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所有人的頭頂上，都有一塊混凝土板」：塞爾維亞的學生抗議與民眾動員

1996至1997年的冬天，貝爾格萊德街頭如同今年冬天一樣寒冷刺骨。然而，就像28年前一樣，塞爾維亞首都的學生們再次走上街頭，要求正義與法治。Ta們將大學校園作為根據地，在每天上午11點52分準時出門，占據塞爾維亞各地街道15分鐘，以悼念2024年11月1日Novi Sad火車站頂棚坍塌事故中不幸遇難的15人。每周一次的大規模集會則在政府機構前和主要城市廣場上舉行，學生們與普通市民攜手，將抗議的聲音推向高潮，迫使當局正視ta們的訴求。

這並非學生第一次站在社會變革與正義鬥爭的最前線。早在1968年6月，新左派領導的全球青年運動便席捲了貝爾格萊德六天。20世紀90年代，學生領導的抗議運動再次興起，塞爾維亞各城鎮頻頻爆發反戰與反政權示威。其中，持續時間最長、最堅決的抗議活動爆發於1996年11月，這場抗議的導火索正是選舉舞弊。長達三個月的時間裡，成千上萬的學生占領貝爾格萊德及其他塞爾維亞城市的街道，要求實現民主化——當時，南歐及東歐國家紛紛邁入民主轉型，而塞爾維亞仍然停滯不前。儘管自共產黨政權倒台後，塞爾維亞乃至當時的南斯拉夫的選舉仍在繼續，但由於國家機構被掌控、媒體遭到操縱，這些選舉與真正的民主相去甚遠。自1991年以來，塞爾維亞的政治反對派——不論意識形態立場如何——都聯合起來，和學生、市民一道公開表達對米洛舍維奇政策的不滿。Ta們渴望向世界表明：塞爾維亞人民並未一致支持該政權的政治議程，尤其是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戰爭（1991—1995）期間，這一點尤為關鍵。

在1996至1997年的抗議中，學生們遊行至政府機構、各大部委、法院，以及主要的親政府媒體總部辦公室前，發起各種示威活動，要求當局回應其侵犯基本公民權利的行徑。然而，國家電視台卻抹黑抗議活動，聲稱僅有「幾百人」參與，並刻意渲染ta們給城市日常生活帶來的所謂「混亂」。電視台播放反對示威者的市民採訪，譴責所謂的「街頭暴力」，重複官方宣傳口徑。同時，晚間新聞還專門播放農民辛勤勞作的畫面，以此對比「懶惰」的學生，並指責ta們不務正業，應該把政治事務留給政治家。面對親政府媒體的信息操控，學生與反對派通過占領街頭來打破信息封鎖。而28年後，相似的場景再次上演。儘管作為歷史學者，我們無法斷言歷史在簡單重複，但今日的塞爾維亞學生依舊要為父輩們曾經抗爭過的目標而奮鬥，這無疑表明，塞爾維亞社會並未真正吸取歷史的教訓。在1990年代，現任總統武契奇曾是塞爾維亞激進黨（the Serbian Radical Party，激進民族主義政黨）的高級成員，而該黨由戰犯Vojislav Šešelj領導。1998至2000年間，武契奇更是擔任信息部長。如今，當年那股讓塞爾維亞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陷入孤立的政治勢力再次掌權。這並不會抹殺20世紀90年代學生抗爭的意義——在ta們所處的歷史環境中，這些抗議本身就是一種勝利。但這一現實仍讓人不禁感到苦澀，仿佛整個社會陷入了無休止的惡性循環，不斷地重複同樣或者至少是類似的鬥爭。

1990年代的塞爾維亞，在戰爭與國際制裁的重壓下，所處的政治與社會氛圍與當下截然不同。此外，1996至1997年的反對黨和學生運動，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這一點在今天的局勢中已有所不同）。國際勢力的介入無疑對米洛舍維奇施加了壓力，迫使他回應抗議者的訴求，並出台了一項特別法案，承認反對派在貝爾格萊德及其他多個地方選舉中的勝利。儘管1996至1997年的抗議未能終結米洛舍維奇的威權統治，但它們仍然是20世紀最後十年塞爾維亞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這場運動不僅揭露了政權的政治舞弊行為，也不斷提醒人們，塞爾維亞社會中存在着一股反對當權者政治路線的關鍵力量。站在抗議隊伍最前線的學生們高舉着一條橫幅，上面寫着：「貝爾格萊德即世界」（Beograd je svet）。這句口號反映出ta們的願景遠遠超越了解決眼前的地方選舉問題的範圍，更象徵着ta們對塞爾維亞擺脫米洛舍維奇造成的政治孤立、重新融入國際社會的更廣泛渴望。而在今天略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同樣看到了塞爾維亞學生對這些願景的堅持。

 從1990年代和今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來看，我們必須意識到，冷戰的結束為巴爾幹和東歐地區威權政權的崛起奠定了結構性基礎。社會階層分化和各種不平等現象迅速加深，再加上社會凝聚力和制度監管的削弱，為掌握金融和政治權力的人之間逐步建立新的「精英聯盟」提供了完美條件。新自由主義轉型帶來的後果激化了社會矛盾，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矛盾短期內尚未被納入政治議程，而在其他情況下，它們則促使人們因困境而放棄政治參與，甘於接受破碎的社會現實。在最近的歷史進程中，幾乎所有該地區的國家都經歷過民主聯盟在自身腐敗和低效治理的重壓下土崩瓦解的過程。而在塞爾維亞，取而代之的威權政權則逐步侵蝕國家體制，不僅突破了憲法的約束，甚至在實踐中塑造了一種幾乎無限擴張的權力體系。

然而，儘管威權政權在逐步掌控國家機構乃至公民日常生活的過程中看似牢不可破，但它們始終存在一個關鍵的脆弱點——這一時刻遲早會到來，並最終引發對獨裁者的清算。無論是依靠民族主義民粹和復興的極右翼思潮來操控因經濟不安定而積累的不滿情緒，還是宣揚福山式的烏托邦願景，試圖讓人們相信，只要拋棄東方社會的非正式文化，並將歐盟法規從一紙空文落實到現實，一切都會好轉——這個關鍵時間點都會到來。而在當今的塞爾維亞政權中，這兩種觀念兼而有之。沉醉於自身「不可取代」幻覺中的政治與金融寡頭們，註定會忘記，ta們遲早要面對一個問題：當長期積累的憤怒，與一種能夠超越不同社會群體利益與信仰差異的共同訴求交匯時，會發生什麼？

「沒有任何神明能夠阻止一個飢餓的人。」——正如這句古老的拉丁諺語所言，專制者們最終會發現，當ta們精心構建的混合意識形態體系，以及迄今為止近乎完美運轉的依附體系，在現實面前崩潰時，會有無數一無所有的人對強加給ta們的現實爆發出憤怒。在某些情況下，正是一場悲劇讓人們意識到，ta們已經被威權政權逼到了絕境，而這個政權正試圖將任何因其貪婪而導致的死亡合理化。當Novi Sad火車站的屋頂因年久失修和完全無視人們安全的腐敗官員及企業的操控下坍塌時，無數人頓悟了一句隨即被塞爾維亞各大學反抗學生提出的口號——「在我們所有人的頭頂上，都有一塊混凝土板！」 這場災難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條血河中的最後一波浪潮，而這條血河一直伴隨着現任塞爾維亞政府，以一種讓20世紀的許多極權政權都羨慕的方式，吞噬着越來越多的權力。

 從不斷增加的工傷事故和工人喪生事件，到塞爾維亞歷史上第一起校園槍擊案；從與政權勾結的黑幫製造的駭人謀殺案，到Mladenovac的大規模屠殺，政府的回應始終如一——「對於一個經濟發展中的國家來說，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這些自然而然的事情習慣就好……」但當腐敗與漠視再度奪走15條無辜生命時，塞爾維亞的學生們共同決定，ta們絕不會習慣這一切。Ta們寧願冒一切風險，也不願生活在一個將死亡威脅視為工業化「自然後果」的國家，在這裡，每一起所謂的「意外」都可能降臨在任何人頭上，而無人被追究責任。直到現在，這個政權仍將塞爾維亞的年輕人視為遠離政治、彼此疏離的一代，是一群沉默接受命運安排的「迷失的一代」，ta們的名字僅僅被寫在武契奇及其支持者精心編寫的輝煌國家史的腳註中。然而，如今政權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ta們所面對的是一整代因其自身政策而鍛造出堅韌不屈精神的人。

從參與人數、已取得的政治影響力以及運動持續時間來看，這場學生運動是塞爾維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此前，從未有任何學生運動能夠封鎖整個貝爾格萊德大學，以及Novi Sad、Kragujevac等其他主要城市的大學。而今，學生們不僅做到了這一點，還得到了高中生及眾多藝術、工藝和其他專業學校學生的支持，最終幾乎全面封鎖了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塞爾維亞年輕一代前所未有的集體團結與同理心。這場運動的集體性格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學生們決定不設立任何個人領導者，以避免成為政權打壓的目標。由於抗議者中沒有被公開識別的領袖，政府無法針對個人進行迫害、勒索、賄賂或威脅，因此學生們能夠自行組織，而不必擔心忠於政府的勢力滲透到ta們的隊伍中。此外，學生們創造了另一個歷史性先例——ta們承諾通過各個層級的集體投票來決策所有必要事項，從而實現了一種直接民主的形式，數千人同時參與決策的現象本身就獨具特色。通過實踐教科書式的直接民主，學生們不僅直接對抗威權主義，也比任何政客更有力地為民主鋪平了道路。

這一新興運動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學生們在動員各社會群體支持和參與抗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一點與以往塞爾維亞學生抗議的傳統形成鮮明對比。若從國際關注度來看，最接近當前塞爾維亞學生運動的歷史事件是1968年的學生運動。然而，與當下不同的是，那場運動未能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權的政策制定產生實質性影響。儘管當年的學生們做出了諸多努力，ta們始終未能在足以改變局勢的程度上將工業工人、農民和南斯拉夫人民軍士兵整合到更廣泛的運動之中。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檔案記錄了學生們試圖進入工廠和軍營的諸多嘗試，但這些努力最終大多演變成了抗議者與工人或士兵之間的肢體衝突，而後者實際上與學生們年齡相仿。另一方面，回顧1968年的歷史，確實很難期待當時南斯拉夫的第一代普遍接受基礎教育的人群能理解那些受過高度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的年輕左翼學者所倡導的抽象理想。此外，那場學生運動正值南斯拉夫經濟的黃金時代，社會政策持續擴張。對於那些親眼見證自己購買力和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的人來說，ta們很難對抗一個才剛剛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社會平等、提供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福利的制度。

然而，半個世紀後，在武契奇自詡為「黃金時代」的今天，社會現實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場學生運動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塞爾維亞民眾長期積累的不滿得以宣洩，而這些不滿源於ta們共同承受的近乎絕望的處境。當貝爾格萊德的街頭湧現出數萬名支持學生運動的民眾時，人們開始意識到，許多塞爾維亞人已不再相信那個曾幫助塞爾維亞進步黨（the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在2012年擊敗民主聯盟的承諾——「為了我們的孩子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這一承諾曾為塞爾維亞工人階級帶來毀滅的命運，同時也開啟了所謂的「光明的歐洲前景」）。在過去的13年裡，這一「更美好未來」的承諾一直被無限擴張的、如今滲透到每個角落的國家媒體網絡不斷強化。而今，歐盟國家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終於看清，塞爾維亞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是為了防止自己的未來被剝奪。此外，ta們的家人也在支持ta們進行鬥爭，拒絕成為在由可疑外資企業運營的污染土地的礦場裡工作的，薪資低廉、屢遭羞辱，甚至常常因突發工傷事故而喪命的廉價的體力勞動者——而這正是當前政權為ta們設定的唯一未來。

學生們還成功地彌合了代際鴻溝、意識形態分歧以及日益分裂的社會群體。在此之前，塞爾維亞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喪失自我認同、破碎到難以修復的社會。然而，學生們證明了這一假設是錯誤的，ta們重新喚起了集體團結的觀念，將那些雖生活在同一國家卻來自完全不同世界、被困於不同歷史時空、持有不同價值觀和文化背景的人們重新連結起來。可以說，在當代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日趨鬆散，而在那些原本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貧困社會中，社會的碎片化則更多表現為人們的交往僅限於自身的社交圈，而這種社交圈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由個人的社會階層、家族傳統、當地的主流文化以及所受教育的環境決定。因此，所有支持罷課學生的人對國家的主要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正是由於學生們的果敢行動，所有人——無論ta們各自的信仰如何——都在1990年之後首次達成了一種共識：只要在武契奇政權徹底走向極權獨裁之前將其推翻，未來依然可期；否則，塞爾維亞將再無未來。

學生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固有認知，從而實現了對塞爾維亞社會的某種程度的統一。學生們拒絕將這場集體主義運動拆解為一個傳統的抗議組織，同時也避免了像1968年學生運動那樣，堅持為運動定義意識形態而引發公眾困惑與分裂（這一點恰恰是1996至1997年抗議活動的優勢所在）。最重要的是，學生們提出了一個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核心訴求——ta們只是要求政府機構履行職責。當武契奇試圖向聚集的學生發表講話時，ta的失敗場面幾乎與當年齊奧塞斯庫試圖以其「神聖」形象平息抗議時如出一轍。學生們公開聲明，ta們對總統的意見毫無興趣（更確切地說，總統本就不應干涉司法事務），ta們真正要求的是公訴機關、獨立司法系統以及其他相關機構對Novi Sad 15名遇難者的死因展開調查，並履行其應盡的法律職責。學生們的行動確立了一個對塞爾維亞邁向民主與法治國家至關重要的歷史性先例——未來繼承武契奇政權殘餘的政府必須正視一個事實：塞爾維亞民眾已不再認可某位妄圖成為獨裁者的個人權威，而是要求相關機構真正履行職責，按照公共福祉的理念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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