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一国党新成员George Christensen

George Christensen是前昆州自由国家党(LNP)后座议员,从2010年起,一直坐拥昆州Dawson选区的联邦众议院席位。这位脾气火爆的国会议员一直是对疫情限制发出最强烈声音的批评者之一。今年2月,他发表声明辞去贸易和投资增长联合常设委员会(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Growth)主席的职务。4月,George Christensen宣布退出昆州自由国家党,并投身Pauline Hanson领导下的一国党(One Nation),他失去了Dawson选区,以一国党的名义竞选联邦参议员,这是一国党的第三个参议院候选人,前面两位分别是Pauline Hanson和Raj Guruswamy。

 

以下是本报对George Christensen专访摘要:

记者问:你为什么决定加入一国党而不是直接竞选Dawson选区的席位?

Christensen:我对联盟党以及他们在疫情和其它方面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上个月Pauline 直接问我时,我就决定加入一国党,成为参议员候选人。

当然这并没有策划或预谋,如果这是一场巧妙安排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比参议院选票上第3号更前的位置。在离开议会之后,当我积极地考虑加入另一个党派时,一国党在Dawson席位的候选人已经选好,参议院选票上也已经出现了第2号候选人,因此我被提名为第3号位置。

我曾通读了一国党的政略,我发现他们很多政见是我相当认同的,例如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气候变化政策如何影响矿业,以及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就业问题,这个党支持与生活有关的政策以及外国投资。可以说,没有一项政见是我不认同的。其实这里并不应该探讨我“为什么要加入一国党”,而是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加入,我跟这个党的立场完全相同。 

 

记者问:如果你成功当选,你会重点关注哪方面的事情?

Christensen:我在议会工作了近十年,我觉得我的经验能让这个参议员的角色更加丰富多彩。参议院是国家的审查机构,参议院的人应为国家履行和坚守“监督”的职责,反对或改变不好的政策以保护澳大利亚人民。我过去在议会的经验让我成为一个容易发现不良法律和政策的人。

在你需要立法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足够的依据?是否会有人因为这个问题在街上拦住您或通过电子邮件或打电话给你?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对法案进行改革?这会不会是对澳洲公众施加的另一项不必要的法律?我将带著这一类的问题走进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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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您认为澳洲联邦政府的防疫措施成功吗?

Christensen:这个答案取决于如何衡量“成功”,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阻止COVID病毒传播的主要政策当然可以是封锁国际边界,我并不反对这项措施。

但包括口罩令、宵禁、强制疫苗在内等等措施,其实都没有被证实对减少传播病例、住院或减少死亡有任何重大意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包括真实案例和分析中都证实了,积极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与没有采取措施的国家,在最后结果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在侵犯人权和自由,同时也带来更多痛苦,导致失业、企业倒闭。

我认为州和联邦政府的大流行应对措施是失败的,因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破坏了人们的自由。

 

记者问:目前的澳中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段关系?

Christensen:一段时间以来,澳中关系不断下滑。

澳洲的法案原本只关乎澳洲人,在我们通过外国干涉法后,另一个国家觉得受到这些法案的“侮辱”,那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如果认为受到外国干涉法案的侮辱,那就说明了其本身已经涉及的外国干涉问题。以中国来说,其试图说我们不应该有这些法律本质上就是非常错误的。

澳洲维护人权,也不希望有战争或纠纷,贸易的本身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老实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中国这个篮子里放了太多鸡蛋。以至于现在造成了一个大问题,需要努力的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寻找东南亚地区国家,寻找新兴市场来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是采取一些方式,但中国正在以经济胁迫作为对澳洲的报复手段。

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只需要去做,而不是抱怨中国做了什么,例如“为什么我们将达尔文港掌握在外国政府手中”之类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中国,我们的战略港口都不应该落入外国势力手中。

 

记者问: 澳中关系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是否有影响?

Christensen:澳洲的华人社区非常多样化。对于中共的态度,他们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我希望澳中关系的现状不会影响这里的华人社区,但我担心它会。不幸的是,当谈论共产政权时,一些愚蠢的人会以非常非常糟糕的方式对待澳洲华裔,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是将中国的共产政权与中国人民完全区分开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因此,我想对任何试图对澳洲华裔发表不愉快、种族主义或歧视言论的人说,你可以对中共政权表达不满,但是请仔细想一下这些华人其实就是那个政权下的受害者。

 

记者问:您对预算有何看法?它符合您的期望吗?在支持小型企业、老年护理和其他领域的任何因素上,您认为什么需要改变的吗?你觉得在国家安全预算上有超支吗?

Christensen:我觉得预算还可以。其中最好的就是减轻税收负担的措施。预算的最大问题是燃油消费税的减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站在一国党的观点,应该永久取消燃油消费税,而不仅仅是 6 个月。

老年护理的预算可以更多,无论花多少钱,都还是不够的。我同意应该有更多的支出,但不是国防上。联邦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卫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在国防上的花费微乎其微。当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而不是让最坏的情况发生后再开始寻找某种防御。

 

记者问:微信一直遭华人争议,但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和政党仍在使用微信进行竞选活动。您对此有何看法?

Christensen:微信和其审查制度是大问题,当然Facebook也一样。澳大利亚总理居然被微信审查,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澳洲,不应该有外国社交媒体平台审查这个国家任何人的言论。我不认为一定要关闭微信,但我想做的是在澳大利亚制定法律,确保微信、推特、脸书和任何其他社交媒体不能审查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哲学论谈。这个国家所有华人社区的人都有权说他们想说的话。我知道微信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非常受欢迎,如果他们偏向一方的审查,那么将对这个国家的民主不利。

我认为使用微信或任何社交媒体平台都很好。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微信或 Facebook 开始以带有政治倾向的审查,那就是外国干涉,因为所有这些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外国势力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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