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底,蘇州凱達房地產公司在市郊拿了塊地,準備做他們的老本行——蓋別墅。
很快,金融危機席捲亞洲,樓市的低迷讓凱達退縮了。手裡有地有錢,他們突然有了投資教育的想法,而且想辦大學。
於是,他們主動去蘇州大學尋找機會。此時的蘇州大學,正苦於土地和經費短缺,想擴大辦學規模而力不足。雙方一拍即合。
1998年年底,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成立。
蘇大文正學院引起了很大爭議。教育部的人多次上門調研,態度始終沒變,這場試驗眼看要被叫停。
誰都沒有想到,轉機突然就來了。
1998年10月,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與妻子左小蕾,把一封建議書通過特定渠道送到中央領導手裡:
《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三年擴大招生量一倍》
這是還在海外的湯敏夫婦為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藥方,用大學教育來刺激經濟。
當時,中國的下崗工人達到了1500萬。第二年,又會有數百萬高中生離開校園,他們沒大學可上,沒工廠可去,畢業即失業。
領導很快採納了湯敏夫婦的建議。1999年6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做出了高等教育擴招的決策。
三個月之後,就是中國大學的入學報道日。短暫準備後,當年的大學成功擴招了47%,大學新生比前一年足足多了:
52萬。
這個數字,超過此前十年之和。湯敏也因此得名被媒體稱為「擴招之父」。
大學新生太多,教室和宿舍都不夠用了。那一年開學前,浙大學生宿舍靠着供電局加急趕工,才完成供電安裝。人大的200個擴招生沒有輪上學校的宿舍和床位,只能住在校外走讀。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部里有官員提出改革思路:
動用社會力量辦學。
一夜之間,蘇州大學文正學院起死回生,而且成了藉助社會資源辦學的正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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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學院就此成為了國內第一所公有民辦的二級學院。他們拉開了民辦高校的大幕,替國家解決了很多問題。
在1998年的教育經費統計報告裡,一個大學生要花掉財政經費6775元。當時上海有位老校長做了個推算,如果有30%的高校改為民辦,就能多出來96萬自費生,每年能為國家節約教育經費:
76億。
大家現在都見多了小目標。一個區的自來水廠總經理都能搜出一億多現金,76億算啥。但在1999年,本科生在機關試用月工資是330元,中國外匯儲備是1400多億美金。
民辦高校就此拿下了牌照。
1999年7月,浙江大學和杭州市政府、浙江省電信集團聯合創辦了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教育部部長先後兩次到學校考察,第一次沒有表態,第二次才鬆口:值得嘗試。
教育部對江浙兩省民辦二級學院帶有鼓勵性的默許態度,讓全國各地原本觀望的社會力量,開始學習和效仿,民辦二級學院開始全面擴散。一些藉此機會進入教育領域的老闆,當時還很驚訝,不敢相信:
能有這樣的事。
到 2003年,二級學院的數量已經達到了360所。當時本科院校也才644所,也就是說全國的超過了一半的公辦本科學校有了自己的二級學院。
觀望四年後,教育部頒發了一個規範意見,這種船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得到了正式的名分:
獨立學院。
它通常以某某大學某某學院的名字分布各地。作為發源地的江浙兩省,之後兩年又各自創立了20多所獨立學院。最近因轉設職業大學成關注焦點的兩省獨立學院,也大都位列其中。
院長被扣留幾十小時的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也是其一。
2
2011年,「獨立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在官網刊發喜訊:
1881位畢業生獲得華中科技大學的學士學位證書。
另一邊,華科本部2011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800名應屆生沒能穿上學位服。他們無法如期畢業。
憤怒的本部學生湧上網絡聲討。他們懷疑華中科大出於利益,將原本屬於自己的學位證分攤給二級學院。
「華中科大販賣文憑」的話題。讓獨立學院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違規招生、辦學條件不達標等問題也逐漸冒了出來,有人把它稱之為「高教改革怪胎」。
大學生越來越多,但卻沒多少人注意到,在教育部計劃里,獨立學院的定位一直就是階段性的產物。2008年,教育部出台了《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獨立學院的命運那時就已經被劃定,只有三條出路:
繼續作為獨立學院存在;
轉設為民辦普通高校;
撤銷或合併。
教育部還給了一個過渡的期限——五年。
五年很快過去。轉設的獨立學院寥寥無幾,甚至到了下一個五年,全國範圍內還是有265所獨立學院,在校生有260萬。
也就是說,中國每十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是「獨立學院」的學生。
去年5月份,教育部急了,出台了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明確表示,獨立學院轉設是高校設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甚至立了一個flag,年底前,所有獨立學院必須選一條路走:
轉民辦;轉公辦;終止辦學。
效果是顯著的。到今年年初,全國有超一半的獨立學院完成轉設。從教育部官網上的公開文件來看,這半年以來,又有50多所完成轉設。
東北的絕大部分獨立學院都集中完成首批轉設。上海、廣東、成都也同樣如此。但到了江蘇和浙江,作為獨立學院的開創地,情況就很複雜了。
教育部本想一箭雙鵰,既收拾了獨立學院的攤子,又完成職業本科院校的KPI,沒想到事與願違。學生們拒絕接受職業本科的學歷,拒絕讓自己大學變成「職業技術大學」,他們的訴求是:
要麼普本,要麼停辦。
對於浙江而言,引起學生更大不滿的原因最關鍵是:
浙江的三本獨立學院,錄取分數線很高。
為了留在省內,浙江學生寧願選擇上獨立學院,也不去外省上更好的學校。他們把錄取分數抬高了。以2019年來說,很多專業的錄取分數線,比浙江本科線高了:
60多分。
三本獨立學院的學費大多昂貴,一年高達3萬以上。花十幾萬讀了大學,卻成了職業大學的校友,學生和家長們看來,這既不公平,也不體面。很多獨立學院的學生抱怨:
別人是專升本,我們是本升專。
除了學生的阻力,江蘇和浙江遲遲不願意轉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國有資本和地方政府深度參與其中。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是浙工大與紹興市柯橋區合作的;
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是浙工商與桐廬縣政府合作的;
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是南師大與南師大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的;
江蘇大學京江學院,是江蘇大學與蘇大教育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的;
……
這些獨立學院的土地和房產,都是國有資產。
對於股東來說,轉為民辦,將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轉為公辦,學費少了,地方政府既要給編制,還要給錢。
另外,國資的過戶必須通過國資委、發改委、財政、稅務等部門的同意。同時土地、房舍等過戶要繳納至少數千萬元的稅費。
粗略算下,財政支出可能要高達百億。
3
幾年前,湯敏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到是否後悔當時上書建議,他說:
不後悔。
這個經濟刺激政策,其實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從大學生是個稀罕物,到大學生太多了,只用了20年。
相信很多人都沒有注意過,很多三本獨立學院的官網上,介紹里都有這麼一個描述:
應用型大學。
「應用型」三個字,在大眾的認知中是模糊的,甚至是被人為美化過的。現在,薄紗要被無情地撕下了。
大幅度的本科擴招,讓那些原本準備去中專和職高的高中生,可以進入大學了。同時意味着,技術型人才的減少。
1999年,北京的中專學校有2500多新生沒有報到,職業高中有6200多新生沒報道,大家都去上大學了。
大學擴招後的第二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製造業一線高層次的技術人才,從那時候一直處於短缺。
普通高中激增的招生人數,打亂了原本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天平。20多年以後,中國最新的中考改革,試圖回歸平衡:
各地區普高錄取率與職高錄取率必須1:1。
2015年,獨立學院迎來第一次卸妝。教育部提出,專門的職業大學將成為獨立學院的歸途。
現在江蘇、浙江先後宣布暫停轉設職業大學。但從現實來看,職業教育綜合改革下的合併轉設,已是大勢所趨。
浙江宣布全面暫停合併轉設的第二天,《職業教育法》迎來20多年來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立法的意義,不言自明。
但對於學生來說,現實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確保在校生和校友的權益不被降格,比如考研考公是否一視同仁,升學和就業市場是否會被歧視,這些都需要明確的答案。
去年年底,蘇州大學文正學院順利地轉設成為首家市屬本科,蘇州城市學院。儘管被摘掉了蘇州大學的光環,但社交媒體上很多校友還是在慶幸自己的幸運。起碼校名里沒有出現「職業技術」四個字。
但很多其他學校的學生,要切身感受改革的陣痛。
1999年春晚,黃宏在小品《打氣》裡喊了一句「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讓整個東北都沒有過好年。
這種口號不應該再出現了,對於獨立學院學生們的不理解,我們應該理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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