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國邏輯下，我們的悲傷無處安放

瀘定地震了，6.8級。至今造成88 人死亡、30人失聯。

在距蘆山7.0地震發生9年、5.12汶川8.0級大地震14年後，我的家鄉四川，再次傷痕累累。

地震發生幾個小時後，震央甘孜州的官府發布禁令稱，因為防疫的原因，禁止民間志願者前往災區；72小時後，官媒發出了籌備多時的特稿，描繪了官方救災人員的豐功偉績，大意是，在懸崖和滑坡落石危險中，堅持救援。俗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汶川地震後斗轉星移14載，依然是喪事喜辦，套路沒變。而我們的悲傷排山倒海，卻無處安放。

14年前，我正在重災區一線，親眼目睹了這場人間悲喜劇：

在屍骨累累的綿竹縣紅白鎮小學，我聽見的是遇難孩子父母的徹夜的哀哭，漸至嘶啞，最後無聲。與之相伴的，是那些在廢墟中亂竄的失去主人的野狗，它們在苦苦地尋找永不再回來的主人，這些喪家之犬徹夜發出像狼一樣的哀嚎。

另一方面，當聽說高級領導要來，那些原本正在廢墟中搜尋的軍隊，立即早早地列隊在公路邊數小時，準備著以山呼海嘯般的口號夾道歡迎。

那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北川中學的臨時授課點寫下四個字：多難興邦。

但我知道，個體的多難，僅僅是下一次災難的開始，從來無以興邦。

那時候，一家南方的報社被勒令召回記者，只是因為他們記錄了死者親人的悲傷。記者在被迫離開的時候，發表文章《在時間的長河裡》以示抗議。

從5月的淚流成河，到6、7月的感動中國，再到決戰紅八月，屍山血海背後的悲傷，被輕輕翻過。至於悲傷的失獨家長、孤苦無依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兒，從此不再是黨國宏大敘事的主題。任何試圖深度觸及這個話題的人，都會被牢獄加身，如四川作家譚作人等。

那些14年前汶川震區的孩子們，現在已經成年，他們甚至無法知道譚作人的故事。在時間的長河裡，他們，以及我們的悲傷仍在流淌，抑鬱成疾，但無可訴說。

這一切，在9年前的蘆山地震時重演。

災難發生5個小時後，當我孤身一人翻山越嶺進入震中的時候，所謂官方和軍方的救災隊伍，正被堵在鄉道上寸步難行，旌旗招展。

震天的口號，旌旗招展，從北川，到汶川，概莫例外。但我知道，真正的救災，是不需要旌旗的。

如果說那一次他們有甚麼變化，就是閉口不談孩子們的傷亡，就像從來沒發生過一樣。儘管，我親眼目睹了名叫武傑的16歲少年的葬禮。他在睡夢中死於鄰居倒塌的山牆。葬禮之後，他那一直強忍悲傷的父親躲在廢墟里突然嚎啕大哭。

從汶川到蘆山，再到瀘定，14年三震，其中還有頻發的魯甸、川南地震。但所有關於救災的故事都如出一轍：徒步突進震中、徒步翻越懸崖、徒步運送傷患、救災部隊渾水煮泡麵……

但不要指責那些中國的一線記者們，喪事喜辦——這是黨國宣傳的邏輯，也是從業者消極抵抗的方式。正如一個前同事所說，我們無力反抗，但可以一本正經的惡搞。

事實上無論是汶川、蘆山，還是瀘定地震，都有人禍的痕跡。川西地震，幾乎都涉及水電，川南地震，基本和葉岩油開採有關。但無論是汶川地震中的紫坪鋪水庫、瀘定地震中的大渡河水電站、川南的葉岩油，都已經成為絕對的敏感詞。

14年前，我們還可以公開調侃溫家寶先生的「多難興邦」。而如今，在中國，連這種調侃都已成為不可能。

黨國語境下，汶川大地震中的民間互助和感動已消失殆盡，集體主義正在回潮，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只剩下了我們的苦難和他們的表演。至於個體的權利，更是無足掛齒。這讓人不寒而慄。

瀘定地震之後，那些民間的義和團們，以抗疫的名義，對不戴口罩的鄰居拳打腳踢；社區保安，就可以鎖住人們的逃生之路。美其名曰：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圍觀者，卻一片歡呼。

老舍說過，「我想寫一出最悲的悲劇，裡面充滿著無恥的笑聲。」是的！我明白他的絕望。14年來，從汶川到瀘定，在黨國邏輯下，我們的悲傷，永遠無處安放。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