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枭雄王亚樵

暗杀警霸徐国梁兼说丰林路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上海。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近大世界附近的一家温泉浴室,Boy打开浴室大门,一位腰挎手枪,身着警服的胖子,指钳雪茄,步履傲慢地从玻璃门里出来。两位保镖正要上前护卫,突然路边冲出一个穿黑色短打的汉子,上前连射几枪,顿时胖子倒地咽气,没等保镖转过神来,黑衣汉子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胖子叫徐国梁,天津人,毕业于北洋警务学校,一九一三年调任上海后,靠着军阀齐燮元的势力,手下有七千余名武装警察。他勾结黑社会,贪赃枉法,公然贩毒,还屡次镇压工人和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凶狠异常。

江苏督军齐燮元利用徐国梁的警力独揽上海,引起了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不满,为了争夺地盘,卢永祥巧立名目,在上海成立一个叫“上海扩军署”的军事机构,派妹婿何丰林主持,驻兵上海。

提起何丰林,不能不说上海的“枫林路”和“枫林桥”。

民国枭雄王亚樵2
卢永祥与何丰林(网络图片)

何丰林到上海后,和当下的权势者一样,霸占农田,强拆民房,在肇家滨南岸修建了一座“护军使公署”,将大门前的马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丰林路”,将路北端的一座小桥,取名“丰林桥”。

大陆易帜后,“丰林路”改名为“枫林路”,“丰林桥”改名为“枫林桥”。当年黄金荣在共舞台为露春兰捧场,因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喝倒彩砸场子,被黄金荣的手下扇耳光,何丰林出动军队,将黄金荣五花大绑,就关押在丰林路的“护军使公署”内。

还有一件关于“丰林路”的大事不能不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4.12事件”前夕,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受国民党指使,派手下四大金刚—高鑫宝、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暗杀屡次策划工人罢工闹市的“上海总工会主席”共产党人汪寿华。

这事先由杜月笙发请帖,派万墨林诱骗汪寿华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赴宴。

汪寿华一踏进杜公馆,就被杜月笙门下的马祥生和谢葆生按住。

杜月笙在楼上喊:“不要做在家里,否则,以后就没有人敢上门了!”

“四大金刚”心领神会,高鑫宝立即发动汽车,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三人将汪寿华押进车去。在车内,芮庆荣和叶焯山联手掐死了汪寿华,然后到丰林桥附近,找了块荒地,掘个坑把他埋了。

据逃到香港后的顾嘉棠回忆:“就在封穴的一霎那,漆黑的东方天际,突然亮起一道白光,像闪电,时间却又久了些,像大量的火药爆炸,偏是听不见任何声响。”星宿归天,必有异像,他们杀害的,毕竟是共产党的头目—洪太尉瓶子里放出来的天罡地煞。

报应果然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占领上海。

幸亏杀害汪寿华的芮庆荣和高鑫宝已经逝世,杜月笙、顾嘉棠、万墨林等侥幸逃往香港,而叶焯山和马祥生则没有走成,当然死罪,公审那天,被押到埋葬汪寿华的现场。

叶焯山和马祥生被五花大绑,押到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台下的到会者人山人海,口号震天。当审判者喝问:“反革命凶手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烈士,有没有你们的份?”

马祥生因为没有参与直接行凶,心存侥幸,吞吞吐吐,企图辩白,在一旁的叶焯山,知道在劫难逃,回头对马祥生大声说:“好啦,祥生哥,大丈夫说死就死,多说废话有啥用!”

口号声中,两人被拖到汪寿华的埋葬处,当众击毙。

却说笔者和连环画家范生福兄是好友,与他的尊人范家伯伯也稔熟。范家伯伯是旧上海闻人闻兰亭的学生。他和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均有来往。一九四八年底,延安派周恩来的堂弟周恩沾潜伏上海,受地下党所托,范家伯伯将周恩沾介绍给杜月笙,请杜月笙安排个职位作掩护,杜月笙帮忙在祥生汽车公司给他谋了份闲职。

一九四九年初,上海易帜前夕,杜月笙托范家伯伯约周恩沾吃饭,席间杜对周说:“我杜某人是江湖中人,国共两党都是朋友,你哥嫂进城后,请你美言几句,多介绍我杜某人的为人,我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交给你。”

范家伯伯说:“共产党进上海后,周恩沾确实向邓颖超提及此事,但邓颖超一口回绝说:“杜月笙杀害汪寿华,这笔帐是一定要算的,交易所的事你别插手!”

有野史说,汪寿华和周恩来是拜把子兄弟,都是青帮中人,关系很铁,所以中共取得政权后,周恩来不忘旧义,给汪寿华的评价很高,数年前我在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还看到他的一尊青铜塑像,不知如今还在否?

关于枫林路的补述,就到此结束,至于杜月笙暗杀汪寿华的是非对错,国共两党,说法各异,不在本文论述。

几件连续的暗杀事件

上文提到暗杀上海警霸徐国梁,说了一半,没有交代后文,突然又说“丰林路”的过往,似乎是疏忽,其实这是笔者故意所为,卖个关子,容待后文一同补说。

却说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城奥热异常,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刚送走省长陈调元,回到客厅,突然几个自称下属的客人,拿着“建设安徽水利图案”的图纸,请他审批。张秋白刚展开图纸,其中一位掏出手枪,对准他后脑壳扣动扳机,张秋白应声倒地,客人捡起图纸逃之夭夭……

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刚登上招商局大楼的台阶,准备去上班,突然两个叫卖水果的小贩从背后冲来,对准他连射机枪,他惨叫一声,随即倒下……

一九三一年四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庐山教堂做完礼拜,坐着滑竿,一路沿坡而下,刚到住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一颗子弹在他耳边擦过,卫兵赶紧出动,只见一名游客中弹,横躺路边,查无下落……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号,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带着护卫,乘火车从南京往上海。两人刚出车站,背后突然枪响,宋子文警觉到有人行刺,立即甩掉头上的白色硬壳帽,就地翻滚,混入人群。护卫随即反击,一阵混战,硝烟散去后,发现秘书唐腴胪,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力抵抗,军民死伤枕藉,但因当时中华民国国力孱弱,只得求助国联,在国联的斡旋下,忍辱接受日方的五项停战协定。日本人在这次挑衅中沾了便宜,踌躇满志的日军侵华大将白川,于四月九日,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开始,白川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以及二十几名要员走上舞台,在热烈的掌声中,白川大将满脸喜色,刚要发言,突然一个韩国勇士冲进人群,扔出一颗炸雷,一声巨响,腥风血雨,十几名日本要人和白川大将均倒在血泊中,血肉模糊,重光葵被炸掉一条大腿……那位勇士也当场被捕。这位勇士是韩国人,名尹凤吉,详情留待后文补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湘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开幕。会后行政院长汪精卫安排大家合影,参加者有: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连坐轮椅的张静江也来了,蒋介石因发觉场面混乱,没有参加。

合影完毕,汪精卫和众人招手欢笑,忽然从旁边的树丛中冲出一位记者模样的人,朝汪精卫连连射击,汪氏中弹倒地,呻吟不止……

幕后的元凶王亚樵

一连串的暗杀事件,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经过各方情报回笼,认定了参与一系列暗杀事件的幕后元凶—王亚樵。

王亚樵,别字九光,安徽合肥人,一九一三年前后在上海做苦力,由于他爱打抱不平,和非凡的人格魅力,身边纠集了一批安徽籍的劳工。

在一次码头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中,王亚樵蹲点铁铺,连夜赶制了一百多把斧头,用武力威逼资本家让步。就此他成了“斧头帮”的帮主,许多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成了斧头帮的会员。在王亚樵的的调遣下,斧头帮的兄弟们都不惜为他生死,任他调遣。

抗战时期,王亚樵又联络抗日志士,组建“铁血铲奸团”,如上文交待的上海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即是一例,就此在民间得了一个“远东第一杀手”的称号,日本的报纸,干脆称他为“支那魔鬼”。

王亚樵声誉日隆,他和戴笠和各派政治势力以及黑社会,都攀上了很深的关系。

说实在,王亚樵和戴笠都是二十世纪的两条好汉。戴笠早年流浪在上海,王亚樵已经名声遐迩,戴笠十分仰慕他的名望,王亚樵也欣赏戴笠的才干,两人有八拜之交。戴笠出任军统头子后,曾向蒋介石推荐,但蒋介石批示:“这种人不可用!”就此戴笠疏远王亚樵。王亚樵也致书,谴责戴笠:“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两人的手足之情就此中止。

据与王亚樵有世交关系的关德辛先生撰文回忆:

王亚樵某次和先父聊天,我恰好随侍身旁。先父劝他不要再干,因为太危险了,最后会惹祸上身。王听后哈哈大笑,说道:芸农大哥,你的话固然有道理,你要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农家子弟,既无从政的经历,亦无做生意的经验和本钱。我认为当前的政局是虎狼相争,帮虎打狼,帮狼打虎,都是为民除害……什么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我都不信,都是骗人的,我信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才能使天下太平……王亚樵滔滔不绝的健谈,使先父无法插嘴。我还清楚记得,那天王亚樵的兴致特别好,他转过头来叫我;“德辛,把你父亲的笔墨信纸拿给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王亚樵写字。他写的是魏碑体,挺拔不俗,他写了一首七绝诗:“新鬼啾啾旧鬼号,听来不觉泪淘淘,待我十万横磨剑,雪耻平冤为尔曹。”

王亚樵是一个有血气的好汉,江湖上的草莽英雄,近代史上的荆轲和聂政。可惜蒋介石没有把他收罗门下,失一战将。

王亚樵虽没受过良好教育,但对事物的判断有过人之处。关德辛先生还在撰文中透露:

也许还有一件事,至今未有人知,淞沪停战,十九路军撤离,日本在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韩人尹凤吉用便当盒暗藏炸弹,丢上司令台,炸死白川大将,炸断重光葵的一条腿,这石破天惊的一击,也是王亚樵在幕后策划。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天,来告诉先父,说在发生事件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尹凤吉的“死别”筵。席间气氛悲壮,很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众人送行荆轲的那一幕。他看到尹凤吉慷慨赴死前的悲壮情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王亚樵向先父预言:“韩国人心不死,复国一定成功!”时隔半世纪,这句话应验了……笔者摘阅至此,不禁黯然自问,中国的人心死了没有,还需要等五十年吗?

日本人在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只允许日本人和韩国人参加。王亚樵无奈,只好找大韩民国在上海流亡政府的头领安昌吉,由安昌吉安排尹凤吉勇士,由他完成这次壮举。

在上海马当路的普庆里,有一幢石库门房子,墙上挂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牌子,当年王亚樵就是在这里和韩国勇士们密谋爆炸事件的,这里是韩国人的麦加,每天有许多韩国旅客来朝拜,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韩国总统朴槿惠曾来过这里。

关于王亚樵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香港和大陆都拍有电影,恕老夫不多赘言,看官要知就里,请去网上搜索。

枭雄之死

在暗杀汪精卫前,王亚樵等人先在南京组织一个叫“晨光通讯社”的新闻机构,派杀手孙凤鸣冒充记者,他把一支左轮小手枪藏在照相机内,计划开会时行刺蒋介石,不料那天蒋介石没有到会,孙凤鸣因急于求成,临时把刺杀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汪精卫中弹后,孙凤鸣当即被在一旁的张学良和张继扭获。

关于抓获孙凤鸣的过程,有两种传说,上述是一种,另据台湾中外书局出版的《铁血精忠传》所记:“凶手孙凤鸣被汪的卫士当场击毙。”

事件发生后,汪派人一致指责,此次是蒋介石在背后操纵的。陈璧君拉住蒋介石,要他交待明白。蒋介石受了冤枉气。他严令戴笠,必须除掉王亚樵,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自己洗个清白。

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的身分出面采访的,于是戴笠亲自带人去“晨光通讯社”搜查,不料慢了一步,那里已是人去楼空,惟见火盆中余烬未灭,尚有一份没有烧尽的文件在冒烟,经分析是一份通讯密码。

火速破译通讯密码后,按图索骥,军统在上海新亚饭店、孟渊旅馆等处,抓获了王亚樵的党羽,其中有他的太太王宝珍。而王亚樵则用香头在脸上烫出麻瘢,化妆成一个麻脸的码头工人逃到了香港。

军统在香港抓住了王亚樵的党羽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三人,王亚樵被逃脱了。

为了把这三位恐怖分子押回大陆,民国政府外交部向香港当局申请引渡,但因为王亚樵受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派的暗下资助,申请受到诸多阻碍—

为了引渡这三位恐怖分子,戴笠以首都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的名义赴港,聘请英国大律师向香港法庭提出控诉,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将这三人引渡回大陆。可见国民政府还是遵守国际规则的,他们不偷鸡摸狗,搞秘密抓捕的丑事,也不搞“自己回国投案”的说谎把戏……

话分两头,先说王亚樵逃离香港后,见风声不对,在李济深的庇护下,带了一帮人,逃到了广西梧州李济深的老家,成了李济深的门客。

在此期间,王亚樵三次去南宁晋见李宗仁和白崇禧,游说他们出兵讨蒋,但此时李、白两人正在暗下谈与蒋介石合作之事,所以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被冷淡。

在此进退两难的境况下,王亚樵觉得广西不宜久居,他和李济深商量,决定投靠中共,于是由李济深写了一封推荐信,附上自己的效忠信,连同二千元大洋,派亲信余亚农和张献庭,星夜奔赴延安。

回头说戴笠将在香港抓获的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三人押回南京,经过审察,发现余立奎的如夫人余婉君(也有资料称其小名“木兰”者),年轻风骚,曾和王亚樵有暧昧情史,且常收到王亚樵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金钱。戴笠设计,派年青英俊的特务陈亦川,租下余婉君隔壁的住房,与其做邻居,借故来往,施以恩惠,并常邀余婉君出入舞场。

一来二往,日久生情,陈亦川的美男计终获成效,他对余婉君说,戴笠答应,只要找到王亚樵,蒋总统绝不加害,并许以中将头衔,她丈夫余立奎也会获得嘉奖。余婉君毕竟是妇道,竟然轻信,充当了军统的内线。

余婉君潜入广西,找了所临时住宅,戴笠派五个杀手秘密布置周围。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余婉君约王亚樵来住所小酌。久别重逢,王亚樵不知有诈,不料才进门,就被闯入的特务一把石灰,撒迷双眼。王亚樵膂力过人,眼睛虽蒙,仍双拳生风,顽强搏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身中五枪,连挨三刀,临死呼喊:“木兰,你出卖我!”其境其情,甚为悲壮。

余婉君在一旁见了,声嘶力竭哭喊:“来人啊,特务不守信,杀人啦!”一名特务冲上前,捂住余婉君的口,把她拖了出去。

特务杀死了王亚樵,剐去他的脸皮,制造假象,悄然逃离,在半路把余婉君也灭口杀了。

唉,一条轰轰烈烈的好汉,历经风云,最终倒在千古英雄难越的美人关前,叫人唏嘘……

在王亚樵被杀后的半个月,他派去延安联络的亲信余亚农和张献庭,带着“延安欢迎”的喜讯匆匆赶回,可惜晚了……

呜呼哀哉,一代枭雄命归黄泉,就此延安少了一名战士,伟光正少了一位将军。

死了,王亚樵死了,世上再也没有王亚樵,就此神州土地上的贪官,越发肆无忌惮,贪得无厌……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