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最冷之夜 沒有期待 只剩沉默

一

2年前，在《站台》的豆瓣短評區，一位影評人在他的短評最後留了一句話，更準確說是一個期待，說希望2020年的平遙國際電影節可以放映修復版的《站台》。

現在2020年到了，這件事沒有發生，賈樟柯不僅沒有在平遙放映《站台》，反而解散了自己，離開了平遙。 

但處於這個行業的每一個人其實都知道，即使這件事沒有發生，放映這部片的概率，相比2年前，也已經變的更加渺茫了。 

我們無法完全理解賈樟柯的怒意，眼淚，不甘心都是來自什麼，我們只能隔着屏幕看着新聞感到茫然，悲愴，覺得這是電影的最冷之夜。 

但其實有點好笑的。 

你們有沒有想過網絡上大部分的人都在怎麼看我們這種情緒？ 

你看賈樟柯退出平遙電影展那條熱搜就有數了，在我們圈子裡，行業內，這是炸天的新聞了，微博熱搜上呢？也就是20開外，沒幾個小時就立刻不見了。 

特別是昨天平遙回應這件事之後，熱搜上的比賈樟柯那個高不說，底下的人都在說啥呢你們猜？ 

說賈樟柯賣慘，說賈樟柯公知，說你們這些搞藝術的就是喜歡放下碗罵娘。

「自以為是用的真好啊，說的就是你們這些搞文藝的。」

這好像中間是有一道大裂谷似的，搞電影的在這頭，等着看搞電影的人鬧笑話的人在那頭，隔岸圍觀。 

我們說天塌了，這不公平。 

他們說，你們有病吧，小題大做，帶個屁節奏啊？ 

他們不會知道，為什麼好好一個電影展，四部好好的片子，不可以在放映的排期表上用真片名，只能用代號。

為什麼現在在電影展看個電影還要跟地下交易一樣，要有接頭暗號。 

為什麼賈樟柯這種老實了一輩子的導演，會不開心，會哭，會誰也不通知的撂挑子不幹了。 

為什麼誰家媒體寫篇關於平遙，關於賈樟柯的文還會變成一個紅色的驚嘆號。 

他們不在乎，但是我們能不在乎嗎？ 

不能啊。 

昨天聽反派影評，波米說了一個觀點，我聽的特後怕，他說再這麼弄下去，可能有一天電影展，特別是一些專門服務藝術電影的節展，會變成一場自己跟自己玩的過家家。 

越來越多電影沒法公開放映，只能內部學術交流放放，那這個行業就是封閉的了。 

真別跟我犟什麼明明院線還有那麼多大片可以看。 

我也就不再重複什麼電影的原始屬性是藝術這種屁話了，不想吵了，反正吧，就是這種割裂感越來越重了。 

二 

這種感覺在我昨晚重溫科長的《站台》的時候，達到了一種非常誇張的濃度。 

大約就是這個濃度的關係，加上這些破事，當我再次看完的《站台》準備寫這篇文的時候，我其實已經不太能夠理智了。 

我不想再那麼仔細地去寫科長的什麼文學性敘事，回憶式鏡頭，什麼時代情緒，什麼主題思想，我也不想去說了。 

我只想羅列一些瑣碎，一些和藝術一樣特別不起眼的時刻。 

它們容易顯得沒那麼重要，就像當下許多人對於藝術的態度一樣。但是有時候，我覺得那偏偏是昏暗世界裡唯一會發的光。 

我一直覺得《站台》就是再給我們看這一束光，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其實和我們現在都一樣的，在時代的狂飆突進里知道文藝是個什麼東西，然後逐漸覺醒個體意識。 

所以《站台》裡面，我總能感覺到一種對於「藝術無用」的抵抗。 

比如三個年輕人在百無聊賴時，二勇會問另外二人，「烏蘭巴托是哪兒啊？蘇修再往北呢？」隨着不斷往北的執拗詢問，他知道了最北是海。

這是一個地理題嗎？ 

不，這是一個哲學題。 

那是幾個被困在小城裡的人，他們愛唱歌，愛聽流行音樂，好奇那些他們見不到的東西。 

所以他問的實際就是未來，是嚮往的遠方，就像抽離日常之外的一點渴望，一點追求。 

答案不是海，是離開小城。 

儘管最後三人兜兜轉轉，在出走流離後仍回到汾陽，好像宿命決定一切，問題和答案都殊無意義。但有過追問，或許本身就是意義。

至於什麼是個體意識啊，賈樟柯也直接告訴我們了—— 

崔明亮和母親看電視時，裡面播放的是有反叛精神，要鬧私奔的情侶。而得知父母感情破裂的明亮，對母親說「不如你們離婚吧」。 

母親沒有說話，依然看着電視裡對情人溫柔說話的女孩。也許這時她也想起了自己年輕的時候。

這種「想」不就是他娘的個體意識嗎？（你就當我在罵人吧）

那些在迪斯科音樂里笑的特別開心的文工團成員。

那個跟着蘇芮的《是否》偷偷跳舞的女孩。

他們是快樂的，這就是那個年代久久壓抑後噴發的個體意識。 

電影最後，放棄理想，成為一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者的崔明亮，多年之後，再聽到那些迪斯科老歌如果還會掉眼淚。 

那也還是個體意識，雖然好像會有那麼點難過。

三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電影為什麼叫《站台》。 

這最初是一首歌，是那會的一首迪斯科舞曲，90 後沒準還在父母在你聽到過，副歌經常在我小時候的街頭商場放。 

「我的心在等待，永遠在等待」 

如果念到剛剛這句話的時候你能唱出來，那你應該就知道我要說什麼了。 

「等待」。 

這些搞藝術的小青年在等什麼嗎？ 

好像也沒有明說，但是當火車開過站台的時候他們總是聽着汽笛聲，追着火車跑。

賈樟柯把火車當成了符號，那是這群青年人能望到的最遠方向，那是出去的路，是被火車壓出來的通途。 

遠方是什麼他們不知道，明信片上正在改革開放的「廣州」什麼樣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知識和藝術是重要的，不能放下的，是以前的大部分人不曾重視過的，而現在我們意識到了這些，那便是如金子一般寶貴的。

雖然最後他們還是被迫放下了。 

為什麼放下都已經寫在時間裡面的，我無意去重複了。 

他們只能如崔明亮般回到原地，或如尹瑞娟在新的地方重複舊的苟且，再或者如鍾萍，流失人海永不再見。 

電影最後一幕是崔明亮家裡的茶壺燒完水響了，像極了當年的火車汽笛聲。 

背後身後是帶着孩子的尹瑞娟，打着盹的崔明亮，他們再也不會因為這些汽笛聲被叫醒了。

四 

《站台》是一部充滿了無力感的電影，就好像預言了一種當下，他拍的是山西小城，而現在的山西小城又何其類似當初。 

就好像平遙的那些年輕人大都不知道這個影展在放什麼，什麼是藝術電影，對於他們來說短視頻遠比電影有魅力，那個晚上的平遙巨變，他們知道嗎？關心嗎？ 

電影是個什麼東西，這個問題在很多人那甚至都並不是一個問題。 

電影可能只是一部短片的拼盤，是無所謂的玩具，電影可以是戰利品，可以是吉祥物，有時候，還可以是一筆帶過的犧牲品。 

但我想告訴你們，電影還是一個窗口，讓我們看到我們以後的窗口。 

所以電影不能被你們踩在腳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3號廳檢票員工，原文標題為：就他媽無語，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