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

 漫長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屬經歷的十年。

無論貧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變航線的那一天——這架凌晨從吉隆坡起飛載有239人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飛機，中途關閉通信系統，在南中國海擅自調頭，飛至南印度洋時離奇消失——也是許多人命運航線被改變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國籍乘客154人。他們代表着社會的不同層面：一群來自江蘇的頗有聲望的畫家，一個京籍老年人組成的商務旅遊團，若干在新加坡從事勞務輸出的年輕人，以及不同職業、身份的遊客與公派出差者。只因為一張印着同一個登機口的機票，他們的家屬從此命途相連。

噩運的雨點無差別落在他們身上。窮人，富人，苦難里長大的人，蜜罐里長大的人。

當年25歲的石家莊人魏守厚在墨爾本即將就讀金融學碩士課程。開學前，父母來澳洲，他們旅遊了半個月。這是一段難得的家庭時光，「非常開心，非常難忘」。年輕人雄心勃勃，想着畢業後在「西方各方面比較成熟的金融體系」長長見識，闖出一番事業。父母踏上回程，他們將在馬來西亞中轉。兒子此前在中澳間往返，多次乘坐這趟航班。轉機前，他們通了電話，兒子才去睡覺。等他醒來時，原來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經的手錶車間工人包蘭芳感覺前半生吃了很多苦。當老師的愛人在「文革」中受到父親的波及，被學校開除，下放到邊疆。夫妻兩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斷努力，終於在1985年把愛人調回了北京的廠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環的胡同，她把兒子培養成了工程師。以後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麼以為。兒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飛機。

「我說不清我這一輩子有多難，肉體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蘭芳說，「我不知道我以後還有多難。」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發的，早上5點半，他和女兒就出門了，開車奔機場而去。妻子是個攝影愛好者，經常背着長槍短炮出國旅遊，每次回來，丈夫都會在機場接她。這一趟她去了尼泊爾，回程從馬來西亞轉機，預計在6點半抵達北京。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顯示處於延誤狀態。到了後來，屏幕沒有字了。他沒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結束的。

家屬被安排在麗都酒店等消息，他們在那裡度過了50餘天。消息混亂矛盾，飛機卻始終蹤影全無。他們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對如此災禍，表現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樣子。酒店裡到處都是爭吵聲。家屬跟馬航工作人員吵，跟酒店服務員吵，跟志願者吵。「咱這話說得可能難聽點，他們當時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這樣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發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輕家屬說。

一位家屬回憶，與馬方的溝通會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環節糾纏。「這麼關鍵的提問場合，他說我幾點鐘去飯堂吃飯，沒有給我飯。當時我們就覺得特別可笑。」她說。但姜輝不同。他通訊專業畢業，在一家通訊公司擔任中層，擁有與飛機通訊有關的背景知識。「姜輝是唯一能站起來問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的，算是比較理性的。」姜輝的母親在那架飛機上。

記者蜂擁而來，機緣巧合下，權義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個。他30歲出頭，面相病怏怏的，但卻是個死磕派。記者無法進入的會議，他總在門口蹲守第一時間的消息。一個家屬看他面熟，給了他一張房卡。他從此有了「通行證」，得以搬進麗都，全天候混在家屬里。漸漸地，他們熟悉起來。他所在的新聞機構也給了他足夠大的支持，允許他一直留在麗都，即便到了後期，消息逐漸沉寂，大量媒體撤離。他每天都在寫稿。

那個時期，記者採訪家屬，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覺。有時，你身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頂樓會所，桌上擺着果盤與小吃。有時，你趕至市郊一個沒有暖氣的棚戶房裡，月租50元，門外就是臭水溝。但破解馬航謎團，社會地位與金錢毫無用武之地。為了方便與各方溝通，頭幾年，很多外地家屬在北京租了房子。對於江蘇農民夫婦馮至善、謝修萃來說，那間棚戶房就是他們能負擔得起的少數選項之一了。

最初一兩年，家屬間常有飯局，一兩周一次，他們總能找到各種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闆，戴百達翡麗的手錶，他從未想過隱藏什麼。「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煙，你的消費習慣，這些東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說，「你有多少實力，或者你有多少社會地位，在這塊上沒有高低的區別，大家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馬航家屬。」但他需要過的內心一關是，作為一個一貫威嚴、內斂的企業家，他害怕讓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後的狼狽。後來他意識到，藏起來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種短暫的解脫。

權義也常被喊去聚會，他是到場唯一與機上乘客無親屬關聯的人。報道停下來，他與家屬的友誼卻日漸深厚。趙本山接受他採訪，送了他一幅親筆字畫，他扭臉就送了白栓富。家屬里的河北邯鄲農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藥，他反而感到比字畫更珍貴。一次，白栓富醉了，無處安置，權義把他帶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發，讓出房間給他。次日，白栓富醒來直罵，「你他媽這個床太差了，年輕人你怎麼混成這樣了。」

權義腦里閃過的卻是另一個念頭。栗二友睡西客站時，他也邀請他來家裡睡。「一個富豪，一個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張床嘛，有什麼區別呢。」權義想，「命運都是一樣的。」

停滯與分化

事發16天後，權義見證過一次家屬們集體的情緒崩潰。那天，馬方宣布飛機終結於南印度洋。上百家屬從會議室里衝出來，「又砸又搶，還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權義說。

但他理解，他報道過多次災難性事件，他知道應激創傷意味着什麼。之前那些事件發生後，調查結論和追責總會到來，那也是報道結束的時刻。「飛機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消失嘛。一個月不出來，倆月不出來，仨月、四個月總得有一個結果。」他想，一切終將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們已知道故事如此發展：MH370依然是一個龐大、徹底的謎題。那幾片殘骸並不能證明發生了什麼，一些疑點始終無法解釋，而圍繞殘骸的發現，又衍生出更多的疑點，其真實性也並未得到家屬群體的普遍認可。

早在麗都酒店，家屬們成立了家委會，有着不同分工，組織有序。律協在家委會建立過程中甚至給予相關指導。後來家委會不再運作，通過微信群，家屬聯繫緊密。

家屬訴求一致，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是，「找人」。無論是去空港中心開會，向有關單位反映訴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讀資料，都是為了把人找回來。在這個意義上，家屬們的聚合，不止是一個互相扶持的情感療愈會，也是一個持續進軍的行動隊。

家屬們前期提出的問題，集合起來有47頁A4紙。看到這些問題，你將感受到家屬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問題看起來像特稿的採訪提綱，聚焦細節——「馬爾代夫居民撿到的滅火器屬於哪個航班？」「從衛星的數據來看，有兩次的電話呼叫過程，當時使用的電話網絡是公共通訊還是獨立的海事衛星電話？具體型號是什麼？呼叫地點在哪裡？」

一些像庭審詢問，關注證據鏈條——「納吉布總理說通訊系統被人為關閉，證據支撐是什麼？」「請馬方提供中期報告第 6-7 頁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達錄像。請馬方再次協調印尼當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達錄像，而不是簡單說沒看到（飛機）。」

還有一些像產品說明書，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術術語——「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頁，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請問這個號碼代表哪裡的地面衛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萬平方公里區域是基於 2:40（MYT）的首次衛星電話BFO 推測飛機已轉南。有分析人員提出，那時飛機不是水平飛行，馬方技術人員怎麼看？是否仍然認為飛機已轉南？」

一些當時以為的階段性成果，事後看來只是某種自我安慰。比如登機錄像，家屬向馬方提了兩年多要求，最終通過其他途徑得到了（其實那只是安檢錄像），對真相揭開並無幫助。

清單上的一些小問題解決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輿論焦點的大問題還晾置着。「為什麼馬方明知折返，還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誤了寶貴的救援時間？」「波音公司作為飛機製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組成員，為什麼沒有解釋過MH370是否涉及產品質量與設計缺陷？」

一個問題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問題。所有問題可以化為一個問題。MH370在哪裡？

最初，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節，事發後的第一個春節，家屬群流行發紅包。白栓富出手闊綽，一發就是188元。「沒有由頭，不高興就發，高興也發，跟神經病似的。」母親在飛機上的徐京紅回憶。她發的金額沒有那麼大，但粗略算下，發出去也總計有一萬六。他們約定，搶到紅包尾數為6的要接着發20元，接龍不斷。搶紅包常常到半夜還在進行。後來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諷刺，紅包製造了一種喜慶的感覺，大家仿佛刻意狂歡，預祝劫難儘早結束，卻不知漫長的日子還在後面。

2015年7月29日，一塊屬於MH370機型的襟副翼殘骸在留尼旺島被發現，為此前搜索無果的航空懸案提供了新的線索，也在家屬內部攪起極大波瀾——如果相信乘客還活着，這片殘骸意味着什麼？

家屬們開始分為兩派。一派否認殘骸的存在，認為那是陰謀論的一部分。重點還是「找人」。他們繼續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質問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們知道，殘骸如果屬實，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為了證實殘骸的真實性，姜輝投以行動。當年10月，他與另外兩位家屬自費奔赴留尼汪島，找到了那位發現殘骸的海岸清潔員，與他交談並在海邊勘探後，姜輝確認，這的確是一個普通人意外地發現了一塊飛機殘骸，不存在陰謀，也與任何組織無關。到了2017年，20餘塊的同機型殘骸在世界範圍內被發現（其中3塊通過零件編碼，可以100%確認來自MH370），姜輝還在馬達加斯加親手找到一塊。

否認殘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們認為姜輝等人這樣做是轉移輿論的關注，迎合謊言。一個叫文萬成的山東大爺成為姜輝的首要批評者，他的獨子在飛機上。一些舊事也被翻了進來，其中還包括2015年春節，20幾位家屬用群體捐款去馬來西亞抗議，大家為省錢睡通鋪，姜輝卻以攜帶很多設備為由，給自己安排了單間。雙方從觀點不同變為個人恩怨，在姜輝單獨提起的對馬航及其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中，文萬成向對方提供了偷錄下的不利於姜輝的視頻證據。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現。在兩年訴訟時效屆滿前，訴訟與和解的選擇擺在了家屬面前。

選擇訴訟的人，首要目的不是為了賠償。往前看，他們是為了追責。往後看，是為了國際航空公約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關懷不要停止。訴訟也是一種爭取關注的手段，如果沒有人的持續行動，家屬擔心，MH370就被人遺忘了。

當時，根據馬航提出的和解協議，和解金有252萬元（原定金額為250萬元，因為這個數字像是一種侮辱，被家屬否決），由德國安聯保險公司賠付。和解後，對家屬最大的不利在於，要放棄真相浮現後的一切追責。

沒有人認為這是公平的，但選擇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為失去家裡支柱而產生的經濟窘迫，有的因為無力維繫下去的精神損耗，有的因為不便言說的外部壓力。但在一些拒絕和解的人眼裡，這是對乘客和家屬群體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個敏感話題，親近的家屬之間也不會彼此打聽。但當文萬成把一份不知從哪裡收集到的和解名單扔到群里後，深海炸彈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說了傷人的話。漸漸的，一些人淡出了。聚會變成了小圈子。

媒體的關注也逐漸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參加MH370事件3周年集會，是唯一到場的國內作者。對於這個有多國家屬參加、以放飛和平鴿與氣球謝幕的活動，一名當地華裔記者告訴我，這個集會在馬來西亞引起的反響，遠比《中國好聲音》跨國海選要低。

最早報道馬航的那批記者大多轉行了。不計成本長期追蹤一個新聞的媒體越來越少。至於家屬們的老朋友權義，轉去經營管理崗，他內心依然認為，「我骨子裡就是個新聞人，我不需要你認可我。」

家屬與警察的關係也在改變。2014年，衝突時有發生，不少家屬被拘留過。到了現在，他們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體諒。最近一次開庭，警方還配合開闢一處場地允許外媒採訪。一位警察向姜輝轉述，他母親知道他的任務後對他說，不把這些家屬照顧好了，回來扇你耳光。「我們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幾個了。」姜輝說。

回到當下，MH370失聯10周年，新的書寫由頭出現了。但約訪家屬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談這個話題，實際情況和十年前沒什麼兩樣。」我托權義在一個家屬小群里傳達，也沒有得到什麼回應。

後來見到我時，徐京紅再次提起同樣發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劇——2014年7月，馬航MH17航班被導彈擊中墜毀，她認為，在某種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屬是幸運的。因為事件有一個終局。「他們的痛可能沒有我們長。」

「我們好像完全還在2014年3月8號那一天，沒有任何的改變。」徐京紅說。「繞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兒，一直在原點。」

不止悲傷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現的那一天，就是新聞當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並不是在那天發生的，那只是痛苦的開始。

梳着一頭利落短髮、高個子的徐京紅是個直言不諱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個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屬索賠訴訟起訴7年後終於在北京開庭，一輪報道刊出，她在家屬與媒體的400多人的溝通群里發了一張報道截圖，質問其中字詞使用——描述家屬對終於盼到開庭的感受時用了「開心」一詞。「哪位媒體大佬給解釋解釋？哪位家屬挺開心的？為什麼開心？又到了可以消費家屬的時刻了？真服了你們了。」

其實，這是姜輝受訪時的原話。「苦中作樂吧，否則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釋。

有家屬打圓場：「用詞不當，『安慰』或者『欣慰』比較合適。」

誤會解除了，但徐京紅並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無語之外還是無語！不想罵髒話可是真的沒啥可說的，我們這群人都沒了，這一代當事人都沒了，就成了！」

能感覺她對媒體的牴觸。「我很討厭那種一到裉節拿我們炒兩天熱度，完成你們的業績，拿我們當盤黃瓜炒炒，放涼了又扔了的感覺。不是沒有啊，你別不承認。」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隨時傾倒而出。但她同樣擔心事件被遺忘，「又怕別人過度消費我們，又怕別人不消費我們」。

她不想被「馬航家屬」的標籤貼一輩子，但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無時無刻不在湧現。開庭時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個小丑，想象着別人的內心台詞：「這些人就是370的家屬，你看他們多可憐。」以至於法官讓家屬逐個闡述，輪到她時，她腦子空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與我見面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出於對失控的恐懼，她請求權義陪同），她仍然難以逃脫那種被審視的感受：「傷口結痂了嗎？快來讓我們看看，還沒好呢。」

當MH370事件懸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報道下評論諸如「那會兒我還小呢，我現在都工作了」，明知網友沒有惡意，徐京紅也渾身不舒服。家屬們都聽不得旁人勸慰時說感同身受，沒有親歷，怎麼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員會見家屬，用了這個詞，一些人的情緒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這句話。「走出傷痛，重新開始」這類通常適用的勸慰話語用在他們身上會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別人鼓勵要堅強，「我就是一個受害者啊，你們憑什麼讓我們堅強起來？」朋友問徐京紅：「你們那個事情怎麼樣啊，處理完了嗎？」她咬着牙答：「沒結果呢。」心裡想的卻是，「什麼叫處理完了嗎？」

「（我是）被迫地成為一個集體裡面的一員。」徐京紅說。「有一陣我特別特別的恨。」常有無名怒火湧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會刺激到她，開車看到前面的車牌號，「恨不得追尾」。她不斷地退家屬群又被拉回來，不斷拉黑別人又放出來。有時因為一句不愛聽的話，有時只是因為腦子裡的胡思亂想，或者乾脆沒有理由。

她的暴躁會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節點，家裡氣氛變得緊張，大家都假裝把它當成普通一天。沒人敢惹她。情緒化過後，又是無盡的愧疚。朋友何其無辜，孩子何其無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結婚紀念日，這十年來從未慶祝過，「有時候我覺得對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負能量扯了其他家屬的後腿，愈發不敢在群里說話了。

事發一年後，她把標註着MH370的飛機紋在手臂上。那是一個衝動決定。丈夫看到後暴怒，認為她在傷害自己。她連解釋都懶得開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嗎？」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覆刺痛着。小兒子有次看見，問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訴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難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兒見狀急了，把弟弟拉出去罵了一頓。他們從未討論過馬航相關的話題。

馬航事件像個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斷地吸走。她曾經是一名翻譯，事件發生不久，她無力工作而辭職。她忍不住點開家屬群里的每一條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會變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過去也不會錯過什麼，將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馬上手動刪除，好像唯有那樣做才能減輕一點負擔。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國家屬，中國家屬更難，因為無所寄託。家屬集體去雍和宮祈福時，她一步也不邁入，那裡明明掛着「六道輪迴」的匾額，「你不是希望你們家屬是活着的嘛」。

她認為這個事件改變了她的世界觀，「我一度以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過370，我甚至覺得這個世界充滿惡意」。她說，「我寧可去關愛流浪動物，我都不關愛人。我覺得不值得，人間不值得。」

這當然有着氣話成分。實際上，她是個溫柔、慷慨、易於相處的人。總請大家吃飯，在不和的家屬間調和矛盾。與我談起權義時，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為大量的相處與情感投入，「其實他很受傷」。

但MH370事件該恨誰呢？徐京紅找不到對象。

事發後，機長扎哈里劫機的猜測甚囂塵上。但經過調查展開，對他不利的證據排除了。3周年集會，我見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時也是他公開的辯護者張福明，他並未遭到其他家屬的排斥。馬航（MAS）在2015年破產重組，馬來西亞通過國內立法（即765法案），新馬航（MAB）不繼承債務。國內的辦公地址從北京搬去上海，負責人員都換了。徐京紅紋在手臂上的MH370，作為航班編號被永遠取消了。某種意義上，實體的「敵人」憑空消失了。

事件後續處理上，家屬對馬方有許多指摘，他們懇求得到一些起碼的仁慈，訴求被回應，疑問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夠更人性化（馬方提供的調查報告沒有中文版本）。但國際與國內的相關力量也沒有強勢介入。一封封請願信石沉大海。

悲傷當然是一種壓倒性的情緒。但家屬們的痛苦，從來不止悲傷。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找不到群體之外的同病相憐的難友。徐京紅只是其中一個樣本。

鬥士

聽姜輝講述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執着與勇敢所打動。他用最輕鬆的話語描述那些最艱難的歷程。說到在非洲搜索殘骸時，太陽曬得沙地發燙，他只能「腳尖蹦着走，但是那個活血呀，化瘀」。在樹樁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說跑，我們倆撒丫子就跑回來了。」這些年我對他做過多次採訪，從未見他哭過。即使談論着傷心的事，他嘴角也時而浮現出笑容。唯一的波動是，他承認，每次採訪前，他都會失眠。

有時，是某種天真。他曾告訴我，想通過眾籌，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測試，沿着專家預測飛機落點的一片弧形海域拋下信標，看看到底能漂到哪裡。他還想發起網絡簽名，請求白宮公布軍事基地的雷達信號，以了解MH370的飛行軌跡。我不會理解為這是他的某種大話。他做了大量細節部署。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他是那個試圖托起所有人的人。權義記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殘骸被發現的那天，所有家庭極為悲痛。那晚，徐京紅喝得爛醉，姜輝把她送回家，安頓好，騎着一輛自行車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權義想：「他們倆都是一樣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個多大的能量啊。」

「我覺得他挺能隱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難受的，發泄出來會好一些。」徐京紅說，「他一定是有內傷的，他自己消化，不會讓別人知道。」

法律是姜輝的武器。美國、馬來西亞的訴訟他均有參與，還在中國先後提起五六個馬航相關的官司，其中對馬航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僅索賠154元，而翻譯和公證費就花了近萬元。目前已有結果的訴訟，都失敗了。

按照他目前的說辭，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遠無法奪走、弱者也平等擁有的武器：時間。「媒體、法律和政府不是我們能掌握的，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支配的。時間才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所以堅持下去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壞消息越多，他狀態越樂觀。近幾年，我數次見到他在社交媒體說到諸如此類的話：「否極泰來，今後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談論任何一個話題，姜輝都能找到一個積極角度，甚至對MH370被人慢慢遺忘都不感到恐懼，這時，他的論述會突然轉向宏大：「人類能夠繁衍到現在，出於兩點：一個是好奇心，一個是愛心。分析這事到底怎麼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會推動這個事情發展。」

我問他的樂觀從何而來，他卻給了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條路可選的情況下，不管悲觀跟樂觀，都要走這條路。你是願意樂觀地走，還是願意悲觀地走？」

一些改變的發生，是因為他在行動。在他要求下，家屬的接待工作從國家信訪局的窗口轉到外交部。2018年馬方擬發布《最終調查報告》，他提前收到消息，發現如果使用這個名稱，按蒙特利爾公約，國際調查組隨後將順理成章解散。經他抗議，報告名稱改成《安全調查報告》。這是一個無人注意的小小勝利。不過，這個改名並未改變調查組解散的結果。

作為兒子，姜輝無可指摘，但作為父親和丈夫，姜輝是讓人擔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辭退（官司打了幾年，他最終獲得一筆賠償），再也沒有工作。「坐吃山空唄」，他半開玩笑。他告訴我，後來這些年靠積蓄做投資，但據權義說，姜輝也做過一些在家的兼職，比如把家裡變成拼多多的一個自提站點，比如客服。

有意無意地，他會貶損從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從未發生，他說，他大概還在那家公司，「可能職位更高一點，但是還過的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跟生產線上的工人是一樣的，你是一輩子在那打螺絲呢。」在他看來，現在過的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身為職業經理人時，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機，現在手上這台六年沒換了。「原來很在意的東西，排場、面子、人際關係，現在我不在意了。」他說。但他也強調，家人的生活標準並沒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時間在家裡陪女兒。

但怎麼可能沒有虧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時間？他的時間是家庭的，對嗎？不是他一個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紅說。

2014年，姜輝的女兒只有5歲。她一天天長大，他們從未談過馬航的話題，他也從未向她解釋，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但有一天，她卻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該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錢拿啊。」他向我轉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丟，但是具體的事咱也不能說太細。」

我向他講起一位叫郭利的新聞當事人，因為曠日持久的較真式維權，失去妻女的理解，與他切斷聯繫。姜輝說他在避免這種結局的發生，也有兜底的舉措，「給我閨女買了好多保險，有沒有我，她成人之後都會有一筆收入。」但郭利的故事顯然擊中了他，隨後一段時間，他表達有些混亂，當話題轉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動拉回來。「你剛才跟我說的那個郭利，讓我覺得很難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輕，哪些重，他反覆自顧自嘟囔着。這是他極其偶然流露出的一個脆弱時刻。

在媒體眼中，他是馬航家屬代言人，有相關專業背景。其實，他搭建了某種濾鏡。他在通訊公司工作，但是在銷售而非技術崗位。大學所學的理論，離搜索飛機的具體實務相距萬里。「他是後學的，各種技術、參數，（飛機）到哪，洋流……」權義說。

「我覺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來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無法脫身，這對他很不公平。」徐京紅說。姜輝卻說，他選擇的路與群體並無關係，「我敢對我自己說，我一個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認為沒有人是天生的鬥士，或者說，「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鬥士」，在特定條件下，被激發出能量。驅動他前進的動力其實很簡單，要給機上的母親一個交代。但他也是孤獨的。當我問他，還有哪位家屬像他一樣，至今還在不懈做着研究、調查，他只提到了一個名字：文萬成。儘管他們至今彼此嫌惡。

但即便執着如文萬成，十年的時間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

早些年，文萬成與其他家屬的格格不入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誰與他理念不同，他就攻擊誰。他還曾說，「我要找兒子，誰要是阻止我找兒子我就殺了誰。」

到了第十年，許多堅硬的東西重新變得柔軟。曾經，年輕一代談論重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與牴觸。「妯娌之間的，父母跟兒媳之間，堆成了很多仇恨。」權義說。但最近一次電話中，文萬成告訴我，他甚至勸過兒媳婦：「你的老公，我的兒子，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個吧。」

元宵節，他和親家吃了頓團圓飯。「兒媳婦，你知道我現在花錢，花的誰錢嗎？」他對她說。

「花的你的錢。」兒媳答。

「不對，都是花的你的錢。花一分也是你的，攢下一分也是你的。我們必然有老的那一天，俺得依靠你。兩個老人最後的財產，都留給俺兒媳婦。」

消磨

過去的十年中，2018年是家屬極度挫敗的一年，打擊接踵而來。

2018年5月，美國海底探測公司「海洋無限」對MH370的搜索中止了，那也是至今為止最後的搜索。7月，國際調查組對MH370的《安全調查報告》發布，這個事實上的最終報告內容並無新意，不過是對之前每年發布的中期報告的重複，飛機消失的真正原因無法確定，「不排除第三方干預」。年底，國際調查組解散，空港中心接待處也關閉了。

家屬期待法律能夠彰顯公義，能夠以判決而不是讓他們倍感屈辱的和解形式得到賠償（哪怕要將其中一部分付給律師），最保守的期待也是，令那些與馬方、波音公司溝通中被匆匆帶過或者從未回復的疑點，能有攤開討論的機會。他們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但終局比想象中來得要快。2018年10月，家屬在馬來西亞對馬政府的行政訴訟敗訴（因為二審每人需交納高達十幾萬元的法庭費用，訴訟沒再往下進行）。11月，家屬在美國提起的對波音的民事訴訟，被一審法院以「不方便管轄原則」駁回（2020年上訴法院維持這一判決）。這些訴訟以一種近乎無聲的方式走向失敗，在媒體上沒有激起什麼水花。

2018年，李秀芝走了。女兒是乘客，直至去世，她每個月給女兒手機續費。哀悼信息在群里連成長龍。隨後這些年，在馬航家屬大群里，我看到過幾次家屬去世的通報。

葉倫很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體重超過200斤，腿腳不方便，總搭姜輝便車去空港中心接待處，後因對殘骸的不同看法，與姜輝疏遠。葉倫在2023年4月去世，只有57歲。發布消息的人寫道：「他去了那個沒有失聯的天堂和他的雙親團聚了。」這句話構成一個傷感的悖論：葉倫是個陰謀論者，相信父母被秘密關押在美軍沖繩基地。

我注意到，葉倫噩耗傳來，大群里只跟了零星幾條留言。「過去我會在群里說一句客套話，那天我就沒有。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我不知道，我迷茫，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安慰在群里的那些老人。」白栓富說。

「能說什麼呢，無非是讓大家更悲傷。」徐京紅說，眼淚從她臉頰滾落，「我想每個人心情都應該是很沉重很沉重的。」這些年下來，至少有十幾個家屬去世，其中也包括她的父親。一些噩耗沒有在大群發布。

徐京紅永遠記得，父親臨終時對她說的一句話：「你看你媽這個事情也沒個結果，不甘心啊。」

父親去世後，有一天，徐京紅產生一個念頭，想給母親做個衣冠冢，讓父母合葬。她輕描淡寫地告訴了權義，希望他來拍照做些記錄。權義知道，決定是沉重的，她在尋求告別的一種儀式。但這件事卡在一個環節，她無法逼自己去法院宣告母親的死亡。

MH370乘客的生死，不僅是一種認知問題，也是一個法律問題，涉及私家車年審、房產過戶各個方面。在一些人看來，不得不去開的死亡證明，就像親手殺死了親人。因此，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幾乎是年長父母）寧願相信「人還活着」。

你可以說，他們這樣想，不完全是出於愛或者希望，自我說服或者絕望，也基於某種合理的邏輯。姜輝說，如果只有一條路可選的情況下，你是願意樂觀地走，還是願意悲觀地走？道理適用在這裡。既然各種推測都無法證實，你是願意相信人活着的陰謀論，還是相信人死了的墜毀判定？

壞消息是，你逃避不開現實，從前的幸福遠去了，痛就在那裡。你的疑惑解答不了，反而衍生更多。時間流失不是以天來感受的，而是分與秒。你可能被刻畫為某種奇觀，旁人只看到你緊緊拽住的念想，卻無法理解你經歷了什麼，是什麼讓一個無辜的普通人陷入這種處境。好消息是，你獲得了某種精神支柱。你感知到孩子在地球上另一個地方的存在。你有了盼頭。你可以重新定義時間，因為你擁有未來。

當你相信人還在的時候，你得到的反饋幾乎是正面的。不久前，包蘭芳同學聚會，五六家人紛紛跟她說：「包子，你相信吧，孩子肯定好好的，能回來。」

早些年接觸家屬時，我見過那些堅信者。2017年，我住在文萬成的家裡，他太太李繼平為我煮麵。聊起搬入的新家，她操着山東方言，語氣平板地說了一句：「簡單鋪了地板，等我兒回來要重新裝修的。」我至今忘不了那一刻她神情篤定的樣子。當時有一次，我去找退休工人戴淑琴。她疲憊而虛弱，但聊到妹妹還活着的種種「證據」，她昂着頭，臉上的烏雲消失了，逐漸變為幾乎是興高采烈的表情。

這種堅信為心理諮詢設置了挑戰。「我跟一些心理醫生聊過，他們說心理援助的前提要有一個底，接受家人的死亡，然後在此基礎上恢復建設。」姜輝說。馬航代表拒絕提供心理援助時，理由正是如此：「沒有辦法去做。這些家屬都是堅信人還在。」

經過這些年，堅信者變少了嗎？換一個角度看，參加集體活動的人數大幅下降。疫情這幾年，周年紀念改為線上進行，也不過三四十人參加。但包蘭芳始終都在。

如今，每周四上午是外交部固定接待家屬的時間，那間沒有暖氣的接待室接替被關閉的空港中心，成為家屬們新的集合地與取暖之所。多則十幾個，少則八九個家屬匯聚而來，包蘭芳兩口子和她親家，就占了四個名額。

去年7月，四個名額中少了一個，包蘭芳的老伴去世了。

「要沒有370，什麼事都沒有，我愛人也不會有事。」包蘭芳說。丈夫是個強大的人，總鼓勵她。出事第一天，他沒有慌亂，告訴她：「要是劫機就好了。」她仰着頭望向丈夫：「真的嗎？」丈夫身高一米八多，她習慣仰頭看他。孩子不會有事的，丈夫說，他繼而提到，兒子當年預產期拖了一個多月才出生，最後還不是平安落地了。

他們都相信人還在。為了安撫同住的婆婆，夫妻倆編織了一套完整謊言。老太太臨終都活在這個善意的謊言裡。

說不清從什麼時候起，包蘭芳再與丈夫探討飛機的去向，丈夫變得不愛說話了。「這只是你想的，希望是這樣。」他說，「你就等吧。」再往後，樂觀之火在他身上漸漸熄滅了。他的眼睛變得混濁、呆滯。他告訴她，人還活着，但應該回不來了，「不會放」。她料想不到「什麼球都打」、身體強健的丈夫衰退得這麼快。

丈夫在去年7月猝然去世。那天趕上包蘭芳生日，丈夫說蛋糕留着明天吃，「我還是吃你的生日面」。

丈夫葬禮那天，她一滴眼淚也沒有掉。告別講話時，她特別平靜，對着丈夫發了誓，一定要走下去，讓孩子回來。那是她不得不堅強的一刻，她得撐着。從前什麼事都不用操心。她連手機都沒有，倆人形影不離，手牽着手。「上哪兒都是他帶着我，東南西北都鬧不清」，她說。後來要「找人」，她才學會用智能手機。

在家屬微信群里有這樣一些網名，透露出與飛機的關聯：「逢凶化吉」「平安回家」……他們均是孩子的父母。包蘭芳叫「三祥開泰」，數字三代表兒子、兒媳與小孫子。她朋友圈轉發大量影音號的歌舞視頻，這是故意為之的，她用這種方式告訴親友，「我很好，我沒事」。

我聯繫她時，她很冷漠，大多家屬不寄希望於媒體。但見了面，她變成那種常見的最熱心的北京老太太。看我羽絨服衣領敞開，她很自然地上前拉緊。她已吃過早飯，但還是想帶我去附近一家老字號吃。回到她胡同家裡，她不斷塞給我包子、牛奶。最後，她看着我，「有什麼問題你直接問就好了。」

無須提問，談話能持續進行下去。她向我回憶着她的亡夫，任何話頭，總能歸向那裡。因「文革」分開的那些年。他有多愛吃她做的飯。她半夜扒拉醒他聊馬航，他再困也陪着。別人勸她，多想他的壞處，你就不想他了，她一下哭出來，你不了解他，他沒有壞處。她知道我的報道主題，但提及兒子的時候反而不多。舊的悲傷還在那裡，原封不動，新的悲傷已經覆蓋了上去。

「新」的故事

梳理這些年媒體對家屬的報道，我意識到似乎存在某種偏差。接受媒體採訪的人，永遠是還在堅持找尋、持續發聲的人。儘管他們內部也有理念不同，本質上還是同一群人。而那些早已往前走的人不會接受媒體採訪，也難以找到。那麼我們呈現的會不會只是局部？我們是不是無意地英雄化了某一種選擇，而忽視了其他選擇？而做出了另一種選擇的那些人，他們經歷了怎樣的十年，是否真的已經選擇了往前走？

汪樂讓我有機會看到另一種路徑。看上去，這似乎是個全新的故事，可以成為那個始終執着群體的對照，但同時，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上述所有痛苦、折磨為何如此深重的一種印證。

汪樂的太太曾是一名記者，是我的朋友。她曾告訴我一個關於她家的秘密：她的婆婆（即汪樂母親）在那架飛機上。這聽起來難以置信，讓人喟嘆命運弄人，MH370事件不是新聞，而是某個朋友家庭里具體的痛。在十年之際，我請求和汪樂聊聊。發出信息隔了大半個月，他答應了。

外婆怎麼辦？父親怎麼辦？汪樂說，那是事發後首先腦子裡浮現的念頭。因為父母吵架，母親去馬來西亞玩時，叮囑兒子不要說。他需要從頭向父親解釋這一切，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他需要照顧到很多方面，不能讓父親餘生留在愧疚之中。

從一開始，他與其他家屬就有物理意義上的疏離。為了逃離極度壓抑的氛圍，他們一天也沒住進麗都酒店免費提供的房間，寧願每天打車往返發布會。接下來，疏離感發生在心理層面。「我覺着抱團沒什麼用，我不希望再因為這件事干擾我正常的生活，我家人的正常生活。」他從未加入家屬群。父親在群里，參加集體活動不夠頻密，遭到某些家屬的嘲諷，「之前怎麼沒見過你啊？你怎麼這麼不關心家裡人？」汪樂更增牴觸。

他很快接受「母親沒了」這個認知。本質上是因為自己的無能為力，「這個事遠遠超出咱們能夠控制和理解的範圍了，打破頭我也找不到答案。」另一方面，如果相信傳言，母親還活在某個島上，對他是個更難接受的畫面。「她高血壓，又糖尿病，沒有藥。即便她還活着，那你覺得能好得了嗎？這人怎麼受虐？那不比沒了痛苦多了？」

他對飛機的判斷，反而呼應某種陰謀論的猜測，「飛到一定高度，所有人都窒息了，沒有知覺了。最後這飛機墜毀了，所有人都結束了，沒有任何痛苦。」區別在於，他不去細想是否有劫機以及背後原因。

我問過許多家屬同一個問題，事件至今，最痛苦的是哪一天。姜輝告訴我，是清明節，這是一年中最讓他無法自處的日子。他不能祭拜母親——那就是默認母親死亡了，也不能假裝無事發生。白栓富提到2014年的中秋節，那本該是團聚之日，卻處在一個心酸的時刻表上，距事發整整半年。

只有汪樂選擇了2014年3月8日，事發之日。「從男孩到男人的轉變吧，」他說，「沒有任何更大的痛苦能夠打擊到我了。」

據他說，他得到了某種平靜。親人沒有出現讓他擔心的狀況。2014年夏天，79歲的外婆報了旅行團去希臘。她堅持一個人去。再後來，父親短暫地進入了一段關係，他對此既感到彆扭又欣慰。自己的生活也不斷翻頁。2016年，他放棄北京穩定的工作，去上海創業，開拳館。疫情前，他去美國讀書。再後來，他成為一名綜合格鬥經紀人。最近一次我在互聯網上看到他，他站在張偉麗旁邊。

他告訴我，如果不是MH370事件，他不會走到今天。事件之後，他常有一種換位思考，「如果我媽在，她會讓我怎麼辦這個事呢？」他想，母親一定不希望他活在涕淚之中。後來的每一步，都是對從前生活的一種顛覆，都意味着某种放棄與重啟。在想不通問題的時候，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母親的聲音總會浮現在他的腦子裡，化作一種加持。「兒子能夠更堅強一些，能夠繼續往前走。」

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在事件之後。那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上午，他和太太去領了結婚證，沒有任何儀式。從民政局出來去飯館吃飯的路上，太太和她父母聊天，他一個人走着，沒有母親的陪伴。但就在那幾分鐘裡，他突然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從未體驗過的幸福感。

他自幼和母親關係極好，母親曾和他聊《水滸傳》，說唯一喜歡的人就是林沖，因為他疼老婆。現在，他定居在拉斯維加斯，兒子去年出生。「從小我媽教育我就是要照顧好自己的老婆，照顧好自己的家庭。現在我要做好這些東西，也算是謹遵她的教誨吧。如果她能感受到，她能看到，好兒子，做得不錯啊。」

去年網飛出了馬航的紀錄片。他看到了，想了想，還是沒點開。「如果一旦有了什麼實質上的新內容，網上肯定鋪天蓋地各種新聞就出來了。所以看它幹嘛，算了，來回來去就那點事。」他甚至說，這件事已在他的日常之外，「你剛一說我才想起來快十年了」。

但他也有他的堅持。他向來只說媽媽走了或者沒了，不用那個字。「不是說這字眼難不難聽的事，是確實也沒有證明她死。」他說。美國訴訟失敗後，他家並未在中國加入起訴——這是對平靜生活的一種保護——但也沒有接受和解。「誰知道十年之後又發現了什麼，二十年之後又發現了什麼，有一些所謂陰謀也好，或者被解密了，我當然要保留我這個（追究）的權利。」

讓生活繼續，接受那個本該共度一生的人沒了，痛苦真的會比否認接受，少一些嗎？而就算痛苦少一些，關於飛機的種種疑問能從腦海中就此消失嗎？哪怕疑問消失，這算是一種逃避與自我欺騙嗎？我放棄了追問。汪樂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不是被審訊的犯人。我對他的講述充滿感謝，他本不必經歷這些，他對媒體沒有訴求。從他開口之後，我就在為他捏把汗。這種袒露，會為他帶來什麼？當大眾已經習慣了以某一種特定路徑進入這個故事，新的路徑會不會為情感上的接受帶來挑戰？

他自洽的敘述里，存在一處破綻。他習慣換位思考，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換位發生在另一種處境——他是那個在飛機上的人，母親會怎麼樣？

故事將完全變了，之前所有論證的正當性失去了，他想。「可能對於一個母親來說，兒子是她最後或者最大的希望。她已經年過半百，不會像我這樣繼續往前。她會不惜一切代價，我就是要把我兒子找回來，我就是要知道你把我兒子弄去哪了。」

「我相信她一定比我更痛苦一萬倍。」他說。

自己的路

隨着交流深入，我漸漸意識到，家屬之間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線。陰謀論主義者與實證主義者。停在原地的人與往前看的人。和解派與行動派。各種角色捆綁交織。這些定義亦是模糊、含混、變化的。簽了和解協議未必意味停止尋找真相。早早淡出群體未必意味着放棄追責權。面對一個航空史上的最大懸案，沒有什麼當事人的處理經驗是可以被傳授的，每個人探索着自己的路。

因為一些難言之隱，白栓富很早就接受馬航和解協議了。但與自己的和解是另一回事。企業管理基本放下了，社交也消失了，他沉浸在悲傷里。為追蹤飛機線索，他和另外幾個家屬數次出國實地探訪。

從2017年隨姜輝去非洲尋找殘骸回來後，他意識到個人的渺小。他想，飛機上的妻子不會願意看到這樣的丈夫。「不管現在我愛人發生了什麼，我帶着孩子還要往前走。」

他試着尋求一些改變。第一個舉動是，離開舊日生活場景，從老房子搬出，把愛人喜愛的物件保存在一個箱子裡。他想，通過這種方式，可能會減少自己的痛苦。這並不意味着同盟的瓦解，也不意味着關係的終結，他只是退出飯局，越來越少在群里回復消息。那一年後，他再沒有參加吉隆坡的周年聚會。

繁複的航空資料，不再是他的關注重點。回老家看望丈母娘的時間多了。從一年兩三次，調整到一兩月一次。「不要讓他們覺得女兒離開，失去了一個完整的家。」

在一個周末，他主動對女兒說，咱們去潭柘寺吧。這是一次久違的出遊。一路上父女都在積極交談。還是有想起太太的瞬間，他告訴自己，她只是今天沒時間陪我們。在寺廟裡，他許了願，但內心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平靜。那一天是快樂的嗎？也許是裝的，那種快樂和三人在一起的快樂不一樣。

「裝一回不像，你裝十回、一百回的話，裝時間長了，就像了。」他說。

幾年前，女兒在美國生子，坐月子期間，白栓富去照顧了一個月。家有喜事，他理應是開心的，卻又墜入黑暗谷底。他做每頓月子餐，照顧小寶寶，洗衣、清潔。這些對他沒有任何挑戰，不會就請教有經驗的親戚就好了。難的是，他總會想起太太。如果她在就好了。夜裡他偷偷哭，不讓女兒知道。

今年公司年會，白栓富上台演講，餘光瞥到台下有一個人，輪廓和臉恍若他的太太。他想起10年以前，太太也參加過公司活動，他還給她拍照。情緒翻湧，他提前結束了講話。

大約在三四年前，徐京紅決定洗掉手臂上的飛機紋身。洗遠比紋更痛，她忍不住哆嗦，整塊手臂腫脹起來；也更難，洗了三四次，還殘留一些飛機輪廓。這難道是一個隱喻嗎？放下比記住更痛、更難。

在外界看來，這是她的一種自我折磨。但洗紋身這個舉動本身對她有某種意涵。她需要往前走，她需要一種了結。

自父親離世後，她有意識去找令生活重啟的方式，把煙和酒都戒了，還學寫字，學畫畫，學古箏，學舞蹈，在其中得到了一種貌似快樂的情緒。她嘗試各種戶外運動，騎行、出海釣魚，一次爬野山失溫，差一點就死了。劫後餘生讓她生發出許多感悟，要放下「我執」。

她重新擁有正常人的生活了嗎？所謂頓悟是真實的嗎？她有時又想，是不是只是掩耳盜鈴，「用其他的事情來控制自己思考的時間」。

去年底，以前的老闆致電她詢問近況。經過近10年空白期，她重新工作了。「我不能說我走出來了，我沒有走出來。」她說。

早在飛機殘骸被發現後，徐京紅接受斯人已逝的判斷，但最近兩年，她又重新回到陰謀論的軌道，「母親一直活得好好的」。「什麼時候告訴我飛機找着了，我才覺得這件事情可以蓋棺而論了。」她說。

十年之後，出現在我面前的魏守厚，不再是那個在墨爾本即將就讀金融學碩士課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碩士課程一天也沒有上過。闖蕩西方的夢想早已漂遠了。他在事發次日就趕至北京，從此生活停滯下來，除了去「找人」，他幾乎不出門。很久之後，在家人勸諭下，為了分散注意力，他在石家莊找了一份銀行前台櫃員的工作。面對客戶，他需要微笑，這對他一度非常困難，「我做不到」。

他把自己封閉了很多年。他抗拒婚姻。直到幾年前，遇到了那個對的人。關係確定後，他決定是時候了。於是他全部講了出來，這些年憋在心裡、沒有說出口的話。他完整的故事。她拉起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他哭了。

「她說跟我一起陪着我走下去，一起去找我們的爸媽。」他回憶。

他一直有個習慣，給父母發短信。最開始每天發，後來，隔段時間發。2024年，他升級成為爸爸。交流在繼續。

「爸媽，我有了孩子，我一定好好培養他。希望有一天你能見到你們孫子。」

十年前，事發後，姜輝就把母親照片全部打包，收到一個箱子裡，再也沒有打開過。「只有當這個事件水落石出，我覺得才能面對我母親照片。」

他至今沒有放棄的雄願，是建立一個MH370搜索基金。按之前想法，資金規模要有「2億美元，按照5%的中低收益率來看，利息應有1000萬元」，滿足僱人僱船的費用。現在，他把目標調小為9000萬元人民幣——這個請求寫在國內提起的對馬航的訴訟里——改為懸賞搜索，第三方找到飛機後再支付。

他向我比較前兩次大面積水下搜索：2015年的三國聯合搜索，耗時一年多，耗資1.5億美元，範圍是12萬平方公里；2018年「海洋無限」的搜索，相似的面積只用了100天和幾千萬美元。他以此判斷，隨着科技進步，搜索成本將越來越低，效率越來越高，找到飛機只是時間問題。他的另一個結論則較為大膽：「再過5年、10年，我們家屬自己出資甚至已經可以完全覆蓋搜索（花銷）。」

72歲的包蘭芳能做的事情很少。她無力像姜輝一樣去研究、調查，她連地鐵都儘量不坐，因為路線繞得她迷糊。她能做的，就是每個農曆初一和十五，來到這個北京二環內的寺廟為MH370乘客燒香祈福，她總是起個大早，騎着自行車過來，爭取燒頭炷香。三炷香，兩盞蠟燭，她依次舉過頭頂，拜了幾拜。這一系列動作，她已經做了將近10年。封控期間都沒斷，她把香火擱在緊閉的寺門口。

還有每周四坐上109路公交車，前往外交部。但並不是說，一周中剩下的日子，包蘭芳就能正常生活了。「來外交部的這些人基本上不能，肯定心裡那什麼啊。」他們管自己叫「祥林嫂」。

那間接待室里，連座位都是不變的，包蘭芳每次都挨着親家母坐。「有什麼好事？」這是家屬的開場白。不是有什麼消息，不是有什麼進展。他們用的詞是，好事。一個家屬會拍上一圈，把視頻發到群里。往往只有連雲港的謝修萃——她也是一名乘客母親——會在下面接一句：「老哥哥老姐姐你們辛苦了。」對那些只在群里說說話的家屬，包蘭芳仍抱有微詞，「很不齊心，都在等着摘果子吃呢。」

最近，包蘭芳有了個緊迫的心愿，要捐兩萬塊錢給台灣慈濟會。她問了姜輝，問了權義，又問到我這裡。當初在麗都酒店，慈濟志願者陪伴着家屬們，帶來許多安慰。後來這些年，失望的事情太多了，最初遇到的善意，變得彌足珍貴。丈夫生前，她總念叨，等事情解決了，一定要捐一筆錢。丈夫走了，她不想再等了。

這不是筆小錢。她的錢是省下來的。出門不打車，在拼多多上買菜。有次，一個家屬應該是發錯了群，在大群里提醒她某家超市土豆賣1塊2毛8一斤。但大錢——那筆252萬元的和解金，她也不想領。姜輝勸她，不如把錢領了，每家拿出50萬元湊成搜索基金。她說50萬我拿得出來，沒有可以借。不能動你的養老金，姜輝說。他再也沒有提過這件事。

最後，權義再次提起了一個名字：漫步魚。那是一個女孩的網名，她的丈夫在飛機上。當時，大家把她當作要保護的小妹妹。持續幾年，她都陷在嚴重抑鬱中，暴瘦到六七十斤。「漫步魚」在微博訴說着對機上丈夫的思念，曾牽動無數網友的心，在2019年，微博停留在了最後一條：那個跟我說「承君此諾，必守一生」的人，可能，真的，不會回來了……

作為朋友，權義見證了「漫步魚」的新生。她有了愛人。她帶着他與權義見過。她結婚了。進入2024年，她將迎來孩子。權義想為大肚子的她拍一組不露臉的剪影，將來有機會展出。他相信，那代表着希望和美好。她答應了，但在最後一刻又拒絕了。

她說，不想讓孩子知道整件事情。公眾不會知曉她的真實名字。有些東西永世不忘，但她也將繼續生存下去，以一個不被談論的普通人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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