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冬奥会前夕,美国西雅图市郊区两个城市的行政长官致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预祝冬奥会圆满成功,并得到了习近平的回信。但在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大背景下,这种代表地方政府的公共外交却凸显其内在的矛盾。 斯特拉孔市市长迪克·穆里(Dick Muri)接到记者电话时,正是西雅图当地时间2月4日早上7点。这个时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刚刚结束。 “我认为我只是向中国的主席写了一封表达友好的信件,我没有想到会得到他的回复,这实在是个惊喜。”穆里市长的口吻中还带着一丝兴奋。 作为退休军官的穆里也是冰上运动爱好者,虽然已经67岁,他自称仍然保有常年运动的爱好,以保持良好的身材。所以他在今年1月初给习近平的信中专门提到,“我的家庭和斯特拉孔市6700位市民,期待着观看这些让人惊艳的运动比赛电视节目。” “一切都是为了文化交流” 穆里完全清楚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立场,但他对此并不太认可,原因是:“我认为一旦涉及到政治,运动员们应该避免。因为当我们在体育中基于友好的关系进行竞赛时,那是属于文化的事情。我不认为政治应该卷入体育当中,因为这样不会达成任何有效的目标。” 与此同时,穆里也明白这种外交抵制的政治背景。穆里说,他在网上研读过有关新疆维吾尔人遭遇的信息,并表示同情,“我不是说中国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挑战,比如它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尤其是那些想有权处理自己事务的维吾尔族人。” 但穆里并没有直接评论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打压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做法,却转而用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作类比说,这体现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中国的那种清零政策拿到美国就完全无法适用,美国人不愿意被别人告诉该做什么;而中国是那种喜欢更多控制的国家。” 穆里说,过去多年,他所领导的斯特拉孔市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文化交流,并与海南省文昌市建立了姐妹城市关系,不时进行本地学校师生与中国学校的互访。 穆里的说法和另外一位与习近平通信的塔科马市市长伍达德斯多有一致。伍达德斯在给习近平的信中也强调了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互通。 文化交流的变奏 但这两位市长在美国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背景下,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示好的姿态,还是让外界感到疑惑。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外交与全球沟通研究所主任威廉·尤曼斯(William Youmans)向本台指出,“这个城市(斯特拉孔市)是军队的住宿区,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镇,气氛上是比较保守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我并不太了解这背后的故事,或许还有其它原因使得他们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去和中国取得联系。” 实际上,斯特拉孔市和塔科马市都比邻西雅图地区的海军基地,当地都有大批有军事背景的居民。但西雅图同时也是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热门地区,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在争取中国投资方面一直在美国各州中是名列前茅;在美国所有城市中,西雅图也曾经是中方排名第一的贸易伙伴。 根据新浪国际的报道,西雅图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等都有大量中国投资,当地以波音、微软等为标志的高科技产业也吸引着中国方面的参与和交流。 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访美,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美都把西雅图作为第一站。尤其是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时,曾经到访塔科马市的林肯高中(Lincoln High school)。 熟悉北美地方政治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克里莫纳村华裔议员石清向本台分析说,这两个市的市长写信给习近平可能有中国官方的背景,“中国的驻外机构对国外的这些小市小镇都很关注,其实共产党收买这些小市小镇非常容易,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投资就好了,因为小市小镇需要大量的投资 。” 目前还没有直接线索能够表明这两个市长与习近平通信的背后存在官方操作的痕迹,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曾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多个层面的,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政府正在利用两国间的地方关系作为影响美国的工具。 尤曼斯教授则认为,这两个市长或许是想表明,在中美之间日益对抗的背景下,两国民众不必是相互隔绝的关系。但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两国间地方上即便要建立更适宜的公共外交关系,可能也未必需要向对方的最高元首写信致意。
美国米高梅多年前准备重拍旧作“天狐入侵”时,原本打算将中国刻划成入侵者,但这项决定后来证明是政治自杀,几经辗转,最后把侵略者改成朝鲜,避免遭拥有最大市场的中国报复。 曾因忧惹怒中国,好莱坞旧片翻拍反派改成朝鲜人。中央社6日引述“华尔街日报”消息说,2008年,米高梅(MGM)为了别让公司破产,高层从旧电影片库中翻箱倒柜,看看有哪一部电影可以翻拍,最后决定重拍“天狐入侵”(Red Dawn)。 这部1984年的热门电影,是由查理辛(Charlie Sheen)与派屈克史威兹(Patrick Swayze)主演,他们饰演青少年美式足球队队员,在家乡遭苏联共产部队入侵时,拿着猎枪与土制炸弹守护家园。这部冷战电影将苏联刻划成威胁美国的邪恶帝国。 “天狐入侵”的故事前提有助米高梅引起青少年观众的共鸣。米高梅希望翻拍的新作能引起观众回响。其中一名新版编剧帕斯默尔(Jeremy Passmore)问米高梅高层:“那谁是反派。”答案明显是中国。 据该报道,就大多数层面而言,大家对从“天狐入侵”翻拍的新作“红潮入侵”(Red Dawn)没有什么印象,当年的票房收入为4500万美元。反观当时的“复仇者联盟 ”(The Avengers)与“黑暗骑士:黎明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每部吸金能力为“红潮入侵”的10倍以上。 当初米高梅高层想翻拍“天狐入侵”到制作完成“红潮入侵”的这段历程,从之后几年的角度来看,可视为好莱坞与其最重要外国市场中国关系变化的转捩点。米高梅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后打算重拍“天狐入侵”,当时的金融危机动摇大家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失业率也居高不下,政府赤字达1兆美元。 另一方面,北京才办完夏季奥运,中国制造商赴美设厂,这样的发展是多数美国人从未想像过的。 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发现,约4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不利于美国;有近80%称中国军队现代化构成威胁。因此,编剧帕斯默尔必须开始想像中国入侵的场景,把新的一群青少年描绘成郊区守护者。跟先前许多电影一样,“红潮入侵”有机会拍出民众潜意识中的焦虑感,将这个情绪转换成大众娱乐。 该报道称,在“红潮入侵”筹备拍摄期间,米高梅贷款金额达37亿美元,每年支付的利息约3亿美元。米高梅在电影杀青前申请破产。为了筹钱,米高梅开始出售一些刚完成的作品。其他制片公司开始思索是否要买下“红潮入侵”版权。 然而,从帕斯默尔被要求将中国描绘成反派,到电影准备上映前这两年多期间,好莱坞市场有了变化。电影杀青前几天,“复仇者联盟”在中国戏院开出红盘,海捞逾2亿美元,让好莱坞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吸金潜力。 到了2010年年中,电影剪辑完成时,没有任何好莱坞高层胆敢触碰把最重要客户刻画成反派的电影。因此,对“红潮入侵”制片而言,这代表唯一的解决办法必须大费周章,再度更换电影中的敌对国家。米高梅高层决定,在“红潮入侵”中,入侵美国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朝鲜。他们认为,北韩是美国真实世界中的敌国。最重要的是,好莱坞电影不会在朝鲜上映。 电影后制的烫手山芋从米高梅高层手上丢到特效制作公司Custom Film Effects的员工手中。他们的任务不只是把一国国旗换成另一国那么简单,因为在整部电影中,随处可见中国的旗帜和宣传海报。就连军人军服上的肩章也必须更换。最后费时两个月才完工。 报道称,后来,修改版的“红潮入侵”由与中国没有商业关系的小公司影域(FilmDistrict)买下,于2012年11月搬上大银幕,美国票房收入约4500万美元,虽然不足以收回成本,但可让米高梅避免遭到报复,以免耗资更庞大的电影无法登上中国戏院。
近几周甚至近几个月以来,可看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成员不断捍卫国际奥会对中国人权议题的态度,但深挖这些成员的企业利益,可以发现他们与北京的连结超越体育。 就国际奥会成员捍卫中国涉幕后利益纠葛,中央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网络报“野兽日报”(Daily Beast)揭露,国际奥会副主席柯兹(John Coates)最近曾解释说,“国际奥会非常重视人权”,但针对新疆对北京施压,并非国际奥会的“职责范围”。“我们必须尊重奥运主办国家的主权。” 有调查揭露幕后利益,称对于身兼澳洲奥林匹克委员会(AOC)主席的柯兹而言,在他的个人事业“非常重视人权”是另一回事。 据“野兽日报”调查发现,国际奥会副主席柯兹(John Coates)的公司与中国有很深的商业关系,包括发生维吾尔族少数族群种族灭绝事件的新疆。柯兹的国际奥会官方档案没有披露的是,从2007年起,他担任澳洲纯种马拍卖公司“殷利殊赛马拍卖行”(William Inglis & Son Ltd)的董事长。而殷利殊是一家大公司,在悉尼拥有一家5星级酒店,内有咖啡厅、健身房和泳池,还有800个马厩,可以在此举办拍卖会。 据“野兽日报”调查指出,过去10年来,中国是殷利殊的重要市场,尽管近来比赛受疫情干扰,但这家公司冠名赞助了在中国山西省举办的“殷利殊·中澳杯”。公司的中国代表田劲还在受访时形容,中澳杯“是殷利殊赛马拍卖行在(澳洲)本土以外所举办的最高奖金赛事”。他还提到了有来自新疆的马匹参赛。中国消息来源指称,殷利殊促成了许多马匹贩卖给至少一名新疆重要马主和繁育者。 新疆省是维吾尔族的家乡,同时也是中国马产业重镇,有企业主在这里建立马厩、繁育与训练基地。 据“野兽日报”调查发现,殷利殊赛马拍卖行在2019年把价值超过350万美元的马匹卖给了“神秘的”CHC杰士马主俱乐部,去年又在一场拍卖会上,再次以100万美元价钱,贩售马匹给同一家俱乐部。 而殷利殊赛马拍卖行去年拍卖到中国的马匹,合计价值超过1300万美元。 该报道称,殷利殊赛马拍卖行的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柯兹则告诉“野兽日报”,他上面说的话既代表国际奥会,也代表他个人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意见。柯兹表示,他的国际奥会官方档案记载许多体坛职称,但没有他这些年来无数个商业董事职称。澳洲奥委会的年报则记载了他目前所有董事职称,包括担任殷利殊赛马拍卖行的董事长。 国际奥会副主席柯兹(John Coates)没有进一步评论。 该报道说,柯兹并非国际奥会的101名委员当中唯一反对国际奥会应该就人权议题对北京施压的人。 国际奥会加拿大委员庞德(Dick Pound)曾坚称:“(国际奥会)对于政治上的改变无从置喙…而人权议题是政治议题。”他也不保证选手可以在中国境内讨论这些议题,而不会面临任何后果。庞德还不切实际地建议说:“如果能够就此事(新疆议题)展开独立调查将很有帮助…或许中国会准备考虑这么做。” 庞德认为一党独大的中国可能对维吾尔族议题展开“独立调查”,这番言论显然十分天真,掩盖了他对这个国家其实了解甚深。据媒体揭露,庞德担任顾问的加拿大司特曼律师事务所(Stikeman Elliott LLP)在中国有长期经验,公司网站还号称“为许多知名的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列出许多中国国营企业,包括中国石油海洋总公司、中信集团、中投公司等。 “野兽日报”取得庞德于2013年发行的著作,书里还吹嘘这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大展业务触角。庞德写道:“事务所对于中国一直很有兴趣,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向外发展,我们在2005到2006年和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巴洛赫(Harold Balloch)密切往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市场。”庞德告诉“野兽日报”:“我的事务所以及事务所的亚洲业务,都与我个人如何看待国际奥会的角色及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关联。” 中国当局对于胆敢干涉新疆事务的西方法律专家已经给出一个清楚讯息,在去年制裁了针对新疆种族灭绝案件给予法律建议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庞德则表示,对于中国报复这些律师,他一无所知。 和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国际奥会委员不只如此。英国委员柯伊(Sebastian Coe)去年曾说,国际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杯葛“毫无意义且会带来伤害”。 而英国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揭露指出,柯伊担任澳洲矿业公司FMG集团(Fortescue Metals Group)的非执行董事,每年可以拿薪超过13万美元,而这家公司在2020年的数十亿美元营收有9成来自中国,更有一家中国国营公司是集团大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