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前文已概述清初學術，以下擇數賢之著述，詳論其價值。
顧炎武
亭林先生顧炎武，係反清志士，亦儒林翹楚也。錢穆〈顧亭林學述〉曰：「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為其代表。」浙西派宗顧炎武，浙東派宗黃宗羲。章學誠《文史通義》謂：「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謂：「國初之學創於亭林」。
亭林於學術之功，首在下啟百年新風與門徑。清代樸學之盛肇自亭林，其重實證、摒空談之學風，及明流變、善歸納、躬考察之方法，皆為乾嘉學者所汲取。
顧氏親歷亡國，痛定思痛，主經世致用，重國計民生。《清史稿·顧炎武傳》云：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
又曰：「《日知錄》三十卷，尤為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權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
包世臣《藝舟雙楫》謂：「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日知錄》本為讀書札記，然於治國亦甚有裨益，可謂清初學界之「資治通鑑」也。潘耒〈日知錄序〉曰：
「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亭林論治道，常詳舉史實，見解鞭辟入裡。如《日知錄》論州縣賦稅：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
亭林深惡官多民擾，倡精簡機構，《日知錄·醫師》亦曰：「官多則亂，將多則敗。」《日知錄·省官》云：「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真可謂探本之言也。清心省事，蕭規曹隨，治大國豈不若烹小鮮乎？
論政事者，當能見其大，探其根，溯其制度之弊病，而不囿於一時一事。
如〈鄉亭之職〉謂：「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亭林尤重鄉以下之治，推崇三代之制，曰：「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蒍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善哉斯言！
亭林亦崇唐制，謂府不宜多。《日知錄·府》云：「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亭林反集權在上，是若釜底抽薪也。《日知錄·守令》云：「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又〈郡縣論〉曰：「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亭林文集》）
至於輿論監督，亭林亦有明見，《日知錄·清議》云：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古之清議，出自鄉校。國家雖腐，風俗敗壞，倘清議猶存，尚能殘喘；苟清議無存，真岌岌矣。此理迄今猶不過時，觀中共國之亂象，可知矣。
《日知錄》尤重世風。潘耒〈序〉謂：「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
此書不啻言歷史、政治、社會，抑涉經學、理學、藝文、佛教、天象、術數、地理、外國。然博聞非該書之要旨也。潘耒〈序〉曰：「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要之，旨在救世云爾，不啻救一時一世，當於千百年後猶有益焉。
訖於乾嘉，學者雖欽亭林，而重心變矣，四庫館臣謂不當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竊謂固當兼顧考據經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國若累卵，喪亂之餘，烏能不辨輕重？洎乎清末，時人果復關注亭林之經世。於考據、文辭用力，悉筌也，非魚也。製筌而不用諸魚，無異於買櫝還珠。
雖然，敝筌何以得魚耶？故經世之著不可不工於研究。茲舉亭林之研究法，如下：
一曰實地考察。亭林「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此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相濟也。鐘鼎碑碣，皆可以與經史互校，亭林〈金石文字記序〉曰：「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此乃以金石考證之法。《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云：「荒山頹址，遇有古碑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者。」治史者不可輕覷金石，考金石者當有此恆心。
二曰論必舉證，且證不孤。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曰：「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茲引亭林《日知錄》一例，以觀其何以論證：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為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毌丘儉詩〉：『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為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為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後之乾嘉學者，其訓詁亦採此博證之法。吾儕亦當習之。
（下期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