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九十五）

（接上期）

二、以鋼為綱　搞亂全局

「以鋼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全民大辦鋼鐵的作法，搞亂了國民經濟全局。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1958年計劃620萬噸。如果不搞大躍進，實現700萬噸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是不可能的事。

毛澤東早就把大話說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期間，得知赫魯曉夫計劃蘇聯15年趕上美國後，於11月18日，就在64個黨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中國用15年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的目標。毛澤東金口一出，就成為全國上下鐵打不動的任務。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長王鶴壽組織治金部黨組「務了8天虛」向毛澤東提出了鋼鐵「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報告。這比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標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興，多次表揚了這個報告，還說這個報告是「一首抒情詩」。 

1958年2月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鋼產量為624.8萬噸的指標，比上一年增長16.7%。但是，這個指標被認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標提高到771萬噸，比上年增長44.1%。但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會議又把鋼產計劃提高到800萬-850萬噸。比上年增長49.5%-58.9%。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局柯慶施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 800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800萬噸，華北600萬噸，西南310萬噸，東北1100萬噸，西北150萬噸，並預計到1962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將此件印發給軍委會議各同志，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毛澤東批示說：

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達到英國了。 

在這種氣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冶金部長王鶴壽也參加了，毛問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號才決定搞一千一。 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就是這樣的確定下來的。這麼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

但是，從6月19日到8月中旬，鋼鐵完成任務的情況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那一天，毛澤東提出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幾天，毛澤東聽取了鋼鐵生產情況的匯報以後，給陳雲打電話，作了8點指示，其中談到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這些處分措施後來寫進了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中）。並讓陳雲把各省工業書記召到北戴河開一次會議。8月21日，陳雲向參加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傳達了毛的指示，並提議，要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一個時期。薄一波插話說，對土爐子要有信心，100個土爐子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 從此，「小、土、群」（小爐子，土爐子，遍地成群）在中國大地到處風行，危害極深。一向被人們譽為講究科學、頭腦冷靜的陳雲也出此下策，可能當時人們頭腦熱到什麼程度。在北戴河的工業書記會上，按月落實了鋼鐵的生產進度，還按地區分配了鋼鐵生產任務，連幾乎沒有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須生產20萬噸生鐵，其它省市的任務就更重了。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全民的大煉鋼鐵運動迅速展開。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8月30日的總結報告中說：

死與活的問題。不是死人之「死」，是統死統活的問題，世界上沒「死」是不行的。1100萬噸鋼，少一噸也不行，這是「死」的。明年2500萬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其中2500萬噸是「死」的，是「死鋼」，另外200萬-250萬噸是「活」的，歸地方支配。 

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已經9月份了。在剩下兩三個月時間內，還要完成600多萬噸的任務，才能實現全年的1070萬噸。按常規這是不可能的，只好發動全民蠻幹。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鐵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9月5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全力保證鋼鐵生產》，號召與鋼鐵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這一「停車讓路」，使各頂工作停頓，各個部門為鋼鐵行業作出犧牲，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當時，1070萬噸這個數字用巨字寫在全國各地的牆壁上，「為鋼鐵元帥升帳」 「為鋼鐵元帥讓路」的宣傳品遍及各地。全國上下，不分工農商學兵，不分男女，都為「1070」而奮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都搭起了爐子，找來礦石，不分晝夜地大煉鋼鐵。9月4日的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萬噸鋼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9月是要命的一個月。」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9月30日，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 9月，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為了配合大辦鋼鐵，還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上山找礦；大辦煤炭，到處設法挖煤，僅小煤窯就開挖了10萬多個；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既有現代化的運輸車輛，又有牛車馬車和肩挑背馱。

這上億人的大辦鋼鐵的大軍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從來沒有煉過鋼鐵，連高爐也沒有見過。對他們能不能煉出鋼來，是有人懷疑的。懷疑是要受到批評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在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中說：「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餘名幹部、93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

「全民大辦鋼鐵」，的確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煉鋼爐，建立了小型鋼鐵廠，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被任命為廠長。葉子龍對鋼鐵生產一竅不通。毛澤東還到這個「鋼鐵廠」視察，聽取葉子龍匯報。 在中南海的帶動下，中央機關和各省委機關也都架起了煉鐵爐：

在國家計委在三里河的辦公樓的院子裡煉鋼爐火沖天，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文化部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副部長、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煉鋼總指揮，倒是頗有戲劇性。

外交部也在院裡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

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裡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為「1070」作貢獻。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變成了荒唐的行動。河南省遂平縣提出了口號：「建百廠，設萬爐，日產千噸」。後來以發展到：「社社建爐，鄉鄉建廠，三天準備三天建，五天投入生產，日產萬噸鋼」。為了找礦報礦，他們提出：「向深山進軍，向高山要寶，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羅地網，圍剿山中寶藏，不漏一個山頭，為找到6000萬噸鐵礦石而奮鬥！」礦石還沒有找到，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縣裡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10月14日，公社就把鋼鐵生產指標到各大隊。經過千辛萬苦，人們終於在歪尖山下紅石崖發現了鐵礦，品位很低。但人們已經顧不得品位高低了，瘋了一樣到紅石崖挖礦石。幾天時間，紅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煉鐵爐子，8萬鋼鐵大軍聚集在這裡，全縣建立了三個戰區、42個營，174個連隊，開始了大煉鋼鐵的戰鬥。原來這裡滿山遍野是樹林，林子裡有老虎、豹子、野豬，這一大煉鋼鐵，樹全砍光了。縣委還嫌進度太慢，高爐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爐，幾戶建小爐。建爐的磚從哪裡來？扒房子。先扒沒人住的，夫妻雙雙上占戰區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說。據統計，在大煉鋼鐵期間，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間。煤燒完了，樹砍光了，可鋼鐵指標還是上不去，急壞了公社書記陳炳寅。後來公社黨委決定「六找、七查」：床下找，牆上找，牆內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淨，不放過一根鐵釘。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廟古寺，找大鐘香爐；查武舉人後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鐵器；查光，查淨，家家不能有鐵鍋。一夜間，千家萬戶沒有鍋，古廟寺院再沒有鐘聲，石磨石碾挖去了鐵軸，門沒有鐵鼻。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繳「廢鐵」71786斤，全部投進了煉鐵爐里。 

全國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樣，機關、學校、公社、商店，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鋼鐵生產指標，搜集各種鐵件，化成鐵錠，向上級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無寸鐵」。

當時，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為「1070」而奮鬥。在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運動中，青年學生們是很真誠的。浠水縣，既沒有鐵礦，也不產煤。我們這些中學生到四十里外的蘭溪港去挑從外地運來礦石和煤炭。那時我們熱情很高，雖然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挑了上百斤的擔子。學校請人在校園後面的空地上搭了一個很大的土爐子，請木匠做了一個很大的風箱。拉風箱是四個人，他們以同一節奏，以跑步的速度前進，後退，前進，後退，不到幾分鐘就滿身大汗。因此組織了幾個小組，十幾分鐘就輪換一次。物理老師，化學老師也在爐子邊忙碌着。忙了幾天，沒見出鐵。有人說，必須用鐵做「引子」，新煉的鐵水才會出來。於是，畢業班陳武安、范炳文、雷伯軒、侯耀等同學把學校上下課報時的大鐵鐘砸了，投進爐子裡。不久，紅紅的鐵水果然出來了，大家歡呼「總路線萬歲！三面紅旗萬歲！」鐵水流進模型里鑄出了幾塊「鋼錠」，還不等完全冷卻，就給它紮上紅綢，敲鑼打鼓地抬到縣委會去報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動，認為在「1070」中也有我們的一份貢獻。當時只有50多萬人口的浠水縣，組織了13萬多人的「大兵團」砍樹燒炭，建煉鋼爐168個，煉鐵爐2846個，在城關、蘭溪兩地各建鋼鐵廠一個，職工上千人。據當時上報共煉鋼9.34噸，鐵3078噸，實際多為廢渣。 這13萬砍樹燒炭的「大兵團」使全縣所有的山林都變成一片光禿。

像農業上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各地也大放鋼鐵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在鼓吹鋼鐵生產「放衛星」中，又一次大顯身手，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報道以外，還在一版顯蓍位置不停地發表社論：

9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緊緊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紹，9月14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14000噸，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噸生產計劃。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論中說，僅在9月15日這一天，全省就產鐵18939.2噸，日產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8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4396噸。

10月1日，《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的社論中說，9月29日，是中央確定放衛星的日子。這一天，各種衛星一齊上天，全國鋼的日產量近6萬噸，鐵的日產量近30萬噸，出現了9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73個日產生鐵超過千噸的縣，出現了兩個日產5千噸鋼、一個日產4千噸鋼的省。

10月18日，《祝廣西大捷》的社論中介紹，毫無鋼鐵生產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反而後來居上，接連放了幾顆特大的衛星。其中，環江縣日產生鐵6300多噸。

10月26日，《「鋼鐵生產周」勝利以後》的社論中說，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確定的「鋼鐵生產高產周」，在這一周內，鋼鐵平均日產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產量增加了85%，生鐵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10萬多噸，生鐵最高日產量達到37萬多噸。

12月23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0七0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實現》。消息說，據治金工業部12月19日統計，全國已生產鋼1073萬噸。以後的報道說，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產鋼1108萬噸。

《人民日報》提供的這些鋼鐵產量的數字，和它提供的糧食產量的數字一樣，完全是天方夜談。但是，對這些謊言不容懷疑，誰懷疑，誰就要倒霉。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到河南了解大煉鋼鐵的情況，他發現「小、土、群」煉鐵爐煉出的根本不是鐵，只是一些熏得烏黑的石頭。高揚當即對禹縣委書記刁文指出，這裡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90%與實際不符。高揚還向中央工業部和中央監委寫了報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評，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人民日報》的這些假話比賽的惡果不僅是數字的浮誇，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權威使荒唐更加擴大，逼迫人們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1958年同時兼任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家權威新聞單位第一把手的吳冷西，在37年以後的1995年，出版了《憶毛主席》的小冊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着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道，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颳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吳冷西在1958年的行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樣，逃不過制度的約束。所以，人們不能過多地追究他的責任。但是，他對於造成他犯錯誤的制度是戀戀不捨的，以致於在1978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公然出面強烈反對。在《憶毛主席》這本小冊子中，雖然講了一些真話，但還處處還流露出對那種制度的留戀，流露出他當年能伴隨毛澤東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講科學的蠻幹，必然受到科學的懲罰。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鋼廠調入的生鐵，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爐處產的生鐵含硫量超過2%、3%，有的高達6%。生鐵質量太低，用這種生鐵作原料的大鋼廠產品質量也下降。鞍鋼1958年四季度一級鋼在全部鋼產量中的比重，由原來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幾個月，鞍鋼每天有3000多噸鐵水不能煉成鋼，只能鑄成鐵塊。不僅質量差，成本也上升。原來生鐵的調撥價每噸150元，小高爐生鐵的成本多數為250-300元，為了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從1958年9月起，小高爐生鐵的調撥價提高到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僅這項補貼就占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煉鋼鐵只折騰了幾個月時間，但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是多少年也無法醫治的。大量農業勞動力成了鋼鐵大軍，使糧食爛在田裡沒人收穫。在大煉鋼鐵第一線，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糧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饑荒的原因之一。大煉鋼鐵還擠掉了輕工業，造成了日用品市場供應緊張。礦產資源遭到破壞，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牆的千年磚塊拆下來砌了煉鐵爐，價值連城的金屬文物都化成了鐵水。

但是，「以鋼為綱」的方針並沒有就此結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鋼產量的指標又定為1800萬噸。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着牙要「爭氣鋼」，要給毛主席爭氣，給我們國家爭氣。你赫魯曉夫欺侮我們，我們要幹個樣子給你看。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就這樣使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那個制度，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三、工業躍進　盲目建廠

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1958年全國每人占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1000斤左右，省一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 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1530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35個工廠投入生產。 只有13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廠礦307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1958年新建廠礦可達1267座。 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誇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一。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1959年時92%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採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1962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508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179處、設計能力7484萬噸，占設計總能力的44%。其中採掘關係不正常的礦井占77%，因此從1960年4、5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一套管理制度都衝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21%，1960年提高到24%；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虧損額直線上升，到1961年達到105億元。其中工業虧損46.5億元。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1957年138億元，1958年267億元，1959年345億元，1960年384億元。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996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81%。平均每年投資332億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一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1587個，1959年1361個，1961年1815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1384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周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 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儘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312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246億元，占新增國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國民收入減少2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39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38.8%，木材為14.8%，水泥為31.7%，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40.7%。在編制1959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後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儘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150億元。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於當年消費，一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一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1958年到1961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占39.1%，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24.2%。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35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1元。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1959年為76.3%，1960年為73.3%。見表24-4。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大上快上」工業，不僅基本建設項目大增，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的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後即可執行，不必經中央批准。招工權力下放以後，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車站設立招工點。職工人數從1957年的3101萬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萬人，三年增加2868萬人，增長92.2%。與此相應的是城鎮人口增加。1957年，城鎮人口總數為9949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1958年為10721萬人，1959年為12371萬人，1960年達13073萬人。三年共增加3124萬人，增長31.4%。 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2218萬人。 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吃商品糧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糧食徵購指標不得不提高，加劇了農村的饑荒。

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大慶油田是在大饑荒年代開發出來的，認為這是工業大躍進的亮點。實際上，大慶油田的地質勘探始於1954年初，經過幾年艱辛的努力，於1959年9月國慶10周年前夕射孔試油成功。大慶油田並不是大躍進的成果。

四、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市場不能起配置資源的作用，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完全靠宏觀經濟領導部門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重工業與輕工業平衡，相關產業間的平衡，等等，如果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調。這樣，有的部門生產能力閒置，有的部門生產能力不足，就會造成嚴重的浪費。此外還有物資平衡，財政平衡，外匯平衡等，這些也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但是，在大躍進期間，由於按主觀意志行事，搞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失調又不能靠市場配置資源去自動地平衡，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財政金融全面困難。從1958年到1960年，財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財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長了84%，當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47%，大大突破了中國財政收入一向只占國民收入30%多一點的比例。這表明國家財政集中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國家財政集中得過多，其資金又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就擠了人民的消費。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財政集中過多的情況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財政收入中還有不少虛假部分，因此，財政收入很快銳減。在1960年81.8億的赤字的基礎上，1961年財政收入比1960年減少37.8%，1962年又減少11.9%。財政的虛假收入，銀行的虛假存款，掩蓋了財政赤字。據有關部門事後估計，大躍進造成的財政赤字，大約180億元。 在市場經濟國家，民間財富大於國家財富，這個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赤字已經相當危險。何況當時的財政總收入才300多億元，180億元的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財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來解決。1961年，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14.7%。貨幣流通量大大超過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購買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額，1960年達74.8億元，1961年仍有26.9億元。 每一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包括一部分沒有用的質次價高的在內）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