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曾仕強先生的視頻，說關鍵的時候神佛會給你託夢，我將信將疑。剛才看電腦板，已經是2024年一月五日，我對每年的一月五日和三月五日都是銘記在心的。 1968年一月五日，是遇羅克被逮捕的日子，1970年3月5日是遇羅克英勇就義的日子。 忽然想起1968年早上那個夢，我渾身一機靈，我夢見四個警察在羅文家翻箱倒櫃地抄家，我從夢中驚醒，胡亂梳洗了一下，穿上冬裝，外面裹上海藍色長毛絨領子的掐腰短棉大衣，戴上一條天藍色絨毛圍巾，匆忙向羅文家走去。 羅文家離我家很近，一站多點汽車路，都在東四北大街。羅文家在靠近東四十字路口，北京人稱「四牌樓」的路西一個小衚衕最裡面。 羅文家衚衕的旁邊是我從小經常去的電影院之一「明星電影院」。電影院比較小，電影票比別處便宜。電影院南邊是北京最熱鬧的步行街之一「隆福寺」。裡面除了有兩家電影院： 「長春電影院」和「工人俱樂部電影院」外，好吃好玩的應有盡有。 那是我小時候的WONDERLAND ! 羅文後來還說：「咱們兩家離得那麼近，怎麼從來沒見過啊？」 那個夢似幻似真，我被不祥的預感抓住三步並做兩步竄進羅文家的小衚衕，我沒有注意到衚衕口停著一輛嶄新的黑色轎車。我經過羅文家門口的公共廁所向右拐進他家斑駁的總是敞開的紅大門，徑直蹬上北屋三極石台階推門一看，不由驚呆了，和我夢中一模一樣！ 幾個警察彎腰翻東西的姿勢都和我夢中吻合，他們並不野蠻，有條不紊，表情平靜。比我夢中多了一位的是有位穿軍裝的軍代表坐在遇伯父和遇伯母的席夢思雙人床上，他對我的出現，似乎在意料之中。 遇伯父和他一個經常下圍棋的老人朋友站在紅木玻璃書櫃前。遇伯父的表情嚴肅又堅毅，眼珠轉了一下。 我哪兒見過這陣仗，不由自主嚇哭了！ 這只是一部敘事詩的一個鏡頭。 今天讓我新的感知是我的經歷（人生唯一一次）印證了曾仕強先生的話語，關鍵時刻神佛會託夢給你。 我習慣地紀念一月五日時我還沒聯繫今天看到的曾先生視頻話語，進一步想起那個夢，才恍然大悟，我還懷疑什麼，幾十年前就已有親身經歷。 那個夢我以前也寫過兩次，今天重寫又有了新的意義。 曾先生還說：人從該來的地方來，臨終前的幾分鐘能說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就會到該去的地方去。了無遺憾！
有好幾個月沒和友琴聯絡了。昨天是美國的2024年元旦，查了一下芝加哥時間是9：41pm，不算太晚，還來得及。給友琴掛了電話，一來向她祝賀節日，二來看看她的事業的進展，學習學習她勇往直前的精神。 她的聲音宏亮，底氣很足。我說：「聽朋友說有人在’文學城’轉發了你幾百篇文章，朋友問我此人是誰，我說可能是你認識的新朋友。」 友琴說：「是的，是的，一個參加過89.64天安門廣場運動的女士。就是她在網上只用了一個星期時間給我募捐了一萬二七塊錢讀者獎，還給我發了獎狀。她說我的文章應該拍成電影，還寫信跟明星聯繫。現在有十二個讀者輪流每個月給我寄禮物表示慰問。有水果，有點心，有絲巾……還有受難者的孩子給我寄錢……」 我想：「受到讀者如此尊敬禮遇的作者恐怕不多，作家與讀者能互動到這份上夫復何求！」 友琴接著說：「我在網上又搜集了600多位死難者的名單，我們很快會出第二集。我想除了寫死難者以外，也應該寫點別的。我花費很大的力氣找到了雲南帶頭造反回城的知識青年丁xx，寫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 友琴說：「我爸爸在監獄關了差兩個星期九年，他放出來後，我們姐妹三人就分別考上了清華、北大、上海交大，離開了農村，那些考不上大學的怎麼辦啊，有人靠送禮，有人靠做壞事，丁xx選擇了一條最棒的路—-造反！」 說到這兒，友琴不忘調查一下我：「你是怎麼回北京的？」我說：「我爸爸單位以困退給我辦回來的。」友琴說：「阿城寫他送禮送了很多次……」 友琴又囑咐我說：「你也應該站出來說點兒什麼，女附中現在就四個人還敢說實話，有我、張敏、xxx，還有你。」（我著實受寵若驚） 友琴談到當前的形勢，說道：「我是79年全國文科高考狀元，我進了北大，好多人認識我。李克強我也認識，雖然我們不是一個系，現在中宣部部長是北大同學，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問他為什麼關閉我在中國的受難者網站？我的書英文版出了以後，我寄了幾本給北大，北大不收，我問他為什麼？他沒回信，有網站把我的信登了出來。現在就是這種情況，不去管它啦，我們就一直做下去啦！」 友琴每每談到一位男士總是很感懷：「我們三觀不一樣！」 對於罵她的人，她說：「不去罵那些打死卞仲耘的紅衛兵，罵我，良心何在！」 友琴，我無比欽佩你，我會永遠支持你！！！
元月六日 在悉尼迷人的邦代海邊 神聖的教堂里 一個美麗的亞洲女孩和 她未來的愛爾蘭夫婿 將舉行隆重婚禮 她是一位工程師 畢業於悉尼大學 她十二歲時 從中國來到這裡 和父親團聚 成長於斯地 她的父親曾在中國北京 帶兩歲的她參加 青史永垂的天安門廣場運動 1989年6月4日這一天 她騎在父親的脖子上 聽到槍聲大作 她拍著小手： 「爸爸，放爆竹了！放爆竹了！」 看到解放軍坦克的碾壓、機槍的掃射 無數學生、市民流血犧牲 父親義憤填膺 和朋友們辦地下刊物 揭露抗議中共的暴行 父親被關進監獄 受盡種種酷刑 英雄的男子漢 被判八年徒刑 女孩天天坐在門檻上 一動不動 奶奶呼喚她起來 她說：「我等爸爸回家。」 …… 多年之後 父親在澳大利亞申請 政治避難成功 十二歲的女孩和父親 團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 前面是一片光明 2024年1月6日 快樂的女孩會披上新娘潔白的婚紗 由父親交到新郎手上 請接受我們提前的祝賀 祝你們永遠生活在幸福中！
昨天早上，友琴給我打電話，她說我們應該再做些什麼事情？她談到以前，寫「一滴淚」的作家巫寧坤100歲的時候，她想募捐，給巫先生髮個獎。她說寫文革的所有中英文小說她都看了，巫先生寫得最好！但這個心愿沒能實現。 我們每次聊天總在兩個小時左右，主要是她說，我聽。她太特殊了，每次的談話里有許多寶貴的數字，她張口就來，如數家珍。例如，中國50年代初期鎮壓反革命運動，槍斃71萬。1966年8月，遭到從城市遣返農村的人數10萬（我沒問是北京還是全國），1969年開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學生是1千7百萬…… 我對她充滿了好奇，前三次的談話，我表示想給她寫個傳記（一定能夠大銷特銷），她說她的生活很平淡，沒什麼可寫的。我說對我卻不是這樣，你隨便說出來的，我都覺得很有意思。比如，她們三個姐妹為什麼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她的兩個妹妹在美國大學當終身教職，一個是美國材料領域裡的頂級專家。王友琴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不贅述。 友琴是師大女附中高一的學生，她52年出生，因為聰穎，跳過三級，66年她才14歲，是班裡的數學課代表。 文革伊始，同班同學楊團的爸爸被報紙點名，成了走資派，（楊團的媽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韋君宜）全班同學都不理她了。友琴看不出事兒，她總向楊團請教毛選或政治教材的理論知識，楊團也很耐心告訴她。有同學碰碰她的胳膊低聲說：「大家都不理她了！你怎麼還理她？「友琴對我提過不止一次這事，說：「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勢力！」 文革中，友琴的爸爸因為反對文革的幾句話被打成反革命。她爸爸是大學裡教工程的青年教師，媽媽是大學的物理教師。1969年，16歲的友琴帶著14歲的妹妹去雲南農場。友琴的妹妹是101中老初一的，也跳過班。姐妹倆是隨101中去的雲南。 我對她這段歷史很感興趣。我說：「你們光吃鹽水泡飯也沒吃出病來。」她說：「鹽水上漂著幾根韭菜…」我這問話引起她一段傷痛的記憶，她說她媽媽帶著九歲的妹妹在湖南幹校，北京已經沒家了，妹妹發燒，肺炎，專案組的人不許她背孩子去縣城醫院拍片子。幸虧妹妹命大，沒死。媽媽那時還老挨批鬥，都不想活了，想著幾個孩子，才支撐活下來。聽到這裡，我插嘴道：「66年紅八月我媽媽被紅衛兵打，也想要自殺，因為想到我小弟弟小，我外婆老，才沒自殺。」 我問她有工資沒有？她說：「每個知青每月26元。」我心裡想：「真夠多的，我在農村當民辦教師，每月只有6元現金補助，年底才分紅。」 她說和妹妹白天砍橡膠，晚上自學數理化。在農場，學生分成兩大撥，出身好的說：「我們將來有機會離開，他們（指出身有問題的）要永遠呆在這裡！」 友琴以為自己永無出頭之日…，1977年恢復高考，友琴考了雲南省第一，因為父親的問題，不予錄取。1979年考了個全國文科狀元，父親平反了，才踏進北京大學的校門。 她首次跟我談到農場軍管時期的一些事情。她說：「剛去的時候還不錯，管我們的都是場里的老職工，後來解放軍軍管，權力很大，把他們也給害了。他們工資61元，肉隨便吃，我們一年只能吃兩次肉。他們不帶家屬，有的就搞女知青，有人搞了二十多個，後來中央說他們破壞毛主席上山下鄉革命路線，槍斃了幾個，有一個42年入黨的也給斃了。內蒙古兵團也因強姦女知識青年斃了幾個！」 全國因為解放軍強姦女知青共被斃了多少？有沒有一個具體數字？友琴說得對，「把他們也給害了！」 關於這事兒，我可以做二點補充。一是保保（北島之弟趙振先）想脫離他所在的內蒙兵團，說：「一會兒看見一個女知青肚子大了，一會兒看見又一個肚子大了…上面來人一查，全是解放軍做的案！ 」 我在西城分局拘留所認識一位姓桑的美女，她是被她的解放軍團長丈夫派人捉姦抓進來的，她進來就招，54天就釋放了。「姦夫」以破壞軍婚罪被判了五年。 若干年後，我和桑美女不期相逢。桑美女正在與出獄的情人籌辦婚禮，她主動跟我提到團長前夫：「他因為強姦女知識青年被判刑…」還好，沒斃！ 所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受難者，也應該把強姦女知青被槍斃的解放軍算進去，沒有上山下鄉運動，他們就不會被槍斃，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2022年7月14日
謝謝「北春」讀者朋友在我的文章後面留言並介紹我看一些新聞與視頻，讓我看到國內最近極其火的一個說唱節目，非常好玩。 歌詞裡面有這樣的話，上來第一句是「別他媽逮我」，然後有： ……政府只讓我說積極的，必須對共產黨有利向上有意義的，……新聞聯播的對白，有多少事實隱瞞，……詐騙犯到底誰才是主犯，這只是一個手段讓貪婪的官員貪錢，還不用擔心觸犯法律，膽大包天的發布新聞，條款明目張胆坑蒙拐騙，……講著人權卻又禁止言論，誰他媽的給你這個權利讓我別隨便談論，……別他媽逮我，我用的只是管制刀具，而你們用槍…… 你們做的事兒，其實比我還他媽流氓……欺詐我們流的每滴血每張鈔票，回頭我們還得傻逼似的念它好……我不想問班禪怎麼死的……非典到底死了多少人還在隱瞞中國人，……第一是工資，第二上空氣，……別他媽逮我！ 編詞與說唱是一位名叫馮笑的90後年輕男孩兒，台上台下一塊兒吼：「別他媽逮我！」場面火爆之極！ 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我聽了2019年8月1日對馮笑一個多小時的訪談節目。他是北京的西城男孩，土生土長，與馬德升聲音與語氣非常相像，從小熱愛音樂。姑姑、媽媽愛聽流行歌曲，家裡墩完地，把他抱到沙發上，他就跟著聽。長大後與發小們成立了個「龍膽紫說唱團」，家裡反對他搞音樂。採訪人問他：「家裡想讓你幹什麼？」他笑答：「掙大錢！」 他們的說唱團不被主流待見，但他們有主見，有想法，只願意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想為任何目的做不想做的事情。一開始他們處於社會邊緣狀態，在台上比賽不受歡迎。 「別他媽逮我」創作於2009年濤哥當政時期，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引起社會共鳴，進而大紅大紫。人怕出名豬怕壯，馮笑也被按了個吸大麻的罪名於2015年被判兩年多徒刑。於2017年釋放，出獄後更是名氣大噪。 最近這首「別他媽逮我」再次火得不行不行的了，據說馮笑又被逮進去了，這次不知按的什麼罪名！
90年代初期，悉尼出了個國際知名人士女傑施國英。她因為兩句話史稱「二八論」。這兩句話首先出現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她認識的一個女友，因為與外國男友做愛，感到從未有過的精彩，而打算與其結婚。施國英勸她不要以為這而冒然結婚，她說：「外國人十個人有八個人做愛很精彩，其他兩個人馬馬虎虎，中國人十個人里有兩個人做愛馬馬虎虎，其餘八個都很遭糕。」 一開始，讀者對這近乎玩笑的兩句話都沒當回事兒，結果被一個火眼金睛的編輯給挑出來放大，馬上成了軒然大波，打開悉尼的電視，是一大幫壯漢憤怒圍攻一個嬌小玲瓏神態自若的年輕女孩，我頓時對這女孩肅然起敬。施國英女士接受電視採訪，她全程用英文闡述說她的意思無關性能力，是覺得中國社會在性問題上比較保守，覺得性”dirty”。做愛時放不開。（大意如此） 各大中文報紙全部捲入對這兩句話的討論，漫罵的居多。寫電影劇本「李雙雙」的作家李準的兒子李克威發表文章，記得裡面有句話說：」寸有所長，尺有所短。「我後來和施國英提起，她說：「他的這篇文章寫得最為講理。」 因為這兩句話，以為施國英是個淫娃的大有人在。但見到她本人，印象立即會改變。 施國英生於1965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博覽群書，她自我介紹說看的西方著作比中文書多。在校期間，就為地下刊物投稿詩歌，頗具才氣。我親耳聽她說：「去上哪個老師的課都是給這個老師面子。」 她知識面廣博，思想深刻，文筆瀟洒犀利，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女豪傑。因為這兩句無心之語使她的名字走向世界，有47個國家的電視台直播，她說：「以這種方式成名讓我哭笑不得。」 她有一副可愛的娃娃臉，天真無邪，心直口快，從不隱瞞自己的見解與觀點，許多反對她的人見過她後都與她成為朋友。 當時有台灣人正要在悉尼辦一份報紙，起名為「自立快報」，立即聘請大名鼎鼎的施國英擔任副刊主編。施國英廣泛搜羅寫作人才，福建大學中文系女老師王世彥和我被上海黃先生推薦給她。一瞬間，在她的旗下聚集了大陸來的留學生熱愛寫作的作者，不少人成為日後著名的作家 我當時因剛剛生完女兒沒及時寫稿，接到施國英第一個電話，語氣頗為不耐煩地催稿，令我慚愧不識抬舉。為了報答她，我一咬牙，一跺腳，每天夜裡待女兒入睡，起床寫三千字的命名為「情婦」的中篇小說給她連載。被日後墨爾本「大洋時報」連載我記實文學「生之舞」的大編輯阿木認為「情婦」是我最好的作品。
1993年，我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卡市longfield st 一幢四層樓公寓的第三層樓27號。愛好文學寫作的朋友組織了作家協會，墨爾本一位叫心水的作家寫信給我，說找了我好久才找到我。讓我參加作協，並讓我任理事。這樣我認識了不少朋友。 我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先在澳洲「星島日報」連載，當時的老闆是香港胡仙女士，主筆是劉渭平先生。連載結束後，我請悉尼友誼印刷廠給我印了500本，福建作家林茂生一個人就買了30本，給我180澳幣，我定價是每本6澳幣。 到茂生家送書時，聽說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劉曉波先生即將路經悉尼去美國。我看過劉曉波的書評，觀點前衛，不落俗套，印象非常好。隨請茂生介紹認識。茂生答應了。 回家後，接到茂生電話，說曉波會給我打電話，緊接著接到曉波電話，我邀請他來吃個便飯。 我給曉波做的米飯，主菜是洋蔥炒牛柳。我那時剛剛生完女兒不久，她總要我抱離不開手，我看著曉波一個人吃。這時，一位姓黃的作家打來電話，我告訴他：「劉曉波在我這兒呢！」前幾天，他和美女作家施國英帶大陸著名作家韓少功來過我家。我問他：「你要不要過來看看曉波？」他沒幾分鐘開車就到了。 曉波吃飯特別有禮貌，菜他只動半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覺得他太客氣了！ 緊接著，我女兒的爸爸也來了。 曉波抽煙，基本上什麼話都沒說，幸虧有黃先生，他很健談，我們基本都聽他講。 當時，在英國的張戎出了「鴻」一書，很轟動，我問曉波怎麼看？曉波慢悠悠地說：「咱們整天聊得不就是這些嗎？」我點頭稱是，心中充滿了喜悅，為了他的「咱們」。 曉波說他要走了，我問他去哪兒？我們可以開車送他。他笑著說：「要去找楊百萬。」楊百萬是留學生領袖楊軍的外號，留學生湊錢交給楊軍，跟澳洲政府打官司，要求給全體留學生澳洲永久居留權。曉波誇獎楊軍：「真有號召力，一下子就湊一百萬，有能力！」 我抱著女兒坐在副駕駛座位上，女兒的爸爸開我的紅車，曉波坐在后座，按著曉波給的地址開去，我拿了十本自傳，請曉波帶到美國送朋友。 在車上，曉波問「這兒車裡許抽煙嗎？」我說：「許！」他好像不信，他說：「中國不許汽車裡抽煙！」他拿出一支煙偷偷地點著，像個明知故犯的孩子，帶著調皮的微笑，捂著煙偷偷地抽著…… 三十年過去了，曉波的一舉一動，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里，曉波，安息吧！ 註：曉波帶到美國的十本書，現在美國有兩個圖書館各藏一本。王友琴女士94年讀到一個完整的複印本。
移居澳洲三十多年，澳洲華人人才濟濟，也曾見過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革命家，作家到悉尼訪問。 我第一個見到的是天文學家方勵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淑嫻女士。那是1988年8月，我住在卡市。卡市的居民主要是越南裔，越南華人，柬埔寨人，柬埔寨華人，寮國人，緬甸人，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疆、東北中蘇婚血兒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一位香港移民王唯真先生主動找我，他和妻子也住在卡市，他是民運人士，還是某一屆的中央後補委員，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登著他的名字和頭銜。他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保留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和遇羅克的一家」。 這篇文章4千4百多字，我在悉尼寫的，原來的題目是「我和遇羅錦的一家」，我先寄給香港的金鐘，他回信說：「我們雜誌很小，你們作者動輒幾千字，我們登不了。」但他沒還我稿件。我把這事對王唯真先生說了，他跟金鐘要回了我的稿子登在「中國之春」上。編輯把題目改了，一位姓薛的編輯給我回了一封信，對我們的經歷很是「唏噓」，並附上一張二百多美元稿費支票。這篇文章被收集在「遇羅克的遺作與回憶」里。 王唯真先生通知我說，大陸著名科學家方勵之先生要來悉尼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會到卡市與大家見見面。 我一共見到了方先生三次。第一次是個星期天，會場擠滿了人，只記得一個華僑老人激動地高呼：「打倒共產！」方先生在台上尷尬地笑，不知道怎麼回答是好。 第二次是在悉尼大學大禮堂聽方先生用英文作學術報告，方先生演講時，喜歡兩眼看高高的頂棚，好像那是布滿星星的蒼穹。 他講完之後，有外國學者想跟他討論學術問題，可是大批的中國人，主要是大學生包圍了他。王唯真先生帶了一大箱子封面是方先生相片的書「方勵之言論集」，免費發給大家，大家爭相請方先生簽名留念，我也得到了方先生的簽名。 第三次還是在卡市澳華公會禮堂，這次對李淑賢女士印象較深，在悉尼大學那次她也去了，我們站在過道里，歡迎她和方先生進演講大廳。 我帶了一副耳環，遞給台上的李淑賢女士，「送給您一個小禮物。」她看是耳環，摸著自己的耳朵笑著說：「我沒有耳朵眼兒！」我說：「這個是卡上去的，不用耳朵眼兒！」 世事蒼桑，一轉眼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方勵之先生已經作古。不知道李淑賢女士是否還記得那次的悉尼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