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

個人奮鬥有用嗎？在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之後，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處境，決定命運的主要是社會因素。 我家小區的保潔老趙，來北京打工了23年，60歲時卻沒法退休。他未來的養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歲為止。 他這代農民工，也是我國「第一代農民工」，生於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進城打工，不少人務工超過30年。但這8600萬餘人到晚年，情況和老趙大致相同。 老趙是河南駐馬店人，2000年來到北京，那年他32歲，看過門，做過綠化，2007年來到我們小區做保安。如此又過了10年，49歲了，還沒攢夠錢結婚，一個人住在冬天沒暖氣、夏天潮濕發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當時在報社實習，需要出一篇農民工的稿子，而老趙是離我最近的農民工。 「我7年沒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2700。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情況，大家都是這樣的。」臨走他叮囑，「這幾句話你千萬不能刪」。 不止這幾句，關於老趙的整個部分都被刪掉了，原因是「負能量」。老趙不符合我們對於農民工生活的美好願景，但這個人群的實際處境，比我們能想到的還要更糟。 安徽師範大學的副教授仇鳳仙做了一項研究。她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農民工老去後如何維生。我在報告的字裡行間看到了無數老趙—— 當我們熱議「延遲退休」，擔心60歲不能休息，他們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動為止」； 當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領到3000元退休金，他們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 他們都打工超過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還不到5萬元； 他們掙到錢都寄回家裡，供孩子上學，但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我們更容易忽視的一點是，他們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們在本該退休的年紀不得不繼續努力工作，但結果是，他們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諾他們的，譬如天倫之樂和醫療保障，也得不到工人應有的回報和尊嚴。 1993到2005，全國城鎮職工的月工資提高了1260元，而農民工的增長幅度是：68元。 他們並非不努力，但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命運。仇鳳仙最後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的處境，即這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排斥性政策的影響，遠非個人能決定。 他們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臨的困境驚人地相似，這或許是一個社會中，弱者們常見的命運。 「退休」不存在 現實中的老趙，已經整整兩年沒有領到過一分錢工資了。4年後，小區取消了保安崗位，於是他就轉去做保潔，不料又過3個月，保潔崗位也不給發錢了。 老趙仍然在堅持給小區做保潔，他每天早6點來清理兩個垃圾桶，7點垃圾站開門時「永遠第一個到」，然後回去清掃6棟樓。為了掙出飯錢，收垃圾時他自己分類去賣廢品，每月能賣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錢他都不給你咋整呢？」他說要耗到拿回工資。 他不是沒考慮過勞動仲裁，那是在他沒領到工資的第21個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這份14年的工作從來都沒有勞動合同。 因此，這份工作的狀態，處在一個薛定諤貓的狀態，如果最後他能領到工資，它就是，如果領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趙眼裡，這個「工作」仍然「來之不易」，因為他已經55歲了，在勞務市場，這個年齡只能去做更不穩定的日結工。由於「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將連去工地搬磚也失去資格——政策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工地。 老趙不是孤例，站在60歲前後這個坎上，好多農民工為了能有份工作，想盡了辦法。 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歲的農民工辦了張假身份證，把年齡改小7歲，結果剛上工兩天，就在檢查時被抓獲。他被罰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歲的保潔員想跳槽，但總因年齡被拒。她也花300元辦假證，把年齡改小11歲，最後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難找，即便冒風險，第一代農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調研的農民工里，76.1%決定60歲以後繼續在城市裡打工。 他們並不具備退休享福的條件。城市裡的老人有養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農民工群體里，這個數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領到。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輕時顧不上考慮晚年，只能把工資用在當下。2009年養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這項政策如何與自己的未來有關，於是沒有參保。他們60歲後只能領基礎養老金，每月僅100多元。 參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養老金是「多繳多得」的。一位45歲工人已繳了11年養老金，但其實一直按低檔繳費，60歲後每月只能領195元。他在得知這個數字後問，這有什麼用？第二句：我交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一個月就拿這點錢？ 為了領到較高的養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歲時一次性補齊此前15年的保險費，共8萬元。她湊不出這筆錢。她每月只掙幾千元。「都讓我交養老保險，我吃什麼呢？」她決定放棄，繼續做環衛工人。 這些農民工也沒有什麼存款。接受調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過20年，但是超過一半（55.2%）存款不到5萬元。 他們只能繼續工作。但市場和政策限制，卻讓他們隨年齡增長，越來越掙不到錢。 50來歲的農民工還可以在建築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兒。雖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聲讓拎泥桶、搬木頭，就要立刻去幫忙，很多人還會自願加班多掙些錢。一位山東56歲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時，有時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還能繼續干。 當年紀超過60歲，他們連掙這份辛苦錢也失去資格。近兩年，各地出台「清退令」，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建築工地。他們只能轉去做綠化、保潔、倉庫管理員，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過70歲，他們在城市幾無生路了。一位農民工71歲被迫回鄉，在村裡幫忙蓋房子，工錢一天100元。75歲時，一家勞務中介下鄉招保潔員，工資一天110元。雖然只多10元，他還是去了，69歲的老伴剛做完膽結石手術3個月，好在也能幹活，兩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從此他帶著老伴，每天早6點坐1小時車進城，到一處工地上倒垃圾、掃地，下午4點再坐車回鄉，一周干7天。他說：「能動是福氣，不能動就可憐了。」 工作、收入被時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錢 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進城打工。他們最能掙錢的青壯年時代，恰好是城市發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時代紅利為什麼沒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打工半輩子，為什麼還是沒能存下錢？ 我們來看看這三四十年間發生了什麼： 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進城，在1989年創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開始清退農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萬人，所有單位、企業都要每月填表報進度。那時，「民工潮」衝擊了城市管理，同時城市正面臨下崗潮，城裡人也要再就業。農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煩」。 三四年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城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又被允許進城了。兩三年後，他們再一次遭清退，因為城市又面臨大規模下崗。 但他們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過，只知道有天被開除後就很難再找到活。一位89年開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記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橋洞住了一個月，自己帶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對農民工可以參與的工種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類工作中，只有一類「允許考慮」使用外地勞動力，前提是招不滿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個行業、103個工種，都不許僱用外地勞動力； 在青島，市屬企業每招一個外地人，還要交50塊錢； 他們甚至無法像後來的農民工那樣進入工廠做流水線（很多工廠也僅限本地戶籍），他們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願乾的，建築業和人力裝卸。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們中21%遭遇過欠薪等權益侵害。 漲薪更無從提起。在改革帶來紅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而全國城鎮職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相當於他們在黃金年齡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農民工的遭遇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但他們總是處在被動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納他們，不需要了，就清退他們。他們在自己的青壯年時期，始終無法連續、穩定地工作，一直在城鄉間來回搖擺。 近20年來，賺錢的機會多了，但他們也老了，競爭不過年輕工人；同時他們還要負擔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禮，僅存的一點錢也要掏空了。 錢都給了孩子 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說老趙一無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萬，高於調研中90%的人。但這基於一個特殊原因，與多數受訪者不同，老趙沒有子女。 第一代農民工花錢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農村，孩子結婚的開銷在30到50萬。兒子結婚這一年，一位農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萬元，支出卻高達32萬元。他不得不借錢。 事後他們再還全部的債。因為女方通常要求「婚後不還債」。安徽一對夫婦有3個兒子，為前兩個結婚已耗盡存款，也無錢可借了，只好給三媳婦打欠條，許諾蓋房錢。此後夫妻倆一起外出撿破爛，10年沒回家，只源源不斷給小兒子匯錢。 他們的孩子會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孫輩會努力成為城市人，但第一代農民工還在堅持為家庭輸血。2009年的一項調研顯示，在廣東，65%—70%的新生代農民工把收入用於個人消費，但80%—90%的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把工資匯回家。 為了能穩定供給家庭，第一代農民工會主動放棄個人發展的機會——比如先投些錢，就可能做個小包工頭——因為他們不敢冒險，怕失敗了會傾家蕩產。他們也會放棄為自己儲蓄。要到60歲，完成對子代的任務了，才開始為自己攢錢。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讓他們不再重複打工的命運。 但結果，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輟學了，讀到大專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為了下一代農民工。進入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僅5.1%，自己創業的僅2.9%。 與第一代農民工對應，他們的孩子或許可以被稱為第一代留守兒童。這兩代人都沒有什麼選擇，父母為了生計只能外出務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農村。訪談中聊到孩子，第一代農民工大都說自己認了命，「孩子不是讀書的料」。 研究顯示，由於缺乏父母的引導和情感支持，留守兒童在學業上處於劣勢。一項基於3500人的調研顯示，比起同齡人，留守兒童長大後更難適應高強度的異化勞動。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過著一種「三拋」的生活——拋棄家庭，拋棄社會，最後拋棄自己——他們中很多都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 像一種循環，他們的孩子在生子後，也進入了父輩的模式。很多人為孩子上學在縣城買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於是孩子成為又一代留守兒童。 一位農民工A曾嘗試打破這種循環。他1989年到上海乾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為避免留守，他讓孩子小學二年級就到上海上學，每年5000元借讀費，「抵普通人家三四個小孩」，交完就攢不下一點錢。但在孩子初二時，他得知外地戶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讓孩子獨自回老家。 最開始，他覺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還是讓孩子和老家的同齡人不一樣，但這種區別沒能維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沒人管，學的好壞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後來大專畢業，去常州打工，再後來有了自己的孩子，這個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農村留守。 因為那些年交了借讀費，A沒有存款，沒買房，2020年疫情爆發後回到家鄉，臨走時最後一份工還欠他4萬元不給。他也不懂養老保險要「多繳多得」，將來每月只能領200多元。訪談時他56歲，在蕪湖開了一個小門臉收垃圾。他說，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後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裡的人，也沒什麼差別。 不能看病，傷病只能隨打工累積 第一代農民工中最年輕的也有50多歲了，他們面臨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問題。不同於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醫院開藥，他們極少看病。 一位蕪湖的大廈保潔員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請了一天假，等回去幹活時，公司就不要她了，說有人頂上了。 從此她再不敢請病假。她64歲，腿腳不便，每天要負責把6層樓拖兩遍，還要做其他區域的保潔。她月工資1800元。訪談時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層，都要停下來喘氣。但她說沒辦法，只要不是當時要命的病，她都會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調研中，對於最擔心的問題，61.4%的第一代農民工認為是「身體健康」，但—— 僅有35%曾參加過體檢； 63.4%在務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則忍」，僅有11.8%選擇去當地大醫院看病。 在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八九十年代，農村還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看病是「裸奔」狀態，多數人不願把辛苦掙來的錢用於醫療。 2010年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覆蓋全國，但不能異地攜帶。他們打工時生了病，必須先回戶籍所在地的醫院，確認不能診治，辦轉診手續，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報銷，但還要自己先墊錢。 他們看病要麼自費，要麼回老家報銷，但要承擔路費、時間成本、失業的風險。 但當問到對新農合的態度，他們中一半以上選擇「滿意」，說這很好了，從前看病都不給報銷。他們只跟過去的自己比，卻不會橫向比，因為他們不知道城市裡醫療報銷比例有多高。 不論病痛還是看病難，他們都選擇忍受。職業傷害給他們造成的腰酸背痛，遠比城市老人更嚴重，但他們不會像城市老人一樣去做按摩、理療、針灸，只忍著，‍‍貼虎皮膏藥。 他們認為去醫院沒用，因為沒法遵醫囑。一位50多歲的女工因長期幹活，手腕形成囊腫後不能彎曲，還很疼。醫生建議她回家休息，說這就是幹活累的，不能再幹了。可是她覺得，不讓她幹活她就沒法活。 問題隨時間不斷累積，到晚年，他們看上去普遍比實際年齡老十多歲，身體各部位疼痛，一些人還患有工作環境污染引起的塵肺病、紅斑狼瘡……相比工作超過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評「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體可能越差。 一位農民工年輕時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個大包100多斤，扛一個掙10塊錢，他一天要扛十幾個，不時閃到腰，疼得直掉汗。訪談時他54歲，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醫院診斷是肌肉勞損。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鏟水泥的工作，晝夜都接單，天天被水泥嗆得咳嗽。50歲，他開始不時感覺喘不上氣，但沒去看病也不請假，「自己歇歇就能幹了」，幾年後越喘越厲害，到醫院確診了肺氣腫。 訪談時他57歲，一走路就喘得厲害，走幾步就要歇歇，返鄉在家，什麼都不能幹了。「聽說這個病哪裡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藥，還是孩子在淘寶上給買的。「實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醫院吊兩天水。」 仇鳳仙覺得，對於第一代農民工，城市留給他們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問題，「他們帶著一身傷病，回到鄉村，‍‍回到那個原點，但那個原點已經不是當時那個原點了」。 個人奮鬥有用嗎？ 一些詞語經常被用來形容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農意識」、窮人思維，似乎他們是被自己的頭腦限制住了，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們可能確實缺乏魄力和開拓性，不敢投資、把握不住機會，但這並不是他們生活艱辛的原因，而是結果。他們沒有存款，沒有保險，也沒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願冒險。仇鳳仙覺得，是社會排斥造成了他們沒有抗風險能力，卻把責任轉嫁給農民自身。 在調研之前，仇鳳仙曾預設這些農民工的命運，和社會因素、個人因素都有關。經過問卷和訪談，她發現，這些人的個人情況都差不多。絕大多數人初中都沒有讀完（83.85%）、沒學過技能（67.4%），家裡貧困到沒錢支持他們在城裡擺攤，也沒有人脈。 他們並非不努力。直到60歲退休年齡之後，他們依然謀求打工的機會。工地進不去，他們就去做日結工，凌晨4點在路邊等招工的麵包車。但是努力好像是無用的。 仇鳳仙最後在報告中，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面臨的困境，即他們的處境和未來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政策的排斥性影響，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被遺忘的一代人 人們很難真的理解第一代農民工的處境。仇鳳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籲，要給農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機會。一位專家批評她「沒有人文情懷」，認為應該讓老人休息。仇鳳仙覺得，這其實是不了解農村。不讓他們工作，誰來負擔他們的生活開支呢？ 他們沒有意識和能力為自己發聲，爭取權利。他們沒有學歷，不會運用媒體，只會忍受。訪談中他們很少抱怨累，只會說「哪有活不累呢」；身體壞了，他們也覺得正常，「一輩子幹活，怎麼可能還有好身體呢」。問他們將來有什麼打算，他們說「看世道走」，意思是看這個時代會怎麼發展。最後他們默默回到家鄉。 仇鳳仙1979年生，父親、哥哥、妹妹都外出打過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農民工。」後來她成了家裡唯一上大學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歲，16歲外出打工，掙錢給她交學費。2003年仇鳳仙大學畢業，去上海一個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沒有夫妻房，他們倆和十來個人一起住一個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個單獨的房間。成為學者後，她本能地想關注第一代農民工。 開始調研後，她發現他們很渴望傾訴。只要問了一個人，馬上會有一堆人圍上來，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難單獨跟一個人訪談。他們講自己找不到工作、沒錢回家，要麼再加上家人生病，問題幾乎都一樣。 他們說，這些事沒法跟家人講，沒出來的親人聽不懂；也沒法跟工友講，總換地方打工，其實很難有朋友；他們更不可能跟城裡人講，儘管這些人真正有替他們發聲的渠道——一位農民工長年在工地，那其實是個和城市隔絕的封閉空間，他說一直不清楚城裡人在過什麼樣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見。 他們也確實正在一步步離開我們的視野，從我們雖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漸漸退到我們更不會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們也許會退到你的小區，拖樓道的地、擦電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廈旁，平整樓前的草地、澆花草。但你每天進進出出也不會留意到他們。 你甚至不會像路過工地時一樣，好歹能聯想起他們共同的身份。他們老去後像是一塊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風吹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於是你不再能看到石頭。 仇鳳仙曾悲觀地想，「農民工老去後怎麼辦」可能永遠不會進入城市人的頭腦。一個人是農村人，老了就回到農村，似乎是天經地義。只有細究了他們的每一點付出和代價才會想到，他們和城市人一樣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後卻一無所有，這並不正常。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原文已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