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十） 北京中學界在64年九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上面也沒讓北京的大學生們閑著，有些學生被派到農村去搞正兒八經的「四清」運動。   我是由同班同學汪靜珊的姐姐汪靜愉之死知道的。    汪靜愉本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與一部分北京大學師生被派到四川農村搞四清時自殺了！    她應該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為她爸爸是政法學院有名的國際法教授，但有歷史問題，參加過軍統。   64年，我們聽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具體到大中學校招生上，就是不許出身太壞的人升學。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個女孩不予錄取。分別是李心培（父親被鎮壓），佟德印（父親被鎮壓），殷梅黛（父親是右派、現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燒了圖書館，殺了妻兒後自殺）。其它的三個畢業班也有同樣情況不讓上高中的，具體人數不詳。  我還親眼看見幾個因出身問題沒考上大學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衚衕106無軌電車站，有人摘下眼鏡在哭。有位姓張的教授女兒，特別美麗又有氣質，她沒和我說過話，我們倆每天車站一起等車，都要互相看幾眼。聽我們班同學何友平說，星探發現她，招她去當演員，她不屑去。後來當了學校輔導員。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會學校，名叫「貝滿女子中學」，達官貴人們小姐雲集的學校。大陸易幟後改名為「女十二中」，成為一所平民女孩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學。 以我們班為例，只有一個陳蓉蓉的爸爸是解放軍中將陳先瑞，她還是初二轉學過來的，與她同時轉過來的趙連雲，爸爸是個營長。對，還有一個叫鄒安安的，小三角臉，短頭髮，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媽媽在中國婦聯工作，是個幹部子弟。（據我近期認識的哥兒們說，鄒安安爸爸八級，算正經高幹子弟） 我們那時候並不關心誰是什麼出身，比的是誰長得好看，誰的功課好。  文革開始後，才知道班裡許多出身有問題的同學皆有不同的悲慘遭遇。   那麼，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鑽進大學的漏網之魚們，在大學裡日子並不好過。我知道一個是遇羅克同班同學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輕工業學院，受盡屈辱，文革中，被紅衛兵稱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學文革報」上，還有就是汪靜珊的姐姐，沒熬到文革開始就自殺了！    汪靜愉同學是在特定的環境里自殺的，如果不去四川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她有可能不死。     關於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們知之甚少，只耳聞是劉少奇領導，夫人王光美有個「桃園經驗」。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桃園經驗」也被批，具體情況怎樣？甚少有人關心。   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沒看見一本小說是描寫「四清運動」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產黨自己的黨史寫些語焉不詳的解說，那也夠觸目驚心的。    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中國，活的最慘的應該是農民，1959年～1961年毛澤東、共產黨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造成近五千萬人的死亡，有位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是有予謀的謀殺。」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消滅人口」如出一轍。    農民還沒從大饑荒中緩過來，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說為什麼會有大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層政權。要把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過來。其中包括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都是階級鬥爭對象。65年底基本結束農村四清運動，66年五月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靜愉同學眼看著農村慘無人道的階級鬥爭，精神瀕於崩潰，她在日記里寫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場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這位貞潔的少女，把大石頭放在鐵鍋里，背在背後，將自己雙手反綁在背後，像屈原自沉汨羅江一樣，自沉在四川農村冰冷的河中。    一開始，以為是地主富農階級敵人作的案，先把汪靜愉同學埋在烈士陵園裡，後來確認是自殺，又起出來埋到他處。   我們班李小琦同學當著汪靜珊和我們的面說：「自殺還想裝烈士！」  汪靜珊哭著對我說：「不是！她會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談話，談到一位以前很有文採的女孩朋友現在寫的文章乾巴巴的毫無生氣，以至認識她的人驚呼：「她以前也這樣嗎？」  我說：「因為她總給自己劃線，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點，明天限制一點，就成了這樣。」  青萍說：「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我72年7月從西城分局拘留所出來，她第一句話是 ‘我們跟你不一樣!’ 」青萍說：「其實她的思想跟咱們完全一樣。」  我說：「她跟我說過，你們班徐某某在部隊里裝孫子，裝著裝著就成真孫子了！她也一樣！」 我鄭重的對青萍說：「人時時刻刻都面臨選擇，你選擇裝，實際是一種死，是窒息生命的鮮活，任何時候都要選擇真正的生，就是讓生命鮮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時每刻在做這樣的選擇。」 青萍，這位憑「抒情年代」一書曾獲長篇小說一等獎的低我一級的女附中校友訝異地說：「可是從你的作品沒看出來呀！」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睜著眼睛一次思想鬥爭。參加不參加遇羅文的「中學文革報」的活動？ 在我們學校，沒有一個人敢說同意「出身論」的，連楊鷗這樣的「黑五類」子弟們都唯恐被人說和「出身論」沾邊，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聽到楊鷗介紹65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楊鷗附帶著說他們那兒有一篇文章「出身論」，「它那裡面有一種情緒，很容易被人抓小辮子」楊鷗壓低聲音對我說，還把右手伸過頭頂，在空中飛快抓了幾把。」又補充說：「有人說這篇文章右，專門替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說話，有人說這篇文章左，出現的太早了。現在出現，給造反派搗亂。老紅衛兵就使勁把這篇文章往造反派腦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論」是揭桿而起的檄文，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發起進攻的第一聲號角，被踩在腳下的賤民再也無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殺踐踏的現實，「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勇敢的站起來鬥爭吧！」  我面臨著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選擇。     我媽媽被紅衛兵打了！許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這樣無恥殘暴的社會！遇羅文他們在為我報仇！憑我自己的力量，很難成事。「出身論」的作者已經有很豐富的閱歷，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穎的卓爾不群的獨到的理論，很清晰的文筆，號召我們和他一起戰鬥。 我不跟他們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嗎？  其二，遇羅文確實很吸引我。 我並沒感到遇羅文好看，因為我的弟弟們各個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們都是。 遇羅文具備一般知識分子孩子沒有的氣質。他非常實際，勇敢，敢幹！  一般知識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規蹈矩，忠厚老實，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學校。  遇羅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學校。遇羅文自己說，他沒當流氓人家都覺得奇怪。他的社會關係也多是底層，像王世偉、王世俊（羅錦後來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層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講究哥兒們義氣，互相幫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點在羅文身上很顯著。  羅克哥哥曾問我：「你說我聰明嗎？」我不加思索地說：「聰明！」羅克說：「我其實並不聰明，羅文聰明。」  我記得給羅文看的第一張照片是文革開始後，在錢糧衚衕旁邊北方照相館照的。當時，寒冬，我們倆穿著棉大衣，我們倆互相送來送去，都捨不得回家，我們停在東四二條口，在昏暗的路燈下，羅文翻來覆去看我遞給他的一張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沒有我期待的誇獎，竟是一句：「你怎麼愁眉苦臉的啊？」  我的心一驚，我這麼一個大家公認的無憂無慮活潑開朗歡快的女孩子在他眼裡…… 這是他對我生命變化的提醒，讓我更加警覺地思考，靈魂怎樣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墜！ 作者陶洛誦 (未完待續)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六）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七）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八）  聽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稱羅文為「羅文哥哥」。我聽了很高興，據說這位女士是位離異人士，是位工程師。     羅文單身一人，與一隻貓一條狗住在諾大的莊園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愛情，陪伴他度過往後的悠悠歲月，再好不過。     年輕的時候看過鄭念女士寫的「上海灘生死記」，聽我的老師劉渭平先生告訴我，劉先生認識鄭女士，本來都是中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大陸易職後，劉先生時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悉尼的領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來。    鄭女士則在大陸歷經中國共產黨各項運動的磨難，文化大革命中，女兒不幸被紅衛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則九死一生逃離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實遭遇寫成一部書，轟動一時。    晚年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她書中有一句話說：「愛情比孩子更重要。」我當時很不理解，活到現在，在心靈深處，發現想情人遠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個對我無話不談的哥們兒，他比我小不了兩歲，依然在執著地追求愛情，像年輕人一樣徒步遠行，風塵僕僕，口甘舌燥，百死而無一悔，我聽他描述朝聖過程，實在理解並感動。    老年人對愛情的渴望遠勝於年輕人，因為歲月的沉積告訴老年人真愛是什麼樣的，真愛的稀有與可貴。得到就得到了，沒得到也許就永遠得不到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想我是真愛過羅文的，他愛我則是在他第二次離婚後，他在微信里稱我：「我的摯愛…」 當年我一廂情願愛他的時候，他一心撲在反「血統論」上，上上次打電話，他還說：「我那時候不需要。」 我那時候也沒有任何需要，只是單純的愛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終在我眼裡，是個最勇敢的人，是個英雄，一個自始至終與專制暴政做鬥爭的人，一個為中國草根人民說話的人。 我那時才18歲，我沒看錯他。他永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對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因為校園裡出現了我們班政治老師楊振率領十三名高幹子弟給校領導貼的大字報，指責校領導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從那天開始，再也沒恢復正常的上課，社會正常秩序大崩盤，愈演愈烈，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時候發現，我們被從小灌輸的理論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麼活下去呢？靠什麼往下走呢？ 周圍的同學都在爭著當左派，認為左派是革命的，寧左勿右，即使犯了錯誤，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等等，扯不清，理還亂，怎麼著都不對，怎麼著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以前我就是隨大流，社會學校讓我怎麼走我就怎麼走，我從小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好學生。 那時候是6月，我強烈地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在裝丫挺，演戲，裝給別人看，證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種勢力要求你做的那樣的人。 我懶得裝，那樣太累了不說，對我而言是一種雖生猶死的事情。   （九）   我從徐家禎先生那兒聽到過一個詞，說：「共產黨每次運動都是關起門來打狗，他們自己說的。」     「關起門來打狗」夠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沒地方躲，藏沒地方藏，該打死的打死，該打傷的打傷，該勞改的勞改，該收監的收監，只有坐以待斃的份！  記得在北京1978年認識民間地下刊物「四五論壇」創始人之一劉青時，和他曾討論過遇羅克有沒有生存的機會？劉青自信地說：「那時候不行，天羅地網，現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問：「能跑到哪兒？」「哪兒都可以，外地、農村、大山深處……」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沒跑，還為了使被捕的朋友脫險，主動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關押就是十年之久。  「運動」是共產主義「大洋國」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態。對比在國外幾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國的窒息與恐懼。對特權階層是天堂，對平民是地獄。 初來澳洲，徐家禎先生對我說，他是「苦海餘生」，三十多年後，我問他記不記得，他說：「不是苦海餘生，是虎口餘生！」誰又不是！！！ 其實還有一條路—自殺。文化大革命6月份開始，我覺得生活變得特別無聊，不好玩，呼吸困難，我想過自殺。一閃而過，並不深刻，更談不上付之行動。而且覺得這種念頭可恥。 這個念頭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羅文的前妻張富英。她和張君若、王玲是在中學文革報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後，有一次，我和她一邊走一邊談，她突然問我：「你想過自殺嗎？」「想過，你呢？」「我也想過。」她回答。  那次她還對我說：「你要想找比羅文更高的，我認識，可以給你介紹。」  我心想：「我看上羅文可不是為這個！」 對男孩，我從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過自殺並想付諸行動的還有中學文革報創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親口講給許多人聽過。我是其中之一。他們男四中和我們師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負盛名的兩個中學。據說我們學校的大部分人馬是共產黨老區帶過來的，所以高幹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奮飽學之士，高幹子弟多是被塞進去的。 兩個學校的政治空氣一個比一個濃。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進去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先搞暴露思想，後搞學習雷鋒。但沒聽說哪個學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學生分成幾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聽一個媽媽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衚衕小學同學、高我一級的張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當然是右派學生了！」 牟志京也當仁不讓地被劃在「右派學生」里，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們偷看了他的日記，說他「愛情至上」，他決定自殺，掏出兜里僅有的二元錢，準備大吃一頓，自裁了事。 羅文對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對我說：「兩塊錢叫什麼大吃一頓！」 這些運動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熱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學都在開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階級鬥爭，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雜誌上的風景看成「蔣介石萬歲」，凡此種種，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樹欲靜而風不止」，勢不可擋。 現在的台海風雲讓我感到大有當年的勁頭。 我總想：「文革為什麼沒人出來制止呢？非要’八億人不鬥行嗎？'(毛澤東語）」  八億人互掐一場，死傷無數，國家差點崩潰。有誰落著好了。 「還有誰比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後來的北京大學一級哲學教授張祥龍1976年12月在我家對我和趙京興說。 慘痛的前車之鑒，不可閉目塞聽，重蹈覆轍！！！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 無名氏    我的一生有許多算不清的感情帳，其中和我的初戀羅文的感情帳最為糾結，我一直在生他的氣，他似乎一直也有所抱歉，直到前幾天，我看見他三個月前在視頻里講話，提到一個人名，稍稍停頓了一下，在回想……這是衰老的表現，我的心一揪，我們的人生進入倒計時了！   兩個多月前，我們在失聯兩年後又聯繫上了。   我們從18歲認識起，就斷斷續續地分別再聯繫，再分別再聯繫……最長的一次是分別十一年。    間斷又兩個月了。昨天收到他的來涵，……他感謝我寫的那篇文章「羅文就是敢說真話」，「謝謝誇獎！」他寫道。    「我說怎麼又聯繫不上了，原來你的網壞了！」他在我另一封郵件後面寫道。     我回信告訴他，我給他打過電話，他沒接。     我沒留言，我的小心眼又生氣了，我當然沒說這個，這次，我決定不再生氣了，我們沒多少時間了。     再有兩年，我們就認識一個甲子了！廣闊的歷史畫面在我胸中翻滾，我不想讓這一切隨風而逝，我嘗試把它寫下來，我不能保證我能寫完，我寫到哪兒算到哪兒… （二）     幾年前，羅文買下新居時給我發過照片，一排平房，諾大的院子。我最近從視頻上看到他和民運的朋友們在家中舉行Party。      大家在院子里包餃子，煮餃子，在羅文自己搭建的長長的廊橋里吃餃子。在靶場打槍玩。……一幅歡快景象。      昨天，我在電話里向羅文提到這個視頻，我說：「我看見了小河流水和大片森林。」        羅文說：「美國人家裡有大院子的很多，可是院子里有條河的不多。」我說：「多少平方米啊？」 「相當於中國的四十畝地，一萬平方米。」        遇家現在已是一個繁茂的大家族。兩個多月前在一次電話里，羅文向我介紹了他和羅勉兒孫滿堂的幸福生活，我們也談到羅錦，他要介紹，我說：「我知道，你以前告訴過我。」       羅文告訴我他剛剛做了體檢，各項指標正常。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羅文一定會長命百歲。       遇伯母對我媽媽說過：「羅文和洛誦志同道合！」       我們倆從十八歲「文革」開始，對納粹法西斯紅衛兵肆意虐殺平民無比仇恨，幾十年來，我們倆從未間斷過與紅衛兵及他們的後台無產階級專政做鬥爭，我們倆都蹲過共產黨的大獄，「我們都不屈服！」羅文說。        幾年前，羅文和我在微信里有過一次催人淚下的交談。       羅文說：「我爸爸媽媽和我都拿你當親人。」我說：「伯母說她將來給咱們倆做飯。」羅文說：「我爸爸說他將來也和咱們一起過。他也特別喜歡你。」我說：「我知道……」        羅文說：「別說了，我都要哭了。」        我現在在哭……       羅文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我們險些成為夫妻，（不是危險的險）……」      他那封信主要是說我對他不了解。      時間是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他第一次離婚後到我家找我，他穿著一身黑色的皮製摩托服，戴著大頭盔，像個神密威武的騎士出現在我面前。      身材窈窕美麗的我坐在大型的嶄新的黑色摩托車後面，摟著他的腰，摩托車在北京的大街上飛奔，我濃密的長髮在風中飄揚……    我開玩笑說：「羅文，你的最高理想就是帶美女騎摩托車在大街上飛馳吧！」     羅文在信中說：「沒想到你對我這麼不了解。」     我當時想：「羅文太較真了，難道他不知道我在開玩笑嗎？」     昨天二個多小時電話，他詳細給我講了他的生活，他在北京成功的創業，我確實發現，我以前對他的了解是遠遠不夠的。 （三）                                         楊鷗是我和羅文認識的介紹人。     楊鷗是我師大女附中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她是高二（3）班的，班主任王本中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北師大畢業的。我們學校的年輕老師幾乎都是北師大畢業的。王老師出身地主，文革後一度當了師大女附中校長。       楊鷗中等個子，胖胖的，臉色紅潤，大眼睛單眼皮，說話聲音很大很粗，語速很快。她的後腦勺很鼓，留兩根細細的辮子，後來剪成短髮。       文革前，她就是著名的「反動學生」，許多人用鄙夷嫌棄的眼光看她，只因為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除了她家庭婦女的媽媽和上小學三年級的她，她的中學校長爸爸，六個哥哥姐姐全被打成右派，她小哥哥只有十九歲，是大學生右派。        她的公開亮相是65年文革爆發前在高二年級四個班一起上政治大課的思想教育聚會上，讓她作為典型發言。       她的發言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好印象。       她性格爽朗，毫不自卑，談笑風生，她說有個小男孩叫她「反動學生」，她就怒氣沖沖地給了他一拳。與其說她在檢討，更是像在炫耀。她沒說完，就被主持會議的戴眼鏡短頭髮精瘦的高二（3）團支部書記趕下台。         文革中，她領導「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老紅衛兵視她為眼中釘。        我和她、還有中五被班裡紅衛兵逼的自殺未遂的楊友莉成為好朋友。        楊友莉的父母早年參加共產黨革命，被打成「托羅斯基分子」，文革中被遣返回農村原籍，她有一個親大爺楊獻珍，則是共產黨理論家，黨校校長。        文革中，66年8月5日打死我們學校校長卞仲耘的罪魁禍首之一高三年級的高幹子弟宋彬彬則是校領導的寵兒，我們都參加過65年她的在學校大禮堂公開的入黨發展會。        我們學校紅衛兵成為全國文革第一個打死人的納粹急先鋒，8月18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取經的百萬學生，宋彬彬代表法西斯紅衛兵給毛澤東獻上血淋淋的紅衛兵標誌紅布黑字的袖章，她把袖章套進毛澤東的胳膊上。        毛澤東向宋彬彬進一步指示「要武嘛！」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更是肆無忌憚血洗全中國！ （四）      紅衛兵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最恥辱的運動。是近代史上曇花一現的共產主義運動最臭名昭著的一頁。是有人類以來人性最醜惡的表演。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惡劣影響源遠流長，幾代人都難以肅清。       公元1966年8月，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殺人、打人、抄家、毀滅中華文化……        當時扶持中共49年建國56年開始反目的蘇共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聲稱：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個目的，一 消滅人口，二讓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當現代慈禧。       紅衛兵不過是打手！老毛手中的一個御用工具！       中國人民卻從秦二代順藤摸瓜，發現中國共產黨不過是殺人放火竊國的一夥強盜，他們的二代是對他們基因的繼承。      而今風起雲湧的中國民主運動是從反對紅衛兵運動開始的。寫「出身論」的遇羅克是拉開當代中國大規模民主運動帷幕的第一人！      「出身論」給中國的猶太人和奴隸們以啟蒙以覺醒以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手中動搖！共產黨害怕，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把他公審示眾後槍斃，並摘除眼角膜移植給了一個徐姓勞動模範，中國的普羅米修斯—-英雄遇羅克蒙難時僅僅27歲。 （五）   為什麼第一個打死校長的是師大女附中？因為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及大批共產黨高幹的女兒都在我們學校。   她們通天，她們引導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潮流。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初一的劉亭亭、高一的鄧榕打人最凶。踹死卞仲耘校長最後致命一腳的是劉亭亭。     而傳說「打死18個人」的宋彬彬應該沒有親自動手，只是幕後策劃者之一。      宋彬彬和劉靜是工作組撤走後，學校掌實權的兩個主要負責人。     文革史專家、「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博士對卞仲耘校長之死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調查，她的書里有許多翔實的材料、有名有姓的當場證人，她付出青春與生活的代價獲得的成就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她的故事被歐洲團隊拍成的電影正在製作中，不久就會與大家面視。      她是在1994年找到我的。通過我委託訪問澳洲的劉曉波先生帶到美國的自傳「留在世界的盡頭」。她看到的是影引本。她在信中稱呼我為「您」，並說她看了十分激動。我在書中寫了卞仲耘校長等人被打時宋彬彬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的事情。     她介紹自己是史坦福大學教授，正在研究文革。     她後來被迫從史坦福大學離開，有同在史坦福工作的中國高幹子弟威脅要打她。她去應徵芝加哥大學的教座，一舉拿下比史坦福更好的位置與酬勞。      1966年8月5日，年僅13歲的她和18歲的我都親眼目睹了卞仲耘等五個校領導五花大綁跪著在水泥台上被羞辱的一幕。     我在66年11月底認識了遇羅文一家。      我與王友琴從未謀過面，通過email和電話聯繫。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兩個月前，跟羅文通了4、5個小時的電話，我問他出國後寫了什麼文章？他說主要做視頻了，給我寄來了幾個，還讓我轉發給紅冰兩個。      羅文對出身問題研究得比誰都透，主持人問他：現在國內還看不看出身？他回答說：現在比文化大革命還厲害！界限劃分得更明顯了。 文化大革命還沒這樣，什麼「紅二代」、「工二代」、「農二代」、「星二代」、「拆二代」。      還說：別看現在什麼「紅二代」，當時都臭了街了！那時候叫「紅衛兵」、「聯動」，文化大革命「紅八月」，他們殺人、打人、抄家……壞事干盡，中央文革先捧他們是「小太陽」，後來說他們「是什麼東西！」號召造反派和他們鬥爭！他們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羅文還舉例子說體育學院的學生個個膀大腰圓，聽說哪兒有「聯動」，就到哪去打。       這個我以前並不知道，我和畢業男四中的某科學家提起，他說體院的學生到過四中打「聯動」，沒找著，就走了。       羅文在視頻里提到北京吉祥劇院是「紅衛兵」一個殺人的魔窟，抓進去的人跟本出不來，全部打死在裡面。最慘無人道的是臨死前受盡折磨，讓母親看著女兒被打死，讓父親看著兒子被打死，再把發了瘋的父母打死！「紅衛兵」以此為樂！      羅文跟他哥哥遇羅克一樣敢說，天空不管多麼黑暗，總有仰望星空的人，總有用生命當火把，給受迫害的人們引路的人！     天總有會亮的時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申冤在我，我必報應！「這是托爾斯泰寫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前面的第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