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 抗日將領王瓚緒一家的大災大難

將軍威名震蜀中，抗擊倭寇胸有謀。

疏財辦學留義舉，亂世執戈亦英雄。

錯將獨裁視堯舜，誤把赤誠獻秦龍；

可憐家口皆為奴，而今仍是一冤蟲。

我是「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成都人（據說這條廣告詞出於「創意大師」張藝謀之口，成都市人民政府整整花了幾百萬元），又是這個城市「解放」那年第一批參加革命工作的「翻身奴隸」。那時我是一家茶葉店的學徒，自然「熱愛黨和毛主席」。所以在工作上一貫政治立場堅定，敵我界線分，對「階級敵人」從來不軟手。沒想到七年後我也成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份子」。

不知是三生有幸還是祖先積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竟和國民黨要員一起關押在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這兒相當於北京的秦城監獄，沒有點兒「功底」是進不來的。當時一同關在這裡的有國民黨中將、「川甘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周迅予，達賴喇嘛經師（名字記不清楚了），國民黨抗日名將曾任四川省主席的王瓚緒，以及一大批國府黨政軍要員。在那食不果腹的饑寒歲月，王瓚緒就活活餓死在這裡。我常常回憶起這段往事，常常夢到這段往亊，如刺鯁在喉，不吐不快……

王瓚緒，這是一個英雄的名字！1937年盧溝橋事變，親率第44軍（編入第二十三集團軍）開赴抗日前線，由川鄂大道出發東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漢鐵路沿線。他作戰英勇，指揮有方，為抗擊日冠立下汗馬功勞，堪稱數一數二的抗日名將。

1949年12月14日，他在成都與劉文輝、潘文華等國民黨軍政大員發起通電起義。據說這之前的半年，他們就早早地與中共二野鄧小平、劉伯承派出的代表談判，【吳越按：是賀龍的政治代表杜重石將軍（屬牛的，今年100歲，仍健在，住上海）；詳細經過，請參看吳越着《中共特使杜重石》，東方出版社出版。】商議「和平起義」一事。待國民黨中央軍從成都撤走西昌，王瓚緒將軍立即披掛上陣，出任成都市「治總」司令，出面維特成都市面秩序，還頒布十二條殺令：凡搶劫、殺人、強姦、鬧事、縱火、偷盜、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殺勿論。那插着「治總」旗幟的大卡軍車，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來回巡邏，不幾天真殺了幾個掄匪，自此街市安靜得像座古廟，沒一個人敢撒野。

應該說，他為四川的「和平解放」和維護成都的治安秩序，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不知為甚麼沒撈着官兒，1950年共產黨只給了他一個川西人民博物館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合省後改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57年10月，卻以「叛國投敵，偷越國境」之罪，先於我關押在「四川秦城監獄」。他經不住關押，更經不住飢餓，於1960年11月活活餓死在獄中，時年75歲。死前天天罵共產黨是個騙子集團，專門整人害人……

我因主辦民刊《往事微痕》，發起「五七人二代心路歷程」專集徵文，有右友譚顯殷（原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之子譚松，寄來一篇他采寫的文章《一個將門後代的遭遇——王薇》，才知這位起義將領的遭遇比我們「翻身人家」更慘。他不但餓死獄中，他的十個兒子，除了老大是國民黨44軍軍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1975年死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老三極右、老五——反革命、老七——極右、老八——極右、老九——反革命、老十（當時還是重慶大學三年級學生）也是右派。除老六在台灣、老二病亡外，其餘的都成了「分子」。真是「將門出虎子」，一個個都「金榜題名」。

據他孫女王薇（即老三王大虎的女兒，現居重慶）在回憶中說：「祖父（即王瓚緒）1885年生於四川省西充縣觀音鄉。幼年受業於舉人，考取了秀才。他喜愛書法和詩詞，也好收藏圖籍。1908年，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楊森同學，曾參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軍」；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第五師師長；1928年改任第二師師長兼四川鹽運使，駐守重慶達5年；1930年，創辦重慶巴蜀學校；1932年，任劉湘部北路總指揮、第三路總指揮，助劉湘統一全川；1935年，任第四十四軍軍長；1938年，任第29集團軍總司令，同年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底至1945年，率第29集團軍出川抗日，參加了隨棗會戰、第二次隨棗會戰、宜沙會戰、濱湖戰役、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等戰役；1944年，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1945年，任陪都衛戍總司令，同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47年，任重慶衛戍總司令；1948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武漢行轅副主任、重慶行轅副主任、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9年12月14日，在（杜重石的策動下）成都通電起義；1950年，任川西人民博物館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57年10月，離境出走時被捕。1960年，在獄中去世。

祖父雖然戎馬一生，是陸軍上將，但他骨子裡是個文化人，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的影響，他對故土有很深的感情，這也是他不願去台灣的原因之一。1949年起義時他對共產黨並沒有認識，【杜重石是秘密黨員，對外的身份是「袍哥大爺」，是「民革」發起人之一。】也沒有接觸，不瞭解。他只讀過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讀了那首詞，他覺得他同毛澤東在孔孟（之道）上是相通的。但是，進入「新社會」後，他對共產黨開始有所認識，並越來越不滿：他認為共產黨的一系列作法違背了中國的文化和和文明傳統。連簡化漢字他都十分反感，他認為文字是中華文化最基本的承載物，不能隨意改變。1957年「反右」，他的友人紛紛中箭落馬，比如，與祖父有「三同」（同鄉、同學、同庚）的着名民主人士鮮英、曾作為統戰對象的台盟中央主席謝雪紅、雲南起義將領龍雲等都被打成右派，並在全國範圍內遭到「口誅筆伐」。祖父對此非常憤怒，認為共產黨太不像話，領導人政治品質極其惡劣。另外，他也感到大事不妙，他平時就愛發牢騷，從不隱忍忌諱，甚至直接罵共產黨和毛澤東。此外，他還寫了大量日記、詩詞，對「解放」以來的歷次運動，鎮反、三反、五反等發泄不滿。他覺得他也會步龍雲等人的後塵，於是他決定出走。1957年10月，他以治病的名義來到重慶，召集了在重慶的所有家庭成員開會，當時我只有九歲，也跟爸爸去了。祖父是習武的人，剃個光頭，紅光滿面，每天早上脫光衣服，練拳，劈劈啪啪周身拍打。他還信佛教，每天晚上盤腿打坐，身體和精神一向都很好。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看上去身心像是受到極大的傷害，他睡在床上，臉色很差，神情十分沮喪，也可以說是很絕望。他對父親他們，包括他的幾個夫人說：「從現在起，絕對不要說任何話，絕對不要提任何意見，你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共產黨馬上要開始算帳了。」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飯，但氣氛很沉悶，吃完飯各自就回家了，祖父住在解放西路，我們住在七星崗，我記得那晚還下了點兒雨。

祖父當時對反右的惡劣性質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決定不再待在這個國家。但是他想得很簡單：「我本來就不是你共產黨這一派的，當初我是自己選擇留在這兒，現在我看到你這些作法，不願再待在這兒了，要離開你。」但此時是輕易能離開得了的嗎？他不是選擇到台灣，因為，曾經對他寄予厚望的蔣介石在1945年後對他很失望。他寫過一份萬言書，希望國民黨改革，萬言書公開發表在成都的《新星新聞》上。【吳越按：可能是《新新新聞》】祖父以72歲的高齡出走，在深圳被抓，以「投敵叛國」罪被關進監獄，六十年代末死在獄中。

王薇說，她的父親1927年出生在四川資中縣，當時她祖父是劉湘手下的一個師長，駐紮在資中。他的生母（即她的祖母）王璋玉是祖父的第三房太太。小時父親就讀於祖父創辦的巴蜀學校，中學時父親受同學應薇和夏瑞陽的影響，熱愛上了戲劇。應薇是着名戲劇藝術家應雲衛的女兒，應雲衛曾導演了《桃李劫》、《八百壯士》、《生死同心》等優秀影片。夏瑞陽則是重慶國泰大劇院總經理夏雲瑚的兒子。

1943年，父親不顧家裡的反對，考入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前後學習了五年。很多人都不理解，父親為什麼要選擇戲劇。當時祖父身居四川省主席，陸軍上將高位，完全可以為他提供很多很好的人生選擇。但父親偏偏選擇了戲劇作為終身事業，而且一直走到底，至死不悔。

1949年，父親以萬分的熱忱和激動迎接重慶解放，並以為一個自由而廣闊的藝術天地展現在前面。如他在《加緊學習，徹底改造》一文中寫道：「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也就是人民文藝的勝利！今天，是一個新的起點，新的開始……漫漫的長夜總算過去了，在過去的那段日子裡，我們是生活在憤怒與苦難之中。不能自由地生活，不能自由地工作，不能自由地說出我們想說而又應說的話，不能自由地去做我們想做而又應做的事……感謝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感謝一切熱烈支援前線的解放區的父老們，讓我們熱烈地擁抱一次吧！」（1949年12月4日《新民報日刊》）

（註：當時重慶的一大批文人、藝術家們都寫了熱情洋溢的文章，如美術家汪子美的《學習進步迎解放》、作家黃賢俊的《呵，重慶，你解放了》等等。但後來這些文人、藝術家們要嘛勞改幾十年，如汪子美，要嘛被迫害至瘋至死，如黃賢俊。）

1951年，父親當選為中華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重慶分會的常務委員兼創作研究部副部長，部長是汪子美。但是，在接下來的1952年，父親只發表了兩篇文章，除了身體原因外，重慶可供發表影評的陣地越來越少。

1957年，父親的「右派言行」有幾條：一是他在1955年說過：「胡風這個人嘛，就是說話刻薄些，怎麼是反革命？」二是他在《紅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左右左》，認為解放後中共的政策時而左，時而右，一會兒狂熱，一會兒又糾偏。三是認為大鳴大放就是引蛇出洞，拿肉誘狗。

在鬥爭他的會上，父親不斷辯解，他甚至哭了。但是，他越辯解就斗得越凶，越辯解就使自己的罪行越嚴重。於是，在批鬥會上當場給他升級——從右派升為極右！後來又宣布他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受祖父的影響。

本來對父親的批示是「開除公職，送去勞教」，但由於父親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對他的處理改為：「開除公職，由當地居民委員會在政治上加以監督。」

1958年4月，父親從文聯宿舍搬出來，獨自住進七星崗一間只有七平方米的非常破爛的閣樓。父親的勞動是納鞋底，雙手分別拿着錐子和鋼針，錐子把鞋底錐穿，鋼針把線穿過去，然後雙手同時用力拉緊。一隻鞋底要納近千針才能完成，報酬是一角五分錢。這種「勞動改造」摧殘知識份子做人的尊嚴。還有，在經濟上把你打垮，讓你覺得連生存都困難了，你還有甚麼理想、甚麼主義、甚麼思想？一切都沒有了，一切都不去想了，只剩下活命了！

父親在納鞋底時用力過猛引起劇烈咳嗽而大吐血，於是就安排他為其他右派每天清除渣滓記數，後來又在街道開辦的印字社裡往衣服上印字。

除了勞動，「管制分子」們每天還得在「學習會」上深刻認識自己的「罪行」。最初，他沒認識到自己為啥有罪，總是講，我從來都是對共產黨忠心耿耿……但無論怎樣都過不了關，他感到很委屈。後來，經過一百次、一千次的「學習」和批判，父親開始批判自己，誠懇地承認自己有罪——出身在剝削階級家庭就是罪過。就這樣，你覺得自己有罪了，管理幹部才認為你開始自覺改造了。

在「監督改造」的6年間，父親有一件事從未停止過——他堅持有戲（或電影）就看，看完就寫評論，不過，他再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的權利了。另外，他同祖父有同樣的習慣——堅持每天寫日記，而且非常詳盡具體。父親的這些日記和文章，在1966年文革即將開始時燒掉了。據寄存父親遺物的張阿姨回憶，有半個多月他們煮飯沒用過煤炭或柴火，全部燒的是父親的日記和那些未能問世的影劇評文章。在那三年大饑荒時期，祖母和二伯父相繼去世了。我的祖母是活活餓死的。抗美援朝期間，祖母捐獻了大量金銀首飾用於購買飛機，這件事曾被編成歌謠廣為傳唱。祖父的「事發」後，她即被判為「管制」強迫她去拉人力車等重體力勞動。沒得吃的，她很快水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住進醫院。父親帶我去看她，醫院的護士知道她是「管制分子」，對她非常凶，沖她厲聲呵叱。父親知道這種狀況，為甚麼還帶我去？後來我明白了，父親是有意識地要讓我記住那最後的一幕！那是1960年，祖母58歲。

多年後，我在台灣的叔叔回來，得知祖母的情況後，十分震驚：王纘緒的妻子居然是餓死的！不說別的，僅捐獻給共產黨的巴蜀學校（現在它是重慶市第一流的重點中學），當初就是王家花幾十萬銀元創辦的。父親的身體也江河日下，他似乎有什麼預感，在他35歲生日那天（1962年5月17日），他專門去照了一張相，並分送給所有的親屬。

1963年9月9日，街道負責監管右派份子的幹事告訴他，根據他的表現，最近將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你一定要爭氣。」幹事說。父親聽後欣喜若狂，他認為摘帽後就可以重新工作了——那是他6年來苦苦奮鬥的目的。6年來，父親很虔誠地想通過自身的努力，積極勞動，好好改造，摘掉帽子後繼續從事他最喜愛的戲劇研究和寫評論。父親真是天真到了極點，他不知道這是共產黨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不知道這是政治上的陰謀，以為是自己說錯了幾句話，現在就用勞動來贖罪，大口大口地吐血也堅持勞動贖罪。

9月初的重慶，天氣十分炎熱，父親心頭更是火熱，他激動萬分，立馬過江，要把「即將摘掉右派帽子」的重大喜訊告訴他的親人。在南岸野貓溪上岸後，父親沿着陡坡往山上走。突然，他開始大口吐血，當即伏在一塊大石頭上。幾個過路的人見事不對，趕緊將他抬到附近的第五醫院。

但是，父親已經永遠走了！

他帶着他「摘掉帽子，再寫劇評」的夢想永遠走了。

第二天，慈雲寺的柴火把一切都化為灰燼……

往事七十年，血淚斑斑。抗日名將今何在？遺骨不存化灰煙。一幫兒孫皆受罪，千古株連休提起，休提起，提起來珠淚闌珊。是背信棄義？還是不講誠言？是濫殺無辜，還是鞏固鐵權？刺刀下的繁榮，太陽升起前的一座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