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徽通国徽是个可耻的印记

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今陆军官校)的教官何应钦为军校设计校旗,旗帜以红色为底,中央放置一个与青天白日旗图案相同的标志,但白日的光芒则不触边。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黄埔军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就这样成为国徽。但根据《国徽国旗法》,其实国徽里的蓝底青天与白日光芒是有比例规定的,包括,白日体半径与青底圆形半径,为1:3;白日体圆心至白尖角光芒顶与白日体半径,为2:1。

不过,实在很少人搞得清楚国徽与中国国民党党徽差别在哪?更遑论上述那些精细的比例规定,所以,即使在公务机关,把党徽当国徽的状况都极为普遍。例如,早期的国防武器几乎都是把党徽当国徽用,当时名震一时的胜利女神力士号飞弹就将党徽印在飞弹上面,甚至连现在的中华民国护照,其国徽比例也与法定不符。 

立法院今年初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主决议,要求内政部针对现行国徽与国民党徽相似,是否需更改进行评估。内政部提出的报告指称,党国不分的时代已过,政党的标章,宜应时代的变迁,尊重象征国家的国徽,适度调整。对于内政部这个不具强制力的建议,包括马英九、江启臣、朱立伦等国民党领导人都表示,这是民进党没事找事的政治操作,国民党不可能更改自己的党徽⋯⋯

马英九等人的说法不令人意外,毕竟,在国民党以党领政、一党独大的时代,都没胸襟远见将国徽党徽做区隔了;现在的国民党已成破落户,岂可能自我消解这个党国标志。留著这个标志,就算不能让台湾的年轻人记得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开国政党”,也可缅怀党国时代的美好记忆。许多国民党人更认为,党徽早于国徽,就算要改,也是先改国徽;民进党“没种”改国徽,却来动党徽的主意,是欺人太甚。

这种“挟党徽以令国徽”的现象充分显现了台湾政治流存至今的后威权遗绪,就像国民党人在自己的选举场,激动地高举中华民国国旗(非国民党党旗),为了旗海飘扬而痛哭流涕。对他们而言,只有自己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所谓的政党轮替其实是窃国换代,是认同的断裂,更是不共戴天之仇。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逼国民党改党徽,但党徽形似国徽,不会让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缅怀这个政党“创立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这样的国徽只会让更多人忆起那个国库通党库、国军就是党军、党国一体的时代,铭刻台湾昔日的威权统治,反向地造成“国徽”与人民疏离。

几天前,曾做过监察院长、外交部长的国民党大老钱复捐赠了他个人近40年、超过200箱的档案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钱复的档案留在家里,顶多成为传家之物;捐给中研院,却将成为研究当代外交及政治的第一手信史,也成就政坛与史学界的佳话。

党徽通国徽代表民主转型的未竟之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其实是个可耻的印记。捐出党徽,才有机会成就国徽,让它具有进一步凝聚全民的意象;只可惜国民党没有钱复的胸襟,无法参透“后退其实是向前”的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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