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匯

最近兩年，中美關係為何急轉直下？  疫情以來，中美關係從貿易戰快速演變為國家對抗，國家對抗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當兩國所有分歧及個體行為，都被「政治正確」綁架，都預設國家立場，都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理性的聲音式微，正常行為被曲解，兩國之路則越走越窄。  本文繼《脆弱的「中美國」》後，探討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本文邏輯：  一、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二、政治正確與克里米亞效應  三、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  01 、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中美過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來之不易，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  朝鮮戰爭後，中美之間關閉了一切對話窗口。十餘年後，中蘇破裂，蘇壓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歷史關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職僅12天的尼克松總統便要求國務院官員嘗試與中方接觸。同年7月，美國取消了對華貿易管制，並停止了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  1971年基辛格繞道巴基斯坦訪華，與周恩來會談；次年，尼克松正式訪華。尼克松、基辛格與毛澤東、周恩來，兩國四位領導人擱置民族仇恨，打破堅冰。  1979年，鄧小平親自主持談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鄧小平與卡特總統達成經貿合作共識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國里根上台改革，鄧小平改革開放，中美關係在全球化浪潮中進入蜜月期。  1990年前後，國際局勢風雲突變，蘇聯解體，東歐垮台，中美關係驟冷。1992年，鄧小平再次出手，明確對外開放及市場經濟之路。老布希，這位曾經擔任過美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總統，始終保持中美關係正常化。  90年代，中美進入微妙時期。1995年，柯林頓政府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是遏制政策還是接觸政策？  柯林頓政府的做法是一邊試探一邊接觸，爆發了南海、大使館等事件。新一代領導人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務實外交，處理得當。整個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對華投資高歌猛進。  於是，美國的建制 派、商業界、政治精英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只要給中國時間，中國必然會擁抱我們，走向自由市場經濟。  千禧年後，小布希忙於反恐，與柯林頓聯手說服美國政界，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鎔基抓住機會，中國成功入世。之後，中美貿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  然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美關係進入拐點。美國人意識到舊秩序的危害，渴望改變、改革，甚至顛覆舊秩序。但是，中國精英並未意識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總統維持著中美關係的底線。  2016年大選，美民主黨希拉里敗選，建制 派失勢，特朗普上台，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從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經歷了兩國多代領導人的精細籌謀與理性維繫。但是，中美關係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戰」，只用了兩年的時間。  這到底是特朗普所為，還是中美之間存在根本的不穩定因素？  如今在美國，對華強硬成為華盛頓和國會的共識。這說明中美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說，中美之間存在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的衝突。這顯然存在，但40年前這一衝突更為嚴重，為何兩國還是破冰、攜手、共發展？今天爭論的出口補貼、技術轉讓等問題，美國為何之前一直能夠容忍？  這裡面是有蹊蹺的。  中美之間數萬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這一壓艙石並不穩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國」》中分析了兩個原因：一是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兩國經貿級別低、合作層次淺；二是中美貿易結構嚴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簡單來說，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是畸形的，這種經貿關係讓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則未必。  自從里根總統開始，美國一直是共和黨、民主黨的建制 派執政，他們代表著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的利益。在這種畸形的貿易關係中，建制 派、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都是最大的獲利者。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享受廉價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同時將產品銷售到美國市場賺錢，兩頭得利。  比如，中國的外匯採購美國農產品，美國農民獲利；採購美國國債，對建制 派、華爾街有利。中國的外匯是集中管理的，中國長期持有天量的美國國債。又如，中美之間維持著汽車關稅保護及准入門檻，通用、福特汽車與中國國企合作，開發中國汽車市場。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國汽車工人失業。  所以，建制派、華爾街、跨國公司、美國商會長期在這種扭曲的貿易規則中獲利。但是，美國農民及產業工人並未從中獲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終於爆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但是，奧巴馬錯過了改革這一秩序的絕佳機會。2016年，憤怒的美國農民、產業工人將票投給了特朗普，後者上台便掀桌子。  這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意者對既得勢力發起的挑戰。  所以，今年11月的大選非常關鍵，特朗普還是拜登，決定了中美關係的走向。  有人說，拜登甚至會比特朗普更狠，中美關係不可能改善。  這其實是不了解美國政體。拜登上台前後，中美表面上的對立都會很嚴重。因為對華強硬成為了美國的政治正確，如果拜登不夠強硬，他很難獲勝；即便當選，如果不夠強硬，他很難給選民交代。這就是競選術語。  但是，拜登不會完全與中國撕破臉，會留給中國政府一定的底線，中美關係不會破裂。  為什麼？  如今民主黨已經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傳統建制 派勢力、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藍領階層、工會勞工組織、弱勢群體的利益。在中國的問題上，這兩個群體是衝突的，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與全球化失意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如果桑德斯執政對中國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強硬。  不管是2016年還是2020年的民主黨內選舉，民主黨的傳統勢力都放棄了桑德斯。為什麼？  現在美國兩黨的選區是非常穩定的，只有幾個搖擺州，這幾個搖擺州一般是「鐵鏽州」，所以爭取搖擺州產業工人及農民的選票非常關鍵。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選票雖然多於特朗普，但因爭奪搖擺州失敗，而最終敗選。  民主黨陷入了兩難，老政客們擔心支持桑德斯，民主黨可能被傳統的勢力（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拋棄。這次，民主黨如上次選擇希拉里一樣押寶建制 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傳統勢力。如果拜登獲勝，他所代表的勢力，是與中國關係最穩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車，他們在中國賺得缽滿盆滿，並不希望中美關係惡化。  當然，特朗普不只代表產業工人及農民的利益。共和黨代表的核心勢力是本土工商企業、科技企業、工薪階層、中產階級。共和黨的優勢是，特朗普爭取搖擺州，爭取農民的利益，打破舊秩序，與其核心勢力並不衝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黨則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遊戲規會有本質區別。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爐灶，徹底顛覆舊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國兌現入世時承諾的所有條款，否則寧願與中國全面對抗。  如果拜登執政，拜登不會打破舊秩序，他會讓美國與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協商。拜登會給中國精英階層保留一些底線條款，同時改革WTO規則，如此達成妥協性共識。  02、政治正確與克里米亞效應 自新冠疫情以來，中美從貿易戰迅速上升到經貿、政治、軍事等全方面對抗，意識形態交鋒異常激烈。  原本這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意者與舊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間的鬥爭，如今正在快速上升為中美兩國之間的全面對抗。  這是為什麼？  「政治正確」綁架輿論及民眾利益，使得這場鬥爭的性質徹底改變，並趨於失控。  在美國，對華強硬成為華盛頓的「政治正確」。在未來幾個月的大選中，特朗普、拜登都會發出強硬的反華言論，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驅逐大使更加激進的行動。誰更能打，誰更有機會獲勝。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特朗普對中國的行動已經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傳統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還發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關閉了與中國很多領域的對話與交流。美國不跟中國溝通，關起門來制定針對新疆、香港相關的法令，甚至還可能制定針對台灣、共產黨相關法令。  這是為什麼？  因為華盛頓基本上否定了柯林頓時代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還按以前的方式與中國接觸、協商，會被認為繼續走老路，違背了「政治正確」。  中美兩國皆如此，衝突日趨激烈，任何討論與行動都預設一個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如此兩邊理性的聲音與和平的行動會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轉。預設的國家立場最終很可能變為現實，所有的鬥爭都成為了國家之間的衝突。  從制裁中興、華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國技術，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問題，之前所預設的國家利益之衝突最後都如願以償，然後以修昔底德陷阱來定論。  這就好比：  陳村黃頭髮的小青年是壞人；  陳村的小青年是壞人；  陳村人是壞人，他們要打我們村的人；  你看，陳村人真打我們了；  陳村與我們村勢不兩立。  一旦兩國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確」的高度，那麼全面對抗將不可避免。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擦槍走火併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戰時日本為何要主動招惹美國？  聽到日本偷襲珍珠港時，希特勒大罵日本蠢蛋，將美國拖入到戰爭中來。其實，日本不希望與美國為敵，美國羅斯福、英國丘吉爾也不想與日本開戰，美國還有一群親日派，但是最後他們都成為對日強硬派。  日本發動東南亞戰爭後，演變為一輛高速賓士的戰爭列車，任何人都阻擋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佔領了東南亞諸島，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氣。這時，美國第一次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但為了避免過度刺激日本，美國並未禁止日本戰鬥機的原油。日本也意識到危機，大量採購、開採和囤積戰爭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屬東印度群島和印度大陸，美英對日實施全面石油禁運。這一舉措引發日本國內恐慌，這時日本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主動放棄這場戰爭，可能面臨亡國危險；要麼向美國開戰，賭一把國運。  這時，所有美國人、日本人都沒得選。僅4個月後，一直反對與美國開戰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戰機飛向珍珠港。美國原來的親日派變為最強硬的強硬派。美日兩國的故事演變為你死我活的戰爭。  長期以來，中國精英與美國建制 派、商會、華爾街有著廣泛深入的利益關係，中國未曾考慮到與美國的關係會走到今天這地步。中國有部分群體不斷地釋放強勢言論，盲目試探底線，但又低估對方的決心，沒有真正做好與美國決裂、全面衝突的準備。這其實是十分危險和不負責任的。  從單個事件衝突上升到國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確」擴大到國家間全面衝突，最後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亞效應」。  我在《「強人」普京》中介紹了克里米亞效應。普京執掌俄羅斯20年陷入了內政與外交相衝突的悖論。普京對歐美越強勢，發動克里米亞戰爭、喬治亞戰爭，俄羅斯民眾越擁護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終被歐美世界封鎖。  換言之，普京在內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動，外交上越糟糕內政上越成功。美國越是打擊、封鎖俄羅斯，俄羅斯民眾越支持普京對抗美國，如此俄羅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國政府或許汲取了俄羅斯的教訓，試圖將中國的內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國一致對美。  當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確」架到國家衝突層面，越衝突，越對抗，民族主義越強，衝突升級，對抗升級，最後走向死局。國家之間的衝突，與打著國家名義的意識形態衝突，其性質完全不同。負責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國家之間的衝突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盡量避免民族主義情緒左右國家決策。  中國需要避免這種「克里米亞效應」，更不能接過俄羅斯的「接力棒」。中美對抗最受益的大國便是俄羅斯，俄羅斯被封鎖的壓力會減少，還可以提升國際政治地位。俄羅斯正渴望中國幫他解開內政外交悖論。在中印之間，俄羅斯不但出售武器給印度，還直接派軍隊、軍艦支援印度。  中國需要在大國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國政府在努力維繫美國商會、跨國公司的關係。美國制裁華為、中興、美版抖音，為什麼中國沒有制裁美國企業？中國還制定了外商投資法，給予外資企業開放了更為廣泛的投資領域。這是為什麼？  美國商會、跨國公司在華利益大，他們是親華派的，他們不希望在華投資政治化。美國議員逼迫NBA站隊，提出在球員球衣的背後寫上政治標語，但是遭到了多數人的拒絕。同時，中國政府也不希望意識形態鬥爭傷及他們。  如果兩國所有人的言論及市場行為，都意識形態化，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都被逼迫站隊，那樣就危險了。  03、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 如今，中美之間已經突破了對方的底線。想要恢復必須先從外交著手，然後再談經貿。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希望中美恢復全方位的對話，為中美之間列出三份清單，分別是合作清單、對話清單、管制清單。  簡單來說是，中美兩國的事情可以理性地歸為三類：  一類是雙方的底線，如台灣問題，互不挑釁，擱置爭議；  二類是雙方存有爭議的事項，共同協商，不擴大化；  三類是雙方可以合作的事項，繼續展開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牽連。  以世貿組織的承諾條款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國在多哈簽署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並做出了四項承諾：即降低關稅、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壘、農業方面的承諾和服務業的開放。承諾截止時間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國承諾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種進口配額；取消對美國7個州的TCK小麥出口禁令；放開美國6000多家肉類加工廠對我國的出口等；逐步放開銀行、保險、旅遊和電信等服務業市場。  我們可以將這些列個清單：  當年，中國承諾的事項包括外貿經營權、國營外貿與指定經營、進口關稅配額、出口補貼、非關稅措施、技術貿易壁壘、法律服務、旅行社服務、銀行、證券、外匯及支付等45項。其中哪些已經執行了，哪些還沒執行；如今，哪些可以執行，哪些需要談判，都可以列出來。  事實上中國也這麼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國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壓減至33條。簡單理解是，外資進入中國只有33項不能投資及經營。這就是目前中國政府的底線。  這33項分別是什麼？  比如，禁止投資稀土、放射性礦產、鎢勘查、開採和選礦；出版物印刷必須由中方控股；除專用車、新能源汽車、商用車外，汽車整車製造的中方股比不低於50%；核電站的建設、經營須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資郵政公司、信件的國內快遞業務；禁止投資中國法律事務，不得成為國內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資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網路出版服務、網路視聽節目服務、互聯網文化經營（音樂除外）、互聯網公眾發布信息服務；禁止投資新聞機構；禁止投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出版、製作業務。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國將負面清單的項目大幅度壓縮，這就大大突破了中國政府的底線。底線問題無法談攏，兩國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對抗。  如果拜登執政，拜登政府會給中國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線，比如核電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資及經營網路信息、新聞機構、圖書出版等；會列出一部分與中國政府商談，比如汽車、農業、運輸、機場、科研等領域的合作。畢竟，對於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來說，維持與中國的正常關係，他們受益最大。  所以，未來四個月很關鍵。如果拜登當選，中國將繼續漸進式改革開放，但這個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連任，中國面臨大幅度對外開放或內循環內卷化的兩種可能，極端情況還可能出現硬脫鉤、經濟封鎖、全面對抗及「新冷戰」。  改革開放要比內循環內卷化，對這個國家及中國民眾更加有利。  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啟動內循環，依靠國內市場及人才可以製造高科技產品。這種想法其實是違背經濟規律的。  我在《智本社經濟學講義》第二十講《市場與分工》中講到「斯密定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場交換規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規模太小，就無法實現專業化生產，分工就會受到限制。  假如，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鎮，與其他市場是隔離的，其中只有一個人需要一輛汽車。但是，這個人是註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車的。因為，如此小的市場是沒辦法支撐起一家汽車廠的。  為了生產這一台汽車，人們要建立玻璃廠、橡膠廠、皮革廠、電子廠、油漆廠等等，同時還要培養相應的技術工人。即使這些廠是現成的，也需要調整機器及產品規格，專門為這台汽車而生產配件。沒有足夠的市場規模，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反過來，如果市場規模足夠大，不但這台汽車能夠生產出來，整個汽車產業網路都會興起，專業化分工及先進的技術會出現。  所以，「斯密定理」告訴我們：市場規模越大，專業化分工程度越強，技術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場的專業化分工及技術水平，定然大於國內市場。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新加坡、瑞士、荷蘭這些小國都選擇擁抱國際市場。  以光刻機為例。全球7納米光刻機巨頭是荷蘭的阿斯麥爾（ASML），但是阿斯麥爾光刻機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國家生產的，比如德國蔡司為其提供最先進的光刻機鏡頭。  如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製造7納米光刻機。中國要獨立製造7納米光刻機，那就意味著還要建立一批如德國蔡司一樣的全球頂級科技企業。即便我們有光刻機，製造半導體還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醯亞胺、光刻膠及高純度半導體用氟化氫三種關鍵性材料。韓國半導體技術已夠強，但也離不開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及一切技術，都源於國際市場下的全球化精細分工，依賴於一批全球頂級科技企業。越開放越有機會參與到頂級的國際技術分工之中，越內循環技術則越落後。  經濟內循環進而導致整個社會內卷化。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這不符合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方向。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文章現已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