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听着母亲讲述日本占领广州时期的血腥岁月，那些记忆如影随形：有日本兵手持大刀闯入外祖父母家中，对着床底疯狂乱砍；有母亲故乡一整座村庄的男女老少，被日军包围尽数屠杀；还有外祖父被日本人抓进大牢，腿上烙下了被严刑拷打留下的深深伤痕。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暴戾，从此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童年的噩梦中，那些戴着后垂布野战帽的日本兵，就是世上最可怕的恶魔。

长大后，伴随着中日建交，我在荧屏上看到《排球女将》《血疑》《姿三四郎》等日本电视剧。剧中的人物大多含蓄善良真诚，与我记忆中那个残暴的日本人形象截然不同。

移居澳洲后，通过新闻，文学和艺术，我更感受到日本人的谦和、友善、守礼与克制。一个疑问始终萦绕心头：日本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为什么一个如此谦和、守礼的民族，会在侵华战争中犯下如此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暴行？

2026年5月，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东瀛之旅。十二天里，旅行巴士纵贯本州，从东京到箱根，穿越滨松、奈良、大阪、姬路、广岛、神户、宇治、京都、金泽、高山、静冈，最后折返东京，行程跨越两千五百公里。陪伴我们的导游久保先生熟悉日本历史，在驶向一座座城市的途中，他为我们上了一堂浓缩的日本历史课。

沿途聆听着久保先生的讲述，看着窗外流逝的风景与古迹，我仿佛从历史深处，隐约捕捉到了日本民族性中那种巨大反差的根源……

久保先生讲述的神道与日本皇室

奈良与大阪一带，是日本皇室与早期文明的摇篮。巴士驶入奈良盆地，车窗外时而掠过神社与鸟居。久保先生开始娓娓讲述日本皇室的历史，让我弄清了神道与日本皇室自诞生之初便紧密结合。

自远古时期起，日本先民便相信万物皆有灵——大至天地日月，小至山川、古树、奇石，乃至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皆有神明寄寓其中。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神社，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富士山脚下的浅间神社，以及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

四至五世纪完成统一前，日本列岛一直处于豪族割据状态，各个氏族均供奉自己的“氏神”。大和王权凭借奈良盆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垄断了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交流通道，率先引入铁器、水利技术与文字，逐渐发展为最强盛的政治势力，建立了以大和王族为盟主的豪族联盟。大王既是最高政治领袖，也是沟通天地的最高祭司，独掌祭祀神权。

为了赋予皇室至高无上的神圣合法性，大和王权编纂了712年完成的国史《古事记》。书中将大和王族的祖神天照大神尊奉为至高主神，又将其他被征服氏族的祖神纳入其神系之中。《古事记》将神话、英雄传说与现实历史融为一体，构建出一套宏大的国家叙事：大和皇室是至高主神的后裔，天生具有与天地诸神沟通的神圣性，因此皇位不可侵犯。这奠定了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合法性基础，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君主世系。

久保先生讲述的这段历史，让我明白，日本人温文尔雅的举止、对礼仪秩序的恪守，以及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源于神道精神与皇室文化千百年的熏陶。

久保先生讲述的幕府时代与尚武文化

我们的旅途经过静冈——这里是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当年起兵之地，距离武士政权发源地镰仓不远；随后又途经保留着浓厚武士文化遗产的金泽。这让我逐渐理解了日本民族冷酷、尚武一面的历史根源。

自大和王权建立至平安时代前期，天皇一直行使中央实权。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沉醉于风雅文化的皇室贵族对政治与军事控制日渐衰落。与此同时，由皇室支系分化出的两大武士集团——桓武平氏与清和源氏迅速崛起。经历长期权力斗争，源氏击败平氏。1192年，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开启了武家统治时代。在此后六百多年的武家统治时期，天皇依旧是国家最高的神权与文化象征，而幕府将军则牢牢掌握着土地、军事和行政实权。

一路上，久保先生断断续续讲述武士政权近数百年的割据纷争、权力倾轧，以及最终于1868年明治维新中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

据久保先生介绍，幕府政权确立了武士之间严密的御恩与奉公制度。武士依靠军功换取领地与地位，因此战功成为衡量荣誉与利益的标准。久保先生特别提到，在战乱年代，武士会割下敌人的首级、耳朵或鼻子作为呈验军功的凭证，战后据此论功行赏，因此每场战争结束后，许多幸存者都少了鼻子或缺了耳朵。

久保先生讲述的这段历史，让我认识到，这种以战功为核心的武士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武力征服和冷酷无情的一面。

久保先生眼中的日本民族性

神道、皇室文化与长达数百年的武家统治相互交织，造就了日本民族温和细腻与刚烈冷酷并存的复杂性格，也解开了我多年来关于日本民族性巨大反差的疑问。

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历史，也体现在不同地域迥异的沟通文化。久保先生在巴士上举过一个轻松幽默的例子：邻居家的孩子深夜练琴，引起邻里不满。面对同样一件事，京都人说话彬彬有礼，却要细细琢磨才能听出其中的抱怨；大阪人则直来直去，甚至会爆粗口；东京人的表达介于两者之间。

久保先生在讲解中也谈及日本国民性的弱点。例如，过度谨慎使日本人在技术上讲求精细，却缺乏大刀阔斧的创新，导致日本逐渐失去在手机、家电等产业上的领先优势；又如，日本社会对犯错的容忍度低，虽然英语是学校必修课，但许多人因害怕说错而不敢开口，英语会话能力普遍较弱。细思之下，我觉得久保先生谈及的这些国民性弱点，与神道、皇室文化以及武士道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有着密切关联。

日本导游久保先生

久保先生是我第一个近距离接触日本人。十几天的旅程，让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认真、谦逊、低调与友善。

久保先生个子不高。他对日本人的身高话题却毫不避讳。他告诉我们，过去日本人普遍偏矮，主要因为长期跪坐榻榻米的习惯，以及“多吃鱼、少吃肉”的传统饮食结构。他还说，“直到二战结束前，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因为身材矮小，当时欧洲人和韩国人称他们为霍比特人（“Hobbit”）。”

旅途中，久保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百米冲刺”。每次自由活动集合，只要发现缺了团员，他便会拔腿飞奔。有一次在人潮汹涌的东京浅草寺，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位。久保先生毫不犹豫地冲下车，摆出百米冲刺的架势，朝寺庙方向狂奔。十分钟后，他满头大汗独自跑了回来，再次清点人数，发现还是少人。他二话不说，又一次冲了出去。

那天，他终于气喘吁吁地把迷路的旅客带回车上，全车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面对迟到者的歉意，久保先生不仅没有半句责备，反而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是我之前没有把集合地点交代清楚。”

久保先生每到一家新酒店前，都会亲手画一张酒店周边的街道地图，详细标注哪里适合购物、哪家餐馆既便宜又能吃到地道的当地菜。让我困惑的是，他的地图仿佛有一道无形的边界，范围从不超过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

比如在京都，我们下榻于充满历史感的老城区，从他画的地图边缘再多走几分钟，跨过那条河，便是繁华现代的京都市中心。但因为久保先生在地图上只字未提，很多团友错过了领略京都现代风貌的机会。

在神户也是如此。久保先生认真地指引我们去一家商场品尝美食，却唯独没有告诉我们，穿过那家商场，就是标志性的神户港海滨。

联想到他提到过的日本国民缺点——“谨慎和害怕出错”，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现代市中心或热闹街区人流密集、环境复杂，游客一旦走远，迷路或发生意外的风险就会增加。对日本职人式服务而言，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让自己的工作出差错，比多做一步更重要。

站在颠簸车厢里的久保先生

在行进的大巴上，久保先生始终站着，面朝团友。他的身体随着车厢颠簸前后左右摇晃，双脚却仿佛生了根。他操着略显生硬的英语，神情始终平静，很少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讲笑话时总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谈到战争、历史和民族时，又格外有分量。

久保先生的开场白总是很幽默，“Since most of you are awake, I will talk about Japan’s…（既然大家都醒着，那我就来聊聊日本的……）”

而结束语则常常是：“I can see most of you are now asleep, please excuse me for taking a small break.（我看大家差不多都睡着了，那我也请假稍微休息一下。）”

在旅途中，久保先生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觉得日本的东西很便宜？”

确实如此。我们沿途享用的丰盛自助早餐，折合下来只需二十澳元左右，在物价高企的澳洲几乎难以想象。

久保先生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元坚挺，大约58日元便能兑换1澳元。如今，1澳元却能兑换110多日元，日元汇率几乎跌了一半。日元长期走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差距持续扩大；二是日本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而且几乎都以美元结算。

“三十年前，日本人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如今，日元一跌再跌，工薪阶层的收入却长期停滞。目前，日本国民人均年收入约为四万多澳元。收入较高的人或许会选择到韩国或台湾度假，大多数人只能在周末到近郊走走。”

久保先生谈中国

我们的旅游团共有四十八人，除了我和旅伴，其余都是澳洲白人。然而，中国却是久保先生讲解中经常提及的话题，可见，中国在日本人的国民意识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每次谈到中国，他的语调和措辞都保持客观。

他提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经济波动，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加剧后走上对外扩张道路。侵略中国是为了掠夺资源和争夺市场。

谈到日本社会对部分中国游客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的不满时，他说：“其实日本在1970年代以前也非常脏乱。直到政府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万博会前夕，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以严格的法律和执法措施整治环境卫生。日本的市容才逐渐改善。”

在京都古街，他告诉我们，艺伎身着的和服制作考究、价格昂贵。此前曾有一群中国游客为了争相与刚下车的艺伎合影，在拉扯中导致对方摔伤，还损坏了和服。此后，当地政府出台规定，禁止游客在街头强行与艺伎合影。

他还谈到，自2025年底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后，中国赴日旅游团数量大福下降，许多由华人在日本经营的旅游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我们结束行程当天，久保先生还向几位需要单独前往机场的团友，推荐了一家由华人经营的接送机公司。

从雪国走来的久保先生

久保先生四十岁出头，至今依然单身。他告诉我们，自己的家在北海道以南一座偏远的小城。一到冬天，整座小城便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张自家冬日的照片。画面中，屋外白雪皑皑，积雪漫过窗棂。屋内的窗台上，静静摆放着几个毛绒绒的小动物玩偶。

他在那座小城的房子很便宜，大约只需七万澳币。如今的年轻人毕业后纷纷涌向大城市，偏远的小城根本留不住人——毕竟大城市机会更多，也更热闹。

我们旅行时，正赶上日本中小学的郊游季。一路上，经常遇到排着长队的学生。看到有些孩子朝我们挥手，久保先生便说：“请向他们挥挥手吧，他们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

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跟着学校去东京郊游，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外国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说：“这些孩子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心情大概和我当年一样吧。”看着眼前这一幕，很难想象，当年那个看见外国人就兴奋不已的乡村男孩，几十年后，竟会以带着外国游客纵贯日本为职业。

在奈良公园喂鹿，是这趟旅程中我最愉快的时光。在巴士上，久保先生曾介绍，奈良公园里的鹿分两种：一种是“神的使者”，懂得向人鞠躬；另一种不会鞠躬，只是普通的鹿。我在竖立着鸟居的石子路上遇到的一只小鹿，恰好是一只“神的使者”。我一边向它喂鹿仙贝，它一边频频向我鞠躬，我也忙不迭地向它鞠躬回礼。

公园草坪上，久保先生手里拿着鹿仙贝，认真地跳着、跑着，一群小鹿跟在他身后，随着他“之字形”地穿行。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出两幅画面：一个是当年从雪国来到东京、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时满眼新奇的小久保；另一个是如今坐在温暖的小屋里，透过窗台上一排毛绒玩具，静静望着窗外漫天白雪的中年久保先生。我的心中竟莫名泛起一丝怅然……

旅行团解散时，久保先生告诉我们，他三天后将带一个日本本地旅游团，从东京前往北海道。

这三天的空档，他打算先回一趟家。乘坐新干线只需几个小时，普通列车却要坐上一整天。

我们问他选择坐那班车回去。

他说：“新干线太贵了，我坐普通慢车。”

如今，旅行团解散已经一个多月，但我脑海里依然抹不掉久保先生的音容笑貌。

大阪道頓堀繁华喧嚣的街头，久保先生站在“串炸达摩”店前，模仿店门口那尊巨型大叔立像，怒目圆睁地说：“No second dip!（严禁蘸两次酱！）”。全团人顿时笑得前仰后合。他的模样与神态，与那尊立像简直一模一样！

初夏时节，日本的阳光出人意料地强烈。久保先生却从不戴帽子，脸被烈日晒得黝黑，汗水一滴滴从额头淌下。

“I am good at making simple tasks complicated!”（我真擅长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啊！）

他的自嘲声仿佛依然在耳边回响，伴随着他那如一阵风般冲刺远去的背影，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