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和媚權就是大節有虧

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有個叫王兆山的「山東作協副主席」一夜成名，因為他「代死去的難民」發表幸福感言，「縱做鬼也幸福」。

緊接着大名鼎鼎的「文化學者」余秋雨「含淚勸告」死難學生的父母，要他們別再喊冤添亂，要「將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 

這兩個人很快成為全國人民口誅筆伐的對象，網友總結為「南有餘含淚，北有王幸福」。這種看上去是「從大局出發」「穩定壓倒一切」的「文化助拳」，透露出對於生命的極度冷漠，嚴重超出了正常人的情感閾值，因而成為過街老鼠。 

無行文人在愚民和媚權方面之所以常常用力過猛，多是因為別無他長，於「建功立業」和「文治武功」難有實質性建樹，所以必須要在一些重要節點上把握機遇，不僅帶頭吹牛拍馬，而且一律往頂格走，完全來不及照顧最起碼的常識和最基本的邏輯，自然也顧不上自家最後的一點點臉面。 

無行文人更大的危害，就在於他們一步步拉低社會底線，降低人們對於無恥的敏感度。比如說，教育人們吃草皮樹葉比吃米飯饅頭更幸福，必然讓人義憤填膺，但再往後就得說吃垃圾泥巴最光榮才能讓人如此生氣，而只要持續如此這般胡說八道下去，到某一天就是說吃便便才是人生贏家，也都沒人反駁了。

所謂的「歲月靜好」，就是由無恥文人「代人幸福」和「強灌雞湯」共同營造的。

評價人物常以「大節」「小節」而論，「大節」者，多指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尊嚴。比如文人再怎麼獻媚犯賤，但只要沒有投敵賣國，都算「大節無虧」。而如周作人之類漢奸文人，無論文章學術如何高標清雋，個人生活如何清正廉潔，都是板上釘釘的「大節有虧」。

投敵叛國之所以讓人深惡痛絕，是因為它會給同胞帶來災難，降低整個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標高。從更宏大的角度而言，事實上也是人這一物種低劣的一個明證。

但是，獻媚取寵就真的比投敵叛國危害更小嗎？

譬如南轅北轍，如果駕車者僅僅是為了牟利，或者因為違心迎合，那或許還不算多大的罪惡。但如果這車上乘坐的是一鄉之父老，或者引領的是一地之生民，則這阿諛迎合或者「沉默是金」事實上就是最大的罪惡，就是「大節有虧」。

再譬如你明明是個有科學常識的人，但你為了表忠心，論證「一個人是可以背起一座泰山的」，那你tmd還不是「禍在當下罪遺千秋」？

前幾天寫了篇文章，批駁某教授對於杜甫《石壕吏》的解讀。其主要的觀點就是為「石壕吏」洗白，說他是為「咱們的軍隊」徵兵，所以是正確的。甚至將老嫗的苦難悲慘解讀為英雄主義，這種美化苦難謳歌犧牲的說辭，本質上是鼓勵非人性的東西。其危害之巨大之劇烈，比三鹿奶粉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算三鹿奶粉，在其興起、鼎盛和衰落的過程當中，多少人為其搖旗吶喊和遊說說情，這些人就不是「大節有虧」？ 

洗腦背書，刻板說教，本質上是降低一個民族的智商，迷亂一國國民的心智。為了討好權力，獲取現實利益，卻將一種不誠信、不內省、不獨立思考的風氣遺留給子孫後代。還有比這更大的危害嗎？ 

如果我們僅僅將吹牛拍馬、邀寵獻媚視為「小節」，則我們這個民族斷無進步之可能。而如果我們僅僅將諱疾忌醫視為一種需要護衛的「家醜」，則我們這個國家斷無文明之未來。 

當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當秦檜和趙構議定「莫須有」罪名的時候，當慈禧太后決定對黃毛蠻夷「大加撻伐」的時候，當袁大頭決定黃袍加身的時候，那些因為膽怯而不敢吱聲的人或許可以原諒，但鼓唇搖筆、爭相稱頌的，才是真正的民賊和國賊。其禍害還不僅僅限於當時，更將這種完全不要臉的氣質融入了某種傳統。

倘若認識不到這一點，也就難免助紂為虐。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良知尚存的「說客」。請努力不讓我們自己融為黑暗的一部分。

暮色四合，棲身鄉野，吟詩一首：

位卑豈敢言憂國，山雨秋風硬如鐵。 

書生濟世長貽笑，斑斑竹簡頭顱血。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非常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