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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大陆官场陷入怠政，如今，许多考公人员不再热衷于“政治前途”，而是更倾向于“清闲的单位”。近日，大陆网上热传“考公最闲岗位排名”，引发舆论关注。虽然党媒发布文章试图灭火，却没有任何效果，还引发嘲讽。 日前，有自媒体在大陆网络发布文章《公务员“躺平”地图：10大最闲岗位全解析》，其中称，以前“考公换躺平”只是一句玩笑话，但现在已经是“公务员热”的核心逻辑。 文章总结了10个被公认为“上岸（考上公务员）即躺平”的黄金单位。比如，总工会适合“把‘服务群众’当口号而非KPI（绩效指标）；在工商联，加班是奢侈品；气象局的预报有迹可循，科研经费充足，在闲的时候还能写两篇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攒资历。 诸如此类的还包括地震局、老干部局、地方科学技术协会、文联、供销社、地方志办等。 还有自媒体发布文章《2026，进入这8个单位，直接可以躺平了》，其中列出中国烟草集团、国家电网等国企，但也着重提醒“这些岗位大多仍然需要绩效考核”。 除上述两篇文章之外，类似的文章还包括“体制内躺平岗位排名”、“最清闲神仙单位指南”等，为考公群体“指导方向”。 相关话题掀起热烈讨论，引发舆论关注。 3月2日，党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警惕“考公攻略”炒作“躺平”》。其中称，网络上流传“体制内躺平岗位排名”、“最清闲神仙单位指南”等所谓的“考公攻略”，是在“误导年轻人”。 文章称，青年选择考公，是对责任与担当的认可。那些炒作“躺平岗位”的所谓攻略，往往是放大了极端个案，以偏概全地否定公职队伍的主流风貌，等等。 官方文章引发嘲讽，有网友在X平台发文嘲讽： ———中共政府不提供社会兜底，反而批判年轻人想要躺平，是有多不要脸？ ———笑死我了，考公的都是为的什么，谁心里不清楚，搁这儿拿大家当傻子，还责任与担当。 ———按这逻辑，监狱里的网评员最有资格当公务员，一个个可太有责任了。 ———官媒把系统性问题甩锅给年轻人，老套路了。 ———王朝末年秩序崩塌，党国的垃圾时间里面躺平是最好的选择。 据悉，中共官场贪腐遍地，在习近平的反贪整肃中，人人自危。随着经济下滑，政府赤字严重，底层公务员成为被压榨的对象。他们的工作被不断加重，其薪资福利却被不断削减，有地区的公务员甚至长达数月没有发放薪水。
日前，内蒙古包头举办“躺平大赛”，数百人参加。最终夺冠的是一名身穿纸尿裤的男子，其成绩超过33小时，赢得3000元（人民币，下同）奖金。 11月15日，包头当地一家百货公司举办“躺平大赛”，规定参赛者要躺在主办单位提供的床垫上，除了不可以离开床垫，不能坐起来外，做什么都可以，包括翻身、刷手机、看书、吃饭等。比赛吸引了240人参加。 从比赛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参赛者自备棉被、手机充电器及食物等，为了突破生理极限，有人还穿着纸尿裤上场。在比赛期间，不时有参赛者点外卖，饭菜到后，就趴在床上用餐。 最终，一名身穿纸尿裤的男子以33小时35分钟的成绩，夺取冠军，并嬴得3000元奖金。第二名的奖金是2000元，第三名则是1000元。 整场比赛在网络上进行直播，虽然“躺平”一事看似容易，但真实的“躺平大赛”，仍引发围观，吸引了上千万的网友观看。 近年， “内卷”和“躺平”成为大陆流行的网络用语。“内卷”主要是形容各个行业过度的激烈竞争，导致人们进入了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而“躺平”则是指民众不再努力，选择低欲望、低消费或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的生活。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大量企业倒闭，失业潮席卷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放弃“内卷”，选择“躺平”。由于“躺平”现象不断加大，大陆官方明确规定不得宣传“躺平”等内容，但在多个地区，仍不时举办类似的比赛。
近年，中国经济严重下滑，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躺平之后，一种名为“老鼠人”的生活方式在大陆年轻人群体中悄然兴起。据称，这种蜷居出租屋、日夜颠倒、不再追求“上进”的低欲望生活状态，是继“佛系”、“躺平”“摆烂”之后，又一丧文化的代表。 据《联合早报》报导，20岁的大学生尹浩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是一个典型的“老鼠人”。他的日常作息是凌晨2点睡觉、上午10点起床，日常就是躺在宿舍里1.2米的床上，刷手机、打游戏、看视频。他自嘲，那张小床，就是自己的“鼠窝”。那用遮光布围起来的空间，就是他的“鼠鼠世界”。 尹浩称，自己原本也是一个积极的学生，上课从不缺勤、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积极去图书馆读书，但在他意识到自己无法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之后，就变了。现在，他已经适应了这种“鼠鼠节奏”，再也回不去了。 报导称，“老鼠人”一词最早起源于俄罗斯，后来通过社交短视频平台传入中国。它描述的是一群生活在狭小空间、依赖外卖度日、作息紊乱、对未来失去信心的青年。在中国，“老鼠人”流行，凸显中国青年面临的困境。现在的中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高学历不再等于高保障，很多人觉得自己“拼尽全力也无出路”，在这种无力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丧式生活。 来自武汉的28岁职员赵雨晴称，自己是教培公司的职员，每到周末，她就做起“老鼠人”，宅在家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她说，有垃圾要扔才会出门顺便买菜；没有垃圾就点两天外卖。星期一上班时，把两天的外卖盒一起带出门。 赵雨晴悲观表示，今年高考都不怎么有人关注了。大家都清楚了，考上大学也不代表有未来。现在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谁还敢有更高要求？她打趣到，不存钱、不买房，活在当下。说不定哪天就打仗了，房子都没了。 赵雨晴称，宅在家里时，她大多时间都在看剧、打游戏和发呆。她说，只有当屋子脏到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才会打扫卫生。之所以如此颓废，是因为感觉自己看不到希望，对现实特别无力。 赵雨晴对就业形势十分悲观，她说，：“这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么多公司倒闭，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敢提什么要求？”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连续四年突破千万，今年更是达到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但离开学校，又找不到工作，让很多人茫然失措。目前，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状态，已成为大多数毕业生的痛点。 心理专家指出，“老鼠人”的兴起并非是单纯的懒散或颓废，而是一种对高压社会环境的被动应对。重庆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表示，相比“躺平”，“老鼠人”反映出更深层的无力与沮丧：“他们读书认真，却没有出路；工作努力，岗位却岌岌可危；生活积极，生活质量却毫无改善。”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指出，“老鼠人”文化本质上是年轻人对高压工作文化、学历贬值与阶层固化的抗拒。他分析说：“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空间越来越小，而经济放缓又加重了这种结构性失落。” 张执中认为，应理解而非苛责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周末‘放空’，在网络上与同温层共鸣，这种短暂的‘沉潜’未必是坏事。”
近日，大陆有网民盘点中国的网路流行语，包括“牛马”“摆烂”等，这些被频繁使用的词语背后都有其深层的含义。 网路流行语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和时代的集体记忆。有大陆网民盘点中国的一些网路用语，部分用语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例如：用“牛马”形容“打工人”，自嘲年轻的自己像牛马般被压榨劳动力。 用“摆烂”形容“不求上进”，意指明知情况恶化却放任不管的消极态度。这是继“躺平”之后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网路用语，传达了更深层次的悲观主义，以及根本不努力的意识。 用“躺平”表示放弃无谓的竞争，选择轻松过日子，类似“摆烂”或“随它去”的心态。 “灵活就业”则是中共官方欲掩盖大批青年“没工作”的说法。 此外，还有“韭菜”“软肋”“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娃）”等网路用语，都反应了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信心，当下的消极的态度。 有视频显示，一位中年大妈表达了她对年轻人“躺平”“摆烂”的看法，“躺平他也没有办法，你有适合他的工作，他肯定去干，这躺平是有道理的，你像大学毕业家长把你培养出来容易吗？找工作找不著，他不躺平啊？谁愿意躺平啊？躺平在家里的滋味不好受，没有愿意躺平的年轻人，都愿意出去干一番事业，但是处处受阻，光怨年轻人是不对的。”（观看视频） 还有一名年轻女子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现在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低欲望高戾气的状态，就是从不婚不育，然后到躺平，再到现在不消费，就大家好像在突然某一个瞬间一下活明白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掺杂著无奈的觉醒。” 除了年轻人，中国各阶层事实上都在“躺平”“摆烂”，整个社会弥漫著消极悲观的气氛。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此前转发了朋友“边城蝴蝶梦”（下称边城）的文章，谈到其回国后的感触。 边城说：“回来广州这大半个月，参加了差不多20个饭局，见了很多朋友，有体制内级别很高的领导，有985高校的系主任，有大厂和媒体的高管，还有大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其它行业做得还不错的。但是每一个饭局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现状不满意，对未来没信心。” 边城表示，每一个饭局上的人都在混吃等死，躺平心态严重。很多人向他打听出国移民的路径。（观看视频）
2024年的结婚人数腰斩，已经不再是新闻。 有人说这是因为去年是“寡妇年”，实在是有点不可置信。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样本之下（包括大量不相信旧传统的年轻人和少数民族），一个文化传统就能决定生育率，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络图片 究其原因，除了大家都熟知的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追求自由等现象，我觉得有一个更加深刻而隐晦的社会思潮，可能被忽略了。我将其总结为社会普遍的一种疲惫状态，简称“社会疲惫症”。 简而言之，这种症候群就是年轻人们都失去了心气儿，陷于一种广泛的、但又不严重的轻度疲惫状态。这有点类似于医疗当中的“亚健康”状态。 你说这是个严重问题吧，看起来又不至于；但你说它没什么吧，又切实在影响年轻人的生活甚至许多的重大人生选择。 这种亚健康状态表现有什么？ 我想第一点就是对于工作的疲惫。在以前，工作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奋斗精神、敬业精神，但现在，工作只是一种维系“半死不活”状态的工具罢了。 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都将工视作乃身外之物，他们根本不会为了工作付出自己的主要能量。 这其中固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过度剥削。这种剥削其实并非工作以后才存在，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要求必须正襟危坐、老实读书，呆板的教育模式从幼儿期开始就在扼杀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 就更不要说小学到高中一步步升级的残酷扼杀了。 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70后、80后到了中年还生龙活虎，但到了90后、00后就感觉越来越疲软。因为人们忘记了一点，90后和00后的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好了很多，但精神上的压榨可是成倍增加的。 第二个疲惫，是对人际关系的疲惫。 结婚，本质上就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化的、绑定式的人际关系。所以，婚姻内部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个人最重要、最耗费心力的。 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于朋友也是偏于淡漠，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人们都专注于内，或者习惯在网上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懒得维持友谊关系。 因为维持友谊关系也是很累的，需要投入很多。但现在年轻人“疲惫症”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牺牲。他们更希望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将宝贵的精力奉献给别人。 这一点在东亚社会发展之后都会变得明显，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量的御宅族，人们不喜欢接触外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在西方，这一点其实不同。在西方的初等教育中，社交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另外，西方年轻人整体都喜欢户外运动，也喜欢跟朋友去泡吧和晒太阳聊天，所以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所以，东亚社会的压抑气氛，在经济发达以后普遍会加剧——因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靠着压抑人性、疯狂内卷而达到的。 年轻人连朋友都懒得搭理，还愿意主动去建立婚姻这样沉重的人际关系？怎么可能？ 这一点，东亚应该好好学学西方。 网络图片 生活理想太无力？ 亚洲年轻人流行躺平！ 第三点疲惫就是整个社会的无力感。 中国社会出现这种疲惫症，有点太早了。因为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似乎整个社会都出现一种无力感。 其实，这是阶级固化所造成的。 谁又不喜欢赚大钱、奋斗？年轻人说躺平，其实是因为无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出头了。现在，很好的学历也未必等于一份好工作，年轻人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无力。 进入社会以后发现，能赚的钱已经被别人赚完了，能走的路早已经拥挤不堪，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基本上都被关闭了。 在以前，有无数种可能性，不管有没有学历，人生的路都是多种多样。我作为八零后，同龄人不管是哪个基层出身还是家里条件如何，最后奋斗成功的比例都相当高，至少能靠自己买房结婚的比例相当高。 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失去可能性。除了自媒体、直播、游戏这类新兴行业还有一点赚钱机会（其实也已经饱和了），哪里还有什么希望？ 体制内、央企国企的互相通婚和家族式安排工作，早已将那里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固体。创业？大资本早已将可能的利润榨干净，作为普通人没什么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陷于普遍的“疲惫症状”再正常不过。 看不到希望，为什么还要结婚？结婚在这种时代，实在是太过沉重了，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很多人都没有结婚的理由和条件。 这是一个能独善其身就已经拼尽全力的时代，没有人想主动给自己添麻烦。 这种“社会疲惫症”，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革才能得到改变。要清除一些垄断的利益集团，打破固有的阶层分布；要改革教育，让教育不再成为内卷和压榨的机器；要增加社会保障，让人们不光指望工资活着，而是有退路可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中国青年人失业率飙升，“付费自习室”逐渐成为许多青年假装自己很“努力学习”，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恐惧的新场所。 近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旗下媒体“半月谈”刊文，谈及青年躲在付费自习室的现象。调查报告指，2022年有755万人使用付费自习室，预计2025年有望突破千万人。 付费自习室不仅存在于一、二线城市，在市县级城市的数目也明显有所增加，用户大部分是准备考公务员或考研的青年。 付费自习室以“出租座位”的模式运营，按小时、天数、包月或包年付费。一个座位包月平均约5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不少待业青年一半的生活费。虽然价格不便宜，许多自习室仍“一位难求”。但也有青年称，家里不缺钱，只是鼓励他在自习室备考。 有些青年直言，他们把付费自习室当作逃避家人管控的网咖，而更多用户是在“表演性学习”（假装学习），在书桌上追求一种仪式感，实际温习的时间很少。 大学毕业的小达考研三次都失败。他说，他已经厌恶跟父母交流学习与谋职，自习室为他提供了逃避现实的环境，“这儿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我看他们在玩，自己也安心玩了。” 长期待在自习室里，小达直言，这让他开始跟社会脱节，“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一个真实世界。” 文章说，使用付费自习室的“全职考试青年”不乏一些名牌大学生，他们因连年考试受挫，而有了“能混几年是几年”的心态。 考研失败后在自习室全职备考的小李说，感觉人生好像从来没有轻松过，混在自习室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他难得的轻松时光。 小李坦言，他已经进入了欺骗家长、欺骗自己的状态，“他们可能觉得我每天在自习室学习很辛苦，但我基本没怎么学习”。 报导引述专家的说法指，这些年轻人在付费自习室假装认真学习，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我正在努力”的表象，来缓解内在的焦虑感，以减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网民关注 这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引起网民热议，“你现在就在自习室玩手机。自我安慰说，就刷10分钟，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手机还在手上。” “不想面对社会的搬砖现实，只能自欺欺人的骗自己，无用功的表演性学习。” “很多人都是拖，假装用功，坐著也不看书，磨磨唧唧。” “其实，现在也有连表演都懒得表演的孩子。” “是好真实的，我曾经也是这样，拿著书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 受到经济萧条、职场竞争激烈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想谋职却难上加难，有些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甚至躺平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继“躺平”、“摆烂”后，“烂尾娃”一词今年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行。 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2023年3月高达46.5%，同年又有1158万大学毕业生，今年又有1179万应届毕业生，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新唐人，中国经济如此衰退，造成许多企业、工厂倒闭、关门、迁移走，最先受害的就是年轻人。
这几年，“鹤岗化”一直是热门概念，去鹤岗乃至类似鹤岗的城市以白菜价买房，是一些年轻人的“躺平操作”。最早的鹤岗，其后的辽宁阜新、云南个旧、河南鹤壁等城市，都因为低房价而走红。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再指出，在鹤岗或是“新鹤岗”买房躺平，只是看上去很美。尽管房价低廉、基础设施还算完善，生活节奏更是缓慢，但躺平并不容易。因为这类城市多半资源枯竭、产业低迷，消费力低，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去这些小城躺平，要想找份稳定工作的难度极大。即使是大城市里那些相对低门槛的网约车等职业，在这类城市也因为人口少、消费力低而很难成型。而且，越是这类城市，体制内就越臃肿，公共服务的低效和办事难是常态。 对于涌向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必然改变，但不代表必然变好，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另一种艰难。他们会迎来新的生活方式，但同样需要适应和努力。这是一种逃离，但逃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李颖迪花费三年调查，从网络上的隐居者聚落如“隐居吧”、豆瓣小组、QQ群，深入包括东北鹤岗、河南鹤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等多座适合低成本生活、受到年轻人关注的城市，采访超过五十个逃离大城市、过上新型隐居生活的人，然后在《逃走的人》中描绘了这样的生活。就如简介中所说：“买一间两三万元的房子，囤积食物、养猫，不上班，不社交，不恋爱，靠积蓄维持最低欲望的生活，与人隔绝。从互联网的隐秘角落，到大雪覆盖的边缘小城，她展现了人们如何策划和实践自己的逃离。” 她也记录了逃离者的来处——富士康工人、保安、平台客服，这些工作给人的压缩感与漂泊感，还有冷漠疏离的家庭，无法寻得的爱意。她还与他们共度脱轨后的人生——在鹤岗，面对漫长的黑夜，窝在温暖的旧房子里，讨论生的意义，以及孤独的死。 李颖迪在书中这样描绘鹤岗： “想起鹤岗，我首先想起的仍是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不同于南方，鹤岗的雪蓬松、干燥。最初一两场，雪飘落在街道、屋顶、草地、车窗。雪在路灯下发亮。随后几天，雪慢慢融化。直到一场大雪——用当地人话说——雪‘站’住了，此后鹤岗就将一直笼罩在白雪之下。雪逐渐增大，变得残暴，如龙卷风，城市严阵以待，连续的预警，铲雪车、挖机、警车四处劳作，将道路上的雪推到一旁。风中刮起烟雾一样的雪，漫天蔽日。……这是一座与雪共生的城市。雪成为人们的度量衡，承担人们的欣喜、担忧与烦闷。伴随雪来的是如梦一般短的白日。下午3点，太阳落下，城市就陷入沉寂。这里似乎天然适合过上穴居的生活——正如来到鹤岗的年轻人所选择的生活。”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她加入了一个鹤岗的微信群，里面有两百多个从外地过来买房生活的人。“一个女生说她开网店，用线上虚拟币交易。她的对白也很简单，‘我不出门’。另一个女生，二十五岁，住在南边的‘大陆南’小区，她是网络小说写手，最近一边写小说，一边帮人装修。一个女生画漫画，住在松鹤小区，和另一个女生相约晚上一起喝鸡汤，看恐怖片《乡村老屋》。一个女人从佛山过来，带着孩子。群里也讨论外界对鹤岗的关注。随着报道越来越多，一些人将备注改成‘不在鹤岗’。” 他们显然是所谓的“异类”：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挫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这当然不是所谓的“正轨”，但它确实是一部分人对现实的抗争，他们的逃避并不等于懦弱，而是一种针对宿命的对抗。只要是努力认真活着的人，就并不懦弱。 李颖迪曾经在访谈中提到：“人选择过一种新生活时，不能完全归因成社会化失败了。人们突然作出一个决定，导火索可能非常简单，回头看会产生一种滑稽感。” 在她看来： “去鹤壁、鹤岗的人，并不是要追求一种审美意义上的隐居诗意，他们想过的生活是更退缩的，想躲起来，过一种穴居的生活，好像外面太危险，变动太大，自己什么都控制不了。好像是社会化让他们痛苦，想往后退，过一种投入更低的生活。” 中国社会基于某种思维下的整齐划一，一向将“自由”视为自私，强调标准化生活。每当有人做出不同选择时，就会有很多人将之视为“走歪了路”。但无论是生活的“标准”，还是对选择的评判，都并不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在《逃离的人》中，有人希望逃离控制欲爆棚的家庭，有人希望远离复杂的社会关系，还有人希望远离十秒钟必须回答完一个问题的客服工作，这都是基于人性本能、同时并不脱离理智的选择。“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书中的一个个故事，也印证了一点：鹤岗仅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原来过着怎样的生活，来到鹤岗后很大几率过着同样的生活。但同样道理，即使一个人在鹤岗遭遇了悲剧，也并不能说明他的选择是错的，因为可能悲剧在他来到鹤岗之前就已经注定。 书中写到的王荔就是这样。2023年8月，失联整整三个月的王荔被警察发现死在鹤岗的房子里，门窗贴上厚厚的胶带，卧室放着炭盆，地板被烧穿。李颖迪通过亲友的讲述拼凑出王荔的故事，她年幼丧母，父亲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她只能早早离乡打工，辗转各地，最后逃到鹤岗，继而逃离这个世界。鹤岗并不是悲剧的原因，只是悲剧的最后一站而已，真正让王荔陷入悲剧的是传统之恶与原生家庭。 即使在鹤岗，人们也在试图默默弥补自己的人生缺陷。比如有着贫瘠童年的林雯，一直在试图补偿自己的匮乏感。书中记录了她的快递包裹：“十二元六块的火锅底料、九毛八的润唇膏、一块钱的对联、十八元六支的护手霜、十元两双的拖鞋、两元的火棘枝、三元六双的筷子、三块九的六个勺子、十元的绒毛三件套、二十五元的黄色毯子、九毛的猫薄荷球、一分钱六个的红包、二十一元的四十袋玉米须茶”。 这样的琐碎，实际上是微小的勇气，因为她在尝试和自己的匮乏感对抗。真正应该被质疑的不是他们，而是社会，就如书中所说： “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