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和美團里的女性：派單無性別，她們卻賺得更少

2020年11月，43歲的美姐（化名）開上了滴滴，第一單跑了10塊2毛錢。儘管有十幾年駕齡，跑第一單時，美姐的心還是砰砰地像要跳出來似的。到了目的地，她不會收錢，好心的乘客告訴她該怎麼在APP上操作結算。第一天從下午一點跑到五點多，總共跑了143塊5毛錢。

美姐在杭州做了二十多年服裝批發生意。2018年她生了一場大病，2019年註冊新公司在抖音上直播賣服裝，趕上疫情生意完了，她還因此背上了債務。爸爸在疫情期間去世，人生的最後階段見證了她的「一事無成」。

她每天凌晨三點多出車，跑到上午十點多早高峰結束，然後收車回家休息。吃過晚飯後，她會再出來跑，跑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基本一天能跑八九個小時。雨天、雪天，她都會出來跑車，惡劣天氣時每一單平台都會額外發紅包。颱風天她也出車，可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她就坐在車裡，看暴雨打擊樹葉，發出嘩啦啦的聲響。

熟悉業務後，一天下來，美姐的流水三百多塊是常態，最多時有五百多塊。流水是司機的純收入。同一單滴滴，乘客和司機看到的價格不同，司機看到的是扣除了平台抽成後的價格。外界分析網約車平台抽成一般在18%~30%之間。美姐覺得滴滴好就好在，門檻低，肯吃苦就會有收入，這讓她能重新來過。

如此講述故事，則又是一個科技讓世界更美好的案例。只要努力，誰都有機會；只要下載APP，誰都可以嘗試，而且多勞多得。更美好的是，通過網絡平台接單做零工，平台會一視同仁，派單不區分性別、核算收入也不區分性別，女性不會面臨同工不同酬等存在於傳統職場的性別歧視。零工經濟（gig economy）因此被塑造成提高女性地位、促進性別平等的靈丹妙藥。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謝富勝教授分析「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8）」的數據後發現，零工就業者工作收入平均比傳統就業者低14.8%左右。女性就業群體中，零工參與帶來約24.1%的工資下降效應，而男性就業者中這一數字僅為10.8%，兩者存在顯著不同。也就是說，通過像滴滴一樣的網絡平台做零工，並沒有帶來性別平等，女性因此受到的負面影響要比男性大得多。

既然平台一視同仁，那是什麼導致了男女收入差距？又是誰在歧視女性？

所謂靈活，所謂自由

杭州市內的公共廁所雖然不少，但周圍允許停車的不多，一次美姐送乘客到杭州東站，想着正好可以順便去趟廁所。美姐下車時沒關滴滴，由於不手動拒絕系統便會自動接單，她回來就發現有一單過了接客時間。乘客投訴，她因此被扣了12分服務分，原因是「長時間滯留未前往停車點去接乘客導致取消」。從此，美姐便有了個條件反射似的習慣——去廁所前，一定會先把滴滴的接單功能關了。

每位滴滴司機每天的工作流程都是相同的：打開滴滴客戶端，點擊接單按鈕，等待系統派單；接單後，去客戶端上顯示的目的地接客；乘客上車，滑動按鈕開始行程；到達目的地，滑動按鈕結束行程；系統自動計算費用；訂單結束，接受系統派發下一單；結束一天的工作，關閉滴滴客戶端。

一頭一尾，都由司機本人控制。打零工和朝9晚5、996甚至007等傳統僱傭模式的一個顯著不同之處在於，靈活自由。一天什麼時候開始工作、什麼時候結束工作、中間要不要休息，都由自己決定。在這條流程固定的「虛擬流水線」上，司機似乎成了自己的老闆，無需應付令社畜苦不堪言的制度、層級。

美姐當初選擇做滴滴司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時間靈活：「作為寶媽，當滴滴司機比較自由，能照顧家裡孩子。不然你哪裡找可以接孩子上下學、中間還能回家搞衛生的工作。」

不止是美姐一個人這麼想。根據滴滴2021年發布的《滴滴數字平台與女性生態研究報告》，237萬名女司機在滴滴平台獲得了收入，其中66%的女性選擇滴滴的原因也是「時間靈活」，41%的女性網約車司機認為開網約車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時間。

然而，滴滴司機的自主性也只體現在時間上。除了時間表由自己安排外，能接到幾單、長途還是短途、一單多少錢都由平台的算法決定。

2021年，因抽成過高被8部門約談後，滴滴公布了平台的收費定價機制。滴滴分時段計價，不同時段的起步價、里程費、時長費各不相同。其中司機分成包含：每筆訂單的基礎收入、其他收入（乘客支付的動態調價、調度費、感謝費、取消費、春節服務費等，平台支付的空駛補償等）；司機補貼包括：平台發放沖單獎、早晚高峰獎、節日補貼等。

令人眼花繚亂的費用和補償，統統由算法來決定。

至於為什麼一定要把機制弄得這麼複雜，滴滴的回應是：「為了激勵司機在雨雪天氣、早晚高峰、節假日出行高峰、需求旺盛的區域多出車接單，平台會通過補貼激勵司機多勞多得、優勞優得。如果完全按照『平均主義』，那意味着失去供需調節的彈性，高峰期和熱點區域就更難打到車了。」

因此，司機雖然掌握了出車與否、什麼時候出車的自由，但如果不順應滴滴的調控、不在系統想讓你出車的時候出車，結果就是收入的銳減。這就是美姐為什麼絕不會錯過早晚高峰的原因，也是她頂着颱風坐在車裡的原因。

為了鼓勵司機多接單，滴滴還會定期出台獎勵機制。獎勵的具體金額和形式在不斷變動，但其目的不曾改變——鼓勵司機多多上線、多多接單。

對於希望看到的行為，平台予以獎勵；對於不鼓勵的行為，平台會予以懲罰。有一次美姐早晨去接乘客，到了目的地，乘客還沒起床。美姐取消了訂單，被系統判定為「違規」，取消的責任在她，這一單沒有空駛補償費。另一次，她晚上收車回家後，忘記關滴滴的客戶端，系統給她推了一單。她打電話過去告訴乘客她是女性，不想跑夜車，希望乘客取消訂單。乘客倒是挺和氣的，可這一單被滴滴判定為「誘導乘客取消訂單」。後來，美姐才了解其中的門道。碰到不想接的單子，要把車開到目的地附近，然後把車停在一個隱蔽的地方，儘量不讓乘客找到。與乘客「鬥智鬥勇」後，乘客取消訂單，司機才不會被滴滴懲罰。在系統內能享受到的自由，也就如此程度而已。

不被青睞的女性，系統評分低 

美姐曾因去廁所錯過忙不迭蹦出來的訂單，也曾在市區里等待一個多小時無單可接。她捉摸不透滴滴複雜艱深的派單機制，但有一點她是確定的：司機分數越高，越容易接到單。

每位滴滴司機在系統里都有一個分數，即口碑值。口碑值由出行分、服務分、安全分和合規分構成，分數越高，平台越青睞司機，其接到的單子也就越多。去廁所被扣的那12分，美姐差不多要跑500單才能補回來。

美姐羨慕那些可以一天連續開十幾個小時車的男司機。他們心無旁貸，收車回家後倒頭就睡，睡醒了接着出車，一個月收入一萬七八，多的能有兩萬多。（滴滴有預防疲勞駕駛的策略，司機連續出車一段時間將被系統強制休息，但在現實里，司機很可能會切換到其他共享車平台，繼續接單。）

美姐每天中午也會回家，名義上是休息，可這段時間其實是她做家務的時間。洗衣服、拖地、搞衛生，各種雜活兒都幹完，晚高峰再繼續出車。

然而在滴滴平台上，一位司機出車時間越長、接單越多，其出行分就越高。出行分越高，口碑值越高，單子也就越多。如果女司機在家裡做無償勞動的時間男司機用來跑車，兩者的出行分就會出現差距。

不僅如此，女性特殊的生理狀況還可能影響她們最終的口碑值。比如女司機如果因月經身體不適一兩天不出車，分數就會受到影響；可強忍不適出車，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決定。滴滴平台還傾向於把空車調度到車少的地方，如果拒絕調度，司機的服務分會降低。女司機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可能會拒絕偏遠地方的單子，特別是在晚上，這又會影響到她們的分數。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關曉立對滴滴女司機做過近兩年的田野調查。她指出，滴滴平台的理想員工是一名可以連續工作多個小時的司機，TA沒有家庭的累贅、無需照顧老人孩子。平台派TA到哪裡，TA就去哪裡，不會因為身體或其他原因拒絕派單。換句話說，這個「TA」更可能是一名男性。女司機不符合系統對「理想員工」的設想，雖然APP誰都可以使用，但是獲得單子的機會在男女司機間是不均等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科迪·考克（Cody Cook）等抽取了100多萬名Uber司機的數據，發現男司機的小時收入比女司機多7%左右。除了跑車時間、對單子的偏好外，還有一個原因導致了性別收入差距——車速。男司機車速平均比女司機快，這導致他們完成一單的時間更快，因而能在單位時間內接到更多單子。

根據上文提到的《滴滴數字平台與女性生態研究報告》，女司機開網約車的前三大優勢是女性更細心、對女乘客更友好，以及駕駛更平穩。同時報告顯示，獲得經濟獨立從而更加自信的女性司機比例遠高於男性司機。也正是基於獲得經濟獨立這一點，外界將女滴滴司機的出現同女性地位提高聯繫到一起。

然而，通過開滴滴獲得經濟獨立是否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關曉立曾接觸到一對雙方都開滴滴的夫婦，丈夫一天能工作十六個小時，妻子由於得照顧孩子和婆婆，一天只能工作十個小時。經濟獨立並沒有改變無償的護理和家務勞動由女性來承擔的狀況。確實也會有女司機因為開滴滴有了收入，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專心於工作。但一位女性擺脫了無償家務勞動的負擔，其後果可能是由另一位女性來承擔，比如家裡的活兒改由婆婆來做。因此，一位女性在家中地位上升的同時，可能意味着另一位女性地位的下降，後者被迫要為整個家庭做出更多犧牲。

無償家務勞動依舊由女性承擔，女性因而不被系統青睞，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零工經濟推崇的靈活，似乎只有女性在「靈活」。

除了要兼顧事業和家庭，同傳統職場一樣，通過網絡平台做零工的女性依舊要應對可能的性騷擾。

摸大腿、言語騷擾、借酒裝瘋……經驗告訴女司機，不能指望平台來解決性騷擾問題。如果想要平台出面，她們得先上報遇到的狀況，平台會要求她們提供一系列支持性證據。折騰了一圈，平台也不一定能給出靠譜的解決方案，還耽誤了跑車賺錢的時間。於是，她們要麼忍氣吞聲咽了委屈，要麼強硬地頂回去。

事實上，就連滴滴公司的官方司機群，都瀰漫着「有毒」的氛圍。每個地區的滴滴司機有一個大群，管理員會在群里發布公司的通知安排等。群里絕大部分成員是男性，他們會肆無忌憚地講黃色笑話、發女性裸體照片，完全不顧及群里的女性成員。這種行為屬於典型的職場性騷擾，可在因打零工而拉起的群里，邊界就微妙了起來。

關曉立接觸到的女司機們單獨拉了一個只有女司機的群，進群要先發語音確認性別。在群里，大家會交流工作經驗，分享育兒心得、減肥秘籍，興致來了還會唱會兒歌。哪位姐妹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其他人會團結起來為她說話；有哪位單親媽媽實在沒空照顧孩子，其他姐妹會幫她帶。即便如此，為了不錯過滴滴公司的重要通知，她們還是會留在公司的大群里。偶爾一個區域的滴滴司機會搞大聚會，女司機們一般不參加。用美姐的話說：「一群男的在那兒喝酒，有啥意思？」

自由、靈活、誰都有機會、只要努力就會有收入、越努力賺得越多，零工經濟聽起來美好得像烏托邦。因而，有人會想當然地認為一個人收入低完全是她個人的責任。誰讓她不多接單？誰讓她不增加出車時間？

然而，把責任完全歸結於個人忽視了背後結構性的問題。關曉立認為，工作中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會降低女司機工作的積極性，不得不顧家會影響她們在系統里的評分，安全因素局限了女司機工作的時間和地點等，這些都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我能決定男乘客不騷擾我嗎？我能讓系統給我派單嗎？我能不管孩子、不做家務嗎？如果女性能自己決定這些，你才可以說收入低可能是女性自己的選擇。」

女騎手，「男耕女織」性別分工下的越軌者

木子（化名）從16歲起便在外打工，在深圳富士康工作。2020年地攤經濟火了一陣，她擺地攤賣過辣條，邊賣邊在抖音直播。今年她又送起了外賣。晚上7點從富士康下班，她就會打開美團接單，騎着她的二手電動車在商家和小區間奔走，送到晚上十一二點左右再回家休息。

第一天送外賣，她4個小時跑了9單，收入46塊9毛。高檔小區不讓電動車進，綠化又做得好，樹木茂盛，燈光灰暗。木子看着一排排相似的公寓樓，完全找不到方向。總算送完外賣準備回家，她被突然啟動的轎車撞倒。情緒湧上來，木子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場。雖然交警判對方負主要責任，但200塊錢的醫藥費木子到仍沒要回來。那天回到家已經快凌晨4點了，她幾乎沒怎麼睡，7點鐘便出門去富士康上班。

送了11天外賣，美團扣了她10天的商業保險費，只有第一天沒扣。外賣員不屬於美團員工，沒有社保，美團稱為了保障騎手權益，代為繳納保險，費用從外賣員的佣金中扣除。

11天外賣，木子總共跑了552塊錢。每天給電動車充電要花5塊錢，電話費算1塊錢，再扣掉一天2塊5的保險費，還剩大概470元。11天，每天跑約4個小時，平均算下來，時薪只有10塊錢左右。這還沒扣除200塊錢醫藥費。深圳2022年最低工資標準2360元/月，對應的非全日制職工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22.2元/小時。

根據美團、餓了麼兩大平台的數據，2020年以前，全國範圍內的外賣女騎手比例一般低於10%。疫情後，受經濟大形勢的影響，女騎手的人數逐漸增加。據媒體報道，北京等地區的女性外賣員比例已經超過10%。

外賣行業和網約車行業有許多相似之處：男性占主導地位；男性車速更快、對路況更熟悉；送單量更多、用時更短的人，會擁有更高的系統評價從而得到更多單子，系統算法的派單、考核、獎勵都對男性更友好。女性會因安全原因拒絕派單，也會因生理期的到來備受困擾，得不到系統的偏愛。

普通男性騎手的日接單量在30~50單，而30單幾乎是普通女性騎手日單量的上限。和在其他行業一樣，想要趕上男性同行，女性只能更勤奮地工作。「單王騎手」指的是在某個站點當天或當月接單量第一名的騎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黃岩和莊麗賢統計發現，為了獲得同等水平的總單量，女性單王騎手日平均勞動時間為11小時左右，比男性單王騎手多1到2小時。

即便接單量相同，也不代表收入相同。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對女騎手進行過抽樣調查，發現女騎手的訂單里，配送費單價10元以上的占20%，單價5~8元的占22.45%，單價5元以下的則達到44.38%；相比之下，男騎手訂單的單價10元以上的占30%，單價5~8元的占33.07%，單價5元以下的僅為24.29%。

木子一天晚上最多接過14單，收入69塊9毛，平均一單5塊錢。14單看似不少，但一半以上都不是什麼好單——8樓、10樓、7樓，全沒有電梯。到家樓下後，她累得在路邊坐着緩了口氣，才鼓起勇氣爬向9樓的家。

系統不派單的時候，要拼手速搶單。幾乎只要猶豫一秒鐘，好單就沒了。木子搶單搶不過別人，只能撿別人剩下的單，比如送去醫院的訂單。搶單、爭單王、像遊戲一樣提升等級等平台設置都是為了激發外賣員的好勝心，讓騎手「自發」地多勞多得。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梁萌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送餐明明屬於服務業，服務業向來以女性從業者居多，為什麼轉移到網絡平台上反而成了男性主導的行業？她對比外賣平台和家政平台後發現，兩個平台都有理想的勞動者，平台通過不同的勞動報酬機制、運營規則等吸引到想吸引來的人。

外賣平台強調競爭，類似升級打怪的騎手晉升機制更符合年輕男性的口味；而在以中年女性為就業主體的家政平台上，所有訂單都是系統提前指派的，勞動者之間不需要競爭。後者的機制能保證相對穩定的工作量和收入、不確定性更低，更契合中年女性的訴求。

另外，家政平台會按家政工的居住地指派訂單，工作地點一般離家不遠；外賣員在路上，系統派什麼單，他就得接什麼單。想賺得多，外賣員需要全天候待命，特別是高峰時段，而就餐的高峰時段往往又是要接孩子、回家做飯的時段。家政平台的訂單不區分時段，又可以提前定好第二天接的單子，確定的時間表更方便女性兼顧家庭。

因此梁萌認為，雖然平台經濟下呈現出的職業性別隔離和線下傳統行業無甚區別，但這不是傳統的自然延續，而是平台的有意構建，以便吸納穩定一致的勞動力群體。

零工平台打破了舊的藩籬，築起了新的圍牆，不變的是「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當然會有越軌者的存在，嚮往更自由、更靈活工作的不只有男性。在為男性量身定製的系統內打拼，女性經常有一套自我疏解的方法。一位外賣女騎手告訴果殼，「碰到點事兒，過後睡一覺，起來就沒什麼了」；還有一位女騎手甚至覺得不用區別男女騎手，她都這麼努力工作了，「比男人還男人」。

從16歲起外出打工到現在已經13年了，木子吃過很多苦，她也不覺得送外賣有多辛苦，更不覺得收入低，「自己也沒有多大能力，就只能賺那麼多錢」。

木子這個月上夜班，晚上八點到早上七點。一天夜班補助8塊錢，一個月26天補助208塊錢。上夜班時她不送外賣，回家倒頭就睡，睡到晚上上班時間。換回白班，她可能會繼續上班-送外賣-睡覺-上班-送外賣，可能會找其他的兼職做做。

從湘西大山里走出來，木子曾為愛結婚生子，因沒要彩禮被家裡罵「賠錢貨」；離了婚，「婆家回不去，娘家也回不去」，她一個人無依無靠，只能靠自己。木子原計劃存夠了錢就回家鄉的縣城給自己買套房子，可現在她不確定了，縣城的房價太高了。沒了目標，她仍拼命賺錢。她清楚地知道再多的錢都不會帶來足夠的安全感，又覺得只有錢能給自己安全感。所以，她用工作填滿生活。

社會教做人：

從線下延伸到線上的性別歧視

學界普遍認為零工經濟主要有兩種類型：網約車、快遞、家政等按需服務經濟和眾包經濟。眾包經濟是將複雜工作進行拆解，然後分包給技能熟練但價格低廉的勞動力，遠程線上工作一般屬於這類，比如外包程序員、遠程翻譯等。按需服務經濟通常有地域性，即使通過網絡平台接單，工作也只能線下完成；而眾包經濟在線運行，允許平台、客戶和勞動者在任何地方操作。

不像滴滴、美團等系統會自動判定一單的價格，在Upwork、Fiverr等自由職業者常用的眾包平台上，一單工作的薪水需要經過雙方同意，買賣才能成立。在眾包平台的構架下，確定歧視者是誰成了更複雜的問題。

Upwork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職業平台，擁有1200萬註冊用戶。卓卓（化名）是其中之一，她作為口譯員自2021年開始在Upwork上接單。Upwork給卓卓的感覺和淘寶類似，買家（用人方）會到賣家（自由職業者）的主頁（店鋪）看其提供的產品（技能）、價格以及曾經賣出去的服務、獲得的評價。如果店鋪一單都沒成交過，買家便會有所顧忌。同樣，卓卓也可以去到客戶的店鋪，看之前合作過的自由職業者對其的評價，包括客戶好不好溝通、薪水發放是否及時等。和任何一個行業一樣，賺第一桶金是最難的。為了累計信譽，卓卓一開始接了幾單5美元的生意（一小時5美元是Upwork的最低標準），她幫在中國台灣教中文的美國人錄過600個中文字，還做過越南新手人生導師的模擬客戶。

一名自由職業者看中Upwork上的一份工作後，要提出申請（proposal）進行投標，說明自己的經驗能力和這份工作相匹配。在全球經濟退行的大背景下，自由職業者也捲起來，一份工作有時會有幾十人申請。工作的薪水分兩種，一種是客戶給出固定的薪資，一種是自由職業者自己報價——「你覺得自己值多少錢，就報多少錢」。如果覺得客戶給出的固定薪水不合理，你也可以提出想要的數字和客戶溝通。Upwork會抽取自由職業者每單收入的10%作為佣金。

心儀的工作被別人搶走，卓卓會進行復盤，去查看拿到工作的人的主頁。有時，對方的能力、經驗確實令她心服口服，但有時，對方只是因為要價低而得到了這份工作。在Upwork上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參差。卓卓現居澳大利亞，當地最低時薪是18澳元（差不多12美元），她一開始接的幾單，薪水連最低時薪都比不上。可同時，一份用中文寫郵件或者遠程客服的工作，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會以3美元一小時的價格申請。根據Upwork規定，用人方給出的固定價格最低是5美元/小時，但勞動者個人主動申請的最低報價是3美元/小時。從前，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把工廠轉移到中國，再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東南亞。現在，有了平台。

相對於滴滴、美團等平台，Upwork似乎更為平等，用人方和勞動者雙向選擇，沒有算法在中間判定勞動者的所得。無論酬勞高低，都是個人選擇。然而數據顯示（來自6000位在Upwork接單超過100小時的用戶），Upwork上男性平均小時收入是68.58美元，女性平均小時收入僅為46.3美元，前者比後者高出48%。而根據美國的數據，全職工作模式下男性的小時工作收入僅比女性高出19%。

以色列海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阿里安娜·巴齊萊（Arianne Barzilay）和開放大學社會學資深講師阿納特·本-大衛（Anat Ben-David）將零工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平台上僱主的評價等干擾因素都剔除後，發現性別和小時收入仍顯示出相關性。換句話說，不論一個人學歷、工種、工齡、工作表現，只要她是女性，零工收入就會受到負面影響。

兩位學者認為，如今我們進入了職場歧視3.0時代。職場歧視1.0時代，女性直接被禁止從事某些行業；職場歧視2.0時代，女性會在收入、升職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到了職場歧視3.0時代，突出的特點是無法辨認出歧視者是誰。自由職業者為自己提供的服務定價，用人方和勞動者平等協商，不會強迫勞動者接受過低的價格。女性若認為沒得到足夠的尊重，通常可以選擇拒絕一份工作。在這套工作流程下，似乎很難指認出是誰在歧視女性。

對此巴齊萊給出的一種解釋是，女性已經在以往的職場中、成長曆程中「學習」到了不平等。女性在線下公司全職工作時，收入就比男性同行少，她們成為自由職業者轉移到網絡平台接單後，會根據之前的工作收入給自己定價，標準就會低於男性。充滿歧視的工作環境影響了女性的自我評估和對工作的期待。用那句爛俗的話說，「社會教你做人」。

用人方也是如此。如果女性提出了和男性同樣的價格，用人方可能會認為女性要價過高，因為根據線下的數據，女性員工「不值」這個價格。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1》，在職場扮演相似的角色，女性的薪水比男性少37%左右。

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全世界每天164億小時的無償工作中，女性負擔了約75%（在亞太地區這一比例高達80%），是男性的3倍。同工不同酬、無償勞動時間長，都導致女性承受的經濟壓力相對男性更大，她們更迫切地需要工作，也就更容易接受較低的報價。線下的不平等就這麼傳導到了線上。巴齊萊認為，不改變線下的性別收入不平等，網絡促成的工作模式的改變、工作渠道的多元也無法根本改變女性的處境。

無論是為了一單10塊錢收入而心跳不已的美姐，還是小時薪水過千元的卓卓，她們的處境都說明網絡世界不是烏托邦，我們始終活在現實的陰影下。

成為合格的零件

在富士康里，木子隸屬質檢部門，每天的工作是把手機攝像頭放到儀器上，待儀器檢查攝像頭是否合格。合格放一邊，不合格放另一邊。同一個動作一天重複幾百次。工廠規定的工作量在合理的範圍內，不費勁兒就能完成。木子覺得，在富士康工作，「沒什麼壓力，也不用動腦子，像個機器人一樣」，但一天下來「很無聊，日子比較難熬」。送外賣自由，但身體累壓力也大，根本沒精神想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單又一單派下來，她只能不停地跑，時刻擔心會不會超時。

從16歲到箱包廠打工到現在，28歲的木子做過煙花、做過書，當過保安、收銀員，學過美容美髮。她覺得做過的最累的工作是另一種零工——快遞。當時她的工作是站在傳送帶旁翻轉包裹，讓每個包裹有快遞單子的一面朝上，以方便機器掃描錄入。傳送帶轉得快，快遞接連不停地來到，那感覺類似暈車，但比暈車要難受許多倍。

在1974年出版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認為，流水線將勞動過程拆解成一個個簡單的、機械的標準化動作，工人逐漸被「去技能化」，成為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零件。誰來了都一樣、誰都能幹，意味着勞動力變得同質化、可替代，從而變得更廉價。

時代在變化，科技在進步，資本的訴求卻從未改變。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是眾包經濟還是按需經濟，零工平台都致力於將生產服務鏈條中的勞動內容細化、簡化、標準化。木子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重複一個動作，在美團外賣的「虛擬流水線」上，她在重複「送」的動作，而美姐在重複「開車」，卓卓在重複「翻譯」。誠然，每項勞動的技術含量不同，但相同的是，勞動過程由機器掌握，勞動者必須配合機器的節奏，讓自己成為即插即用的零件。可用的零件越多，零件的「價格」自然越便宜。

裹上互聯網的外衣，零工經濟似乎鑲了一層金邊，然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劉皓琰和李明指出，沒有物質形態的工廠並不意味着沒有工廠。當勞工以散點的形式遍布全社會範圍內，整個企業會以網絡平台為控制中心形成一個沒有實體邊界的「社會工廠」。

在「社會工廠」之中，個體勞動者工作不穩定，五險一金、加班費、帶薪病假、產假、職業培訓等福利統統沒有。與此同時，勞動者感受到的靈活自由不是源自科技帶來的經濟模式的變化，或者資本家的善意，而是因為資本已經不再需要為監控勞動者付出時空上的成本。

上下班打卡、KPI、OKR，白領身上的「枷鎖」，零工勞動者統統沒有，可在算法、平台的推動下，美姐還是不會錯過早晚高峰，還會儘量滿足乘客的種種需求以維持自己在系統里的分數。剛開始用Upwork時，卓卓為了不錯過潛在的工作，經常刷Upwork到凌晨。為了與國外的客戶保持及時溝通，她也不得不熬夜。倘若回復不及時，會影響個人在系統內的參數；如果接到客戶消息後一兩個小時內回復，自由職業者主頁上會有「highly responsive」（響應迅速）的標籤。當初卓卓辭去全職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熬夜太多、身體吃不消，可做了自由職業者，自己反而主動熬起夜來。

有了平台，勞動者的處境沒有變好，女性的處境也沒有比以前更好。和在舊時的工廠一樣，打零工的女性不得不「靈活」利用時間，平衡家庭與工作。女性的小時收入更低、更容易退出勞動力市場，某臨工平台顯示62%的女性註冊者在十二個月內退出，男性的退出比例則為54%。同時職業性別分工依然存在，Upwork上平均小時工資最低的四個領域——寫作、翻譯、行政支持、客服——女性勞動者人數多於男性，而在薪水最高的領域（比如系統構建、軟件開發），男性的人數要多於女性。

在強調靈活自由的零工經濟模式下，勞動者收入比以前少、話語權更小，系統算法對人的控制比以前更精準、更嚴苛，失去了保障的勞動者處境並沒有比以前更好，只是在0與1的遮掩下，壓迫與剝削更難被察覺。因此，克里斯緹娜·莫瑞妮（Cristina Morini）等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零工經濟具有明顯的「女性氣質」——不穩定，收入低，議價空間小，從工業革命時代的紡織廠女工起到現在，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勞動者需要面臨的困境。然而，在「女性化」的零工模式下，女性依舊不被看見。

一半人生

疫情期間，為了增加收入，美姐擺攤賣起了雞蛋。沒賣兩天，她被封控在了家裡。車的後備箱裡、後座上全是雞蛋，又趕上盛夏，朋友調侃等她解封，說不定都孵出小雞來了。雞蛋不賣了，美姐又干回老本行，兼職擺攤賣衣服。T恤15元1件，生意好的時候一天營業額也有小一千塊。

美姐侄子大學剛畢業，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想租車開滴滴。美姐堅決拒絕，她覺得年輕人擺攤都比開滴滴強。「你說你到三四十歲了，真做不起來了，你跑滴滴我不反對，這是一份收入。只要你勤勞，你餓不着，生活不成問題。可前提是你在生活里拼搏過了、你已經努力過了。年輕輕的剛畢業，就跑滴滴，你能學到啥？」

在美姐看來，雖然誰都有機會、多勞多得，但開滴滴完全是靠體力賺錢：不用動腦子，吃飽了就出車；有單了就接，沒單就坐在車裡。不像自己做買賣，就算是擺攤，也得擔心庫存、琢磨選款，還要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勞心勞力，可同時在一個領域裡的人脈關係就這麼累積起來了。開滴滴什麼都不用擔心，出賣體力就夠了，但得到的只有錢。

美姐就是這麼白手起家的。從山東遠嫁杭州，為了自己開店，她曾去服裝店做過半年多服務員，一個月600塊錢。後來她自己創業，打拼了二十多年，從北京百榮到廣州十三行，全國批發市場都曾賣過她生產的衣服，可一切已如過眼雲煙。提起自己做過的爆款，她沉默片刻，說：「別提了，想起來了我心裡難受。」

世界已經和她年輕時不一樣了。以前一個爆款能賣三年，現在一個爆款最多只能賣三個月。一條視頻可以讓一個人一夜之間成名，也可以讓一個人一夜之間如過街老鼠。可是什麼改變了服裝行業的節奏，又是什麼決定哪條視頻可以爆紅？美姐猜不透，就像她搞不懂滴滴的派單原則一樣。似乎越來越多東西不在個人的掌控之中。

美姐偶爾會在網上發發牢騷，抱怨滴滴平台不派單，總有人在評論里指責她不知感恩：「沒有滴滴，你能有工作？」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學者，關曉立認為評論者其實預設了兩個選項：「你是想被剝削，還是想連被剝削的資格都沒有？」這麼想，答案顯而易見，可問題出在選項本身。

所幸，二十幾年的經歷並非什麼都沒留下。年輕時，美姐會因為顧客的一句狠話哭鼻子，當時的老闆娘勸她不要每句話都往心裡去，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生意做成就夠了。二十多歲的她特別佩服老闆娘的老練，不知道她怎麼能如此淡定。如今，到了和老闆娘差不多的年紀，美姐也能淡定地應對各式各樣的滴滴乘客。對方態度不好也不生氣，投訴也不在意，碰到糟心事兒，就像篩子一樣漏掉。

朋友得知她成了網約車司機，都驚訝地問「你現在怎麼這樣了？」、「你怎麼能去開滴滴呢？」，連朋友都接受不了她身份的變化。她自己當然更難接受，都不敢想象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模樣。

「可你說怎麼辦？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對不對？我也難受，我也不想這樣，可人的機遇和運氣怎麼說？沒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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