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曾仕强先生的视频，说关键的时候神佛会给你托梦，我将信将疑。刚才看电脑板，已经是2024年一月五日，我对每年的一月五日和三月五日都是铭记在心的。 1968年一月五日，是遇罗克被逮捕的日子，1970年3月5日是遇罗克英勇就义的日子。 忽然想起1968年早上那个梦，我浑身一机灵，我梦见四个警察在罗文家翻箱倒柜地抄家，我从梦中惊醒，胡乱梳洗了一下，穿上冬装，外面裹上海蓝色长毛绒领子的掐腰短棉大衣，戴上一条天蓝色绒毛围巾，匆忙向罗文家走去。 罗文家离我家很近，一站多点汽车路，都在东四北大街。罗文家在靠近东四十字路口，北京人称“四牌楼”的路西一个小胡同最里面。 罗文家胡同的旁边是我从小经常去的电影院之一“明星电影院”。电影院比较小，电影票比别处便宜。电影院南边是北京最热闹的步行街之一“隆福寺”。里面除了有两家电影院： “长春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外，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 那是我小时候的WONDERLAND ! 罗文后来还说：“咱们两家离得那么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那个梦似幻似真，我被不祥的预感抓住三步并做两步窜进罗文家的小胡同，我没有注意到胡同口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我经过罗文家门口的公共厕所向右拐进他家斑驳的总是敞开的红大门，径直蹬上北屋三极石台阶推门一看，不由惊呆了，和我梦中一模一样！ 几个警察弯腰翻东西的姿势都和我梦中吻合，他们并不野蛮，有条不紊，表情平静。比我梦中多了一位的是有位穿军装的军代表坐在遇伯父和遇伯母的席梦思双人床上，他对我的出现，似乎在意料之中。 遇伯父和他一个经常下围棋的老人朋友站在红木玻璃书柜前。遇伯父的表情严肃又坚毅，眼珠转了一下。 我哪儿见过这阵仗，不由自主吓哭了！ 这只是一部叙事诗的一个镜头。 今天让我新的感知是我的经历（人生唯一一次）印证了曾仕强先生的话语，关键时刻神佛会托梦给你。 我习惯地纪念一月五日时我还没联系今天看到的曾先生视频话语，进一步想起那个梦，才恍然大悟，我还怀疑什么，几十年前就已有亲身经历。 那个梦我以前也写过两次，今天重写又有了新的意义。 曾先生还说：人从该来的地方来，临终前的几分钟能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就会到该去的地方去。了无遗憾！
有好几个月没和友琴联络了。昨天是美国的2024年元旦，查了一下芝加哥时间是9：41pm，不算太晚，还来得及。给友琴挂了电话，一来向她祝贺节日，二来看看她的事业的进展，学习学习她勇往直前的精神。 她的声音宏亮，底气很足。我说：“听朋友说有人在’文学城’转发了你几百篇文章，朋友问我此人是谁，我说可能是你认识的新朋友。” 友琴说：“是的，是的，一个参加过89.64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女士。就是她在网上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给我募捐了一万二七块钱读者奖，还给我发了奖状。她说我的文章应该拍成电影，还写信跟明星联系。现在有十二个读者轮流每个月给我寄礼物表示慰问。有水果，有点心，有丝巾……还有受难者的孩子给我寄钱……” 我想：“受到读者如此尊敬礼遇的作者恐怕不多，作家与读者能互动到这份上夫复何求！” 友琴接着说：“我在网上又搜集了600多位死难者的名单，我们很快会出第二集。我想除了写死难者以外，也应该写点别的。我花费很大的力气找到了云南带头造反回城的知识青年丁xx，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友琴说：“我爸爸在监狱关了差两个星期九年，他放出来后，我们姐妹三人就分别考上了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离开了农村，那些考不上大学的怎么办啊，有人靠送礼，有人靠做坏事，丁xx选择了一条最棒的路—-造反！” 说到这儿，友琴不忘调查一下我：“你是怎么回北京的？”我说：“我爸爸单位以困退给我办回来的。”友琴说：“阿城写他送礼送了很多次……” 友琴又嘱咐我说：“你也应该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女附中现在就四个人还敢说实话，有我、张敏、xxx，还有你。”（我着实受宠若惊） 友琴谈到当前的形势，说道：“我是79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我进了北大，好多人认识我。李克强我也认识，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系，现在中宣部部长是北大同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为什么关闭我在中国的受难者网站？我的书英文版出了以后，我寄了几本给北大，北大不收，我问他为什么？他没回信，有网站把我的信登了出来。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不去管它啦，我们就一直做下去啦！” 友琴每每谈到一位男士总是很感怀：“我们三观不一样！” 对于骂她的人，她说：“不去骂那些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骂我，良心何在！” 友琴，我无比钦佩你，我会永远支持你！！！
元月六日 在悉尼迷人的邦代海边 神圣的教堂里 一个美丽的亚洲女孩和 她未来的爱尔兰夫婿 将举行隆重婚礼 她是一位工程师 毕业于悉尼大学 她十二岁时 从中国来到这里 和父亲团聚 成长于斯地 她的父亲曾在中国北京 带两岁的她参加 青史永垂的天安门广场运动 1989年6月4日这一天 她骑在父亲的脖子上 听到枪声大作 她拍着小手： “爸爸，放爆竹了！放爆竹了！” 看到解放军坦克的碾压、机枪的扫射 无数学生、市民流血牺牲 父亲义愤填膺 和朋友们办地下刊物 揭露抗议中共的暴行 父亲被关进监狱 受尽种种酷刑 英雄的男子汉 被判八年徒刑 女孩天天坐在门槛上 一动不动 奶奶呼唤她起来 她说：“我等爸爸回家。” …… 多年之后 父亲在澳大利亚申请 政治避难成功 十二岁的女孩和父亲 团聚在自由民主的国度 前面是一片光明 2024年1月6日 快乐的女孩会披上新娘洁白的婚纱 由父亲交到新郎手上 请接受我们提前的祝贺 祝你们永远生活在幸福中！
昨天早上，友琴给我打电话，她说我们应该再做些什么事情？她谈到以前，写“一滴泪”的作家巫宁坤100岁的时候，她想募捐，给巫先生发个奖。她说写文革的所有中英文小说她都看了，巫先生写得最好！但这个心愿没能实现。 我们每次聊天总在两个小时左右，主要是她说，我听。她太特殊了，每次的谈话里有许多宝贵的数字，她张口就来，如数家珍。例如，中国50年代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枪毙71万。1966年8月，遭到从城市遣返农村的人数10万（我没问是北京还是全国），1969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是1千7百万…… 我对她充满了好奇，前三次的谈话，我表示想给她写个传记（一定能够大销特销），她说她的生活很平淡，没什么可写的。我说对我却不是这样，你随便说出来的，我都觉得很有意思。比如，她们三个姐妹为什么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她的两个妹妹在美国大学当终身教职，一个是美国材料领域里的顶级专家。王友琴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不赘述。 友琴是师大女附中高一的学生，她52年出生，因为聪颖，跳过三级，66年她才14岁，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 文革伊始，同班同学杨团的爸爸被报纸点名，成了走资派，（杨团的妈妈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韦君宜）全班同学都不理她了。友琴看不出事儿，她总向杨团请教毛选或政治教材的理论知识，杨团也很耐心告诉她。有同学碰碰她的胳膊低声说：“大家都不理她了！你怎么还理她？“友琴对我提过不止一次这事，说：“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势力！” 文革中，友琴的爸爸因为反对文革的几句话被打成反革命。她爸爸是大学里教工程的青年教师，妈妈是大学的物理教师。1969年，16岁的友琴带着14岁的妹妹去云南农场。友琴的妹妹是101中老初一的，也跳过班。姐妹俩是随101中去的云南。 我对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说：“你们光吃盐水泡饭也没吃出病来。”她说：“盐水上漂着几根韭菜…”我这问话引起她一段伤痛的记忆，她说她妈妈带着九岁的妹妹在湖南干校，北京已经没家了，妹妹发烧，肺炎，专案组的人不许她背孩子去县城医院拍片子。幸亏妹妹命大，没死。妈妈那时还老挨批斗，都不想活了，想着几个孩子，才支撑活下来。听到这里，我插嘴道：“66年红八月我妈妈被红卫兵打，也想要自杀，因为想到我小弟弟小，我外婆老，才没自杀。” 我问她有工资没有？她说：“每个知青每月26元。”我心里想：“真够多的，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每月只有6元现金补助，年底才分红。” 她说和妹妹白天砍橡胶，晚上自学数理化。在农场，学生分成两大拨，出身好的说：“我们将来有机会离开，他们（指出身有问题的）要永远呆在这里！” 友琴以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1977年恢复高考，友琴考了云南省第一，因为父亲的问题，不予录取。1979年考了个全国文科状元，父亲平反了，才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 她首次跟我谈到农场军管时期的一些事情。她说：“刚去的时候还不错，管我们的都是场里的老职工，后来解放军军管，权力很大，把他们也给害了。他们工资61元，肉随便吃，我们一年只能吃两次肉。他们不带家属，有的就搞女知青，有人搞了二十多个，后来中央说他们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枪毙了几个，有一个42年入党的也给毙了。内蒙古兵团也因强奸女知识青年毙了几个！” 全国因为解放军强奸女知青共被毙了多少？有没有一个具体数字？友琴说得对，“把他们也给害了！” 关于这事儿，我可以做二点补充。一是保保（北岛之弟赵振先）想脱离他所在的内蒙兵团，说：“一会儿看见一个女知青肚子大了，一会儿看见又一个肚子大了…上面来人一查，全是解放军做的案！ ” 我在西城分局拘留所认识一位姓桑的美女，她是被她的解放军团长丈夫派人捉奸抓进来的，她进来就招，54天就释放了。“奸夫”以破坏军婚罪被判了五年。 若干年后，我和桑美女不期相逢。桑美女正在与出狱的情人筹办婚礼，她主动跟我提到团长前夫：“他因为强奸女知识青年被判刑…”还好，没毙！ 所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也应该把强奸女知青被枪毙的解放军算进去，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就不会被枪毙，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2022年7月14日
谢谢“北春”读者朋友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并介绍我看一些新闻与视频，让我看到国内最近极其火的一个说唱节目，非常好玩。 歌词里面有这样的话，上来第一句是“别他妈逮我”，然后有： ……政府只让我说积极的，必须对共产党有利向上有意义的，……新闻联播的对白，有多少事实隐瞒，……诈骗犯到底谁才是主犯，这只是一个手段让贪婪的官员贪钱，还不用担心触犯法律，胆大包天的发布新闻，条款明目张胆坑蒙拐骗，……讲着人权却又禁止言论，谁他妈的给你这个权利让我别随便谈论，……别他妈逮我，我用的只是管制刀具，而你们用枪…… 你们做的事儿，其实比我还他妈流氓……欺诈我们流的每滴血每张钞票，回头我们还得傻逼似的念它好……我不想问班禅怎么死的……非典到底死了多少人还在隐瞒中国人，……第一是工资，第二上空气，……别他妈逮我！ 编词与说唱是一位名叫冯笑的90后年轻男孩儿，台上台下一块儿吼：“别他妈逮我！”场面火爆之极！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听了2019年8月1日对冯笑一个多小时的访谈节目。他是北京的西城男孩，土生土长，与马德升声音与语气非常相像，从小热爱音乐。姑姑、妈妈爱听流行歌曲，家里墩完地，把他抱到沙发上，他就跟着听。长大后与发小们成立了个“龙胆紫说唱团”，家里反对他搞音乐。采访人问他：“家里想让你干什么？”他笑答：“挣大钱！” 他们的说唱团不被主流待见，但他们有主见，有想法，只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想为任何目的做不想做的事情。一开始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在台上比赛不受欢迎。 “别他妈逮我”创作于2009年涛哥当政时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社会共鸣，进而大红大紫。人怕出名猪怕壮，冯笑也被按了个吸大麻的罪名于2015年被判两年多徒刑。于2017年释放，出狱后更是名气大噪。 最近这首“别他妈逮我”再次火得不行不行的了，据说冯笑又被逮进去了，这次不知按的什么罪名！
90年代初期，悉尼出了个国际知名人士女杰施国英。她因为两句话史称“二八论”。这两句话首先出现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她认识的一个女友，因为与外国男友做爱，感到从未有过的精彩，而打算与其结婚。施国英劝她不要以为这而冒然结婚，她说：“外国人十个人有八个人做爱很精彩，其他两个人马马虎虎，中国人十个人里有两个人做爱马马虎虎，其余八个都很遭糕。” 一开始，读者对这近乎玩笑的两句话都没当回事儿，结果被一个火眼金睛的编辑给挑出来放大，马上成了轩然大波，打开悉尼的电视，是一大帮壮汉愤怒围攻一个娇小玲珑神态自若的年轻女孩，我顿时对这女孩肃然起敬。施国英女士接受电视采访，她全程用英文阐述说她的意思无关性能力，是觉得中国社会在性问题上比较保守，觉得性”dirty”。做爱时放不开。（大意如此） 各大中文报纸全部卷入对这两句话的讨论，漫骂的居多。写电影剧本“李双双”的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发表文章，记得里面有句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后来和施国英提起，她说：“他的这篇文章写得最为讲理。” 因为这两句话，以为施国英是个淫娃的大有人在。但见到她本人，印象立即会改变。 施国英生于196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览群书，她自我介绍说看的西方著作比中文书多。在校期间，就为地下刊物投稿诗歌，颇具才气。我亲耳听她说：“去上哪个老师的课都是给这个老师面子。” 她知识面广博，思想深刻，文笔潇洒犀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女豪杰。因为这两句无心之语使她的名字走向世界，有47个国家的电视台直播，她说：“以这种方式成名让我哭笑不得。” 她有一副可爱的娃娃脸，天真无邪，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见解与观点，许多反对她的人见过她后都与她成为朋友。 当时有台湾人正要在悉尼办一份报纸，起名为“自立快报”，立即聘请大名鼎鼎的施国英担任副刊主编。施国英广泛搜罗写作人才，福建大学中文系女老师王世彦和我被上海黄先生推荐给她。一瞬间，在她的旗下聚集了大陆来的留学生热爱写作的作者，不少人成为日后著名的作家 我当时因刚刚生完女儿没及时写稿，接到施国英第一个电话，语气颇为不耐烦地催稿，令我惭愧不识抬举。为了报答她，我一咬牙，一跺脚，每天夜里待女儿入睡，起床写三千字的命名为“情妇”的中篇小说给她连载。被日后墨尔本“大洋时报”连载我记实文学“生之舞”的大编辑阿木认为“情妇”是我最好的作品。
1993年，我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卡市longfield st 一幢四层楼公寓的第三层楼27号。爱好文学写作的朋友组织了作家协会，墨尔本一位叫心水的作家写信给我，说找了我好久才找到我。让我参加作协，并让我任理事。这样我认识了不少朋友。 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先在澳洲“星岛日报”连载，当时的老板是香港胡仙女士，主笔是刘渭平先生。连载结束后，我请悉尼友谊印刷厂给我印了500本，福建作家林茂生一个人就买了30本，给我180澳币，我定价是每本6澳币。 到茂生家送书时，听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先生即将路经悉尼去美国。我看过刘晓波的书评，观点前卫，不落俗套，印象非常好。随请茂生介绍认识。茂生答应了。 回家后，接到茂生电话，说晓波会给我打电话，紧接着接到晓波电话，我邀请他来吃个便饭。 我给晓波做的米饭，主菜是洋葱炒牛柳。我那时刚刚生完女儿不久，她总要我抱离不开手，我看着晓波一个人吃。这时，一位姓黄的作家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刘晓波在我这儿呢！”前几天，他和美女作家施国英带大陆著名作家韩少功来过我家。我问他：“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晓波？”他没几分钟开车就到了。 晓波吃饭特别有礼貌，菜他只动半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他太客气了！ 紧接着，我女儿的爸爸也来了。 晓波抽烟，基本上什么话都没说，幸亏有黄先生，他很健谈，我们基本都听他讲。 当时，在英国的张戎出了“鸿”一书，很轰动，我问晓波怎么看？晓波慢悠悠地说：“咱们整天聊得不就是这些吗？”我点头称是，心中充满了喜悦，为了他的“咱们”。 晓波说他要走了，我问他去哪儿？我们可以开车送他。他笑着说：“要去找杨百万。”杨百万是留学生领袖杨军的外号，留学生凑钱交给杨军，跟澳洲政府打官司，要求给全体留学生澳洲永久居留权。晓波夸奖杨军：“真有号召力，一下子就凑一百万，有能力！” 我抱着女儿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女儿的爸爸开我的红车，晓波坐在后座，按着晓波给的地址开去，我拿了十本自传，请晓波带到美国送朋友。 在车上，晓波问“这儿车里许抽烟吗？”我说：“许！”他好像不信，他说：“中国不许汽车里抽烟！”他拿出一支烟偷偷地点着，像个明知故犯的孩子，带着调皮的微笑，捂着烟偷偷地抽着…… 三十年过去了，晓波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晓波，安息吧！ 注：晓波带到美国的十本书，现在美国有两个图书馆各藏一本。王友琴女士94年读到一个完整的复印本。
移居澳洲三十多年，澳洲华人人才济济，也曾见过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革命家，作家到悉尼访问。 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天文学家方励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淑娴女士。那是1988年8月，我住在卡市。卡市的居民主要是越南裔，越南华人，柬埔寨人，柬埔寨华人，老挝人，缅甸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疆、东北中苏婚血儿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一位香港移民王唯真先生主动找我，他和妻子也住在卡市，他是民运人士，还是某一届的中央后补委员，在“中国之春”杂志上登着他的名字和头衔。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保留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这篇文章4千4百多字，我在悉尼写的，原来的题目是“我和遇罗锦的一家”，我先寄给香港的金钟，他回信说：“我们杂志很小，你们作者动辄几千字，我们登不了。”但他没还我稿件。我把这事对王唯真先生说了，他跟金钟要回了我的稿子登在“中国之春”上。编辑把题目改了，一位姓薛的编辑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们的经历很是“唏嘘”，并附上一张二百多美元稿费支票。这篇文章被收集在“遇罗克的遗作与回忆”里。 王唯真先生通知我说，大陆著名科学家方励之先生要来悉尼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会到卡市与大家见见面。 我一共见到了方先生三次。第一次是个星期天，会场挤满了人，只记得一个华侨老人激动地高呼：“打倒共产！”方先生在台上尴尬地笑，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 第二次是在悉尼大学大礼堂听方先生用英文作学术报告，方先生演讲时，喜欢两眼看高高的顶棚，好像那是布满星星的苍穹。 他讲完之后，有外国学者想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可是大批的中国人，主要是大学生包围了他。王唯真先生带了一大箱子封面是方先生相片的书“方励之言论集”，免费发给大家，大家争相请方先生签名留念，我也得到了方先生的签名。 第三次还是在卡市澳华公会礼堂，这次对李淑贤女士印象较深，在悉尼大学那次她也去了，我们站在过道里，欢迎她和方先生进演讲大厅。 我带了一副耳环，递给台上的李淑贤女士，“送给您一个小礼物。”她看是耳环，摸着自己的耳朵笑着说：“我没有耳朵眼儿！”我说：“这个是卡上去的，不用耳朵眼儿！” 世事苍桑，一转眼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方励之先生已经作古。不知道李淑贤女士是否还记得那次的悉尼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