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干事会全体成员9日宣布请辞，以抗议学生会成员此前遭校方惩处。 据中央社报导，学生会在社交媒体表示，上月收到校方纪律处分，干事会全体成员都遭到惩处，当中4位成员更被即时剥夺参与校政权利，直至明年8月31日。 学生会形容校方的惩处“粗暴无理”，令会方无法参与校务会议、预约学校场地等，失去参与校内事务的权利，难以维持日常运作。 本届浸大学生会的内阁称为“沧溟”。“沧溟”早前在网上发表政纲、年度计画书及财政预算，浸大校方其后发表声明，表示接获投诉，指部分政纲内容对过去事件的描述出现夸大、缺乏事实根据及偏颇的情况，不符合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 校方认为有关投诉成立，对相关学生进行纪律处分。 据报导，“沧溟”内阁曾公开表示，“当压迫从未停止或减弱，我阁当选后亦丝毫未敢怠慢，上任只系（是）一个开始”，又指“纵使政治环境恶劣，我阁决不虚作无声。身处逆境，更应自强”等。 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多所大学的学生会都先后自行解散或遭校方切断关系；浸大学生会也是中断了3年后，上月中才由“沧溟”内阁接任。
1 外资加速撤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年轻人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财政几近崩塌……这一系列的问题如同噩梦一般，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虽然有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政府以强硬措施推行了三年的防疫政策，给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的严重打击。 而现在，中共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却在忙于改写历史，回避提及清零防疫政策的存在，甚至还称这一灾难性政策取得重大成就；面对经济、政治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危机，视而不见，还在鼓吹形势一片大好。 近日，中国财经博主老蛮撰文，总结了中共三年清零防疫的代价，并且回答了为什么中共在毫不动摇地坚持“清零”三年之后，到2022年12月突然就在全面放弃，没有任何的过渡期这一问题。他的总结非常有意义，我们借鉴其内容，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看法，呈现给观众们，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三年清零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长，财政负担增加60%。 我们先关注一下全口径财政赤字，也就是公共预算收支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赤字。201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人民币5.53万亿元，到了2022年就剧增到了8.96万亿元，三年的赤字增幅达到了62%。 分年度来看，2020年，中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8.72万亿，2021年下降到了5.94万亿元；然而到了2022年，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封城潮，经济遭受重创，财政赤字再次暴增到8.96万亿元的历史最高值。三年下来，累计财政赤字23.62万亿。对比一下2000至2019年的财政赤字总和，也只有21.92万亿元。所以3年清零防疫造成的赤字之和，居然超过了此前20年的赤字总和。 如此庞大的财政窟窿根本无法填补，于是政府只能被迫发债，无论国债还是地方债，这三年里都在剧烈增长。先说国债，3年下来累计发行了23.32万亿元，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国债余额从2019年底的15.83万亿，暴增到了2022年底的25.19万亿，3年增幅达到59.1%！ 由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地方债，3年累计发行21.29万亿元，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地方债从21.31万亿增加到了35.06万亿元，增幅为64.5%！ 总结起来就是：中国的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国债余额和地方债余额，3年清零下来，全都增加了大约60%的负担。 财政负担剧增一定会引发相应的后果，即使短时间内整体上财政还能暂时维持，问题也一定会在某个局部先发作出来。而最先出问题的就是城投债。 3 三年清零的第二个代价，就是城投债市场的整体塌陷。所谓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由地方投资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企业债券或中期票据，其募资投向多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一般由地方国资委或财政局100%控股。 中国各大城市政府的投资融资平台是城投公司，即“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起源于1991年的上海。城投公司是经营城市综合规划与建设项目的国有控股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城市综合体开发、商业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建设等。 中国城投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少，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财联社报道，城投债务的余额通常为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两倍左右。截至2022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5.0万亿，所以推测2022年底中国城投债余额已经达到65万亿。 大家知道，地方政府的清零支出一直是个谜。无休止的全民核酸、隔离酒店、方舱的建设与维持、大范围的封控以及物资保供等等，总支出金额是谜，资金来源同样讳莫如深。老蛮认为资金来源是城投债。因为城投债由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并且不受上级部门的监管。 4 而这也导致了地方城投债的爆雷。2022年7月份，规模156亿元的贵州省遵义市城投债到期无法偿付，并且在年底耍流氓似地提出了展期20年，并且前10年只付息不付本的方案。 那些投资城投债的各路金主们在此刻突然就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已经到了。于是在遵义的后效应下，城投债很难再继续融资。整个2022年下半年，城投债的净融资规模只有1940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12970亿元，降幅达到了85.1%。 再到今2月份之后，中国开始执行极端宽松的金融政策。然而即使这样，今年一季度城投债的净融资量仍然只有5052亿元，同比2022年一季度的6022亿元，降幅也达到了16.1%。 而在今年的4月12日，又是贵州政府开始公开摆烂，声称依靠其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化解债务负担，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城投债已陷入绝境。这对整个城投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而对现在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没有了借新还旧的能力，那债应该怎么还呢？赖掉吗？要知道，绝大部分城投债乃至地方债的认购主体，都是城商行和农商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的背后，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最普通的家庭资产。 这里似乎也解答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河南的城镇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为什么爆雷，而地方政府又置之不理。因为钱本来就是让政府拿走了。 这些钱都是这些普通小老百姓的养老金和救命钱，你地方政府还不起该怎么办呢？让千千万万的家庭集体抱团饿死吗？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清晰理解，清零三年突然结束的原因，无非就是到202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处于全面坍塌的状态，财政无以为计，只能随随便便、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提前准备任何基本的储备药品就直接退出了清零模式。 但是，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前期的防疫资金指出，包括疫苗接种及核酸检测费用，大部分是出自于医保资金。只是后来也许是开支太大，挤占的医保资金太多，才由中央下命令要求改为由地方财政支出，也就是我们上面说道的城投债。但是医保资金已经被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这也导致了三年清零的第三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更加严重。 医保资金不足，当然就会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今年开始，中共当局开展的新一轮的医保改革。先是把原本医保个人支配账户的资金比例大幅降低，以增加统筹资金的比例。今年2月份，在武汉爆发的白发运动，就是抗议政府的这一政策。其次，还限定了病人一次住院报销金额的上限。导致病人即使身患重病，也只能报销至一定的金额，其余的必须自费。 据我们从中国医院内部了解到的消息，现在的医生看病，不仅要开处方，还必须会算账。每天拿着计算器为病人计算费用，以免超出开支。并且，为了应对这一政策，很多病人一旦费用达到上限，便马上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再接着办理入院手续。这不但给病人制造了很多就医障碍，也为医生和医院的管理部门增加了很多无谓的工作。 清零三年的第四个代价，就是政府公信力的全面沦陷。强行封锁小区和消防通道；朝令夕改，早上说不封城下午就封；破门入室消杀；天价隔离酒店；全城饥荒；黑幕重重的保供菜；腐败的核酸链条；进不去的医院和等死的急诊病人；走不出的机场和高铁站；进不去的校园和回不去的家；禁止农民下地；转运大巴的车祸……到了最后，一夜之间又毫无交代的取消清零，仿佛前面三年的荒谬绝伦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一定会给出群体反应。于是，年轻人流行“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观念，并且普遍躺平摆烂。总结起来就是，全民反智的同时，不再相信政府或者专家的任何话语，这就是最大的“反噬”。这一后果将会接下来迅速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体现在复苏力度上、体现在经济政策的落地上。政府彻底丧失了公信力，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动员能力，无从激励民心应对接下来的经济危局，这就是最大的恶果！ 清零三年的第五个代价，是生育率的崩塌。 6 朝不保夕，对政府和未来同时丧失信心，当然就不可能再维持生育率。在酷烈的封控措施之下，年轻一代喊出了属于自己的史诗级口号：“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谢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所以，2019年出生人口还有1468万人，2020年有1203万，2021年1062万，到2022年则只剩下了956万，并且肉眼可见，还会继续减少。 清零三年的第六个代价，就是外资企业加速撤离。 我们之前也多次报导过，不仅欧美企业撤离中国，以富士康为首的大型OEM企业，也逐步把产能转移到印度、越南及东南亚国家。而伴随着外企撤离的加速，上下游的民营企业也只能无奈关停，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员工失业。 这些失业人员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送外卖和开滴滴，将快递行业和网约车行业内卷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他们在整体上也不再相信政府，并且满心委屈，这必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担，也肯定会引发各种恶性社会事件，要么伤害自己，要不就伤害他人，而这，将会是整个国家的恶梦！ 7 清零三年的第七个代价，则是广大老百姓对未来丧失信念后，终于决定不再借债买房，地产泡沫因此轰然破灭。 老百姓不贷款买房带来的第1个影响，就是地产商排着队债务爆雷。2022年地产前百强企业里，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到期债务的有近40家，至于中小型地产企业里面现金流已经事实断裂的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其实已经都事实上破产，只不过因为政策管控，不许走破产流程罢了。 而地产商群体前赴后继的爆雷，带来的另一个后续影响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暴减。202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66854亿元，较2021年的87051亿元下降22.3%。地产行业的财政贡献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超过50%。地产行业的贡献急剧下跌，地方财政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承受的。 房地产行业对于地方财政的支撑性意义，根本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替代。现在这个支柱已经坍塌，地方财政因此焦头烂额。城投债在此时又出现了崩塌的问题，净融资能力大幅下降。 如果房地产市场在2023年不能重新兴旺起来，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直接击溃地方财政维持平衡的底线，这种后果根本就是不可能承受的，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三年的疫情的代价还有很多，这些恶果终究会让每一个中国人为此买单。底层的民愤已经在积聚，现在的中国如同一个充满压力的高压锅一样，爆发之时，或许就是中共政权的倒台之时。
失业潮、内卷和衰退，已经不是空穴来风，已经不是主观感受，而是实锤的证据。中国最大的地产中介贝壳披露，去年在地产领域，100万人丢了饭碗。而这仅仅是开始，今年3月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预计劳动力市场新增1662万人，如果按照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个数量还要多。各个行业反应出来的数据，也都是在关闭企业和裁员。 最糟糕的是，这么惨的劳动力市场却有外国学生来分一杯羹，大陆民众反应强烈，说政府今年让国内1000万大学生下乡到基层，党媒肯定不会呼吁外国留学生，也在中国收破烂，做保洁。 最近一位香港大学生发布了他和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的对话视频。 香港大学生问这位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那你在西安交大学什么？”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回答说：“建筑系。” 香港大学生又问：“那你学完打算留在中国还是？”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确认说：“是，留在这边工作。毕业以后在这边。因为这边的建筑发展特别大，比我国家。所以打算在这边工作。” 香港大学生接着问道：“这里建筑系毕业能赚多少钱？”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告诉他：“工资吗？一般的话两万、三万最少的。” 这个是香港大学生和马来西亚留学生的对话 香港大学生问道：“你念什么科？” 马来西亚留学生告诉他：“机械工程。” 香港大学生说：“噢，就是刚才那个很有名的。那你读完要回马来西亚吗？” 马来西亚留学生回答说：“应该会在中国。” 外国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并不罕见。根据“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C类判定第三条，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例如毕业于国外世界知名大学和近两年内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工作签证。而且聘用外国人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然而问题在于，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面临严重的失业潮。党媒则不断炒作“211名校毕业女生收破烂月入过万”，“211毕业生从500强裸辞干保洁，收入增高”等新闻，要年轻人放下高学历，去从事底层工作。广东政府近期甚至发布解决失业问题的“三年行动方案”，要组织30万广东青年下乡发展，被称作“上山下乡2.0”。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些外国留学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生的就业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将不断增多，还享受中共当局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生活费，免费来中国留学。 3月13日，原中共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此生难忘是非洲》演讲中说到，中国将拨款600亿美金帮助非洲人才来华留学。包括5万个留学名额，5万个进修名额，1,000名非洲精英人才培养计划，还有2,000名来华交流的非洲学生，共计10.3万名非洲留学生。 这在中国民众中引发更大的争议。大陆媒体人表示，“某些人真是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不疼呀，真把我们当成了韭菜随便割。600亿美金，10万非洲留学生，平均没人60万美元，就算分摊到4年，也是每人15万美元。”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实际上花的没有这么多，现在给非洲留学生定的奖学金标准，一个人一年也就1.5万美元左右。” 一位大陆直播主表示，“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学子，读不起书，考上大学也不能读，这1.5万美元，在他们眼里就是救命稻草，是天文数字。” 大陆民众汪先生认为，“如果大家平等，平等高考，平等付学费，也没问题。可是中国老百姓的孩子，支付的是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非洲人过来读书却不花钱，中国政府还倒贴，让这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作威作福，这就不对了。” 目前没有案例显示，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找工作是否也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不过网友调侃，党媒肯定不会呼吁这些外国留学生别介意学位，也在中国收破烂，做保洁。 中国的各行各业也是百业凋敝，各种连锁店都在大量关店。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中介贝壳公司， 亏14个亿，最新公布的2022年度报表中，去年的营业下降了1/4，相当于被抹去200个亿，新房成交下降38%，净利润亏损14亿。截至去年年底，贝壳的门店关闭了1万多家，只剩下40,516家。直接的失业人数6万多人。如果加上拉动的就业，清洁工，装修工，门窗制造，家具提供等等行业，1万多家贝壳门店关闭，不是个小事情。 中国的地产中介还有链家、中原地产、乐有家呀，我爱我家等等，他们都有类似于贝壳公司这样的下降，说房地产中介行业的萧条，导致了100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不算过分。 网红零食品牌三只松鼠，2019年诞生于安徽，4月25日，三只松鼠发布了2022年度的业绩，实现收入是72.93亿元啊，同比下降25%，净利润同比下降68%。关掉549家门店，占去年所有门店51%，减员1880人，占员工总数40.75% 成立于2009年的海伦斯是中国第一酒吧品牌，2021年啊正式在港交所挂牌啊，，公布的2022年报表预期，2022年市值还有200个亿，同比减少⅓ ，净亏损15亿元同比增加300%。去年海伦斯两百余家酒馆调整关停，减少到821家。一个酒吧养活起码几十人，唱唱歌，喝喝酒，背后拉动的经济有多少，现在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了。 中国二手车市场的崩溃，也会导致百万级别的人失去饭碗。3月份轰轰烈烈的这个车市价格战，新车的价格都对半，二手车没法卖了，今年的二季度，二手车公司会有一波的倒闭潮。 官方数据体显示，2022年全中国有70万家二手车公司，经营二手车，官方的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算上搞卫生的，做保安的，搞装修的，打广告的，汽车维修的，金融配套的， 这些间接拉动的产业上的就业人员，一个二手车公司怎么也得拉动50个就业岗位，说影响3500万人就业一点不过分。 苹果产业链正在外迁，富士康也要走了，3月份，网络大V声称，深圳富士康通知各种劳务中介，三月底之前，清理完临时工流水线的普工，同时鼓励正式工请假。其实就是要裁员了。中国政府不想让富士康搬走，因为这起码会影响几百万人就业，因为连带的立讯精密和歌尔声学这些给富士康代工的企业也会搬走。 但是富士康不走不行，中国的管理成本太高。这些年五险一金一直在上涨，从胡温时期的几百元，增加到现在的两千多块，因为扣除的比例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都是老板在缴纳。 去年一千多万培训教师的工作，被打没了，汽车产业这次的倒闭潮，加上外贸代工，没有个5000千万失业，那都是开玩笑。这些人，总不能这么都去送外卖的，都去送快递。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在街上晃悠，社会出现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想把大学生引导到基层上去，让他们支援边远地区，支援老工业基地，延缓就业市场的危机。
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中国年轻人在面对公安提出影响祖孙三代的威胁时，说出“我们是最后一代”引发巨大反响。有中国艺术家将其制作成艺术作品，近日在深圳展出。不过在开幕式两天后，展览场地“燕晗高地404空间”5月6日上午突然在微信公众号宣布，因场地维修，即日起闭馆维修，疑似是此作品敏感，要将其封禁。 根据《艺术市场杂志》介绍，“时间的分岔——2023湾区当代艺术联展”原定5月2日到6月4日在深圳南山区华侨城燕晗高地404空间展出，展览邀请了23位艺术家参与，共计展出70馀件作品。 来自北京的艺术家黎薇4日展览作品“宣言”，作品用泥土摆成了“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你”，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 策展人徐乔斯发布《历史没有结局》一文中写道，“黎薇在其无法保存的参展作品里，写下‘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你’的时候，一场无声的战役早已打响。相比起80年代的艺术家们所拥有的历史空间、机遇与热情，黎薇的话语并不是一种悲观。” 徐乔斯指出，2021年“湾区当代艺术联展”就是以“时间的河”为题，在2019年的基础上更丰富地展示了生活在粤港澳沿海流域的艺术家们的思想状态和创作状态。 此后（2019-2022）两年的时间，仿佛是被挖走的日子。她指出，每个人的世界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年复一年的封控后，都变得不同往昔。人们饱受了身体、心理与精神多层空间的压抑，经历著漫长的时间。压抑过后的烙印改变著人们对于原有事物的认知。 2022年5月，中国当局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部分地方为实现清零目标，在执行手段上倾向极端，诸如阴性民众被强制拉去方舱、破门入屋消毒等情况，都在网络上引发一波波不小的反弹声浪。 2022年5月11日晚间，一则只有1分30秒的短片，再度掀起内地互联网的狂风巨浪。片中，一名男青年面对警员声言“不去方舱影响三代”，淡然一句“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被网民纷纷提名为“年度最强音”，许多网民认为“是这一年最响亮，却也最悲伤的注解。” 该段影片显示，三名著防护衣人员在一户单位门前劝一对情侣入住方舱，但其中声音听上去很年轻的男住户对此坚决拒绝，表示两人是阴性，强制拉他们去方舱是违法、越权之事。 一番争辩下来，胸前防护服上写有警察字样的男子厉声呵斥道，如果不愿意去，不仅会强制拉他们去，还会“影响三代”。青年立即回道：“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句话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话，尤其当下官方致力推动“三孩”等政策下，这句话更显份量。有网友表示：“是甚么时代，要让一个年轻人用绝育来威胁这个国家？”
近期，中国当局大搞退林还耕。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日前，河南某县组织全县200名公务员花3天时间在田里插秧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同时招致网友一面倒的批评。网友们纷纷表示就是在作秀，还有人批评3天插秧2亩地就花了49万人民币，这是浪费公帑。 综合网络信息显示，河南某县从全县各党政机关抽调200人，日前一同前往县内的一处农田插秧苗。照片显示，供这200人插秧的农田边上，插满了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党建办”、“党政综合办”、“财政所”等抽调人力参加的单位名牌、彩旗，代表这些单位的“责任田”。 此外，照片还显示，在这些被抽调人员下田插秧的同时，有摄影人员来回穿梭在田梗上，对著插秧的公务员拍照。一篇被删除的文章直指，在田间负责拍照的摄影人员多达10人。 另一篇被删除的文章提到，据活动内部人员透露，这项被命名为“插秧助民”的活动经费，3天下来的包车费就须1.2万元，茶水餐费更达12万元，住宿6万元，下乡补贴9万元，广告牌物料1.8万元，摄影10名共9万元，高空气球及舞台搭建10万元，合计49万元。 这项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中国网友一片挞伐，纷纷指责河南这个县份的作法是“浪费公帑”、“作秀”，并直指既然有这些钱找人拍照作秀，应该把同样的钱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农民。 还有网友指出，绝大多数公务员是知识分子，即使小时候在农村生长，长大了也忘记怎么种地，堂堂200人花3天时间才种完2亩地，看在真正会种地的农民眼里实在太可笑。 一些网友则认为，联系到中国各地正推动的“退林还耕”政策，终于明白当局的“用心”。而动员200人浩浩荡荡下田插秧，就是“退林还耕”背后“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口号使然。
中国电动车厂大量造车，并迅速占据全球电动车市场，但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近日，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长沙厂传出离职潮，由于人数过多，厂区还订出了“每月离职人数上限”。据报导，加班机会减少、工资下滑是掀起这波离职潮的主因之一。 据大陆财联社报导，今年3、4月间，比亚迪位在长沙的2处工厂出现了工人离职潮。由于人数太多，因此厂方出手管控每月离职人数，有员工提出离职后得到了“本月离职名额已满”的答复。随后，“比亚迪本月离职名额已满”相关话题也在微博等中国社群平台上引起热议。 报导引述一名最近提出离职申请却因“名额已满”被驳回的员工表示，“厂里最近辞职的人不少，一些宿舍房间都空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由于近期工作量减少、工资下滑，造成部分员工选择离开。 报导指出，厂区的一线员工，想拿到理想的收入，除了底薪之外还得依靠加班赚取加班费。相比2022年11、12月的高峰，目前比亚迪新能源车月销量减少约1成。下游需求趋缓，连带使工作量减少，自然加班的机会就变少了。 报导提及，在比亚迪厂区外的招聘公告显示，每月综合收入为人民币5000到8000元。然而多方探听后发现，有些员工扣除部分费用后，每月实际到手工资不足5000元。 报导引述一名去年曾经在工厂担任临时工，如今又来参加招募的民众表示，“去年产线上组长1个月的工资约1万多，现在只有7000块左右，扣掉五险一金，到手仅剩5000多”。 另一名3月1日入职的员工透露，3月的收入约3000多块，而第一个月上班还没扣五险，“我是没什么班加，但如果按正常情况来讲，满打满算一个月最多也就拿个4000多块钱吧”。 除了长沙之外，比亚迪在其他地区的工厂也面临产能下降的情形。 路透社日前报导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比亚迪已经调整了西安与深圳两处工厂员工的上班时间，深圳厂区员工的轮班次数，每天从3班减少为2班；西安厂区员工的工作时间从“做5休2”改为“做4休3”。 中国比亚迪汽车在2022年卖出186万辆车，不但远超过中国的蔚来、小鹏、理想，更胜过特斯拉的131万，站稳“一哥”地位。然而，今年中国电动车市场遇冷，前两个月销售惨淡，价格下降、订单数量衰退，比亚迪也难幸免。
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瑜近日披露，称年过90、曾任中国国务院研究员的学者姚监复受到养老院人员严密监控，日常生活失去自由，相信与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渊源有关。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姚监复自数年前起与妻子入住位于北京房山区的随园养老中心颐养天年。近日他的好友、独立媒体人高瑜前往探望。养老院护工只准许姚监复在大门口与高瑜会晤，并严密监控整个过程。 高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姚监复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说，“什么都不让我写，我脑子越来越不好了，我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然后立即有工作人员出来阻止。 高瑜一行人与姚监复还没见面五分钟，工作人员就拉着姚监复说该吃饭了。姚监复则对工作人员说：“你走吧，你走吧，我就想跟他们谈谈话。” 姚监复要求护工给予私人空间，对方不仅拒绝，还阻挡高瑜录像。 高瑜: “那个女的一直给我们录着音。我们说什么话，她都在录音。姚老又跟我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第二季。’我想把姚老这句话给录下来。这个女的都上前边来了，挡在姚老前面。我们说，‘你是服务员，你的责任是给他们服务。你到底是看守还是服务员？’不让他写作，不给执笔，你耳朵聋了，电话你也别接。你想想，这样一个思想活跃，经历极丰富，又有笔耕习惯的这样一个老人，多么痛苦！太残酷了！” 年过90的姚监复，在1989年“六四”之前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时被外界形容为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1992年姚监复转任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并曾经与被软禁的赵紫阳详谈。高瑜相信，养老院是在当局压力下才对姚监复的访客严加防范。 高瑜：“他和赵紫阳的两次见面写了谈话记录，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局）肯定把他认为是胡（胡耀邦）赵（赵紫阳）一派的。他回忆了六四前后的经过。” 据了解，即使在搬进养老院之前，姚监复的寓所外面也长期有人站岗，他日常出门也会有人跟踪。
近期，中国各地纷纷展开“退林还耕”运动，即要求农民将原有的林地改种粮食；4月起，当局更是出动农管队，开展所谓的“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就是要稳定粮食，保证粮食供应。他们走到田间地头，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作物强行铲平。之前当局还公布下发100亿元的春耕补贴等政策，力促粮食增产。很多时评人士分析，中共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原因可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而5月1日，中共当局于4月份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正式实施，扩大了征兵范围。更是让人联想到，中共正在为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作准备。 ? 再勤劳的人民都经不住中共邪党的折腾和破坏！ ? 几年辛苦耕种，一天给你铲平；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一年回到文革！ ? 看更多爆料?@zhihui999 pic.twitter.com/9is3NR5PUD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7, 2023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大量的树木、果树等被砍伐，连竹林也被砍了。甚至山上的椰子树也被砍掉，而这种布满石头的山上根本就不可能种粮食。还有的村庄甚至提出“村里不见一棵杨树”的口号。 ? 退林还耕 ！ 梨花飞起漫天雪，都是农人伤心泪！ 这些梨树起码都有20年吧，造孽啊造孽！ ? 看更多爆料?@zhihui999 pic.twitter.com/uRUjkYcHCh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April 27, 2023 这是一片已经开花的梨树，也被全部砍伐掉。农民直呼太可惜了。 内蒙古几百亩的沙漠里长了10多年的小树也被连根拔起。 农民种了6个月的青菜，还未收获，便被农管队全部清除。 4月26日广西省，连种辣椒也被铲，只准种粮不准种菜！农民们质疑，难道以后规定只准吃饭不吃准菜吗？ 四川成都的鱼塘也被填平，改为耕地。 中国的农管队伍在警察的协助下，将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铲除，要求改种粮食。 农民种植蔬菜的塑料大棚也被拆除。 4月28日，上海郊区农民种的葡萄快要成熟了，农官队一声令下，直接铲除，改种水稻。 中共农管横行乡里，其所作所为也违反客观规律。比如有农管用挖掘机铲平山坡，把整座山修成梯田，甚至要在山上种植水稻。但山上没有灌溉水源，最终水稻都被旱死。 而这种新开垦的梯田并不稳定，一场暴雨，全被冲垮。 很多原本种树木的土地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但现在有些地方就是一刀切，结果就是既毁了林木果树，粮食又种不出来。 试想如果没有水果蔬菜，没有鸡鸭鱼肉，天天只有粮食吃，谁能受得了？这种做法副作用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就是蔬菜水果涨价，而且也会导致中国粮食生产出现重大问题。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正如中共在1958年搞得大跃进运动一样，为了所谓的“超英赶美”，中共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用柴火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杓子、各种铁器，甚至铁门把手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温度不能达到，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不但浪费了无数宝贵资源，还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造成大量粮食成熟后没人收获，烂在地里。紧接著自1959-1962年就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这就是中共既愚蠢又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直接后果。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是不是真的缺粮。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分析，中国2022年粮食生产大约有6.8亿吨，而消耗量却高达7.6到7.8亿吨，因此中国的粮食供给与消耗确实有些吃紧，但透过全球化的粮食输入却也不成问题。只是中共政府担心，一旦对台动武可能将遭到禁运制裁，到时粮食进不来，反而造成执政危机，而这才是中共高喊粮食危机背后的真正的野心。 而农管队的出现，也是中国农村的管制模式回归计画经济，回到一个大农村的集体管理模式的体现。农管是针对农村的一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就是对于农村和农业活动、农业产品等等进行全面的安全执法工作，同时也负责农村的种子、农药、土壤等各方面资源的监控和管理。 农管队就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权利部门，他是中国的中央专治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所以才会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上述所谓的稳粮保供专项行动。不仅要确保农业用地种粮食，而且种植的粮食种类也要完全符合目前国家的需要。所以实际上这个专项行动，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计画经济特征。可以说决定中国农业生产的因素，已经逐渐从过去的市场因素，重新回到政府的行政命令。 这样一种制度转变它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在为将来的战时经济状态做准备和预演。因为如果进入战时状态，那么整个中国的农村就是所谓大后方，政府必须保证这个地方稳定，并且持续的提供后勤保障，否则战场可能失利，政权可能不保。 为了配合这个稳定粮食、保证供应的专项行动，中国政府还向农民提供了100亿的财政补贴，鼓励农民种植粮食。而我们前面讲述的退林还耕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中央的种粮补贴，而强行将其它作物铲除改种粮食的。而这些补贴本来是要发给种粮农户的，但是一旦到了地方政府的手里，能够真正发给农民多少就是由他们决定了。 所以说，农管队实际上并不是任劳任怨，免费帮中央政府稳定农业和粮食生产，而是在尽量的捞钱，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执行者，而是一群权利寻租者。根据中国内地某媒体的转述，农管队成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收费。在农村按照户头计算，每人每天交一定的钱，这是一个典型的寻租行为。 另外，我们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农官还在农村抓鸡杀狗，扒屋拆房，并且执行各种名目的检查和罚款。简直是赤裸裸的扰民。 4月22日，湖北省农民自家建的房子，因是欧式建筑不符合规定，被农官队拆除。 另外，现在由于外资撤离，中国的大量企业因没有订单而倒闭，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只好返乡。而他们早已习惯城市生活，不懂种地，也不适应乡村单调生活，突然收入枯竭，看不到前景，就会找机会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样一来，中国农村就会积聚可怕的政治反抗能量。而对于中共来讲，没有比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更为重要的了。因此，农官的诞生，也承担了部分农村的维稳工作。特别是如果一旦开战，更要做好战时的秩序维护工作。 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农民返乡后本来只为出路发愁，现在却又被农管压迫，反而更容易煽起民间的仇恨，引发农民的抗暴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把农管的工作简单总结为权利寻租加上捣乱。当然，这并非中共政府乐见的状况。但是中国基层的治理一直有一种潜规则，或者说非正规的制度。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其实心里也知道，真正统治他们的，不光是表面上的那个正式制度，还包括民间的非正式制度。而恰恰是这个非正式的制度，才是普通人日常能感受到的制度。所以中国老百姓是生活在两种制度之下，被迫接受双重的盘剥。其实，不仅是农村，中共的各级政府都存在潜规则，都是表面一套，私下一套，两种制度并存的治理模式。所以，中国的官场才会请客送礼、贪污腐败大行其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基层的变化，尤其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管制方式的转变，也是中共更加集权专制的一个体现。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最近这两年多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2021年，中共率先在山东省农村推行田长制，对农村实行网格化管理。然后又开始逐步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度，这个制度就相当于数字粮票；再就是供销社系统的全面铺开，这个系统是和积分制挂钩的。以后农民就是拿积分去供销售买东西，就等于在农村废除了货币制度。 而最近年来中共又极力鼓吹大学毕业生下乡支援乡村建设，这就标志著中国农村已经开始成为了中共转移就业问题的一个工具。城市里过剩的劳动人口被转移到农村，其实农村就等于是就业人口的垃圾掩埋场。现在农管队正式的进入农村，成为了农村的基层执法者和巡逻者。 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变化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农村各种的资源的控制正在不断的加强和集中化。 其实，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都在不断的集中权力。地方集中到中央，中央集中到个人。不论是军队改制，还是国务院、公检法的改革，目的都是一样的。所谓的反贪腐，所谓的打击资本，其实也是在扫清集权的障碍。虽然这种集权造成了民间经济的困境，包括民企倒闭、外资撤离等，但是这都是他们加强集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因为对共产党来讲，维稳压倒一切。普通民众的死活、他们的生计、他们是否富裕，他们是否幸福，这都是其次的事。集中权力，完成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在中国全境能够进行更有效的统治，这才是中共的最终目的。而在这种集权的过程当中，首当其冲被剥削、被压迫、被剥夺权利，最终失去生计、失去自由、失去生产资料的，一定就是在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当今的中国大陆，一批年轻人正在涌向寺庙。在北京的雍和宫，拥挤着在大殿上香的人群中，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刚刚从象牙塔走入社会求职的小萌新，也有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燃香的氤氲笼罩着他们略带焦虑的脸，就像未来那不确定的人生。 19岁的陈同学也是其中一员，她对路透社说，她来到雍和宫为她的职业前景祈福，尽管距离毕业还有好多年。但“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压力巨大。” 面对找工作的压力和无法承受的房价，22岁的王晓宁(译音，Wang Xiaoning)“希望能在寺庙里找到一些平静。”王晓宁是今年中国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去年严格的“清零政策”带给中国经济沉重打击，他们面临的就业市场仍受其影响。 22岁这年，肖醒经历了大学毕业、考编失败、申请失败和被同龄人抛下的恐惧，有时她夜里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完了”。于是她决定住进寺庙。她的目标是，在佛祖的保佑下，把雅思刷到6.5分。寺庙的生活轻松自由，同辈压力在更多沉重苦痛的衬托下显得渺小。她也说服自己，要平和，要沉静，要用包容的姿态面对人生。可这始终是一种逃避，她对网易看客表示，回归生活，她才发现寺庙里的一切，就像一剂止疼药，短暂的平静过后，她将再次踏上拥挤的人生轨道。 年轻人涌进寺庙是诚心礼佛吗？显然不是，而是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不确定，祈求神明保佑罢了。希望佛祖保佑求职顺利，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好不要996，007的工作制，可以不被裁员…… 在经历三年疫情的动态清零后，中国许多省份经济按下暂停键，外资出走的脚步加快，求职难，失业潮不断困扰着年轻人。值此之际，“年轻人爱上香”也成为大陆媒体关注的最新现象，《新京报》4月底的一篇报道称，2月至今，预定寺庙景区门票的90后和00后总占比近50%，寺庙的网络搜索量自2019年起增加368倍，年轻人热衷于到不同寺庙上香问卜，甚至愿意高价购买佛珠手绳。 报道称，年轻人拜香求佛的流行趋势始源于社会经济不景气、找工作压力大等原因，有网民表示，“努力能改变的东西越来越少，学历能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小”，促使他们急需一个渠道来释放压力，而寺庙便成为他们转移焦虑的渠道。 大陆《新周刊》也曾报导，从搜索热度来看，近期关注度较高的寺庙景区分别是杭州灵隐寺、普陀山风景区、寒山寺、雍和宫、佛光寺、白马寺、大雁塔、鸡鸣寺、少林寺、布达拉宫等地。 事实上，去寺庙旅游早于去年就在年轻人当中流行。去年10月，微信公众号“ONE文艺生活”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上不了岸的年轻人，都在沉迷上香>的文章。文章指去年“十一”长假期间，北京戒台寺一路望去全是年轻人，并称在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发布关于寺庙的帖文，已成为一种流量入口。 所谓“上岸”，意指考上研究所或公务人员，或是成功达成目标。 年轻人就业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今年3月，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19.6%，意味着每五个16-24岁青年人当中便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如果再考虑到今年大陆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则更加说明青年就业问题突出。 然而就在大陆面临几十年来最高的青年失业率之际，官媒却将问题归咎为毕业生理想太高，批评他们不愿意从事蓝领工作。 北京市官媒《北京日报》3月曾在社论中表示，就业和学术焦虑“可以理解”，“不过面临压力而真的寄希望于上苍和佛祖的年轻人，显然也是误入歧途”。 但是，相关言论引发不小争议。有网友批评官方以偏概全；也有人认为，年轻人爱到寺庙上香“上班上学不如上香；求职求人不如求佛， 据招聘网站“51job”去年11月对100家中国雇主调查发现，即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计划在 2023 年减少招聘，无疑为求职无门的毕业生再关窄门。 针对此事，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教育当局指出，北京硕、博士毕业生人数今年首度多于大学毕业生。 有文章分析，目前中国有三类最困难的青年人群，如果无法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当局的执政合法性也会收到冲击。 第一类是农民家庭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农村生活、耕作和务工的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低。对于这类年轻人来说，父母把他们养大，供他们读书，已经十分不容易，父母受制于家里现实经济条件，非但难以持续帮助和救济他们，而且很有可能还指望他们工作后回馈家里。 第二类是农民工家庭的年轻人，尽管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打工，收入在整体上要比农民高一些，但非常不易，其中多数人都是赚的辛苦钱，且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对年轻人的支持能力比较有限。 第三类是城市底层家庭的年轻人，父母虽有城市户籍，但毕竟是底层，帮不了他们。 上述三类人群属于当下相对最困难的年轻人，他们的诉求亟待社会倾听。他们也是最先失业的一批人，而面临的困境远远大于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如果失业，还可以考虑继续深造或旅游、居家休息。但上述三类年轻人一旦失业，恐怕退无可退。 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只是近年来大陆年轻人焦虑和迷惘的一个缩影。不久前发生的天门山事件，便以一种决绝的悲剧形式暴露出大陆农村外出务工年轻人的困境。年轻人“拜佛上香”现象的出现，则反映出一些年轻人的精神压力。 而最近大陆舆论热议的“孔乙己文学”，根源是就业困难。作家馀华在回答“年轻人要不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这一问题时说，大陆一家文学杂志《当代》今年要招6个编辑，结果有6000人报名，且都是硕士或博士，但这个工作岗位放到20年前压根就没大学生看得上。馀华说他能理解年轻人的困境，因为他们的父母用一生的勤劳把他们供养为大学生，结果许多人可能找到的工作只需中学毕业即可。 近年来，社畜、打工人、996工作制、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过劳、内卷、躺平的字眼或新闻，之所以能在内地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或共鸣，一个关键原因便在于年轻人的困境。不过，抱怨归抱怨，吐槽归吐槽，在残酷的现实生存压力下，多数家境普通的年轻人并没有躺平的经济条件，但他们又的确不愿继续内卷下去，所谓“躺不平、卷不起”。期望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困扰大量年轻人。 《香港01》在《大陆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19.3%：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一文中分析称：“网络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青年的流行说法：很多青年对国家充满信心却对自身前途一片迷茫。这说的是改革开放40馀年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国家进步，让许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满怀信心，但由于改革红利的代际递减，阶层分化和固化持续加剧，内卷的蔓延，大城市高房价的挤压，又导致他们对自身前途充满迷茫。这种对国家未来和个人前途的落差在某种程度上足以警示当下社会：若不能趁多数年轻人对国家满怀信心之际，早日解决困扰年轻人的深层次问题，让更多来自于乡村、偏远地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公平参与社会竞争，恐影响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对于国家的信心，尤其当阶层固化、内卷、高房价和经济下行压力相叠加，让许多年轻人对经济下行有切肤之感时，更应及早积极作为。”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宣布了鼓励企业雇用年轻工人的措施，提供培训补贴和更多学徒计划。年轻的毕业生也可以为自己的初创公司获得资金。 但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任何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刺激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产生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以两位数增长，职业方面向上的流动性也开始逆转。社会制造了很大的成功压力，工作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在新冠封锁期间，许多年轻人开始拒绝”内卷”，而是选择收入较低、活动空间更大的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 “躺平”。 《亚洲劳工评论》的研究员和执行编辑Kevin Lin对德国之声说：”躺平反映了年轻的劳动者中放弃努力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到真正的躺平。中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没有支持失业青年的机制。”
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3日获韩国人权组织“光州5．18纪念基金会”颁发“2023年光州人权奖”。邹幸彤目前涉2020年“六四”未经批准集结等2宗案件，仍然在囚。评审委员会形容邹幸彤“是为纪念六四事件举行烛光集会、为香港民主而斗争的人权律师”。 综合韩国媒体报导，光州人权奖评审委员会透露颁奖给邹幸彤的理由“邹幸彤对香港政府的反民主及反人权作出反抗，给了全世界人权活动人士和公民勇气和希望”。 报导表示，因邹幸彤仍在囚，18日在韩国举行的颁奖礼会有她的代表在场。 邹幸彤今年38岁，她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后在香港大学读法律，后来成为一名执业大律师。之前担任已经解散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因组织和动员人们参加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的“非法集会”而受到“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同时还因拒绝交出支联会文件遭到当局逮捕，目前仍在羁押中。 支联会在1989年5月成立，当时组织举办大游行，声援北京追求民主的运动。自1990年开始，每年在6月4日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让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悼念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示威者。 据BBC称，支联会因此也成为北京的眼中钉。中联办发言人此前曾批评，支联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将“颠覆国家政权”作为政治纲领，过去30年从未停止煽动对中国和执政党的仇恨，解散“大势使然”的“政治事实”，“反中乱港”组织不会再有作乱空间。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主派受尽打压，游行示威绝迹，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纲领，被亲建制追究是违反《国安法》。2021年，支联会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