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与新凤霞的人生磨难

惨遭阴毒的阳谋迫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来自贫寒之家的新凤霞终日苦练于红毡之上时，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吴祖光已经是名声大振的“戏剧才子”。 

二十多岁就成为香港知名电影编导的吴祖光，1949年受中共“统战”返回北京。而后，经老舍介绍，遇到了年轻貌美、在评剧舞台上正当红的新凤霞。两人互相倾慕，相濡以沫，厮守终身。 

她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他知道她特别渴望有文化，于是送给她的新婚礼物是一间大大的书房。婚后，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连早晨的牙膏都替他挤好。 

可是，恩爱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在中共建政之初的一次“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吴祖光率先发言：“法规一定要建立。否则，中央领导犯错误谁监督。”直率的一句话致灾难从天而降。 

多年后，作家冯骥才忆起吴祖光敢言的这一幕都不寒而栗，连称吴祖光胆大；挚友黄苗子曾以一种别样的口气乞求吴祖光：“凤霞贤淑，唯你是忧，免开尊口，别无他求。” 

1957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份。这年5月，中共号召大家帮它“整风”。人缘颇好的吴祖光家里一时聚集了众多访客，被煽动的朋友来劝说，官方派人指示他提意见。本来就好打抱不平的他，这次准备“响应号召”，对文艺界的高官提意见。 

5月31日，官方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派人派车来接。妻子仿佛预感到不祥之兆，一向温顺的她叉著腰站在家门口，坚决不许丈夫跨出一步。但轿车在按喇叭，接的人在旁催促，从来都被称为“爱妻号”的吴祖光焦急地推开妻子，大步走出了家门。 

在人数寥寥的会议上，吴祖光再次率先发言，“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事后，他的发言被加上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见诸报端后，毛泽东竟亲自参战，抛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论”。结果，秀才书生的理性败于流民兵家的暴力，吴祖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成为专门与“党”作对的戏剧界、甚至整个文艺界的第一个“大右派”。 

1957年，北京的首都剧场曾上演过很荒诞的一幕：白天，整个剧院对吴祖光展开连篇累牍的批斗；晚上，则由新凤霞主演丈夫吴祖光的剧作《风雪夜归人》。 

在经受了五六十次的大批判之后，吴祖光的第一次人生大变故定格在1958年。 

那年的初春，天气陡变严寒，他被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去劳改。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他身负行囊去向病卧在床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告别，然后看看自己三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大的还没有上学，最小的女儿不满周岁。吴祖光亲吻著他们，百感交集，如乱箭穿心。 

他不知这一走，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自己的亲骨肉。最后，他与妻子新凤霞泪眼相对，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家门。 

之后的三年，是一段极为漫长的时间：父亲撒手人寰，老母忍辱负重，孩子饱受欺凌，妻子被百般虐待…… 

他与五百多个“右派”一起前脚出门，还没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官方马上派人召见新凤霞：“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一向很怵高官的新凤霞此时义正词严：“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对方指著报纸上的离婚案例，先是命令她必须与丈夫划清界限，然后威逼利诱：“如果同意离婚便可入党；否则，后果自负。” 

 “你不能再继续唱戏！”高官威胁她。“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如果不能两全，我宁愿要祖光”，不到30岁、正值演艺事业高峰的她一字一顿地说，“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可以等吴祖光28年！” 

“那你就去等吧！”新凤霞话音未落，对方拍著桌子将她赶出了办公室。 

她一路哭著跑出了文化部楼上的长甬道。第二天，她去剧院上班，迎头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份子”对她进行批斗，但剧院仍指靠她的招牌演出。 

只要是她主演的剧目登出海报，立即满座；而她不参加的演出，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剧院就在演出的后台贴上大标语：“右派份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以此警示观众与记者不能接近她。 

她白天挨批斗，晚上唱戏从舞台上下来之后，就要去刷马桶。她心里委屈，老舍就劝她多给吴祖光写信。她寄东西，写了很多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告诉他，不会写的字就用画画代替；他也写厚厚的信给她，书信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1960年底，闯关万里的吴祖光幸获生还—因为不只一个同时被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 

相比之下，他说自己竟成了“幸运者”，因为中共要利用他写歌功颂德的剧本，没将他折磨致死，他终于与妻小团聚。 

他回到北京当天，妻子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四合院装扮一新，让三个孩子写下好多“热烈欢迎爸爸回家”的大小字幅，和各式剪纸剪花一起贴在家的各处。她对孩子们说：“你爸从冰天雪地回来，我们要让他感到温暖。” 

想起自己之前被定罪为“右派”，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初自己对中共满腔赤诚，但为甚么它对知识份子无法容忍，针对知识份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著一个：《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事件”批判…… 

他敢言，也敢问。问不了别人，他问自己：为甚么“反右运动”中批判知识份子的也全是知识份子？不是“伟大领袖”发出“庄严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吗？不是要求大家对党提意见、指缺点、出建议吗？不是再三指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当他知道，毛泽东与中共种种“诚挚”和“谦虚”的动员，是一种策略，是一条“妙计”，是将阴谋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时，他才明白，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乖乖就范的原因了。 

历经磨难 自嘲“生正逢时”

三年北大荒的劳改，没有改变吴祖光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过几年平静的日子，转眼间，“文革”汹涌而来，他又因敢言的“右派文人”成为戴罪之身，失去自由，又被关押了八年。 

1966年的中国已成一片打、砸、抢的人间血海，38岁的新凤霞再次受到牵连，除了挨打挨骂，还被发配到几十米的地下挖了七年防空洞。 

一次，吴祖光被“造反派”临时押送回家—他用在香港挣的钱买的一所四合院，全被抄了个底朝天。地下的瓷砖被撬开，地板被挖成坑，天花板也被打穿洞，“造反派”要他承认家里藏有军火。 

一天上午，“红卫兵”在剧院中间烧了一大堆戏衣和剧照，火苗高得过了房。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人都被逼著围著火跪了一大圈。 

这时就听见有人高喊：“打！”“红卫兵”手里的皮带瞬时上下起落。皮带一下去，一条血印就从白衬衣里渗出来。打得这些人满地打滚，全身是血。老舍就是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回家翌日早晨离家出走，在什刹海投水自尽。新凤霞被打得左膝盖遭受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 

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新凤霞发高烧还被迫去劳改。在跨出家门的一刻，她突发脑溢血昏倒。因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耽误医院治疗，导致左半身偏瘫，永远地告别了钟爱的舞台。 

算是不幸之中有大幸，早已拜师于齐白石、充其量只有小学文化的新凤霞，用她那唯一能动的右手，将她那坎坷的一生及丰富的阅历一点一滴地记录，还画国画，画梅花、藤萝、南瓜和桃子…… 

尽管每篇文章中都有大量的错别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随手创造的只有吴祖光才能认识的字、也有重复繁琐和需要猜测才能辨识的字和句子，甚至还有用画来代替的字，但其深挚朴实的感情、传奇式的生活经历、独具风格的语言，谁也无法代替。 

从她残疾到她去世的二十三个年头里，她留下了《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我和皇帝溥仪》等达四百万字的回忆文丛，画了几千幅齐白石风格的水墨画。由于她的毛笔字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上吴祖光都为爱妻题上字，是谓“夫妻画”。 

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夫妻俩也互相欣赏、互相造就。因为新凤霞的残疾，吴祖光到晚年都保持著与中共抗争的斗志；因为有吴祖光，被迫害致残的新凤霞才能从文盲成为28本书的作者，并画出数千幅画作。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吴祖光以三个月的高速度，创作了一出五幕话剧《闯江湖》。这是一部反映中国民间艺人的苦难生活、饱含辛酸的喜剧，妻子新凤霞就是女主角的原型。 

一生创作过四十多部剧本的吴祖光曾说：“我写了大半辈子剧本，可是最使我感情激动、甚至产生一种特殊偏爱的，就是这个《闯江湖》！”个中原因自然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夫妻俩都是深受中共迫害的艺术家。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难，吴祖光晚年曾这样概括：“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后半辈子都生活在“生不逢时”悲惨境遇里的吴祖光，1993年76岁时在一篇千字文中叹道：“我的冬天太长了！”而经历了无数狂风暴雨的他，从来都笑对磨难，仗义执言，最喜欢说自己“生正逢时”。 

1992年6月的一天，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讲出一句心里话：“你太听话了！”令曹禺叫喊起来：“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在中共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太不听话”的吴祖光又被批判。之后，他与新凤霞的书画联展三次布展就绪，临开展时却生生被官方出动警车强制停展，参观展览的数百名来宾、无数的花篮一律被警方拦截在外。 

吴祖光曾笑言，“文革”后他获得的一门知识是，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有它不能公开说明的政治目的”。曾有港媒报导，因敢言而被劝退出中共的吴祖光，晚年的最大愿望是盼望中共早日解体，他曾指著江泽民巨幅画像轻蔑地说，“虚张声势，心中其实战战兢兢，不知共产党何时就垮台！” 

吴祖光于2003年4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86岁，日子竟然和新凤霞过世是同一天，新凤霞在1998年的4月9日离世。为此，他们的儿子吴欢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他“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 

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花了半个月才写就一篇《怀凤》短文，这位天才作家竟第一次感觉到写作上的吃力。写写，哭哭，停停……在妻子天天坐的座位上、书桌旁；在清晨、黄昏、灯下，总恍惚她仍旧坐在这里……最后五年，他对妻子的怀念，痛苦程度远超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磨难。 

吴祖光以戏为生：少年逃学看戏，青年写戏，中老年编导戏剧，晚年评论戏剧、讲演戏剧。他自称最喜爱喜剧，希望给观众带来欢乐。然而在观众笑逐颜开之际，往往是他体验无数的辛酸之时。 

“不屈为至贵”，这句典出隋朝王通的“不辱于人谓之贵”、也是吴祖光经常送给友人的报恩诗，成为这对惨遭中共迫害的文艺伉俪一生的写照。 

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吴祖光这样的丈夫，也缺少像新凤霞这样的妻子。这不仅是从才华和成就上看，也是从他们在反抗中共的残暴与邪恶中所彰显的性格上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