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境稅，荒謬無比的開倒車

這一段時間以來，鼓吹離境稅的人開始多起來了。

起先是一部分網絡民粹，天天在主張要向美國學習，搞離境稅。

接着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所謂經濟學家盧麟元，也公開主張。

來大陸撈金的香港經濟學家已經成功了一個，叫郎咸平。盧麟元顯然也深諳其道，積極迎合民粹，也想在大陸撈點金回去，誰叫這裡傻子多呢？

可是，離境稅，這種玩意是一種荒唐無比的玩意，美國實施了，不過說明美國也是一個荒唐的國家。

離境稅:開歷史倒車的愚蠢之舉

離境稅的核心，在於限制人身自由。

表面看，他只是對離境、脫離國籍的人的一種懲罰，但其本質是通過經濟手段，變相剝奪了個人選擇工作和生活地的權利，並對離開本國的人進行經濟懲罰。

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而不是凌駕於個人之上。

離境稅無疑踐踏了這一原則，赤裸裸地侵犯了個人自由。

如果離境稅是允許存在的，意味着政府有權阻止個人離開國家的邊界。只要進一步升級，那就是象朝鮮一樣，關在這個國家裡哪也不許去。

甚至到了戰爭階段就發展成為了俄烏兩國政府阻止民眾離境。

更荒謬的是，離境稅的鼓吹者還振振有詞地宣稱，這是在保護國家利益，防止人才把錢帶走。

一個國家的居民，他們在市場上賺到的錢，就是市場對他貢獻的獎勵，他同時還是一個稅收承擔者，特別是很多的企業家。

他們不欠任何人的。政府的各種基礎設施，警察、軍隊，都來源於企業家的稅款。

你憑什麼在人家離開時，對他施以懲罰？

改革開放的過程，正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保護的上升，沒有這些，哪有今天的經濟繁榮。

相反，正是對財產權利的漠視，隨意發鈔、對企業產權的漠視，對人身權利的漠視，才讓經濟增長出現了困難。

否則，為什麼中央政府天天在談保護產權？

離境稅的荒誕還體現在，它與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格格不入。

參與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場，是推動一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離境稅無疑是在逆全球化而動，將一國經濟推向自我封閉和邊緣化。

這就像一個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車輛，不僅阻礙了自身前進的步伐，也給他國經濟發展設置了障礙。

二、離境稅的邏輯陷阱

支持離境稅的人們，顯然沒有看清其背後的邏輯陷阱。

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提高離境成本，就能阻止企業資金外流。殊不知，這種做法往往適得其反，加劇了資本外逃。

對於任何一個企業家來說，面對苛捐雜稅，他的選擇無非有三：

要麼忍氣吞聲，要麼想方設法避稅，要麼遠走高飛。

在離境稅重壓下，恐怕很少有人會選擇前兩個選項。

相反，越是限制人身自由，越是激發了人們”壯士斷腕”的決心。

正所謂”陽奉陰違”，表面上服從，背地裡加速轉移資產。

東歐國家蘇聯解體後，一些國家對離境者徵收高額費用，結果反而加劇了精英階層的出走。

這些人天天說美國有離境稅，那麼美國怎麼樣呢？

2008年,美國政府將離境稅上調，對富人征以高額（20%）的資本利得稅，提高了放棄國籍的”門檻”。

結果呢？脫籍的人越來越多。

2020年，共有6705名美國公民放棄了國籍，比2019年的2909人增長了130%，創下歷史新高。

2011年，Facebook公司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宣布放棄美國國籍，移民新加坡。當時,薩維林持有Facebook公司約4%的股份,價值約30億美元。如果他在美國境內出售這些股票,需要繳納高達9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

而新加坡實行的是屬地稅制，對非本地收入免稅。因此,薩維林可以合法避稅,節省大筆稅款。雖然輿論一片譁然，批評他”不愛國””沒良心”,但事實證明,薩維林做出了一個明智的經濟決策。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2012年,美國著名投資人、億萬富豪約翰·坦普爾頓放棄美國國籍,移民到巴哈馬群島。

2016年,Johnson & Johnson公司繼承人伊麗莎白·約翰遜也加入”脫籍大軍”,成為新晉的新西蘭公民。約翰遜擁有價值87億美元的家族信託基金，一旦放棄美國國籍，可以徹底避免遺產稅。

值得注意的是,放棄美國國籍的不只是富豪和企業家,還有許多普通的高淨值人群。

根據美國法律,如果一個人在過去5年中有3年的納稅義務,同時其淨資產超過200萬美元或年均所得稅超過16.8萬美元,那麼他就有義務繳納離境稅。

這意味着,即使是一些中產階級,如果資產超過門檻,也難逃”離境稅”的範圍。

更令人吃驚的是,近年來,放棄美國國籍的人群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2018年,在放棄美國國籍的5133人中，有近1000人來自中國大陸,約占總數的20%。

這其中,既有在美國留學或工作多年的”華二代”,也有通過投資移民獲得綠卡的企業家。他們放棄美國國籍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避稅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由此可見，離境稅非但無助於留住人才，反而是適得其反，加速了資本和智力的流失。

更荒誕的是，離境稅還可能成為腐敗的溫床。

當政府手握生殺大權，決定誰能走、誰不能走時，權力尋租的空間就被打開了。於是，上至高官，下至小吏，都可能通過出賣離境許可來中飽私囊。

所謂”擦皮鞋”、”打點”，無一不是離境稅滋生腐敗的例證。

烏克蘭為什麼開除所有徵兵所的官員？因為只要給錢，就可以離開烏克蘭，不服兵役。

一旦腐敗盛行，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就會被瓦解，經濟發展也將失去動力。

離境稅的意識形態根源

支持離境稅的背後，隱藏着三種意識形態傾向：凱恩斯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

凱恩斯主義向來推崇政府干預，強調通過需求管理來調控經濟。

這種思路在就業政策上，往往表現為通過立法限制解僱，或提高最低工資來保就業。

離境稅恰恰是這種思路在人才流動領域的翻版。

支持者往往把人才和他們的財富視為一種”資源”，認為政府有責任管理和調控，防止人才和財富流失。

然而，他們沒有看到，人才首先是自由的個體，而不是政府手中的棋子。用行政手段禁錮人才，無異於飲鴆止渴，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離境稅只會導致大量企業家和人才外逃，同時再也沒人敢來中國投資了。

民族主義則強調整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他們往往把個人置於國家和民族的對立面，認為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

離境稅背後，往往隱藏着這樣一種觀念：這個人是國家的人，他不是一個自由個體，這些呼籲離境稅的人，正在告訴這些人，我才是你們的主宰。

你想去哪裡，你得聽我的。不聽我的，就罰。你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哪你也別想去。

這無疑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偏執和狹隘。

與民族主義相伴相生的，是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幽靈。

在他們眼中，人才外流意味着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這有悖於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

因此，必須通過徵稅來懲罰離境者，迫使他們為集體”奉獻”。這種論調貌似高尚，實則荒謬至極。

財富從來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於個人的才智和努力。

對此，政府絕無權力據為己有，更無權假公濟私，通過離境稅來充實自己的腰包。

離境稅的呼籲，背後其實是這些人對某些富人嫉妒得發狂了，在覬覦他人的財產，欲搶之而後快。

離境稅對經濟的戕害

離境稅對一國經濟的破壞是全方位的，它不僅抑制投資，扭曲資源配置，而且戕害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創業。

離境稅戕害了企業家精神，抑制了創業創新的動力。

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他們敢於冒險，善於創新，將生產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生產力提升。

然而，在高額離境稅面前，許多有志創業者望而卻步，寧可做一個安於現狀的”螺絲釘”，也不願擔風險、闖市場。

久而久之，整個社會的創業創新動力就會枯竭，經濟也將失去發展的源泉。

離境稅的實質，是計劃經濟在人才流動領域的一次捲土重來，是市場機制退出、政府干預回歸的表現。

首先，它意味着政府取代了市場，主導資源配置。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人才和企業家流動應該由市場供需決定。

企業出高薪，自然能吸引人才；地區搞好服務，自然能留住企業家。

政府要做的，就是創造公平保護產權的制度環境，讓人才和資本能夠自由流動。

而離境稅恰恰顛覆了這一切，變相賦予了政府配置人才的權力。這無疑是計劃經濟的翻版，是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和破壞。

他還將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破壞了激勵機制。

一旦政府對跨境人員徵稅，等於人為擾亂了各種資源配置所需要的信號，使得人才無法聽從市場的召喚，而是被迫聽命於政府的指揮棒。

由此，人才配置的激勵機制被破壞，積極性、創造性被泯滅。

更荒謬的是，離境稅還形同變相的”賣身契”，賦予了政府決定個人流向的權力。

這簡直就是計劃經濟的翻版!

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就業由國家統一分配，國家說去哪就去哪。如今，離境稅雖沒有直接要求個人服從分配，但變相剝奪了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這與計劃經濟何異?

只能說，離境稅是計劃經濟披着現代外衣的怪胎，是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倒行逆施。

個人權利至上，自由市場至上。

離境稅無疑與之背道而馳，是自由經濟的桎梏，是開放發展的枷鎖。

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必須以市場為基礎，以法治為準繩，絕不能施行這種倒行逆施的傷害個人權利、阻礙經濟發展的管制政策。

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不是離境稅，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已經很高了，最高稅率45%，更不能引進財產稅（離境稅、資本利得稅、房產稅），相反，要學愛爾蘭、新加坡、香港，全面實施低稅政策。

吸引全球的資本來到中國投資，這才是正道。

象盧麟元這種民粹主義頭頭，如果在香港主張這種政策，得被人打死，只有大陸才有這麼多民粹勢力來捧他的臭腳 。

不要扮演經濟學家來吃民族主義爛飯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