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沒找到自己的快遞,想查詢它的去向,可能會在手機上點擊一個按鈕:「未收到貨」,你不知道的是,對快遞員來說,這項指令就是投訴。你想撤銷投訴,給客服留言、給快遞公司打電話,卻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投訴怪圈:越努力反映問題,快遞員被算為投訴的次數就越多——在一個用戶體驗和效率至上的系統中,投訴在被設計之初,就不是為了取消而誕生的。
「製造投訴」
像往常一樣,我打開淘寶,查詢我的快遞,物流顯示已簽收,但我家門口沒有,於是我回到手機,點開訂單的物流頁,隨後我看到一個碩大的詢問句,「請問本次收件是否遇到問題?」我點了左邊的按鈕,「有問題,去解決」,按鈕旁是一個憨笑的emoji表情圖標。在接下來的彈窗我點了「未收到包裹」。我只是想問下包裹去哪了。
接下來,我接到快遞員的來電,他說他送錯了,並馬上把快遞找了回來,不過,他丟下一句話,「你的投訴害我被扣了50塊錢。」
「我什麼時候投訴你了?」我問。他說,「你點了沒收到,就是投訴。」
這是誤會,我說,你跟公司申訴下吧,說消費者點錯了,我會作證。他急躁地回我一句,現在的投訴都不能撤銷了,「沒有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下回有問題直接打我電話,別投訴我了。」
我不信,便在網上搜索投訴怎麼取消,隨即,我看到了大量的消費者莫名其妙「製造投訴」的情況,主要發生在這一兩年間:
因為快遞「已簽收」但沒找到,點擊了「未收到包裹」,算投訴;詢問了客服快遞去哪了,算投訴;諮詢快遞的進度、催單,算投訴;聯繫客服說希望送貨上門,算投訴。不少消費者表示,自己在被快遞員告知此事後感覺困惑和愧疚。
幾天後,我的同事也遇到了一樣的情況,她點完「未收到」按鈕,轉頭就在她家與鄰居家門口中間發現了「丟失」的快遞。為了撤銷投訴,她把電話從總部的快遞客服打到加盟商網點,每一次都是新的接線人員,她必須把事情從頭到尾再講一遍:「這是我的錯,你們為什麼要懲罰他?」
在系統里,投訴一旦發生,就會產生工單,工單只能被「完結」,沒有撤回選項。一般來說,客服會告知你,如果你想幫快遞員取消投訴,只需要在接下來快遞公司的回訪電話或短信中,及時回復「滿意」,就不會扣錢。但現實是,很多快遞員都表示,即便顧客回復了「滿意」,工單順利「完結」,還是會扣錢。
走到這一步,你最好不要再往下走了——在網上,許多人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在為快遞員維權的路上,給快遞員帶來更多罰款的。有人特意在快遞公司的回訪電話里,選擇了「對處理結果不滿意」,結果被定為二次投訴,二次投訴罰款翻倍,且不允許再複議。有人打電話到快遞公司,想批評投訴制度,被客服要求登記了該快遞單號,轉頭被快遞員告知,這也算二次投訴。
去年8月,一個上海的寶媽因按了一次「未收到貨」按鈕導致快遞員被罰200元,她最後就一路把電話打到了中國郵政。這是快遞行業的上級監管部門,也是消費者能走的最後一步。在「中國郵政-郵政業申訴服務平台」,她填寫了自己想幫快遞員撤銷投訴的訴求,然而,點擊提交後,她才發現,提交記錄頁面里,它被歸類在「我的投訴」欄。
她沒有等來郵政客服的聯繫電話,只等來快遞員的哭腔,「姐我知道你是好心,求你別再打電話了。」
回到我的投訴,研究了一通後,我只好給那名被我「投訴」的快遞員發去一條信息,「我很抱歉,看來我什麼也不做,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他說了三次,「我認了。」這句話在我腦海里盤旋了很久。
我想弄清楚,為什麼投訴就是不能撤回?
投訴循環
當消費者點下「未收到貨」時,快遞員那一端的那套系統是如何運轉的?
一個韻達快遞員掏出手機給我展示了他的快遞APP,這是每個快遞員都被要求使用的、能實時監控他們工作進度的系統。我看到,一個「簽收未收到」剛剛彈出,一併顯示着該客戶的電話號碼與住址,系統要求他限時響應這個投訴,「你在那邊點擊按鈕,我這系統馬上就有工單,公司會罰我100,如果我解決了,並且客戶回復滿意,能少罰50。」
在最底層的快遞員之上,快遞加盟網點也同樣會受到「未收到貨」的支配。在快遞公司的評價體系中,「未收到貨」對應着「虛假簽收」類投訴,這是總部對加盟商網點服務質量的考核指標之一,就是投訴率——對每一千或一萬件快遞,總部規定了投訴數量的上限,如果投訴率不超上限,且每個投訴都「已解決」,總部會返還罰款,超標,則如實罰款。
但現實中,返款幾乎不可能。
一個網點的老闆講述了前不久剛剛發生的一樁投訴。賣家發貨發少了,買家就在淘寶點了「沒收到貨」,原本是賣家的責任,最後卻殃及快遞員,網點老闆找到總部辯稱,「商家的問題為什麼要轉嫁到快遞員身上?」幾番爭執下,總部丟下一句,「可以等到月末返款」。隨後,這位老闆給我看了她手機里的快遞軟件,一個圖表顯示,公司規定的投訴率是1.5‰,即1000件快遞里允許有1.5個投訴,數量不超標,且每個投訴都「已解決」的話,就能把罰款返回。但她手機里的軟件顯示,那個網點的投訴率已經達到了9.37‰。老闆說,「一天派這麼多件,根本不容易達標。」這次調查中,我所接觸的所有快遞網點,投訴率全部超標。
一家中通網點的老闆一邊忙着拼雙十一的快遞盒,一邊抱怨,「我們也很苦惱,它那個按鈕就是誘導你們點。你一點,我們電腦就會接到投訴,系統就等你們投訴來罰我們,我們罰快遞員,網購平台要求總公司,總公司要求我們,就是一級壓一級嘛。」
一個廣東的快遞員對我說,「我最大的願望是取消那個按鈕。」
但事實上,那個按鈕在設計之初,就沒有撤銷選項,在不同網購平台上,它的區別僅限於要不要讓消費者明確地知道這個按鈕就代表着投訴——在淘寶,一個快遞被簽收後,點進該快遞界面,會立即彈出一個詢問的按鈕,詢問本次收件是否有問題,如果點擊「有問題」,隨後的彈窗中便會出現「未收到」的按鍵;而在另一家電商平台,如果想要點擊「未收到貨」,你必須先從一個叫「物流投訴」的接口進入,你能明確知道這是投訴。
無論你是否知道這是投訴,只要「未收到貨」的按鈕一經點下,一則「工單」便會被製造,而它的分類標籤只有一個:投訴。「對我們接到的反饋,不管是詢問還是真的投訴,我們只能按照投訴處理,不然訴求無法上傳,也就無法解決。」一個菜鳥裹裹官方客服解釋說。
為什麼消費者打電話維權會被識別為2次投訴?一個中通的客服說,一則工單,網點處理完畢後,會在系統上登記為「已解決」,但這時,如果有人來維權,根據系統要求,想反映問題必須先給出單號,而當你報出那則想撤銷的投訴單號時,客服只能建造新的工單,和第一個工單一樣,它的分類只有唯一的選擇:投訴,於是,第二次投訴又產生了。如果你不甘心,逐級向上反映問題,就會製造一個又一個新的投訴工單。
在我訪談的幾十位快遞員里,常青是唯一花過時間為自己維權的。2023年6月,送快遞時客戶不在家,他就跟客戶打電話約定,把快遞放在消防栓門裡。結果客戶回來時忘了,就點了「未收到」。得知他會被罰款後,不管常青苦苦相勸,這名近60歲的女士堅持撥打快遞總公司的電話反映問題,希望能為他挽回損失。最後,3次投訴達成,罰款610元。
已經幹了6年快遞員的常青越想越難受,決定維權。他給快遞公司總部打電話,客服總是先問他要單號,按照規定,想反映任何問題,都必須先輸入單號,他不敢給,「(給了)等於我自己投訴我自己。」於是他打消了找公司維權的念頭,便打消費者熱線,隨後對方讓他找當地勞動保護部門,勞動保護部門讓他找政務服務12345,12345回復,這屬於快遞公司的內部事務,還是需要由快遞公司自己解決——兜了一圈,一切又回到了起點。
「服務體驗」
「你作為消費者,是不是體驗感比前幾年都要好很多了?」在一個中通網點,一名管理人員問我。
我必須承認的是,這些年,快遞的確正在變得越來越快,退換貨也越來越便捷,只需按下幾個按鈕,快遞員就會準時出現。但這種便捷的代價之一,正是那些無法撤銷的「未收到」投訴。
2014年開始,阿里先後入股了中通、圓通、申通、韻達,成立了菜鳥「數據王國」,自此,整個快遞系統開始進入數字時代——所有的快遞都實施電子面單,它能使訂單在生成時,快遞路徑已規劃出來。一位從業16年的加盟商在接受科技媒體「甲子光年」採訪時透露,此前,雖然快遞公司對網點和配送效率也有考核,但限於技術條件,無法掌控快遞員的每日配送情況,就算收到快遞配送投訴問題,也無法及時對網點或快遞員做出罰款等制約。
不少從業多年的快遞員、網點老闆也有類似的表達,他們說,以前,消費者投訴的渠道少,主要靠打客服電話,平台上也沒有那麼多按鈕——當真實投訴的渠道都沒有暢通時,「不小心錯誤投訴」的狀況更加少之又少。但正因為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快遞的投遞質量問題一直是行業痛點。據2011年國家郵政局快遞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公眾對快件不能在承諾時間內送達、不能主動反饋投遞結果、快遞寄遞速度較慢不滿意。
面對這個問題,數字技術顯然要比人力高效得多。
在許多快遞員的記憶中,2023年之前,監督制約快遞員的投訴系統還沒有這麼嚴苛。一位快遞員告訴我,過去,淘寶會留有申訴窗口,給你兩次機會,限時沒處理好,才會罰款。那時候,許多老闆還有自行制定罰款政策的空間,在快遞員給客戶道完歉並獲得諒解後,老闆就會「發善心」不罰錢了,但從2023年開始,「未收到」按鍵出現了。
這背後,是各大電商平台的日漸激烈的競爭。
一個網點老闆對我談到,自動生成投訴工單,能讓客戶反饋的問題更迅速地得到解決,她猜想,這是淘寶在激烈的電商平台競爭下的策略。近些年來,在拼多多與抖音電商的巨大衝擊之下,怎樣讓更多的用戶留在淘寶,成為淘寶最關切的問題。據《晚點 LatePost》的報道,2022年,新上任的分管總裁就將改善用戶體驗作為工作的重心,他們寄希望於通過改善用戶體驗來增加流量,很多圍繞 「用戶體驗」 的改進很小,甚至瑣碎——比如未發貨訂單申請退款可以秒退;下單可以選擇多個地址……過去一年,這些改進也讓淘寶的產品經理們拿到了高績效。
我聯繫了淘寶相關負責人,對方表示,這個產品改動已經有大半年了,將這種反饋機制前置,是為了方便消費者及時反饋收貨情況,提升服務體驗而做的產品優化,「不少用戶覺得反饋鏈路縮短了,更簡便了,相關客訴也有所減少。」對方特別強調,在選擇「未收到」之前,用戶會經過兩道選擇,「誤點的幾率很小」。
在平台極力提高用戶體驗的同時,快遞公司也在競相表現着自己的上進心。
不同公司的快遞員都向我展示了他們手中的APP——一套嚴格的指標考核體系規範着他們的工作:簽收率(每個時段都要考核)、投訴率、攬件及時率、物流停滯率……每一項都對應着清晰的罰款制度。
與此同時,快遞公司的客服也越來越多地由機器替代人工。過去,人工客服是人與機器之間的第三方,但人工客服的成本是高昂的。一個前快遞從業人員告訴我,在他所在的那家公司,客服每處理一單客戶投訴電話,提成是1塊6,因此,公司一直希望壓縮客服人力成本。如今,機器客服可以代替大量這樣的處理投訴的工作,而機器的世界顯然更冰冷、更沒有斡旋餘地。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電商平台上,在淘寶,當你的快遞顯示簽收後,你點擊聯繫客服,出來的先是機器人客服,有時,機器人就會根據關鍵詞直接把訴求識別為投訴。當你點擊「人工服務」,有時機器人會直接轉給對應網點,讓網點自己來溝通處理,有時接口也會轉接給總公司,總公司會直接下投訴工單。
在投訴機制的設計中,完結投訴工單的最後一步,是總公司對網點的處理結果進行核實,但核實也是自動化的——有的公司會讓機器人撥電話,有的是自動發短信,或者發驗證碼給消費者並讓其轉交給快遞員。你必須按時回復、接聽電話,才可以完結投訴工單,否則,都會被視為「未解決」。許多快遞員都提到了消費者沒接電話的問題:沒看見,或不愛接陌生電話,或者超時未回復短信,時效過了,都會被系統定義為「未解決」。
對於快遞員的投訴處罰,業界也有一個普遍共識:直營體制企業相對有更多方式來管理員工,一位順豐的快遞員對我說,客戶點了「未收到」,影響的是他們的考評分;而加盟制企業則更多靠直接罰款進行管理——在目前的中國快遞行業,中通、申通、圓通、韻達和極兔都屬於加盟制企業,在「加盟制」下,所有的快遞員相當於外包員工,受僱於基層網點加盟商,受制於運營方式,為了提高服務質量和品牌聲譽,這類企業大多都會採取簡單粗暴的「以罰代管」。
物流行業專家楊達卿告訴我,如今的快遞市場,仍是「以低價換規模」及「以價換量」的生態,單件快遞的派送費不斷降低,「打的多是消耗戰」。很多快遞網點的管理者都提到,快遞的配送率是比投訴率更重要的考核指標。因此,儘管所有快遞公司都會要求快遞員簽收前電聯用戶,但在實際操作中,網點老闆也都默認,快遞員送件可以不打電話,這樣做的確會提高「未收到」投訴的風險,但至少可以保證快遞的配送率,畢竟,如果當天的快遞送不完,網點也會迎來總公司的自動罰款。
我們對惡意的管理
在北京,快遞加盟網店的辦公室大多非常難找,許多都在停車場裡私自搭建的活動板房裡、胡同深處、各類倉庫里。我走訪了十多家網點,問我想撤銷投訴,應該怎麼辦?有人一聽我說明來意,就露出一副「又來一個」的微笑,顯然,我不是第一個因為誤點了投訴而來申請撤銷的人。
儘管從業者們都對那個「未收到」的按鈕微詞頗多,但也有擁護者。一位中通網點的管理者說:「為什麼不允許投訴撤銷呢,比方說我給你送快遞,我態度不好,你投訴我了,那我給你道個歉,你感覺快遞員不容易,就不投訴了,那快遞員都去找消費者鬧去了。」在他看來,用戶的錯誤投訴,只不過是偶爾發生的「誤傷」。
但現實中,快遞員與普通消費者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在威科先行法律庫中,我搜索到50份與居民與快遞員的紛爭相關的行政處罰,其中,有36個因被投訴而導致快遞員與消費者發生激烈衝突的案例,基本都是快遞員在被投訴後採取了報復行為——用膠水把對方家門的鎖眼堵住;在公廁里寫上對方手機號並加上「找小姐」;2022年,因為被快遞點經營者多次電話辱罵,一個消費者在醫院初診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甚至還有一方致另一方輕傷二級、被提起刑事公訴的情況。
這些文書只呈現了快遞員日常衝突的其中一隅。
曾為自己維權未果的快遞員常青談起一則他所聽聞的糾紛,一位韻達快遞員曾收到一則投訴,為此,他給客戶打了許多電話,對方一直不接,去家中敲門也沒人開,等到總部客服回訪客戶時,她接了電話,回答「不滿意」,構成了二次投訴,罰款金額升級到800塊錢。業務員急了,上門找業主,兩人隔着一道門吵起來。接下來,總部再次回訪,客戶再次回答不滿意,這下達成「三次投訴」,快遞員被罰上千元。快遞員再次上門,「最後地上打得都是血」。
常青很同情那個快遞員,這是一種難以下咽的委屈。「我跑一天掙200多塊錢,你這一票投訴扣我100多,我還得負責房租吃飯,算算我一天就白幹了。」到手的派送費逐年降低,他必須送得更多,才能掙到與往年一樣的錢,全年無休與過勞工作時常讓他心情煩躁。他配送一單的收入是1.2元,為了掙到這些錢,他要為每個1.2元背負無限的投訴風險。
2019年出版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4——懸停城鄉間的蜂鳥》指出,惡意投訴是快遞員工作的最大痛點之一,有42.43%的快遞員認為,工作的難點是「用戶不理解,投訴壓力大」。
在一則消費者發出的,詢問「該如何有效投訴快遞員」的知乎帖子上,有快遞員憤而留言:「你讓再高素質的人來干快遞也會素質變低。」在他看來,底層快遞員與用戶的矛盾是被製造出來的,而在這種矛盾中,快遞員顯然是更被擠壓的那一方。
中老年人也是誤操作的主力軍之一,一位快遞員告訴我,他每天要處理大量拼多多的退貨,因為那裡的用戶喜歡買了退,退了買,退2塊錢的貨物發現運費要付好幾塊於是又把已經離開小區的他叫回來說不退了。有時商家把幾件商品分拆發貨了,收到時消費者覺得內容物不對,或者覺得包裹內的貨品質量不好,就點了「沒收到包裹」。
不止是消費者,發貨方平台商家也有投訴快遞員的權力。有消費者說,她只是問了下商家,說貨沒收到,商家就把快遞員投訴了。
快遞員們最怕給群租房送件,丟件問題是家常便飯。我來到一個以群租房多聞名的小區,在那裡,一戶最多時住過39個人。幾個快遞員對我抱怨,有人拿錯、拆錯導致丟件的情況非常多,最討厭的,是現在的面單上的姓名隱私保護,有人是因為看錯姓名拿錯,而另一方找不到自己的快遞,也往往不會選擇詢問陌生的室友,而是選擇點擊「沒收到貨」,快遞員平白再背上一次投訴。
如果消費者真的沒有收到包裹,出現快遞丟失的狀況,按慣例,「通達系」的快遞員們需要自掏腰包賠償。這種規則也催生了很多詐騙案例。
我在威科先行法律庫中搜索到的50個快遞案例中,就有14個惡意投訴案例,消費者會謊稱自己沒有收到快遞,以投訴要挾快遞員賠償。其中,有人利用這個制度漏洞作案39次,騙取價值5萬的貨品。
一位中通快遞員說,一直以來,他和同事也高度懷疑訛詐的情況非常多,但能被證實的情況極少,因為居民家門口通常沒有監控。這一個月以來,他已經賠付了兩次快遞,雖然他可以確定自己已經把快遞送到了對方門前。最多一次賠款,是價值800元的快遞,那一次,監控雖然拍到了小偷,但他必須先給消費者賠了這筆錢。後來,小偷沒抓到,這筆錢也沒有被追回。
儘管投訴制度會向消費者進行極大的傾斜,但這其中也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有消費者告訴我,鑑於快遞員們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這會讓他們不敢進行哪怕是合理的投訴——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當消費者「投訴」過某個快遞員一次,當他再派你的快遞時,在快遞員端的快遞APP中,該消費者的名字旁會被系統劃上紅色標記,表示警醒。這同樣被稱之為一個「提升服務體驗」的舉措。當我得知這個設計後,坦白說,這令我感到不安。
不是「快遞員」,而是一個「人」
「剛剛問我的人是不是你?」我突然收到一條短信。當時,我正在小區挨個找快遞員攀談,這期間我再次遇到了陳帥武,那個我在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被我誤投訴的快遞員。重逢已經是一個月後,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認出我來的。
這些天,我遇到了幾個快遞員,他們都有着驚人的記憶力,經常是一見我張口,他們就能準確地說出我住的房號,然後說:「今天沒有你的快遞。」他們已經給我送了很久的快遞,而我是第一次認識他們。我有一種感受,當我重新取得與附近的聯繫,當我對他們了解得更多,我曾經對快遞員的誤解也在慢慢消散。也許,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了解,就是消彌惡意,或者說,像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一樣,是吸收惡意的更好的方式。
我驚訝地得知,陳帥武今年才18歲,他16歲就輟學來北京了,但這從外表很難看出來。這個來自河南南陽的孩子有一張黝黑的方臉,小區裡的老頭有時喊他兄弟,跟他年齡相仿的高中生喊他叔,「我送快遞送得這麼滄桑嗎?」
他是他們快遞網點的送件量第一名,他包攬最多的樓棟,並自己設計了最高效的送件路徑——在每進一個樓前,一次性點擊簽收所有快遞,然後進樓,在電梯開合間像打水漂一樣完成分派動作,回到快遞車上,他還要進行令人心驚的駕駛——一邊給客戶打取件電話、處理APP上的工作任務,一邊在車流的縫隙中飛馳。他2022年剛剛出過兩起事故,其中一次是他開車時累睡着了。出一次事賠幾萬塊,半年的積蓄沒了。
整個2023年,陳帥武沒敢休息過一天,因為一旦他請假,他所負責的樓棟的快遞就會滯留,公司就要高薪僱傭臨時工幫忙派件,多出的薪水需要他自己支付。
他賺到了錢,但也承受了這個年齡難以負荷的傷害。他一度有電話恐懼症,一來電話就是有人找麻煩。做快遞第一年,他曾遇到一個借投訴威脅他的顧客,幾番操作下來,公司罰了他500,他承認,當時「想砍了她的心都有」,一直憤恨到春節回老家過年,放鞭炮時心裡還在想這事。但後來也慢慢壓下來了,「必須接受我是底層人。」
他開始學着總結經驗,慢慢習得一些生存智慧。遇到誤投訴的情況,他會適當誇大罰款的金額,或者哭窮,有時好心人會主動幫他承擔點罰款。對於「無情」的消費者,他也毫不戀戰,很快掛掉電話,「干快遞久了,我就會看人了。」
「我會儘量加客戶微信,這樣他們找不到快遞,會習慣第一時間聯繫我,而不是去按按鈕。」一個快遞員對我說。幾個快遞員都提到了,他們是如何用這種熟人關係,來適當化解他們遭遇的投訴困境,「你被投訴,說到底還是因為你與客戶的關係建立得不夠好。」說到這裡,一個快遞員表情嚴肅起來,然後,他問我要不要加他微信。
學者張揚波在一項對快遞員的研究里談到過,在中國做快遞員,要有一種必要的生存智慧:用熟人關係,化解客戶投訴,軟化(幾乎是過於嚴苛和不實際的)服務合同。
常青也提到,一次,一個客戶誤點了投訴,便主動幫他承擔了罰款的一半,他認為,這是因為「我加了她兩年微信」。
在一個群租房眾多的小區里,一位從業7年的快遞員告訴我,過去,他常常會跟顧客起爭執,每個月都會因此被罰上千塊,但現在,「每天我一張口就道歉,所有情況都賴自己」,因為,「老婆孩子我得養,房貸車貸我得還」。如今,憑藉着被訓練的好脾氣,他每個月的罰款已經大大減少。
你必須變得越來越脾氣好,常青也這樣說。因為他態度好,每個月因投訴被罰掉的錢從來不會超過1000元,他見過被罰到兩三千塊錢的,都是因為快遞員「脾氣不好」、「不認」,不肯好好道歉,導致罰款升級。「你如果脾氣不好,即使你把錢都賠了,人家照樣投訴你。」
最近,陳帥武就遭遇了這樣的投訴,一個客戶丟失了快遞,按慣例快遞員最好自己私下賠掉,但因數額太貴,他故意拖延了幾天,客戶忍無可忍,終於投訴,這下他不僅需要賠商品費,還得賠一筆投訴罰款。這讓他後悔萬分。
我曾問陳帥武,為什麼不去直營系快遞公司,更有保障,快件丟失也有保險賠付一部分。但他並不青睞穩定,他告訴我,在流動性更強的通達系公司,新人更容易有機會分到好的片區,更容易掙到快錢。他想快點賺錢,儘早離開這個行業,不希望自己一直是「送快遞的」。
他說,被投訴感到委屈時,他會允許自己有一瞬間的分神,這時候他想起自己不是「快遞員」,而是一個「人」,曾經也被庇護着,「我真想回家,喝上一碗我媽給我煲的玉米排骨湯,躺在我的大床上,吹着空調,美美地睡上一覺,然後出門往左拐200米就是體育場。」
自小,他跟着在東莞打工的父母讀書,當地教育資源不錯,他的成績保持在班裡前十,他地理成績最好,希望將來去偏遠地區當勘探員。但由於戶口不在當地,中考前,他回到了河南老家。沒有了好的讀書環境,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高二那年,他主動提出輟學。
說着自己的故事,他給我發了一個在抖音上看到的笑話,一個殺馬特造型的農村少年抱着一個新生嬰兒,評論是,「十八年後電子廠又將新增一名大將。」他看着這個笑話,笑得停不下來。
笑聲中,是他的共情,還有對自己命運的洞悉,「我感覺,從我坐上從東莞回家的那趟列車開始,我就註定了現在要出現在北京的三輪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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