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左右两翼的三次大冲突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

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街头骚乱……火烧底特律……嬉皮士运动……“要做爱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乐节……赴河内为北越劳军唾骂美军战俘的珍．芳达……以反美为时尚的文化界影视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曾经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老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突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份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事实上，不能拿著“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共产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著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然而，美国左派人士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甚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著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更穷，还牺牲了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著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 

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左派媒体天天报导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换黄金给蛇头，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的荼毒使中东几乎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以土耳其为跳板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左派没有祖国

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说：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的继承者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从1900年就反对八国联军进攻清国，一战也强烈反战）。左派的宗教就是共产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战嬉皮士；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但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涌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右翼没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  也许算是一个神迹

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会、对苏联的屈膝献媚、道德瓦解和过度平权方面太过激进，尤其是阿以战争后左翼学生坚决反对以色列，引起了许多原先属于泛左翼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不满。这些知识份子基本都是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将“犹太－基督教传统”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缠斗，在最高学府的前线守住了保守派的阵地。后来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论战中产生的名著。他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信奉两条政治哲学：

一，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阵营应坚决反对暴政；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他们强调美国的新罗马属性，指出必须用战争等激烈手段对抗邪恶暴政。在里根和小布什任内，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入内阁，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主导者，从格林纳达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到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出自他们的手笔。

比新保守主义   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诚者”更猛烈的反攻来自于基督徒 

美国基督教真正的“觉醒”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的“反共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共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与一个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布道家杰瑞．法威尔发起一系列“我爱美国”集会，拒绝“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却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馀，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除了发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却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

“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共、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 

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共产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包括欧陆诸国，靠著所谓的“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共产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被打为苏联间谍，人尽皆知。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如《正午》、《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