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球星笑谈“毛泽东换脸”惹怒中国 遭中企解约央视停播
2026 年 10 月 27 日
香港中文大学校方25日发表声明，切割与学生会的关系，学生会对此表示愤慨，迄今校内有5700人连署支持学生会。 针对校方的割席行动，中大学生会当选内阁“朔夜”26日发起连署，指校方的行动是剥夺学生会的基本权利，对此表示极度遗憾与痛心。 “朔夜”呼吁学生、校友、教职员连署，支持学生会干事会职务，并反对校方剥削学生会的基本权利，以“政治压倒学生权益”，要求校方收回相关决定。 官方香港电台报导，截至下午3时，已有5700人连署。 中大25日发表声明，指最近当选学生会干事的内阁“朔夜”早前发表的政纲不代表大学立场，大学强烈反对其参选宣言及接受媒体访问时发表的言论。 声明指他们针对国家安全所发表的言论有可能违法，又指学生会干事对大学作了失实指控，并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的平台，违背了大学的宗旨，令大学声誉受损。 声明表示，由于学生会并未澄清涉嫌违法及失实的言论，大学决定暂停为学生会代收学生会会费；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暂停学生会干事会相关学生在校内不同委员会的职务﹔暂停校方为学生会干事会提供行政与大学场地支援。 声明并表示，若有学生作出煽动违法言论，大学将予以严厉处分，包括下令有关学生暂时停学或予以开除。 “朔夜”为中大学生组织，早前组织成员以集体形式竞逐学生会并当选，预定3月1日运作。
香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出炉，政府自《港区国安法》生效后首次披露国安费用，涉及80亿港元。以一名深圳公安月薪起薪约11,300港元计算，80亿港元每年可聘用约59,000名公安。 陈茂波：80亿国安费绝对公开、透明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 24日）宣读《财政预算案》，只字不提《港区国安法》相关的“维稳费用”，被质疑有意隐瞒。他在记者会上多次被问到有关细节，他说预算包括需要多少人手、编制，并已获行政长官批准，他自己在过程中亦有参与，但不便透露其他详情。 陈茂波说：这个开支其实已经支付了，早前在2月头季度帐目，其实已经看到，绝对是公开、透明，在那里很清楚列出来。 陈茂波又提到，80亿元拨款是数年的开支，但未有透露涉及多少年。另外，他两次被问到是否“爱党”，陈茂波并没有回应。 多名记者追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有关80亿元的具体支出为何，但他未有透露。 另外，预算案未有披露国安费的细节，包括费用是支付予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还是大陆驻港国安人员。 林和立：估计80亿主要支付予北京驻港人员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分析，按照一般逻辑，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的薪水或工作费用，应拨入警队开支，80亿主要支付予北京驻港人员。将租用酒店、支付薪水、购买工具等开支加起上来， 80亿的开支说明这个部门有不少人。 林和立说：驻港这批人除了是做一些有关国安侦察的工作，亦都会关注外国驻香港的领事，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新闻机构，侦察著一些他们认为反中乱港的分子。 刘锐绍：是向市民制造威吓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缺乏真正监督及制约下，难以知道80亿的用途，大陆一向不会披露国安费，而每年的维稳费都比军费高，相信现时香港当局是以大陆概念搬到香港。他又认为，首次公布国安费，是向市民制造威吓。 刘锐绍说：正因为它不透明，这些钱是怎么用，是香港警方国安处用？还是大陆的国安公署用？没有人知道，但是在香港的情况或者中国的政治架构，一定是混在一起。大家只需有一个概念，就是原来它花的钱，对付人民多过对付外国，没有办法去细化它用了多少钱，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思维。 80亿元每年可聘用约59,000名公安 记者翻查预算案的“开支预算摘要”，未有将《国安法》的相关开支，编撰为独立开支总目；而警务处的开支总目，亦未有提到国安处相关的任何开支。 但文件最后一处有特别注明，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根据《港区国安法》，经行政长官批准，财政司司长应当从政府一般收入中，拨出专门款项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并核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限制。此项 80亿元的拨款属上述的专门款项，用以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未来数年的开支。” 换言之，如果以香港人口约750万人计算，每名香港市民为80亿（约10亿美元）国安费用，供献了逾1,000港元（约128.9 美元）。 由于《国安法》第16条，规定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可以从香港以外聘请人员，如果以中国执法人员估算，一名深圳公安月薪起薪约11,300元（约1475美元），80亿元每年可聘用约59,000名深圳公安。 相比各香港纪律部队今年的最新开支预算，有30,000编制的警务处为250.6亿港元（较去年232.6亿元增加7.7%）。10,000人编制的消防处预算为79亿港元；7,000人海关为53.9亿；6,500人惩教署为47亿。不过，因为80亿国安费属“未来几年”的开支，难以单一比较。
中国财新网报导，原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将出任凤凰卫视的副总裁，加上先前传出前上海外宣办副主任徐威接任凤凰卫视董事长的消息，引起外界对于凤凰卫视正式成了央视香港分台的讨论。学者还分析，这与中共对香港更直接的控制有关。 川普:你为中国(传媒)工作嘛? 凤凰卫视记者:不，是香港。 去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在白宫记者会上，直问一名凤凰卫视记者的背景是否与中国有关，这位记者以“来自香港”的“私有传媒”予以否认。由于凤凰卫视的创办人刘长乐有解放军背景，更是全国政协委员，这段在记者会上的插曲曾引起中共大外宣是否进入白宫的激烈辩论。 1996年在香港成立的凤凰卫视，一直以在香港的地位掩饰自己与中国官方的联系。不过，凤凰卫视最新的高层异动消息却显示，中共的高层官员直接入主凤凰。专家评论称，凤凰卫视这次直接“不演了”。 央视资深副台长入主 学者:宣誓隶属中共管理 中国财新网25日援引凤凰卫视的内部备忘录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总编、副台长孙玉胜出任凤凰卫视常务副总裁，其工作向行政总裁负责；目前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仍由创办人刘长乐担任。 这份内容为“重要人事任命”的备忘录写道，孙玉胜将负责凤凰卫视节目企划、节目风格、节目内容、节目制作，协调各频道管理等项工作。报导还引述知情人士称，孙玉胜未来有望出任凤凰卫视行政总裁。 “ 我们在媒体融合路上还有许多路要走，弯道超车还需时日，我们处在一个舆论纷杂的时代，按习总书记要求，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这是孙玉胜2020年9月在中国网路媒体论坛的一段公开谈话，他在演讲中夸耀了中国官媒在疫情期间“确实讲好抗疫故事”的收视表现。 与大多数独立媒体人、学者、公民记者或一般老百姓在疫情间质问真相遭打压、被消失的境遇相比，孙玉胜的演说与中共官方的口径一致，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成为党的喉舌。 “现在把(央视副台长)调过去，基本上就是撕下了过去一切的伪装 ，宣誓凤凰卫视直接隶属中共管理。”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分析。 凤凰卫视正式成了央视分台? 刚过六旬的孙玉胜，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央视度过。他参与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央视重点栏目，曾在1995年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 香港01日前还报导，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前东方卫视总编辑、前上海外宣办副主任徐威将出任凤凰卫视董事长。 “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 我们也很烦。”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凤凰卫视员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上述员工提到，凤凰台对新闻的管控紧缩已经好些年，细小到一些细枝末节的新闻细节，都要被编辑反复审核，在美中关系的敏感话题上更需要获得官方批准才能报导。 美国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凤凰卫视过去两个功用，一是给海外观众的大外宣，表面貌似中立，但实际上仍为中国共产党辩护、说好话；第二是风凰台较国内媒体的言论尺度宽一点，又能在国内看得到，“很多异议人士也曾经对凤凰卫视有一定的好感。” 胡平还分析，这次凤凰台的变动也与中共在香港进一步直接控制有关。“中共过去是间接(对香港控制)，因为还考量一国两制，保有香港的法制、言论自由的传统，但现在就赤膊上阵了。” 刘长乐惹了什么麻烦? 凤凰人事大地震的同时，还一度传出刘长乐家族退出凤凰集团的消息，但未获证实。 2020年9月11日，由刘长乐女婿贺鑫主导的的网贷平台“凤凰金融”突然下架，网路传言至少有7万家庭被欺骗近百亿资金。 “凤凰金融，还钱!刘长乐，还钱!凤凰卫视，还钱!”社交媒体上出现许多受害者到凤凰卫视大楼集体维权的影片，以及大量受害者的求救帖。不过，凤凰金融暴雷事件还没有被中国媒体大幅报道。 曾在香港工作的资深媒体人王剑分析，凤凰集团这几年一直在努力进行盈利模式的创新。过去靠着在媒体经营上打擦边球的方式，已经越来越难行得通，他形容，“擦边球打不了，就只好擦鞋了。”
香港一名理工大学男生涉“反送中”的案件25日展开聆讯，由警方撰写的英文控罪书上出现多处文法低级错误，裁判官陈炳宙指，不想“香港法官成为外国法官笑柄”，下令控方修正控罪书内错误。 本案被告为23岁的吕世瑜，被控“无牌管有枪械”、“无牌进口战略物品”及“管有攻击性武器”三项罪名，案件25日在粉岭裁判法院继续聆讯。 首项控罪指他于2020年9月24日在粉岭的寓所内，无牌管有一支胡椒弹手枪及两个胡椒弹弹匣。第二项控罪指吕在没有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输入战略物品，包括一件防弹背心、14个防毒面具和3个防毒面具滤芯。第三项控罪则指他“管有攻击性武器”，包括一支伸缩警棍和两把军刀。 周四开庭之时，主控原本提出案件毋须答辩，并申请将案件押后至4月8日再讯，但控方发言被裁判官陈炳宙打断；陈官认为要先处理控罪书上的英文版本，并念出控罪书内容：“one number Pepper Ball, two numbers Pepper Ball”、“14 numbers Respirator, 3 numbers canister”。 陈官表示：“小学生都会知，one apple two apples，我唔想单案第时上到终审法院，香港法庭会成为外国法庭的笑柄。”陈官随即休庭，要求控方在半小时内修正错误。 综合传媒报道，相关控罪书的中英文版本都是由警方撰写，而英文控罪书的错误包括“one number Pepper Ball Tactical Compact Pistol and two numbers Pepper Ball Magazine”、“14 numbers Respirator 3 numbers canister”、“one number of saber knife”和“one number saber knife and one number extendable baton”。 控罪书上显示，负责此案的警方主管为高级督察黄柏基（译音），而处理案作的单位为警方国家安全处。 此案押后至4月8日再讯。吕世瑜在下月初生日，散庭时，旁听席有公众人士大叫“生日快乐！”、“手足撑住”。
一天，71岁的谭耀宗，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77号，遇见同是被美国政府制裁的，68岁的夏宝龙，谭耀宗非常认真地问夏宝龙：为什么“港人治港”会变成“爱国者治港”？ 夏：“港人治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要不得！ 谭：“爱港港人 治港”可以吗？ 夏：不可以！历史为证，爱港的港人，多数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要不得！ 谭：“爱国港人 治港”可以吗？ 夏：不可以！因为爱国港人多半不太了解国情，又不受中共控制，而且历史为证，爱国港人曾经多次搞乱香港，同样危害国家安全，要不得！ 谭：“爱党港人 治港”可以吗？ 夏：不可以！因为爱党的港人，多数对中国共产党一知半解，但又经常“跟车太贴”，令中共尴尬万分，同样不利国家安全，要不得！ 谭：爱国、爱党、爱香港，全部都不可以治港，岂不是任何港人都不可以治港吗？ 夏：对，正确。所以最好不要再提“港人”二字！忘记《基本法》吧！ 谭：所以中共只会考虑“爱港者治港”“爱国者治港”和“爱党者治港”，对吗？ 夏：不对。中共只会考虑“爱国者治港”和“爱党者治港”，不会考虑“爱港者治港”！ 谭：那么，“爱国爱港者治港”又可以吗？ 夏：不可以！ 谭：为什么？ 夏：因为以史为鉴，爱港者，不论是否爱国，不论是否港人，多数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要不得！所以，“爱国爱党”已经足够，不用再说“爱港”了！ 谭：如果是这样，最好的，不是“爱党者治港”吗？为什么要说“爱国者治港”呢？ 夏：因要为大家著想，为大家好，共产党在香港始终是个污名，要大家自认“爱党者”，恐怕会害了大家，连累大家！所以，暂时不会要求大家认做“爱党者”，大家自认“爱国者”已经足够。不久将来，如果时机成熟，到时再要求大家做“爱党者”，也不算太迟！ 谭：原来如此，夏主任，你的确是用心良苦！佩服！佩服！ 笔者按：从此开始，“一国两制”，下句就已经不再是“港人治港”，而是“爱国者治港”，数年后，就应该会变成“爱党者治港”了！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香港机场自2018年新增自助保安闸口后，今年1月5日又新增“人脸辨识”登机闸口。但机场管理局在推出此新措施的前一天修改相关私隐条款，让可识别乘客身份的资料可送到第三方供应商。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指，当局删除“匿名资料”条文，令人生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与闸口相关的私隐政策声明在1月4日作出更新，更新后的乘客私隐度被降低了。更新前的条文列明，除非预先得到乘客同意，否则不会向第三方提供个人资料。即使向第三方转移资料，亦属匿名资料，第三方无法辨识乘客身份。 然而，更新版内容指，获机管局委聘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可获机管局提供个人资料，“乘客同意条款”以及“只提供匿名资料”的条文均被删去。 更新前的条文载明使用个人资料目的只包括核实乘客进入机场禁区权利及作统计与分析用途，而更新版本却新增用途，包括“保障航空及机场保安”，惟未详解“保安”意思。 机管局还拒绝透露新闸口供应商身份。机场过去于禁区入口设立自助保安闸口时，局方曾向立法会公布旧闸口相关供应商为日本电气香港有限公司。 “匿名资料”条文遭删 黄浩华指令人生疑 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指，当局删除“匿名资料”条文，令人生疑。他说，银行或网路公司都会收集未有匿名化的个人资料，只限内部沟通或客户联络，质疑自动闸口的供应商按道理无须再与乘客联络。 当局称收集到的资料会于航班离港七天后删除，但黄浩华质疑当局难以确保第三方删除相关资料，因此认为应保持匿名化。他又认为乘客在机场被人脸识别，技术上可以追踪之后的行踪，难免令人感到害怕。 民主党前立会议员尹兆坚则批评，当局与供应商有令人生疑的关系，又认为当局增加监控及钳制。 机管局表示会采取严格措施确保数据安全，指资料会经加密处理，储存位于机场的伺服器，而非云端伺服器或外部服务供应商的系统。所有可识别身份的资料，将在旅客乘搭航班离港七天后，从系统中自动删除，而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亦必须遵循相同政策。机场管理局透过既有程序公开招标及委聘承办商。另外，旅客亦可自由选用传统人工通道，并由航空公司职员人手核对旅行证件及登机证后登机。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提出多项“爱国者”标准、为北京治港新政策定调后，港府随即提出《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罗列九项取消议员资格的范畴，包括：主张港独、要求外国插手干预港务、“无差别反对”政府议案以迫使特首下台、搞“变相公投”或“全民制宪”等，甚至扩至模糊不清的“损害香港整体利益行为”，不仅不可以作出，“意图作出”也不行；违反誓言者将被禁止参选五年。 综合媒体报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2月23日宣布向立法会提交立法草案，要求除立法会议员外，区议员也须宣誓就职，声明其“拥护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订明被认定违反誓言或没能有效宣誓者，将被禁止参选五年。 修法包括一份“正面清单”和一份“负面清单”。做出或有意图做出负面清单行为者，即被视为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等同违反誓言。曾国卫明言，不可能具体列明所有不同的例子，不排除清单会随时增加。 “负面清单”行为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即违反23条、《国安法》；拒绝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宣扬或支持“港独”；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港务、作出损害或有倾向损害《基本法》中以特首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以及侮辱或贬损国歌等国家主权的象征标志。 全民公投、全民制宪一律被禁 而所谓的“港独主张”涵盖范围十分广，包括：“香港独立建国”、主张“自决主权或治权”、“全民公投”、“全民制宪”、参与自决组织、推动香港转归海外管治，一律会被视为“港独主张”，意味著上届立法会选举中本土派选举联盟“热普城”提出的“全民制宪”，以及2010年公民党和社民连曾推动的“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皆不能再现。 草案在负面清单内明列会被取消议员资格的九类行为，除了夏宝龙指出的违反国安法、支持港独等，还包括以非法手段强迫或威吓特首改变某项政策或提交立法会审议的议案、无差别地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逼特首下台等。 草案亦列明“拒绝承认香港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区”者，亦可取消进入议会资格，包括：反对中央按宪法、《基本法》或《国安法》履行职务。 曾国卫更不讳言，若修例通过后，去年在原订立法会选举中遭取消议员资格（DQ）的四名现任区议员会失去区议员资格，因他们过去曾被“依法认定”不符合效忠特区和拥护《基本法》。这四名议员是：梁晃维、袁嘉蔚、郑达鸿和岑敖晖。 梁家杰：修例欠缺客观标准 资深大律师兼立法会前议员梁家杰指，修例字眼缺乏客观准绳，彻底破坏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制度。他指，草案中连作出尚未立法的《基本法》23条涉及的罪行也可成为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理由，令人费解。 草案所列的“正面清单”包括：拥护中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确立的香港宪制秩序，维护中国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及国家安全，拥护“一国两制”原则，拥护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目的，忠于中国等。
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成员周庭在前年6月的“包围警总”案中，分别被判囚7个月及10个月。两人早前就刑期提出上诉，并申请上诉期间保释，案件于2月23日提讯，法官表示案件将转交上诉庭处理，周庭及林朗彦随后决定撤回保释申请。 综合媒体报导，法官陈庆伟开庭后即表示，案件将转交上诉庭处理，并会尽快排期，但未透露原因。其后两人透过律师表示，决定撤回保释申请，等候上诉庭指示。律师还透露，林朗彦和周庭将分别于今年4月及6月按原判刑期刑满出狱。 提讯期间，林朗彦向旁听亲友挥手，又举起大拇指，示意自己精神不错。束起头发的周庭则是在散庭后向旁听亲友挥手道别，神情悲伤，摘下眼镜拭泪。旁听支持者向她高喊“周庭加油！” 这场聆讯还是引来当局的高度紧张，一早就有大批警员在高等法院囚车入口处戒备，并放置重重铁马，传媒记者无法上前拍摄。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也到庭旁听。 周庭的脸书2月16日发文说，她近期在狱中的生活都是看书、听电台，及期待收信解闷；并表示感谢大家关心，目前仍在努力适应监狱生活，“坐监期间，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吃不消。” 前年6月21，大批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林朗彦及周庭分别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三罪。三人之前认罪，分别遭判囚7个月至13.5个月。 承认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罪的周庭，此前向裁判官申请保释上诉遭拒，她其后再向高院申请保释，惟遭法官张慧玲拒绝。 据了解，同案遭判囚13.5个月的黄之锋，先前也曾提出刑期上诉，他其后撤回相关申请。
在国安法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度已大幅收窄，最新民意调查也印证了这现象。社会、自由及法治指标普遍偏低，其中多项指标创1997年以来的新低，包括“出入境自由”、“学术自由”、“平等”、“社会福利”等。在法治方面，刚接任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民调评分，创2001年来的新低。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月2日至5日期间，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18名受访者，以0-10分，就香港社会、自由及法治状况评分。 结果显示，刚上任一个月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的支持度，得分只有42.5分，相比上次调查所得，前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的57.1分，张低14.6分，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另外，“法庭公正程度”和“司法制度公平程度”的得分皆低于5分。 终审法院2月9日接纳了政府的建议，拒绝让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保释。换言之，这次民调结果还未反映这次裁决，但分数某程度能够反映，市民对张举能的个人观感。 注册社工黄子玮提到，张举能在任职前曾与特首林郑月娥会面，难免让市民感到不理解。 出入自由创新低与BNO争议有关 而在10项自由指标中，有7项得分低于5分，包括“学术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其中“出入境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结社自由”创1997年以来的新低。 被问到“出入境自由”创新低，会否与近月中英就BNO的争议有关。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锺剑华表示，自2018年起，民运人士或被北京列入黑名单的人不能入境香港的个案日渐频密，加上早前中英两国就BNO一事争持不下，认为数据反映港人对BNO争议的关注。 锺剑华：“在公布前（中方）已讲反制、不承认，其后宣布不承认BNO作为旅游证件，并传出限制出境等说法。我们这次调查在月初，肯定会反映市民在那段时间，当中英双方就BNO的表明立场后，市民对事件的感受。” 港人对政府民生政策同感失望 在社会方面，社会指标分数自2018年开始下跌，直到目前，整体分数偏低，均低于6分。纵然5项核心社会指标（即“自由”、“安定”、“繁荣”、“法治”及“民主”）有明显升幅，但分数只介乎4.27至5.02分。至于其他非核心指标分数整体亦偏低，其中“社会福利”、“效率”和“平等”创97年以来的新低。 注册社工黄子玮则认为，香港社会发展可谓“乏善可陈”，在疫情冲击下，政府本应在适合时机推出政策，带市民走出疫情阴霾，但从这次调查可见，“社会福利”、“效率”和“平等”创新低，正是反映政府未有就疫情为基层人士提供足够支持。 黄子玮：“香港社会发展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当市民被问到社会是否公平的，其实他们的感觉都是一半一半，甚至偏负面。如果我们看03年沙士的数据，现在的分数甚至比03年低。” 他估计，港人对社会状况的不满或会继续持续，将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伤害，希望政府会作出补救措施。
香港泛民派想争取“双普选”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远。有港媒报导，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恐将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确保参选人都是“爱国者”，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22日正式宣示“爱国者治港”原则，就是在为北京治港新政策定调。 香港01报导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修改后的香港新选制包括设立“参选人爱国者评审机制”，以保证“入闸参选者均是爱国者”。中国中央将透过设立机制“评核”参选人是否符合“爱国者”要求，而该机制的涵盖范围包括：负责选出特首的选委会，以及两大直选战场的立法会和区议会。 另一方案是改组现行的选举管理委员会（简称选管会）。例如：加入大量的“政治委任”成员，为各级选举的提名资格把关，但此方案尚未拍板。而现行选举主任核实提名的做法是否继续保留仍属未知数。 目前选举主任核实提名的程序，是看参选人的过去言行是否拥护香港《基本法》、是否效忠特区政府，与新机制并没有冲突，但未来香港民主派人士参选上述立法职务时，将面临更严格的限制。 今年度中国全国“两会”将于3月4日由全国政协会议先开幕；涉及修法的全国人大会议则于5日登场。两者都将于3月中旬闭幕。若上述报导属实，香港选制的修改将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时成为定局。 报导直指，夏宝龙此前一天以视讯方式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线上研讨会的发言，就是在为“爱国者治港”原则定调，预示中国中央将很快推出香港新选制。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北京欲设可操控的委任选举制 官方香港电台引述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指出，“爱国”标准非常主观，担心更改后的选举制度可能由北京中央全盘决定，而北京方面只想设立一套可供操控、实质有如委任的选举制度。 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则表示，目前难以掌握泛民在香港还有多少参政空间，但强调民主党会维持既有立场及原则。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说，夏宝龙提出的“爱国者”标准已变成一定要听从北京中央的具体指示，而当年邓小平指出，“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不要求港人赞成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会要求他们“爱祖国”及爱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