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文/清簫 清初三大儒，前已論述顧炎武、黃宗羲之學。本期起講王夫之及其學術。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學者稱船山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七年，聰穎過人，讀書一目十行，一字不遺。崇禎十五年，以《春秋》魁登鄉榜。時國勢難支，流寇猖獗，張獻忠陷衡州，船山匿南岳，賊執其父，以為人質。船山欲忠孝兩全，自引刀遍刺肢體，舁至賊所以易父。賊見其重傷，遂免之。明亡，聞北都之變，數日涕泣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 順治二年，清軍下南京。船山堅守氣節，獻策抗清，亟走湘陰，上書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順治四年，清軍下湖南。船山走桂林，瞿式耜疏薦於桂王，授行人。時南明諸臣仍日相水火，船山圖救金堡，三劾王化澄，化澄恚甚，欲殺船山。幸得不死，返桂林，聞母病，間道歸衡，遂不復出。 緬甸覆沒，船山益自韜晦，晨夕杜門著書。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甕牖孤燈，飢寒交迫，苦讀十三經、廿一史與張、朱遺書，生死當前亦不變。暮年多病，指腕不勝筆硯，猶時置紙墨於臥榻旁。 自明統絕祀，船山著書凡四十年，所成雅富。《同治衡陽縣志·王夫之列傳》云： 「夫之天性高朗，自明亡匿居，無所為生，一力於經史。其所著書四百餘卷，幾八百餘萬言，無所不通，而大抵以張載、朱熹為宗。獨其論史，不隨眾好惡，要探人之情，若身處其時地，然後推論之，故其書久而盛行海內，材智聰明之士，以為發千古之晦昧，湔文士之弇陋。自夫之卒後二百年，名震天下矣。自康熙以來，名儒代興，《易》、《詩》、《禮》、《爾雅》、小學，皆求古訓，斥空言，而夫之先發之。」 鄧顯鶴云：「船山先生於勝國為遺老，於本朝為大儒，其志行之超潔，學問之正大，體用之明備，著述之精卓宏富，當與顧亭林、黃藜洲、李二曲諸老先相頡頏，而世鮮知者。其所著諸書采入欽定《四庫全書》，案《全書提要》凡當代儒碩纂著多斫斫辯論，獨於先生書推崇無異詞。」（《楚寶》道光九年重刊本） 又《清史稿》謂：「夫之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於張子《正蒙》一書，尤有神契。」 清初諸儒，各有所長，如梨洲學術成果之最著者，在學案、史學、政治理想，而其哲學創見不大；船山於哲學之成就較卓，於張載之學尤精。周敦頤、張載重天道論，後儒愈重心性，益趨於內，迨船山而復重天道論。 重氣乃船山思想之要。《張子正蒙注》曰： 「虛空者，氣之量。氣彌淪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 張載《正蒙》謂「虛空即氣」，船山承襲其說。氣者，宇宙萬物化生之原也。船山謂「凡虛空皆氣也」，以「虛空」非「無」也。人雖不能見氣，然氣無處不在。船山《禮記章句》謂：「色從何凝，聲從何合，理從何顯，皆太虛一實者為之，是兩間無太虛也，一實而已矣。」《張子正蒙注》云：「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約言之，船山主「太虛一實」、「太虛即氣」。 《張子正蒙注》又云：「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船山所謂氣，含形上、形下之氣，以為理在氣中，氣外無理。《讀四書大全說》曰：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為主持分劑者也。故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氣則所以成聲者，理則吹之而合於律者也。以氣吹笛，則其清濁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製之不中於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氣過於輕重，則乖戾而不中於譜。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後其音律不爽。」 「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 「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離析之。」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 要言之，船山以為理氣不可離析，不分先後。 在船山以前，朱熹嘗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語類》）朱熹又云：「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朱子語類》）船山所謂「理不先而氣不後」，似同於朱熹「本無先後之可言」，而實異焉。夫理氣孰先孰後，固不必究，苟必究之，則朱熹定謂理先而氣後，視理高於氣。船山則視理氣平等，賦予氣以兼形上、形下之義。 理、氣、性乃中國思想史上之重要論題。船山言性，有獨特之見，謂性日生日成，分人性為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由天賦也，德生而具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云：「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未明言人性何如。《孟子·滕文公上》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 船山之論性，更贊同孔子性近習遠之說。《讀四書大全說》曰：「惟『性相近也』之言，為大公而至正也。」又《尚書引義》曰：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 「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 「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取精用物，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 船山亦認同天命，仁義禮智皆存於性中，然性非靜止不變也，人每日受天之所命，其性亦時變。《詩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思問錄》曰：「命不已，性不息矣。」故船山又云：「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形，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尚書引義》）謂性無定形，故不可放縱，須擇善執中，持之以恆。 （下期續）
文/清簫 清初學術有浙西、浙東兩大派，前文已論及顧炎武之著述，今期述浙東派之泰斗黃宗羲。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明亡後，宗羲自發抗清，召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清廷累下捕檄，宗羲聞南明魯王在海上，赴之，授左副都御史。後海上傾覆，知復國無望，遂奉母返故里，傾力著述。 宗羲兼擅經史，而史學成就尤著，堪稱清代史學開山之祖。著《明儒學案》，述明代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乃中國學術思想史專著之始；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撰《明夷待訪錄》一卷。顧炎武閱之，擊節讚嘆，謂三代之治可復也。《明夷待訪錄》若沉寂百年之火種，乾隆間列為禁書，而復燃於近代，推進清末民主思想之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宗羲亦善天文，撰《大統法辨》、《西洋法假如》、《回回法假如》等。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人盛稱之，殊不知宗羲在其先。 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宗羲辭之。掌院學士葉方藹奉詔同徐元文監修《明史》，徵宗羲，督撫以禮聘之，又辭。宗羲熟稔明代掌故，雖絕意仕清，然亦志於存史，故於《明史》有間接之貢獻。朝廷詔浙撫鈔其關乎史事之書送入京，且史局大議必咨之。曆志出於吳任臣，總裁千里寄書，請宗羲審正而後定。宗羲謂《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彝尊亦持此論，湯斌以宗羲書示眾，乃去之。《明史》〈儒林傳〉亦多本於《明儒學案》。 其子黃百家與門人萬斯同均參與修史。斯同以白衣參史局，所以報故國也。後人若以變節苛責，則謬矣。宗羲為斯同《補歷代史表》作序曰：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晚明遺老之心態近乎危素，史家之所以不死，以存國史也。彼時最嫻於明史者，莫過於宗羲，而斯同乃其得意門生。宗羲之肩，豈不如負泰山乎？ 宗羲之文，非以文學成就為的，而尤重詳存史事。其《南雷文定》云：「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事之缺文一也。」 非惟文為史，詩亦可補史之缺。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云：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 桑海之交，讀忠臣之詩，其情之深、事之細、肺腑之戚、浩然正氣，非史書所能盡也。如文天祥、汪元量、黃道周、張煌言之詩，詎非史之補哉？〈萬履安先生詩序〉曰： 「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 又〈詩曆題辭〉云：「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 中國以詩證史之法延續千年，明末清初以還，該理論愈加豐富。錢謙益〈胡致果詩序〉謂：「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於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詩經》與《春秋》本為一體，三代以前，詩即國史；三代以下，史、詩雖分，然詩中自有興亡治亂，「詩史」至杜甫而大備。 以詩、文為史之觀，為浙東派之後繼者所襲。如全祖望以碑傳為史傳；章學誠《文史通義》謂：「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歟？」 以下敘宗羲之思想與治學精神。宗羲師承明末大儒劉宗周。《清史稿》謂：「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宗羲深諳束書游談之弊，以經世致用為志。讀史多與求於心，二者不可偏也。 客觀而不輕信，乃宗羲史學另一大精神。〈明名臣言行錄序〉曰： 「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諡，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宗羲又考辨《實錄》與文集，選明文近千家，發掘其與《實錄》之異同。經史子集非互相割裂也，吾儕治史，亦可以私家文集為輔，考官家之可疑處。 其〈辯野史〉亦蘊求真精神：「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眥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跡，則是呆人說夢矣。……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時相去不遠，事已面目皆非，倘後人但憑紙上語，以訛傳訛，不啻遺害千年。 欲糾謬辨偽，無管窺蠡測之弊，所覽不可不博。博者，一曰博覽群書，二曰遍訪山川。宗羲〈談孺木墓表〉云：「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現代人喜言捷徑，殊不知學術尤需慢功夫，今之不及古也正如是。 （下期續）
文/清簫 前文已概述清初學術，以下擇數賢之著述，詳論其價值。 顧炎武 亭林先生顧炎武，係反清志士，亦儒林翹楚也。錢穆〈顧亭林學述〉曰：「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為其代表。」浙西派宗顧炎武，浙東派宗黃宗羲。章學誠《文史通義》謂：「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謂：「國初之學創於亭林」。 亭林於學術之功，首在下啟百年新風與門徑。清代樸學之盛肇自亭林，其重實證、摒空談之學風，及明流變、善歸納、躬考察之方法，皆為乾嘉學者所汲取。 顧氏親歷亡國，痛定思痛，主經世致用，重國計民生。《清史稿·顧炎武傳》云：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 又曰：「《日知錄》三十卷，尤為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權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 包世臣《藝舟雙楫》謂：「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日知錄》本為讀書札記，然於治國亦甚有裨益，可謂清初學界之「資治通鑑」也。潘耒〈日知錄序〉曰： 「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亭林論治道，常詳舉史實，見解鞭辟入裡。如《日知錄》論州縣賦稅：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 亭林深惡官多民擾，倡精簡機構，《日知錄·醫師》亦曰：「官多則亂，將多則敗。」《日知錄·省官》云：「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真可謂探本之言也。清心省事，蕭規曹隨，治大國豈不若烹小鮮乎？ 論政事者，當能見其大，探其根，溯其制度之弊病，而不囿於一時一事。 如〈鄉亭之職〉謂：「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亭林尤重鄉以下之治，推崇三代之制，曰：「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蒍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善哉斯言！ 亭林亦崇唐制，謂府不宜多。《日知錄·府》云：「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亭林反集權在上，是若釜底抽薪也。《日知錄·守令》云：「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又〈郡縣論〉曰：「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亭林文集》） 至於輿論監督，亭林亦有明見，《日知錄·清議》云：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古之清議，出自鄉校。國家雖腐，風俗敗壞，倘清議猶存，尚能殘喘；苟清議無存，真岌岌矣。此理迄今猶不過時，觀中共國之亂象，可知矣。 《日知錄》尤重世風。潘耒〈序〉謂：「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 此書不啻言歷史、政治、社會，抑涉經學、理學、藝文、佛教、天象、術數、地理、外國。然博聞非該書之要旨也。潘耒〈序〉曰：「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要之，旨在救世云爾，不啻救一時一世，當於千百年後猶有益焉。 訖於乾嘉，學者雖欽亭林，而重心變矣，四庫館臣謂不當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竊謂固當兼顧考據經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國若累卵，喪亂之餘，烏能不辨輕重？洎乎清末，時人果復關注亭林之經世。於考據、文辭用力，悉筌也，非魚也。製筌而不用諸魚，無異於買櫝還珠。 雖然，敝筌何以得魚耶？故經世之著不可不工於研究。茲舉亭林之研究法，如下： 一曰實地考察。亭林「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此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相濟也。鐘鼎碑碣，皆可以與經史互校，亭林〈金石文字記序〉曰：「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此乃以金石考證之法。《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云：「荒山頹址，遇有古碑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者。」治史者不可輕覷金石，考金石者當有此恆心。 二曰論必舉證，且證不孤。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曰：「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茲引亭林《日知錄》一例，以觀其何以論證：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為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毌丘儉詩〉：『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為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為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後之乾嘉學者，其訓詁亦採此博證之法。吾儕亦當習之。 （下期續）
文/清簫 或謂：清代乃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此說未必允當，然有清一代，學術成就信然大放異彩。《清史稿·藝文志》曰：「經籍既盛，學術斯昌，文治之隆，漢、唐以來所未逮也。」又〈文苑傳〉云：「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竊謂「超漢越宋」猶待商榷，而清學確能獨樹一宗。 洎乎晚季，歐艦叩關，西風東漸，若巨濤駭浪，人人無可遁避；舊學新知，猝然交融取捨，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傳統與西學之關係，非相牴也；近人之歐化，實本於儒家思想。舊學之根柢，開放之胸懷，二者缺一不可，觀王韜、薛福成、康有為諸賢，可知矣。是以清末諸儒之著，亦有可觀者也。 清軍入關以後二百六十餘年間，儒林可觀之書浩繁無垠，吾人何由研治？必先知其綱要脈絡。王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見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順康之世乃清學之第一期，猶梁任公所謂「啟蒙期」也。明季遺老抱冠帶沉淪之隱，省王學末流之弊，志在經世致用，重在國計民生。《易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宋明心學向內窮極，遂須向外尋求新途。國何以亡，是亦遺老所探究者也。 乾嘉之世乃第二期，猶梁任公所謂「全盛期」也。天下承平日久，學者經世之志遂淡，專精於經史小學，旁及音韻、天算、地理、金石、校勘等。其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初，漢學、宋學尚未水火不容；漢宋之爭，至乾嘉而愈烈。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輩不喜宋學，其志不在經世致用，為考據而考據爾。錢穆《國史大綱》謂彼時學術文化，漸與政治事業脫節。故乾嘉之學精而非大。 道咸以下乃第三期，猶梁任公所謂「蛻分期」與「衰落期」也。是時國勢衰頹，魏源、龔自珍之輩主求微言大義，以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雖復經世致用之志，然與清初迥異矣。晚清公羊今文學派，以舊瓶盛新酒，如康有為藉經學以倡變法。雖為救國，然亦有牽強之論。此時期之史學甚可稱道，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開著述世界史地之先河。 以下詳論三期之學術，提煉清儒之得失。 清初 明末學術凋敝，心學風靡一時。陽明乃百年難遇之聖哲，然王學之流弊亦甚，學者或僅談性，求頓悟；或以謬論標新立異。此非陽明之過。舉凡學說，盛久必衰，或偏離遠矣，或因時取棄。《清史稿·儒林傳》謂：「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清儒矯前明空疏之病，其藥方可以一「實」字蔽之。 經史之考據訓詁乃清代學術之主流，此風肇始於國初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儒。清初學者，以地域分，北有孫奇逢、李顒、顏元，南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浙西宗顧炎武，浙東宗黃宗羲。若以術業分，則如下： 經學與哲學：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經學成就斐然。炎武大倡「捨經學無理學」，「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若璩「喚起『求真』觀念」，善考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胡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清史稿》云：「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 閻若璩已近漢學，而非清代漢學之揭旗人。揭漢學旗幟者，惠棟也。其著述極富，多前人所未及道者，撰《九經古義》、《周易述》、《周易本義辨證》等，於《易經》尤精。然惠棟非第一時期之學者，其父士奇係清初至乾嘉過渡之關鍵人，抑吳派經學先驅也。蓋清前期漢學興起之過程，乃惠士奇開之，而惠棟揚之。 另有一派較保守溫和，以孫奇逢為主。奇逢宗陽明，後以程朱之學調和，不立門戶。著《理學傳心纂要》，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 、羅洪先、顧憲成。梁任公云，啟蒙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而漸復於漢唐。 顏元尤尚實踐，以空談為恥，主躬行，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此派以為學問不當求諸書冊，惟應求諸日常行事。 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鼎足稱三大儒。康熙十八年，清廷薦舉，顒稱疾篤，絕食拒仕。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召顒見，顒遣子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聖祖特賜御書「操志高潔」。顒曰：「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清史稿·李顒傳》）明清之際學者多持經世致用、實踐躬行之觀，此本儒家之宗旨也。 史學： 黃宗羲、萬斯同乃清初史學巨擘。宗羲《明夷待訪錄》，於中國近代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助力。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明史》前期之功，首推斯同。顧炎武《日知錄》析治亂興衰之因，亦可歸類於史學。又王夫之《讀通鑑論》，探秦至五代盛衰之教訓。學術思想史方面，宗羲撰《明儒學案》，晚年輯《宋元學案》，惜乎未竟而卒。後全祖望博採群書，為之補輯。地理方面，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訛謬之處，皆為糾正。 小學： 章太炎《國學概論》謂：「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國初之成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方以智《通雅》、黃生《字詁》、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等。《音學五書》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顧氏以聲音為文字、文學之本原，此音韻學之關鍵也。又黃氏《字詁》「因音求義」，乃訓詁之要徑。 文學： 《清史稿·文苑傳》云：「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魏禧、侯方域、汪琬開文章風氣之先。方苞乃桐城派之宗主，善古文，嚴於義法，主文學經世。 評點學盛於明清，金聖歎以評點蓋世，著《左傳釋》、《天下才子必讀書》。又黃宗羲撰《明文授讀》，儲欣撰《唐宋八大家類選》，悉為清初古文評點學佳著。 清初詩話富學術價值。吳喬詩論，可謂袁枚性靈說之先聲也，其《圍爐詩話》與賀裳《載酒園詩話》、馮班《鈍吟雜錄》並為談詩三絕。葉燮《原詩》，見解獨到，發前人未及之論。漁洋山人王士禎，康熙間詩壇之領袖也，倡神韻說，撰《帶經堂詩話》。 清初詞學亦開新氣象，復得詞之美感特質。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曰：「清初之詞，最著者為朱竹垞、陳其年。」「論詞者，自明之末造以迄清之中葉，輒推臥子第一，容若次之，竹垞、其年、樊榭猶不得為上乘也。」陳子龍（臥子）係明末抗清英雄，其詞婉麗而有氣節。納蘭容若雖為旗人，而詞不遜漢人，王國維謂之「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朱彝尊（竹垞）開浙西派，其詞貴在情深，「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清代詞學概論》）。陳維崧（其年）開陽羨派，「詞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清史稿》），惜乎貌豪放而欠沉鬱。 自然科學： 晚明已引入西方科學，易代之際亦不乏研究。方以智，明末清初之通才，《清史稿》云：「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所著《物理小識》可謂百科全書也，多真知灼見。其〈自序〉曰：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方氏揭櫫通幾、質測兩大研究方法。質測者，考察事物之特性而究其變化之理也。 《物理小識》又謂地球為圓：「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 且載金星、水星繞太陽而行： 「西國近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 方氏治學嚴謹，不盲從，以光肥影瘦之論，破太陽大於地球百十六餘倍之疑。《物理小識》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於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於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徵之，刺一小孔，使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於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小結 以上所舉，不乏反清志士、布衣學者、山林遺逸，未遑述及官方學術。茲且論個人領域，要之，所貴者在實用、實踐、考證，能著眼於大處，亦於細處求真。此時期學者喜言成敗經世，至乾嘉而愈近學究；於宋學猶能因襲，惜乎後世正統派棄之若敝屣矣。
1月6日迎来小寒节气；1月11日就是腊月初八，值此岁末冬季，有许多传统的饮食习俗，承传古人的养生智慧。 腊月初八 佛寺煮粥供佛飨众 约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这天就是腊月八日。佛教传到中土后，佛教徒在腊月八日煮腊八粥供佛，象征牧羊女供养佛陀的乳糜粥，纪念佛陀成道开悟。据载，宋朝时，各大佛寺已将腊八粥布施给门徒及善男信女们。 清代学者夏仁虎的〈腊八〉诗云：“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诗中描写了从平民百姓到朝廷，都在忙碌煮腊八粥的风情画。 腊八粥（图片来源：Adobe Stock） 1. 为配合初八日，腊八粥以8样食材为传统，过去民间常节省米和豆，以便腊八日煮一锅温暖香醇的腊八粥。 2. 洁白的粥加上红豆和红枣，煮出深红色大气的粥，同时还散发浓郁香气。 3. 煮的时候须特别注意，大米和各种豆子，煮熟软起锅的时机是不一样的。 小寒大寒 吃糯米饭驱寒 寒冬中，吃上一碗温热软糯的糯米饭，身子不禁暖和起来。其实，据明代药学经典《本草纲目》记载，糯米性温，味甘，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大寒是传统中国24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民间盛行在大寒这天吃糯米饭或糯米糕驱寒。 北京人时兴在大寒时，吃一种以桂圆、坚果为馅料的消寒糯米糕；各地区的人也在大寒吃糯米饭，有的煮成香甜的八宝饭；有的添加丰富配料，做成各种风味的咸糯米饭；还有活血袪寒效果的麻油鸡糯米饭。 1. 广式腊味品类多样，滋味咸甜适中，美食之名远播。最能体现广式腊味魅力之料理，莫过于腊味煲仔饭。 2. 用砂锅煮腊味饭，当米表面出现了泡泡水气时，放腊肉片，铺在饭上焖煮。 3. 饭起锅后再铺上汆烫过的青江菜，或是菜在最后焖煮阶段放入焖熟亦可。 糯米饭（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冬腊风腌 蓄以御冬 1月6日迎来小寒节气，正是古谚所谓“大寒小寒，杀猪过年”的时节。岁末之时，农村的家家户户会把多馀的肉类，腌制成腊味储备起来，准备过冬，因此民间流传老话：“冬腊风腌，蓄以御冬。” 小寒节气到，天气变得更干燥，东北季风明显增强，此时腌肉不容易坏掉，正是加工腊肉的好时节。同时，肉类经过风干，其保质期比其他作法要略长。此外，风干的作用也会让肉更美味，产生独特的腊味香气。 腊味饭（图片来源：Adobe Stock） 1. 鸡肉切丁加腌料拌匀，腌几分钟后入味，同时也让鸡肉的口感更滑嫩。 2. 选购鲜度够的干虾米，使用前要先泡软，再用油将虾米炒香铺在糯米饭上。 3. 糯米的消化与温度有关，热吃易消化，冷吃不易消化。消化功能弱的人，宜将糯米饭煮烂软，并趁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