」 「少找理由,繼續做,今天又不是兒童節……」 「我想趁假期去找我的朋友,作業都做完了,我只有一個好朋友,三年沒見面了……」 「不去,作業做完了就預習新課!今天又不是兒童節!」 「我好累,想休息……」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只要死不了,就給我往死里做!今天又不是兒童節!」 …… 這些台詞是不是似曾相識?背後是一種強悍的邏輯在支撐,強悍到毫無道理可講。 網路圖片 兒童偶爾不快樂是個小問題,兒童長期不快樂是個相當嚴重的大問題,這是不用置疑的。原本快樂的童年是每個孩子理應擁有的基本權利,但多少人在事後回憶起來卻只有無盡的痛苦。 不快樂的童年會讓孩子從此生活在壓抑中而無法釋放天性,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緒隱匿起來,性格大變。 同時,成年後為了彌補小時候所喪失的美好,在一些在意的事情上,會變得偏激和瘋狂,因此三觀也會跟著變動和錯位。 網路圖片 「積極心理學」之父、美國心理學會主席馬丁·塞利格曼說,兒童長期不快樂會養成悲觀性格。因此,他認為,童年和少年的不快樂對孩子來說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是一劑「毒藥」。它造成的心理創傷甚至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外化成生理創傷。對千百個成人和兒童做了仔細的跟蹤研究,他得到的結論是,在以下三方面,悲觀者的表現更差: 1.他們更容易抑鬱。 2.他們在學校、工作、運動場上取得的成績都低於他們的自身潛力。 3.他們的身體健康情況不如樂觀者。 而且,孩子的悲觀可能成為他終身的「心理習慣」和「行為習慣」。 中國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被抑鬱症陰影籠罩的現象,可以溯源了吧? 有人立即會站出來反駁,哪用擔心,不是每年有個兒童節嗎?這一天,我把一年虧欠的都給補上,孩子一定會很快樂! 其實能不能真正補上已不重要。對於孩子來說,當他們養成悲觀性格,就會認為痛苦是永久性的,而快樂是暫時的、是父母(權力)賞賜給自己的。 孩子們總有一天會明白什麼是代價,有多昂貴。在「六一」這天快樂了,之後的一年就與快樂無緣,一年苦難就是兒童節的代價。賬是有點算不過來,雖然弱者在強者面前,沒有選擇。 網路圖片 但孩子們永遠無法明白的是支撐父母和老師的那個邏輯:好像只要這一天兒童集體按要求快樂了,大家都以為兒童快樂了,因此大家都快樂了。 那叫「政治正確」的快樂。 若是兒童節後想要再接著快樂,一直快樂,每天快樂,就沒有了「正確」性,就「失控」了,大家都不快樂。 孩子永遠無法明白的是,自己的未來可以不是自己的未來,但必須是很多人的未來。 其實道理也簡單:過一個「快樂」的節顯然很容易做到,顯然很多方面也需要;但讓兒童天天快樂顯然不容易做到,而且顯然也有很多人不需要。 父母和老師,是兒童成長之路最關鍵的引路人和啟蒙者,可惜,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在及格線以下,他們習慣了「短平快」,這就是當下文化的特徵,也是當下教育的本質,也是讓兒童節變味的核心驅動力。 03 消失的兒童本位 最近有個很火的視頻。視頻中,爸爸去接初三的女兒,孩子一直大哭。 爸爸問怎麼了?女兒邊哭邊說,「我感覺每天都過得很急,晚上一回來,吃完東西洗完澡、洗完衣服就寫作業,作業寫完要背書,晚上11點多才睡覺,早上5點多就起床,我那時候真的太想睡了。但是老師要求6點半到學校,我上早自習的時候都直打瞌睡……」 下面5萬多條評論,有幾條高贊的評論是這樣說的: 「孩子太累了,教育怎麼變成這樣了?」 「(這是)所有孩子的哭泣……」 「現在的教育對孩子是一種摧殘!」 …… 早上6點上課,晚上10點下課,再算上寫作業的時間,每天的強度超過17小時。全中國有哪個工種、哪個職業可以做到?像小女孩一樣的孩子,隨時處於崩潰的邊緣。大家的目標是「清北」,但搞不好前往目標的中途就變成精神病醫院。最近十年全國抑鬱症的大爆發和低齡化,就能說明問題。 網路圖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楊東平說,對孩子而言,當下即未來,沒有當下健康身心,就沒有未來。教育應該明白對於人而言什麼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和當下。 如果幼兒園是為小學準備的,小學是為初中準備的,初中是為高中準備的,高中是為大學準備的……每一個階段都在為下一個階段做犧牲的話,那整個兒童的生命和生活,完全就被損害了。 所以,兒童節如果是「用一年為一天準備」,就不奇怪了。 黑格爾說,這個世界上有部分人生活在奴隸意識裡面,永遠是卑微的,站不起來,永遠伏倒在權力面前,而丟掉主人意識,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黑格爾指的,其實就是那種從幼兒園到大學近20年,攀爬在一條擁擠踩踏的路上,不敢有一厘米一毫米的差錯,最終把自己活活累死的孩子們。 網路圖片 李玫瑾說,人的問題,都是出在早年,現在為什麼這麼多病人,為什麼這麼多人讓你覺得不可思議?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很多人的成長環境被破壞了。與過去的60年代的窮和70年代的亂相比,現在更可怕。真正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早年,早年的成長環境被破壞,到後面再去教育再去彌補是沒用的。 《最強大腦》選手王昱珩說,濫用教育和錯誤的學習,還不如虛度光陰。像一個個螺絲釘一樣,伏在流水線上,沒有人有獨立思考和分辨能力,是件可悲的事情。教育的目的不是讓你去適應社會的病態,不是讓你去安於被現實奴役,教育的目的是讓你擺脫現實的奴役。 這代孩子的悲摧,天可憐見。學校和家庭兩口「高壓鍋」,一把焦慮的大火,天地間熊熊燃燒。小小身軀架於其上,整天周旋其間,擰過來再翻過去,真的快熟了。 那些本該被童真填滿的地方,再也難以看到兒童的身影。比如說:春遊、秋遊、池塘邊、鞦韆上、田野里、山坡下、周末、寒暑假……所以常常讓人產生錯覺:兒童不見了,要見兒童,只能在兒童節。 網路圖片 上個月教育部發布了「禁令十二條」,指向學校安全底線失守、日常管理失序和師德師風失范等三方面問題,詳細列出12項基礎教育規範管理負面清單。包括教師漠視縱容學生欺凌行為、侵佔課間休息時間、提前開學、推遲放假並利用寒暑補課等。教育部給各地的時間並不多:5月底啟動實施,9月底學校自查,12月底總結反饋。 有媒體形容,「禁令十二條」在「重視程度」和「懲治力度」方面的強化,達到「空前」規格。 不見得「禁令」就是奔著「六一」來的,不見得「禁令」就能立竿見影解決問題。但從今年兒童節起,有一個新的開始,總歸是好的。 只是,「禁令」只能針對學校,而家庭的「禁令」,誰來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半夏的自留地

跑樓大媽與看不見的外賣江湖

戰場 在一群快步移動的跑樓阿姨中間,謝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車流之中,她先預判出外賣騎手停車的位置,飛奔過去攔下對方,催促著問:幾樓幾樓?然後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碼,在餐袋上記下房間號,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還植入一點廣告,指著嘴邊的黑痣說,「阿姨這個是獨一無二的」,許多騎手聽完就笑,記住了她。 每天臨近中午十二點,52歲的謝明霞進入這樣的戰鬥狀態。「賽格賽格,有沒有送?」她的吆喝聲帶有金屬的音色,越來越密。交戰方是和她一樣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來歲,手裡握一支馬克筆,脖子上掛著塑封的支付二維碼。 騎手送餐到華強北,阿姨們一哄而上:「給我!」「我來!」騎手掃碼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經拿到手裡的餐,很可能別人一扯就搶走了。 你搶我我搶你,是謝明霞總結出的生存法則。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騎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論,騎手卻說「我願意給誰就給誰」。不爽就吵架,底線是不打架,在罵戰中她還會嘲諷幾句打鬥過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這裡是賽格廣場,深圳知名摩天大樓,樓高355.8米,有72層,號稱華強北宇宙中心。跑樓大媽的主戰場,就在樓下狹窄的馬路。各自挑選一個黃金地段,佔領一個轉角、一扇門、一把遮陽傘,站得稀稀疏疏。每當戴著黃頭盔、藍頭盔的外賣騎手出現,就像是隨機掉落的移動金幣,阿姨們都被吸過來——成功接上一單賺兩塊,偶爾有超重的聚餐單或超市單,可以講價到三五塊,甚至十塊。 大廈裡面錯綜複雜,走過一個路口,又出現一個路口。僅在45層,就至少有16部電梯,分為中區梯、高區梯、消防梯、貨梯、中轉梯,是上還是下,停單層還是雙層,去哪裡換乘,都要仔細甄別。還有幾個神秘電梯,沒有標識,它們通往哪裡,資深人士才清楚。 這錢只能阿姨掙,賽格廣場的一位保安說,樓下不讓停電動車,高峰時段送餐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騎手間也有句話——沒有跑樓阿姨,全都得「掛壁」,「午高峰電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時間耽誤完,手裡的單子一堆紅(即將超時),就沒法幹了」。在華強北,他們隨口就能報出二三十個有跑樓阿姨駐紮的大廈,賽格算是好賺的,代送半天能有百來塊收入。 網路圖片 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誰都可以做。代送員之間不知道彼此姓名,說起誰來,多用籍貫指代。而辨別籍貫最容易的方法是通過髒話,雲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聽到各種罵「婊子」的方言。一說「假毛」都明白是誰,一個戴假髮的阿姨,罵人和搶餐都厲害,送一趟至少20塊,這樣惹眼的人總會擁有一個外號。 還有一個「矮胖女」,是謝明霞都搶不過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謝明霞也算最厲害的人物之一。這個評價傳到謝明霞耳朵里,她解讀為對自己努力的認可——能搶意味著收入高。之前她在假髮廠打工,自我評價就是廠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別人休息她也一直幹活,在廣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後來她做了個夢,夢裡拿個棍子,釣了好大一條魚。正趕上工廠搬遷,夫妻倆拿了兩三萬補償款,是廠里最高的,但也就沒了工作。 補償款對應上了那條大魚,「一輩子撿都沒容易撿一分錢」。她在出租屋裡回憶過去,做了豬蹄蓮藕湯,冰可樂只剩半瓶,是她愛的飲料,沒汽兒了還在喝,「感覺一輩子下來都沒好好休息過,一天到晚都是個毛毛綠綠(忙忙碌碌)的」。 我見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裡的外賣拿不過來,幫著送了幾單。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費代送,每次送完都會再次被她支配:「這幾單你先送一下,那邊又來騎手了」「這單超時了,特別急」……努力、堅持、加油干,是她的口頭禪,絮絮叨叨換著說。 謝明霞年輕時,家裡安排了一門親事,她沒看上,加倍賠了彩禮悔婚。她喜歡現在的老公,比她大5歲,勤勤懇懇,吃得了苦。離開假髮工廠,兩人到華強北開了一家檔口,做翻修手機轉賣的生意,疫情後連爆款都賣不動了,就一起做代送。 謝明霞四處吆喝張羅著搶單,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樓,這種夫妻檔很受騎手歡迎。但算下來賺得也不多,老公「升級」去做了騎手,幾乎全年無休——雨天有激勵活動,加班到晚上十點以後,可以多賺。謝明霞騎車頭暈,還是做代送。每天走兩萬步,跑幾十層樓,做老闆娘時愛穿蕾絲裙子,現在換成了T恤。 沒人打配合了,她嘗試在同行里尋找夥伴——被她搶走單的也不放過。她去問人家能不能帶個餐,還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樓層的餐換到一起送,每個人都少爬些樓。不過挺多人知道她,「讓別人帶的多,自己帶的少」,每當謝明霞找來,就裝聽不到。 幫她帶過餐的一個阿姨說,外賣送上樓,顧客直接把話甩到了臉上:40分鐘了!原來顧客早就催過騎手,騎手也催過謝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時的單,找別人當替罪羊,當然這只是帶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後來謝明霞再找她,她轉過臉就走,心裡發誓:不會再給你帶了。 網路圖片 系統末端 在跑樓江湖中,騎手或許算是這片地界的「老闆」,可以選擇給誰單子。 他們首選熟悉的、沒出過錯的阿姨,其次優先同鄉。上了年紀的阿姨普通話大多不好,在兩句話之內,就能判斷出來誰是老鄉。騎手孟靈靈記掛著一個阿姨,兩人交流並不多,只是一次掃碼付款時,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慮別人。 孟靈靈知道,有些阿姨能搶,另一些內向害羞,容易受欺負。但忙起來顧不上分辨,就隨便把單給先搶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會幹預。有兩個單的話,一人給一單平息戰火。有時就沒這麼幸運了,只有一單,付完代送費趕緊溜走。拉架可萬萬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兩個月工資都賠不起」。 張玉英是個年過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關節炎,偶爾會得到一些騎手的偏愛,多給一塊錢——因為她拿到一兩單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著「這就送」,往大廈挪幾步,等騎手走了,又回到馬路邊繼續接單。單多了就放地下,攢到實在拿不動了才上樓去送,這是跑樓阿姨的一種常見戰術:送餐耽誤搶單,一趟多送點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騎手覺得兩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給出了第一單,就要等最久,不如給拎著很多餐的阿姨,看起來很快就會出發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鐘,甚至一小時才送,會為騎手招來罰款,一條差評罰50,投訴200,超時被取消罰500。 網路圖片 這是專送騎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們人雖然不在騎手系統中,效率早已被計算進去。 孟靈靈是附近外賣站點的騎手,她當過「單王」,明白跑樓阿姨在系統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點130多個騎手,要送完2500-3000單,系統安排每個人同時送8-12單,多的時候,甚至能派到18單,專送騎手無法拒單。如果自己送,等電梯上樓要十幾二十分鐘,這些時間用來找阿姨,足夠交給她們七八個餐。 單量直接關係到騎手工資,對於外賣站點,數據也同樣重要。在跑樓阿姨的參與下,孟靈靈所在站點,每個騎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單,「所以華強北站點是賺錢的」。騎手人效和投訴率、超時率、準時率一樣,都影響著外賣站點的評級、單量、單價和收益。 把餐交給跑樓阿姨之後,大多數騎手就點了「送達」。72層的樓高和跑樓阿姨的勞動,一起隱入雲端,似乎在系統里消失了。 提前點「送達」是違規行為,但一些騎手是這樣理解這件事的——酒店裡的送餐機器人,把餐交給機器人,輸入房間號,給顧客打電話,然後點送達,「這些阿姨不就是相當於那些送餐機器人嗎?」 為了維護一個好的數據,孟靈靈每天送70-100單。每月送1000單以下,一單掙6.9元;超過1000單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時候,她每晚八九點才吃當天的第一頓飯,餓了就喝脈動,或者買一杯粥吸兩口,她的生活被演算法支配著。 而在演算法管轄之外,依附外賣系統而生的跑樓大媽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們穿梭車流的時候。保安大超負責疏通門口馬路,會勸上幾句:往邊上走兩步,磕了碰了沒有保險。「給面子的真只挪動兩步,70%的時候都不配合,倚老賣老,也不能拿她們怎麼著」,大超說。偶爾也有騙子混進來,騙錢騙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賽格工作的大多數打工人,早已習慣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長的等待時間,顧客的默許,也為這片江湖的生長提供了空間。 我跟著謝明霞送餐的時候,明白了什麼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樣,但到了客戶門口,她會放慢腳步,調整呼吸和音量,輕輕推開門,說句「你好,老闆」。輕輕關門之後立刻加速,飛奔向下一個樓層。 網路圖片 不能朝顧客發火,這是職業素養。哪怕有的顧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離開電腦,襪子和鞋脫了,兩隻腳晃蕩著指揮她們放這兒放那兒。遇到要投訴騎手的,謝明霞會過去說好話:我們才掙幾塊錢,騎手給我兩塊,自己掙四五塊,不用投訴了吧,沒必要。 每一個出問題的單子,都會成為跑樓阿姨熱議的焦點,也牽動她們的情緒。謝明霞送錯了一個單,她回去道歉,客人說已經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沒找到,忍住沒在現場吵架。進了電梯,開始瘋狂輸出:「吃了還不承認……這麼一點勇氣都沒有」「一群男孩子,品質太壞了」。站在她身邊男士神色尷尬,不時瞟一眼樓層顯示屏。 遭遇投訴時,騎手和跑樓阿姨的責任往往難以理清。送錯了,餐灑了,態度差,甚至有抖音視頻拍到兩個代送員打架,把外賣掄起來當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統只能罰到騎手,騎手則只能默默記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給餐。阿姨們就在掙錢和個人聲譽之間極限拉扯。搶不到單子的時候,她們也罵騎手,「狗眼看人低」「沒你這兩塊錢我還活不了了」。 網路圖片 高齡闖入者 作為外來闖入者,混進跑樓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艱難。 賽格大樓1-10層是電子市場,檔口大小不一,兩米就能安放一個,貨物隨老闆心意擺放,一不小心就會走進死胡同。高樓層有近800家公司,寫著門牌號,但有的被裝飾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燈下反光。包含數字4的門牌號,被老闆們發揮創意,改成了6688之類的吉祥號碼。 兼職做騎手之前,31歲的保安大超也做過一周代送員。為了搞清每層樓都是哪家哪戶,他給商鋪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個單,立刻就查出在什麼位置,能少跑很多彎路。 但外來的阿姨不懂這個技術。大大小小的公司門上,經常貼有「非請勿進、中介勿擾、謝絕推銷、不辦信用卡」等標誌,顯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氣質。60歲的張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寶華大廈的單,問了一嘴「是不是A座」,騎手馬上翻臉了,問她是不是沒送過? 張玉英是我在華強北見過的最較真的跑樓阿姨。門牌號寫在外賣袋哪個位置,怎麼寫最醒目,張玉英都有自己的規範。在她的要求下,騎手付代送費時,要把送餐門牌號寫在備註里,方便確認送錯了是誰的責任。 她退休後和丈夫來到深圳,看不懂導航,連坐地鐵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賽格廣場修手機,發現了這個營生。但向同行問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點一點摸索,深夜還在樓里,把沒走過的路都走一遍。 網路圖片 比起找路,更複雜的是同行的套路。張玉英是徐州人,據她觀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靈活,南方阿姨哪怕差著輩分,沖年輕騎手一律喊「靚仔」「小弟」,騎手聽了高興,就會給個單,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換餐,拿23樓的換45樓,她不肯,「45樓有直達電梯,誰都想上45樓,就想占年齡大的便宜。」 有時候騎手停在眼前,同行過來搭話,順勢就站到前面把餐搶走了——原來搭話只是障眼法。剛從她手裡搶了餐,還好意思問一句「姐姐你幾樓?幫我帶一個」。這些常見伎倆,都是她的憤怒點。老伴少言寡語,同行當他透明人一樣直接搶,張玉英見一次氣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較真:「她看見不公道,就想給它扭轉過來,有那個時間,我可能又多接一個對吧?」 最激烈的一次爭搶,張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騎手要給她單,被另一個阿姨掀了箱子搶到手。騎手不肯,對方對張玉英的恨意突然爆發,拳頭密集地落下來,她胳膊被打青了。報警調監控,她非要論出個對錯。耽誤了一下午掙錢時間,對方耗不起了,賠100塊了事。 代送員馮泉目睹了打架過程,伸腿擋住攻擊,才中止了戰鬥。後來張玉英頻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負,他說別再提了,有那時間再賺兩塊錢。 70歲的馮泉滿頭灰發,來深圳已經30年了,是跑樓江湖中為數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見過他跟老外講英語。女兒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來生了病,家裡一直在花錢。他借弟弟的身份證跑了七八年外賣,跑到弟弟也年過55,超齡了。馮泉再想找工作,什麼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區和南山區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個下鋪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個洗手間。跑樓的時候他不爭不搶,每天掙夠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處拍照,拍深圳的公園,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發到朋友圈,會被人瞧不起是手機拍照,算不上攝影。除了吃飯租房,他還想攢點錢,買個二手的70-200鏡頭。 原本他獨來獨往,自從拉過架,很多同行開始找他說話,主動幫他帶餐。馮泉經常出現在人少的傍晚,謝明霞接單多,總是待到很晚才走,兩人就認識了。看他總被搶單,謝明霞想讓一單給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淪落到這兒。沒想到騎手生了氣,誰也不給了。她得出結論:在外面還是不能顧別人,不然自己也沒有了。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電動車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剎車的距離不足半米。個別顧客註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讓顧客下樓自取會被罵,但可以試試付給他們3塊取餐費,有人就同意了。 在賽格廣場,謝明霞已經找到了生存的縫隙。找個隱密的柜子把水壺和雨傘一塞,送餐就能輕裝上陣;夏天悶熱,她知道馬路上有一扇門,既不耽誤接單,還能透過門縫吹空調。 沒單的間隙,手裡的視頻電話隨時都在接通,另一頭是兩個孫子。謝明霞往屏幕前遞雞腿、鴨脖,一歲多的小孫子會伸手來抓,往嘴裡放,謝明霞樂得哈哈笑,他們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見面。下一秒有騎手經過,她又響亮地喊一句:有送嗎?孫子在屏幕另一端大聲回答她:沒有! 網路圖片 賽格廣場樓下還有一群拉貨的女人,了解大廈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關小月是其中一個,已經落腳近20年了。最早她跟著十幾個老鄉到深圳打工,做廠妹,日夜加班,睡覺時間都不夠。那也比在山區老家強,家裡靠餵豬過活,每天要割很多豬草,全村人都在搶,很難割到,太陽一曬,豬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話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馬化騰就是在賽格科技園租下一間辦公室,成立了騰訊。華強北街道的一位書記說,「這塊面積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卻走出了50多位億萬富翁。」 當時賣電子產品的大廈里,最火的就是賽格。關小月在這裡找到了拉貨的工作,沒空休息,有貨就得送,貨梯前總是排著長長的隊。拉貨的女人們見證了跑樓江湖的出現——大約十年前,她們聚在樹下打牌,零星有趕時間的騎手來問,能不能幫忙送餐上樓,每單給三塊錢。玩興正濃的女人不願搭理——拉貨的活兒一趟30塊還干不過來,代送很不划算。 後來騎手們一個傳一個,來問的越來越多,加上拉貨生意日漸不景氣,她們也開始接代送。早期競爭並不激烈,只有拉貨阿姨,一中午輕鬆賺七八十。慢慢開始有外來代送員加入,同樣是跑一中午,只能掙到三四十。 廣東人王紅對外來者是最看不順眼的,寸土不讓,「這裡是我們打下來的」。爭搶中,她跟謝明霞結下樑子:「她才來多久啊?好像這邊是她的地盤,我們去接(單)她還不高興!我說你算老幾?」謝明霞就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不能怪我那樣子的(搶單),都是靠這個吃飯,讓了就等於自己沒收入」。 如今的代送員中,有賽格廣場保潔,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換,直接送餐。有在低樓層賣貨的,傍晚送幾單,掙到買菜錢就回家。有一對夫婦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時做鐘點工,打掃衛生、幫人煮飯,老公送完餐就去飯店幫忙,一直干到凌晨兩點。「兼職做得多,一個月能賺一萬多」,口口相傳的故事裡,主題永遠是掙錢。 「今天好像跟你關係特別好,以後回了老家,誰也不認識誰,有什麼人情啊?」拉貨的女人們當著彼此的面說。疫情之後,她們的生意更加難做,沒多少貨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時間就在貨梯對面的通道等活兒,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網路小說,「我們要淘汰了」,關小月說。 網路圖片 輝煌不復往昔的賽格廣場,如今容納了更多無處可去的人。今年華強北的「鬼市」關了,賣表賣包的攤販搬進賽格,跑樓阿姨們又多了一個營生。她們左手拿外賣,右手還能拿一張宣傳卡片,逢人就問,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單,能拿到一筆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樣子,「阿姨們還是要錢不要命」,保安大超說。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兩個字常常掛在嘴邊。 五月的一天,一個阿姨臨時放在電梯口的外賣離奇消失,大超查監控才破了案。原來一個對手懷恨在心,盯著她的行蹤,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實的就是張玉英。她送的外賣也丟過,拜託大超幫忙查,事情發生在監控盲區,查不到,張玉英主動賠了錢。 她之前在煤礦上做保管員,跟老伴原本有一筆積蓄,兩人退休金加起來每月有7000塊。直到兒子要在深圳買房,他們交了首付,剩的錢也被兒子拿去炒股,還欠了親戚朋友的債。反正付著利息,兒子不著急還,張玉英受不了負債,做代送攢下的,就先還一部分。兩代人因為金錢觀爆發了衝突,老兩口從兒子給租的房子里搬出來,從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個城市,也極少跟兒子聯繫。 他們喜歡在晚上送餐,隨著賽格廣場的燈一盞盞熄滅,競爭對手越來越少,能躲開白天激烈的爭搶。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買打折的食物。張玉英的老伴上午在體檢機構兼職做眼科醫生,下午到華強北跟她匯合。 在老伴原本的計劃里,兩人積蓄夠在南方小城買個房間,再到處旅旅遊。但張玉英堅持多存些錢留給兒子,老伴的旅遊願望只能埋在心裡,「跟她在一塊我都不敢消費,真出去玩她肯定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 謝明霞的大孫子上小學後,她離開了賽格,過去幫忙照顧,老伴還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還打算回賽格掙錢。謝明霞今年52歲,老伴57歲,社保繳費都不夠年限,每月保險要交兩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費,固定支出近五千,怎麼也要堅持幾年,熬到領養老金。 在深圳,她找過做包裝的兼職,老闆沒要。熟人還給過洗碗的活兒,從晚上9點做到凌晨2點,20塊一個小時,聽說其他地方25塊一小時,她也就沒去了。多年攢的積蓄,都用在老家蓋房子。但多數時間,她住在賽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擺一張上下鋪,陽台被改成兩塊,一塊是廚房,一塊是廁所。每天出門前,她會給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緊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會招老鼠。 跑樓的時候,賽格廣場的樓道里一條廣告反覆播放:「我相信努力就會是人生贏家」。為了多掙幾塊代送費,謝明霞就是這樣做的——她在系統中不存在的70層高樓里跑得飛快,和飛奔的城市融為一體。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請拿出正視跳橋跳樓問題的勇氣

日益頻發的跳橋跳樓事件,已不限於一時一地一域。 時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視任何一個與此有關的視頻。 那些決絕而去的生命,曾經和我們一起棲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最終姓甚名誰、因何輕生,都一概不知。 連一個抽象化的數字都沒有,只是作為冷冰冰的符號,被宏大敘事所遮蔽,即刻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那些跳橋跳樓的輕生者,近乎被簡單地視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連跳」,事發地當政者都波瀾不驚,雲淡風輕,諱莫如深。 面對公眾置喙,有地方官員回應稱:這都屬於個人行為。 或許在這些官員看來,要自尋短見,最好找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跳橋跳樓簡直是給本地抹黑、給政府添亂。 基於這種認知的內在邏輯,官方的作為,便只能是機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橋守樓,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為止,未看到一個地方提出,開啟系統性的干預與救助機制,驚人的一致選擇是避而不談。 層出不窮的跳橋跳樓事件,僅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開來考察的特殊事件么? 晚清民國時期,工商業界人士、失業、無業人員出現大量輕生現象。李大釗就此指出:「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自絕便成「解脫之一路「。 李大釗進而指出:「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著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 如今,將連續跳橋跳樓輕生者的群像,置於低迷的經濟場景中,就不難得出一個確切的詮釋。 一系列的極端個案,固然有各自的個體特徵,但也昭示他們遇到了共同的生計難題,誘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至於選擇了同一種慘烈的自我了斷方式。 自盡行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難有醫治的靈丹妙藥。 但當它成為一種集中性、群體性的社會病態時,政府作為政治權威,動用各種資源予以應對,展開救治和救濟,是一個現代政府所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當務之急,是把一個特定社會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裡所發生的跳橋跳樓現象,當做一個整體來考察和對待。 持續改良社會,使得人人更易於生存其中,此乃長期理想,但絕不意味著時下全然無計可施。 跳橋跳樓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一個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預的任務不能歸給任何一個既有的政府部門,然其能從消極的設定出發圖謀預防的設計。 至少應該通過知識分子、社會組織與各級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體的干預與救助機制,讓民眾看到當局拯救困厄者的應有姿態。 能補上的社會短板,補上一點是一點;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個算一個。 畢竟如作家馮驥才說說:「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 如果承認這一點,就請拿出正視跳橋跳樓問題的勇氣,別再諱而不言、虛榮藏短、誇飾逞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上海某保安同志禁止「宣傳」外國詩歌

成為一個口不出惡聲的文明人是我對自己的期望,但這期望似乎無法達成,幾乎每天,都會跳出來一些忍不住想罵的人和事。罵人或許是一個人的本性,但卻違背了我提高自身素質的意願,這是一種讓人無可奈何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記錄在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中,小說中的王二狠狠揍過他親愛的朋友氈巴後,有些後悔,轉而又想到:「但是他實在太可愛了,不能不打。」我引經據典的用意非常明顯,是為本文接下來有可能出現罵人的話提前做鋪墊和辯解:打人和罵人都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行為,實非我的本意。 在烈日曝晒的正能量荒漠上,總會有一些砂礫在能量下爆裂。5月28日,上海有名保安同志就突然爆裂了。是日早晨,他攔下了一位正在公園裡朗讀外國詩歌的青年,質問人家「中國五千年文化沒有詩了?你為什麼不讀呀?啊!你為什麼讀外國的詩呀?」面對突如其來的文化責難,那位青年有點猝不及防,辯稱他拿的詩歌集中「既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保安訓斥道:「我就沒聽到你讀一個中國的,你為什麼中國人不宣傳中國的正能量……大家說中國有沒有詩……你為什麼抱著外國人來宣傳呀?」 網路圖片 在我的想像中,上面的事發生之前,保安躡手躡腳跟在沉迷於詩歌的青年身後,跟蹤了很久,希望得到文化的熏陶,但那位青年沒有朗誦一首諸如「鵝鵝鵝」這樣淺白的句子,這讓保安同志感覺受到了智力上的侮辱,於是勃然大怒……至於「中國詩」,以他說話的水平,量來他也不懂,只是在不願承認智力弱項的情況下隨手撿起來的一頂帽子,意在打倒對方。以我這些年跟人「交流」的經驗,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好比伊斯蘭原教旨社會的石刑,越是在智力上一無是處的人越喜歡以「文化」的名義撿起石頭,然後殘忍地砸向讓他們無法容忍的人。因為,只有在民族和國家的名義下,蠢人才能找到屬於他們的精神歸屬感,藉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人生。 借這個話題說說五千年文化的事。可考證的華夏文明史其實只有3600年,從《詩經》或《楚辭》開始,詩歌的歷史滿打滿算3000年左右,有一些年代不可考的「遠古民歌」,如《擊壤歌》,看其寫作手法,幾乎可斷定出自漢代。我這樣說絲毫沒有否定中國詩歌的意思,事實上我非常喜歡中國的古典詩歌,很多詩歌中都體現出超越國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這一部分也是中國詩歌中最精華的構成。惜乎千載後的今天,這種超越的人文精神反過來被民族主義壓制,甚至成為蠢貨們反人文的武器。 《竹窗隨筆》中有則故事: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廣也。胡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孔子「人遺弓,人得之」是一種的去國家化的人文精神,上海公園的這位保安同志雖然異常執著於中國文化,想必也無法理解。 正因無法理解,保安才會站在國粹的立場上頻頻使用「宣傳」這個詞。眾所周知,在我們這裡宣傳是一個需要戰鬥爭奪的陣地,這意味著只要在爭論中把「宣傳」兩個字抬出來,認知矛盾就會轉化為敵我矛盾。事實上也是這樣,視頻中,朗誦詩歌的青年戰戰兢兢,活像軟弱的敵人,而我們的保安同志則化身為雄赳赳氣昂昂的鬥士,氣焰蒸騰,步步緊逼。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了,但照此敵弱我強的態勢發展下去,那位青年大概率會丟下他的詩集,狼狽逃竄。 宣傳的陣地在哪兒呢?前段時間跟一位舊友通話時,他認為我完全被「西化」了。我不接受他的說法。說句自大的話,在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方面,至少那些認為我被「西化」的人不可能勝過我。在今天,衣食住行等等,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已「西化」,不能「西化」者,唯意識形態與文化而已。其實儒家文化圈「西化」成功的例子不少,在這些例子里,傳統文化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得到更好的保護。反倒是拒絕「西化」的地方,傳統文化屢經意識形態的改造,變得面目全非。是的,傳統文化這一塊就是陣地之一,典型的戰役是許多年來曲解國學的「國學熱」。 我對保安這一職業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但這些年——尤其是疫情後,一些保安的氣質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蠻橫自負,在管控過一段時間別人的人身自由後,如今又來染指別人的閱讀自由了。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當歷史機遇到來時,他們會像疫情期間隨意闖入民宅的大白那樣,隨意地製造文字獄——以他們能搞明白的「文化」為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不器是一種態度

吐槽嘉峪關的選調生,到底犯了多大的罪?

武大研究生,畢業後通過選調生考試上岸,卻沒能留在家鄉蘭州,而是被分配到嘉峪關這個「偏遠戈壁城市」。但很快,她就後悔了。惡劣的環境,不適應的飲食和氣候,無盡的加班和陌生的工作,無不讓她心生懊悔和不甘。 於是,她就在網上發了一篇名為《山花尋海樹,不如就春風》的「小作文」,沒想到卻被官媒痛批。 這篇「小作文」我看了,是我不喜歡的文風。她說他是文學出身,但我要說,我們學文學的人,文風並不都是這樣濫情的。 這應該是一個家境優渥的好學生,從小就被溫柔以待,沒吹過世上的風沙,把世界想像成一個風花雪月的大樂園。 就像有網友說的,一看就溫室花朵,沒吃過苦(當然,人不必非得要吃什麼苦),嚮往自由但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而且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她的牢騷,有點矯情,有點誇飾,帶著點名校生的矜持和傲慢,偶爾還有點口不擇言,用有些官媒的話說就是,乃至於對嘉峪關「惡語相向」。 可就是這一點,加上對選調生的「不尊敬」,就讓她犯了大忌,彷彿她犯了多大的罪。否則,你很難理解為啥有那麼多媒體連篇累牘,不遺餘力地下場批判這個小姑娘。 「極目新聞」說,一個人的「哀嘆」抹不去選調生的奉獻底色。 「紅網」說,不是脫不下「長衫」,只是想舉起「高腳杯」。 「潮新聞客戶端」說,年輕人「既要又要還要」是大忌。 「新京報」說,部分畢業生濃烈的上岸思維該反思了。 …… 網路圖片 尤其是新京報的評論,還上了熱搜,閱讀量上億。 眾多媒體如臨大敵的樣子,讓人很難相信對手只是個剛畢業一年的女生。 當然,這個女生的措辭、姿態和做法,確實不太讓人喜歡得起來,但眾多官媒一起下場批判,還是讓我沒想到。 這是擱以前,媒體們肯定都要尋找個案背後的社會原因了,把矛頭指向更宏大的議題,現在倒好,聯合起來欺負一個小姑娘。 不過也不是不能理解,畢竟,我們這裡,分配到基層的選調生那麼多,武大女生吐槽選調生的「小作文」影響那麼大,弄不好就會蠱惑人心。作為喉舌,媒體不得不執行任務,下場批判。 可就是這招數,用得太噁心了。 之前,畢業生哀嘆「孔乙己竟是我自己」,媒體要年輕人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沒脫下孔乙己的長衫;現在,畢業生吐槽一下選調生,媒體又讓年輕人反思為何要有濃烈的上岸思維了。 人家反思怪都是讓自己反思,我們的媒體卻偏偏愛讓年輕人反思。 能反思啥呢?之所以有濃烈的上岸思維,還不是因為水下和水上的就業環境水深火熱,岸上體制內的鐵飯碗才更加有保障。年輕人早早看透了殘酷的真相,苦海無邊,水頭是岸,有岸就上,省得一不小心給淹死啊。 武大選調生的小作文里,有一個細節是,親戚朋友勸她說,「公務員多好啊!工資高地位高,你一個姑娘家家的找個穩定工作比什麼都重要……」 她一開始聽到這話還會生氣,會反駁,會崩潰,後來她也接受了。她說是因為她累了,可我認為,她肯定也知道親戚朋友說的是對的,她無力反駁。 不否認選調生乃至公務員中有不少人有「奉獻的底色」,但對更多人來說,選調生和公務員,不過是找工作的功利考慮之一,沒有光環,只有利益。 把上岸當做找工作的備選之一,沒有任何問題,不需要反思,該反思的是,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都熱衷於上岸?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那麼多年輕人都想要端個鐵飯碗?是不是我們的整體環境出現了什麼問題? 官媒掌握話語權和思辨能力,不去針砭時代的弊病,卻要求個體去反思自己的行為。怪不得有人說,輿論正在千方百計地把大時代的坍塌,歸咎於小人物的不努力。 他們用生花妙筆,去神聖化一個職業(一個人的「哀嘆」抹不去選調生的奉獻底色),又陰陽怪氣地諷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是脫不下「長衫」,只是想舉起「高腳杯」),又以高高在上爹味十足地教你做人(年輕人「既要又要還要」是大忌)。 目的就只要一個:若不能合法地讓你閉嘴,那就讓你被批倒批臭。 「紅網」說的沒錯,武大選調生不是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只是放不下「小布爾喬亞的高腳杯」。 可那又如何呢?有一點點矯情,有一點點虛榮,還有一點點優越感,這並不崇高,但也不是罪啊。 武大選調生的「小作文」里,充滿著詩歌,這讓我想起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不對,應該是艾瑪。艾瑪嫁給了平庸的鄉村醫生,卻夢想著書本里傳奇式的愛情,甚至兩度偷情,負債纍纍,最後走投無路,服毒自盡。 按理說,這應該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應該被浸豬籠,可是,作者福樓拜完全沒有這麼認為,他不但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且在把艾瑪寫死時,他還失聲痛哭。 因為福樓拜知道,艾瑪是不切實際,是好高騖遠,是毛病纏身,可這就是人啊,她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理想主義的人,她值得被同情被理解,而不是被鞭笞被討伐。 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允許一個人保有對詩意生活的嚮往,我相信也能夠讓一個普通人過上有點詩意的生活。應該允許普通人對自己的工作抱怨幾句,牢騷幾句,即使這份工作是選調生。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容得下幾句充滿傲慢與優越感的抱怨。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魏春亮說

全椒翻車事件:看似信口開河,或是能力退化

最近安徽全椒縣三位官員以「坦誠」或「傻白甜」的接受媒體的採訪,翻車,免職。 我覺得這件事「最有趣」之處,是它透露出全椒縣或許出現了某種「退化」現象。這種退化,或許不只全椒縣獨有,只是別的地方沒有暴露出來而已。 先簡單複述一下這件事兒。 全椒縣一公司倉庫發生火災,消防前來救援,倉庫中的部分物質隨著消防廢水進入附近溝渠。部分河段水體渾濁,黑臭,魚蝦死亡。情況反映到縣水利局,未受到重視,有村民希望進行水質檢測,並向市12345網上反映,生態環境局沒當回事……央視記者聞訊趕到全椒縣採訪。 記者問為啥不進行水質檢測。生態環境局局長竇平一語驚天下,「喝茅台也能喝死人,喝死人以後,需要對茅台做毒性分析嗎,我認為沒有必要。」 記者問水利局為啥沒作為。水利局黨組成員楊俊誠懇地說,「憑我的經驗……可能……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我還有兩個月就要退休了……」 記者問全椒縣生態環境分局辦公室主任楊仁義,滁州市12345關於全椒縣襄河鎮老觀陳村襄河水質發黑髮臭問題的在網上的回復,顯示承辦人叫楊仁義。楊仁義說,「不是我回復的,這我還不太清楚」。 這三位都已經被免職,據說罪名之一是「信口開河」。 回到兩位接受央視採訪這事兒。看了相關的視頻,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三位似乎已經忘記了媒體還有輿論監督功能,他們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經無法面對搞「負面報道」的記者了。 一個縣,仨官員,在面對採訪時全軍覆沒,這很可能是一種嚴重的退化現象——應對媒體能力的退化。 他們已經忘了,曾有一句「保命箴言」叫「防火防盜防記者」。最消極的辦法是乾脆不跟記者打照面,也不會出現如此荒唐狼狽尷尬的採訪場面。 「防火防盜防記者」是多年前紙媒年代流行的一句話。那時候,很多媒體做輿論監督報道,讓一些地方深惡痛絕,於是像防賊一樣防範記者。 當然,很多時候是防不住的,那就要跟記者過招兒。經常過招兒,就鍛煉和提高了應對能力。 我當年曾在一個地級市了解一個有點「負面」的事情,沒想到當地的常務副市長親自出面。他條理清晰侃侃而談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由於他的解釋有理有據,那個報道也沒有呈現出「負面」的味道。後來那位官員好像高升到了常務副省長。 那時候也有毆打記者的情況出現,但總體上媒體與縣市一級的地方政府存在著一種「博弈關係」,再說了,「毆打」也是博弈,不過是太極端罷了。這種關係,鍛鍊出了一些名記者,也鍛煉了基層官員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那時候一個縣裡的局長,面對如今全椒縣這種情況,斷然不會像如今全椒縣這三位官員這樣「傻白甜」。 以全椒縣這三位官員的級別論,「按道理講」是「沒資格」在央視露臉的,竟然在央視記者面前「袒露心扉侃侃而談」,屬實是過於「單純」了。當央視記者的話筒舉到他們面前時,他們像是「小白鼠」——顯得既真誠又可愛,既真實又荒唐。 一個說茅台喝死人不用檢測茅台,一個說我再有倆月就就快退休了。這哪裡是接受輿論監督採訪,這分明是哥們兒之間交心似的私下聊天。他們真的沒把記者當「外人」,他們說的真都是「大實話」,但是大實話往往只適合私下說,而央視那是要對全國人民說的。 這兩位的言論讓我想到一個詞兒:真心話大冒險。 當然,到了他們倆這兒變成了「真心話太冒險」。 他們根本不知道如此「真誠」風險有多大,大到可能導致半生仕途前功盡棄。 在縣城的官場大半輩子,按說都是智商情商非凡的人,都是精於世故的人。他們在某些方面稱了 「傻白甜」,是因為忘了過去輿論戰線的「殘酷環境」。當年那些在全國到處「亂竄」的搞輿論監督的記者沒有了,當年的那些曾經風行的報紙也都已經偃旗息鼓了。時代變了,不需要報紙了,也不那麼需要監督類報道了,甚至也不需要新聞現場了。 比如某地多人跳橋這事兒,放在15年前,早就有記者到當地搞清楚了——到底有沒有人跳橋,有多少人跳橋,跳橋的人是誰,為什麼跳橋。如今沒有這種情況了。最多是有人打個電話問一下當地,然後等著官方通報,或許過些日子就沒人記得這事兒了,連通報也不需要。 沒有了博弈,能力必然會退化。退化的還有記者,有些甚至都不用寫稿了,只需要等通稿,粘貼複製就行了。 按說這樣也挺好的。記者不用風塵僕僕地奔波了,地方上也不用疲於應對了,節約了很多成本。 出人意料的是,央視記者突襲歲月靜好的全椒縣,一頓操作,似降維打擊,搞出了個官場大地震。 最後,想對三位被免職者說:時也,運也,命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濤評論

全椒的幹部,愛說心裡話

突然間,滁州市就站上了風口浪尖。先看新聞…. 近日,由於安徽省滁州市全椒經開區的滁州富信石油助劑有限公司原料倉庫發生火災,部分污染水體外泄,導致滁河部分魚蝦死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事發後,安徽省、滁州市迅速採取措施進行處置,封堵相關污染水體,密切監測水質變化,邀請省內外專家研究制訂修復方案。同時,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全椒縣開展全面調查。目前,全椒縣委主要負責同志已被免職,並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調查。 網路圖片 現在對環保出大事,態度很明確了…所以本身這個事不足以成為新聞,能成為新聞的是央視對當地幾位環保部門官員的採訪,一下把輿論給引爆了… 網路圖片 看笑了,看下面的評論,幾乎全網在譴責他們不重視環保和群眾利益,要對他們進行嚴懲的發言: 網路圖片 然後也有朋友說,說這幾個人咋回事啊,連官腔都不會打了嗎?這尼瑪當著央視說心裡話? 我倒不覺得他們是不會說胡話打官腔,實際上,在事情沒有爆發前,他們的官腔打的還是蠻不錯的。 比如那位說自己快退的委員在收到水體可能污染後就下過結論:河水之所以發黑,可能是蝦田換水,加之船在航道里攪,水質問題不大。 還有那位說不歸我管的,其實之前的責任人就是他。 網路圖片 至於那位拿茅台當比方的…..我聽著居然覺得,貌似有點道理哦。不過茅台喝死人,跟水體被污染導致的人身傷害事故也不是一回事吧。 把兩個不相關的事物聯繫起來,用茅台會喝死人但無需檢測所以水體污染也沒必要檢測,這位同志的邏輯真是要好好學習了。 所以你看,說他們不會打官腔,是不準確的…. 網路圖片 那為啥當著cctv的面,除了那個說不歸我管的外,另外兩都說的那麼真實呢? 我倒覺得,全椒的幹部教育活動還是有成效的。 他們一定知道了,無論打不打官腔,結局都是註定的了。 也就是說,胡扯一通,責任還是推不出去,那還不如索性說實話得了。 只有在明確的知道再怎麼打官腔也沒得用的時候,這幾個官員才吐露了心聲。這不是教育有成效,什麼是? 那些話是不是他們心裡話,我認為是,只有真話才會讓人覺得胡言亂語,避重就輕、冠冕堂皇的話不會。 那麼,下面應該怎麼辦? 我認為應該依法合規的處分他們,根據他們的履職情況和違紀情況進行處分,而不是由於說了覺悟不高的實話或者打了漂亮的官腔,就加重,或者減輕。 同時,也說明了一件事。學習教育固然卓有成效,但還沒徹底完成目標…. 要讓幹部們徹底理解什麼叫「必須和人民群眾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是不是學習教育上還要再上一點強度,任何幹部都不能以工作忙為借口逃避學習和考試任務…. 而且,學習內容不僅包括思想、黨性和紀律學習,也要加強一下邏輯學習才行。 否則這樣張口就來,確實對形象的傷害相當大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鳳羽財經

不讓讀外國詩的保安,和他曾品嘗到的權力滋味

一位上海朋友給我發來那段傳播很廣的視頻,在公園,保安禁止一個人讀外國詩歌,「中國上下五千年文化,為什麼不讀中國詩?」 他希望我能寫一下。「看到這個新聞,比看到100個貪官都難受。」 我能理解他。這樣的上海,肯定讓人傷心。前兩天還看到一個類似的「片段」,在上海,有人和外國朋友一起在電梯里聊天,有人恨恨地看著她,還罵了一句「漢奸」。 這只是一張截圖,我認為未必是真的。或許,即便是真的,也一定是偶發事件。我相信在上海的電梯里,仍然有人可以講外語(儘管我已經好幾年都沒去過上海了)。 這兩個「小事」,都關乎到某種「上海精神的隱憂」。 人們對這樣的事反彈極大,說明很多人還是認可那個「積極與外國交往,融入世界的上海」,而不是一個排外的、狹隘的,甚至「土氣」的上海。 禁止別人讀外國詩的保安,成為某種象徵符號:本土優先,妄自尊大。階層地位很低,所以更願意生活在某種幻覺中。 我覺得他有點可憐。實際上,他有點像年輕時候的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第一次去上海,儘管我那時迷戀外國詩,到上海還是能感覺到自己的老土。我生出一種排斥感,那種精細的、禮貌的、優雅的東西,是多麼討厭——我那時還不懂使用小資這個詞。 幸運的是,我從這種「鄉村至上」的情景中走出來了。昨天傍晚,我和朋友乘坐輪渡,看到了另一個視角的曼哈頓,讓我對這個世界都市有了一種整體印象。 網路圖片 我不由發自內心讚歎,真是偉大的城市。 不過它真正偉大的,還不在於這種都市外貌,而是它的內部肌理:那種日常的、亂糟糟的又充滿活力的東西。 過去幾天,我和朋友一起去曼哈頓的韓國城吃了韓國料理,去中國城吃了粵菜,到法拉盛吃川菜——在紐約,當然還有日本城、印度和尼泊爾社區,人群可以以任何自己喜歡的方式呈現。 有人在時代廣場做街頭採訪,第一個問題是Where are you from,答案真是五花八門。這裡不但很少「紐約人」,甚至也沒有多少地道美國人。當我們說「老紐約」的時候,只不過是多住了幾年而已。 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曾經也成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都市,關於「上海灘」的種種想像,都以此為時代背景。在農業社會,上海毫不起眼,但是在都市時代,它成為中國最偉大的地方。 重要的是外貿,是金融,但是比這些更重要的是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來,都可以在這裡流動、創造,擁有安全感。這就是上海成為上海的原因。 但是,這樣的上海,似乎正在變得模糊。 我知道,很多外國人離開了。幾年前,我去上海的時候,甚至看到有成熟的「日本街區」,有很多日料,現在似乎不合時宜了。日式風情的咖啡館,據說也倒閉了很多。 其實不止是外國人。我有很多「上海故事」。 一個女孩,曾經是金領。封控的時候,她賣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產,改為租房居住。這樣,她就變成隨時可以離開的狀態。 在洛杉磯見到一位讀者朋友,他封控後「走到這裡」。他有著帥氣的造型和文身,此前在上海在證券行業上班。現在,他上午學英語、健身,下午開Uber,獲得了某種新生。 我在上海的一位好友,幾年前的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們在上海某個餐廳,還在討論一個讀書人的「上海共識」,不久前給我發消息,已經帶著自己的藏書去了加拿大。他在上海的卧室床頭,曾經堆著很多書。 這當然也是上海繁榮的標誌:賣掉上海的房子,可以換成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房子,這證明上海已經到了一個高度。但是,一個城市如果有太多「離散」,終究不是什麼好消息。 讓他們擔憂的,並不是那個保安,而是保安代表的那種邏輯:一個人掌握權力,就可以隨意干預他人的生活。過去幾年,有些保安在封控的時候,就品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他們現在還在回味那種快樂。 上海必須證明,保安的那種權力感是一種幻覺。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從封控走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勤勞已經不能致富

「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 「年輕的時候很窮,努力了幾年終於不年輕了。」 「錢雖然沒賺到,但也沒白乾,起碼是累著了。」 「我不再是當年的窮小子,我是今年的窮小子。」 「早出晚歸,財神來敲門我都不在家,我不窮誰窮。」 你可能也聽過這幾句「奧德彪語錄」,奧德彪這位用自行車拉香蕉的非洲小哥,在中國網路上意外爆紅,隨即出現了許多借用他名義的「語錄」——當然,那幾乎可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說的,倒不如說那更像一場降神儀式:太多無名的打工人需要這樣一個神靈附體來說出自己的心裡話。 在這些自我揶揄的黑色幽默背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對一種對傳統工作倫理的反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激勵在現實面前已經失效,努力的結果沒有帶來什麼改善——吃苦就只是吃苦,毫無意義,人們也已不再期待「勤勞」能「致富」。 另幾句「毒雞湯」也隱含著對說教、雞湯的調侃:年輕時的開拓眼界、努力不會帶來什幺正向的結果,就算有結果也不是你原先想像的那樣,宏大的意義在此都被消解掉了。 「趁年輕要多出來走走,以後送外賣才認識路。」 「高中玩三年,那麼將苦30年。高中苦三年,那麼將苦33年。」 「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坐車的就少了。」 「努力不一定被看見,但休息一定會被看見。」 網路圖片 既然勤勞不能致富,那麼上班的規訓也就沒什麼說服力了,延遲滿足更沒有必要,至少當下這一刻你得到的是真實的: 「正義都可以遲到,為什麼上班就不能。」 「先苦不一定後甜,但先甜是真的甜。」 這樣的生活沒什麼樂趣可言,甚至也沒有意義,因為人們明知不會帶來什麼回報,更談不上樂在其中,卻停不下來,只是在日復一日地機械重複這樣的勞作: 「不是單車沒有剎車片,而是生活沒有暫停鍵。」 「我不能踩剎車,因為貧窮會追上我。」 「如果我不會被生活壓彎,那生活就會把我壓彎。」 「安慰別人一套一套,安慰自己總想繩子一套。」 「我並非無路可走,我還有死路一條。」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那甚至談不上是「生活」,也沒有對未來的期許,而只有當下咬牙熬過每一天才是真實可感的。實際上,千百年來中國人的「活著」,正是如此:活著不為什麼,活著只是活著。只不過傳統社會還有血脈延續的永生渴望,而到現在,人們連這一點也都放下了。 不要以為這只是年輕人的幾句自嘲和牢騷,在我看來,這正標示出社會心態的深刻變動。「勤勞致富」原本之所以有那麼強大的魔力,是因為它雖然談不上是契約,但至少是一份有說服力的承諾,然而現在,年輕一代發現,原有的倫理期待已經落空了。 在中國社會,一旦這種倫理期待(諸如「善有善報」)在現實中落空,都會引發嚴重的精神危機,因為當原有的信條失效之後,在新的信條確立之前,就會出現一個真空地帶,很難有什麼能說服人們照常行事了。這就是馬克·吐溫所說的,「讓你陷入困境的,並不是這個世界;真正讓你陷入困境的,是這個世界並非你所想像。」 網路圖片 如果你還以為這只是年輕人吃不起苦、只想躺平,那就錯了,這之所以構成精神危機,恰恰是因為這是新一代從自身處境出發的冷靜思考。當人們意識到吃苦除了讓自己痛苦之外,並未帶來什麼真正回報時,就會質疑那種「吃苦」哲學。這是一種基於反思的哲學轉向。 在現代化進程中,這當然不是第一回出現。19世紀初的法國,正如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所說的,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僅僅勞作並無價值:「如今有什麼東西便宜?什麼都很貴。這世上只有辛苦便宜。世上的辛苦一錢不值!」 反思都是從這種痛苦的質疑開始的,畢竟當人們發現自己原先為之努力的事情並無意義時,是很難不痛苦的。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指出,這或許是一種新的開端: 悲觀主義不是一種行動方案,而且,以其極端的形式來說,它只會導向一種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與犬儒主義相結合,它就提供了一種帶有實踐意義的觀念。 確實如此,當下的「奧德彪語錄」之所以流行,當然是因為它以戲謔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調從根本上來說是犬儒的,乍看起來並未召喚什麼抗爭或行動,即便有也是消極意義上的,然而它仍然為深陷困境中的人們帶來了一種實踐可能:他們至少開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處境。 王朔在《我的千歲寒》中的一段話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這裡:「我們每個人在生活里,無論過得好還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廟堂,或醉卧街頭,忽然懷疑自己,懷疑這眼前的一片繁華,這懷疑就是覺悟的種子。」 覺悟當然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已經不那麼容易受騙了,因為如果你不相信「勤勞致富」的承諾,那麼就很難說服自己相信吃苦是必要的、合理的。既然忍受並不能帶來預想中的成功,那麼為什麼要忍受? 更進一步說,「努力」常常意味著要在自我反省的基礎上自我改善,不斷進步,然而現在這一點也在迅速消逝,因為那個外部成功的功利目標並不取決於自我努力,有時運氣甚至還更重要,那麼只有能真正提供內在激勵的動力才能讓人心甘情願去做。 這誠然是一場精神危機,但變化也都是由危機帶來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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