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家祯
⼀九四九年以后，⼈的“好”、“坏”、“是”、“非”、“对”、“错”观念都起了变化。原来好的，现在却变成了坏的；原来对的，现在却变成了错的。比如：原来所谓的“好⼈家”，是指有钱有势或者有学问有教养的权贵、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家庭，但是四九年后，所谓的“好⼈家”却成了所谓的⼯⼈阶级、贫下中农出⽣的⼈家。⽽原来的“好⼈家”，基本上都成了地富、资本家、知识分⼦这些要被打倒的“坏⼈家”了。当然，“改⾰开放”以后，社会的基本观念又来了⼀个180度的⼤转弯，所以，难怪中国⼈的是非观念是那么地混乱和糊涂了。
我说这些，是因为想起了我弟媳容容讲给我听过的⼀件真⼈真事。
我弟媳住在建国西路⼀条叫“曲园”的弄堂里。那条弄堂，在上海，算是“新式里弄”。全弄堂都是清⼀⾊灰⾊⽔泥墙、装有钢窗的三层楼房。弄堂里的房⼦有⼤有小：⼤的，还附带⼀个花园；小的，就没有花园，只是联排房⼦了。但不管是⼤是小，以前住的都是所谓“好⼈家”，只是“解放”后，差不多每栋房⼦都被政府塞进好⼏家⼈家，于是，“好⼈家”和“坏⼈家”就混杂⽽居了。
我弟媳是68届的学⽣。这⼀届，好像除了家里是老⼤，或者是独⽣⼦⼥，或者是有残疾等疾病不能下乡劳动的，其余⼀律下乡务农。我弟媳在她家里是老⼤，后面还有⼀位弟弟，所以，可以留在城里。但是那时，除了分配去⽣产组⼯作，没有别的出路可供她选择。
什么是“⽣产组”呢？那可能是上海（外地有没有，我不敢确定）独特的“新产品”，⼤概产⽣于1955年前后吧（也可能更早⼀点）。那时，政府提倡妇⼥要解放，不能呆在家里做家庭妇⼥，靠丈夫⽣活，要出来⼯作，与男⼦⼀样自食其⼒。但是，那时中国⼯业落后，经过“三反五反”，绝⼤多数私⼈企业也⼀蹶不振，政府哪里有这么多就业机会提供给家庭妇⼥呢？于是，就让各里弄设法成立所谓的“⽣产组”，从厂里外包⼀些没有什么技术性，也不需要很⼤机器设备就可以做的活，给这帮妇⼥们去做，比如：在衣服、布鞋上钉钉钮扣、把纽扣好好坏坏分拣出来、或者拆拆纱头（就是把没有用的边角布料，拆成棉纱，送到厂里，回收再利用），这类小“⽣活”（“⽣活”，上海话，“⼯作”）。每个月的⼯资当然不会⾼。最初，可能每月只有⼗多块钱吧；到了“⽂⾰”时，⼤概涨到⼆⼗多元⼀月了。那么，⽣产组在哪里活动呢？⼀般就是“借”以前住房宽敞的⼈家，动员他们腾出房间来，“借给”⽣产组用。
记得⼤概54、55年吧，那时我们⼤家庭早已卖掉⼽登路的⼤房⼦，分了家，分别买房，住到江苏路去了。我们⼀家⽗母和四个孩⼦，再加上两、三个⼥佣，⼤概共有⼋、九⼝⼈，却住着有⼗四、五个房间的三层楼⼤房⼦，当然，就被居委会首先看中了。他们来与我⽗母商量，说要借用我们底楼后间原来作佣⼈住房的那间房开⽣产组。那时，我⽗亲可能还在华东最⾼⼈民法院任审判员，我母亲是里弄的“妇⼥代表”，不能不带头响应政府号召，于是就答应了里弄的要求。但是，我母亲事先对里弄⼲部说好：
“我们暂时借给里弄用用是可以的，不过我们不收房租，也不收⽔电费。房间不是租给你们用，是借给你们的。”
幸亏我母亲当时作了这个“英明”决定，因为后来知道，有的⼈家为了贪⼀点房租，收了里弄的钱，过了⼀两年，到了⼀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商业改造”运动中，凡是出租的房屋都被“公私合营”，再也不算“私房”了，以后也没有机会被“落实政策”归还业主。因为我们没有“租”给⽣产组用，所以即使“⽂⾰”时被“扫地出门”，赶出自⼰的房，“⽂⾰”⼀结束，我们的房⼦还是作为“私房”归还我们了。
我们底楼后间成为“⽣产组”之后，我母亲作为“妇⼥代表”，也要带头⾛出家庭、参加劳动，于是，就在⽣产组中⼯作了⼏个月。后来就借⼝“身体不好”退出了。居委会白用了我们的房⼦⼤概用了半年多时间吧，后来，他们⼀⽅面觉得不好意思白用我们的房⼦，⼀⽅面觉得在我们家⾛进⾛出不⽅便，就另找地⽅去开“⽣产组”，把房间还给了我们。
我的弟媳妇进的就是属于他们街道开办的⽣产组。⽣产组里除了家庭妇⼥以外，“⽂⾰”中就分配进去⼀批跟她⼀样的中学⽣，还有不少缺腿少胳膊的残废⼈员，因为别的⼯作单位不肯要，就都塞进⽣产组来了。这些残废⼈员中，就有题目上的那个“阿德”。
阿德姓什么，我不知道。他名字里⼤概总有个“德”字吧，所以，⽣产组的同事们和里弄的邻居们都称他为“阿德”。我并不认识他，这个故事只是从我弟媳那里听来的。
阿德从小就得了小⼉麻痹症，成了瘸⼦，⾛起路来⼀跷⼀拐，于是，他的绰号就成了“阿跷”。在上海，凡是跷脚的（上海话里，“瘸⼦”就叫“跷脚”），外号⼀律都叫“阿跷”。“阿跷”这个称呼有点侮辱性，所以，⼀般只在跷脚的背后用用，当面是不⼤会喊的，除非很脱熟的⼈，才会当面这么称呼⼈家。阿德是残废，当然不能上⼭下乡，于是也跟我的弟媳⼀样进了⽣产组。
阿德的家境以前可是⼀个“好⼈家”，住在绍兴路⼀栋洋房房⼦里，是有钱有面⼦、光光鲜鲜的资本家，家里过去当然也是用得起佣⼈的。“⽂⾰”之后，财产抄光，⼀败涂地，就沦落为“坏⼈家”了。现在阿德又因为残疾，进了⽣产组，每月⼆⼗元⼯资，只有正式⼯厂⼯⼈⼯资的⼀半都不到，所以，积了⼀肚⼦的⽓，没处可出，只能经常晚上班、早下班，⼯
作吊⼉郎当，横竖横了！已经进了⽣产组，到了社会底层，还怕什么！
阿德的⽣产组长当然是⼯⼈阶级出身、来自“好⼈家”的居委会⼲部，⼀个没有什么⽂化的⼤妈，平时老挂在嘴上的，就是“忆苦思甜”，开⼝闭⼝“旧社会”怎么怎么坏，“新社会”怎么怎么好。看见阿德迟到早退这付吊⼉郎当的腔调，当然要时不时用这套话教训他⼀下。
某天，阿德又迟到了。他晚到好⼏分钟，还⼀跷⼀拐，⼤模⼤样地来上班了。⽣产组长看着⼀肚⼦的⽓，就当着⼤家的面教训阿德说：
“阿德呀，侬哪能（‘侬哪能’，上海话，‘你怎么’的意思）讲不好了（‘讲不好了’，上海话，意思就是‘教育不好了’）！侬要想想，要是勒海（‘勒海’，上海话，就是‘在’的意思）旧社会，侬格种（‘格种’，上海话，就是‘这种’的意思）阿跷，啥⼈要！”
阿跷那天本来就没有睡好，起身晚了，迟到了被⽣产组长⼤妈当面叫“阿跷”，还被数落了⼏句，⼀肚⼦⽕正没处发，就瞪⼤眼睛，瞪了⽣产组长⼀眼，脱⼝⽽出，说：
“哼，旧社会呀！旧社会侬拨我（‘侬拨我’。上海话，‘你给我’的意思）做佣⼈，我还要挑挑看要不要呢！”
众⼈听了乐得暗中哈哈⼤笑，却不敢笑出声音来！这真的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呀！
⼆0⼆六年⼆月⼀日
写于澳⼤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