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匯

當時，中國還處於中共長期的宣傳和管控之下，社會主義還被認為是中國發展的方向，共產黨的權威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將中國的問題歸結為共產黨政策的左右之爭。根本不敢觸動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雖然思想解放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在守舊勢力的強大壓力之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不能深入討論下去，只能淺嘗輒止，草草收場，對文革悲劇的制度和思想根源並不能深入探討。 作為體制內的改革派，黨的政策的的制定者和參與者，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認識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性，不可能認識到極權主義與中國人民的利益的根本衝突，更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他們認識和分析問題所依據的思想武器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就使他們時時陷入了理論的誤區和思想的困境。作為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看到專制的危害又必須自覺的維護這種制度，認識到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危害但又必須維護新的鄧小平的權威。改革政治體制不敢觸動黨的領導，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理論上的困境決定了他們行動上的軟弱性，當談到極左路線的危害時，他們慷慨激昂，態度似乎很堅決，但一旦接觸到黨的領導和社會制度問題的實質，他們就不知如何是好，常常猶豫不決，模稜兩可，左右為難，始終缺乏改革家所應有的決絕和勇氣。 而黨內頑固派大不一樣，鄧小平，陳雲等人都曾經是黨內高層核心人物。雖然他們曾受到毛澤東的排擠，但他們都是體制內的重要人物，也是毛澤東高超的統治藝術的忠實粉絲，他們深諳暴力和專制對他們政權的重要性，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們的命脈所在。鄧小平曾是毛澤東的內定的接班人選之一，他的基本思想和毛澤東差別並不大，在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這點上和毛澤東是完全一致的。在文革中兩次被毛澤東打倒，為他贏得了部分民心，也成了他以後的政治資本。他曾提出過政治體制改革的口號，但這只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他需要向世人展示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和改革者的形象，以此來擊敗他的政治對手。通過反對兩個凡是，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和對越戰爭等一系列政治和軍事的手段，輕易的從華國鋒手中奪過最高權力。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的改革就是糾正左傾錯誤，解決經濟困境的權宜之計，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更加強化共產黨的領導。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評價毛澤東，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討體制中的弊端，探討改革問題，但是他絕對不允許你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共產黨所建立的這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因為，他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一生，與這個黨，與這個制度血肉相連，與這個制度的許多弊端都密切相關，否定了黨的領導，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否定了他們的一生，否定了他們為之終身奮鬥的事業。在他們心中，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國無論怎麼發展都絕對不能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更不能將中國發展為資本主義。多黨制，三權分立是他們絕對不能接受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鄧小平就定下了四項基本原則，將改革開放限定在一黨專政的框架之內。 儘管毛澤東的極端做法遭到了破產，但毛澤東這面旗幟他們是不能丟的，否則他們就會陷入信仰崩潰之中。鄧小平用他慣用的手法，提出全面準確的理解毛澤東思想，巧妙的掩蓋了毛澤東的錯誤，而使共產黨的思想信仰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延續。中國重新回到了毛澤東式的治理模式。 共產黨的專制性質決定了以領袖為中心的個人專斷的必然性，鄧小平在打敗了華國鋒等文革幹部派以後，重新確立了以他為中心的領導核心，以他黨政軍的資歷毫無懸念的成為了黨的領袖，壟斷了一切話語權。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的權力牽制局面到此終結，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戛然而止。 共產黨對專制理論早有研究，幾十年的統治經驗並秉承中國豐厚的專制傳統，深知意識形態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深知：如果讓當時熱門的真理標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等理論問題深入討論下去，就一定會暴露出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荒謬性，從而危及他們的統治，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的開始攻擊這些異端思想的苗頭，用一切嚴厲的手段打擊黨內的開明派，終止了異化問題的討論，開展了對「苦戀」等的文藝作品的批評，開展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思想解放設置了重重禁區。 但禁錮的閘門一旦被打開，思想就會沿著他固有的邏輯前行。共產黨可以在黨內通過組織原則控制思想，任意編造所謂的社會主義理論，扼殺黨內的先進思想，但無法擋住真理的光芒。當時的中國，思想解放已成燎原之勢，大躍進，文革給中國造成的災難是如此深重，思想的邏輯很容易追溯到災難的元兇。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民國時代，無數民主鬥士和思想先驅已為民主自由在中國傳播作了鋪墊，即使在三十多年的中共的暴政也未能將其撲滅。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中國仍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火光在閃現。1977年，北京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與法制。這讓中國人在經受長期的封閉的毛式理論洗腦教育後，又聽到了那心中嚮往已久而一直被嚴厲禁止的聲音。魏京生的五個現代化以中國人民熟悉的政治和經濟的明顯的邏輯關係，有力的嘲諷了中共的四個現代化的的虛偽性，在人們心中引起了經久的反響。 儘管中國真正具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幾乎被消滅殆盡，但文革後很多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逐步轉變成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開始深層次的探討中國問題，儘管他們都只能小心翼翼的，曲折婉轉的提出他們的思想，但其思想深處，都無法迴避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的問題。社會的實踐也不斷的引起人們的深思，為什麼生產的發展總是與黨的領導發生衝突？凡是經濟發展快，生產恢復快的地方，大都是一些黨的領導比較鬆弛的地區，一旦被領導重視，生機立即消失。人們懷疑社會主義制度，懷疑黨的領導，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是很自然的事。對於文革的災難和中國社會的弊病，人們已經不滿足於共產黨政策的左右之爭的解釋。 隨著經濟的好轉，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大量具有濃厚啟蒙思想的書籍和刊物出版發行，西方主流文明思想開始在各地高校中傳播開來 。對外開放的政策增加了與外國的交往，國外的新聞不斷傳來，中國公眾大量接觸到了曾經被認為是異己的，不可想像的文化和政治觀念，中國人眼前展現出了關於現代社會的全新景觀。人權。民主，自由選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等思想深深打動了中國人的心坎。 中國的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衝擊社會的方方面面，社會欣欣向榮，思想走向開放，民主自由的空氣瀰漫。但另一方面，當權者已從文革後的經濟被動的局面走出，腰桿硬了，黨的領導也在加強，保守的勢力從新抬頭，再次高唱著「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新舊勢力都在不斷前滋暗漲，思想矛盾被不斷激化，衝突勢所必然。 當權力重新被壟斷，必然導致政治上走向反動，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停滯，黨內的腐敗也迅速蔓延。在高層的縱然下，權貴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肆意奪取財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官倒現象，官僚權貴集團迅速壯大，引發了新的社會動蕩和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 青年學生是改革開放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深受現代個人主義價值觀影響，他們為社會取得的進步而歡欣鼓舞，也願意為社會改革作出自己的努力，他們渴望一個更加自由的世界並準備為之奮鬥。他們被熱情所驅，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努力追求公平和正義。社會存在的貪污腐敗官倒等現象和學生中成長的新理想主義嚴重衝突。但學生們沒有像中國歷史上那些，將社會的腐敗僅僅歸咎於某些貪官污吏，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他們能真正認識到這些腐敗現象的根源所在，學生們認識到，只有民主法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他們走出校門，集會，遊行，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他們的呼聲切中當時的時弊，也直擊權貴集團的核心要害。 這時的鄧小平和黨內那些元老，早已忘記了文革的痛苦，為壓制黨內迅速膨脹的自由化思想，鄧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胡耀邦被罷免，方歷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被整肅，學生運動被打壓下去。但這種壓制，是不可能讓人信服的，反而加大和激化了矛盾。 1989年，衝突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突然爆發，胡是黨內少有的思想較為先進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認識較為深刻，又因平反冤假錯案而深得民眾擁護。對學生他主張和平的解決，被認為是黨內的開明派，人們對他被鄧小平排擠一直不滿，他的突然離世為民眾聚集，發泄對當局的不滿提供了機會，進而演化為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鄧小平不惜調動幾十萬軍隊，用坦克開進北京城的極端殘酷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韙來對付學生。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 「六四」運動是中國人民民主訴求的一次偉大的實踐。以北京為主全國眾多城市成千上萬的學生，民眾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自發的請願，抗議運動，學生靜坐，絕食，表示了高度的愛國激情。對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深深關切，表現了中國人民心中蘊藏已久的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其規模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學生通過反官倒，反腐敗，直接表達了他們的民主訴求，有別於中國歷史上各種不敢觸動統治者權威的公車上書，他們直接挑戰了最高統治者的權威，對權貴集團作出了有力的抗爭。運動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這是現代民主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的結晶。 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不僅北京上百萬群眾自發的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北京群眾自發的阻攔阻止軍隊進京，就連一直被共產黨牢牢控制的新聞機構，也在如實的報導事件的進程，甚至連北京的公安警察也深受感染。學生和人民群眾在運動中表現的自覺和自律精神，令世人矚目。學生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勇於抗爭的精神，可歌可泣，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六四」是中國人民的民主進程中的偉大豐碑，「六四」犧牲的英烈永垂不朽！ 「六四「的參加者大部分都是衷心的擁護共產黨領導，並充滿愛國激情的學生。運動中他們也並沒有提出什麼過分的要求。他們只是在反腐敗，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的口號下十分溫和的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接受他們的意見只會改善共產黨的領導，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對於這樣溫和的政治訴求，鄧小平卻認為他們已無可退路，並不惜一切代價來鎮壓學生。這反映了中國政治的不可妥協性。民主政治和極權統治水火不相容。在中國，的統治歷來是絕對的高高在上，其權威任何人不可冒犯。人們必須無條件的俯首帖耳，而號稱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和中國專制統治者一脈相承，仇視人民為其本質。「六四」運動中本來存在很多和平解決的機會，但他們死死的抱住他們的權威不放，政治上毫不鬆口，連平等對話的機會都不給學生。中國的統治者為一己之私，攫奪權力是頭等大事，其他什麼都不重要。鄧小平對國內的民主力量一直看不順眼，早就想找個機會將國內民主力量徹底打垮，動用軍隊鎮壓可以說是蓄謀已久。 「六四」對全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使全世界人民認清了共產黨極權統治的反動性質，八九年下半年蘇聯和東歐的巨變更是與中國發生的事件息息相關的，藉助於現代傳媒，共產黨的暴行被當時還沒有完全擺脫共產黨控制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和中國人民有著類似的經歷和相同的社會問題，中共的暴行引起他們的警覺和深思嗎？當國內發生和中國同樣性質的事件以後，他們的軍隊完全不願順從當局的意願，毅然和人民站在一起，導致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柏林牆倒塌。鄧小平沒有想到，是他的鎮壓加速了共產主義體系的徹底崩潰，他是真正的歷史罪人。 「六四」之後，國內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驟然急停，反改革派又在悄悄行動，中國大有政治運動重新來臨之際。鄧小平為轉移人民的視線, 緩和國內矛盾，提出了一些強調發展經濟的口號，希望用發展經濟手段和口號來沖淡人們的不滿情緒，掩蓋他們他們的罪行，為他們的血腥手段開脫。共產黨從來都是政治挂帥，政治必須領先經濟，現在不管姓社還是姓資，一味強調發展經濟，其背後是政治上的虛弱心理，實際上已宣告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造成這種進步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是「六四「運動洶湧澎拜的民主浪潮，」六四「學生的鮮血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六四」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分水嶺，中國儘管經歷了文革那樣的災難，但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中國人民仍然對共產黨的充滿信任。文革的災難使體制的弊端徹底暴露，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也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同時中共內部還是保留了相當多的有良知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此時國際上資本主義在蓬勃發展，亞洲四小龍經濟強盛，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已走到了盡頭，中國實際上存在著一條共產黨改弦易轍，學習西方馬克思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如果中共能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時期，漸進改革，逐步實現民主憲政，不僅可為中華民族建立不朽的功勛，也可使其自身實現向現代化政黨的過度的華麗轉身。但鄧小平用坦克和機槍徹底斷絕了這個可能性，走向了與人民為敵自取滅亡的不歸路。在以後的幾十年里，雖然黨內政治體制改革呼聲強烈，但中共實在無法從「六四」鎮壓帶來的政治上的被動和意識形態的困境中走出，只能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成為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恐怖主義組織。帶給人類災難，也毀滅了自己。

1966年開始的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極其荒唐的政治運動，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個人迷信在文革中走到了頂峰，使它在最典型、最極端的狀態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謬與落後。文革的結果，大大出乎統治者的意料，國民經濟走到了奔潰的邊緣，共產黨的內鬥加劇，人民也逐漸覺醒。1970年，曾經顯赫一時，被毛澤東定為接班人的林付統帥摔死在逃叛去蘇聯的路上，使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正確性表示了極大的懷疑。1975年鄧小平恢復國民經濟的務實做法得到了民眾的支持。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演變成為一種群眾自發的抗議活動，人們表達了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極大不滿和對國家前途的深切擔憂。毛澤東的文革政治早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1976年9月, 毛澤東在無可奈何中死去。繼任人華國鋒在被迫之下，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此舉立刻得到了黨內及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將四人幫抓起來開始的理由是他們反對毛主席，要搞陰謀奪權，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抓捕四人幫的真正意義。共產黨的大部分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早就對文革的倒行逆施心存不滿，現在毛澤東去世了，人們將心中的不滿發泄到四人幫身上，將國家的災難歸罪於既無政治資歷，又在文革中得罪大量老幹部的四人幫上，這是中國政治最常用的手法，也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四人幫被抓不久，就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就為中國的政治轉型，糾正文革的錯誤開闢了道路。 但作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的華國鋒並沒有克服黨內危機和把握中國政治方向的能力和勇氣，他也沒有自己的政治力量，他必須依賴以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幹部來穩定局面，而那些老幹部又有一個逐步將權力奪回的過程。這時，在中國政壇上就出現了一個罕見的權力相互牽制的局面。社會政治方向處於含混未定的狀態，不同的政治力量進行著或明或暗的較量，這就為言論自由留下了空間，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政治基礎。以華國鋒為首的文革幹部派雖然大部分都身在高位，但其資歷都很淺，文革中不同程度的都一直在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政治上處於被動狀態。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派則在文革後迅速官復原職，他們政治經驗豐富，具有原有的黨政軍廣泛的人脈。他們需要打破文革遺留下來的政治框架，恢復文革前的政治格局，否定文革成為毛澤東逝世後政治上的必然趨勢。 為徹底否定文革，必須揭露四人幫在文革中的罪行，中共必須表現出他們反對極左路線的態度，以此來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保持黨的政治正確。因此，在粉碎四人幫的最初幾年，中國有了一定的新聞和言論的自由，於是，小道消息被不斷證實，政治內幕被不斷曝光，偉人的光環逐漸消失，繼而大量文革中觸目驚心的殘酷迫害的真相被揭露，人們從政治的麻醉劑中猛然清醒，興奮，悲傷，憤怒，沉思，對政治厭惡，內心非常複雜。希望從文革的荒謬中走出，恢復正常生活，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成為社會的共識。 文化領域無疑是社會變革的開路先鋒，1977年左右湧現的傷痕文學是一批展示文革給人們造成精神創傷的控訴性小說，作者大多是十年文革劫後餘生的知識青年，他們以真實，質樸的文學形式，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傷疤，宣洩積鬱在胸中的痛恨。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封封真實的內心獨白，充滿了感性情懷，理想失落的痛苦，被欺騙的幻滅，震撼了人們的心靈，一時間，人們爭相閱讀。壓抑在人們胸中許久的憤懣便立刻噴涌而出，成為徹底否定文革的先聲。 幾十年的極左路線，文革的極端做法使在文革前十多年累積那些積重難返的危機不但未能化解，相反卻演進到崩潰的邊緣。中國經濟凋敝，人民極度貧困在階級鬥爭的狂潮中，中華文明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老幹部被批鬥，知識分子被壓抑，流放，廣大群眾在極度貧困中艱難度日，那些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受盡了歧視和折磨。 文革的結局走向了文革的反面，文革被徹底否定，使共產黨出現了嚴重的意識形態危機，大量的歷史事實被曝光，人們越來越看清了共產黨的真相和文革鬧劇的荒唐。黨內不少有識之士更是深刻感受到了危機的存在。中共的幹部當他們看到下層老百姓的貧困生活時無不對他們統治下的落後深為震驚，繼而內疚，是他們的極左路線直接導致了人民的貧困，這有違他們的革命初衷。他們終於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必須發展生產來改變落後面貌。 國門打開後，西方發達國家和港澳台的信息透過重重迷霧被披露到國內，共產黨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團去西方國家考察，國外高速發展的社會的狀況和國內的落後情況成了巨大的反差，人民高質量的生活和國內的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原來認為國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政治宣傳成為笑柄，也在中共的高層引起了巨大的振動。 為什麼我們一直反對的資本主義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生活，而在號稱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還生活還如此艱難，其生活水平還比不上共產革命前的「舊社會「，革命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馬列主義究竟對不對？使不少共產黨人開始深刻反思。在現實面前，共產黨不得不暫時收斂，被迫實行了緩和國內矛盾的的措施，從解放老幹部，平反冤假錯案開始，逐漸給地主富農摘帽，給右派分子平反，給人民一定的自由，一個現代版的讓步政策開始出現。 幾十年來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一直在忍飢挨餓的狀態下艱難度日。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只是為了維持生計，竟然以簽下了「生死狀」的方式，開始了自發的土地承包，從中可以看出專制壓迫的深重。爾後，中共被迫承認了是土地承包制，實際上是將土地還給了農民，人民公社由此破產。而這一點點的自由帶來的中國的變化是明顯的，農民有了自己種地的自由，生產積極性提高，不到一年，糧食緊張，副食奇缺的狀況就改變了。 與此同時，國營企業也開始了向市場化過度的改革歷程。長期以來，在中國在所謂計劃經濟模式的控制下，工業生產一直上不去，很多工廠設備陳舊，管理落後，發不出工資，貸款無法償還，當他們面向市場，改善管理以後，工業生產迅速改變。 文革中一千多萬知青被下放到了邊疆，偏遠山區和農村。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的生活條件，使他們身心備受煎熬，更消磨了青年一代的寶貴青春。多年以後，病退奔逃而返。一千多萬知青用他們的青春，血汗和生命證明了那個毛澤東的青年接受再教育的荒誕虛幻。殘酷的社會現實也使知識青年覺醒。 長期以來，中共的宣傳，蔑視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為封資修，推行愚民教育。文革中斷了正常的文化教育，文革後出現了全民的愚昧，年輕一代不懂基本的科學和人文常識，社會各方面都人才奇缺。人才的斷層，知識匱乏，前所未有的文化知識危機，使中共才認識到長此以往，將會亡黨亡國。1977年，恢復了高考制度，無數普通家庭的學生通過高考，走入了大學的殿堂，宣告了教育革命的破產，社會開始重視知識，追求真理，回歸理性。 中共也放鬆了對城鎮經濟和城鎮居民的控制，私營商業和集貿市場開始活躍起來。大批從農村返回城鎮的知識青年和大量冤假錯案的勞改釋放犯，加上原有的很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的找不到工作的待業人員，在一時找不到工作，他們擺小攤，開小店，自己自謀生路，變成了個體戶，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的私營經濟也開始了重新下種，重新生長的歷程。 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人民勤勞節儉，溫順善良，中國有著發展經濟的巨大潛能。是共產黨的暴政中斷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當這種暴政發展到極端，實在無法進行時，中共被迫改變了一些極端的做法，對人民作了一些讓步。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來自馬列主義的理論指導，也不是來自共產黨的恩賜，更不是來自什麼總設計師的頂層設計，而是來自中國老百姓的無形反抗，幾十年來，他們用自己悲慘的人生在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書寫了幾個血淋淋的大字「此路不通」，因而才有了毛氏極左路線的破產，中國社會才有了窮困到極點以後的反彈。多少年後，改革開放被描繪成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的政治成果，鄧小平被塑造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共產黨的英明領導才有了中國的進步，反過來要人民來感謝他們，其荒謬邏輯，莫盛如此。 八十年代初，中國出現了一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對開明，人民稍微有點自由的環境，人們看到了希望，從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文革的真相被不斷的揭露，聖人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陳腐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國出現了一個雖然短暫但前所未有的思想開放時代。生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物質開始豐富。大量世界優秀的文藝作品和港台的影視作品傳到了國內，鄧麗君的歌聲使聽慣了革命歌曲的年輕人耳目一新，人們漸漸從單調貧困的生活中走出來，從十年浩劫中蘇醒，從混沌迷茫中回歸人性，整個社會理性在復甦。 於此相適應的是中共理論界的風雲激蕩。文革結束以後，一大批過去被極左路線打壓的幹部和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重新走入領導崗位，為中國的政壇帶來一些新氣象。如何面對文革災難帶來的共產黨的尷尬局面，如何看待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簡單的將一切歸罪於四人幫，現實要求回答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為此，黨內開始了以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一部分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面對文革中的殘酷現實，再回首建國幾十年來共產黨的內鬥歷史，他們發自內心的開始反思自己的革命初衷，思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幾十年來在他們心中形成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和毛澤東思想的崇拜開始被破除，對幾十年來黨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論政策也開始撥亂反正。從批判毛澤東的極左錯誤開始，對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廬山批彭德懷，文化大革命等黨內重大的歷史問題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都發表了顛覆性的看法，在黨內外引起了極大的振動。 從平反冤假錯案開始，黨內殘酷的鬥爭歷史和真相開始被披露，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單純從毛澤東的左傾錯誤個人因素是很難解釋這一切的，更多人開始注意從黨和國家體制上研究和探討文革的成因，探討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充斥泛濫，黨內民主生活遭到破壞的思想和理論根源。 中共內部出現了以胡耀邦為首一批反思較為深刻的改革派，他們曾是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年輕時，他們懷著救國救民的抱負滿腔熱血的投身革命，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大躍進和文革的經歷又使他們的革命激情大受挫折，他們感受到了極左路線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有違他們的革命初衷，他們看到了這個制度的問題，看到了黨的危機。人民的痛苦激活了他們心中尚未被泯滅的人道主義情懷。 他們認為：文革的悲劇的根源在於在全民個人崇拜下造成的毛澤東的個人獨斷，四人幫那一套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他們希望這個黨能從極左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從維護黨的利益出發，他們試圖通過防止領導幹部終身制，黨政分家，黨內民主，國家法制建設等手段來實現國家的民主化。想用一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恢復他們心中的毛澤東思想，繼續他們那殘缺的革命理想。 中國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共的極權統治。從根本上來說，馬列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亟需發展生產來改變中國落後的現狀，於此相適應的只能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暴力革命中斷了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和和專制破壞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民主自由和壓制生產力發展的專制制度之間的矛盾。文革的悲劇，大躍進的災難和反右，鎮反的錯誤的真正根源是這個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獨斷專行是這個專制制度的衍生物，並不是最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