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或謂：清代乃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此說未必允當，然有清一代，學術成就信然大放異彩。《清史稿·藝文志》曰：「經籍既盛，學術斯昌，文治之隆，漢、唐以來所未逮也。」又〈文苑傳〉云：「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竊謂「超漢越宋」猶待商榷，而清學確能獨樹一宗。
洎乎晚季，歐艦叩關，西風東漸，若巨濤駭浪，人人無可遁避；舊學新知，猝然交融取捨，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傳統與西學之關係，非相牴也；近人之歐化，實本於儒家思想。舊學之根柢，開放之胸懷，二者缺一不可，觀王韜、薛福成、康有為諸賢，可知矣。是以清末諸儒之著，亦有可觀者也。
清軍入關以後二百六十餘年間，儒林可觀之書浩繁無垠，吾人何由研治？必先知其綱要脈絡。王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見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順康之世乃清學之第一期，猶梁任公所謂「啟蒙期」也。明季遺老抱冠帶沉淪之隱，省王學末流之弊，志在經世致用，重在國計民生。《易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宋明心學向內窮極，遂須向外尋求新途。國何以亡，是亦遺老所探究者也。
乾嘉之世乃第二期，猶梁任公所謂「全盛期」也。天下承平日久，學者經世之志遂淡，專精於經史小學，旁及音韻、天算、地理、金石、校勘等。其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初，漢學、宋學尚未水火不容；漢宋之爭，至乾嘉而愈烈。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輩不喜宋學，其志不在經世致用，為考據而考據爾。錢穆《國史大綱》謂彼時學術文化，漸與政治事業脫節。故乾嘉之學精而非大。
道咸以下乃第三期，猶梁任公所謂「蛻分期」與「衰落期」也。是時國勢衰頹，魏源、龔自珍之輩主求微言大義，以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雖復經世致用之志，然與清初迥異矣。晚清公羊今文學派，以舊瓶盛新酒，如康有為藉經學以倡變法。雖為救國，然亦有牽強之論。此時期之史學甚可稱道，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開著述世界史地之先河。
以下詳論三期之學術，提煉清儒之得失。
清初
明末學術凋敝，心學風靡一時。陽明乃百年難遇之聖哲，然王學之流弊亦甚，學者或僅談性，求頓悟；或以謬論標新立異。此非陽明之過。舉凡學說，盛久必衰，或偏離遠矣，或因時取棄。《清史稿·儒林傳》謂：「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清儒矯前明空疏之病，其藥方可以一「實」字蔽之。
經史之考據訓詁乃清代學術之主流，此風肇始於國初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儒。清初學者，以地域分，北有孫奇逢、李顒、顏元，南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浙西宗顧炎武，浙東宗黃宗羲。若以術業分，則如下：
經學與哲學：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經學成就斐然。炎武大倡「捨經學無理學」，「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若璩「喚起『求真』觀念」，善考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胡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清史稿》云：「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
閻若璩已近漢學，而非清代漢學之揭旗人。揭漢學旗幟者，惠棟也。其著述極富，多前人所未及道者，撰《九經古義》、《周易述》、《周易本義辨證》等，於《易經》尤精。然惠棟非第一時期之學者，其父士奇係清初至乾嘉過渡之關鍵人，抑吳派經學先驅也。蓋清前期漢學興起之過程，乃惠士奇開之，而惠棟揚之。
另有一派較保守溫和，以孫奇逢為主。奇逢宗陽明，後以程朱之學調和，不立門戶。著《理學傳心纂要》，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 、羅洪先、顧憲成。梁任公云，啟蒙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而漸復於漢唐。
顏元尤尚實踐，以空談為恥，主躬行，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此派以為學問不當求諸書冊，惟應求諸日常行事。
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鼎足稱三大儒。康熙十八年，清廷薦舉，顒稱疾篤，絕食拒仕。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召顒見，顒遣子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聖祖特賜御書「操志高潔」。顒曰：「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清史稿·李顒傳》）明清之際學者多持經世致用、實踐躬行之觀，此本儒家之宗旨也。
史學：
黃宗羲、萬斯同乃清初史學巨擘。宗羲《明夷待訪錄》，於中國近代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助力。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明史》前期之功，首推斯同。顧炎武《日知錄》析治亂興衰之因，亦可歸類於史學。又王夫之《讀通鑑論》，探秦至五代盛衰之教訓。學術思想史方面，宗羲撰《明儒學案》，晚年輯《宋元學案》，惜乎未竟而卒。後全祖望博採群書，為之補輯。地理方面，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訛謬之處，皆為糾正。
小學：
章太炎《國學概論》謂：「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國初之成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方以智《通雅》、黃生《字詁》、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等。《音學五書》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顧氏以聲音為文字、文學之本原，此音韻學之關鍵也。又黃氏《字詁》「因音求義」，乃訓詁之要徑。
文學：
《清史稿·文苑傳》云：「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魏禧、侯方域、汪琬開文章風氣之先。方苞乃桐城派之宗主，善古文，嚴於義法，主文學經世。
評點學盛於明清，金聖歎以評點蓋世，著《左傳釋》、《天下才子必讀書》。又黃宗羲撰《明文授讀》，儲欣撰《唐宋八大家類選》，悉為清初古文評點學佳著。
清初詩話富學術價值。吳喬詩論，可謂袁枚性靈說之先聲也，其《圍爐詩話》與賀裳《載酒園詩話》、馮班《鈍吟雜錄》並為談詩三絕。葉燮《原詩》，見解獨到，發前人未及之論。漁洋山人王士禎，康熙間詩壇之領袖也，倡神韻說，撰《帶經堂詩話》。
清初詞學亦開新氣象，復得詞之美感特質。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曰：「清初之詞，最著者為朱竹垞、陳其年。」「論詞者，自明之末造以迄清之中葉，輒推臥子第一，容若次之，竹垞、其年、樊榭猶不得為上乘也。」陳子龍（臥子）係明末抗清英雄，其詞婉麗而有氣節。納蘭容若雖為旗人，而詞不遜漢人，王國維謂之「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朱彝尊（竹垞）開浙西派，其詞貴在情深，「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清代詞學概論》）。陳維崧（其年）開陽羨派，「詞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清史稿》），惜乎貌豪放而欠沉鬱。
自然科學：
晚明已引入西方科學，易代之際亦不乏研究。方以智，明末清初之通才，《清史稿》云：「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所著《物理小識》可謂百科全書也，多真知灼見。其〈自序〉曰：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方氏揭櫫通幾、質測兩大研究方法。質測者，考察事物之特性而究其變化之理也。
《物理小識》又謂地球為圓：「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
且載金星、水星繞太陽而行：
「西國近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
方氏治學嚴謹，不盲從，以光肥影瘦之論，破太陽大於地球百十六餘倍之疑。《物理小識》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於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於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徵之，刺一小孔，使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於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小結
以上所舉，不乏反清志士、布衣學者、山林遺逸，未遑述及官方學術。茲且論個人領域，要之，所貴者在實用、實踐、考證，能著眼於大處，亦於細處求真。此時期學者喜言成敗經世，至乾嘉而愈近學究；於宋學猶能因襲，惜乎後世正統派棄之若敝屣矣。
