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蔣彥永的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一九九零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失散半個世紀的兩人曾經有過一次會面。 一九四九年，蔣彥永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一九五二年，大學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解散，其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時代的青年普遍左傾，即便是燕京大學等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或協和醫學院這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大學，其提供的教育由於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觀念秩序，無法讓學生具備抵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資源，追求「進步」的青年蔣彥永自然被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所吸引、說蠱惑。不過，燕京大學雖被中共拆解，其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對最後一批學生之一的蔣彥永產生深刻影響，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醫生涯中一直踐行這九個字。 一九五七年，蔣彥永畢業後被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三零一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軍總醫院。一九八零年代以來，他出任解放軍總醫院外科部主任、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中華醫學外科學會北京分會委員。他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的作風贏得「清廉醫生」之美譽。他在醫學研究領域亦有卓越貢獻，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四十多篇論文及《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係》、《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國爆發薩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稱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蔣彥永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認為衛生部長是在公然說謊，根據自己了解的幾所軍醫院的情況，疫情根本沒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數還在迅速增加。他認為已到了時不我待的關口——四月中旬，會有大量中外遊客來北京旅遊，非常有可能染上薩斯病毒，並傳播到全國及世界各地。「那樣對我國和世界人民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後果。我有責任將知道的情況告訴世人。」次日晚上，他將自己知道的三所軍醫院收治薩斯染病者的情況寫下來，分別給中央四台和鳳凰衛視發去電郵，該電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屬實，我負一切的責任。」 隨後幾天，蔣彥永沒有得到任何迴音。但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體獲知。四月八日，《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的記者採訪了蔣彥永。記者建議蔣彥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應該署名。」記者又問：「那樣做的後果，你考慮了沒有？」蔣彥永說：「我說的全是真實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隨即，西方若干主流媒體都報導了蔣彥永揭露的薩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蔣彥永給學生上課尚未結束，醫院領導來找他談話，警告他「作為一個軍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是違背軍隊有關紀律的，今後不要再和國外媒體接觸」。蔣彥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規定，今後有事先會找院方談。同時，他強調說：「你們看了張文康的講話也一定覺得他是錯的……我們國家過去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多了，希望你們今後也盡量能說真話。」 四月十一日，蔣彥永主動找到院領導，提出三點控制疫情的建議：一、鑒於北京市的地方和軍隊的傳染病院均已收滿，上面提出要各醫院「就地消化」，這完全是違背傳染病治療原則的。因此，應儘快在北京組織改建一些醫院，使之能接收薩斯病人。二、建議張文康引咎辭職，這樣做有利於新的國務院領導能及時正確地去處理疫情。三、建議衛生部派人來與他一起核對薩斯病例的數字。 四月二十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薩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蔣彥永挺身而出成為吹哨人，挽救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讓薩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現重大轉折。同年八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其獲獎的理由是：「勇於揭露薩斯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蔣彥永謙虛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個醫生和公民理所應當做的事情：「作為一個醫生，保護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危害病人的各種行為都應該加以反對。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五十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當時，胡溫剛剛執政，需要拉攏民意，也需要在國際社會營造開明形象，勉強默認了蔣彥永的吹哨之舉，沒有對其進一步打壓。蔣彥永被人們視為說真話的英雄，獲得普遍的尊敬與讚譽。有的人，一生只說這一次真話就夠了，從此便在成績單上躺平，但蔣彥永不滿足於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給當局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與諸多老共產黨員一起聯署了一封同一主題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應。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過毛澤東原秘書、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向當局轉達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信件。當局仍然置若罔聞，他便將其公之於眾，當時他因為揭露薩斯真相而名滿天下，這封信於是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 這封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的信件，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建議，要為八九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信中，他講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趕到醫院急診室的見聞：「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傷者中，有一個中彈的、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蔣彥永親自參與搶救卻未能搶救過來：「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蔣彥永還揭露了軍隊使用達姆彈（開花彈）射殺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蔣彥永在信中還寫道：「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十七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到他們的願望——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後來，蔣彥永與丁子霖夫婦等天安門母親聯繫上，並結識了劉曉波、鮑彤等異議人士。他與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劍的北京相濡以沫。他並利用自己醫生的身份和人脈，幫這些被打壓的友人聯繫醫院檢查身體、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這封信件的公布，終於惹惱了中共當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在從住所前往解放軍總醫院醫院的途中被當局帶走，華仲尉在被禁兩周後獲釋，蔣彥永本人於七月十九日被釋放，據說是被強制「上學習班」。此後，他一直被軍方和秘密警察嚴密監視，處在半軟禁狀態。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獲行動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體採訪。二零零五年七月，他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許。他曾提出解除與解放軍總醫院的所有關係、退出解放軍部隊亦未獲准許。 蔣彥永所受之監控，我曾親身體驗。二零零五年夏，我應邀到蔣醫生家做客，正與蔣醫生在客廳中聊天時，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然後告訴我，醫院保衛處說要上門拜訪，一定是因為我們的會面驚動了他們。他讓我躲進他的卧室，然後對登門的不速之客說，他家中並無記者來訪。訪客離去後，仍蹲守在他家樓下。蔣醫生的「對敵」經驗豐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鄰居家暫避，幾個小時後，他的鄰居全家出門散步，他便讓我混在其中，正好鄰居家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就讓我將孩子抱在懷中，一起說說笑笑地出門，這才矇混過關。這一幕，於我而言，宛如間諜電影中的場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蔣彥永突破封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採訪，揭露解放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說，由總後勤部掌控的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公安、檢察院、法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習近平的反應比胡溫更加殘暴：下令升級對蔣彥永的監控，蔣彥永出門看病也遭到軍警攔阻。八十八歲高齡的老人甚至遭到軍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責解放軍違反憲法」。經過交涉，他才住進自己服務一生的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蔣彥永的好友、北京獨立媒體人高瑜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據蔣彥永的妻子透露，蔣彥永在醫院被嚴加看管，不準外人前往探視。 二零二零年，一場規模和危害遠超當年薩斯的中國武漢肺炎在中國和全球蔓延。中國民眾擔憂當局是否再次隱瞞疫情，網路上熱傳一篇當年《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蔣彥永的文章——當時，當局允許《南方人物周刊》採訪蔣彥永，是為了向國際社會傳達蔣彥永並未受到迫害的信號。雖是官媒卻有一定市場化色彩、屬於「南方報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數敢於「打擦邊球」的媒體，後來經過多次整肅，再也不能發表類似的文章了。這篇文章在發表前遭到新聞檢查官的刪改，但大致可以展現出蔣彥永的面貌和風骨。這篇訪問，讓很多民眾追問：「李文亮已死，蔣彥永何在？」人們通過傳播這篇文章來懷念蔣彥永這位當年在薩斯肆虐期間對外揭露真實疫情、堅持講真話的軍醫，這篇文章卻頻頻遭到網管以「違反相關法律和法規」為由刪除。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蔣彥永一直遭受更為嚴密的非法軟禁，至今無法對外發聲，只是偶爾流傳出幾張與友人章詒和、浦志強等人餐敘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時，蔣彥永醫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網上流行一道看似很簡單的選擇題：葉問一九五零年來到香港為了——A.逃避日本侵華；B.逃避中國共產黨。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給出B這個正確答案。 葉問因為躲避共產黨來香港 但是，因扮演葉問而鹹魚翻身、儼然是葉問「轉世靈童」的甄子丹的答案，一定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樣。他不會選擇B，只會毫不猶豫地選擇A。在甄子丹出演的葉問系列中，十有八九都是葉問大師痛打日本鬼子的情節，這才是這個系列電影近二十年來在香港和中國本土大紅大紫的秘訣——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再無吸引力之際，反日（反西方）的漢民族主義和大中華中心主義，成為中共「大內宣」的核心意識形態。於是，葉問系列應運而生，利用民眾廉價的愛國心，賺到金山銀山。甄子丹也從一名三線的落寞武打演員青雲直上，成為炙手可熱的「國際巨星」，更成為香港演藝界屈指可數的「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他有沒有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外人不敢妄言，但作為與習近平握過手的「民族英雄」，他一定會將共產黨殘民以逞的罪惡統統推到日本人身上，儘管日本人早已離開中國。 甄子丹的身份認同曾幾度轉變：早年他父母帶他從廣州移居香港，然後又移民美國。青少年時代，父母送這個青春逆反的孩子到北京學習武術。之後，甄子丹又到香港發展演藝事業。再後來，他為了在中國發大財，「毅然」放棄美國國籍，這才成了成龍的接班人，有了與吳京不分上下的「戰狼」之名，乃至得到習近平的接見。網上流傳的那張照片，甄子丹雙手握住習近平的一隻手，受寵若驚、低眉順眼，哪裡有半點江湖豪俠的仙風道骨？習近平的另外一隻手，伸出一根手指，指著甄子丹，好像在問他：「你這個大英雄，能跟我一樣，挑兩百斤擔子，走幾十里山路不換肩嗎？」 喬峰在兩個祖國之間拔劍四顧心茫然 甄子丹的身份轉化，倒是跟他最近扮演的金庸小說人物喬峰很相似——喬峰本是契丹人，被漢人收養長大，為了保衛宋國，而與契丹對抗。但當其契丹身份曝光後，宋國的愛國者們個個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喬峰在兩個祖國之間拔劍四顧心茫然，發出「我是誰」這個大哉問。甄子丹有過身為美國人的履歷，在小粉紅心目中形同叛國，雖浪子回頭，反向「潤」回中國，但那段「黑歷史」卻無法被徹底洗掉。於是，他不惜拉來整個香港為之墊背，用一種激烈的方式來換取一張如丹書鐵券般的投名狀：二月底，他接受英文媒體訪問，稱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暴動」，而不是抗議，更稱對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中國的高速公路、建築與生活方式帶來的便利性是不少國家無法相比的」，更點名《BBC》、《CNN》都不曾報導中國的這些優勢。隨後，他又說不想要「政治化」，「很多人可能不喜歡我說的話，但我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說的」。 甄子丹這樣說，是求惡得惡、得償所願，亦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他既不是葉問，更不是喬峰，他只是向早年扮演過的一個角色——徐克《新龍門客棧》中的東廠曹公公——光榮回歸。就連徐克都「一直低到塵埃里去」（卻無法像張愛玲所說的那樣「從塵埃里開出花來」，而只能拍出《長津湖》那樣的垃圾電影），正當盛年的甄子丹豈能拒絕「欲練神功，揮刀自宮」的誘惑呢？我看的第一部甄子丹出演的電影就是《新龍門客棧》，對電影中陰狠毒辣的曹公公印象深刻，甄子丹真將曹公公演活了。而此後他扮演的若干正人君子，我都覺得矯揉造作，如紙糊傀儡般不堪入目。多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監本色」，正如《紅樓夢》所云「假作真（甄）時真（甄）亦假」。 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監本色」 甄子丹的這番言論掀起軒然大波。到中國發財是個人選擇，但「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君王唱讚歌」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線。曾因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控暴動但最終脫罪的湯偉雄，發起呼籲奧斯卡主辦方「取消邀請支持打壓人權的甄子丹擔任奧斯卡頒獎嘉賓」的聯署活動，短短几天內，有數萬港人和其他族群人士簽名，可見甄子丹觸犯了眾怒。這才是民心所向。不過，甄子丹不會知恥，更不會道歉，他反倒會以此作為鞏固其政協委員身份的證據——既然那麼多香港「皇民」和帝國主義者反對我，正說明我是「忠黨愛國」的大英雄。 聖經中說：「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乾。」如今，甄子丹如日中天，自可信口雌黃、逢君之惡，但他不要忘了「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的道理，納粹的國寶級演員海因里希·格奧爾格就是他的前車之鑒。 法國作家布希薩在《希特勒的賓客簙》一書中，考察了在希特勒生日宴會的登記簿上簽名的貴賓的名字及幕後故事。在這本精美名冊上簽名的，大多數是各國外交官，也有少部分是德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經常將名字簽署在最上方，字體最大、最有力，「下筆的力道讓墨水四溢，幾乎穿透昂貴的高磅厚紙，透至背面」的，正是當時在德國最家喻戶曉的演員格奧爾格。他身材魁梧，臉孔寬大，肩膀厚實，奔放的笑聲充滿「感染力」。一九三三年，三十九歲的格奧爾格在戈培爾策劃的電影《希特勒青年團的魁克斯》中擔綱演出，大獲成功。此後，他參演德國歷史上預算最高的電影《猶太人蘇斯》，該片擁有兩千萬人次的票房，就連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都有超過一百萬觀眾自己買票觀賞這部納粹宣傳片。黨衛隊負責人希姆萊簽署命令，要求所有成員和集中營警衛都必須觀看這部電影。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這部電影大獲成功，真是天才之作，是一部實現我們所有期待的反猶太電影。我太高興了。」格奧爾格被任命為柏林席勒劇院總監，在演藝界擁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如同甄子丹被習近平親自接見，格奧爾格也多次被希特勒親自接見。起初，他們以之為榮，殊不知，此類新聞照片很快成為他們恥辱的標誌。 甄子丹是漢娜·鄂蘭「惡之平庸」的典型代表 納粹政權崩潰之後，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內務委員會的特工將格奧爾格從家中帶走，當時他故作鎮靜地對妻子說：「他們很快就會送我回來了。」在審訊中，他不承認自己有罪，他說自己「從不涉足政治」——跟甄子丹的表態一模一樣。他說自己不是納粹，他並不痛恨猶太人，或者說，他並沒有比其他德國人更討厭猶太人。「對我而言，德國和希特勒是一體的，是同一件事。當時我以為為希特勒而戰，就是為德國而戰。……要是我真的犯了罪，當時我也不知道這麼做有罪。」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一切都會好轉的。我沒有做任何壞事，我只是盲目地愛我的國家。我得為此付出代價，但懲罰終有結束的一天。」 格奧爾格被送往柏林郊區的一所監獄。為了避免自己垮掉，他在獄中開辦了小劇場，訓練囚犯們演出。他的演出贏得數百名囚犯的掌聲，他似乎又回到輝煌的舞台上，他恍然覺得希特勒和戈培爾就坐在下面觀看他的精彩演出。 然而，蘇聯人對這些囚犯毫無仁慈之心。囚犯們食物粗糲，只能喝被污染的髒水。一向養尊處優、錦衣玉食的格奧爾格度日如年。半年後，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已掉了四十一公斤，但我終將撐到出獄的那一天。」出獄的那一天永遠沒有到來。蘇聯內務委員會將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打造成「第七號特別營」，格奧爾格被移送到那裡。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格奧爾格正式被宣布死亡，終年五十二歲，他因急性闌尾炎動手術，在手術中死去。 甄子丹、格奧爾格與艾希曼一樣，都是漢娜·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的典型代表。鄂蘭觀察到，艾希曼的語言能力低落，甚至已經算是輕微的失語症，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認：「我只會說官話。」官話成為他的語言，因為沒有這套陳詞濫調，他真的一句話都不會說了。他不是刻意撒謊，而是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思考，被一道堅不可摧的牆包圍，將語言與他人的存在隔離在外，因此，也無法感知現實。 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審判」。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杜琪峰：支持電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導演杜琪峰被記者問及電影的重要性、歷久不衰的原因時，回答說：「我覺得電影永遠站在前線，每當極權擴張、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通常都是首當其衝，在好多地方都是這樣，一定想先中斷你的文化。」他接著鼓起勇氣說出「我覺得香港……」，但又立馬用英文說出「No Sorry」，最後幾乎哽咽著說：「全球所有爭取自由的國家與人民一定要支持電影，因為電影是為你而發聲的。」 獨裁者要摧毀一個國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毀它的自由，而摧毀它的自由，必摧毀它的電影、文學、音樂等文化。杜琪峰的這番話，讓人想起倪匡在小說《追龍》中的一段預言：「東方的一個大城市會徹底毀滅，那是『氣數』，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我是看香港電影長大的，香港電影是我的文學和審美的啟蒙。所以，我特別能對杜琪峰的這番話有共鳴。 杜琪峰欲語還休，真情流露，香港人過去幾年的一切磨難、羞辱和奴役，盡在不言中。他知道說這番話會有怎樣的後果，還是義無反顧地說出來，儘管中間略加掩飾，卻更有「欲蓋彌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論被中國網民抨擊，微博帳號內容被清空，網頁僅顯示「該帳號因被投訴違反《微博社區公約》的相關規定，現已無法查看」。中國有媒體報道，杜琪峰「發布了一些不正當言論，導致賬號被封」，「杜琪峰的個人賬號已經被炸了，與此同時，和杜琪峰有關的九部電影恐受其牽連」。總之，一句話帶來的損失以數億計。 杜琪峰在現實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攝的電影《黑社會：以和為貴》。古天樂扮演的吉米在中國賄賂一幫大小貪官污吏，經營盜版色情光碟生意，賺錢如印鈔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殺殺，不願競選社團「和聯勝」的「話事人」。但廣東省公安廳石副廳長看中了他，逼他選「話事人」。石副廳長說，「黑社會也有愛國」，這句話不是空穴來風，是當年公安部長陶駟駒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石副廳長又說，我們不是不相信選舉，只是擔心選出一個喜歡搗亂的人，不利於社會穩定，你永遠做龍頭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發大財。吉米聽得頭皮發麻。原來，心狠手辣、殺人之後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會大佬，在共產黨這個更大的黑社會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愛國、你聽話，中共才會允許你到中國做生意，這不僅是香港黑社會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縱，憤怒地向石副廳長飽以老拳。當年電影節開幕首映時，觀眾席中大部份是行內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評人指出：「這一拳，代表了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壓抑，另一條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陸市場，沒法上映便算了，那塊肥豬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灣歌手陳升的話來說就是：「是我把中國市場封殺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灣市場做出來，我不缺錢，你們就拿我沒轍了，台灣內需就夠了！為了要進軍中國而寫道歉書，這樣我還能呼吸嗎？我為什麼看你們的臉色？」 自由與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時年三十九歲的律師派崔克·亨利在維吉尼亞里士滿的聖約翰教堂發表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演講。他指出，這是「這個國家所面臨的最可怕時刻」，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問題」：「難道生命如此珍貴，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鎖鏈和奴役作為代價換取嗎？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別人會選擇哪條道路；至於我，不自由，毋寧死！」 張藝謀的痞子美學，是「人礦」們吃上癮的精神地溝油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好死不如賴活」，即便淪為韭菜和人礦。他們痛罵說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說出真話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體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圍看到真相卻不敢說出來的大人們。他們覺得孩子的真話襯托出自己的偽善與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對孩子拳腳交加，將其打殺。這就是今天中國民眾對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們一邊罵杜琪峰，一邊津津有味、身臨其境地觀看張藝謀執導的《滿江紅》。短短數日，《滿江紅》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一百三十億人民幣票房的高峰。 有人說，張藝謀的電影美學是法西斯美學，但若拿張藝謀與希特勒御用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坦爾相比，就知道張藝謀的作品連法西斯美學都算不上。學者趙越勝說過：「納粹以數量與體積之龐大來造就自己活動的舞台，恰是要利用這種能夠強暴感官的外在的壯麗輝煌，來造成臣民因內心恐懼而生的『崇高感』，讓他們在無法以自己的經驗把握眼前場面時，產生依賴與順從。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這種崇高是一種謊言，因它不擴展和豐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種壓迫、操縱的形式。以人造『崇高』來實現操縱，這是一切專制社會和暴君最擅長的手段。」在張藝謀的作品中，連「崇高」或「偽崇高」的特質都找不到，只有一種來自西北或東北的痞子美學，一種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濃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幾年前，作家王朔說張藝謀拍電影是搞裝修。張藝謀不懂藝術和美，卻懂得大眾心理學，知道什麼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與內容：一個人敲鼓太乏味，那就來一萬人；一朵菊花太單調，那就來一萬盆；觀眾喜歡看晚會電影，就拍晚會電影；觀眾喜歡土豪金，謀就拍土豪金；現在，觀眾喜歡罵奸臣，就拍罵奸臣電影。在這一點上，張藝謀深得希特勒和毛澤東真傳，他不會像魯迅那樣對民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永遠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 《滿江紅》的票房不都是偷來的，也不是中共宣傳部強迫民眾買票觀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實的，顯示經歷了習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後，大部分中國民眾，特別是有錢買昂貴的電影票的城市中產階級，並未真正覺醒。《滿江紅》成為一種中國民眾被迫接受無能者治國、抒發怨氣的合理化管道，故產生不少極端化的社會亂象：有觀眾在電影結束後慷慨激昂地背誦偽托岳飛所作的《滿江紅》，恨不得立即「壯志飢餐胡虜肉」（此刻的「胡虜」，可以是美國人、日本人，或台灣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電影之後，跑到一個景區，拿起鐵板狂砸秦檜跪像，並高喊「還我河山」。 奧地利學者賴希在《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中指出：「作為一個政治運動，法西斯主義不同於其他反動黨派的地方在於，它是由人民群眾產生和擁護的。」他發現，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權威，同時又喜歡造反。所有法西斯主義獨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動社會背景，這決不是偶然的。因此，廣泛而徹底地研究被壓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對於理解法西斯主義所依靠的力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當中國人擠在電影院中觀看《滿江紅》時，民主自由遙不可及。《滿江紅》的走紅，為今天中國社會的法西斯本質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這大概就是這部電影唯一的價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與中國，誰是好國好民，誰是壞國壞民？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曬出圖片，聲稱中國無意變成另一個美國，並列出十點原因，每一則內容都附上關於美國的負面報道的新聞圖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不是在微信或抖音上發布，而是選擇在推特上發表，既然她如此厭惡美國，為何用美國的社交媒體？這種做法難道表明她本人崇洋媚外，就跟她口口聲聲反美的同時，卻在美國購置豪華房產並送孩子到美國讀書一樣？當然，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她所做的是大外宣，而非「大內宣」，中國牆內民眾都是韭菜或人礦，連被洗腦的資格都沒有，中共的重心已轉移到在國際上與美國和西方打宣傳戰了。 華春瑩的原因一：中國從來不對少數民族進行屠殺、掠奪和種族滅絕，從來不允許發生「我無法呼吸」事件。 實際上，中國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殖民暴政，早已被多國列為種族屠殺和種族滅絕。中國將上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營」，聲稱是職業培訓，但被關押者有大學校長和教授，難道他們需要職業培訓嗎？維族女性米日古麗·圖爾蓀和三個孩子被關進集中營，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並且被迫絕育，一個孩子悲慘死去。只因為她丈夫是埃及人，經過埃及政府的外交努力，她才被釋放，並在美國國會公開親身經歷，向全世界昭告中共的法西斯暴政。 華春瑩的原因二：中國從不允許百分之一的人口擁有相當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財富的總和。 事實上，早在二零一四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員謝宇與研究生周翔就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名為《今日中國的收入不平衡》的論文，根據多家中國大學所得的調查數據，研究者計算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平等的國際指標)，二零一二年中國家庭收入基尼係數已達零點五五， 美國為零點四五。謝宇指出：「在今日中國，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別是與那些高標準生活國家相比。」二零二零年，二十四歲的貴州貧困大學生吳花燕因營養不良引發多項疾病，搶救無效去世，這個悲慘事件給了習近平炫耀的脫貧大業一記響亮耳光。 華春瑩的原因三：中國從來不允許其人民死於大規模槍擊事件，更不用說讓孩子們在校園裡被槍殺了。 華春瑩不能理解美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擁槍權，這是夏蟲不足以語冰。在嚴格控槍的中國，校園中的孩子沒有死於槍殺，卻死於刀殺。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二日，短短五十天之內在中國就發生了六起幼稚園或學校兇殺事件，二十二個孩子被殺死，十六個受重傷。學者何包鋼指出，中國一系列妄殺幼童事件顯示了比美國的校園槍擊案更嚴重的社會危機。正是中國今天的高控制度和方法成為不穩定之源，讓社會最底層、最邊緣人物失去說話的場所。中國現存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缺乏民間機制來調解各種社會問題。 華春瑩的原因四：中國不允許毒品問題困擾國家並每年導致十萬以上的人死亡。 其實，一方面，中國的毒品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局長劉躍進估計，中國吸毒人員的實際人數約為一千三百萬，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故意縱容中國生產的芬太尼流入西方國家。美國助理國務卿克爾斯滕·麥迪遜曾表示，二零一七年，美國七萬兩千萬例藥物過量死亡中有超過四成涉及芬太尼。美國緝毒局發言人凱瑟琳·帕夫指出，根據美國郵政系統的攔截，當地人提供的信息以及追蹤這些藥品的網路足跡，這些芬太尼大量來自中國。歐洲藥物監測機構的報告也稱：「大多數進入歐洲的新芬太尼來自中國的公司。」 美國與中國，誰得道多助，誰失道寡助？ 華春瑩的原因五：中國從不侵略別國，不搞殖民擴張。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與南韓、印度、蘇聯、越南等鄰國都發生過戰爭，在鄰國眼中，中國就是一個蠻橫殘暴的霸權。比如，越南堅稱擁有南沙和西沙群島主權，不會容忍中國的侵略行為。越南在對中國嚴加防備的同時，歡迎美國將美利堅秩序帶到東亞，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阮志詠曾公開表示：「如果美國能為本區域能帶來和平、穩定，以及確保國家主權得到尊重，我們歡迎美國的舉動。」誰是侵略者，誰是和平締造者，不由自己說了算，而由周邊相對而言的小國和弱國說了算。 華春瑩的原因六：中國從不干涉別國內政，從不在國外尋找和扶植代理人。 柬埔寨人不會同意這個說法。正是在中共扶持下，波布的紅色高棉才成功奪權，實施階級屠殺，殺害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波布在訪問北京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對毛說：「我從小就讀了許多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那些有關人民戰爭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領導了我們整個黨。」 華春瑩的原因七：中國從來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騙、謊言和偷竊」上，因為中國把這些視為恥辱，而不是驕傲。 但是，就連曾是中國的老大哥的蘇聯，也被中國的厚黑學和孫子兵法玩弄於股掌之上。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挑動核戰爭、不惜中國人死一半的狂言感到震驚，認為毛是個瘋子。勃列日涅夫對美國總統尼克森說，中國人的特點是「野蠻、不忠誠、虛偽」。他們「背信棄義、心懷叵測」，「不誠實」，「特別狡猾、兩面三刀」。 華春瑩的原因八：中國從不稱霸世界，不剝奪任何國家（地區）的發展權。相反，中國謀求共同發展和繁榮。 然而，中國近年來在非洲的蠶食鯨吞，已激起非洲各國的憤怒聲討。中國在非洲國家採取「安哥拉模式」，以提供巨資協助基建，換取當地資源。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教授艾登認為，這種以基建換資源的模式，使中國被視為「殖民者」，中國只重視從非洲獲取資源，及為中國企業創造國際市場，這種「設計」等同將部份非洲國家視為「附庸國」。尚比亞大學政治學講師比巴拉批評說，雖然中非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但中國沒有提供太多技術轉移，有些國家又盲目生搬硬套中國發展模式，會令非洲愈益依賴中國，不利於非洲的可持續發展。 華春瑩的原因九：中國從來不會為了勝利而不擇手段地削弱或消滅對手。相反，中國專註於提升並超越自己。 這個說法又是自欺欺人。中國一直無孔不入地竊取西方先進技術，然後通過山寨方式大量生產，這才實現「彎道超車」。比如F-35的設計被盜，使中國空軍能夠開發出外觀相似、具有中國特徵的隱形戰鬥機。中國頂級駭客團隊從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的計算機中竊取兩千兩百萬美國人的安全保密文件，再加上從安塞姆健康保險公司竊取的醫療文件，以及從萬豪酒店竊取的旅行記錄，估計已經幫助中國制定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和基礎設施的詳細藍圖。 華春瑩的原因十：中國從不向流浪氣球發射導彈，而是投資建設更好的鐵路，讓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這是典型的戈培爾話術，掩耳盜鈴還不夠，還要賊喊捉賊。中國放出間諜氣球侵入他國領空，還不允許他國出於保衛國家安全而將其擊落，難道被侵入國只能坐以待斃？曾在奧巴馬和川普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麥可·羅傑斯上將表示：「此事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的關注程度。當它成為對我們國家的物理侵入，感覺就不一樣了。」 華春瑩看似譴責美國，卻更像是揭中國的短，這種「高級黑」，騙不了別人，只能討好習近平一個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神功護體的少林高僧為何不敵中國病毒？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國網上傳出少林武僧院武學導師延庄法師感染中國病毒、以五十九歲的壯年病逝的消息。就在兩天前，延庄法師還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打拳照，因此有人懷疑是否為康復期間劇烈運動導致死亡。 從其生前照片上看，留著長髯的釋延庄意圖把自己塑造成一副仙風道骨形象，其社交媒體的最後一則留言是：「寶劍、快意，一縷殺氣。酒杯，悲涼，一聲嘆息。知己，豪放，一往情深……」這明顯是在模仿古龍武俠小說的文字風格。而他帶領幾個學徒練拳的照片下有幾句說明文字，透露已感覺到呼吸不暢，想通過練習「龜息大法」，「通經活絡，只為能夠在殘喘里，還可向生而行，緩口粗氣……」 公開資料顯示，生於河南上蔡縣的釋延庄俗名趙世毅，自幼受到家庭武術氛圍熏陶，加上一九八二年李連杰電影「少林寺」風靡，他於一九八三年到少林寺出家，走練武之路。之後，他學到外界稱為「達摩內功」的禪功柔拳，號稱達到「百病不生」境界，長期擔任少林寺武僧總教頭，儼然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林至尊。 沒有想到，如此一位絕頂武林高手，輕易就被病毒擊倒。延庄的同門師弟延嘉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說：「再也聽不到師兄的聲音了，你去西方極樂世界，我們還在這個塵世間度人。」有虔誠的信教徒留言詢問：「老爺子也是因為某流行性病毒走的嗎？」延嘉僅回復二字「自然」。這兩個充滿歧義，可理解為「自然死亡」，也可理解為「自然如此，何必再問」。 對於釋延庄離世原因，少林寺官方沒有作出任何說明——如果承認這位武術大師是感染中國病毒而死，對少林的聲望不啻為一個沉重打擊。首先，這一事實證明，所謂「百病不生」的「達摩內功」，不過是繪聲繪色的小說家言，世間沒有這種保命符，少林武術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 其次，被外界傳得神乎其神的少林內功，不見得能強身健體、延年益壽，中國男性的平均年齡已在八十歲上下，大名鼎鼎的少林第一武僧卻只活了五十九歲，這簡直就是莫大的諷刺。可見少林武術甚至比不上西方普通的健身運動。 第三，即便少林內功能抵抗《本草綱目》上記載的傳統的「百病」，卻無法抵抗「百病」之外的新病——中國病毒，可見中國病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故意播放的某種人工合成的病毒。 其實，少林武術，乃至整個中國功夫，都是虛無縹緲的「中國夢」的象徵。一九八零年代初，經過文革的「破四舊」，少林寺僅剩一片斷壁殘垣。中國人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醒過來，傷痕纍纍，尊嚴掃地，精神空虛，看不到路在何方。突然間，電影《少林寺》橫空出世，舉國上下如醉如痴，幾乎成為革命夢斷的中國人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以及此後四十多年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之先聲。 然而，以少林武術振興民族精神，本身就是緣木求魚。少林寺尊達摩為祖師，且不說達摩是否真的是其祖師爺，就達摩本人而言，乃是來自印度或波斯的外國人，跟近代到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是一樣的。所以，少林功夫，其實是印度功夫或波斯功夫的皮毛。這個被刻意忽略的事實，會讓中國的愛國者們痛不欲生。 少林武功號稱中國武術之正統，但遇到在搏擊界的後起之秀徐曉冬的挑戰時，少林寺無人敢出面應戰。後來表示願意與之一戰的，是曾任少林第一護法、後來自立門戶的釋延覺。有趣的是，釋延覺表示自己少一根手指，是四級殘廢，而且已五十歲，強調種種客觀不利因素。然後，提出一個苛刻的條件：若是打七十五公斤級的正規散打比賽，他願意與徐曉冬一決雌雄。眾所周知，徐曉冬的體重在九十公斤左右，讓他降十五公斤體重，是強人所難。 一間寺廟的敗壞與一個國家的敗壞 近年來，在方丈釋永信的領導下，少林寺從一間僧多粥少的苦寒寺廟，成為一家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釋永信本人也從出家人和修行人搖身一變為全球商業帝國的「CEO」。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傑安迪寫過一篇題為《財、色、權力：少林CEO面前的魔障》的報道。該報道指出，中國媒體上出現了一系列針對釋永信的的指控：矇騙大眾，玩弄女性，有多名情人，並私下與其中二人育有子女。釋永信追逐女性、金錢和奢華生活，與他身為中國佛教界重要人物而長期標榜的為人正派、生活簡樸的說法格格不入。這宗醜聞突顯了公眾對於眼下中國社會的冷嘲熱諷：貪婪與低俗的物慾碾過道德，位高權重人群尤為如此。 習近平掀起以反腐為名的政治清洗，黨政軍各界皆有大佬落馬，又牽連出他們背後更多的民營企業家和文藝娛樂界人士。偏偏屢屢被舉報、早已聲名狼藉的釋永信巋然不動、閑庭信步。釋永信跟習近平一樣「自信」，絕非偶然：他不僅是一名商業和尚，更是一名政治和尚，積極配合習近平「一帶一路」政策，少林寺這塊金字招牌成為「中國優秀文化」輸出西方的典範，跟「孔子學院」聯袂登台，一文一武，大紅大綠，流光溢彩。過去數十年，台灣新興佛教系統如慈濟、星雲等，影響力早已溢出台灣，遍及世界，還返回中國，吸引不少信徒和金錢奉獻。逃離被中共武力侵佔和殖民的圖博故土的達賴喇嘛，也讓藏傳佛教成為在西方頗受歡迎的東方宗教。為了與之競爭，中共當局積極鼓勵和支持少林寺到海外攻城掠地，發揚國威。 此前，釋永信計畫在澳大利亞東南部修建一處投資三億美元的豪華少林功夫度假村和高爾夫球場，引發很大爭議。中國官媒新華社出面為之保駕護航，高調報道釋永信對此事的回應：「文化走出去是件很體面的事。……中國人可以引進迪士尼，為什麼國外就不能引進少林寺？」將少林寺與迪士尼相提並論，引喻失義、不倫不類，卻很有點習近平躊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胸襟氣魄。若是習近平讀到這篇報道、看到釋永信的這番言論，一定會對之惺惺相惜。既然大方向對了，跟對人了，釋永信的生活「小節」問題就可忽略不計。於是，在習近平的中國，釋永信就成了一尊打不倒的金身羅漢。 釋永信不是國師勝過國師，少林寺不是皇家寺廟卻又宛如中共黨魁的家廟。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曾將宗教貶斥為麻醉人靈魂的鴉片，但習近平毫不諱言鴉片也可拿來為其所用。傑安迪在報道中評論說：「儘管中國官方信奉無神論，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開始認可少林寺的全球推廣，欣賞它產生商業收入的能力。而且，從近些年不斷有官員前往少林寺參觀的情況看，他們中很多人也明顯相信少林武僧神奇的護佑能力，這一名聲早在七世紀就傳開了。就像故事裡講的，曾有十三個少林棍僧在戰亂之中救了唐王李世民。」那麼，今天的少林寺能夠護佑焦頭爛額的習近平走過內憂外患的驚濤駭浪嗎？ 少林寺不是一方凈土，而是敗德的中國的縮影，如同《紅樓夢》中的那個典故：柳湘蓮路遇賈璉說媒，準備娶尤三姐為妻，但後來向寶玉打聽尤三姐品行，寶玉回「你既深知，何必問我？」湘蓮遂感嘆說：「你們這東府裡邊，除了這兩個石獅子是乾淨的，恐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幹凈了。」今天的中國處處是烏煙瘴氣、污泥濁水，少林寺不是一方凈土，也心安理得地藏污納垢、坑蒙拐騙。過去數十年，少林武術靠小說和影視的渲染，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佛教第一寺廟。在一切向錢看和向權看的時代，少林武術也就成了發大財、攬大權的法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央視春晚：中國大內宣和大外宣的強弩之末 自從一九八三年春晚這種新時代的精神鴉片誕生之後，二零二三年的第四十一屆春晚規模之大、耗資之巨，不能說絕後，也可稱空前。就在紅紅火火、鶯歌燕舞的演播室之外，中國大小城市的火葬場高速運轉，披麻戴孝的家屬排成長龍，還有人自行在院內焚燒親人屍體。 此刻，高速運轉的，不僅是焚屍爐，還有中共宣傳部，一邊焚燒死人的屍體，一邊清洗活人的大腦。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從來不會閑著，越是水深火熱、民不聊生，越是要指鹿為馬、謊話連篇。中共新任宣傳部長李書磊，當年是北大中文系的神童和最年輕的博士，出口成章、下筆千言，真博士為假博士效力，如駿馬拉破車，輕車熟路、一日千里。 宣傳部旗下，最大的謊言製造機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電視台——中國中央電視台，而央視最經典的洗腦項目就是一年一度的春晚——春晚能夠讓寂寂無名的人物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如今，李書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央視春晚。春晚播出後第二天，央視官網發表報道《創新高！總台二零二三年春晚全媒體觸達一百一十億人次，再掀海內外關注熱潮》。該報道指出，二零二三年春晚「以溫暖人心的精品節目、亮點滿滿的技術創新、美輪美奐的舞美效果為全球華人送上了一道紅紅火火的文化大餐」。新媒體直播規模和海外傳播量均創歷史新高：電視端，全國電視市場收視總份額達百分之七十六；新媒體端，直播規模達七點六六億。春晚成為各網路社交平台的霸屏話題，五十一個話題詞登上各平台熱搜熱榜第一，併產生千億話題閱讀量。 該報道特別指出，春晚海外傳播創下多項新紀錄。中國國際電視台英西法阿俄語頻道和六十八種語言對外新媒體平台，聯動來自一百七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千多家媒體對春晚進行同步直播和報道。春晚首次實現全球千屏突破，合作傳播遍地開花。美國中文電視台、美國城市衛視、加拿大新動力傳媒、加拿大魅力中國等近三十家海外媒體對春晚進行同步轉播。 數字很好看，實際效果究竟如何？以大內宣而論，春晚的洗腦真的有效嗎？有人貼出現場觀眾的表情，讓人一目了然。有資格到現場觀摩節目的人，是非富即貴的特權階層。過去，他們坐擁金山銀山，趾高氣揚，笑逐顏開。如今，就連他們都成為習近平暴政的受害者，一個個面如苦瓜、雙目獃滯、印堂發黑、如喪考妣，不像是來欣賞節目，倒像是來參加共產黨的葬禮。看來，試圖靠春晚來「沖喜」並未收到應有效果。過去幾年，能潤的人都潤掉了，潤不掉的人，只能在這座陰雲密布的愁城中，坐等天災人禍漸次降臨。 官媒的報道中，更值得民主國家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央視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就將其「海外協力者」名單全盤托出。央視報道中提及與之合作的數十家海外華文媒體及西方主流媒體，到底得到中共大外宣多少經費？習近平一方面要跟世界尤其是民主世界脫鉤，一方面卻沒有放鬆對全球的文化及制度輸出——這種輸出，比輸出病毒更可怕，病毒危害的是人體免疫系統，中共的文化及制度模式則危害人的精神、心靈和思維。習近平不單單要將十四億中國人變成任由他本人控制、指揮的喪屍，還要將整個地球都變成他的精神殖民地。過去，西方國家沒有設置「民主的防禦機制」，敞開大門與中國「交流」，結果被中國攻城略地，滲透嚴重，而執法機構找不到中國紅色滲透的蛛絲馬跡；如今，既然央視主動供出「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西方大小媒體和機構，西方國家的執法機構就可按圖索驥、順藤摸瓜，展開一系列調查，肅清從中國輸入的文化毒品，制裁被中國收買的個人和機構，以維護國家安全。 延安窯洞美學：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式法西斯美學 有趣的是，有網友發現，二零二三年的春晚，直到結尾時才提到一次習近平，提及習近平的頻率比此前幾屆大大降低。這種現象，不能說明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有所降溫，更不能說明習近平的權力受到挑戰，只能表明李書磊掌管宣傳部後，中共的宣傳策略更加精緻化。有人分析說：「經濟如此之差，死人如此之多，再藉助春晚邀功，會起到反作用。他們對人礦心理學研究甚深，怕被反噬。」還有人評論說：「共產黨是任何時候都不會放過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機會。反人類的疫情封控三年，烏魯木齊大火居民死於非命，民企倒閉潮不斷，過年了討不到薪水的農民工維權被鎮壓，火葬場哀鴻遍野……如果過年了還在提黨的偉光正，那豈不是抓屎敷臉，遭億萬人痛罵嗎？」 春晚融匯了共產黨的黨文化和若干中國傳統文化膚淺且表層的要素，甚至不惜剽竊日本流行歌曲的元素，某些部分很像法輪功的神韻晚會，另一些部分則具備了延安最粗鄙的窯洞文化的特質——習近平的穿著打扮和言行方式，與其說是一名有教養的太子黨和浸染城市文明的北京人，不如說更像延安窯洞中的流氓無產者，如同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走出來的光棍。習近平所代表的，正是中國黃土文化和黃河文化中最黑暗、最封閉、最醜陋的部分，也是當年《河殤》竭力批判和否定的蒙昧專橫的部分。卻沒有想到，《河殤》問世三十多年後，這些東西再度沉渣泛起，重新佔據舞台中心。 春晚是中國式法西斯美學的樣板。法西斯美學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誕生於法西斯專政下某些文藝作品的美學風格的統稱，此概念源自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謂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也曾表示，政治「就是現存的最高級的和最綜合的藝術。我們在制訂現代德國政策時，感到我們自己就是藝術家……藝術和藝術家的任務在於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東西，為健康的人創造自由。」當時，納粹官方主導並由名導演里芬斯塔爾拍攝的電影，例如《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就是納粹美學的巔峰之作。與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美學相比，中共的極權美學更等而下之。僅以春晚而論，它所凸顯的「美」，是如此不真實，是如此毫無生氣，舞台上所有人都沒有個性，如推特上一位用戶所評論的那樣：「這十幾年，越來越乏味的春晚印證了文化與審美的倒退，沒有了時代性與現實性，被架空的文藝創作，讓春晚越來越像一具披著國家意志的文藝腐屍。他沒有生命，雖然高歌盛世，但他仍是死的。從腐朽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文藝，再華麗，也不過是一張空洞沒有靈魂的裹屍袋而已。」 春晚是謊言，是鴉片，是幻術，是催眠。阿根廷學者芬切爾斯坦在《法西斯謊言簡史》中指出，對法西斯分子來說，真理是一種在權力中並通過權力揭示的秘密，權力具有完全先驗的地位，強大的、暴力的、厲害的東西就是真實和正當的，因為它表現了關於人民和國家的超歷史的、神話的趨勢。以此而論，春晚試圖傳達一種甜得發膩的幸福感，讓觀眾們像吸毒一般情緒高亢、抽離現實，一如逃離北韓的脫北者的回憶，那是一種「我們最幸福」的欺騙與自我欺騙。網上流傳一份中國中國各省的春晚收視率的資料，大致有兩個規律：越往南方，收視率越低；越接近海洋，收視率越低。也就是說，西化和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經濟文化越發達的地方，人們對春晚這種精神毒品越有免疫力。要讓春晚這種精神毒品退出歷史舞台，中國民間社會應當努力推動自我啟蒙、自我解放。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對中國在西藏殘暴的殖民統治熟視無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高級工程師余馳攜家人成功潤到美國。出行時，他兩度遇險：先是在駕車駛出封控小區時，在繞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攔下，警察告知，沒有防疫特別通行證不得出城，經過他的百般解釋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機場安檢時，正好遇到四川發生六點八級地震，安檢機器險些傾倒，航班差點被取消。他們從成都飛到香港，再飛首爾，最後順利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 余馳比我年長兩歲，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慶大學，他還記得六四的時候，在中學當老師的父親夜不成寐、長吁短嘆、痛罵鄧小平。他很小就充滿叛逆精神，小學時在課間操場上大喊「打倒毛澤東」，嚇壞了班主任。但真正讓他深刻認識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參與西藏黨政軍機關及重要企業供暖系統的設計施工。從二零零四年開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飛機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駕車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跡遍布西藏數十個城市和鄉鎮，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國民眾全然不知的真實的西藏。 余馳曾經為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主席、後來升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白瑪赤林以及西藏軍區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駐軍高級將領的住宅設計、安裝新式供暖系統。他親身觀察到各級官僚的專橫任性、頤指氣使，極少聽取專業人士意見，自以為是，胡亂指揮，浪費大量勞力和金錢。他們極度腐敗，普通公家單位使用的設備，標準被降低，施工質量也很差，以此中飽私囊；而他們自己家中的設備，卻全都選用進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級官員，不僅在拉薩擁有堂皇的官邸，還在林芝等地擁有度假別墅，同樣極盡奢華。在高級官員家中施工時，他看到其家中堆滿名畫古董——他特別提到一個具有西藏特色的細節：很多高高官和將軍家中儲藏室擺滿一麻袋一麻袋的蟲草，蟲草這種只產於西藏的珍貴藥材，市麵價格超過十萬元一斤，一麻袋蟲草少說也價值數百萬元。白瑪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聲稱，自治區內沒有任何居民、僧人與尼姑自焚，卻又譴責「達賴集團煽動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為」。很多高級官員從西藏離任時，人們送給他們的是「十億某某」的稱號。 余馳利用工作餘暇走訪了很多寺廟和普通藏族人家。他發現，儘管北京聲稱每年都給西藏大筆援建資金，但這些錢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漢族官商據為己有，藏人得到的實惠很少。他去過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根本達不到脫貧的標準。許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財產就是放牧的氂牛，這些氂牛隻能讓他們得到基本的溫飽。從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區，大量青壯年藏族人實際上都是處於失業狀態，賴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對中共經濟上的竭澤而漁和充滿種族歧視的殖民統治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尊崇達賴喇嘛，盼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著達賴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瑪赤林這樣的高級官員，他從未聽過任何藏人說達賴喇嘛的壞話。有一次，他來到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地帶，當地藏人指著不遠處的雪山告知，那邊有幾條小路，可通往尼泊爾，再進入印度，然後到達蘭薩拉，他們的很多親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聖地。看來，中共半個多世紀以來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文宣並未收到什麼效果。 藏人的厄運已然拷貝到所有中國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鎮壓了藏人的抗議活動，當時正在西藏的余馳親眼目睹了鎮壓的慘狀，他沒有趕上六四屠殺，但作為攝影愛好者，這次悄悄用鏡頭拍攝了大量中共軍警鎮壓和抓捕和平示威民眾的場景。基於安全原因，他不敢公開表達對藏人的支持和對中共的反對，卻用這種方式記錄下即將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寫的歷史真相。 從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陳全國主政西藏之後，採取鐵腕政策治藏，在拉薩市內，每幾百米就設立一個警察崗亭，裡面安排武警、警察、協警及社區工作人員，嚴密監控周邊動靜。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廟門口，都設置武裝檢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圍欄，甚至在旁邊建立軍營。布達拉宮前的廣場，原來提供給從各地前來朝聖的信徒頂禮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塊區域給朝聖者使用，警察仔細盤查朝聖者的身份證件並予以訓斥羞辱。就連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設防，必須出示身份證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遠地區的小寺廟也設置了所謂的工作組，凌駕於寺廟原有的管理系統之上，僧侶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連人身自由也受到嚴格限制。 余馳也親眼目睹陳全國出行的大陣仗，多輛警車開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驅趕道路上的普通車輛和行人，這種場景在中國其他省份也很難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張揚。陳全國正是靠著殘酷和殺伐，得到習近平的賞識，從西藏調任新疆，將在西藏的高壓政策變本加厲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過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古拉格的鎮壓系統，囚禁數百萬維吾爾人。 余馳結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後，回到成都的家中，卻發現極權主義的陰影已然籠罩在中國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參加成都的家庭教會，卻發現秋雨聖約教會等家庭教會遭到打壓與掃蕩，成都基督徒的命運跟西藏佛教徒的命運並無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他身為高級工程師和樓宇公司副總經理，是唯一非共產黨員的高管，曾對永無休止、裝腔作勢的黨組會議公開表達意見——黨的會議不應佔用正常的辦公時間和辦公地點，更不應當強迫非黨員參加。由此，他受到上級的斥責和打壓。 余馳不願意成為一個失去不服從能力的「組織人」。用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話來說，納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個「組織人」的代表，是一個異化的官僚，對他來說，男女老少僅僅是一串數字，人們可以從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服從的事實。在與納粹德國愈來愈相像的中國，余馳身邊的人們都對西藏和新疆正在發生的種族迫害和種族滅絕視而不見。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沒有想到，陳全國模式或者說習近平模式，很快從西藏複製到新疆，再從西藏、新疆複製到全中國，包括被中國重新劣質殖民的香港。在香港，連出版一本兒童繪本都會被捕入獄。而在習近平以防疫為名開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終於意識到，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的厄運，也會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所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 為了將自己拍攝的關於西藏鎮壓的真相帶到自由世界發表、傳播，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和暴力，也為了自己與家人能過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生活，五十齣頭的余馳決定放棄在中國看似成功的職業和事業，全家逃離中國，與極權政府決裂。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一旦做出這個決定，他立刻變得無比輕鬆。他說，在美國做一個空調修理師或卡車司機，比在中國做一個帶著面具的高級工程師和公司總經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經潤出中國或正要潤出中國的優秀人才中的一員。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如弗洛姆所說：「人類究竟是否有未來，文明究竟是否會終結，端賴我們是否能秉持懷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從的能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引述陳獨秀的一句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十六個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和習近平權力模式的真實寫照。 對於中共二十大之後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認為，中共正面臨其建政以來最複雜、最多變的時代，台灣面對的，或許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而是一個即將快要撐不下去的中國、一個「後中共時代」的中國。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國生活過，深知共產暴政之邪惡，比起大多數溫和內斂的日本媒體人來，他向來不加掩飾地譴責中國的種種黑暗面，對此，我引以為同道。但我不能認同他對中國極度樂觀的看法。 矢板明夫認為中共快要撐不下去的第一個論據是：俄烏戰爭是中美兩大陣營的代理戰爭，而代表中國出場的俄羅斯，已經顯露出敗相。這個看法並不符合事實。首先，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並非中國唆使，普京開戰，並不需要獲得習近平批准，習近平只是樂見其成。 其次，俄羅斯確實顯露敗相，但俄羅斯的敗相併非中國的敗相，相反是中國火中取栗的契機。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及烏克蘭背後的西方）兩敗俱傷，習近平坐山觀虎鬥，白白撿了個大便宜。 《紐約時報》發表了資深駐華記者儲百亮撰寫的題為《中國眼中烏克蘭戰爭的贏家：中國》的文章，該文指出：「烏克蘭戰爭遠未結束，但一種共識正在中國的政策圈子裡形成：有一個國家將在這場動蕩中脫穎而出成為勝者，那就是中國。……隨著俄羅斯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尋求支持，俄國將中國作為自己外交和經濟生命線以及地緣政治重要戰略支撐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大。」《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努爾·哈伊里撰寫的題為《烏克蘭戰爭是否將俄羅斯變成中國附庸國？》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開始逐漸轉變為強大中國的從屬國，最近爆發的俄烏戰爭及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孤立，加劇了這一趨勢，使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中國。…… 不難想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控制著俄羅斯一半的貿易交易，並成為通信、運輸和能源生產等重要領域的最大技術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在俄羅斯擁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並且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這種影響力。……中國將是這種轉變的最大受益者，它將盡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宮維持一個促進其利益的友好政權，通過購買廉價的俄羅斯自然資源，擴大中國技術市場，推廣中國技術標準，並將人民幣兌換成歐亞大陸北部事實上的區域貨幣。隨著其影響力的增長，北京將能夠從俄羅斯獲得一項重要的讓步，而這在一年前無法想像，即獲得最先進的俄羅斯武器和設計，並享有進入俄羅斯北極地區的特權，並考慮中國在中亞的利益。」所以，習近平不是俄烏戰爭的受損者，而是獲益者。 矢板明夫還認為，中國內部近期有諸多矛盾浮上檯面，「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場，說明中共黨內的矛盾已經表面化；習近平出訪時當面訓斥加拿大總理，說明中國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矛盾表面化；全國到處出現的『白紙革命』，也說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這三個論據都不能說明中共的統治已出現重大危機。第一，胡錦濤在江澤民的葬禮上公開亮相，說明黨內鬥爭並未到徹底決裂的地步；第二，習近平訓斥加拿大總理，而世界各國領導人仍爭先恐後與之會面，說明西方對華綏靖政策被未被徹底埋葬；第三，白紙抗議不是革命，影響面相當有限，解封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黨和政府在過去三年里「無微不至地呵護民眾」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劉賓雁的錯誤了 無獨有偶，香港資深出版人、原天地圖書總編輯顏純鉤先後發表《我的樂觀：中共沒那麼強大，中國人沒那麼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國在十年內必有大變》兩篇文章，提出中國即將發生大變的三個理由：一是習近平上台十年，把內政外交搞得一塌糊塗，把中共的家底幾乎耗光；二是習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對人民的管控無所不用其極；三是白紙運動壓迫下，中共不得不對人民作出讓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趨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壓迫，人性要求實現個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戰勝黨性。他還說，「今後主要看經濟狀況……經濟惡化中共力竭，大陸人沒有活路，那時真正的改變就會到來」。 顏純鉤是一位有正義感、良知和風骨的知識人，他在天地圖書任職時，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與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後遷居加拿大，沒有保持沉默，屢屢就香港和中國議題發出擲地有聲的言論。但是，或許因為他很早就離開中國，對中國事務的評論往往顯得隔膜，在事實上有相當的落差，在論述和分析上過於樂觀而無法讓人信服。比如，他認為白紙抗議「全中國都有人響應了」，這顯然高估了白紙抗議的力道。據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彭載舟及白紙抗議，一位生活在中國國內、關心時事的臉友評論說：「牆外白紙的討論和傳播非常熱烈，但牆內一片肅殺，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白紙抗議，他們也不明白一夜之間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紙封殺得如死牢一般。」 顏純鉤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是因為他對人性的樂觀，而這種對人性的樂觀是靠不住的——他忽視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人性並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如果一個人只知服從而不知不服從，這是一個奴隸；如果一個人只知不服從而不知服從，這是一個暴民。」中國人長期在奴隸與暴民之間晃蕩，從未養成公民人格。 顏純鉤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惡化必然導致變革到來，這也不符合當代中國的歷史——從大饑荒到文革，經濟比現在糟糕多了，連鄧小平都承認，國民經濟已然崩潰，但中共的統治仍穩如磐石。箇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說，中國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發生後不久，流亡美國的作家劉賓雁曾預言中共不出兩年就會倒台。但後來中國的發展與他的預言大相徑庭，他對此深切反省說：「我們，不是我一個人，相當多的人，在六四以後對中國形勢的估計都犯了一些錯誤，我們沒有料到江澤民會穩穩噹噹地執政十三年。當時我們以為天安門運動的勢頭還會繼續，想不到九二年鄧小平改變了戰略，用經濟利益來誘使中國人忘掉政治。這十三年來，也就是因為大家在經濟上得到了一些好處，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確實有了很快速的增長，大家對現狀也就接受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合作，中國人和共產黨合作了。九二年以後，我們對形勢仍然估計不足，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估計過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當年的劉賓雁同樣的錯誤了。 我贊同經濟學者何清漣在《中國：潰而不崩》中的論述：中共政權在十至二十年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也許我們一輩子都要面對這樣一個潰而不崩的中國，一輩子都要與這個惡魔抗爭。 顏純鉤批評說，「悲觀導致消極的態度，無心做事，放棄抗爭」。其實，悲觀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如魯迅所說「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當年，生活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異議分子對未來非常悲觀，他們認為自己無法看到自由的降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確實沒有看到自由的降臨），但他們仍然不放棄抗爭。對此，劉曉波曾說過，我們的抗爭如同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石頭最終抵達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推它。這種在徹底的絕望中生髮出來的抗爭勇氣，比盲目的樂觀更能持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9年8月13日，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黃色小報《環球時報》當編輯的付國豪，沒有記者證，卻身穿記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國際機場，近距離拍攝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這不是記者的所作所為，而是特務行徑。他被示威者包圍並抓獲，人們發現他證件上的名字叫付國豪，信用卡卻叫付豪，一人竟有兩個名字，極似國安人員，馬上令群情洶湧，將其捆綁起來示眾。其間，付國豪展露出詭異的微笑，還用普通話高喊：「我支持香港員警，你們可以打我了！」一副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 付國豪的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當局拿來當做將香港抗爭者妖魔化的證據，中國官媒立即加以鋪天蓋地的報道。付國豪回北京時，胡錫進等《環球時報》高層親自接機和獻花，《人民日報》亦發表名為《付國豪，真漢子！》的評論文章。付國豪一夜之間名滿天下，無數民間戰狼給他寫信、郵寄禮物，他儼然被視為「國家英雄」。《環球時報》給他十萬元重獎，胡錫進鼓勵他在北京買房娶妻，似乎要將其培養成「叼飛盤黨」的第二代掌門人。 2021年1月初，付國豪機場遇襲事件中的3名施襲者，被裁定暴動、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非法禁錮罪罪成，分別被判入獄4年3個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國豪的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後，付國豪透露，他的經濟收入偏低，無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與香港「結緣」，他產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願，多次寄求職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職——香港已被中國再殖民，適合他的工作單位多如牛毛，如國安處、中聯辦、新華社香港分社、大公報、文匯報等，無一不可讓其大展拳腳。然而，天不遂人願，據付國豪父親付成學在2021年7月發布的「告兒書」中所說，付國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卻因為「西方勢力滲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國豪）雖多方向香港媒體單位寄簡歷求職，然，均未回復。這不是你的問題，西方勢力滲透香港幾十年，媒體毒滲尤甚，毒媒黃媒曾倡狂鼓燥，記協等港獨組織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深恐之後他們將會孤注一擲，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義的聲音，香港人民的聲音！」 看來，付國豪這樣的小粉紅，就像衛生紙，或耗盡能量成為廢物的電池，用過後就被主人扔掉，沒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機會。於是，付國豪患上嚴重的抑鬱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學在今日頭條平台發文說，兒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經死了，年僅30歲，兒子是因病去世，那個病是抑鬱症。但以常理推測，抑鬱症通常不會致命，因抑鬱症而死，多半是想不開。 付成學特別解釋了為何事隔一年多後才公布兒子的死訊，稱其「不能做出哪怕點滴，不利於國家利益和形象的，一點點細微的污損」。他說，在2021年年底，「兩年多的時間裡，中華大地，疫情肆虐，各級政府疲憊之極，百姓心呈焦慮」。加上「台灣當局以虎謀皮，圖謀不軌，台獨企圖暴露無遺」，而且「《國家安全法》雖出台，但香港黑惡勢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國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選擇一個適當的環境和空間公開，很有可能成為境外居心叵測勢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華勢力，虎視眈眈，小動作不斷」、「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學吃兒子的人血饅頭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學的這段解釋，畫虎不成反類犬，將人們對其「英年早逝」的兒子的最後一點同情都消耗殆盡。他將兒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將兒子塑造成當代屈原或陳天華，不是因為個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為心憂國事的「第二種忠誠」，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台獨、「香港黑惡勢力」和「西方仇華勢力」乃是害死他兒子的三大元兇，好像是這三大元兇害得他兒子在北京買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婦，而他兒子本人全然無辜，黨國更是對此一點責任都沒有。 付成學的這種表述，顯然是吃兒子的人血饅頭。魯迅小說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饅頭的，是旁觀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國，連父親也欣欣然地吃兒子的人血饅頭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無幾了。他無非是以此向官府討要撫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響力和死亡的價值。其實，他心知肚明，他的兒子是一個如螻蟻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絲毫不會影響中國的政局，更不會影響國際局勢。但是，他將兒子的死亡與「家事，國事，天下事」勾連起來，他的兒子頓時變得如同毛澤東為劉胡蘭所寫的題詞那樣「生的光榮，死的偉大」。可惜中國沒有忠烈祠，否則記過這一番陳述，付國豪一定可以進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學這一番精彩的「過度闡釋」，此事也不會引起我寫一篇評論的興趣。我讀到這段文字時，突然意識到，其父的闡釋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闡釋」的價值。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傑利·透納假借古羅馬奴隸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養一隻奴隸》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奴隸這個詞原本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奴性特質，真正的奴隸是那些行為舉止缺乏道德感的人，無論他們是奴隸還是自由人。一個人的道德地位，是靈魂素質的反射，社會地位無關這個問題——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隸具有高尚的氣質。唯有那種自甘為奴的人，才無藥可救。從付成學的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納所說的「自甘為奴」的人之一。他不為兒子的死亡向薄情的當局討說法（連敢於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討公道，反倒擔心兒子死亡的消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炮彈」，甚至會給習近平的加冕典禮抹黑，所以將兒子的死訊封鎖整整一年，簡直有「相忍為國」的古風。 透納在回答「如何使奴隸鞠躬盡瘁」這個問題時，有一番獨到建議：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給予奴隸足夠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稱讚奴隸，尤其是那些顯然雄心勃勃的人，他們很可能為了得到更多讚賞而努力。若從該理論出發，付國豪患抑鬱症和死亡的原因，是黨國（奴隸主）沒有給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車子和房子等物質獎勵），沒有給他足夠的肯定和稱讚。在此意義上，黨國有負於付國豪。不過，或許在黨國眼中，付國豪父子只是肆意壓榨和使用的奴隸，遠未達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學、付國豪父子的悲劇在於，身為奴隸，命比紙薄，卻心比天高，想成為奴才而不得，結果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父子看似勇敢實則懦弱 付成學、付國豪父子，看似勇敢，實則懦弱。無論是付國豪在香港機場的高呼口號，還是付成學在黨國和公眾面前的苦情戲，都是精心算計的買賣。法國思想家波埃西在《論自願為奴》一書中寫道：「在暴政的統治下，人們必然變得怯懦、軟弱。」這對父子可以成為今日中國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魯迅說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今日亦如是：中國少有四通橋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這樣自願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類人物的精神狀態：「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個騙子的蠱惑而淪為奴隸，他們立即陷入墮落狀態，竟然完全忘記了他們的所有權利，幾乎無法再從麻木中喚醒他們，讓他們去重新奪回他們的權利；看著他們如此屈從，又是如此心甘情願，幾乎可以說他們不僅喪失了自由，而且還喪失了對他們奴役狀態的意識，沉淪於麻木和令人遲鈍的奴隸狀態。可以說，在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確是出於不得已，被迫屈從，但以後就慢慢習慣了；至於後來出生的人，他們從來就沒有經歷過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麼回事，他們毫無遺憾地服從，自覺自愿地服從，而他們的父輩則是出於被迫才服從。所以，在枷鎖下出生的人，他們在奴役狀態下長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們看不到以前發生的事情，他們滿足於生來就是如此的生活；他們除了生來就擁有的，他們不會想到其他的權利，也不會想到其他的財富，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狀態視為他們的自然狀態。」 接近暴君，必然遠離自由。付國豪沒有資格接近習近平這樣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錫進這樣的小衙門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無數小暴君完成其鐵桶般的統治。付國豪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素質，未能能成為胡錫進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讀過《論自願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為這本書就是他們這類人的一份心理分析報告：「他們不僅要完成暴君規定的任務，還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預見到他想要得到什麼，並市場去滿足他的種種慾望，絕不僅僅要對暴君唯命是從，還要設法討好他，為此他們要放棄自我，勞心傷神，盡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為他們只以他的快樂為快樂，他們犧牲自己的愛好去迎合他的愛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離開了他們的天性。自己一無所有，他們的安寧、他們的自由、他們的身體，甚至他們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還有比這更悲慘的的生活嗎？但他們還是自甘為奴，以便積累財富：但他們什麼也不能獲得，因為他們甚至不能說他們屬於自己。……有太多這樣的人，他們通過各種卑鄙手段贏得君主的信任，無非是讚美君主的邪惡愛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們最後還是被同樣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輕而易舉地提拔他們，他也可以隨時隨地毀掉他們。」如果他讀了這樣的文字，就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國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會驚醒其他奴隸的黃粱美夢。他的後來者還會絡繹不絕。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胡錦濤與習近平是一張烙餅的兩面 胡錦濤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提前離場（或被離場），引發諸多揣測。我對這一幕被很多評論人士稱為「政變」的場景基本無感。第一，胡錦濤時代早在十年前就結束了，此一場景並不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第二，胡錦濤與習近平當然存有權力之爭，中國歷史上，禪讓的太上皇與「今上」之間從來都不是和諧關係，但兩人都是鐵杆共產黨人，只有權力之爭，並無路線或觀念之爭。那些因為痛恨習近平而讚美胡錦濤的評論，與事實真相南轅北轍。 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麥迪文發表了一篇題為《胡錦濤「被離場」引發諸多猜測，新華社英文推特回應原因》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胡錦濤代表了一個與習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國。他更強調集體領導，必須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個派系。胡錦濤的年代被視為對外開放和對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時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曝光的巔峰，外商企業在中國設立，國際遊客不斷湧入，互聯網比現在更自由，境內媒體嘗試開始做像樣的新聞，中國的全球聲譽也持續改進。雖然有些人評價胡錦濤是『弱主』，但是他執政十年中國經濟經常呈二位數成長，中國也更在乎其國際聲譽。」 日本共同社駐台北記者矢板明夫在臉書專頁上評論說：「新的政治局常委會將充斥著習近平的擁護者，確保繼續朝著和胡錦濤時代的改革開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進。……共青團派這一次遭到團滅，在某種意義上講，等於是中共的政權內的改革派、國際協調派的全面潰敗。中國共產黨已經喪失了自我糾正錯誤的能力，期待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已經不可能了。」 此類評論，對習近平走向毛澤東化、史達林化的評估是正確的，但將胡錦濤時代說成是改革開放、西化、國際協調，則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胡錦濤靠在西藏屠殺藏人而上位，選拔胡錦濤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長（一百零五歲）的、信奉共產原教旨主義的元老宋平。胡錦濤比江澤民更左。胡溫統治後期，國保特務治國肆無忌憚，陳光誠遭遇慘絕人寰的迫害，零八憲章運動遭到滅頂之災，劉曉波入獄，我也被秘密綁架及酷刑折磨。我後來寫了《河蟹大帝胡錦濤》和《劉曉波打敗胡錦濤》兩本書，記載了胡錦濤時代專制暴虐的斑斑劣跡。人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 有時，反倒是生活在別處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灣評論人「一個律師的筆記本」在題為《「憶昔錦濤全盛日」：歷史敘事的猜想》一文中寫道：「我猜想，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歷史敘事，就是把胡公錦濤形容成銳意改革的領導者，在開明專制之下放寬個人自由與經濟發展，實現了『公民社會的初步成長』，但這個邁向光明的進程，卻被繼起的習公硬生生破壞，從而斷送了天朝上國的千古良機云云。『憶昔錦濤全盛日，公民社會好形勢。和平演變現前景，民主轉型將落實。』諸如此類。」但他輕而易舉就推翻了這個「想像的敘事」：「事實上，胡公與習公的統治，屬於同一個連續進程。大方向相同，只是採用的手段隨著形勢變化而有所差異而已。前一個階段自忖實力不足，故而韜光養晦、先行蟄伏；後一個階段自恃羽翼豐滿，所以逐鹿爭霸、揮刀亮劍。然而，不論前期還是後期，對於『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神話的執念，乃至於共產黨的統治思維，均無二致。既然有了第一個階段，難免就會走到第二個階段。或者說，第一個階段本來就是在為後繼階段作準備，用來吸引獵物、累積資源。」所以，習近平不是胡錦濤的反動，而是胡錦濤的升級版。 什麼人在懷念胡錦濤和溫家寶？ 麥迪文和矢板明夫對胡錦濤有些「霧裡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參與到這場「胡錦濤奏鳴曲」之中，就讓人相當錯愕了。 胡溫剛上台時，人們對「胡溫新政」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溫已下台十年，居然還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爭相稱頌胡溫，更有人懷念江澤民，形成所謂「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種病入膏肓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學生，坐牢多年，最後一次下獄正是胡溫時代，後來他成為基督徒，歷盡磨難，逃亡到美國，居然在推特上辱罵我批評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破壞改革派「大業」，客觀上充當了強硬派的「側翼」。還有一位因調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獄的維權人士，至今仍對胡溫「多難興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溫擁有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從心罷了。 若干在胡溫時代受打壓、淪落社會底層的人士，對胡溫不離不棄；更多在胡溫時代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將江澤民、胡錦濤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視為中國的「黃金時代」，也是他們本人的「黃金時代」。確實，在那個時代，他們或是坐擁金山銀山的民營企業老闆，資本家可以入黨，「紅色資本家」地位看似穩如泰山；他們或是人面桃花、飛檐走壁的影視明星，在橫店影視基地打造漢唐盛世、射鵰英雄，一顰一笑，財源滾滾；他們或是巧舌如簧的黨校教授，巡迴全國宣揚「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名利雙收；他們或是在中南海與市場經濟兩端遊刃有餘的知識分子，靠著「文化苦旅」發大財……正如維權律師陳建剛所說：「懷念胡溫，讚美江澤民者，相當一部分是中共體制的獲益者，在江胡溫時代，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順風順水。……盛讚胡錦濤、溫家寶的人都是倖存者，刀刃沒有割到他們皮肉的時候，他們就會感覺到江胡溫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塊馬賽克鮮艷，絕不意味著整塊馬賽克拼圖都美輪美奐。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夕，胡溫躊躇滿志，民主法治的高調響徹雲霄。劉曉波在被捕入獄前四個月，撰文揭露胡溫的民主乃是「畫餅民主」，是花拳繡腿。劉曉波寫道：「中共統治的常態是言行背離，現政權也不例外。胡溫執政五年來，一面頻繁地作親民秀和政治開明秀，一面從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從不放鬆對民間的民主訴求的打壓。起碼，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現政權進行政治改革的誠意，因為胡溫政權沒有任何動真格的政改舉動，甚至連不會影響到政治穩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所以，無論媒體把『政治改革』的議題炒得多麼紅火，但現實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劉曉波以他的殉道驗證了這一結論。 今天，批判習近平是常識，懷念胡錦濤卻是違背常識的無知與無恥。鄧江胡時代，中共監獄中沒有一天斷絕政治犯，沒有一天中斷強迫拆遷和圈地運動，沒有一天停止對宗教信仰者、異議者和少數族裔的打壓迫害。我自己是受難者中的一員，我也見過許多跟我一樣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如陳建剛所說：「他們在胡溫時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連家屬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溫時代手上捧著金飯碗、銀飯碗的人卻置身事外、冷眼旁觀——雖然共產黨仍是一黨專制，雖然共產黨在荼毒他人的兒女，但只要還能在中共體制內分潤，管他共產黨做什麼罪惡？唯有被習近平砸掉飯碗之後，他們才舉起「反習擁胡」的旗幟，就如同當年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千百年來，中國歷史循環往複，就連反抗的方式也一樣。獨裁者在不斷進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卻停滯在原始本能的階段，所以不徹底的反抗註定了只能是失敗的反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