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賣房後，他們重回出租屋

 

虧本爬出來

大件家具留在屋裡，鑰匙交給賣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靜離開成都龍泉驛區的家，搬進出租屋。她沒有和房子留下一張合影，「只想趕緊走。」有一年半的時間，小區房價從每平方米1.8萬的高位點下滑到1.4萬，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掛牌上架。

當時，同小區、同戶型的二手房基本都報價130萬。徐敏靜判斷，大部分的賣房者還是希望能從中獲利。她對房價走勢沒有信心，怕拖久了虧得多，直接降到120萬——覆蓋房款和三年來的房貸支出。中介跟她說，這算是「良心價」。

掛牌20多天裡，只來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萬。」接着趕上春節假期，人越來越少。徐敏靜急了，聯繫中介又降2萬。終於來了個買家，壓到116萬，徐敏靜咬牙接受了。但簽合同時，對方貸款資質出了紕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這個價格掛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還貸的利息，徐敏靜賣房虧了大約10萬。63歲的母親不理解這番折騰：房子就是根，就算房價下跌，也沒必要賣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靜着急的是，要把房產變現，從坑裡出來。從買房到賣房，用她的話說，「被房子綁架」了4年。

徐敏靜最初也有投資的考慮。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購政策後，房價一路高漲。徐敏靜觀望了兩年，決心「上車」。她看中龍泉驛區是2023年大學生夏季運動會核心場館的所在地，升值空間大。

二十出頭時，她篤定「別人的生活是別人的，自己就算一輩子租房，也沒什麼問題」。但進入地產媒體行業後，她看到有片區的房價直接翻番，獲取的信息里總充斥着「量價齊漲」「地價天花板」等字眼。某個周一，她得知，工位旁邊的兩個年輕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還聽說有人在搖到購房資格當天，向同事們借錢湊首付，「當時大家都覺得，搖到就是賺到，會很積極地借錢。」

她盤算，等過了政策規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轉手這套房子。按當時房價飛漲的趨勢，徐敏靜預估三年後至少能收回40萬，能置換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標鎖定在高新區，在她眼裡那是成都最好的區域，房價近3萬一平。

為了這筆投資，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塊房貸，比原本的房租貴了3000。如今回憶起來，徐敏靜覺得這並非一個謹慎的決策——房貸超過月收入的30%，「不符合財經專家所說的安全範圍」。但當時，她確信，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那時，她轉型到大廠地產口媒體，月收入一萬多，比當年成都平均月工資高出四千多。她身邊有不少前輩能靠接私活、做項目提高收入。徐敏靜打算在這裡「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從不把心思放在省錢上，買房後，工資一到賬就先繳房貸，寬慰自己當作存錢了。打車次數越來越少，點外賣也學會領優惠券下單，她萌生出一種責任感，「感覺自己長大了。」 但壓力漸漸超過了閾值，她發現，在爆雷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下，她的行業在經歷轉型，人員不斷發生變動。這幾年，她換了4份工作，都做不長久，中間甚至有接近一年沒班上。

待業期間，她靠提公積金維持貸款，最拮据的時候倒騰過信用卡。買房一年多，徐敏靜還了十幾萬，後來才發現，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包裹她，「這十幾萬，幹什麼不好？」母親來和她一起住的時候，她不能在家發泄情緒，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線城市的互聯網人覃逸也在買房後，才發現還貸是在給銀行打工。他和徐敏靜在同一年買房，每月房貸一萬三左右。他「不敢花錢」，喝的咖啡從40多元降到10元，最後索性自己煮。四年來，他還了近40萬利息，本金只有20萬。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產品線。身為部門總負責人，他也沒有逃過被裁員的命運。這一年他34歲，認為這個年紀沒法在互聯網再找到更好的工作，決定回老家威海。至於這套房產，他想過出租，但這不現實——按市場價，最多帶來每月6500元租金，遠不能覆蓋房貸。

他沒有戶口，即便擠進了這座大城市的東五環，房產也不能成為孩子上學的資本。賣房成了最優解。覃逸想以445萬成交這套45平的一室一廳，避免成為「房損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基本都掛的是420萬。

賣房的80多天裡，他每天都會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幾乎沒有人主動出價。為了儘快脫手，他三次降價，最終以415萬成交，比預期低了30萬。房子被一位中年買家全款買走。閒聊中，覃逸得知對方住着價值千萬的房子，買下這套房只為給海歸的孩子落戶。

這兩年，不斷有人靠折價賣房止損。有鄭州的房產中介對媒體稱，由於二手房較2017、2018年降價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裡遭遇變故的業主無法支撐高額月供選擇「免費送房」——只要買方願接過房貸，房子就直接過戶。

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不少寧願虧本也要「從坑裡爬出來」的購房者。湖南一對80後夫妻在2018年「上車」期房，4年後小區附近的設施沒有如期完善，房價每平米也降了好幾百，為了避免損失，夫妻倆提前還清20多萬貸款，在2022年年底賣房，虧了30多萬。有留言甚至說，把「賣房換租」看作是一種「反向置換」的辦法。

心理綁定

徐敏靜記得，搬新家那天，家裡來了許多親戚。有人拿來象徵「節節高」的甘蔗、帶有好兆頭的發糕和橙子，搞了一場熱鬧的「進門儀式」。長輩們把買房當作一件大喜事，在他們眼中，這和成功的人生緊密掛鈎。

2019年過完年，徐敏靜在家裡支持下買的龍泉驛區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廳，單價每平不到1.4萬。父母很高興，認為女兒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沒有結婚，也算有了一個家。母親常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說她能獨立還貸，稱得上優秀。

徐敏靜清楚，自己是被裹挾「上車」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慶工作的她考慮換城市發展，當時母親勸她回家進體制，還說如果答應就給她買房、買車。但從小到大，徐敏靜都盼着逃離母親的視線。

家鄉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靜總覺得，人和人之間沒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習的途中，她給母親打電話，還沒等她開口，母親就說：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幹嘛呢？徐敏靜心裡發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張無形的網裡，長大後不想再回去。

後來，徐敏靜在成都定居，母親仍試圖干預，催她買房、結婚。當時她還忙着打拼，想等有婚育需求再買，況且每月1000多已經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齡人陸陸續續都在買房，表哥大學一畢業，父母就給他安家置業，小一歲的表弟則在長輩們眼中「最好的年紀」結婚成家，搬進新房。

在這些觀念里，買房和考上名牌大學、找到體面工作一樣，是世俗定義的模板人生中的一個標的。985名校碩士，27歲結婚買房，30歲前年薪百萬，康怡集這些標籤於一身，就會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贏家」。

畢業後，她和男友留在一線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後雙方父母不斷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樓市交易的小陽春，小夫妻買下了東三環邊上一套二手兩居室。康怡請來設計師，按照自己的喜好，裝了開放式廚房和衣帽間。

解決了「人生大事」，困境沒有消失。一萬七左右的房貸給康怡帶來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綁定」，「因為它的存在，你需要維持一份還不錯的收入。」隱性的負擔讓她不敢輕易辭職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負。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滿，她每天加班到十點，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機從不關機，甚至婚禮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裝的浴缸，她一天都沒有用過。然而，賣房、辭職，這些「偏軌」的時刻她從未想過。

康怡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讓她始終對自己保持高要求，「擔心成長速度不夠快，沒有競爭力。」長期高壓下，焦慮像一鍋沸水快要衝破閥門。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爺爺病重的消息，連夜趕回西安。兩周後爺爺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在軌道上度過成功但緊繃的一生，還是跳脫出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找到自己的節奏？——最後，她冒出賣房的念頭，想從這件事開始，一點點掙脫世俗的目光，覺得只有先擺脫房貸，才有勇氣辭掉工作，琢磨未來的方向。

出於投資的角度，從事金融的丈夫贊同賣房。夫妻倆觀察到，近年來很多小區三居室的單價面積都高於兩居室，加上房齡已有十多年，再拖幾年，賣價不容樂觀。2022年九月，房子最終以700多萬賣給一對年輕夫婦。康怡說，簽約當天從對方眼神里讀出了憧憬。而現在的她心裡輕鬆多於不舍，「無貸一身輕，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開啟新的生活。」

枷鎖與安全感

賣房後，康怡幾乎把所有家具留給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開始租房。租到完全滿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個在郊區，環境好，但房租超過了原先的房貸，通勤也不便利，沒住上一年，夫妻倆決定再換一個。康怡希望小區環境宜居，物業靠譜，最重要的是能有親手布置的餘地。看了50多套房之後，他們才定下來。

卸下房貸壓力後，她裸辭自立門戶，接待自己的客戶，也嘗試自媒體。擺脫了高強度的職場生活，單幹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穩定。偶爾焦慮冒出頭時，丈夫的支持暫時給康怡吃下一顆定心丸。她現在發現，內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決的，歸屬感或許來自穩定的親密關係，或許根植於謀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輩子去爭取。」

某種程度上，「賣房換租」後會讓一些人有了能周轉的資金，嘗到這樣相對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單親媽媽賣掉一套在一線城市五環內的房產，拿回115萬房款，租到郊區新小區的小高層，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廳落地窗外是一片綠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兒散步，寬敞的客廳也讓家人之間有互不打擾的空間。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單層面積25平的Loft，空氣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悶。房子在商圈附近，熱鬧擁堵，她覺得不適合孩子成長。賣房後，她拿出30萬存做定期，當作孩子未來三年上幼兒園的學費。有這筆錢兜底，她在下半年辭掉了穩定的工作，開始創業。

像打開了一個枷鎖，一開始總會看見解脫的幸運，但之後的限制會換種方式接踵而來。賣掉大城市的房產，手握百萬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來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離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邊，35歲的他感覺重新變回一個孩子。

上個月，父母信不過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幫他看房。租房預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邊，享受海景。父母說，1000塊錢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這麼多錢。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們的意見，租下一套兩年多前精裝交付的三居室。

徐敏靜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後，也繼續陷入跟長輩觀念的拉扯中。還是在龍泉驛區，她租下一套總面積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滿滿三四輛小型麵包車，紙箱堆在客廳，沒處下腳。母親來幫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櫃時，看了一眼地上堆積的衣物，對着逼仄的空間滿臉發愁。

當初買房後，母親從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個臥室。母親很滿意那個家，幾乎把老家自用的東西都安放進去，還新添了電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換租後這一年，母親只來短住過三次，時常抱怨。徐敏靜選擇沉默，她一直是個順從的女兒，以前定志願、選專業全是母親在安排。

決定賣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們在電話里起了爭執，母親又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壓力累積到極點，徐敏靜脫口喊到：「你所想的這個我，是我展示給你的，真實的我你知道嗎？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靜待了兩年的地產口報道站點關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員。沒有房貸壓力，又有賠償金兜底，失業後的她想按下暫停鍵，思考日後去向。她開始研究短視頻，考慮放下這些年的沉沒成本去轉型。

買房四年來，她沒有告訴過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變動，待業時也獨自扛下房貸。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長輩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厭倦母親用這些價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響，「不能太自我，說白了還是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