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中国的政治出路——去习、非共、变革、和平

几年前,在一个中共“红二代”饭局上,话题谈到了反思。 

有人说,我们应该反思到1989——天安门之后这个国家整个走歪了。 

1989够吗?有人质疑:应该从1978年后重新反思——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不是真能解决毛时代的问题。 

不行,我们要反思到1966——“十年浩劫”开始之时。 

马上有人反驳:应该反思到1956——那年,中共召开强调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会场里没有毛像,没有党徽,没有红旗。 

又有人说,应该反思1949——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究竟对不对? 

最后,另一位“红二代”发话了:真正的反思必须始自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这百年来走过的路,其间有怎样的历史逻辑、历史联系值得好好反思。 

坐在他们中间,同为“红二代”的蔡霞承认,这一番讨论让她很是吃惊。 

“其实‘红二’内部的人,他们的反思深度,远远超过外面人的想象,”她对美国之音说。 

现年68岁的蔡霞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龄近40年。在中国日渐严苛的政治环境下,她是体制内极为罕见的,对共产党的党魁和整个机制提出尖锐批评,公开倡导民主变革的人士。 

今年8月,蔡霞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用她自己的话说,“与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 

星期四(9月10日), 蔡霞再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在一个小时的访问中,她谈到身为“红二代”的原罪、多年来的反思、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她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勾勒的路线图。 

限于篇幅,以下内容经过删节和编辑,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蔡霞教授的原话。 

我的原罪 

“原罪”这两个字其实是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其实是有原罪的。当然我不能代表别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我这样的人是有原罪的。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它把那么多的人民鼓动起来,一起跟着它武装夺取政权。它许诺给人民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许诺我们将来要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实际上在执政以后,它建立了一套等级特权制度:你父母的等级有多高,你享受的特权就有多少。 

我后来感觉到,比如说住房、家庭经济条件、你接受的教育都会比你身边的小伙伴明显地高出一大截,但是那个时候你是理所当然地去享受了 【编注:文革中,蔡霞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上山下乡】。 

你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和社会民众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们变成了一个特权贵族阶层,而这个贵族又不是精神上有社会道义、责任感的,而是类似于八旗子弟那种贵族特权。 

这个原罪是后来我在反思文革的时候,我们中学同班的女同学给我写了很长的一个文字材料,讲她的父亲、她们全家在“文革”中是怎样的,然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对于民间的疾苦了解得很少。其实对人民来讲,我们是有愧的。 

我的反思 

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理论家,我其实就是一个老师而已。很多像我这样家庭背景出身的人,他们的反思有些在我之前。我在向他们吸收思想营养,因为他们看到的比我更深。 

同时,我自己确确实实是在不断反思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思想变化来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哪些方面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认识应该怎样往前走。 

其实我前几年我写了一篇东西,用一天时间把我这几年反思的问题大概写了一个提纲,后来发现真的把这个提纲展开来是一本书的东西。在16年,17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大纲了。到现在又有很多新的情况,包括对于现在这种制度、这种体制、这种状况的一些思考,还要把它再深入进去。 

中国共产党将近100年的时间,它走过来的这段路究竟怎么看,理论、制度,包括整个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清理它。 

我会努力地做这件事情,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或许需要很多人共同合作才能把这种思考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有一定深度的,比较系统的思考。 

“红二代”的集体反思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反思,而是一群人的反思。相对来讲“红二代”中层的这批孩子反思特别多。无论是军队的孩子还是地方干部的孩子,我们所讲的这群是自己的父母在1949年以后,50年代到60年代处在军、师两级,就是军级到正师以上这两级中层的“红二代”。 

再高层一点的,我跟他们接触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他们整体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顶层“红二代”当中,所谓“太子党”那一类中有反思很深刻的,马晓力【编注:前中国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之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罗点点啊,就是罗瑞卿【编注:前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公安部部长】的女儿。 

其实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因为在北京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本来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孩子,突然一下被抛到了社会底层。他们对自己身边和父母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有很多初步感受的,但并不知道原因何在。“九一三事件”林彪(飞机)爆炸以后,在这群孩子中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思想震荡。大家纷纷在那个时候自觉地去读书和思考。从历史上讲,我觉得反思是从这里开始的。 

改革开放以后呢,我觉得越是中国的改革发展往前走,越能够回过头来看到毛泽东时代出了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个国家一直往前走,或许这种反思还不会像现在显得那么突出,那么尖锐。而到了2013年后, 一大批“红二”孩子们——年龄都是经过文革的,也对现在的情况是有感受的——他们鲜明地感受到国家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因此他们的反思就不仅仅是毛那个时候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而是在反思我们在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和制度究竟对还是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搞?已经达到了这个深度。 

有相当一大批“红二”认为,我们过去的特权说明,父辈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不是我们父母当初跟着共产党搞暴力革命、打仗、流血牺牲所真正追求的目标。父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最终能达到“主权在民,主权还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我们作为子女应该有责任推动中国的进步,把父母没有实现、完成的任务,尽可能地推动,尽可能地去做到。 

政权不应该在“红二代”、老共产党员孩子的手里,我们觉得这个完全不对。 它是跟父母当年参加共产党的初衷是完全违背的。如果要讲初心的话,这完全不是初心,这是背叛!背叛了父母当初那一代参加革命时候的追求。 

有一批“红二”的孩子,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比我说的更决绝。我们有一批人,但并不代表所有人。 

反思能撼动中共政权吗? 

我觉得最终它会起到某种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它还达不到这样实际的力量。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种中共内部的分裂,分裂前一个阶段其实是分化,是在思想上对很多问题有各自不同的认识。 

从党内来讲,这个党一向都是反对“党内有派”,一定要强调思想统一,绝不允许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2013年以来,大概到14年、15年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还有的人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编注:2016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 

这两个提法,首先就不允许你有思考,不让你有分化。如果没有思想分化,是达不到党内公开地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来,来形成新的力量改变现在的状况的。所以我觉得从眼前看比较难。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是很深远的。 

共产党没有合法性 

我自己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当讲到要给中国人民民主选举的权利时,他们都要讲我们是28年武装闹革命,流血牺牲打来的政权。他们说,人民是拥护我们的。 

28年闹革命跟你没关系,那是你的爹妈那一代的人,或者是爷爷那一代的人去打仗,流血牺牲的。当初说的是人民的国家,没说是你自己打下来的政权,你就霸着政权不放了,没那个话呀。如果说1949年到50年代初,人民还是认可这个政党,认可它的执政的话,那么现在都已经70年了,它还在吃28年的老本。历史的合法性早已不存在了。 

现在的人民怎么选择?它必须要通过民主选举来选。但是在这一点上,它就不敢。它始终要说我代表人民,我是符合人民的。因此,它从来不敢把自己和人民分开,就是因为这个政权不是选的,而是它一党独霸的。它一直霸到现在,一党专政。因此每到西方国家在大选年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种选举是金钱政治。你看他们花了多少钱在搞选举,我们是人民拥护的。它从来不敢搞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 

它一直说我在搞改革开放,我在搞经济发展,所以人民的生活好,人民拥护我。其实不是的。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危机。80年代给人民松动了一些经济的自由,90年代搞市场经济往前走,确实是有政绩的。大家日子过好了,有些怨恨就逐渐开始化解了。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有限的制度资源,发展市场经济的某些资源用尽了,而你现在又要强权霸占着,绝不允许在政治上松动,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因此,经济上获得的一些成就又被权力去独占——贪腐、强占民众的房子、强占民众的土地、强拆房屋,像最近山西几个省市又在搞,把人民祖辈留的私房又重新收回去。 

换句话讲,它的这个绩效合法性已经走向反面了。它现在不是有绩效,让人民把日子过好了,现在要号召人民去过苦日子,同时把社会创造的财富掠夺为他们自己的。 因此这个时候,它特别怕外界把这个党和人民分开。这一分开,它什么合法性都没了,连伪装的这层皮都给它扒掉了。 

中国底层民众拥护共产党? 

有人认为底层的民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支持中共的,我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其实这个底层的民众要进行分析。 

底层民众有相当多数的人是没有发声能力的。他没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对于现在的极权暴政统治表达不满的(方法)是什么呢?忍受啊忍受,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是本能的一种反抗。 

我最近看到一张图,是一个底层的民众爬到北京城郊一个很高的监视器的电线杆上。他说:“还我房子”。他以命相搏,以命相拼。你把我的房子抢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喊,“还我房子”。 

前几年在大城市驱赶低端人群,北京郊区驱赶了几十万人。这些民众,你后来听到他们有声音吗?他没有声音。我相信你们要去找他采访, 他绝对不会说我拥护这样的做法,我拥护这样的制度, 大冬天把我们往外赶。 

云南一个贫苦的孩子叫马加爵,他在上大学时把同班同学刺死了。他是一个很底层的孩子,很贫困,到最后是那么一个悲惨的结局。他能发言吗?他不能。他在大学里面都充满歧视。我相信这样的孩子,他内心除了冰冷,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同情和平等对待的,否则他不会走这样的绝路。所以我们讲一大批底层的人民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我不认为现在有些宣传和报道是客观公正的。据说哈佛大学有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写中国有93%的民众对中国现在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是很满意的【编者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7月发布报告《理解中共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 

我就想问问,这个93%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最真实的情况在国内的微信上是没办法传开的,而这些东西在国内却畅通无阻。我认为是带有相当欺骗性的东西。外面有些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有可能被这种东西欺骗。 

第三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帝制文化和小农经济的文化。它有两个东西是很突出的:第一点,对权力的崇拜感和恐惧感是夹杂在一块的——你有权我羡慕你,同时我也很害怕你,知道一个没权的老百姓斗不过一个有权的人。 

因此,他们从来就是觉得,只要你不惹到我,我就不惹你。“个人自扫门前雪”,不与强权做对。你要跟强权做对,你自己就是不知好歹嘛。他们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其实就是向强权低头啊。这就是小农经济传统几千年的文化造成的。到现在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仍然是有的。不到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到把你逼到不能活的地步,你不会出来说话。 

还有一点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底层的民众知识是有限的,信息也是有限的。他对社会的感受只能凭着自身的感觉。他达不到那种理性的认识去思考更深的问题。他看不到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他那么多的痛苦。 所以他希望就是明君、清官,只要你对我好一点,我就感恩戴德。 

中国的文化一直到现在都是底层的民众盼望有明君,盼望有清官。他们痛恨的是暴君、贪官。只要你是明君,我就歌颂你,我就说你好。因此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就是眼前我的处境的改变,但是不可能获得根本的制度上的保障,人权平等这些东西。他要想做到安居乐业也是不可能的,那完全看当官儿的意志。 

宪政民主,我希望中国能迈过这个坎儿 

中国100多年来,将近200年了,从农业文明的社会转向现代文明社会,这个坎儿始终迈不过去。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我们看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现代高科技——本来高科技是可以用来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的,现在极权统治拿高科技当监视器,发展了精准地监控人民、监控社会的技术,成了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 

尽管在硬件上,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上似乎中国社会走得不慢,但是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到现代文明社会,政治上的变革始终没有发生。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中国真的要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有八个字: 

头两个字就是“去习”——首先要请习下去,打破目前这个僵局。 

接着就是“非共”——打破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70年的垄断地位。它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断思想。它把所有的人都捏在自己手上。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它不可以自己就把自己处于一个领导地位,我说了算。 

前些日子我在我的推特上讲,我坚决反对“党主立宪”。它没有这个资历,它没有这个资本以它为主来搞立宪,我就写“打破垄断地位”,必须打破! 

第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必须要变革。“变革”而不是“改革”。现在这是一套极权体制,而不是威权。威权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可以内部改良,上下结合地搞,但是极权制度是不可能做到改变的,因此必须废弃这套制度。 

人类社会对宪政民主体制已经有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探索了。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它的制度健全,包括运转的有效,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去摸过来。你可以去借鉴人家的, 废掉这套极权体制, 再结合中国国情,让这套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去习”、“非共”、“变革”,还有两个字,“和平”。我不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是血腥屠杀的过程,希望它是一个和平的过程。 

这个和平过程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体制内外的精英和大众要善于沟通、合作、妥协、谈判,大家共同地来推进中国往前走;第二就是必须要在恢复真相的基础上,通过一定方式实现“转型正义”,才有“政治和解”。 

一个民族要做到和平转型,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和解的过程。这个和解不是不问是非。必须是要恢复历史真相,进行政治清算。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它对人民究竟犯了多少罪孽,我觉得是必须要看的,然后就是搞政治清算,但是不能搞社会清算,不能搞大屠杀。 

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过这个坎儿,使中国传统的专制极权政治走向现代的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到人权保障,人权的实现。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