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冬奧會前夕,美國西雅圖市郊區兩個城市的行政長官致信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預祝冬奧會圓滿成功,並得到了習近平的回信。但在美國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大背景下,這種代表地方政府的公共外交卻凸顯其內在的矛盾。 斯特拉孔市市長迪克·穆里(Dick Muri)接到記者電話時,正是西雅圖當地時間2月4日早上7點。這個時間,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剛剛結束。 「我認為我只是向中國的主席寫了一封表達友好的信件,我沒有想到會得到他的回復,這實在是個驚喜。」穆里市長的口吻中還帶著一絲興奮。 作為退休軍官的穆里也是冰上運動愛好者,雖然已經67歲,他自稱仍然保有常年運動的愛好,以保持良好的身材。所以他在今年1月初給習近平的信中專門提到,「我的家庭和斯特拉孔市6700位市民,期待著觀看這些讓人驚艷的運動比賽電視節目。」 「一切都是為了文化交流」 穆里完全清楚美國政府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立場,但他對此並不太認可,原因是:「我認為一旦涉及到政治,運動員們應該避免。因為當我們在體育中基於友好的關係進行競賽時,那是屬於文化的事情。我不認為政治應該捲入體育當中,因為這樣不會達成任何有效的目標。」 與此同時,穆里也明白這種外交抵制的政治背景。穆里說,他在網上研讀過有關新疆維吾爾人遭遇的信息,並表示同情,「我不是說中國是一個完美的國家,它有自己的挑戰,比如它對待少數族裔的方式,尤其是那些想有權處理自己事務的維吾爾族人。」 但穆里並沒有直接評論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打壓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做法,卻轉而用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作類比說,這體現的是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差異,「中國的那種清零政策拿到美國就完全無法適用,美國人不願意被別人告訴該做什麼;而中國是那種喜歡更多控制的國家。」 穆里說,過去多年,他所領導的斯特拉孔市和中國保持著友好的文化交流,並與海南省文昌市建立了姐妹城市關係,不時進行本地學校師生與中國學校的互訪。 穆里的說法和另外一位與習近平通信的塔科馬市市長伍達德斯多有一致。伍達德斯在給習近平的信中也強調了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互通。 文化交流的變奏 但這兩位市長在美國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背景下,向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示好的姿態,還是讓外界感到疑惑。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公共外交與全球溝通研究所主任威廉·尤曼斯(William Youmans)向本台指出,「這個城市(斯特拉孔市)是軍隊的住宿區,可以說是一個軍事鎮,氣氛上是比較保守的,這是很有趣的一點。我並不太了解這背後的故事,或許還有其它原因使得他們願意通過這種方式去和中國取得聯繫。」 實際上,斯特拉孔市和塔科馬市都比鄰西雅圖地區的海軍基地,當地都有大批有軍事背景的居民。但西雅圖同時也是中國對美國投資的熱門地區,西雅圖所在的華盛頓州在爭取中國投資方面一直在美國各州中是名列前茅;在美國所有城市中,西雅圖也曾經是中方排名第一的貿易夥伴。 根據新浪國際的報道,西雅圖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投資等都有大量中國投資,當地以波音、微軟等為標誌的高科技產業也吸引著中國方面的參與和交流。 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6年訪美,和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2015年訪美都把西雅圖作為第一站。尤其是習近平訪問西雅圖時,曾經到訪塔科馬市的林肯高中(Lincoln High school)。 熟悉北美地方政治的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克里莫納村華裔議員石清向本台分析說,這兩個市的市長寫信給習近平可能有中國官方的背景,「中國的駐外機構對國外的這些小市小鎮都很關注,其實共產黨收買這些小市小鎮非常容易,他們到那個地方去投資就好了,因為小市小鎮需要大量的投資 。」 目前還沒有直接線索能夠表明這兩個市長與習近平通信的背後存在官方操作的痕迹,但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曾指出,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多個層面的,其中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中國政府正在利用兩國間的地方關係作為影響美國的工具。 尤曼斯教授則認為,這兩個市長或許是想表明,在中美之間日益對抗的背景下,兩國民眾不必是相互隔絕的關係。但他認為,在這種背景下,兩國間地方上即便要建立更適宜的公共外交關係,可能也未必需要向對方的最高元首寫信致意。
美國米高梅多年前準備重拍舊作「天狐入侵」時,原本打算將中國刻劃成入侵者,但這項決定後來證明是政治自殺,幾經輾轉,最後把侵略者改成朝鮮,避免遭擁有最大市場的中國報復。 曾因憂惹怒中國,好萊塢舊片翻拍反派改成朝鮮人。中央社6日引述「華爾街日報」消息說,2008年,米高梅(MGM)為了別讓公司破產,高層從舊電影片庫中翻箱倒櫃,看看有哪一部電影可以翻拍,最後決定重拍「天狐入侵」(Red Dawn)。 這部1984年的熱門電影,是由查理辛(Charlie Sheen)與派屈克史威茲(Patrick Swayze)主演,他們飾演青少年美式足球隊隊員,在家鄉遭蘇聯共產部隊入侵時,拿著獵槍與土製炸彈守護家園。這部冷戰電影將蘇聯刻劃成威脅美國的邪惡帝國。 「天狐入侵」的故事前提有助米高梅引起青少年觀眾的共鳴。米高梅希望翻拍的新作能引起觀眾迴響。其中一名新版編劇帕斯默爾(Jeremy Passmore)問米高梅高層:「那誰是反派。」答案明顯是中國。 據該報道,就大多數層面而言,大家對從「天狐入侵」翻拍的新作「紅潮入侵」(Red Dawn)沒有什麼印象,當年的票房收入為4500萬美元。反觀當時的「復仇者聯盟 」(The Avengers)與「黑暗騎士:黎明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每部吸金能力為「紅潮入侵」的10倍以上。 當初米高梅高層想翻拍「天狐入侵」到製作完成「紅潮入侵」的這段歷程,從之後幾年的角度來看,可視為好萊塢與其最重要外國市場中國關係變化的轉捩點。米高梅在2008年經濟大衰退後打算重拍「天狐入侵」,當時的金融危機動搖大家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失業率也居高不下,政府赤字達1兆美元。 另一方面,北京才辦完夏季奧運,中國製造商赴美設廠,這樣的發展是多數美國人從未想像過的。 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調發現,約47%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不利於美國;有近80%稱中國軍隊現代化構成威脅。因此,編劇帕斯默爾必須開始想像中國入侵的場景,把新的一群青少年描繪成郊區守護者。跟先前許多電影一樣,「紅潮入侵」有機會拍出民眾潛意識中的焦慮感,將這個情緒轉換成大眾娛樂。 該報道稱,在「紅潮入侵」籌備拍攝期間,米高梅貸款金額達37億美元,每年支付的利息約3億美元。米高梅在電影殺青前申請破產。為了籌錢,米高梅開始出售一些剛完成的作品。其他製片公司開始思索是否要買下「紅潮入侵」版權。 然而,從帕斯默爾被要求將中國描繪成反派,到電影準備上映前這兩年多期間,好萊塢市場有了變化。電影殺青前幾天,「復仇者聯盟」在中國戲院開出紅盤,海撈逾2億美元,讓好萊塢意識到中國市場的吸金潛力。 到了2010年年中,電影剪輯完成時,沒有任何好萊塢高層膽敢觸碰把最重要客戶刻畫成反派的電影。因此,對「紅潮入侵」製片而言,這代表唯一的解決辦法必須大費周章,再度更換電影中的敵對國家。米高梅高層決定,在「紅潮入侵」中,入侵美國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朝鮮。他們認為,北韓是美國真實世界中的敵國。最重要的是,好萊塢電影不會在朝鮮上映。 電影后制的燙手山芋從米高梅高層手上丟到特效製作公司Custom Film Effects的員工手中。他們的任務不只是把一國國旗換成另一國那麼簡單,因為在整部電影中,隨處可見中國的旗幟和宣傳海報。就連軍人軍服上的肩章也必須更換。最後費時兩個月才完工。 報道稱,後來,修改版的「紅潮入侵」由與中國沒有商業關係的小公司影域(FilmDistrict)買下,於2012年11月搬上大銀幕,美國票房收入約4500萬美元,雖然不足以收回成本,但可讓米高梅避免遭到報復,以免耗資更龐大的電影無法登上中國戲院。
近幾周甚至近幾個月以來,可看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成員不斷捍衛國際奧會對中國人權議題的態度,但深挖這些成員的企業利益,可以發現他們與北京的連結超越體育。 就國際奧會成員捍衛中國涉幕後利益糾葛,中央社引述消息報道說,網路報「野獸日報」(Daily Beast)揭露,國際奧會副主席柯茲(John Coates)最近曾解釋說,「國際奧會非常重視人權」,但針對新疆對北京施壓,並非國際奧會的「職責範圍」。「我們必須尊重奧運主辦國家的主權。」 有調查揭露幕後利益,稱對於身兼澳洲奧林匹克委員會(AOC)主席的柯茲而言,在他的個人事業「非常重視人權」是另一回事。 據「野獸日報」調查發現,國際奧會副主席柯茲(John Coates)的公司與中國有很深的商業關係,包括發生維吾爾族少數族群種族滅絕事件的新疆。柯茲的國際奧會官方檔案沒有披露的是,從2007年起,他擔任澳洲純種馬拍賣公司「殷利殊賽馬拍賣行」(William Inglis & Son Ltd)的董事長。而殷利殊是一家大公司,在悉尼擁有一家5星級酒店,內有咖啡廳、健身房和泳池,還有800個馬廄,可以在此舉辦拍賣會。 據「野獸日報」調查指出,過去10年來,中國是殷利殊的重要市場,儘管近來比賽受疫情干擾,但這家公司冠名贊助了在中國山西省舉辦的「殷利殊·中澳杯」。公司的中國代表田勁還在受訪時形容,中澳杯「是殷利殊賽馬拍賣行在(澳洲)本土以外所舉辦的最高獎金賽事」。他還提到了有來自新疆的馬匹參賽。中國消息來源指稱,殷利殊促成了許多馬匹販賣給至少一名新疆重要馬主和繁育者。 新疆省是維吾爾族的家鄉,同時也是中國馬產業重鎮,有企業主在這裡建立馬廄、繁育與訓練基地。 據「野獸日報」調查發現,殷利殊賽馬拍賣行在2019年把價值超過350萬美元的馬匹賣給了「神秘的」CHC傑士馬主俱樂部,去年又在一場拍賣會上,再次以100萬美元價錢,販售馬匹給同一傢俱樂部。 而殷利殊賽馬拍賣行去年拍賣到中國的馬匹,合計價值超過1300萬美元。 該報道稱,殷利殊賽馬拍賣行的發言人拒絕就此置評,柯茲則告訴「野獸日報」,他上面說的話既代表國際奧會,也代表他個人對於中國人權議題的意見。柯茲表示,他的國際奧會官方檔案記載許多體壇職稱,但沒有他這些年來無數個商業董事職稱。澳洲奧委會的年報則記載了他目前所有董事職稱,包括擔任殷利殊賽馬拍賣行的董事長。 國際奧會副主席柯茲(John Coates)沒有進一步評論。 該報道說,柯茲並非國際奧會的101名委員當中唯一反對國際奧會應該就人權議題對北京施壓的人。 國際奧會加拿大委員龐德(Dick Pound)曾堅稱:「(國際奧會)對於政治上的改變無從置喙…而人權議題是政治議題。」他也不保證選手可以在中國境內討論這些議題,而不會面臨任何後果。龐德還不切實際地建議說:「如果能夠就此事(新疆議題)展開獨立調查將很有幫助…或許中國會準備考慮這麼做。」 龐德認為一黨獨大的中國可能對維吾爾族議題展開「獨立調查」,這番言論顯然十分天真,掩蓋了他對這個國家其實了解甚深。據媒體揭露,龐德擔任顧問的加拿大司特曼律師事務所(Stikeman Elliott LLP)在中國有長期經驗,公司網站還號稱「為許多知名的中國企業提供法律服務」,並列出許多中國國營企業,包括中國石油海洋總公司、中信集團、中投公司等。 「野獸日報」取得龐德於2013年發行的著作,書里還吹噓這家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大展業務觸角。龐德寫道:「事務所對於中國一直很有興趣,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向外發展,我們在2005到2006年和前加拿大駐中國大使巴洛赫(Harold Balloch)密切往來,幫助我們更了解中國市場。」龐德告訴「野獸日報」:「我的事務所以及事務所的亞洲業務,都與我個人如何看待國際奧會的角色及其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沒有關聯。」 中國當局對於膽敢幹涉新疆事務的西方法律專家已經給出一個清楚訊息,在去年制裁了針對新疆種族滅絕案件給予法律建議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龐德則表示,對於中國報復這些律師,他一無所知。 和中國有商業關係的國際奧會委員不只如此。英國委員柯伊(Sebastian Coe)去年曾說,國際對北京冬奧的外交杯葛「毫無意義且會帶來傷害」。 而英國雜誌「私家偵探」(Private Eye)揭露指出,柯伊擔任澳洲礦業公司FMG集團(Fortescue Metals Group)的非執行董事,每年可以拿薪超過13萬美元,而這家公司在2020年的數十億美元營收有9成來自中國,更有一家中國國營公司是集團大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