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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击落后,美方透露,中国防长拒接“热线电话”。旅美时事评论员江峰在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节目上表示,未来若擦枪走火,一方拒绝沟通,恐酿成更大隐患。评论员陈破空则指出,美方击落气球,是打掉了过去中方在“平流层”科技军工产业的发展优势。 中国监视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白宫发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9日指出,美国将探索对与中国解放军有关的中国实体采取行动,也将更努力揭露并解决中国更大规模的监视活动,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盟友构成威胁。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Pat Ryder)2月8日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美方击落气球当天(4日),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给对方要求通话,但中方拒绝接听这通电话。 旅美时事评论员江峰9日录制“亚洲很想聊”节目时指出,两国国防部长军事热线保持联系,不只是大国之间的礼节,尤其双方军事冲突可能性不断升级。 江峰:中方拒接热线曝露美中冲突管控隐患 江峰说:“这不只是客套,而是作为大国应付的国际责任。一旦冲突加剧,在台海、南海万一发生更多的擦枪走火,万一一方故意按住电话不接,将会造成更大的隐患。” 同台嘉宾、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指出,军事对立大国和拥核大国之间设热线,是为了危机处理。中共同意设置却不接热线是“惯伎”,嘴巴强调不搞新冷战却还是新冷战思维。 美国防部发言人莱德8日另指,中国高空监视气球穿越美国上空,特朗普政府时期有3个,在拜登政府这次是第2个。美方确信这些气球不是民用目的,百分之百是监视(surveillance)气球,具有情报搜集能力。 江峰指出,美方可能想保密监控发现中国气球的手段,也可能真的疏忽了“平流层”潜在巨大的威胁,而中共借此加紧“间谍行动”,以更大阴谋测试怎样在未来战争冲突中,占据“平流层”的优势。 此次中国监视气球1月2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被发现,2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才下令击落。陈破空认为,拜登开始有犹豫,遭共和党批评,美国军方承认有“领域认知误差”,如今补齐卫星和高空侦察机的误差。 打下流浪气球 陈破空:美也打掉打掉中方平流层行业 陈破空提到,美军方最新指出,中共在海南岛设飞艇大队,这行业不只在美国、日本、台湾、越南、菲律宾、印度都“作案”,为何美国通过大使馆在华盛顿和北京向40多国 、150多名外交官通报这情况并展示证据,证明是军事用途、间谍气球? 陈破空说:“美国是要打掉这个行业,不只射下气球,要把平流层技术打掉。中共意图呼之欲出,美国不只要打掉美国上空的东西,也要打掉中共这平流层技术到处横行、耍流氓、去威胁美国盟友。” 江峰:中国航太竞争力不如美 从性价比高产业布局 江峰指出,中共为何组建“平流层舰队”,既不是外太空,也不是高空,因为中共自知它在航空、太空竞争力惨败。唯一平流层,飞机飞不上,卫星掉不下,太低,成为一个冷门空间。 江峰说:“气球的存在,却弥补了这一点,它可以成为中间的那只眼睛,而且它可以长期滞空,包括6个月的制空权,我就在这区域上待着、一直隐藏不动,一旦战争爆发要去打美国航空母舰,马上取到中继作用,一旦太空战爆发,美国把中共卫星打掉,它可以取代卫星中继的作用,是服务于台海的战争利器。” 江峰表示,气球飞行达4万米,高空飞行1万5000、一万八千米是构不着的,以中短程导弹射击都有难度,也没办法用红外线去打。美国原自认有高空侦察机、卫星,清晰度已可达所有侦察机的能力。 气球为何能形成舰队?江峰说,中共玩惯“人海战术”,气球成本低,造价营运成本不超过三、五百万,北京航空、航天研究院大搞招标。反观中共歼-20,美方估计造价要1亿1千万美元,歼-16造价也要8千万美元,造一架可造一、两百个气球,威胁对方的导弹。美方用一枚导弹可击落歼-16,或击落一个气球。要击落一、两百个气球,相对消耗美方军力,对中方来说“性价比”高。 江峰认为:“中共方面是失控了,全国机制抢夺平流层这个项目,有很多企业参与,到底谁胆子那么大?背后谁做的?中央外交部讯息不足。相信美国有军事力量把气球变成哑巴、变成瞎子的,进行电子屏蔽。这也是后来为何美国白宫与国防部的发言中,很巧妙、含蓄地说,它对军事情报不具备威胁性或更多搜集能力,这潜台词。” 对中国外交部称是不可抗力原因气球失控,受西风带影响,江峰抨击这显然撒谎,气球从中国北部升空,由西向东南向北,贴着库页岛、阿留申群岛、白令海峡,这航线是国际最常用的北半球跨越北美和亚洲的民航航线,气球哪有可能被风吹得这么巧妙,沿着最简短航线进行,且到了阿拉斯加不继续向东而是扭头南下顺着北美、加拿大、美国太平洋东部沿海南下到美、加边境突然又扭头向东,这轨迹充满人工操作的痕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13日,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签发《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宣称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巧合的是,6月15日是习近平生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通电话,表达生日祝贺。两人同为69岁。 外界立即联想到台海局势。习近平此举,似乎是在党内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要对外生事,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用外争来遮掩内斗。那就是,习近平故意向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示威,作势要对台湾动武,或在台海滋事。 就在同一天,中共还有两个动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突然宣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这等于北京首次宣称,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暗示中共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其他国家不得干预。 同日,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飞到瑞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闭门会谈四个半小时,也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共的台海立场,要求美方接受。但沙利文表达美方的一贯立场,并正告北京:不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在这里,习近平等人暗示,可以效法普京的做法,抄俄罗斯的作业。普京把入侵乌克兰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不说战争,也不承认入侵,进而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宣传,混淆视听。在习近平看来,中共若不能全面攻打台湾,或至少可能采取封锁台湾海峡的动作,到时,就依此《纲要》,谎称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图谋在国内外宣传中,鱼目混珠。 作为回应,同一天,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发表演讲,他指明:(射程达两千公里的)台湾云峰飞弹(导弹),可以打到北京。并暗示已经量产。他奉劝中共:不要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侵台前须三思。游锡堃这番话,又激起中共党媒和党棍如胡锡进等跳脚大骂,趁机升高威胁的调门。 汪文斌提到国际海洋法,本身构成矛盾和反讽。因为,中共虽然签字承认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但中共却用实际行动予以违反和破坏。比如,该法规定,任何国家都有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但中共从来不承认、也不尊重南海周边国家的经济专属区,硬是通过所谓“硬实力”扩张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家门口,宣称那是中国的领海。另外,2016年,国际仲裁法院裁决,在南海争端中,中共全面败诉,其所谓主权主张完全不合法。但北京无视该法院裁决,拒不执行,甚至拒不承认。 再者,中共宣称台海没有国际水域,并劝告美国等国军舰不要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中共如何解释它自己的行为?– 其军舰和舰队经常穿越日本诸岛之间的宫古海峡、甚至还连同俄罗斯舰队一道,联手穿越日本的津轻海峡。双重标准与自相矛盾,处处可见,北京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习近平心下很清楚,他要在台海生事,不仅会引发与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他并无胜算。于是,更可能,针对台海,习近平只是虚张声势,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毕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失败和陷入泥潭,已经让习近平胆寒,在入侵台湾的议题上开始犹豫。此时此刻,党内更多人、更有理由反对他冒险的攻台计划。 习近平一贯对台湾心存野心、在台海高调行事,动辄指使手下人对美国设置“红线”,发声警告、威胁;但每当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习近平却不敢兑现他的警告和威胁,不免难堪,在党内招议。此事无疑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习近平图谋连任,视为他今年最大的政治。派遣杨洁篪与沙利文闭门会谈,更可能谈到:希望美方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不要派遣军舰穿越台海,让他在党内有个交代。于是,回头来看,习近平突然签发的那份所谓《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极可能,另有目的。且听下文分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当政,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近,习近平又提出一个新的自信,曰:历史自信。 首次提出,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2021年11月)。他声称:“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这番话,目的是在总结百年中共党史时,只讲成绩、不讲错误,尤其避免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再谈毛泽东的过错。换言之,避开中共百年过程中的失败和颓丧。 第二次,是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所谓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1年12月底)。他声称:“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习近平口中的所谓“正史”,就是中共掌权者自说自话的“党史”,选择性书写、甚至颠倒书写的“党史”,一部伪历史。排斥一切对历史真相的探讨和揭露。可见,口口声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习近平,搞的恰恰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次,是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2年1月)。他声称:“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历史自信,有他个人的目的:要把全党统一到他所要的党史叙事上来,进而巩固他自己的权位,统一思想,“增进团结”。 上世纪,有外宾询问中共总理周恩来,为何中国各地到处都是标语口号?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深挖洞、广积粮”之类;周恩来的回答,大意是:标语口号代表没有做到的事情,或是努力要实现的目标。这证明,中共越是强调的事情,就越是想做到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习近平强调自信,说明缺少自信;越是高喊自信,暗示越是没有自信。 习时代的中共,心下很虚,早先暗示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又进一步暗示,没有历史自信。 何以如此?原来,所谓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自己都说不清,或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再加最坏的封建主义之总和。 所谓理论自信,却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理论;就连王沪宁给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炮制的三套理论,也都存在前后矛盾,缺乏内在逻辑,无法自圆其说。 所谓制度自信,名为社会主义制度,实为专制制度,一党专政,拒绝监督,衍生无可救药的官场腐败。 所谓文化自信,仅有文化的虚名词,既无中国传统文化,也无当代世界文明,不过是假大空的中共党文化。 至于所谓历史自信,若说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共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若说七十多年的中共历史,则脱不了暴力、仇恨、谎言为本质的不堪历史主线。 新增历史自信,从习近平个人而言,其用意或有三层。第一层,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自圆其说;第二层,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挫败找台阶下;第三层,为自己留后路,万一今年连任之梦破灭,则期望退休后不会遭到否定甚至追究,图个交权后的人生安全,也图个卸任后的政治安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习近平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说,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商人致富难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但商人经商必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才干、能力和贡献。经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艺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税漏税或权钱交易之嫌,但艺人通过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气、明星效应获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为商家代言等广告收入也属平常之事。 换言之,中国商人和艺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场和官员贪污、受贿等不法所得,相对而言要光明得多、阳光得多。习近平扫荡演艺界和企业界,何不扫荡官场?当然,选择性反腐不算,那是权力斗争。有人以为,习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是“杀富济贫”,是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的又一次重演。其实,连这个都不是。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富、杀富济官、杀富济官府。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因为,从演艺界和企业界收刮的钱财绝不会分给老百姓,而直接进入共产党的国库、党库,甚至直接进入权力者的腰包。在这一过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艺人的财富,让他们与普通老百姓趋同,唯独肥了官府。换言之,所谓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强迫的财富转移,并非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老百姓头上,而是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官府。 破解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真伪太简单,就请习近平和共产党公布领导人及各级官员的财产,就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习当局断然不会这么做。于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们富裕,不准你们富裕;只准我们特殊,你们必须平均。 所谓“三次分配”,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抢劫。臂如,企业家或企业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给政府,那是直接抢劫,官府对企业的抢劫;如果是捐给社会,谁来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处?多半情况,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夺,据为己有。 在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的同时,习当局宣称,收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共第四次打农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对农民土地的抢夺,巧取豪夺。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富农手中抢夺土地,假装分给农民,进而裹挟农民支持共产党,加入中共军队;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开始)。中共夺取政权后,以实施公有制为名,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收归党有;第三次,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之后)。为挽救崩溃的中国经济,即中共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松绑“农民,赐给他们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中共;第四次,收回联产承包责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产中国,农民既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丧失土地使用权,实为亘古未有之奇观。 面对习当局的扫荡、任性而为,中国社会鲜少抵抗之心,更无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会遭遇塔利班。在中国,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国家恐怖主义,人民被吓破了胆,胆颤心惊。共产党则膨胀到极点,为所欲为。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习近平有信心,中国人民的奴性会任其蹂躏,足以让他的抢夺计划安全实施;不仅不会遭遇反抗,相反,还有喝彩之声。仇富心态,愿人穷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质,共产党早已把它发挥、利用到极致。此时,借民粹主义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习近平而言,又是一桩顺手牵羊的快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年,尤其大瘟疫爆发以来,中共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恶化,尤其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然而,令外界不解和错愕的是,把持朝政的习近平当局,不仅毫无改善与他国关系之意,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升级敌意和敌对,不断发出愈加咄咄逼人的威胁,全方位升级战狼外交。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发泄痛快;非如此,不足以压倒对方。 最新发生的情况,欧洲国家立陶宛决定与台湾互设代表处,中共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其实,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都已经空缺近一年,美方视美中外交关系如无物,立陶宛与中国之间,大使空缺又何妨? 其实,立陶宛成为继捷克之后提升与台湾关系、对中共说不的第二个东欧国家,而最具深意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是共产党国家,深受共产主义和一党专政之害,对专制与独裁有切肤之痛。它们对台湾的同情、对中共的反感,出自民意,发自内心,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亲近民主台湾,远离专制中国。 中共与加拿大冲突升级,孟晚舟引渡进入最后庭审,中共抓狂,先是改判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随后重判加拿大人质斯帕弗有期徒刑11年。25国外交官齐聚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门口,抗议中共无理判决。中国网民热议:当年慈禧太后和清朝招惹的是八国联军或十一国联军,而今天的习近平和红朝招惹的,动辄二十五国,甚至更多。清朝与红朝,两朝宿命,似乎殊途同归? 8月上旬,澳大利亚政府披露,中共向澳大利亚开出恢复对话的14项条件,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停止如下举措:资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反华”研究;突袭中国记者和吊销学者签证;在多边论坛上“带头”提及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国事务;发起对新冠肺炎起源展开独立调查;禁止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华为参与5G建设;阻碍10项涉及基础设施、农业和畜牧业的中国外商投资交易;干涉南海问题;指责中国实施网络攻击;澳大利亚议员对华人或亚洲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 结果可想而知,遭澳大利亚断然拒绝。道理很简单,除了最后一条莫须有的所谓“种族主义”,澳大利亚对中共的反制,都是忍无可忍之下的必要之举、正义之举。中共竟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对澳大利亚行无理制裁,无外乎两败俱伤。因为阻碍澳洲煤炭进口,加上澳洲铁矿石涨价,中国各处陷入停电断电,钢铁价格猛涨,基建狂魔难以为继。 中共不仅对澳大利亚搞经济制裁,还切断两国之间的高层联系渠道,对澳方领导人打过去的电话置之不理。大国巨婴的外号果然并非浪得虚名。中澳关系陷于死胡同之后,澳大利亚决意转向印度,将以印度的市场、制造业、供应链,“完美取代中国。” 再早些时候,2021年7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天津,与中共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锋会谈。谢锋和王毅各自向谢尔曼开出一份清单。 作为副外长的谢锋,向美国开出一份纠错清单,共罗列七项: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作为外长的王毅,则向谢尔曼开出一份所谓重点关切的个案清单。 通观这两份清单,中南海的严重关切,或者说重中之重,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排在头两条的,既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而是中共领导人、官员、党员及其家属的利益。要求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等于公开承认,当今中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团和腐败集团,不仅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且一直向美国和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转移他们的家属、子女、财产,不法所得,天文数字般的贪腐所得。如今,他们抱怨美国挡住了他们的财路和后路。 结果可想而知,遭美方冷漠以对。向美国开列两份纠错清单,向澳大利亚开列对话条件,是近期中南海荒诞行为的极致,不仅反映习政权对国际社会的无知和妄想的极致,而且曝光他们傲慢和腐败的极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7月1日,中共庆祝建党百年,在天安门广场摆出的庞大阵势完整且完美地复制了朝鲜景象;而习近平的讲话罕见用上了“头破血流”等暴力语言,紧接着,有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这被国际上解读为纳粹德国场景。总之,符合当代戈培尔 — 王沪宁的极权主义美学,这是他的一贯倡导。天安门奢华的百年党庆,王沪宁应是总策划。 天安门城楼上的另一个景象无意间也复制了朝鲜,那就是没有外宾,零外宾!外国的贺信、贺电很少,当局公布了30个国家的名字,大多都是非洲、中东国家,以及少许亚洲国家。而且,这些贺信贺电都是通过中联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对外恳求和索要得来。 这证明,习近平执掌中共之后,连年推行的对外威胁和战狼外交终于“成功”达到独步天下的境界。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自嗨。当今中国,正跨入继朝鲜之后最封闭的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美国民间机构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在受调查的17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反感情绪大幅上升,平均高达69%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不妨碍中共大搞百年党庆,并向世界秀肌肉、显摆硬实力。就在源自武汉的大瘟疫肆虐全球,就在世界舆论的一片挞伐和追责声中,中共在戒备森严、草木皆兵的紧张空气中度过百年。 挺过百年的中共,算不算得上成功?当然。只不过,并非正义的成功,乃是邪恶的成功。上世纪二十年代,由十几个人成立一个政党,绝对不止共产党一家。然而,能够成气候的,少之又少。中共的成功,说得上偶然、侥幸、“撞彩”。这些偶然源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中共勾结苏联,暗通日军,制造内乱,趁乱夺权。 说到成功,秦始皇算不算成功?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刘邦算不算成功?开创汉朝四百年;成吉思汗算不算成功?灭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努尔哈赤算不算成功?灭亡中国,建立外来政权长达267年。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他们究竟留下了什么?功勋还是屠杀?文明还是野蛮? 环视近代各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红色苏联,先后都堪称成功。但它们的结局又是什么? 欧美国家之所以稳定下来,并不断迈向文明和成功,就在于及时把国家主权转移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主权在民;持续把国家力量转化到行善的方向,对内和解,对外和平;最终建立起稳定的民主与宪政,永固自由与人权。 中共度过百年表面上成功,但他们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功,不是行善,而是作恶,而且作恶至今。这就决定了,成功的同时也为失败奠基。中共的一党专政,一部逆淘汰机制,坏人当道而好人出局。反映到外部,就是拒绝行善,比赛作恶。 中共当政,要人治而不要法治,要纪律而不要法律。这套体制,注定没有可持续性。中共靠暴力起家,靠暴力维持,维持政权的成本之高,观古今中外,莫能望其项背。纵使它耗尽国力,用之于维稳,穷其极限,又能持续多久?百年中共,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