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明星许还山 “金榜题名”入另册

说不清楚的命运

他是天生的电影演员,也是天生的右派。说是天生的演员,因他自幼聪明过人,学甚么像甚么;说他是天生的右派,因他性格直率,从不隐瞒自已的观点。到底他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呢?不只别人说不清楚,连他自已也说不清楚。如果“共和国”的历史不发生那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他至少是“将门虎子”的将军后代,可惜命运太错忤了!

1979年春邓小平主政的共产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宣布“改正”,这意味著1957年那场“伟大”的“反右斗争”彻底错了,只差没有公开道歉而已。共产党是不会道歉的,还留著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己”的“光明”的尾巴,因为它是个死要面子不要脸的党,能给五十多万右派重新安排工作这就不错了。至于历史怎么来评论这件事,我想时间是会作出回答的。

右派是些甚么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有见解的读书人,都是上了毛老头当的人。在这五十多万“改正”的右派队中,新疆八楚县石油公司的许还山也名列其中。二十多年的苦难,八千多天血雨腥风的日子,是钢铁也腐锈脱层,是石头也留下斑斓,可他挺著腰昂著头回来了!回到了久别的北京,回到久别的电影学院,成了学院的一条爆炸性新闻:“许还山回来了!许还山回来了!”

当时北京青年影片摄影厂正在筹拍电影《樱》,导演詹相特走来对他说:“还山,你是我师兄,我拍这部片子男主角非你不可。”他心里没底不同意,但詹导演一再恳求,最终他答应了。于是,他成了青年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的主角人物,电影在大连开机,面对盛开的樱花和漂亮的大海,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心里暗暗说:今后我的生活永远是这样吗?因为二十多年右派生活的阴影还留在他的心中……

“革命家庭”未给他“革命”的人生

他祖籍江西乐平,1937年生于北京,父亲许凌青远在1922年就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代党员,也是王明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后来被中共派遣到蒋介石先生身边工作,官拜国民党陆军大学总教官,授中将衔。

由于许还山出生这么一个“身世沉浮雨打萍”的家庭,又离经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共之战,故童年忧患多于幸福,伤感多于安静。至今他还记得在重庆山城时,全家人住在一座危楼上,对面是宝鹰山,每当看到山头上挂起防空警报红球,母亲就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包带上他和姐姐还河去钻防空洞,从高高的石阶上一阶一阶挨挨挤挤地奔跑。待日本飞机轰炸完了之后,重庆下了三天大雨满街上流著殷红的血水,树枝上悬挂著断手残腿。他知道父亲虽是国民党的大官,实际上是直接受周恩来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可是他没有沾到父亲甚么光,童年就是在这风风雨雨中度过的。

年少气盛“金榜题名”入另册

有人说1956年是“共和国”昌盛的顶峰,然而在这个“顶峰”里杀机四伏,阴霾重重。这一年苏共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接著国际共产主义大本营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沉闷了许久的国内知识界开始活跃起来。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当年十一月中共召开的八层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陷阱就悄悄地在绿色草地里埋藏下来,等著先知先觉者裁下去。也就是这一年,许还山从武汉第二男子中学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时考生多名额少,电影圈里至今还戏称它是‘黄浦’第一期。

很快老毛头害人的奸计以“百花齐放,百花争呜”的美丽外衣在北京推出,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学校,各单位党委的一把手都披鞍上阵,不厌其烦地天天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层层传达“英明领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不几天学院的墙壁上出现一块叫‘镜子’的墙报,十八九岁的学生娃娃懂得甚么叫“鸣放”?以为是“伴姑姑宴”(一种孩子的游戏)好玩,也就拿起笔来写意见,出现在墙报上的多是“学校不关心学生”、“窗上玻璃碎了没人管”、“暖气不热冷得很”、“烟囱倒了没人理”等等巴不著边际的鸡毛蒜皮事儿。许还山却独树一帜,语惊四座,在学院召开的一次鸣放大会上,他慷慨陈辞地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上百个地方剧种,为甚么不去探索,老是模仿苏联的东西?”

也许这个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很幼稚,但那时却摸了老虎的屁股。自新政伊始,毛泽东就叫喊出“一边倒”的国策,视斯大林为“太上皇”,尊苏联为“老大哥”,穿一条裤子嫌肥、坐一条板凳嫌远,一个青屁股娃娃竟敢和“祖师爷”较劲这还了得!有的人趁机落井下石火上浇油,以表现自已立场坚定和追求进步靠拢组织,把他的言论“上纲上限”和电影界大右派锺惦裴《电影的锣鼓》并列。

也许是少年气盛,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又写了篇六千字的文章《揭开迷人的外衣》,批评学院里几名党字号老师,寄给《文艺报》未被采用转给了《中国青年报》,报社打电话来核实情况,学校派人取回了这篇文章,无形中又增加了一条“恶毒攻击的”罪名。1957年学院取消暑假把运动推向纵深,原因是学校反右的指标没有完成。批来批去批到1957年8月20日这天早晨,院子里突然出现了批判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右派份子许还山反党、反苏罪行”。很快初战告捷,全学院导演、摄影、表演三个系不足一百名学生,共揪19名右派份子(其中有10名是老师),他当时还不足20岁就荣登“金榜”,名满全校。

在一切以政治划线,以立场取人的病态国家,一旦被加载另册命运也就来了个大倾斜。此后,有的右派被整成神经病,疯的、死的,累见不鲜。他记得,导演系的女生方玲达就是喝毒药自杀的,死时才18岁,花样年华一个好漂亮的姑娘,送她去火葬场是一张席子,祭奠的悼词是畏罪自杀。他还幸运,被宣布留校劳动察看。一个时候他以为自己真的错了,天天写汇报提保证,表示争取两个礼拜摘掉右派帽子,没有想到竟载事二十二年,我的老天!这不是笑话吗?本来反右运动就是一场笑话!他虽然留校察看,却有五年半没有上课,成日在总务科长领导下干杂活,全校十几个男女厕所由他“包干买断”,盖房子、拉河沙是他“第二职业”。将近六年他都夹著尾巴做人,咳嗽也不敢放开嗓子。1962年他终于得到“母亲”的“宽大”,可以听课了,可是原来班的同学早已毕业,他只好跟著六零级的学生继续上课,就像是个老留级的留级生。

老灾新难祸不单行

“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但使毛泽东权力达到最高点,也使他“帝王”的宝座光彩夺目,“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是他自谥的封号。真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境界。整个中国成了他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于是“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违反科学,悖情逆理的“大炼钢铁”;奴隶制的“人民公社”,像瘟疫一样地降临了神州:森林伐尽,人力虚耗,田土无收,饿殍盈野,哪还是个国家?

俗话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刚好恢复学习听课的许还山都碰上了。此时,他刚好二十四岁,身强力壮,浑身是劲,一顿能吃三大碗白米饭,每月可消耗八九十斤粮食,而学生的定量只有24斤,且重活还得他去干。向家里求援吧?家已不是过去的家,父亲早他当右派前的一周被划成右派,从郑州市文化局长位置上拉下来,毛病也是出在嘴巴上:“中国少了资本主义一课,应接49年所订的《共同纲领》”办事。他属于党外人士,处理还算“宽大”,工资从原来行政的九级降到只发生活费,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去监督劳动。留在家里的母亲独撑大梁,得管年幼的弟弟、妹妹,由于缺吃少穿,早瘦成个皮包骨的灯影人,哪还有能力管他?

两年后又把他转到团河劳改农场改造,长期和小偷、流氓以及各种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还先后和许多知名右派为伍,比如新华社的戴煌、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在此期间,他当过铸工、铇工、钳工,也干过农活,受的罪就不用说了,戴煌那本《九死一生》一看就知道苦到甚么程度。不过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名叫金升贵的队长给了他不少关照,告诉他说:“不要悲观,你还年轻,将来肯定会好的。”

金队长给了他生存下来的勇气,好不容易熬到1965年他终于“摘帽”和解除了“劳教”,满以为可以过上生常人的生活,没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他又落入毛泽东的陷讲。

千里流放去新疆

患上偏执狂的毛泽东老是喜欢用人民的生命去做游戏,历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争斗又总是用善良者的头颅去作筹码。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人说它是反右斗争另种形式的表现,是扑杀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双仞剑:消灭历史的同时消灭肉体!

此时,许还山从右派变成了就业人员,也就是一般说的“二犯人”,仍受岐视与打压,但一个新的梦幻在他脑子里升起。他曾听农场的管理人员说,新疆有很大很好的农场,他们可以到那里去做农业工人。在那个再看不见电影界人士的地方从头做起,实现人生另一个梦幻。他喜欢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如果能有机会或许是条出路。好巧,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转移斗争视线,提出“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式的城市”,于是北京的“五类份子”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为清理对像,以“屯垦戍边”的美妙口号送到边疆去。很快他的请求被批准。

一列闷罐火车载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北京,就像一个被抛到荒岛的孤独客,心里空荡荡的。开始在警察的带领下他们还唱《边疆处处赛江南》和《有志男儿在四方》等歌曲。经过五天五夜的路程,火车停在了吐鲁番站。那天风很大天特别冷,突然通知他们下车集合,正在排队时,从最后一节车箱里突然跳下来百馀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跑步过来将枪口对准他们。这下他们清醒过来,不知谁高声喊了一声:“我们不是支边!是流放!”顿时,蒙在鼓里的近千犯人这才反应过来,警察已给他们戴上了手铐,立即宣布军管。清点完人数之后,又把他们分别赶上了一辆辆卡车,每辆车上都有几个带枪的解放军押送。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不停地奔跑,车上再也没有笑声、歌声,个个表现出对信念的破碎和前途的失望。卡车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走了七天七夜才停下来,停车的地方既没有房子又没有树木,甚至连草都没有。给他们取下手铐后,他问队长:晚上睡哪?队长说,你站哪就睡哪。几天后他们盖起了一排排干打垒的土房,就地开荒造田,组建起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的第一支队,他当上了个班长,带人七次转点打前站,受尽了各种苦头。

在新疆除了种地之外,他还当过很长时间的爆破工,无论是炸土还是炸石头,都给他留下了生与死的记忆。记得一次放炮,他最多点燃过19炮,一边点火一边跑,而且还要数炮声,跑的速度非常快,稍微一慢可能你就没命了。如果点的炮没响,还得上去排哑炮,这是要命的事情。除了放炮他还烧过砖,虽然生命危险不大却特别累,每天每人必须挑70担水和泥土,还要扣三千块砖坯,每块砖坯都要八角齐全、十二楞见线、六面生光,干一天下来累得就连上厕所都想坐著上。还有伐木,那时在寒冷的戈壁上伐木,每人每天的任务是40棵大树,伐倒后还要集中在一起。在山上没有一顿饭能让你吃饱,饿急了就抓蛇吃,口渴了啃冰雪。在这期间的一年零八个月,没吃一滴油,没见过一片肉,人人瘦成皮包骨头,每天早晚还要背“老三篇”,喊“毛主席万岁!”

在新疆流放的15年他亲眼看见死了不少人,有电打的、火烧的、炮炸的、上吊的、树压死的,还有逃跑的、枪毙的,光收尸埋人他就干了好多次。这15年是他人生中最苦的15年,也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15年。

他除学会了各种农活和开山放炮的本领外,还学会了维吾尔语。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一纸右派“改正”通知将他召回,他说,苦难对弱者是灾难,对强者是财富。他和好些右派一样都是强者,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只高翔的鹰!

名利不改右派本色

中国是个风派国家,再有本事的人只要没名气,谁也不会理采你敬慕你;只要你是有名气的人纵然没有本事,崇拜你的人争相献媚。许还山初回北京是个有本事没名气的人,仍进不了北京的电影制片公司去长影吧,长影说满员;到上影吧,上影不要人;珠影想要,又说他结了婚户口不好办。在这关键时刻,西影厂长田玮听说:新疆来的不容易,定是个强者,没两下子活不到现在,我要!很快《樱》在全国各地公开上映了,受到圈内人和观众的好评。原来那些不要他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恭请大驾。他哪儿也不去,就去西影!此后,他一部片子接著一部地拍,演了几十个人物形象,有时还自编、自导、自演。从电影《张衡》、《代理市长》、《大决战》,到电视剧《司马迁》、《吕后传奇》、《共和国往事》等他都扮演主角,给全国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又和不少中青年名角拍摄了大量的电视剧《导弹旅长》《无盐女》《首富》《孝庄秘史》等,成了家喻户晓的影星。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拒领金鸣奖。1992年他主演了《筏子客》中的大把式一角,金鸡奖评委们一致同意评他为最佳男配角,但他觉得此奖不该领。因为金鸡奖早订下规则,由别人代为配音的角色不能入选。他拍完《筏子客》之后还没来得及配音就被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天梦》组催去饰演剧中的男主角,故未来得及配音,西安市话剧院徐正运代为配音。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评委会,提出立即撒销原评定。在这一切作假的国家他不作假是种甚么精神啊!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右派,我永远要像个右派诚实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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