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九十一）

（接上期）

不管怎樣加大徵購力度，政府總感到糧食緊張。因此，中央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減少糧食供應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糧食部發文 ，對牲畜的飼料實行定量供應。北京有組織的專業運輸騾馬每月每頭供應飼料180斤，驢供應飼料90斤，零散大牲畜減半供應。在飼料供應上，對牲畜也限制單幹，鼓勵集體化。麩皮、玉米皮一斤折糧一斤，榨油後的豆餅每斤折糧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發出文件：《國務院關於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中寫道：「1955年實行的糧食『三定』所規定的留糧標準不得提高，國家核定的糧食收購數量不得減少，定銷數字不增加。災區人民的口糧標準應該適當降低，收成較差的地區的農民口糧標準也應該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於糧食緊張，1957年9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10%，四斤薯折一斤糧。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劉少奇從河北省拿來各種百分比的紅薯面和小麥面摻和做的饃十多個，給中央領導人嘗一嘗。大家嘗了以後覺得好吃。建議糧食部全國統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糧食部黨組全面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農村和城市銷售糧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農村缺糧問題相當嚴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16個省的電話匯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安徽130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67萬多人斷糧。廣東僅15個縣斷糧的就有69萬多人。甘肅21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735人。 

在「大躍進」以前，糧食短缺問題就相當嚴重。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1958年5月8日寫的《對今後五年糧食局勢的展望》中說：「過去幾年糧食工作是很緊張的，冬季抓統購，春季抓統銷，夏季既要抓統銷，又要抓夏糧統購，工作稍一放鬆，糧食局勢就會出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產需矛盾非常尖銳。」「原來認為，要經過十幾年的緊張，才能爭取糧食情況的好轉，而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則要到更遠的將來。」

四、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由於「大躍進」期間「五風」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全國糧食總產量1956年就達到3855億斤，1958年估計為4000億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億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億斤，低於1951年。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糧食總產量一下子吹到8500億斤。

表22-7  大饑荒年代及前後年代的糧食產量（億斤）

人們通常認為，1958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幹部的荒唐，是下面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一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毛澤東希望畝產1萬斤，下面就會送來畝產10萬斤的好消息。浮誇，實際上是對上層意志的迎合和誇大。而這種迎合和誇大是權力機器的利害所逼。

浮誇風是從1958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道，說是畝產小麥2015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翻開1958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誇競賽，後一個參賽者的「成績」 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後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7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編造謊言，宣傳機器捕風捉影散布謊言，瘋狂的「衛星」大戰把謊言變成災難。全國群起效尤「後期移栽」的「先進經驗」，造成慘重損失。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誇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誇；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誇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2002年6月16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一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 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一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20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是一種看法壓制另一種看法，不讓另一種看法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駁，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

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邪風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就成為肆虐中國大地的惡風。

在人們對報紙上的「高產衛星」心懷疑慮的時候，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里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 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　

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和無知就更不足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一萬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所紙上的浮誇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9月26日，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道就是全面大豐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1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200億斤，比去年增長1.4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還報道，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69%，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倍。

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10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三、四年後糧食產量可達6000億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現在增長50%。」 糧食部黨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更為樂觀：「據各地匯報的材料來看，今年全國糧食產量預計為6283億斤，比去年的3899億斤增加2384億斤，增長61.44%。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是一頂不輕的政治帽子。在信陽，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 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嚴重。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下面的浮誇，而且在於相當多的中央領導人以致中央工作會議，竟相信這種天方夜譚的高產記錄。1958年8月29日，毛澤東對這些高產「衛星」有時相信，有時懷疑，但相信還是主要方面。他對1958年糧食成倍增長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翻，明年還可能翻一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一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兩人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幅度一般比地縣報的數字少10%-30%。下面報產，有浮誇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8500億斤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會少於7500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比1957年的產量3700億斤翻一番還多一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一點必須肯定，不能為少數虛報浮誇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兩位領導人對待數字的態度是認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數字的真實性。但是，這些自認為「認真」的高官們卻是被下面幹部「認真地」騙了一把。而下面幹部其所以騙上面，也是上面逼出來的。有了8500億斤這個數字，這兩位農業領導人樂觀地說：「1958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300-500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集中儲備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也是有了上面的數字，「意見」中談到下一年的計劃時說：「1959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減少了4億畝左右，比1958年減少了20%以上。但糧食產量計劃定為10500億斤，城鄉人口人均糧食2000斤。」

高產神話不僅掃除了主管農業的高官們多年糧食緊張的愁苦，也使毛澤東對糧食的狀況十分樂觀。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相信了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假話，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餵牲口，餵豬；豬餵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還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1958年9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閒」，「少種、多收」。 。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面積縮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餘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值物，實行大地園田化。」 高產不容易，少種是最容易的，減少糧食種植面積，自然是少收。上面這麼說，下面就行動。這一行動又和瞎指揮結合起來。江蘇省曲塘公社胡莊大隊為了貫徹「少種、高產、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種全大隊只種耕地面積的54.5%，社員看到大片良田拋荒十分痛心，瞞着幹部直到臘月三十夜還偷種了200多畝。 但是，不是所有被幹部拋荒的土地社員都偷種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說：「1959年播種面積比1958年少17700萬畝，即減少10%弱。 這大概是1959年糧食減產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以後，還引出中國科學院的一場鬧劇。8月6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主席說鋼鐵產量超過英國，糧食也要大大增產，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3000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6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它們是：在長春的應用化學所，在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即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學所，在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生物化學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科研人員，於8月25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學家們也餓得發慌。於是，20多個與生物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

五、殘酷的高徵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饑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干，敞開肚皮吃」，一天三頓乾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一次從浠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牆上掛着「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着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一頓白米飯，享受了一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裡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衛星的時候，「青黃一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穀子的怪現象。收穫上浪費，一般要丟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徵購。由於把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8500億斤，公布數為7500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3980億斤，1980年代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4000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1958-1959糧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實際徵購糧食1113.35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195.14億斤，增長幅度為21.25%，糧食實際產量按4000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0.26%。 1113.35億斤比正常年景的850億斤高出263.35億斤。

高徵購的直接後果是擠占農民的口糧。福建省1959年全省糧食總產比1957年下降12.2%，而從農村淨徵購（徵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40.9%，1960年比1957年糧食總產量減少11.45億公斤，而糧食淨徵購量卻比1957年增加1.4億公斤。糧食淨徵購占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1957年為16.8%，1959年、1960年分別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准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87萬人。 福建當時並不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400多名勞動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1.016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餓死了70多人，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1958年10月4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國徵購糧食26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9億斤，銷售糧食211億斤，比去年同期多22億斤。其中城市多銷10億斤，農村多銷12億斤。全國9月底，糧食庫存41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8億斤。有17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 從1959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1959年2月21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 譚震林其所以這麼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麼一股輿論。

1959年1月27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的輿論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覆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1959年2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見本書第＊頁「安徽不安」一章――頁數待編完後定，致編輯先生）。毛澤東不知底細，2月28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裡，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表22-8  大饑荒時期國家調度糧食情況一覽　單位：貿易糧，億斤

高徵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算計了一下，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一些糧食，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央和各省還繼續加大糧食徵購力度，徵購指標一斤不能少。徵購任務的沉重壓力，上級對徵購期限的緊迫要求，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的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飢餓的拆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的章節中，對反瞞產私分中出現的慘狀進行了描述，這裡再補充兩個案例：

1959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餘人的會議，反瞞產，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准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縣委第一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裡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先打第一線(管區支書、大隊長、會計、保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中農」的主張。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　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過程中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着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裡。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着問：「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購糧幹部（縣委宣傳部的）安某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遊街一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魏在老河生產隊開大會動員群眾交糧時，叫社員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學着日本人的腔調訓話：「你們把糧食統統地拿來，糧食大大的有！」會後領着30多人到各家搜糧。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1959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88人，被「辯論」的112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