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取消終身聘任制 引高校「鐵飯碗」破滅疑慮
2026 年 8 月 6 日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当他们赞美“无私母爱”时，做母亲的就要警惕了》，颇有感触。 我在朋友圈里写了几句：“一个社会好不好，我有一个判断标准：看它鼓吹什么。如果动不动一点小事就鼓吹普通人去牺牲，肯定是既得利益者有所图谋需要炮灰，如果鼓吹无私母爱，将之绝对化，肯定是有既得利益者在推卸社会责任（比如福利、教育和医疗）。如果赞美苦难，那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正在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吃苦……” 最让我有感触的是文中的这段话，写得真好：“什么样的母爱才是好的呢？其实就跟所有的爱一样，要带有一定的松弛感。爱对方的时候也知道爱自己，将对方引向光明的时候，自己也活在光明中。当所爱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豁出生命去保护所爱的人，但不会把自我消融于对方之中。给对方空间，也给自己空间。会爱人，也会爱己。” 母爱当然有伟大的一面，但将之神圣化和绝对化，既不合乎事实（毕竟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并不负责任的母亲），也不合乎逻辑。 即使完全“无私”的爱真的存在，对人类而言也未必是好事。真正有生活经验的人应该都明白，不管什么感情，过分浓烈和“无私”，带来的往往是窒息压抑甚至悲剧。所谓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活得太累了。有人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小时候为了父母的期望拼命学习，大学毕业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而寻求稳定工作；学生时代听从父母嘱托压抑自己的感情，但一毕业就为了让父母安心，在催婚声中嫁给一个自己可能并未真正考虑清楚的人；然后就是为孩子而活，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为孩子的学习乃至人生付出全部，直至老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把一切都留给孩子。 这是无数中国人的一生，会带来“无私”的评价和各种自我感动，但它真的不算“好的人生”，甚至连“正常的人生”都算不上。 许多习惯以极端思维衡量一切的人，此时会砸过来一句“难道只顾自己，毫无责任感就对了吗？” 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对一切事物的衡量都是非黑即白的，在他们眼中，人生只有两种：一是为他人而活，为子女付出一切，另一种就是毫无责任感，什么也不管。 他们可能忽视了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正常社会都不是这样的。在正常社会里，绝大多数人不管贫富，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不否认穷困的存在），他们也会养育孩子，尽力为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应对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要求，为孩子未雨绸缪，但这并不耽误他们自己也做一个正常人，在可承受范围内享受正常的人生。 网络图片 “为自己而活”与“责任感”，从来都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但在中国社会，“为自己而活”背后的“自我”或者“个人主义”元素，会被许多人自动认定为贬义，等同于不择手段的“利己”。这种曲解的根子在于中国文化对个人乃至私域的漠视，所以对于私权并不在意。注重集体利益是中国价值观的主流，传统文化始终强调群体意识和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对个人的约束。 对个体的漠视，很容易衍生对个体权利的侵犯。比如中国家庭很常见的逼婚与逼生孩子，都是打着“为你好”的无私旗号。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种逼迫，往往就会被指控为“自私”，听到类似“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不快点结婚生孩子，我死了都不会瞑目的，你怎么这么自私”的控诉，但这显然不是自私，仅仅是对自身权利的捍卫而已。 将“自我意识”曲解为“自私”，实际上是对“自我”这个概念的极度恐惧。这种恐惧是巨大的悲哀，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我”为何物。 所谓自我，是尊重内心选择，不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自给自足，认清自己；所谓自私，则是索取和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缺少独处能力，需要通过他人来满足自己。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有多么大。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能为自己而活，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整个社会丧失边界感。 以读书为例，几乎每个家长都会告诉孩子“学习是为了你自己”，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有多少家庭能真的做到这一点呢？太多家庭在子女的学习中加入了不该有的东西，比如父母的面子，让一代代人反感的“别人家孩子”便是例子。父母的过度期望，或者将自己曾经的遗憾投射于孩子身上，是无数家庭悲剧的来源。至于过分剥夺孩子的快乐，甚至为卷而卷，早已是一种时代病。它固然有社会成因，推着每个人往前走，但“没有问过孩子是否愿意”仍然是家庭常态。 即使成年后，中国人的人生也很难与“自我”“自主”扯上关系。比如找工作，是追求稳定还是要理想，堪称中国家庭的永恒命题。这两年考公热，甚至成为毕业生的首选，看似实现了代际之间的观念统一，但说实话，它更多是年轻人的无奈与老一辈思维惯性的合流，并不意味着观念上的真正统一。 结婚生子更是重灾区，逼婚逼生孩子，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剥夺。中国家庭最常见的“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谁”是典型的道德绑架，但却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草草结婚酿成的悲剧，即使在现实中发生再多次，当事人的父母也不会真的检讨自身。至于生孩子和“必须生个男丁”，往往伴随着“女人就像母鸡，不下蛋就没有用”的陈腐观念。 网络图片 有人会说，父母是无私的，他们根本不要回报。这句话显然过于绝对化，而且，即使是那些真的不要物质回报的父母，也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当父母为了孩子付出一切，完全丧失自我时，带给孩子的巨大压力是无形的。父母越是强调不要任何回报，孩子内心往往就越是压抑，继而会主动选择在各种人生大事上违心进行迎合（这实际上也是许多父母内心期望的“回报”）。 无数中国家庭都有过这样的悲剧：子女一直生活在父母的期望中直至崩溃，但父母又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自己在物质上极其无私，并不要求物质回报，所以觉得孩子不领情。其实，这是因为双方对“回报”的认知并不一样。 中国家庭的“付出”和“回报”往往只注重物质层面，简单来说就是“钱”，对于精神一向缺乏呵护。为什么当下许多面对升学压力的孩子，会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精神崩溃？这种压力并非仅仅来自学校，而在于“我们辛辛苦苦，你要以好成绩回报我们”的潜意识压力。 长期以来，“为他人而活”占据着中国社会的道德高地，但它恰恰阻碍了社会走向文明——连一个为自己负责的正常人都做不到，社会又谈何正常呢？ 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充斥着类似的场面：父母无比节俭，对自己的吃穿用极为苛刻，对孩子则非常舍得。许多人认为这是无私奉献，却忽视了它带来的无数负面影响——过分节俭和自我苛刻其实会传递给下一代，左右他们的观念；孩子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反而失去对爱的感知；过于强调物质上的积累，但精神上的贫瘠才是对孩子最深刻的影响。 最后一点最为重要，许多中国人对养育儿女的理解其实只有一个字——钱。他们认为，只要经济上能支撑，就能让孩子吃好，接受正常教育，以后有好的出路，即使暂时没有出路，家里的积累也能够帮助孩子。 钱固然重要，但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我很久以前就说过，我写作和出书，除了自己喜欢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很多年以后，能有途径感知到父亲曾经的努力和对世界的认知。这是一种精神的传递，是钱无法代替的（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不打算赚钱，极端思维者退下吧）。 一个人不懂得“为自己而活”，正意味着对自我精神层面的忽视。一个忽视精神的人，又能真的给孩子留下什么呢？ 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脆弱的，甚至会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但一个过好自己这一生、同时懂得爱之边界的人，会让孩子感受到真正的爱，也懂得如何去爱、如何面对人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有读者在文章后留言： 网络图片 我搜了一下，网传山西太原五月出现多起跳桥轻生事件。 网络图片 作为一名心理学教师，我能够从同行、家长、学校老师等处了解到各高校网传的自杀事件。像某某高校今年上半年又自杀了多少名大学生之类。 具体到每一例自杀事件，都可以分析自杀者为什么会自杀，厘清驱使他轻生的精神因素（如抑郁症）、情境诱因（如突然失业）、社会经济因素（如房贷压力）、人际因素（如伴侣分手）等等。每一起自杀事件都是特异性的，在没有充分了解和掌握自杀者及身边关系人的充分资讯，都不足以分析厘清其自杀缘由。 以前段时间引发舆论热议的重庆胖猫自杀事件为例。尽管这起事件上了数十次热搜，参与讨论、评论的网民数以千万计，各种言论如汗牛充栋。但是，迄今我没看到任何人、任何渠道披露胖猫自杀的关键相关因素：他是否有精神压力？怎样的精神压力？持续多久？促使他自杀的诱因是什么？自杀前是否有征兆？是否有与他人交流过自杀意图？自杀前他有何异常？…… 似乎数千万热议的围观网民没有人试图真正去了解胖猫为何会自杀，仅仅依据自己的“阴谋论”思维去做推测，要不一边倒归咎于他的伴侣；警方披露调查结果后又一边倒地归咎于他的原生家庭。 能够被曝光，引起舆论关注的自杀事件通常都只是冰山一角。像我所了解到的成都某985高校今年上半年发生的若干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就无法从公开资讯检索到蛛丝马迹。 一般来说，类似大学生自杀数据会通过内部渠道层层上报汇总到教育主管部门。但是，只要上级部门开始重视大学生自杀现象并对各高校提出要求，基层高校很容易就会出现瞒报现象。诸如某大学生在校外宾馆自杀，不纳入学校的统计数字之类。不仅如此，汇总到省一级的自杀数据通常会经过数据调整再提报到中央一级的主管部门，数据调整的尺度、标准、理由均不得而知。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对社会自杀现象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写出《自杀论》的社会学名著。在他研究的自杀影响因素里，特别提到了发生在工业界和商业界的反常自杀。研究结论包括：经济危机出现，自杀人数上升；国家突然昌盛也会导致自杀增加。总之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自杀率就会上升。 网络图片 社会学研究自杀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就有所不同。通常，心理学研究自杀，需要搜集自杀者个体相关的数据，他的人格、精神健康、药物使用、个人史等等，通过他的日记、身边人的访谈来了解其自杀的缘由。 社会心理学则更多地聚焦在情境影响因素，自杀者的家庭环境、伴侣关系、社会经济压力、是否遭受重大生活事件等等，通过调查、访谈来了解促进或诱使其轻生的情境影响。 社会学研究自杀率、自杀者的人口学分布、同比或环比的增长率等等，通过统计分析来了解众多自杀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网络图片 这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的中国2021年中国居民年龄别自杀死亡率数据。 当一个区域，像山西太原，短时间出现多起年轻人自杀事件，背后应该有着不容小觑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那么，要了解到底有何异常，就需要将五月的数据与四月、三月，以至全年月度数据进行环比；与去年五月、前年五月，甚至历年的数据进行同比；还要与邻近区域的其他城市，如省内的大同、晋城；省外的郑州、石家庄等城市进行比较。种种比较中自杀率出现异常的增长，那就值得进一步地调查、分析，了解背后的缘由。 网传的所谓“太原十连跳”有没有可能因为是公开自杀而没有掩盖住才导致被舆论注意到的结果？出现醒目的“十连跳”公开自杀会不会伴随私下自杀数的相应减少？ 网络图片 这是发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15～24岁年轻人自杀死亡数据呈上升趋势。 当有人试图研究却发现难以找到可以参照的基础数据，那么网络上对“山西太原十连跳”的分析、评论都是盲人摸象，很难真正地厘清背后的缘由。当基础数据根本就阙如，那么十四亿中国人恐怕就没有人能知悉背后的缘由。 这才是最令人感到悲凉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5月28日，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白天辉案一审宣判，白天辉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1.08亿元，被判死刑。 3年前白天辉的老领导赖小民也被判了死刑。关于赖小民，有“一年亏1029亿、100多个情妇住同一小区、家里搜出3千公斤现金”这种炫目的数据，但这次我们要记住的是他的贪腐金额是17.88亿。 我查了一下十八大以来一审被判死刑的贪腐官员，有：李建平，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涉案金额高达30亿余元；张中山，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索取、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0.4亿余元，以及赖小民、白天辉。 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总结”，10亿是个生死线，贪腐10亿以上的都被判了死刑。 作为对照，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贪腐9.795亿，在2023年底一审宣判死缓。好险！ 此外，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贪腐7.17亿、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受贿6.46亿、辽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受贿5.4亿，内蒙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敛财4.49亿，等等，3亿、2亿、1亿级别的就很多了，他们判的都是死缓。 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索取或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8亿余元，但其中10.7亿余元系未遂，也就是没收到，也是死缓。 看到这些数据，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原副局长何泽华也许会松一口气，他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43亿余元，在今年3月一审开庭，尚未宣判。而在5月7日，原烟草总局局长凌成兴，由国家监察委调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5月25日，烟草总局又落马了一个副局长徐ying（王莹）。 他俩是否会突破10亿这条生死线呢？我很看好他们。 虽然有4人被判了死刑，但目前被执行的只有赖小民。张中山二审改为死缓，李建平在2023年8月二审开庭，但现在还没看到宣判的消息。白天辉一审刚宣判，还有二审可争取，在公开出来的视频中，他表情轻松。 我是赞同减少死刑的，但既然死刑还存在，对于贪腐特别巨大、影响特别恶劣的贪官，也要有所行动是吧。须知，202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4万元，要有10亿元得2万5000年。 很多落马官员，人民群众以为他们贪了很多，但具体金额是要以法院查明认定为准。比如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盛传几十亿，但法院认定的“只是”千万级别。 许宗衡、刘志军，案发于十八大之前。 对于十八大之前的2002-2012期间的贪腐官员，《瞭望东方周刊》曾做了梳理盘点：11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27人死缓。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污受贿最多，1.98亿元。 许迈永号称“许三多”，房多、钱多、情妇多。但放到现在，他会惭愧地说：前浪不足提！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受贿517.1万元，另有48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也被判了死刑。 王怀忠在2003年被判，许迈永2011年被判，赖小民2021年被判，大致可以以10年为一个阶段，把他们的受贿金额连成一条陡峭的折线：每十年增长10倍，20年增长100倍还有多。 当然以最高点来计算不能体现全貌，严肃的研究要把所有落马官员都统计进去，但相信大家会认同这个单个数据是能体现全貌的。 如果“落马官员”是一家上市公司，其市值增长直追茅台和苹果。 2003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472元，2023年是39200元，增长5倍（不到）；2003年全国平均房价2300元/平，2023年的一个数据是，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6195元/平，增长7倍。2003年末M2货币总量为22.12万亿，2023年末M2货币总量为292.27万亿，增长10倍多一点。 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是，贪腐金额急剧增多，并非是因为通货膨胀。 显然更不是因为监管和反腐力度。众所周知，十八大以后，对贪腐官员的查处，无论级别还是人数，力度都是空前的，各种方法都想了，各种制度都立了，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贪腐金额远超经济发展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重要原因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的配置能力增强了，并且是极大的增强。做个啥事情啥项目都需要找政府、找官员，尤其是一、二把手，有很多泼天的富贵能够轻易地给到某个人，而这个一、二把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那么贪腐金额就屡创新高了。 这就像是吧，猪八戒当了女儿国国王，老鼠掉进了大米仓，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所以反腐需要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同步进行，减少权力对经济的介入。 这是救市，也是救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网络图片 太原、南宁等地出现市民跳桥自杀现象，具体的人数和原因，都还有赖官方公布。 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有视频显示太原的桥上加强了巡逻。还有视频显示一些地方抓紧在桥上安装防护网。 有些措施看上去很荒唐。比如“严禁跳桥，违者罚款1000元”。我更愿意相信是恶搞，哪个自杀者会在乎罚款呢。 还有上面图上的，在防护网装上尖刀，你跳河的话会非常痛。而且保证必死，因为没人敢下去救你。 这些措施的逻辑都是“监控”（巡逻）和“惩罚”，不会解决问题。因为自杀者可能选择当地标志性大楼或者其他地方。 我甚至觉得，“监控”和“惩罚”这样的逻辑可能是跳桥者激增的原因。或者说，一个不宽容的社会，会加重社会上的绝望情绪。 自杀是一个全球现象。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有人自杀。但是这不意味着各地自杀的原因都一样。 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有些人会焦虑、抑郁乃至轻生，这一点中国也开始显现。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些“新的”东西。 疫情对人心理的影响还有待研究。即便是时间很短、封控也有限的美国，上网课和人际交往减少都导致一些人心理危机加重，那么中国呢？ 封控导致的心理危机尚未解除，很多人又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希望感。而我接触的朋友，感受不到希望的大有人在。 如何干预自杀是一门科学。据说有人在“自杀胜地”上涂鸦一句话，“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叫什么？”这可能有点效果。 因为这给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在一个片刻夺走了他的注意力，他开始想一些别的问题，生命也就开始具备意义。 不要到处罚款，也不要亮出尖刀。有威力的人和部门，其实可以试着对“具体的人”好一点。 网络图片 纽约地铁在全世界范围内出了名的糟糕。但是我感觉，它不会加重纽约人的自杀概率，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没有安检，不想买票的时候也可以不买。 昨天在地铁上看到了温馨的一幕。我旁边的一位白人女性看到我在用手机拍照，她也跟着拍了起来。这只狗的主人，感染了很多人。 当时车厢里一共有三只狗。这一只非常安静，因为它的主人正处在幸福之中。第二只在婴儿车中，而第三只在地上，它叫了起开。 车厢里大部分人都笑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治愈的时刻。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的地铁一号线，贡献了很多这样的时刻。 纽约这个城市也是如此。它比东京脏乱差一百倍，比洛杉矶吵闹一百倍。 但是这个城市可能有更多的自由：即便是凌晨，车载音响都可以把声音开到最大，招摇过市；而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大麻的味道足够刺鼻。 对习惯了被照顾和管理的中国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恐怖。但是这样的极端也提醒我，防护栏上的尖刀更为可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不得不承认，“兄弟”这个词特别适合北方语系的人讲出来，江苏宿迁的大强子一说“兄弟”，就有种他老乡项羽的霸气感，这种感觉就像2018年5月16日，刘强东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说的，“京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霸气侧漏，言简意赅，不拖泥带水，没有说“兄弟”的最终解释权归他所有。要是换成潮汕无党派人士马化腾，兄弟二字一出口，你就感觉两肋上要被插两刀，而且不用说也知道，“兄弟”二字的解释权归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所有。 前两天刘强东又重新定义了一下兄弟，“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不想拼没错，但你不是我的兄弟，你是路人，我们不应该共事”，“兄弟”这种关系其实挺脆弱挺危险，既没有血缘，又没有商业合同，全靠江湖道义和个人道德支撑，随时都有被重新定义和增加附加条件的风险，在社会江湖上还好，这个行业讲究的就是个道义，“兄弟”关系相对牢靠，但放在商业江湖里，“兄弟”如衣服，远不如“合伙人”“股东”来的踏实些，我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躺着也是我的，我不拼搏也是我的，不是你赏赐给我的，不是你想剥夺就能剥夺的。 网络图片 在知道刘强东之前，我先知道的是刘华强，以前只觉得孙红雷演技好，现在回头看看，刘华强的台词也写的不错。特别是这句，“我有我的兄弟，我得为他们的生命负责。”作为一个黑社会老大，需要的是兄弟们以命相博，但他没跟兄弟们说，凡是长期收不到保护费的，业绩不好的，从来不拼命的，不是我的兄弟。反而要对兄弟们的生命负责。他公开对兄弟们讲的是“在爱情和道义之间，我选择的是道义。”而不是一口道义一口奶茶。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说的是“兄弟，要走一起走！”他深明大义，处处为兄弟着想却从没想过让兄弟们感恩戴德，“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我那些朋友也都是靠我吃饭的。”在他眼里，兄弟也是朋友，靠他吃饭，天经地义，而不是说，“不想拼没错，但你不是我的兄弟，你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是你既不是我朋友，也不是我兄弟”，左一个兄弟右一个兄弟，说来说去全是利益。 在商场上谈利益当然没错，利益也应该放在首位，否则很难持续下去，但大家组建的是商业公司，不是兄弟会，那就应该在商言商，现代化商业公司该做好的事情做好，该签署的协议就签，别一张嘴就是兄弟，喷出的却是利益的味道，况且现在的“兄弟”还是重新定义过的，未来还会被随时定义。大强子的这番“兄弟”论，背景应该是今年第一季度，拼多多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46%，高达280亿元，而京东是71亿，仅有其1/4，他感受到了压力，从长远来看是活下去的压力，所以才有了一系列新的举措，这些措施当然是没问题的，只是情感方面的表达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他来讲了，他应该把余华请来，做个读书分享会，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兄弟》，一本是《活着》。 作为大哥，刘华强心里一直装着兄弟，刚跟两个兄弟见面就送钱，这点很像一千年以前的一位大哥，及时雨宋江，一见兄弟就给钱。不仅仅是大哥，作为大国，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我们也是经常给非洲兄弟送钱，那么大强子，作为一个大老板，是不是也应该像大哥和大国学习呢。况且，你现在已经是事业巅峰期了，不要老是一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样子，不要总想着“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凄凉景象，现在可以让兄弟们跟着吃了，而不是想当初那会儿，都是跟着你吃苦和吃亏。 在《水浒传》中，哥哥这个词出现的频次很高，基本都用在了宋江身上，这跟他的为人处事有关，但不仅仅是因为一见面就送银子，而是他的心里真的装着兄弟，哪怕是洞房花烛夜。话说宋江经不住刘婆的纠缠，娶了阎婆惜当外宅，但成亲当晚，宋江借口说自己和一个兄弟有约，想走。阎婆惜拦住宋江，说新婚之夜宋江走了她怎么做人，并对宋江说，“今晚就请押司把婆惜当成是那位兄弟。”……兄弟之情，可见一斑。 兄弟是可以一起打江山的，但一起坐江山很难，哪怕是亲兄弟，比如玄武门之变，比如烛影斧声，比如九子夺嫡，大家都想把那个“最终解释权”抢到手，否则前面说的再好听，一解释就完蛋了。哪怕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贵为天王，上面还有个天父，天父本来应该是个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存在，不会影响天王的一人独大，却偏偏出来个东王杨秀清，声称自己能请天父下凡，而且还降临到他的身体上，借他的口发号施令，如此一来，天王的“最终解释权”就落在了东王身上，借着这个最终解释权，东王鞭打过天王，东王借天父口气对洪秀全说：“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这么大功劳，为什么只称九千岁呢？”洪秀全只能回答：“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洪秀全当初也没想到，这个曾经蛊惑人心拉拢队伍的做法，到了最后竟然成为别人打压操控自己的政治工具。 兔死狗烹，韭尽镰藏，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常见的现象。打天下时，兄弟之间相互信任，休戚与共，坐天下时，兄弟关系成了君臣关系，手握重兵的功臣以及知根知底的前兄弟，对新王和新王朝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双方互帮互助协同合作的关系，变成了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比如朱元璋，对一起打天下的兄弟痛下杀手。商场不是战场，没有那么血腥，所以大强子也特意强调，不是兄弟也不是敌人，是路人，但却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的味道。相比之下，还是马老师更胜一筹，作为一个吴语语系的人，用上了武侠江湖的花名，“兄弟”二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相当自然，而且兄弟们在江湖上行走，都自成一派又统属武林盟主，刚柔相济收放自如。而如日中天的拼多多，像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经济下行之日，是他们风生水起之时，对上等对手，有降龙十八掌，对下等对手，有打狗棒法，纵横江湖，一时无两。 最可怜的就是已经被逐出江湖的贾跃亭了，一个人独身在美国，望着彼岸绿油油的韭菜而镰长莫及，虽然开始做短视频了，妄图通过互联网来延伸镰刀的长度，但是韭菜们已经不买帐了。看着视频里他孤独落寞的模样，一个兄弟也没有，其实这也是一种人设，他应该打造自己刺客信条的人设，“当其他人都盲目追寻真理的时候，记住，万物皆虚。当其他人的思想都被法律与道德所束缚的时候，记住，万事皆允。我们躬耕于黑暗，服侍于光明。我们是刺客，我们下周回国。” 真兄弟，是团队，不是团伙。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最近出了个挺搞笑的事情，北京昌平区的李自成雕像，被迁回了李自成的老家陕西米脂县。 目前原因还不怎么明朗，有说是出于城建规划需要，也有说是跟陕西那边的景区商量好的，但感觉都不太有说服力。我倒是听说，目前昌平部分地区的房价，已经跌回了9年前… 当然，在北京城立个土匪头子的雕像，我觉得确实也不太合适吧？ 因为这东西象征性太强，很容易引发联想。人们一看到李自成像，脑海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浮想联翩起来。它就像是公开宣读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一样，这不，也给删掉了。 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立这个雕像，但客观来说，它确实也有进步的一面。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清朝时期要有人胆敢在京城立个李自成像，你说得多少人要掉脑袋？哪怕只是举手提个意见，也得诛九族吧？ 所以，从社会的包容度来说，我认为在京城给反贼立雕像，是时代的进步。而且抛开李自成的特殊身份，这个雕像也存在其它一些警世意义，它至少告诉世人，苛政猛于虎。 现在人们说起李自成，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一个基层公务员被炒鱿鱼从而引发世纪惨案的段子。其实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掩人耳目的，也并非事实。 李确实是驿站的一名驿卒，但他被优化之后，并没有落草为寇，而是跑边地当兵去了。如果说驿卒算正儿八经的公务员，那么就相当于从政界跨越到了军界，依然算体制内的人。 但是李自成这铁饭碗终究是端不稳，原本朝廷是要他们北上抗清的，结果半路上军官就开始克扣军饷。从而引发了兵变，大家一起哄，把参将和县官都给杀了。如此，李自成的体制梦彻底破灭，参加农民起义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驿站优化并非偶然，而是明朝系统性的腐败，在末期彻底溃烂爆发了出来。朝廷财政吃紧，连驿卒都养不起。军界腐败，肆意克扣军饷。然后当时陕西刚好爆发了饥荒，结果地方官员还照常征税，逼得农民揭竿而起。 当时李自成不过二十出头，一个刚刚成家急需立业的年纪。但是他已经无路可走，小小驿卒当不成，当个兵还被欠军饷。退一万步做个农民吧，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被官府催粮。这是大时代的坍塌，而不是一次偶然的裁员，负气之下出了个惊世反贼。 很多人骂明朝多昏君，包括崇祯，看似勤政，结果却越作越死，成了时代的加速师。其实昏君也只是一个幌子，清朝皇族家教算是成功的，几乎没出过一个昏君，最后也照样弄得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 这是王朝的一种宿命，之前我曾用《黑客帝国》的设定来诠释过这种宿命。人工智能Matrix统治了世界，它几乎无所不能，具备可以利用人类身体获得源源不断能量的技术，又聪明到可以控制每个人的思想，让他们分不清现实与幻境，并且强大到随时可以钻入地下几英里的锡安，将觉醒的人类进行清零。 但是它却无法克服自身的一个小小BUG，就是杀毒软件（史密斯）的变异，突变为病毒反噬系统本身，直至崩溃。 网络图片 明朝末年就是这个情况，不是李自成揭竿而起毁掉了大明江山，而是朱家人已经无法清理他的那套杀毒软件。只能眼看着自己亲手安装的杀毒软件，一步步掏空国本，又一步步榨干民汁。到了连军饷都被克扣，灾民都要搜刮，几近死机瘫痪的地步。 而崇祯唯一能做的，就是打打老虎，却拍不了苍蝇。杀了魏忠贤，杀了袁崇焕，不仅对底层的民生无济于事，同时还破坏了精英阶层的派系平衡，弄得系统更不稳定。 当然，不是崇祯不想拍苍蝇，而是他无能为力，这是家天下模式的宿命。当一个国家被单个家族掌控的时候，那么他就成了孤家寡人。外人无非就是得利者与失利者的区别，如果得利者不能得利，那么他们与失利者就同处一个阶级。所以腐败就不能避免，当腐败到达一定的程度，那么得利者就成了系统最大的杀手。 在《黑客帝国》里，Matrix弄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设计出一个“救世主”程序出来。允许一部分电池皿里的人类觉醒，然后让他们与杀毒软件相互内耗，相当于作为基础腐败的一种净化机制。 如果杀毒软件失败，那么他们就手动灭掉觉醒的那部分人类。如果觉醒的人类失败，那么就重新推出一个救世主。如此反复循环，让系统维持一个足够健康的环境，得以继续运行下去。 当然，这也并非根治“黑客帝国难题”，而是将他往后延缓。然后，它也只是电影的一种桥段，现实社会中的王朝宿命，是无解的。不过“救世主”这个程序的设定，它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西方社会从黑暗走向文明，本质上就是救世主程序战胜系统的这么一个过程。 再看李自成，其实就是与之相对应的这么一个程序。“闯王来了不纳粮”嘛，还编成歌谣让小孩子去传唱。它也披着救世的外衣，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李自成跟朱元璋，以及刘邦这些没什么区别，他只是打着救世的名义，试图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宰者而已。 李自成在揭竿之前，杀过债主，然后因为妻子出轨，也被他杀了，后来又杀了上司，才走投无路最终成了反贼。这也是中国输给西方的原因，因为当他们开始产生救世的理想主义，要创建一个公平公正，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中国人却满脑子都是成王败寇，取而代之的野蛮思维。 当然，现在李自成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们离自由平等的社会，还有多远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阿喀琉斯与龟
01 我之前说过：刘强东相比同行，单从做兄弟这块来说，是没话说的。 比如给基层员工发五险一金，养了很多对手“优化”掉的底层打工人。 比如在上海的那段特殊时期，开仓放粮，搞得一些国字供应商灰头土脸。 比如给高管股份，乃至纵容当初打天下的兄弟掏空企业，这和明朝朱元璋对着开国34功臣嘎嘎乱杀大相径庭。 但他错就错在老是把“兄弟”挂嘴上，老是说什么： “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网络图片 以至于兄弟们对哥哥的期待太高，总觉得东哥真是那种“看女人会脸盲”，看兄弟如手足”的奇男子。 但历史总是相似的。 面临强敌拼多多压力，东哥还是说出了那句： “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正如当年给东京做押司的宋公明哥哥，创业成功之后，果断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并告诫诸位弟兄： 凡是不忠于朝廷的，不是我兄弟。 网络图片 至此，一些兄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兄弟们当真不是“哥哥的衣服“，而是“老板的官服”，进而大失所望。 慈不掌兵，义不管财，无情最是帝王家。 当年诸葛亮面对刘备托孤，说儿子不行，兄弟你可自取的话，那是吓得赶紧跪地，一边磕破头，一边表忠心，不敢僭越雷池一步。 所以做大事的人，不要总是把“兄弟”挂在嘴上，懂事的兄弟听了，会有压力。 不懂事的兄弟听了，搞不好会学东王杨秀清，在“天王”去美国享福的时候，在公司来他一手“天父”下凡，把公司搞乱搞垮，搞成“20块钱就能代打卡”。 最后天王说要清理兄弟的时候，底下的兄弟们都搞不清他究竟想清理谁。 以至于军心涣散，虎将出走，一个个都没了安全感，集团也会因此走向下坡路。 网络图片 02 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在发展经济这件事上，我们是有一个好兄弟的。 这个兄弟，叫民营资本。 中国富起来的生活，几乎是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步的。 一直以来，民营资本都是市场预期的风向标，也是培育创新产业的核心力量。 比如这些年中国经济的一些新业态，如网约车、外卖、生鲜到家等，都是民营企业在推动。 实践证明，计划下的产业发展，永远滞后于市场。 比如20世纪的苏联，本来在军工、航天领域和美国旗鼓相当，但因为市场开放有限，没有新需求，缺乏新动力。 导致电子产品、民用品领域发展停滞不前，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在用几十年前的民用车，以至于最后民不聊生。 网络图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认为： 科技创新的动力，不是靠政府主导，而要靠市场驱动。 马斯克做火箭的时候，没有一个学者告诉他，他能成做这个事情。 中国的学者更会认为，这要靠举国之力，要发挥体制优势，你自己搞肯定不行。 但是，马斯克就是做成了。 为什么中国做软件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有企业？ 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敢闯敢试，敢于创新。 包括现在的数字大模型，无论是美国的ChatGPT，还是中国的文心一言、通义千问，都是民营企业先做出来的。 网络图片 可以说没有以马云、马化腾、柳传志、雷军、宗庆后、李书福、王传福、雷军等企业家冲在前面，为发展的困境破冰，就不会有中国惊人的发展成就。 而如果把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比作一次创业历程。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兄弟，比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功劳更大。 03 不过，前几年却兴起了一阵风气，不断去污名资本，污名“资本家”。 一些曲意逢迎，又没有多少见识的所谓“爱国博主”，制造舆论恐慌，不断打压民营经济信心。 招摇过市，又嚣张跋扈。 很大程度上煽动了群众对民营企业的抵触情绪，觉得自己的日子没过好，都是黑心民营资本。 但时间和现实让人们发现，民营企业不仅不是罪魁祸首，甚至还是重要的经济带动力量。 比如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科技企业独角兽的数量，已经有了超越美国之势。 网络图片 而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发布的《平台企业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研究报告》来看： 以腾讯、百度为代表民营科技企业，正在专利规模、质量和技术领域上，实现了对国际企业的快速追赶。 尤其是在原创性方面的研究，腾讯每年投入了600亿研究经费，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的一年40亿。 拿数据来说，目前高校的发明专利产出比不到4%，科研所是十几个点，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做的研究转化非常有限。 但大型民营企业却成为了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核心点，产出比高达80%以上。 网络图片 这是因为企业知道数据，知道市场需求，知道应用场景，同时能快速大规模地投入。 当然，要想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的支持。 换句话说，我们对待民营资本，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 不是那种可以随时“重新定义”的兄弟，而是歃血为盟的兄弟。 而且“兄弟”的最终解释权，得刻在石头上，记在法律里。 网络图片 最近，制度层提到了一个词，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怎么让资本有耐心？ 首先要有制度上的恒心。 什么是制度的恒心？就是各类政策要有确定性。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给予市场主体足够的宽容和试错空间。 千言万语，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鼓励壮大民营资本，鼓励企业家精神，把市场还给市场。 让他们感受到阳光，呼吸到氧气。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因为年轻网络暴民，他们不仅不相信民间的批评，也不相信权威——这恰好就是暴民的特质，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到底，他们只相信一种集体的狂热情绪。 最近看到有家长吐槽：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让孩子学会理性思考和清醒独立固然很好，但孩子在当下的极端舆论风气中注定会孤独；如果让孩子随大流去跟风那些极端思潮，作为家长又实在受不了。 我想，这一定是一位80后的家长。 80后可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具有理性、中立思维方式的一代人，95前也还算尚可。但是从95后开始，尤其是在00后迅速成长的近七八年，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端风气。 一代人，都几乎成了网络暴民。尽管在我的后台讨论中也有少数理性的青年。 在追星方面，他们开始大搞饭圈。上次TFBOYS在西安举行演唱会，这个组合三个成员内部各自的粉丝，用各种各样极端而奇葩的方式，甚至大打出手去攻击“对手”。 网络图片 面对那样的场景我是感到错愕的，然而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又绝不能用一句“搞不懂年轻人”就搪塞过去。 因为那不是年轻人的特质，那是分明就是暴民的特质：他们靠着某种共同的情绪集结成群，疯狂追逐目标的同时排除一切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爱好，一旦二者发生冲突，他们就会采用各种极端和毫无下限的手段，去破坏对方。 无底线——这就是他们的特征。为了打击对手，他们在法律允许的红线内，会采取所有能让你崩溃的措施。 我也遇到过“年轻网络暴民”，只是因为负面评价他们喜欢的一部电影，就被用我此生见过的最恶毒的诅咒攻击。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攻击的“话术”只不过是他们的日常罢了，他们会用那种语言攻击一切“对手”，目的就是让你心理崩溃。 如果法律没有起到作用的话，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做出什么样极端的事情。 最近，“美国登月造假”又成了年轻网络暴民的热点。为此中科协、《解放日报》、中国探月领域的核心专家欧阳自远院士，都纷纷出来辟谣。 但令人惊讶的是，一向相信国家说啥都对的网络暴民，这时候连这些官方辟谣都不信了，上述协会、媒体和专家，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网友“围攻”和讽刺，认为他们屁股也是歪的。 上述辟谣中头最铁的要属《解放日报》，因为他们顺带把“西方伪史论”也批了一下，这可不得了，就像一块石头砸进了粪坑，威力十足。 B站，本应是中国年轻人最讲究创意、最能展现才华的平台，现在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造极端民粹言论的互联网粪坑之一。 网络图片 B站严格审核下，至少脏话不多，但在一些体育和娱乐的平台，不同“饭圈”之间的疯狂互相攻击更是常态，语言之恶毒常常都是不堪入目。 作为一个80后，我只能说：“后生可畏。” 究其原因，80后的成长历程，接受的东西更为多元化：80后从小看的动画片是来自全世界的，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艺术家们制作的最精品的动画片，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舒克和贝塔》之类优秀的动画。 这些动画片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其实也是多元的，中外兼容并包。 在阅读和教育方面，80后经历的也是最开放和多元化的。尽管现在各种信息资源更加丰富，但信息的价值观却在趋向统一化，带来的思考也缺乏多维度，往往就是非黑即白。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主流舆论的引导。80后所习惯的主流舆论氛围，是百家争鸣。那时候许多重大新闻事件，都有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多角度报道，作为普通人也可以尽情讨论，禁区和红线很少。 然而现在，基本上只趋向于存在一种声音，稍有批评就会被主流舆论扣上“公知”之类的帽子。 主流舆论扣了帽子，年轻的网民们看到便会效仿，群起而攻之，这就是现在批评者大都噤声的原因。对批评者来说最恐惧的未必是审查和屏蔽，而是来自大众的围攻和网暴。 “模仿效应”就是如此，因为年轻人价值观尚未定型，很多行为其实是有模仿成分的。 对80后来说主流舆论氛围是多元化、可以容纳批评的，于是80后们就模仿成了多元化的样子——这是好的模仿，因为它带来了社会的改良和进步。 就像当年的“天涯”之类论坛，其流量甚至比现在B站之类还要大。但在那里遇到存在重大分歧的话题，很少有恶毒的人身攻击，而是经常见到关于问题本身深刻的探讨。 这也是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影响至今的“天涯神帖”。 在那时候的论坛，一件事情的正、反面都会有人去说，而且是带着思考和数据去说，这样网友们便会看到不同的声音，就避免了只迷信其中一种。 越是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大众的攻击性就越是会减弱——因为只要说开了，其实反而没事。 反之，越是高压，人们就越是喜欢按照某种特定的立场、观念来表达，而不是探讨那个事情本身。就比如先预设但凡说美国登月是真的，那就是美国和西方的走狗，无论你再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了。 这时候，狂热的情绪让他们失去了一切理性。 然而诡异之处在于，即便是他们以往最信任的国家媒体、国家机构出来讲，他们依然不会相信，就像这次登月是真是假的话题。这是为什么？ 因为年轻网络暴民，他们不仅不相信民间的批评，也不相信权威——这恰好就是暴民的特质，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到底，他们只相信一种集体的狂热情绪。 所以，舆论氛围的宽松和多元，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极其重要。就像树苗所成长的土壤如果只有单一的营养元素，树苗可能会越长越歪。 我不敢想象，一代人中有这么大的部分都成了网络暴民，等到这代人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将会做些什么。 我只能宁可强迫自己选择相信，一切还是会慢慢变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上周某家权威媒体报道一件事，湖北某县村民在申请低保通不过，才发现自己名下有营业执照，显然这不是她注册的，而这并非个例。在这个村，有134位村民被人“热心”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执照。 村民们发出疑问，到底是谁用我们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这些空壳执照？ 后面查明了是镇工商所注册员通过镇政府工作人员获取部分村民信息，违规办理的。 再深究一下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是为了完成市场主体增量指标任务。 文章里面提到，这个镇现任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拿到的市场主体增量指标任务是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县工商局）下达。 2023年，他在上级单位开会时，接到表格形式的任务指标，数量是420个左右。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年为这个事都搞得头痛，排名、通报、点名批评！他和一些基层一线人员已经“要被逼疯了”。 市场主体，通俗点讲就是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有5万员工的集团公司和有5人员工的小公司都是市场主体，哪怕开个店铺卖包子也是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市场主体越多，说明这个地方经济活跃程度高。市场主体多，就会有营收，自然带动地方税收。 所以很多省份都会下发开展市场主体增量行动的方案，从省、市区，到县、镇，指标逐级向下安排，各级按照方案指标完成任务。 当然最终任务是摊派到社区、村支书们，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四处“拉人头”，找亲朋好友完成登记注册，自己的名下挂了几十个经营主体。 这是不是形式主义？ 肯定是。这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把市场主体培育发展简单理解为注册即培育，仅仅是为了完成冲量任务。 注册后的经营主体空挂着，没有实质性经营活动，对经济没有任何贡献，反而会抬高“水位”，让基层每年拼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度一年比一年高。 从市场主体增量到政务新闻宣传、法院的庭前调解等等，体制内很多工作都要下任务，下指标。 应该说这些任务和指标出现之初的目的是好的，让基层工作目标明确，无疑是推动工作开展的主要的、重要的方式，能够让基层工作有的放矢，为基层找到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但后面一些领导和单位为了自己的政绩，不切实际地提出任务和指标，把任务一股脑儿地扔到基层，只图自己干净利索，不顾基层承担能力，消化情况。 有时为了体现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甚至反复给下级发通知、提要求，还动辄排名通报，把压力传给下面，极大地挫伤干部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以至于基层干部们用形式主义来抵抗这种官僚主义。 难道一个地方治安稳不稳定，是靠群众扫码评价维护的？一个APP必须要强制下载打卡，不看干部们自身需要吗？群众不接受庭前调解，法院非要缠着调解，这到底是是维护群众的权益还是损害公平公正？ 如果下任务的人继续“想当然”，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然后大笔一挥做下任务分解就摊派给基层，换来的肯定是基层的抱怨、注水的政绩和群众的差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生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