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十） 北京中学界在64年九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上面也没让北京的大学生们闲着，有些学生被派到农村去搞正儿八经的“四清”运动。   我是由同班同学汪静珊的姐姐汪静愉之死知道的。    汪静愉本是师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与一部分北京大学师生被派到四川农村搞四清时自杀了！    她应该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为她爸爸是政法学院有名的国际法教授，但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军统。   64年，我们听到一个震耳欲聋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具体到大中学校招生上，就是不许出身太坏的人升学。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个女孩不予录取。分别是李心培（父亲被镇压），佟德印（父亲被镇压），殷梅黛（父亲是右派、现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烧了图书馆，杀了妻儿后自杀）。其它的三个毕业班也有同样情况不让上高中的，具体人数不详。  我还亲眼看见几个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胡同106无轨电车站，有人摘下眼镜在哭。有位姓张的教授女儿，特别美丽又有气质，她没和我说过话，我们俩每天车站一起等车，都要互相看几眼。听我们班同学何友平说，星探发现她，招她去当演员，她不屑去。后来当了学校辅导员。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会学校，名叫“贝满女子中学”，达官贵人们小姐云集的学校。大陆易帜后改名为“女十二中”，成为一所平民女孩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学。 以我们班为例，只有一个陈蓉蓉的爸爸是解放军中将陈先瑞，她还是初二转学过来的，与她同时转过来的赵连云，爸爸是个营长。对，还有一个叫邹安安的，小三角脸，短头发，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妈妈在中国妇联工作，是个干部子弟。（据我近期认识的哥儿们说，邹安安爸爸八级，算正经高干子弟） 我们那时候并不关心谁是什么出身，比的是谁长得好看，谁的功课好。  文革开始后，才知道班里许多出身有问题的同学皆有不同的悲惨遭遇。   那么，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钻进大学的漏网之鱼们，在大学里日子并不好过。我知道一个是遇罗克同班同学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轻工业学院，受尽屈辱，文革中，被红卫兵称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学文革报”上，还有就是汪静珊的姐姐，没熬到文革开始就自杀了！    汪静愉同学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自杀的，如果不去四川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她有可能不死。     关于农村的“四清运动”，我们知之甚少，只耳闻是刘少奇领导，夫人王光美有个“桃园经验”。文革要打倒刘少奇，“桃园经验”也被批，具体情况怎样？甚少有人关心。   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没看见一本小说是描写“四清运动”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产党自己的党史写些语焉不详的解说，那也够触目惊心的。    四清运动期间77，560人被逼死，总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产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中国，活的最惨的应该是农民，1959年～1961年毛泽东、共产党制造了人为的大饥荒，造成近五千万人的死亡，有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有予谋的谋杀。”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消灭人口”如出一辙。    农民还没从大饥荒中缓过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说为什么会有大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层政权。要把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过来。其中包括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都是阶级斗争对象。65年底基本结束农村四清运动，66年五月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静愉同学眼看着农村惨无人道的阶级斗争，精神濒于崩溃，她在日记里写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场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这位贞洁的少女，把大石头放在铁锅里，背在背后，将自己双手反绑在背后，像屈原自沉汨罗江一样，自沉在四川农村冰冷的河中。    一开始，以为是地主富农阶级敌人作的案，先把汪静愉同学埋在烈士陵园里，后来确认是自杀，又起出来埋到他处。   我们班李小琦同学当着汪静珊和我们的面说：“自杀还想装烈士！”  汪静珊哭着对我说：“不是！她会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谈话，谈到一位以前很有文采的女孩朋友现在写的文章干巴巴的毫无生气，以至认识她的人惊呼：“她以前也这样吗？”  我说：“因为她总给自己划线，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点，明天限制一点，就成了这样。”  青萍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72年7月从西城分局拘留所出来，她第一句话是 ‘我们跟你不一样!’ ”青萍说：“其实她的思想跟咱们完全一样。”  我说：“她跟我说过，你们班徐某某在部队里装孙子，装着装着就成真孙子了！她也一样！” 我郑重的对青萍说：“人时时刻刻都面临选择，你选择装，实际是一种死，是窒息生命的鲜活，任何时候都要选择真正的生，就是让生命鲜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时每刻在做这样的选择。” 青萍，这位凭“抒情年代”一书曾获长篇小说一等奖的低我一级的女附中校友讶异地说：“可是从你的作品没看出来呀！”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次思想斗争。参加不参加遇罗文的“中学文革报”的活动？ 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敢说同意“出身论”的，连杨鸥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们都唯恐被人说和“出身论”沾边，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听到杨鸥介绍65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杨鸥附带着说他们那儿有一篇文章“出身论”，“它那里面有一种情绪，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杨鸥压低声音对我说，还把右手伸过头顶，在空中飞快抓了几把。”又补充说：“有人说这篇文章右，专门替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说话，有人说这篇文章左，出现的太早了。现在出现，给造反派捣乱。老红卫兵就使劲把这篇文章往造反派脑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论”是揭杆而起的檄文，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被踩在脚下的贱民再也无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杀践踏的现实，“出身不好的青年们，勇敢的站起来斗争吧！”  我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选择。     我妈妈被红卫兵打了！许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无耻残暴的社会！遇罗文他们在为我报仇！凭我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事。“出身论”的作者已经有很丰富的阅历，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颖的卓尔不群的独到的理论，很清晰的文笔，号召我们和他一起战斗。 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吗？  其二，遇罗文确实很吸引我。 我并没感到遇罗文好看，因为我的弟弟们各个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们都是。 遇罗文具备一般知识分子孩子没有的气质。他非常实际，勇敢，敢干！  一般知识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忠厚老实，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学校。  遇罗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学校。遇罗文自己说，他没当流氓人家都觉得奇怪。他的社会关系也多是底层，像王世伟、王世俊（罗锦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层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讲究哥儿们义气，互相帮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点在罗文身上很显著。  罗克哥哥曾问我：“你说我聪明吗？”我不加思索地说：“聪明！”罗克说：“我其实并不聪明，罗文聪明。”  我记得给罗文看的第一张照片是文革开始后，在钱粮胡同旁边北方照相馆照的。当时，寒冬，我们俩穿着棉大衣，我们俩互相送来送去，都舍不得回家，我们停在东四二条口，在昏暗的路灯下，罗文翻来覆去看我递给他的一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没有我期待的夸奖，竟是一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  我的心一惊，我这么一个大家公认的无忧无虑活泼开朗欢快的女孩子在他眼里…… 这是他对我生命变化的提醒，让我更加警觉地思考，灵魂怎样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坠！ 作者陶洛诵 (未完待续)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六）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七）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八）  听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称罗文为“罗文哥哥”。我听了很高兴，据说这位女士是位离异人士，是位工程师。     罗文单身一人，与一只猫一条狗住在诺大的庄园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爱情，陪伴他度过往后的悠悠岁月，再好不过。     年轻的时候看过郑念女士写的“上海滩生死记”，听我的老师刘渭平先生告诉我，刘先生认识郑女士，本来都是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大陆易职后，刘先生时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悉尼的领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来。    郑女士则在大陆历经中国共产党各项运动的磨难，文化大革命中，女儿不幸被红卫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则九死一生逃离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实遭遇写成一部书，轰动一时。    晚年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书中有一句话说：“爱情比孩子更重要。”我当时很不理解，活到现在，在心灵深处，发现想情人远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个对我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他比我小不了两岁，依然在执着地追求爱情，像年轻人一样徒步远行，风尘仆仆，口甘舌燥，百死而无一悔，我听他描述朝圣过程，实在理解并感动。    老年人对爱情的渴望远胜于年轻人，因为岁月的沉积告诉老年人真爱是什么样的，真爱的稀有与可贵。得到就得到了，没得到也许就永远得不到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想我是真爱过罗文的，他爱我则是在他第二次离婚后，他在微信里称我：“我的挚爱…” 当年我一厢情愿爱他的时候，他一心扑在反“血统论”上，上上次打电话，他还说：“我那时候不需要。” 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需要，只是单纯的爱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终在我眼里，是个最勇敢的人，是个英雄，一个自始至终与专制暴政做斗争的人，一个为中国草根人民说话的人。 我那时才18岁，我没看错他。他永远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对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因为校园里出现了我们班政治老师杨振率领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指责校领导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恢复正常的上课，社会正常秩序大崩盘，愈演愈烈，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时候发现，我们被从小灌输的理论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么活下去呢？靠什么往下走呢？ 周围的同学都在争着当左派，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宁左勿右，即使犯了错误，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等，扯不清，理还乱，怎么着都不对，怎么着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以前我就是随大流，社会学校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从小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好学生。 那时候是6月，我强烈地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装丫挺，演戏，装给别人看，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种势力要求你做的那样的人。 我懒得装，那样太累了不说，对我而言是一种虽生犹死的事情。   （九）   我从徐家祯先生那儿听到过一个词，说：“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是关起门来打狗，他们自己说的。”     “关起门来打狗”够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该打死的打死，该打伤的打伤，该劳改的劳改，该收监的收监，只有坐以待毙的份！  记得在北京1978年认识民间地下刊物“四五论坛”创始人之一刘青时，和他曾讨论过遇罗克有没有生存的机会？刘青自信地说：“那时候不行，天罗地网，现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问：“能跑到哪儿？”“哪儿都可以，外地、农村、大山深处……”  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没跑，还为了使被捕的朋友脱险，主动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关押就是十年之久。  “运动”是共产主义“大洋国”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态。对比在国外几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国的窒息与恐惧。对特权阶层是天堂，对平民是地狱。 初来澳洲，徐家祯先生对我说，他是“苦海余生”，三十多年后，我问他记不记得，他说：“不是苦海余生，是虎口余生！”谁又不是！！！ 其实还有一条路—自杀。文化大革命6月份开始，我觉得生活变得特别无聊，不好玩，呼吸困难，我想过自杀。一闪而过，并不深刻，更谈不上付之行动。而且觉得这种念头可耻。 这个念头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罗文的前妻张富英。她和张君若、王玲是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后，有一次，我和她一边走一边谈，她突然问我：“你想过自杀吗？”“想过，你呢？”“我也想过。”她回答。  那次她还对我说：“你要想找比罗文更高的，我认识，可以给你介绍。”  我心想：“我看上罗文可不是为这个！” 对男孩，我从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过自杀并想付诸行动的还有中学文革报创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亲口讲给许多人听过。我是其中之一。他们男四中和我们师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负盛名的两个中学。据说我们学校的大部分人马是共产党老区带过来的，所以高干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奋饱学之士，高干子弟多是被塞进去的。 两个学校的政治空气一个比一个浓。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进去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搞暴露思想，后搞学习雷锋。但没听说哪个学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学生分成几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听一个妈妈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胡同小学同学、高我一级的张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当然是右派学生了！” 牟志京也当仁不让地被划在“右派学生”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们偷看了他的日记，说他“爱情至上”，他决定自杀，掏出兜里仅有的二元钱，准备大吃一顿，自裁了事。 罗文对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对我说：“两块钱叫什么大吃一顿！” 这些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热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学都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阶级斗争，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杂志上的风景看成“蒋介石万岁”，凡此种种，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势不可挡。 现在的台海风云让我感到大有当年的劲头。 我总想：“文革为什么没人出来制止呢？非要’八亿人不斗行吗？'(毛泽东语）”  八亿人互掐一场，死伤无数，国家差点崩溃。有谁落着好了。 “还有谁比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后来的北京大学一级哲学教授张祥龙1976年12月在我家对我和赵京兴说。 惨痛的前车之鉴，不可闭目塞听，重蹈覆辙！！！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 无名氏    我的一生有许多算不清的感情帐，其中和我的初恋罗文的感情帐最为纠结，我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似乎一直也有所抱歉，直到前几天，我看见他三个月前在视频里讲话，提到一个人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回想……这是衰老的表现，我的心一揪，我们的人生进入倒计时了！   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失联两年后又联系上了。   我们从18岁认识起，就断断续续地分别再联系，再分别再联系……最长的一次是分别十一年。    间断又两个月了。昨天收到他的来涵，……他感谢我写的那篇文章“罗文就是敢说真话”，“谢谢夸奖！”他写道。    “我说怎么又联系不上了，原来你的网坏了！”他在我另一封邮件后面写道。     我回信告诉他，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没接。     我没留言，我的小心眼又生气了，我当然没说这个，这次，我决定不再生气了，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再有两年，我们就认识一个甲子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在我胸中翻滚，我不想让这一切随风而逝，我尝试把它写下来，我不能保证我能写完，我写到哪儿算到哪儿… （二）     几年前，罗文买下新居时给我发过照片，一排平房，诺大的院子。我最近从视频上看到他和民运的朋友们在家中举行Party。      大家在院子里包饺子，煮饺子，在罗文自己搭建的长长的廊桥里吃饺子。在靶场打枪玩。……一幅欢快景象。      昨天，我在电话里向罗文提到这个视频，我说：“我看见了小河流水和大片森林。”        罗文说：“美国人家里有大院子的很多，可是院子里有条河的不多。”我说：“多少平方米啊？” “相当于中国的四十亩地，一万平方米。”        遇家现在已是一个繁茂的大家族。两个多月前在一次电话里，罗文向我介绍了他和罗勉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们也谈到罗锦，他要介绍，我说：“我知道，你以前告诉过我。”       罗文告诉我他刚刚做了体检，各项指标正常。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罗文一定会长命百岁。       遇伯母对我妈妈说过：“罗文和洛诵志同道合！”       我们俩从十八岁“文革”开始，对纳粹法西斯红卫兵肆意虐杀平民无比仇恨，几十年来，我们俩从未间断过与红卫兵及他们的后台无产阶级专政做斗争，我们俩都蹲过共产党的大狱，“我们都不屈服！”罗文说。        几年前，罗文和我在微信里有过一次催人泪下的交谈。       罗文说：“我爸爸妈妈和我都拿你当亲人。”我说：“伯母说她将来给咱们俩做饭。”罗文说：“我爸爸说他将来也和咱们一起过。他也特别喜欢你。”我说：“我知道……”        罗文说：“别说了，我都要哭了。”        我现在在哭……       罗文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险些成为夫妻，（不是危险的险）……”      他那封信主要是说我对他不了解。      时间是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他第一次离婚后到我家找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皮制摩托服，戴着大头盔，像个神密威武的骑士出现在我面前。      身材窈窕美丽的我坐在大型的崭新的黑色摩托车后面，搂着他的腰，摩托车在北京的大街上飞奔，我浓密的长发在风中飘扬……    我开玩笑说：“罗文，你的最高理想就是带美女骑摩托车在大街上飞驰吧！”     罗文在信中说：“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不了解。”     我当时想：“罗文太较真了，难道他不知道我在开玩笑吗？”     昨天二个多小时电话，他详细给我讲了他的生活，他在北京成功的创业，我确实发现，我以前对他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三）                                         杨鸥是我和罗文认识的介绍人。     杨鸥是我师大女附中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她是高二（3）班的，班主任王本中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北师大毕业的。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几乎都是北师大毕业的。王老师出身地主，文革后一度当了师大女附中校长。       杨鸥中等个子，胖胖的，脸色红润，大眼睛单眼皮，说话声音很大很粗，语速很快。她的后脑勺很鼓，留两根细细的辫子，后来剪成短发。       文革前，她就是著名的“反动学生”，许多人用鄙夷嫌弃的眼光看她，只因为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除了她家庭妇女的妈妈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她，她的中学校长爸爸，六个哥哥姐姐全被打成右派，她小哥哥只有十九岁，是大学生右派。        她的公开亮相是65年文革爆发前在高二年级四个班一起上政治大课的思想教育聚会上，让她作为典型发言。       她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好印象。       她性格爽朗，毫不自卑，谈笑风生，她说有个小男孩叫她“反动学生”，她就怒气冲冲地给了他一拳。与其说她在检讨，更是像在炫耀。她没说完，就被主持会议的戴眼镜短头发精瘦的高二（3）团支部书记赶下台。         文革中，她领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老红卫兵视她为眼中钉。        我和她、还有中五被班里红卫兵逼的自杀未遂的杨友莉成为好朋友。        杨友莉的父母早年参加共产党革命，被打成“托罗斯基分子”，文革中被遣返回农村原籍，她有一个亲大爷杨献珍，则是共产党理论家，党校校长。        文革中，66年8月5日打死我们学校校长卞仲耘的罪魁祸首之一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宋彬彬则是校领导的宠儿，我们都参加过65年她的在学校大礼堂公开的入党发展会。        我们学校红卫兵成为全国文革第一个打死人的纳粹急先锋，8月18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取经的百万学生，宋彬彬代表法西斯红卫兵给毛泽东献上血淋淋的红卫兵标志红布黑字的袖章，她把袖章套进毛泽东的胳膊上。        毛泽东向宋彬彬进一步指示“要武嘛！”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更是肆无忌惮血洗全中国！ （四）      红卫兵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最耻辱的运动。是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臭名昭著的一页。是有人类以来人性最丑恶的表演。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源远流长，几代人都难以肃清。       公元1966年8月，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杀人、打人、抄家、毁灭中华文化……        当时扶持中共49年建国56年开始反目的苏共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声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目的，一 消灭人口，二让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当现代慈禧。       红卫兵不过是打手！老毛手中的一个御用工具！       中国人民却从秦二代顺藤摸瓜，发现中国共产党不过是杀人放火窃国的一伙强盗，他们的二代是对他们基因的继承。      而今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从反对红卫兵运动开始的。写“出身论”的遇罗克是拉开当代中国大规模民主运动帷幕的第一人！      “出身论”给中国的犹太人和奴隶们以启蒙以觉醒以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手中动摇！共产党害怕，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把他公审示众后枪毙，并摘除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个徐姓劳动模范，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英雄遇罗克蒙难时仅仅27岁。 （五）   为什么第一个打死校长的是师大女附中？因为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及大批共产党高干的女儿都在我们学校。   她们通天，她们引导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潮流。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初一的刘亭亭、高一的邓榕打人最凶。踹死卞仲耘校长最后致命一脚的是刘亭亭。     而传说“打死18个人”的宋彬彬应该没有亲自动手，只是幕后策划者之一。      宋彬彬和刘静是工作组撤走后，学校掌实权的两个主要负责人。     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博士对卞仲耘校长之死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调查，她的书里有许多翔实的材料、有名有姓的当场证人，她付出青春与生活的代价获得的成就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她的故事被欧洲团队拍成的电影正在制作中，不久就会与大家面视。      她是在1994年找到我的。通过我委托访问澳洲的刘晓波先生带到美国的自传“留在世界的尽头”。她看到的是影引本。她在信中称呼我为“您”，并说她看了十分激动。我在书中写了卞仲耘校长等人被打时宋彬彬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的事情。     她介绍自己是史坦福大学教授，正在研究文革。     她后来被迫从史坦福大学离开，有同在史坦福工作的中国高干子弟威胁要打她。她去应征芝加哥大学的教座，一举拿下比史坦福更好的位置与酬劳。      1966年8月5日，年仅13岁的她和18岁的我都亲眼目睹了卞仲耘等五个校领导五花大绑跪着在水泥台上被羞辱的一幕。     我在66年11月底认识了遇罗文一家。      我与王友琴从未谋过面，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两个月前，跟罗文通了4、5个小时的电话，我问他出国后写了什么文章？他说主要做视频了，给我寄来了几个，还让我转发给红冰两个。      罗文对出身问题研究得比谁都透，主持人问他：现在国内还看不看出身？他回答说：现在比文化大革命还厉害！界限划分得更明显了。 文化大革命还没这样，什么“红二代”、“工二代”、“农二代”、“星二代”、“拆二代”。      还说：别看现在什么“红二代”，当时都臭了街了！那时候叫“红卫兵”、“联动”，文化大革命“红八月”，他们杀人、打人、抄家……坏事干尽，中央文革先捧他们是“小太阳”，后来说他们“是什么东西！”号召造反派和他们斗争！他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罗文还举例子说体育学院的学生个个膀大腰圆，听说哪儿有“联动”，就到哪去打。       这个我以前并不知道，我和毕业男四中的某科学家提起，他说体院的学生到过四中打“联动”，没找着，就走了。       罗文在视频里提到北京吉祥剧院是“红卫兵”一个杀人的魔窟，抓进去的人跟本出不来，全部打死在里面。最惨无人道的是临死前受尽折磨，让母亲看着女儿被打死，让父亲看着儿子被打死，再把发了疯的父母打死！“红卫兵”以此为乐！      罗文跟他哥哥遇罗克一样敢说，天空不管多么黑暗，总有仰望星空的人，总有用生命当火把，给受迫害的人们引路的人！     天总有会亮的时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托尔斯泰写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前面的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