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徽通国徽是个可耻的印记

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今陆军官校）的教官何应钦为军校设计校旗，旗帜以红色为底，中央放置一个与青天白日旗图案相同的标志，但白日的光芒则不触边。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黄埔军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就这样成为国徽。但根据《国徽国旗法》，其实国徽里的蓝底青天与白日光芒是有比例规定的，包括，白日体半径与青底圆形半径，为1:3；白日体圆心至白尖角光芒顶与白日体半径，为2:1。

不过，实在很少人搞得清楚国徽与中国国民党党徽差别在哪？更遑论上述那些精细的比例规定，所以，即使在公务机关，把党徽当国徽的状况都极为普遍。例如，早期的国防武器几乎都是把党徽当国徽用，当时名震一时的胜利女神力士号飞弹就将党徽印在飞弹上面，甚至连现在的中华民国护照，其国徽比例也与法定不符。 

立法院今年初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主决议，要求内政部针对现行国徽与国民党徽相似，是否需更改进行评估。内政部提出的报告指称，党国不分的时代已过，政党的标章，宜应时代的变迁，尊重象征国家的国徽，适度调整。对于内政部这个不具强制力的建议，包括马英九、江启臣、朱立伦等国民党领导人都表示，这是民进党没事找事的政治操作，国民党不可能更改自己的党徽⋯⋯

马英九等人的说法不令人意外，毕竟，在国民党以党领政、一党独大的时代，都没胸襟远见将国徽党徽做区隔了；现在的国民党已成破落户，岂可能自我消解这个党国标志。留著这个标志，就算不能让台湾的年轻人记得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开国政党”，也可缅怀党国时代的美好记忆。许多国民党人更认为，党徽早于国徽，就算要改，也是先改国徽；民进党“没种”改国徽，却来动党徽的主意，是欺人太甚。

这种“挟党徽以令国徽”的现象充分显现了台湾政治流存至今的后威权遗绪，就像国民党人在自己的选举场，激动地高举中华民国国旗（非国民党党旗），为了旗海飘扬而痛哭流涕。对他们而言，只有自己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所谓的政党轮替其实是窃国换代，是认同的断裂，更是不共戴天之仇。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逼国民党改党徽，但党徽形似国徽，不会让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缅怀这个政党“创立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这样的国徽只会让更多人忆起那个国库通党库、国军就是党军、党国一体的时代，铭刻台湾昔日的威权统治，反向地造成“国徽”与人民疏离。

几天前，曾做过监察院长、外交部长的国民党大老钱复捐赠了他个人近40年、超过200箱的档案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钱复的档案留在家里，顶多成为传家之物；捐给中研院，却将成为研究当代外交及政治的第一手信史，也成就政坛与史学界的佳话。

党徽通国徽代表民主转型的未竟之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其实是个可耻的印记。捐出党徽，才有机会成就国徽，让它具有进一步凝聚全民的意象；只可惜国民党没有钱复的胸襟，无法参透“后退其实是向前”的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