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月下旬突击式大限电,真正成因不明,有说涉中共权斗,有说是地方担心减碳政绩未达标,干脆要企业躺平因应。中国学者9日以万言书检讨,直批这是一场“体现中国电力系统利益相关者复杂博弈”的大戏,归咎原因就是政府能源政策失衡,既涉及煤炭因限产政策,供应陡降,也与行政干预压低电价有关,外加地方政府急于交出能耗双控成绩单,各方利益纠葛,引爆这波限电危机。
上海交大金融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在中国财经媒体撰文评析大限电前因后果,他说,第1轮限电自5月开始,只有云南、广东等部分南方省份,引发工业企业限产;第2轮限电于9月开始,波及全国大量省市,影响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转,乃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陈欣直言,全国性大限电的根本原因是占电力供应70%以上的煤电出力不足所致,始于煤炭行业长期实施供给改革的后遗症,导致9月28日动力煤期货合约价直飙每吨1300人民币,竟比实际市场价格还要高很多。
陈欣称,供给面改革效果非常显著,截至2020年底,中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将煤矿数量减少至4700处以下,淘汰超过10亿吨/年的落后煤炭产能。2021年上半年,全中国生产原煤19.5亿吨,同比增长6.4%,但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72.8%。可见,供给面改革是煤炭产能难释放,煤价高涨的主因。
同时,行政干预,压低电价,要求电价暂不上浮,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2020年一般工商业电价继续下降5%,陷媒企营运于不利地位。
陈欣认为,政府对市场化电力交易的改革以及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的要求,使得煤电企业在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政策重新分配行业利益,影响相关电力企业的盈利与价值。
另外,能耗双控达标考核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造成一些省分直接对高耗能、高碳排放等2高行业“开刀”,对企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
陈欣指出,煤电是中国最重要的电源,短期内难以被新能源取代,但政策先后对煤炭行业和煤电行业实施供给面进行改革,打乱市场的天然周期。加上中美之间的博弈,中国大举发展电动汽车、5G、大资料等新兴产业,沿海企业接单又上扬,用电量暴增,以致很难仅透过大量进口解决煤炭的供应问题。
陈欣认为,中国发生大限电凸显政府原有能源供应管理机制存在瑕疵,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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