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留守兒童的孩子，還是留守兒童？

「願天下不再有骨肉分離之痛。」

就在昨天，邯鄲初中生被害案，這起群情激憤的社會惡性暴力事件終於有了新進展。

該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追究刑事責任。

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還有一系列引發爭議的法律問題，但小巴更想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給這起事件找到一個答案。

幾經摸索後，一則關於城市公立學校學位預警的新聞，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從去年到今年以來，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杭州、南京等多個城市都陸續發布了學位預警，許多地方的戶籍適齡兒童數都高於公辦小學、初中的學位數。

而另外一則關於鄉鎮幼兒園蔓延到小學、初中的關停潮數據，卻更加引人注意。

根據教育部數據，全國的小學、初中都出現關閉潮，2021—2023年間，全國小學分別減少了約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國初中從升到降，分別增66所、減400所、減200所。

而中小學的關閉潮主要出現在鄉鎮，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這兩個相互背離的數據，反映了教育資源在城市、鄉村裡的供應極度不平衡。

這背後，有鄉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點並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種種因素在一起，卻讓另外一個群體飽受了磨難。

「留守兒童」。

沒錯，這是這次邯鄲事件里受害者所屬的群體，也是一個誕生已有30年的名詞。

1994年《瞭望》雜誌首次提出後，它便伴隨着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後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種種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這些年留守兒童總數已經減少，但依然還有較大基數。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全國共有6693萬留守兒童，其中包含4177萬農村留守兒童和2516萬城鎮留守兒童。

另外還有7109萬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加起來合計達到1.38億，占中國2.98億兒童人口的46.4%。

如今，這一代人早已長大，但卻令人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們的孩子，成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兒童的胡森告訴小巴：「我家裡有10個堂表兄弟姐妹，8個都是留守兒童。他們的下一代——12個孩子裡，6個都是留守兒童。」

1、「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學，農村沒學上

「我做電商運營助理，我老婆在工廠上班，我倆一年到頭加起來，也只能賺12萬—14萬。」何雲的學歷是大專，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總共六口人。

何雲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兒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為下一代留守兒童，但是他真的感覺到力不從心。

因為他竭盡全力，也無法把孩子帶到城市裡一起生活。

他父親在老家做石匠，一個月四五千的工資，母親無工作在家帶小孩，還有個沒工作的妹妹，相當於三個人要養六個人。

「我們夫妻倆每個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穩定的情況下，兩人一個月合計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萬，到年底會給家裡一次性寄1萬元左右。」他給我們算了一筆賬。

如果要把孩子帶到深圳上學，便宜的私立小學平均也要一年一萬多；租房如果再多個房間，又要增加一年一萬的開銷；再加上平時還要照看孩子，夫妻倆必然有一個需要暫時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斬來算，一年下來，根本存不到錢。

所以他們最終只能選擇把孩子放在老家，讓他成為「留二代」。

有人可能會疑惑，為什麼不讓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學校呢？

對何雲來說，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主要依賴2001年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兩為主」方針——「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為保護有限的城市教育資源，流動兒童進入城市當地公立教育體系，會遇到各種限制。

這種限制包含三種類型：入學准入門檻、學位限制、升學限制。

入學准入門檻一般有兩種形式，證件制或積分制。

證件制要求父母必須辦齊相關證件後，孩子才有資格入學。比如北京的「五證」門檻——就業證明、居住證明、戶口簿、居住證和戶籍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而積分制，則會把父母的背景資歷按分數計，只有父母達到一定分數，孩子才有資格入學。

比如蘇州在2015年底頒行的《蘇州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人口隨遷子女積分入學實施細則（試行）》，會衡量父母的學歷水平、技能水平、房產情況、表彰獎勵、社會貢獻等35項指標，並依項計分。

這種計分標準並不利好底層勞動者。學歷項里，大專及以上才有分數，大專（高職）是30分，博士研究生為400分，與前者相差13倍；在房產項，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產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數越多，分數還會越高。

對於以初中文化程度占一半的流動人口來說，無論是證件制還是積分制，大多都難以達到門檻。

即便勉強達到入學准入門檻，還需要面對第二關——學位限制。

絕大多數一二線城市裡，學校學位都需要優先滿足學區內戶籍兒童，只有在有空餘學位時才接收流動兒童。

而在多個城市都發布了學位預警的情況下，這意味着，即便滿足了入學門檻的要求，因為學位不足，很多父母也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入學。

入學後，很多流動兒童也會由於家住偏遠，而放棄入學就讀。

順利進入公立義務教育體系後，他們還要努力克服第三關——升學限制。

在存在「高考移民」風險的省市里，會要求孩子的連貫學籍和更高的父母資歷。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證明孩子有連續三年初中學籍，自己有合法穩定就業，並且連續繳納社保滿三年，才能升學。升學後，自己孩子也只能報考中等職業學校，無法進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進入公立教育體系呢？

父母就只能讓孩子上當地更貴的私立學校，或者進入當地民辦打工子弟學校。

而後者，隨着一線城市人口調控力度的增加，多年來也在陸續關停。

所以何雲孩子的處境其實是絕大多數流動兒童的現狀。如今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流動兒童都無法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鄉鎮老家的孩子們，也會面臨無學可上的困擾。

「我們這個鎮有16個村，之前每個村下面都會下設一個小學，現在6個小學都被撤銷了，下半年還會再撤一半，到時候就只剩下五個小學了。」吳老師告訴小巴。他是江西一個村小的老師，如今已經年近60歲。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級到五年級，六年級的學生會提前升入鎮初中。而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個班平均只有7——8名學生，也就是整個小學只有不到50名學生，和七八個教語數英的主科老師。

2、被錯配的資源和空間

 「公共服務空間錯配是產生留守兒童問題主因。」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表示。

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有66.2%，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卻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比例，後者指戶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比例。

如今這兩者中間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來常住非戶籍人口，無法享受到城鎮化的現代公共服務。

陸銘教授說道：「作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擔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主要財政支出。而對公共服務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戶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來配置，就導致了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成為了地方的財政負擔。」

區縣一級的地方政府財政，承擔了接納流動兒童入學的主要責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動兒童入學，都會增加一份經濟負擔。

以2022年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支出，小學、初中分別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則分別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國平均水平，也分別達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當然中央財政也會對各省份予以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但這個保障水平並不高。

按照2015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裡的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中西部小學是每人600元，東部則是每人650元，屬於杯水車薪。

除了經濟負擔，學校的公共教育服務短缺也是個重要問題。

「在政策上應大量建設學校，加強學校的供應。」陸銘教授認為，「邊際增量的財政投入要傾斜到學校建設上。」

而在資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層面對於教育相關的財政轉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隨人口流動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過去將很多資源配置在外來人口的戶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指出，要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有意願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在去年，戶口遷移政策已經全面放開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基本取消，300萬人以上城市的落戶條件有序放寬。

東部地區除極少數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區除個別省會（首府）城市外，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至少在未來，留守兒童的父母在解決孩子入學門檻這一塊，會變得更加容易一些。

「我打算未來攢點錢在縣城買個小房子，讓我爸媽和孩子從村里搬到縣裡，這樣即便我們不能帶他去深圳，他也能在縣裡享受到不錯的教育。」何雲也說出了自己解決孩子未來教育問題的辦法。

3、另一批「互聯網原住民」

從宏觀上討論的留守兒童群體，落在具體微觀里，卻是沉默的大多數。

如果不是一個月前，邯鄲這起涉及留守兒童的惡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網關注，平時很難有人會關注留守兒童平時生活里的真實想法。

「現在這代留守兒童比我們那代更糟糕，我們那時候還會想着靠努力改變命運，他們現在很多就想着放棄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難受，他從小也是一名留守兒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兒童里，越來越多的孩子，在遠比他們那代更早的時候就進入了生活無望的狀態。他們的身心發展變得更加消極。

而據《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如今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沒有父母管，他們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愛玩手機，然後也不愛運動，手機上看到的東西又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離現實差距過大，努力也改變不了命運，就躺平了。」胡森說出了他的觀察。

他的說法不無根據。根據《青少年藍皮書（2019）》，互聯網成為留守兒童寄託情感的主要平台，他們比非留守兒童更迷戀網絡虛擬空間中的交流與交往。

他們不僅愛上網，而且觸網的年齡也遠比想象的要早，上網的頻率也非常高。據《青少年藍皮書》的問卷調查顯示，農村留守兒童首次觸網年齡在10歲以下的比例高達91.8%，45.7%的留守兒童每天都會上網。

原因也很簡單，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過，中國的家庭是三角形結構，三個角分別是父親、母親和孩子。這個結構最穩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結構就會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兒童要麼是被爺爺奶奶這樣的祖輩撫養，要麼是被親戚或父母朋友這樣的上代撫養，但都無法彌補缺少父母照料而帶來的家庭功能缺失。

因此，他們轉而投身網絡，來尋求關注和認可。但由於沉迷於網絡，他們也逐漸喪失了對現實的關注能力。

「我感覺現在的留守兒童問題會比我們那代更嚴重，因為從小就在網上接觸到了太多娛樂信息，又沒有人糾正。」如胡森所觀察到的，這直接帶來了三個問題：學習能力的下降，運動習慣的減少，以及心理問題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過調研，在農村青少年裡，有近一半的留守兒童都有專屬手機，他們用來刷短視頻和玩遊戲，並且調研中67%的家長認為，自己孩子出現了手機沉迷的趨勢。

而根據論文數據，城市兒童會更多利用手機來獲取新知識。據《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9）》，在體育鍛煉上，城市兒童所用時長也顯著高於鄉鎮農村兒童。

最重要的影響是隨之而來的心理問題。

一項針對四千名兒童的調查顯示，和非留守兒童相比，城市留守兒童確實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問題。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內向、膽怯，不善與人交往，約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發展理論，在0—3歲的安全感建立期、3—6歲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學階段的上進心與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隱形傷害越大。

這種種問題慢慢也導致，留守兒童的問題行為發生率變得更高，輟學率也在上升。而學校教育中斷和所處的社會環境更複雜，也會進一步導致留守兒童更多的犯罪行為。

而邯鄲事件，或許就是這種個例最極端的展現。

但不管如何，無論是無法擠進的城市，還是逐漸凋敝的鄉村；無論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還是無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兒童這個詞和這個群體，都不應該成為常態。

希望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裡，伴隨了幾代人的灰暗童年，能從此成為歷史，不再反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