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全體成員9日宣布請辭，以抗議學生會成員此前遭校方懲處。 據中央社報導，學生會在社交媒體表示，上月收到校方紀律處分，幹事會全體成員都遭到懲處，當中4位成員更被即時剝奪參與校政權利，直至明年8月31日。 學生會形容校方的懲處「粗暴無理」，令會方無法參與校務會議、預約學校場地等，失去參與校內事務的權利，難以維持日常運作。 本屆浸大學生會的內閣稱為「滄溟」。「滄溟」早前在網上發表政綱、年度計畫書及財政預算，浸大校方其後發表聲明，表示接獲投訴，指部分政綱內容對過去事件的描述出現誇大、缺乏事實根據及偏頗的情況，不符合社會的標準和價值觀。 校方認為有關投訴成立，對相關學生進行紀律處分。 據報導，「滄溟」內閣曾公開表示，「當壓迫從未停止或減弱，我閣當選後亦絲毫未敢怠慢，上任只系（是）一個開始」，又指「縱使政治環境惡劣，我閣決不虛作無聲。身處逆境，更應自強」等。 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多所大學的學生會都先後自行解散或遭校方切斷關係；浸大學生會也是中斷了3年後，上月中才由「滄溟」內閣接任。
1 外資加速撤離、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年輕人失業率高企、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政府財政幾近崩塌……這一系列的問題如同噩夢一般，籠罩在中國的大地上。造成這一切的原因，雖然有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政府以強硬措施推行了三年的防疫政策，給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造成的嚴重打擊。 而現在，中共不去總結經驗教訓，卻在忙於改寫歷史，迴避提及清零防疫政策的存在，甚至還稱這一災難性政策取得重大成就；面對經濟、政治及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危機，視而不見，還在鼓吹形勢一片大好。 近日，中國財經博主老蠻撰文，總結了中共三年清零防疫的代價，並且回答了為什麼中共在毫不動搖地堅持「清零」三年之後，到2022年12月突然就在全面放棄，沒有任何的過渡期這一問題。他的總結非常有意義，我們借鑒其內容，再加上我們自己的看法，呈現給觀眾們，同時也歡迎大家參與討論。 三年清零的第一個代價就是政府財政赤字急劇增長，財政負擔增加60%。 我們先關注一下全口徑財政赤字，也就是公共預算收支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赤字。2019年，中國全口徑財政赤字是人民幣5.53萬億元，到了2022年就劇增到了8.96萬億元，三年的赤字增幅達到了62%。 分年度來看，2020年，中國全口徑財政赤字是8.72萬億，2021年下降到了5.94萬億元；然而到了2022年，伴隨著各地此起彼伏的封城潮，經濟遭受重創，財政赤字再次暴增到8.96萬億元的歷史最高值。三年下來，累計財政赤字23.62萬億。對比一下2000至2019年的財政赤字總和，也只有21.92萬億元。所以3年清零防疫造成的赤字之和，居然超過了此前20年的赤字總和。 如此龐大的財政窟窿根本無法填補，於是政府只能被迫發債，無論國債還是地方債，這三年里都在劇烈增長。先說國債，3年下來累計發行了23.32萬億元，扣除其中借新還舊的部分，國債餘額從2019年底的15.83萬億，暴增到了2022年底的25.19萬億，3年增幅達到59.1%！ 由地方政府公開發行的地方債，3年累計發行21.29萬億元，扣除其中借新還舊的部分，地方債從21.31萬億增加到了35.06萬億元，增幅為64.5%！ 總結起來就是：中國的年度財政赤字規模、國債餘額和地方債餘額，3年清零下來，全都增加了大約60%的負擔。 財政負擔劇增一定會引發相應的後果，即使短時間內整體上財政還能暫時維持，問題也一定會在某個局部先發作出來。而最先出問題的就是城投債。 3 三年清零的第二個代價，就是城投債市場的整體塌陷。所謂城投債，又稱「准市政債」，是由地方投資融資平台作為發行主體，公開發行企業債券或中期票據，其募資投向多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或公益性項目。一般由地方國資委或財政局100%控股。 中國各大城市政府的投資融資平台是城投公司，即「城市建設投資公司」，起源於1991年的上海。城投公司是經營城市綜合規劃與建設項目的國有控股公司，主要經營業務包括房地產開發、物業管理、城市綜合體開發、商業地產開發、市政工程建設等。 中國城投債的規模到底有多少，現在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據財聯社報道，城投債務的餘額通常為地方政府顯性債務的兩倍左右。截至2022年11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達到35.0萬億，所以推測2022年底中國城投債餘額已經達到65萬億。 大家知道，地方政府的清零支出一直是個謎。無休止的全民核酸、隔離酒店、方艙的建設與維持、大範圍的封控以及物資保供等等，總支出金額是謎，資金來源同樣諱莫如深。老蠻認為資金來源是城投債。因為城投債由地方政府完全控制，並且不受上級部門的監管。 4 而這也導致了地方城投債的爆雷。2022年7月份，規模156億元的貴州省遵義市城投債到期無法償付，並且在年底耍流氓似地提出了展期20年，並且前10年只付息不付本的方案。 那些投資城投債的各路金主們在此刻突然就意識到，地方政府的債務期限已經到了。於是在遵義的後效應下，城投債很難再繼續融資。整個2022年下半年，城投債的凈融資規模只有1940億元，較2021年同期的12970億元，降幅達到了85.1%。 再到今2月份之後，中國開始執行極端寬鬆的金融政策。然而即使這樣，今年一季度城投債的凈融資量仍然只有5052億元，同比2022年一季度的6022億元，降幅也達到了16.1%。 而在今年的4月12日，又是貴州政府開始公開擺爛，聲稱依靠其自身能力已經無法化解債務負擔，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城投債已陷入絕境。這對整個城投債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而對現在的地方政府來說，這只是噩夢的開始。沒有了借新還舊的能力，那債應該怎麼還呢？賴掉嗎？要知道，絕大部分城投債乃至地方債的認購主體，都是城商行和農商行所發行的理財產品。這些理財產品的背後，其實就是千千萬萬最普通的家庭資產。 這裡似乎也解答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河南的城鎮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為什麼爆雷，而地方政府又置之不理。因為錢本來就是讓政府拿走了。 這些錢都是這些普通小老百姓的養老金和救命錢，你地方政府還不起該怎麼辦呢？讓千千萬萬的家庭集體抱團餓死嗎？ 其實，說到這裡，已經可以清晰理解，清零三年突然結束的原因，無非就是到202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的財政已經不堪重負，處於全面坍塌的狀態，財政無以為計，只能隨隨便便、連個招呼都不打、也不提前準備任何基本的儲備藥品就直接退出了清零模式。 但是，據我們查到的資料來看，前期的防疫資金指出，包括疫苗接種及核酸檢測費用，大部分是出自於醫保資金。只是後來也許是開支太大，擠占的醫保資金太多，才由中央下命令要求改為由地方財政支出，也就是我們上面說道的城投債。但是醫保資金已經被佔用了很大一部分，這也導致了三年清零的第三個代價，就是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更加嚴重。 醫保資金不足，當然就會從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今年開始，中共當局開展的新一輪的醫保改革。先是把原本醫保個人支配賬戶的資金比例大幅降低，以增加統籌資金的比例。今年2月份，在武漢爆發的白髮運動，就是抗議政府的這一政策。其次，還限定了病人一次住院報銷金額的上限。導致病人即使身患重病，也只能報銷至一定的金額，其餘的必須自費。 據我們從中國醫院內部了解到的消息，現在的醫生看病，不僅要開處方，還必須會算賬。每天拿著計算器為病人計算費用，以免超出開支。並且，為了應對這一政策，很多病人一旦費用達到上限，便馬上辦理出院手續。然後再接著辦理入院手續。這不但給病人製造了很多就醫障礙，也為醫生和醫院的管理部門增加了很多無謂的工作。 清零三年的第四個代價，就是政府公信力的全面淪陷。強行封鎖小區和消防通道；朝令夕改，早上說不封城下午就封；破門入室消殺；天價隔離酒店；全城饑荒；黑幕重重的保供菜；腐敗的核酸鏈條；進不去的醫院和等死的急診病人；走不出的機場和高鐵站；進不去的校園和回不去的家；禁止農民下地；轉運大巴的車禍……到了最後，一夜之間又毫無交代的取消清零，彷彿前面三年的荒謬絕倫根本就不存在一樣。老百姓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並且一定會給出群體反應。於是，年輕人流行「我們是最後一代」的觀念，並且普遍躺平擺爛。總結起來就是，全民反智的同時，不再相信政府或者專家的任何話語，這就是最大的「反噬」。這一後果將會接下來迅速體現在經濟數據上、體現在復甦力度上、體現在經濟政策的落地上。政府徹底喪失了公信力，也就意味著喪失了動員能力，無從激勵民心應對接下來的經濟危局，這就是最大的惡果！ 清零三年的第五個代價，是生育率的崩塌。 6 朝不保夕，對政府和未來同時喪失信心，當然就不可能再維持生育率。在酷烈的封控措施之下，年輕一代喊出了屬於自己的史詩級口號：「我們就是最後一代了，謝謝！」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鳴。所以，2019年出生人口還有1468萬人，2020年有1203萬，2021年1062萬，到2022年則只剩下了956萬，並且肉眼可見，還會繼續減少。 清零三年的第六個代價，就是外資企業加速撤離。 我們之前也多次報導過，不僅歐美企業撤離中國，以富士康為首的大型OEM企業，也逐步把產能轉移到印度、越南及東南亞國家。而伴隨著外企撤離的加速，上下游的民營企業也只能無奈關停，一定會有更多的企業員工失業。 這些失業人員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去送外賣和開滴滴，將快遞行業和網約車行業內卷到了吃不飽飯的程度。他們在整體上也不再相信政府，並且滿心委屈，這必將形成巨大的社會負擔，也肯定會引發各種惡性社會事件，要麼傷害自己，要不就傷害他人，而這，將會是整個國家的惡夢！ 7 清零三年的第七個代價，則是廣大老百姓對未來喪失信念後，終於決定不再借債買房，地產泡沫因此轟然破滅。 老百姓不貸款買房帶來的第1個影響，就是地產商排著隊債務爆雷。2022年地產前百強企業里，現金流斷裂無法償付到期債務的有近40家，至於中小型地產企業裡面現金流已經事實斷裂的更是不計其數，他們其實已經都事實上破產，只不過因為政策管控，不許走破產流程罷了。 而地產商群體前赴後繼的爆雷，帶來的另一個後續影響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暴減。2022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66854億元，較2021年的87051億元下降22.3%。地產行業的財政貢獻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值超過50%。地產行業的貢獻急劇下跌，地方財政無論如何都是無法承受的。 房地產行業對於地方財政的支撐性意義，根本沒有其他行業可以替代。現在這個支柱已經坍塌，地方財政因此焦頭爛額。城投債在此時又出現了崩塌的問題，凈融資能力大幅下降。 如果房地產市場在2023年不能重新興旺起來，那麼接下來一定會引發進一步的連鎖反應，直接擊潰地方財政維持平衡的底線，這種後果根本就是不可能承受的，所以地方政府一定會想盡辦法維持房地產市場的熱度。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能否實現還是一個未知數。 當然，三年的疫情的代價還有很多，這些惡果終究會讓每一個中國人為此買單。底層的民憤已經在積聚，現在的中國如同一個充滿壓力的高壓鍋一樣，爆發之時，或許就是中共政權的倒台之時。
失業潮、內卷和衰退，已經不是空穴來風，已經不是主觀感受，而是實錘的證據。中國最大的地產中介貝殼披露，去年在地產領域，100萬人丟了飯碗。而這僅僅是開始，今年3月份國務院的數據顯示，預計勞動力市場新增1662萬人，如果按照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這個數量還要多。各個行業反應出來的數據，也都是在關閉企業和裁員。 最糟糕的是，這麼慘的勞動力市場卻有外國學生來分一杯羹，大陸民眾反應強烈，說政府今年讓國內1000萬大學生下鄉到基層，黨媒肯定不會呼籲外國留學生，也在中國收破爛，做保潔。 最近一位香港大學生髮布了他和塔吉克留學生的對話視頻。 香港大學生問這位塔吉克留學生：「那你在西安交大學什麼？」 塔吉克留學生回答說：「建築系。」 香港大學生又問：「那你學完打算留在中國還是？」 塔吉克留學生確認說：「是，留在這邊工作。畢業以後在這邊。因為這邊的建築發展特別大，比我國家。所以打算在這邊工作。」 香港大學生接著問道：「這裡建築系畢業能賺多少錢？」 塔吉克留學生告訴他：「工資嗎？一般的話兩萬、三萬最少的。」 這個是香港大學生和馬來西亞留學生的對話 香港大學生問道：「你念什麼科？」 馬來西亞留學生告訴他：「機械工程。」 香港大學生說：「噢，就是剛才那個很有名的。那你讀完要回馬來西亞嗎？」 馬來西亞留學生回答說：「應該會在中國。」 外國留學生留在中國工作並不罕見。根據「外國人來華工作分類標準」C類判定第三條，符合規定條件的外國留學生，例如畢業於國外世界知名大學和近兩年內畢業於國內大學的應屆畢業生，都可以申請工作簽證。而且聘用外國人的工資、薪金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然而問題在於，目前中國高校畢業生面臨嚴重的失業潮。黨媒則不斷炒作「211名校畢業女生收破爛月入過萬」，「211畢業生從500強裸辭干保潔，收入增高」等新聞，要年輕人放下高學歷，去從事底層工作。廣東政府近期甚至發布解決失業問題的「三年行動方案」，要組織30萬廣東青年下鄉發展，被稱作「上山下鄉2.0」。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這些外國留學生有可能成為中國學生的就業競爭對手，而且他們的人數還將不斷增多，還享受中共當局提供的高額獎學金、生活費，免費來中國留學。 3月13日，原中共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在《此生難忘是非洲》演講中說到，中國將撥款600億美金幫助非洲人才來華留學。包括5萬個留學名額，5萬個進修名額，1,000名非洲精英人才培養計劃，還有2,000名來華交流的非洲學生，共計10.3萬名非洲留學生。 這在中國民眾中引發更大的爭議。大陸媒體人表示，「某些人真是花著老百姓的血汗錢不疼呀，真把我們當成了韭菜隨便割。600億美金，10萬非洲留學生，平均沒人60萬美元，就算分攤到4年，也是每人15萬美元。」 然而，北京師範大學一位教授說，「實際上花的沒有這麼多，現在給非洲留學生定的獎學金標準，一個人一年也就1.5萬美元左右。」 一位大陸直播主表示，「中國有那麼多貧困學子，讀不起書，考上大學也不能讀，這1.5萬美元，在他們眼裡就是救命稻草，是天文數字。」 大陸民眾汪先生認為，「如果大家平等，平等高考，平等付學費，也沒問題。可是中國老百姓的孩子，支付的是高額的學費和生活費。非洲人過來讀書卻不花錢，中國政府還倒貼，讓這些非洲留學生在中國作威作福，這就不對了。」 目前沒有案例顯示，外國留學生在中國找工作是否也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不過網友調侃，黨媒肯定不會呼籲這些外國留學生別介意學位，也在中國收破爛，做保潔。 中國的各行各業也是百業凋敝，各種連鎖店都在大量關店。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中介貝殼公司， 虧14個億，最新公布的2022年度報表中，去年的營業下降了1/4，相當於被抹去200個億，新房成交下降38%，凈利潤虧損14億。截至去年年底，貝殼的門店關閉了1萬多家，只剩下40,516家。直接的失業人數6萬多人。如果加上拉動的就業，清潔工，裝修工，門窗製造，傢具提供等等行業，1萬多家貝殼門店關閉，不是個小事情。 中國的地產中介還有鏈家、中原地產、樂有家呀，我愛我家等等，他們都有類似於貝殼公司這樣的下降，說房地產中介行業的蕭條，導致了100萬人的就業受到影響。不算過分。 網紅零食品牌三隻松鼠，2019年誕生於安徽，4月25日，三隻松鼠發布了2022年度的業績，實現收入是72.93億元啊，同比下降25%，凈利潤同比下降68%。關掉549家門店，佔去年所有門店51%，減員1880人，占員工總數40.75% 成立於2009年的海倫斯是中國第一酒吧品牌，2021年啊正式在港交所掛牌啊，，公布的2022年報表預期，2022年市值還有200個億，同比減少⅓ ，凈虧損15億元同比增加300%。去年海倫斯兩百餘家酒館調整關停，減少到821家。一個酒吧養活起碼幾十人，唱唱歌，喝喝酒，背後拉動的經濟有多少，現在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了。 中國二手車市場的崩潰，也會導致百萬級別的人失去飯碗。3月份轟轟烈烈的這個車市價格戰，新車的價格都對半，二手車沒法賣了，今年的二季度，二手車公司會有一波的倒閉潮。 官方數據體顯示，2022年全中國有70萬家二手車公司，經營二手車，官方的直接從業人員超過200萬。算上搞衛生的，做保安的，搞裝修的，打廣告的，汽車維修的，金融配套的， 這些間接拉動的產業上的就業人員，一個二手車公司怎麼也得拉動50個就業崗位，說影響3500萬人就業一點不過分。 蘋果產業鏈正在外遷，富士康也要走了，3月份，網路大V聲稱，深圳富士康通知各種勞務中介，三月底之前，清理完臨時工流水線的普工，同時鼓勵正式工請假。其實就是要裁員了。中國政府不想讓富士康搬走，因為這起碼會影響幾百萬人就業，因為連帶的立訊精密和歌爾聲學這些給富士康代工的企業也會搬走。 但是富士康不走不行，中國的管理成本太高。這些年五險一金一直在上漲，從胡溫時期的幾百元，增加到現在的兩千多塊，因為扣除的比例越來越多，而且這些都是老闆在繳納。 去年一千多萬培訓教師的工作，被打沒了，汽車產業這次的倒閉潮，加上外貿代工，沒有個5000千萬失業，那都是開玩笑。這些人，總不能這麼都去送外賣的，都去送快遞。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在街上晃悠，社會出現大的問題。因此，中國政府想把大學生引導到基層上去，讓他們支援邊遠地區，支援老工業基地，延緩就業市場的危機。
去年上海封城期間，中國年輕人在面對公安提出影響祖孫三代的威脅時，說出「我們是最後一代」引發巨大反響。有中國藝術家將其製作成藝術作品，近日在深圳展出。不過在開幕式兩天後，展覽場地「燕晗高地404空間」5月6日上午突然在微信公眾號宣布，因場地維修，即日起閉館維修，疑似是此作品敏感，要將其封禁。 根據《藝術市場雜誌》介紹，「時間的分岔——2023灣區當代藝術聯展」原定5月2日到6月4日在深圳南山區華僑城燕晗高地404空間展出，展覽邀請了23位藝術家參與，共計展出70餘件作品。 來自北京的藝術家黎薇4日展覽作品「宣言」，作品用泥土擺成了「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你」，吸引許多民眾駐足觀看。 策展人徐喬斯發布《歷史沒有結局》一文中寫道，「黎薇在其無法保存的參展作品裡，寫下『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你』的時候，一場無聲的戰役早已打響。相比起80年代的藝術家們所擁有的歷史空間、機遇與熱情，黎薇的話語並不是一種悲觀。」 徐喬斯指出，2021年「灣區當代藝術聯展」就是以「時間的河」為題，在2019年的基礎上更豐富地展示了生活在粵港澳沿海流域的藝術家們的思想狀態和創作狀態。 此後（2019-2022）兩年的時間，彷彿是被挖走的日子。她指出，每個人的世界在經歷了「新冠疫情」年復一年的封控後，都變得不同往昔。人們飽受了身體、心理與精神多層空間的壓抑，經歷著漫長的時間。壓抑過後的烙印改變著人們對於原有事物的認知。 2022年5月，中國當局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下，部分地方為實現清零目標，在執行手段上傾向極端，諸如陰性民眾被強制拉去方艙、破門入屋消毒等情況，都在網路上引發一波波不小的反彈聲浪。 2022年5月11日晚間，一則只有1分30秒的短片，再度掀起內地互聯網的狂風巨浪。片中，一名男青年面對警員聲言「不去方艙影響三代」，淡然一句「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被網民紛紛提名為「年度最強音」，許多網民認為「是這一年最響亮，卻也最悲傷的註解。」 該段影片顯示，三名著防護衣人員在一戶單位門前勸一對情侶入住方艙，但其中聲音聽上去很年輕的男住戶對此堅決拒絕，表示兩人是陰性，強制拉他們去方艙是違法、越權之事。 一番爭辯下來，胸前防護服上寫有警察字樣的男子厲聲呵斥道，如果不願意去，不僅會強制拉他們去，還會「影響三代」。青年立即回道：「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這句話一時間成為網路熱話，尤其當下官方致力推動「三孩」等政策下，這句話更顯份量。有網友表示：「是甚麼時代，要讓一個年輕人用絕育來威脅這個國家？」
近期，中國當局大搞退林還耕。各地方政府紛紛響應。日前，河南某縣組織全縣200名公務員花3天時間在田裡插秧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同時招致網友一面倒的批評。網友們紛紛表示就是在作秀，還有人批評3天插秧2畝地就花了49萬人民幣，這是浪費公帑。 綜合網路信息顯示，河南某縣從全縣各黨政機關抽調200人，日前一同前往縣內的一處農田插秧苗。照片顯示，供這200人插秧的農田邊上，插滿了包括「綜合行政執法隊」、「黨建辦」、「黨政綜合辦」、「財政所」等抽調人力參加的單位名牌、彩旗，代表這些單位的「責任田」。 此外，照片還顯示，在這些被抽調人員下田插秧的同時，有攝影人員來回穿梭在田梗上，對著插秧的公務員拍照。一篇被刪除的文章直指，在田間負責拍照的攝影人員多達10人。 另一篇被刪除的文章提到，據活動內部人員透露，這項被命名為「插秧助民」的活動經費，3天下來的包車費就須1.2萬元，茶水餐費更達12萬元，住宿6萬元，下鄉補貼9萬元，廣告牌物料1.8萬元，攝影10名共9萬元，高空氣球及舞台搭建10萬元，合計49萬元。 這項消息被披露後，引起中國網友一片撻伐，紛紛指責河南這個縣份的作法是「浪費公帑」、「作秀」，並直指既然有這些錢找人拍照作秀，應該把同樣的錢補貼給真正需要的農民。 還有網友指出，絕大多數公務員是知識分子，即使小時候在農村生長，長大了也忘記怎麼種地，堂堂200人花3天時間才種完2畝地，看在真正會種地的農民眼裡實在太可笑。 一些網友則認為，聯繫到中國各地正推動的「退林還耕」政策，終於明白當局的「用心」。而動員200人浩浩蕩蕩下田插秧，就是「退林還耕」背後「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裡」的口號使然。
中國電動車廠大量造車，並迅速佔據全球電動車市場，但引發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近日，中國電動車大廠比亞迪長沙廠傳出離職潮，由於人數過多，廠區還訂出了「每月離職人數上限」。據報導，加班機會減少、工資下滑是掀起這波離職潮的主因之一。 據大陸財聯社報導，今年3、4月間，比亞迪位在長沙的2處工廠出現了工人離職潮。由於人數太多，因此廠方出手管控每月離職人數，有員工提出離職後得到了「本月離職名額已滿」的答覆。隨後，「比亞迪本月離職名額已滿」相關話題也在微博等中國社群平台上引起熱議。 報導引述一名最近提出離職申請卻因「名額已滿」被駁回的員工表示，「廠里最近辭職的人不少，一些宿舍房間都空了」。進一步調查發現，由於近期工作量減少、工資下滑，造成部分員工選擇離開。 報導指出，廠區的一線員工，想拿到理想的收入，除了底薪之外還得依靠加班賺取加班費。相比2022年11、12月的高峰，目前比亞迪新能源車月銷量減少約1成。下游需求趨緩，連帶使工作量減少，自然加班的機會就變少了。 報導提及，在比亞迪廠區外的招聘公告顯示，每月綜合收入為人民幣5000到8000元。然而多方探聽後發現，有些員工扣除部分費用後，每月實際到手工資不足5000元。 報導引述一名去年曾經在工廠擔任臨時工，如今又來參加招募的民眾表示，「去年產線上組長1個月的工資約1萬多，現在只有7000塊左右，扣掉五險一金，到手僅剩5000多」。 另一名3月1日入職的員工透露，3月的收入約3000多塊，而第一個月上班還沒扣五險，「我是沒什麼班加，但如果按正常情況來講，滿打滿算一個月最多也就拿個4000多塊錢吧」。 除了長沙之外，比亞迪在其他地區的工廠也面臨產能下降的情形。 路透社日前報導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比亞迪已經調整了西安與深圳兩處工廠員工的上班時間，深圳廠區員工的輪班次數，每天從3班減少為2班；西安廠區員工的工作時間從「做5休2」改為「做4休3」。 中國比亞迪汽車在2022年賣出186萬輛車，不但遠超過中國的蔚來、小鵬、理想，更勝過特斯拉的131萬，站穩「一哥」地位。然而，今年中國電動車市場遇冷，前兩個月銷售慘淡，價格下降、訂單數量衰退，比亞迪也難倖免。
中國知名獨立記者高瑜近日披露，稱年過90、曾任中國國務院研究員的學者姚監復受到養老院人員嚴密監控，日常生活失去自由，相信與他和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淵源有關。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姚監復自數年前起與妻子入住位於北京房山區的隨園養老中心頤養天年。近日他的好友、獨立媒體人高瑜前往探望。養老院護工只准許姚監復在大門口與高瑜會晤，並嚴密監控整個過程。 高瑜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姚監復第一句話就跟他們說，「什麼都不讓我寫，我腦子越來越不好了，我覺得活著都沒意思了。」然後立即有工作人員出來阻止。 高瑜一行人與姚監復還沒見面五分鐘，工作人員就拉著姚監復說該吃飯了。姚監復則對工作人員說：「你走吧，你走吧，我就想跟他們談談話。」 姚監復要求護工給予私人空間，對方不僅拒絕，還阻擋高瑜錄像。 高瑜: 「那個女的一直給我們錄著音。我們說什麼話，她都在錄音。姚老又跟我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是第二季。』我想把姚老這句話給錄下來。這個女的都上前邊來了，擋在姚老前面。我們說，『你是服務員，你的責任是給他們服務。你到底是看守還是服務員？』不讓他寫作，不給執筆，你耳朵聾了，電話你也別接。你想想，這樣一個思想活躍，經歷極豐富，又有筆耕習慣的這樣一個老人，多麼痛苦！太殘酷了！」 年過90的姚監復，在1989年「六四」之前擔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當時被外界形容為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1992年姚監復轉任中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並曾經與被軟禁的趙紫陽詳談。高瑜相信，養老院是在當局壓力下才對姚監復的訪客嚴加防範。 高瑜：「他和趙紫陽的兩次見面寫了談話記錄，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當局）肯定把他認為是胡（胡耀邦）趙（趙紫陽）一派的。他回憶了六四前後的經過。」 據了解，即使在搬進養老院之前，姚監復的寓所外面也長期有人站崗，他日常出門也會有人跟蹤。
近期，中國各地紛紛展開「退林還耕」運動，即要求農民將原有的林地改種糧食；4月起，當局更是出動農管隊，開展所謂的「穩糧保供」專項行動，就是要穩定糧食，保證糧食供應。他們走到田間地頭，將農民種植的非糧食作物強行剷平。之前當局還公布下發100億元的春耕補貼等政策，力促糧食增產。很多時評人士分析，中共這一系列行動的背後原因可能是在為戰爭做準備。而5月1日，中共當局於4月份新修訂的「徵兵工作條例」正式實施，擴大了徵兵範圍。更是讓人聯想到，中共正在為可能爆發的台海戰爭作準備。 ? 再勤勞的人民都經不住中共邪黨的折騰和破壞！ ? 幾年辛苦耕種，一天給你剷平；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一年回到文革！ ? 看更多爆料?@zhihui999 pic.twitter.com/9is3NR5PUD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7, 2023 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大量的樹木、果樹等被砍伐，連竹林也被砍了。甚至山上的椰子樹也被砍掉，而這種布滿石頭的山上根本就不可能種糧食。還有的村莊甚至提出「村裡不見一棵楊樹」的口號。 ? 退林還耕 ！ 梨花飛起漫天雪，都是農人傷心淚！ 這些梨樹起碼都有20年吧，造孽啊造孽！ ? 看更多爆料?@zhihui999 pic.twitter.com/uRUjkYcHCh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April 27, 2023 這是一片已經開花的梨樹，也被全部砍伐掉。農民直呼太可惜了。 內蒙古幾百畝的沙漠里長了10多年的小樹也被連根拔起。 農民種了6個月的青菜，還未收穫，便被農管隊全部清除。 4月26日廣西省，連種辣椒也被鏟，只准種糧不準種菜！農民們質疑，難道以後規定只准吃飯不吃准菜嗎？ 四川成都的魚塘也被填平，改為耕地。 中國的農管隊伍在警察的協助下，將農民種植的經濟作物剷除，要求改種糧食。 農民種植蔬菜的塑料大棚也被拆除。 4月28日，上海郊區農民種的葡萄快要成熟了，農官隊一聲令下，直接剷除，改種水稻。 中共農管橫行鄉里，其所作所為也違反客觀規律。比如有農管用挖掘機剷平山坡，把整座山修成梯田，甚至要在山上種植水稻。但山上沒有灌溉水源，最終水稻都被旱死。 而這種新開墾的梯田並不穩定，一場暴雨，全被衝垮。 很多原本種樹木的土地並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但現在有些地方就是一刀切，結果就是既毀了林木果樹，糧食又種不出來。 試想如果沒有水果蔬菜，沒有雞鴨魚肉，天天只有糧食吃，誰能受得了？這種做法副作用很快就會顯現出來，就是蔬菜水果漲價，而且也會導致中國糧食生產出現重大問題。最終受傷害的還是老百姓。 正如中共在1958年搞得大躍進運動一樣，為了所謂的「超英趕美」，中共號召全民鍊鋼。在農村，也修建了土法的鍊鋼爐，用柴火在田間鍊鋼鐵。很多人把家裡的鍋、杓子、各種鐵器，甚至鐵門把手等金屬都捐獻出來鍊鋼鐵。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溫度不能達到，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不但浪費了無數寶貴資源，還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造成大量糧食成熟後沒人收穫，爛在地里。緊接著自1959-1962年就發生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這就是中共既愚蠢又對人民不負責任的直接後果。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中國是不是真的缺糧。旅美經濟學者李恆青分析，中國2022年糧食生產大約有6.8億噸，而消耗量卻高達7.6到7.8億噸，因此中國的糧食供給與消耗確實有些吃緊，但透過全球化的糧食輸入卻也不成問題。只是中共政府擔心，一旦對台動武可能將遭到禁運制裁，到時糧食進不來，反而造成執政危機，而這才是中共高喊糧食危機背後的真正的野心。 而農管隊的出現，也是中國農村的管制模式回歸計畫經濟，回到一個大農村的集體管理模式的體現。農管是針對農村的一個綜合行政執法部門，就是對於農村和農業活動、農業產品等等進行全面的安全執法工作，同時也負責農村的種子、農藥、土壤等各方面資源的監控和管理。 農管隊就是中國農村最基層的權利部門，他是中國的中央專治政府在基層的代理人。所以才會按照上級的要求進行上述所謂的穩糧保供專項行動。不僅要確保農業用地種糧食，而且種植的糧食種類也要完全符合目前國家的需要。所以實際上這個專項行動，已經帶有非常明顯的計畫經濟特徵。可以說決定中國農業生產的因素，已經逐漸從過去的市場因素，重新回到政府的行政命令。 這樣一種制度轉變它用意非常明顯，就是在為將來的戰時經濟狀態做準備和預演。因為如果進入戰時狀態，那麼整個中國的農村就是所謂大後方，政府必須保證這個地方穩定，並且持續的提供後勤保障，否則戰場可能失利，政權可能不保。 為了配合這個穩定糧食、保證供應的專項行動，中國政府還向農民提供了100億的財政補貼，鼓勵農民種植糧食。而我們前面講述的退林還耕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為了獲得中央的種糧補貼，而強行將其它作物剷除改種糧食的。而這些補貼本來是要發給種糧農戶的，但是一旦到了地方政府的手裡，能夠真正發給農民多少就是由他們決定了。 所以說，農管隊實際上並不是任勞任怨，免費幫中央政府穩定農業和糧食生產，而是在盡量的撈錢，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他們並不是純粹的執行者，而是一群權利尋租者。根據中國內地某媒體的轉述，農管隊成立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收費。在農村按照戶頭計算，每人每天交一定的錢，這是一個典型的尋租行為。 另外，我們之前的視頻也介紹過，農官還在農村抓雞殺狗，扒屋拆房，並且執行各種名目的檢查和罰款。簡直是赤裸裸的擾民。 4月22日，湖北省農民自家建的房子，因是歐式建築不符合規定，被農官隊拆除。 另外，現在由於外資撤離，中國的大量企業因沒有訂單而倒閉，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只好返鄉。而他們早已習慣城市生活，不懂種地，也不適應鄉村單調生活，突然收入枯竭，看不到前景，就會找機會發泄對政府的不滿，這樣一來，中國農村就會積聚可怕的政治反抗能量。而對於中共來講，沒有比維持其政權的穩定更為重要的了。因此，農官的誕生，也承擔了部分農村的維穩工作。特別是如果一旦開戰，更要做好戰時的秩序維護工作。 但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農民返鄉後本來只為出路發愁，現在卻又被農管壓迫，反而更容易煽起民間的仇恨，引發農民的抗暴運動。 所以，我們可以把農管的工作簡單總結為權利尋租加上搗亂。當然，這並非中共政府樂見的狀況。但是中國基層的治理一直有一種潛規則，或者說非正規的制度。中國的底層老百姓其實心裡也知道，真正統治他們的，不光是表面上的那個正式制度，還包括民間的非正式制度。而恰恰是這個非正式的制度，才是普通人日常能感受到的制度。所以中國老百姓是生活在兩種制度之下，被迫接受雙重的盤剝。其實，不僅是農村，中共的各級政府都存在潛規則，都是表面一套，私下一套，兩種制度並存的治理模式。所以，中國的官場才會請客送禮、貪污腐敗大行其道。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村基層的變化，尤其是整個社會結構和管制方式的轉變，也是中共更加集權專制的一個體現。 我們先來盤點一下最近這兩年多以來，中國農村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2021年，中共率先在山東省農村推行田長制，對農村實行網格化管理。然後又開始逐步推行鄉村治理積分制度，這個制度就相當於數字糧票；再就是供銷社系統的全面鋪開，這個系統是和積分制掛鉤的。以後農民就是拿積分去供銷售買東西，就等於在農村廢除了貨幣制度。 而最近年來中共又極力鼓吹大學畢業生下鄉支援鄉村建設，這就標誌著中國農村已經開始成為了中共轉移就業問題的一個工具。城市裡過剩的勞動人口被轉移到農村，其實農村就等於是就業人口的垃圾掩埋場。現在農管隊正式的進入農村，成為了農村的基層執法者和巡邏者。 從中國農村出現的新變化可以看出，政府對於農村各種的資源的控制正在不斷的加強和集中化。 其實，習近平上台十年以來，中央政府一直都在不斷的集中權力。地方集中到中央，中央集中到個人。不論是軍隊改制，還是國務院、公檢法的改革，目的都是一樣的。所謂的反貪腐，所謂的打擊資本，其實也是在掃清集權的障礙。雖然這種集權造成了民間經濟的困境，包括民企倒閉、外資撤離等，但是這都是他們加強集權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因為對共產黨來講，維穩壓倒一切。普通民眾的死活、他們的生計、他們是否富裕，他們是否幸福，這都是其次的事。集中權力，完成共產黨的政治任務，在中國全境能夠進行更有效的統治，這才是中共的最終目的。而在這種集權的過程當中，首當其衝被剝削、被壓迫、被剝奪權利，最終失去生計、失去自由、失去生產資料的，一定就是在中國佔大多數的農村人口。
當今的中國大陸，一批年輕人正在湧向寺廟。在北京的雍和宮，擁擠著在大殿上香的人群中，多了許多年輕人。他們有剛剛從象牙塔走入社會求職的小萌新，也有仍在校就讀的大學生。燃香的氤氳籠罩著他們略帶焦慮的臉，就像未來那不確定的人生。 19歲的陳同學也是其中一員，她對路透社說，她來到雍和宮為她的職業前景祈福，儘管距離畢業還有好多年。但「就業門檻不斷提高，壓力巨大。」 面對找工作的壓力和無法承受的房價，22歲的王曉寧(譯音，Wang Xiaoning)「希望能在寺廟裡找到一些平靜。」王曉寧是今年中國1158萬名大學畢業生中的一員。去年嚴格的「清零政策」帶給中國經濟沉重打擊，他們面臨的就業市場仍受其影響。 22歲這年，肖醒經歷了大學畢業、考編失敗、申請失敗和被同齡人拋下的恐懼，有時她夜裡睡不著覺，翻來覆去，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我完了」。於是她決定住進寺廟。她的目標是，在佛祖的保佑下，把雅思刷到6.5分。寺廟的生活輕鬆自由，同輩壓力在更多沉重苦痛的襯托下顯得渺小。她也說服自己，要平和，要沉靜，要用包容的姿態面對人生。可這始終是一種逃避，她對網易看客表示，回歸生活，她才發現寺廟裡的一切，就像一劑止疼葯，短暫的平靜過後，她將再次踏上擁擠的人生軌道。 年輕人湧進寺廟是誠心禮佛嗎？顯然不是，而是他們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不確定，祈求神明保佑罷了。希望佛祖保佑求職順利，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最好不要996，007的工作制，可以不被裁員…… 在經歷三年疫情的動態清零後，中國許多省份經濟按下暫停鍵，外資出走的腳步加快，求職難，失業潮不斷困擾著年輕人。值此之際，「年輕人愛上香」也成為大陸媒體關注的最新現象，《新京報》4月底的一篇報道稱，2月至今，預定寺廟景區門票的90後和00後總佔比近50%，寺廟的網路搜索量自2019年起增加368倍，年輕人熱衷於到不同寺廟上香問卜，甚至願意高價購買佛珠手繩。 報道稱，年輕人拜香求佛的流行趨勢始源於社會經濟不景氣、找工作壓力大等原因，有網民表示，「努力能改變的東西越來越少，學歷能帶來的變化越來越小」，促使他們急需一個渠道來釋放壓力，而寺廟便成為他們轉移焦慮的渠道。 大陸《新周刊》也曾報導，從搜索熱度來看，近期關注度較高的寺廟景區分別是杭州靈隱寺、普陀山風景區、寒山寺、雍和宮、佛光寺、白馬寺、大雁塔、雞鳴寺、少林寺、布達拉宮等地。 事實上，去寺廟旅遊早於去年就在年輕人當中流行。去年10月，微信公眾號「ONE文藝生活」就刊登了一篇題為<上不了岸的年輕人，都在沉迷上香>的文章。文章指去年「十一」長假期間，北京戒台寺一路望去全是年輕人，並稱在中國網路社交平台小紅書上發布關於寺廟的帖文，已成為一種流量入口。 所謂「上岸」，意指考上研究所或公務人員，或是成功達成目標。 年輕人就業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今年3月，中國官方發布的數據顯示，16-24歲青年人失業率19.6%，意味著每五個16-24歲青年人當中便有一個處於失業狀態。如果再考慮到今年大陸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人，則更加說明青年就業問題突出。 然而就在大陸面臨幾十年來最高的青年失業率之際，官媒卻將問題歸咎為畢業生理想太高，批評他們不願意從事藍領工作。 北京市官媒《北京日報》3月曾在社論中表示，就業和學術焦慮「可以理解」，「不過面臨壓力而真的寄希望於上蒼和佛祖的年輕人，顯然也是誤入歧途」。 但是，相關言論引發不小爭議。有網友批評官方以偏概全；也有人認為，年輕人愛到寺廟上香「上班上學不如上香；求職求人不如求佛， 據招聘網站「51job」去年11月對100家中國僱主調查發現，即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計劃在 2023 年減少招聘，無疑為求職無門的畢業生再關窄門。 針對此事，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沒有立即回復置評請求。教育當局指出，北京碩、博士畢業生人數今年首度多於大學畢業生。 有文章分析，目前中國有三類最困難的青年人群，如果無法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當局的執政合法性也會收到衝擊。 第一類是農民家庭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都是常年在農村生活、耕作和務工的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低。對於這類年輕人來說，父母把他們養大，供他們讀書，已經十分不容易，父母受制於家里現實經濟條件，非但難以持續幫助和救濟他們，而且很有可能還指望他們工作後回饋家裡。 第二類是農民工家庭的年輕人，儘管他們的父母在城市打工，收入在整體上要比農民高一些，但非常不易，其中多數人都是賺的辛苦錢，且易受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對年輕人的支持能力比較有限。 第三類是城市底層家庭的年輕人，父母雖有城市戶籍，但畢竟是底層，幫不了他們。 上述三類人群屬於當下相對最困難的年輕人，他們的訴求亟待社會傾聽。他們也是最先失業的一批人，而面臨的困境遠遠大於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輕人。富裕家庭的年輕人如果失業，還可以考慮繼續深造或旅遊、居家休息。但上述三類年輕人一旦失業，恐怕退無可退。 青年人失業問題突出，只是近年來大陸年輕人焦慮和迷惘的一個縮影。不久前發生的天門山事件，便以一種決絕的悲劇形式暴露出大陸農村外出務工年輕人的困境。年輕人「拜佛上香」現象的出現，則反映出一些年輕人的精神壓力。 而最近大陸輿論熱議的「孔乙己文學」，根源是就業困難。作家餘華在回答「年輕人要不要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這一問題時說，大陸一家文學雜誌《當代》今年要招6個編輯，結果有6000人報名，且都是碩士或博士，但這個工作崗位放到20年前壓根就沒大學生看得上。餘華說他能理解年輕人的困境，因為他們的父母用一生的勤勞把他們供養為大學生，結果許多人可能找到的工作只需中學畢業即可。 近年來，社畜、打工人、996工作制、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過勞、內卷、躺平的字眼或新聞，之所以能在內地網路上引起廣泛關注或共鳴，一個關鍵原因便在於年輕人的困境。不過，抱怨歸抱怨，吐槽歸吐槽，在殘酷的現實生存壓力下，多數家境普通的年輕人並沒有躺平的經濟條件，但他們又的確不願繼續內卷下去，所謂「躺不平、卷不起」。期望和現實的巨大落差，困擾大量年輕人。 《香港01》在《大陸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19.3%：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一文中分析稱：「網路上有一個關於中國青年的流行說法：很多青年對國家充滿信心卻對自身前途一片迷茫。這說的是改革開放40餘年以來的經濟騰飛和國家進步，讓許多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滿懷信心，但由於改革紅利的代際遞減，階層分化和固化持續加劇，內卷的蔓延，大城市高房價的擠壓，又導致他們對自身前途充滿迷茫。這種對國家未來和個人前途的落差在某種程度上足以警示當下社會：若不能趁多數年輕人對國家滿懷信心之際，早日解決困擾年輕人的深層次問題，讓更多來自於鄉村、偏遠地區、中下階層的年輕人公平參與社會競爭，恐影響年輕人的積極性和對於國家的信心，尤其當階層固化、內卷、高房價和經濟下行壓力相疊加，讓許多年輕人對經濟下行有切膚之感時，更應及早積極作為。」 中國政府目前已經宣布了鼓勵企業僱用年輕工人的措施，提供培訓補貼和更多學徒計劃。年輕的畢業生也可以為自己的初創公司獲得資金。 但是，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中，任何勞動力市場改革和刺激措施都需要時間才能產生結果。 隨著中國經濟不再以兩位數增長，職業方面向上的流動性也開始逆轉。社會製造了很大的成功壓力，工作上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在新冠封鎖期間，許多年輕人開始拒絕”內卷”，而是選擇收入較低、活動空間更大的工作。這種現象被稱為 “躺平”。 《亞洲勞工評論》的研究員和執行編輯Kevin Lin對德國之聲說：”躺平反映了年輕的勞動者中放棄努力的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夠做得到真正的躺平。中國不是一個福利國家，沒有支持失業青年的機制。”
香港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3日獲韓國人權組織「光州5．18紀念基金會」頒發「2023年光州人權獎」。鄒幸彤目前涉2020年「六四」未經批准集結等2宗案件，仍然在囚。評審委員會形容鄒幸彤「是為紀念六四事件舉行燭光集會、為香港民主而鬥爭的人權律師」。 綜合韓國媒體報導，光州人權獎評審委員會透露頒獎給鄒幸彤的理由「鄒幸彤對香港政府的反民主及反人權作出反抗，給了全世界人權活動人士和公民勇氣和希望」。 報導表示，因鄒幸彤仍在囚，18日在韓國舉行的頒獎禮會有她的代表在場。 鄒幸彤今年38歲，她曾就讀於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學系，畢業後在香港大學讀法律，後來成為一名執業大律師。之前擔任已經解散的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因組織和動員人們參加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的「非法集會」而受到「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同時還因拒絕交出支聯會文件遭到當局逮捕，目前仍在羈押中。 支聯會在1989年5月成立，當時組織舉辦大遊行，聲援北京追求民主的運動。自1990年開始，每年在6月4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讓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悼念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示威者。 據BBC稱，支聯會因此也成為北京的眼中釘。中聯辦發言人此前曾批評，支聯會從成立第一天起就將「顛覆國家政權」作為政治綱領，過去30年從未停止煽動對中國和執政黨的仇恨，解散「大勢使然」的「政治事實」，「反中亂港」組織不會再有作亂空間。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民主派受盡打壓，遊行示威絕跡，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被親建制追究是違反《國安法》。2021年，支聯會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