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境稅,荒謬無比的開倒車

這一段時間以來,鼓吹離境稅的人開始多起來了。

起先是一部分網絡民粹,天天在主張要向美國學習,搞離境稅。

接着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所謂經濟學家盧麟元,也公開主張。

來大陸撈金的香港經濟學家已經成功了一個,叫郎咸平。盧麟元顯然也深諳其道,積極迎合民粹,也想在大陸撈點金回去,誰叫這裡傻子多呢?

可是,離境稅,這種玩意是一種荒唐無比的玩意,美國實施了,不過說明美國也是一個荒唐的國家。

離境稅:開歷史倒車的愚蠢之舉

離境稅的核心,在於限制人身自由。

表面看,他只是對離境、脫離國籍的人的一種懲罰,但其本質是通過經濟手段,變相剝奪了個人選擇工作和生活地的權利,並對離開本國的人進行經濟懲罰。

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而不是凌駕於個人之上。

離境稅無疑踐踏了這一原則,赤裸裸地侵犯了個人自由。

如果離境稅是允許存在的,意味着政府有權阻止個人離開國家的邊界。只要進一步升級,那就是象朝鮮一樣,關在這個國家裡哪也不許去。

甚至到了戰爭階段就發展成為了俄烏兩國政府阻止民眾離境。

更荒謬的是,離境稅的鼓吹者還振振有詞地宣稱,這是在保護國家利益,防止人才把錢帶走。

一個國家的居民,他們在市場上賺到的錢,就是市場對他貢獻的獎勵,他同時還是一個稅收承擔者,特別是很多的企業家。

他們不欠任何人的。政府的各種基礎設施,警察、軍隊,都來源於企業家的稅款。

你憑什麼在人家離開時,對他施以懲罰?

改革開放的過程,正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保護的上升,沒有這些,哪有今天的經濟繁榮。

相反,正是對財產權利的漠視,隨意發鈔、對企業產權的漠視,對人身權利的漠視,才讓經濟增長出現了困難。

否則,為什麼中央政府天天在談保護產權?

離境稅的荒誕還體現在,它與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格格不入。

參與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場,是推動一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離境稅無疑是在逆全球化而動,將一國經濟推向自我封閉和邊緣化。

這就像一個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車輛,不僅阻礙了自身前進的步伐,也給他國經濟發展設置了障礙。

二、離境稅的邏輯陷阱

支持離境稅的人們,顯然沒有看清其背後的邏輯陷阱。

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提高離境成本,就能阻止企業資金外流。殊不知,這種做法往往適得其反,加劇了資本外逃。

對於任何一個企業家來說,面對苛捐雜稅,他的選擇無非有三:

要麼忍氣吞聲,要麼想方設法避稅,要麼遠走高飛。

在離境稅重壓下,恐怕很少有人會選擇前兩個選項。

相反,越是限制人身自由,越是激發了人們”壯士斷腕”的決心。

正所謂”陽奉陰違”,表面上服從,背地裡加速轉移資產。

東歐國家蘇聯解體後,一些國家對離境者徵收高額費用,結果反而加劇了精英階層的出走。

這些人天天說美國有離境稅,那麼美國怎麼樣呢?

2008年,美國政府將離境稅上調,對富人征以高額(20%)的資本利得稅,提高了放棄國籍的”門檻”。

結果呢?脫籍的人越來越多。

2020年,共有6705名美國公民放棄了國籍,比2019年的2909人增長了130%,創下歷史新高。

2011年,Facebook公司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宣布放棄美國國籍,移民新加坡。當時,薩維林持有Facebook公司約4%的股份,價值約30億美元。如果他在美國境內出售這些股票,需要繳納高達9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

而新加坡實行的是屬地稅制,對非本地收入免稅。因此,薩維林可以合法避稅,節省大筆稅款。雖然輿論一片譁然,批評他”不愛國””沒良心”,但事實證明,薩維林做出了一個明智的經濟決策。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2012年,美國著名投資人、億萬富豪約翰·坦普爾頓放棄美國國籍,移民到巴哈馬群島。

2016年,Johnson & Johnson公司繼承人伊麗莎白·約翰遜也加入”脫籍大軍”,成為新晉的新西蘭公民。約翰遜擁有價值87億美元的家族信託基金,一旦放棄美國國籍,可以徹底避免遺產稅。

值得注意的是,放棄美國國籍的不只是富豪和企業家,還有許多普通的高淨值人群。

根據美國法律,如果一個人在過去5年中有3年的納稅義務,同時其淨資產超過200萬美元或年均所得稅超過16.8萬美元,那麼他就有義務繳納離境稅。

這意味着,即使是一些中產階級,如果資產超過門檻,也難逃”離境稅”的範圍。

更令人吃驚的是,近年來,放棄美國國籍的人群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2018年,在放棄美國國籍的5133人中,有近1000人來自中國大陸,約占總數的20%。

這其中,既有在美國留學或工作多年的”華二代”,也有通過投資移民獲得綠卡的企業家。他們放棄美國國籍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避稅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由此可見,離境稅非但無助於留住人才,反而是適得其反,加速了資本和智力的流失。

更荒誕的是,離境稅還可能成為腐敗的溫床。

當政府手握生殺大權,決定誰能走、誰不能走時,權力尋租的空間就被打開了。於是,上至高官,下至小吏,都可能通過出賣離境許可來中飽私囊。

所謂”擦皮鞋”、”打點”,無一不是離境稅滋生腐敗的例證。

烏克蘭為什麼開除所有徵兵所的官員?因為只要給錢,就可以離開烏克蘭,不服兵役。

一旦腐敗盛行,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就會被瓦解,經濟發展也將失去動力。

離境稅的意識形態根源

支持離境稅的背後,隱藏着三種意識形態傾向:凱恩斯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

凱恩斯主義向來推崇政府干預,強調通過需求管理來調控經濟。

這種思路在就業政策上,往往表現為通過立法限制解僱,或提高最低工資來保就業。

離境稅恰恰是這種思路在人才流動領域的翻版。

支持者往往把人才和他們的財富視為一種”資源”,認為政府有責任管理和調控,防止人才和財富流失。

然而,他們沒有看到,人才首先是自由的個體,而不是政府手中的棋子。用行政手段禁錮人才,無異於飲鴆止渴,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離境稅只會導致大量企業家和人才外逃,同時再也沒人敢來中國投資了。

民族主義則強調整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他們往往把個人置於國家和民族的對立面,認為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

離境稅背後,往往隱藏着這樣一種觀念:這個人是國家的人,他不是一個自由個體,這些呼籲離境稅的人,正在告訴這些人,我才是你們的主宰。

你想去哪裡,你得聽我的。不聽我的,就罰。你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哪你也別想去。

這無疑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偏執和狹隘。

與民族主義相伴相生的,是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幽靈。

在他們眼中,人才外流意味着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這有悖於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

因此,必須通過徵稅來懲罰離境者,迫使他們為集體”奉獻”。這種論調貌似高尚,實則荒謬至極。

財富從來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於個人的才智和努力。

對此,政府絕無權力據為己有,更無權假公濟私,通過離境稅來充實自己的腰包。

離境稅的呼籲,背後其實是這些人對某些富人嫉妒得發狂了,在覬覦他人的財產,欲搶之而後快。

離境稅對經濟的戕害

離境稅對一國經濟的破壞是全方位的,它不僅抑制投資,扭曲資源配置,而且戕害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創業。

離境稅戕害了企業家精神,抑制了創業創新的動力。

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他們敢於冒險,善於創新,將生產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生產力提升。

然而,在高額離境稅面前,許多有志創業者望而卻步,寧可做一個安於現狀的”螺絲釘”,也不願擔風險、闖市場。

久而久之,整個社會的創業創新動力就會枯竭,經濟也將失去發展的源泉。

離境稅的實質,是計劃經濟在人才流動領域的一次捲土重來,是市場機制退出、政府干預回歸的表現。

首先,它意味着政府取代了市場,主導資源配置。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人才和企業家流動應該由市場供需決定。

企業出高薪,自然能吸引人才;地區搞好服務,自然能留住企業家。

政府要做的,就是創造公平保護產權的制度環境,讓人才和資本能夠自由流動。

而離境稅恰恰顛覆了這一切,變相賦予了政府配置人才的權力。這無疑是計劃經濟的翻版,是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和破壞。

他還將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破壞了激勵機制。

一旦政府對跨境人員徵稅,等於人為擾亂了各種資源配置所需要的信號,使得人才無法聽從市場的召喚,而是被迫聽命於政府的指揮棒。

由此,人才配置的激勵機制被破壞,積極性、創造性被泯滅。

更荒謬的是,離境稅還形同變相的”賣身契”,賦予了政府決定個人流向的權力。

這簡直就是計劃經濟的翻版!

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就業由國家統一分配,國家說去哪就去哪。如今,離境稅雖沒有直接要求個人服從分配,但變相剝奪了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這與計劃經濟何異?

只能說,離境稅是計劃經濟披着現代外衣的怪胎,是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倒行逆施。

個人權利至上,自由市場至上。

離境稅無疑與之背道而馳,是自由經濟的桎梏,是開放發展的枷鎖。

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必須以市場為基礎,以法治為準繩,絕不能施行這種倒行逆施的傷害個人權利、阻礙經濟發展的管制政策。

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不是離境稅,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已經很高了,最高稅率45%,更不能引進財產稅(離境稅、資本利得稅、房產稅),相反,要學愛爾蘭、新加坡、香港,全面實施低稅政策。

吸引全球的資本來到中國投資,這才是正道。

象盧麟元這種民粹主義頭頭,如果在香港主張這種政策,得被人打死,只有大陸才有這麼多民粹勢力來捧他的臭腳 。

不要扮演經濟學家來吃民族主義爛飯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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